上善若水
——长篇报告文学《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绪言
文/陈启文
一
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也。——这是管子说出的一个真理。
水是人类最早认知的元素之一，看似寻常，又非同寻常。在人类诞生之前水就诞生了，没有水，也就没有人类，没有一切生命。它经历生，也穿越死，贯穿了人类的全部历史，控制了所有的生命形态。尽管东西方有如隔鸿沟的文化差异，但在古代朴素物质观中，无论东方或西方都把水视为世界的一种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水是中国古代五行之一，也是西方古代四元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水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具有普适价值的一种认同。
春秋时代，生于贫寒的管仲，摄齐相四十余载，史称他博通坟典，淹贯古今，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管仲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一位在中国水利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水利家。管子一直把兴水利、除水害看作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这五害为：水、旱、风雾雹霜、厉和虫。其中有三害直接与水有关，即水灾、旱灾和气象灾害，而疫病和虫灾又间接与水有关，可谓三害之次生灾害，历史上，每一次大洪灾几乎都会引发瘟疫流行，每一次大旱灾又会引发惨烈的蝗灾。对治水，管子给予了最突出的强调:“除五害，以水为始。”他把水分为干流、支流、季节河、人工河和湖泽五类，根据不同水源的特点进行统筹规划和综合治理。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管仲在《度地》中对如何组织水利施工就有相当详尽的记载：先设置水机构——“水官”，设正副长官各一名，以统辖其下的官佐和治水队伍，再挑选两名“都匠水工”担任治水工匠的负责人，然后将水利工程的规划向主管上级报告，待核准后方能实施。管仲对渠系水力学的观测也有科学的描述，如渠道比降大了，水流过快，就会冲毁渠道；缓了，又会造成道淤积。在反复的观测实验之后，他对于干渠的合理比降便有了一个大致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比降大约相当于千分之一。当渠道通过难以避免的道路、小河或沟谷时，还需要修建多种形式的建筑物，如倒虹吸管、跌水等，而陡坡和跌水之下又可能发生“水跃”，对渠道产生危险的冲刷。一个远在两三千年前的春秋古人，能够掌握这一系列水利科学知识，对渠系水力学有如此精确的描述，足以表明中国古人在水利方面的杰出智慧。
水利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掘地财，取水利。”
水利和水一样，其实也非常简单，利用水。如果说老子的“上善若水”是自然主义的，水利则是一个更倾向于人类的词语。没有人类，也就无所谓水利或水害。水的利害，完全取决于人类基于自己生存的判断与选择。在原始洪荒时代，所有江河水系都是自然存在，当人类意识到有的水会危及自身的生存，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水害以保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时，水利也就诞生了，这其实是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一种觉悟。水利或水害，换句话说，就是主动或被动，只有人类掌握了利用水的主动权，又能根据水性因势利导，才有水利；若是人类处于被动的位置，对水失去控制，放任自重任其肆虑，势必给人类带来灾害。如何治水，也就是如何兴水利、除水害，“使其利得以尽显，害得以力避”，从一开始，这就是人类对水利的基本追求。
从传说中的大禹父子治水开始，到李冰父子筑都江堰、秦人开郑国渠和灵渠、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等治水史迹，中华民族围绕兴水利、除水害，抒写了一部源远流长的治水史诗，在每一座传世的水利工程背后，都伫立着一个个治水英雄的经世不灭的形象。而是每一座水利工程的成败得失，最终都不是人类盖棺定论的，而是在时间中得到检验，甚至接受了时间的审判。
很多事都是常识，说起来谁都懂，但在运作过程中又未必如此简单，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失败的水利工程。在中国，像都江堰这样的经典水利工程，够成为永恒的的存在，实在是凤毛麟角。有道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江河变幻，流水无情，许多工程在沧桑变迁中或被废弃，或被湮没。还有的从一开始就已注定是失败的工程，譬如上古传说中大禹之父鲧干出来的那些工程。为了抵御羽山一带的滔天洪水，鲧采取不断筑高堤防的办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是堵，河流越是堵得慌，河床淤塞得越高，洪水被堵得没有出路，最终酿成堤倒水决、淹死无数黎民的惨祸，这也是从水利到水害的一次利害急转。鲧不是第一个失败者，更不是最后一个。从鲧在羽山堵口到汉武帝在瓠子堵口，人类以失败的方式反复验证了一个治水的绝对真理：堵，绝对的堵，还真是绝对地堵不住的，你堵得再死，河流也得自寻出路，而当一条河流自寻出路时，往往就是人类的绝路。这也给后世带来了无尽的惊悚与警示。也就在汉武帝时代，司马迁著《史记》专辟了一篇《河渠书》，这也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记述了从夏禹治水到汉武帝黄河瓠子堵口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系列治河防洪、开渠通航和引水灌溉的史实，“甚哉，水之为利害也”，“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
记得歌德对水有这样一段描述：“水这种东西，对于熟悉和掌握它的习性的人来说，是非常温和的。它承载着你，听凭你的摆布。”——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熟悉和掌握它的习性”是人类面对水、正视水、利用水的唯一前提。若要治水，你先必须摸透水的习性，水的自然规律。大禹治水，就摸透了水性，其核心意图便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他用一把如同天授的神奇板斧，将一道道堵塞河道的山石劈成峡谷（黄河上中游的许多峡谷，据说都是他当年劈开的），最终将洪水流畅地导入大海，这不但使他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治水英雄，也让他接替舜帝成为了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当治水与治国高度统一，夏禹就不只是一名杰出的水利专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治水与治国，也就高度统一在这个上古圣王的身上。
一座羽山，不但为人类提供了大禹父子版的治水方式，其实还有第三种灾难性版本。而制造这一灾难者，并非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羽山山顶原来有一眼泉水，传说鲧死后变成了一只三条腿的鳖，就在这泉中安身，故名殛鲧泉。泉眼四周围着一圈坚固的天然岩石。千百年来，这泉水清澈甘甜，终年不涸，但每遇阴雨天气便散发出阵阵腥味。这一眼泉水的两种情形，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的两副面孔。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有两面性，自然而然。然而到了大跃进时代，一眼亘古以来的自然泉水却被人类葬送了。葬送它的是羽山脚下李堰公社一个姓李的干部。看着山下干得开裂的田地，他想为老百姓干一件好事，把泉水从山上引到山下来灌溉农田。看上去，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在殛鯀泉的岩石上炸开一个缺口，水就自然流下来了。结果呢，一道岩石被炸开了，那水就突然消失了，而且是永远消失了。从那以后，无论人类怎么想办法，殛鲧泉再也没有泉水冒出来。那干涸的泉眼至今犹在，我特意爬到山顶上去看过，一个死去年的泉眼，像一只空洞无辜的眼睛。这是一件小事，却是一个比传说更真实的事件，它凸显出了大自然极其脆弱的一面，在人类面前，它简直不堪一击。这也向人类又一次发出了强烈的警示：在水利上，人类的很多良好愿景，哪怕是看上去很容易实现的的愿景，转眼间就会变成一种永远的绝望。这也算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历史插曲吧。
追溯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水利史，事实上就是从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开始的，它传达的其实不止是大禹父子两代治水的宿命，也是中国水利的命运。一部中国水利史一直在争辩与追问中推进，争论的焦点与症结其实就是两个字：堵与疏。看中国古代经典水利工程，几乎都是以疏导胜出的。以都江堰为例，其治水箴言说起来却是连小学生都明白的六个字：“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是以疏通水道为重，低作堰，则是以堵为辅。可见堵与疏并非截然对立，在对立中也有统一。事实上，人类治水，从来就是堵与疏并用，互相倚赖，不可或缺，只是有个主次轻重的问题。而灵梁、郑国渠则是以凿山为疏、筑渠是堵，说穿了，还是因势利导，把水导入人类开凿的渠道之后，才能让它顺其自然，水到而渠成，没有水自然不成。这一治水哲学早在四千年以前就被中国的先农们懂得和掌握了，这也是中国农业从原始农耕向农耕文明迈进的最关键的一步。
一个疑问，除了堵与疏，在水利上人类是否还有第三种策略呢？
事实上中国古人并不缺少综合治水的智慧，在水利中还一直特别强调一个字，保。所谓保，就是水土保持，保持水对土地的涵养，防止水土流失。如果说堵与疏还只是比较单纯的治水，保，则是对水的综合治理，是对江河流域生态植被、湖沼湿地的保护，堪称治水之根本。设若从上游开始就有生态植被的层层保护、层层过滤，黄河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泥沙快下，更不会变成一条悬河了。黄河上游的荒漠化，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绝对不能完全归咎于气候与自然原因，更多的还是人类对生态植被的破坏。历史上，在黄土高原本有茂密的森林，恰恰是在唐宋这些太平盛世掀起了一轮轮开荒的高潮，原始森林遭到了人类的大规模砍伐，使黄河变成了一条万劫不复的泥沙之河。直到今天，黄河流域的森林覆盖率仍然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生态植被难以得到恢复，对生态植被的破坏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森林的消失是造成黄河洪灾与断流并存的历史原因。对这些，笔者在关于黄河的篇章里将有更详尽的叙述。这里只说清道光年间，曾任户部郎中的梅曾亮在其《书棚民事》中说:“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那些草木茂密之山，既能与土石粘在一起，地表又有厚厚的植被与腐叶遮蔽，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水土保护层，下雨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天旱又有山上树根和土石储存的水源浸润灌溉。反之，一旦植被遭受破坏，雨天就会造成水土流失，旱天山上也没有了水源。这其实是一个常识，他劝告人们，若为了开垦更多的田地而造成水土流失，反而会让已有的田地大规模受灾，实在不划算，得不偿失。但数千年来，中国人又一直在这样得不偿失地干。
从治水三策看，中国人是堵得最多，疏得较少，保得最差、最失败。一部中国水利史，几乎就是一部河防史。中国的每一条河流上，无一不是堤防高筑，后来又是大坝高筑。中国人对水的依赖和对水的恐惧，一直异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水，萌生和繁衍了中华农耕文明，而人类大规模的垦荒，又让中国成了世界上原始森林和湖泊湿地消失得最快的国度，连河谷、河床和那些蓄水的湖泊也都被围垦成了粮田。这无边无际的粮田，就像人类永远也填不满的巨大胃口。一旦洪水淹没了粮田，就成了人间万劫不复的灾难，但却很少有人想过，这些粮田原本就是河流的出路。中国的许多河流，每一次疯狂的泛滥，几乎都是被人类逼疯的，你已经把它们的路逼得越来越窄了，逼得走投无路了。而面对洪水的泛滥，你除了把堤坝拼命筑高，越筑越高，再就是俯身向河神祈求。人类开始拱手作揖，祈愿各路神仙慈悲为怀，连人间最尊贵的王者，也在河流跟前跪倒了，他们祈求有一种比河流更强大的力量，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镇压它们。几乎每一条河边， 都有镇水塔、镇水的铁牛或石牛。
天地间，没有比水更简单的东西，也没比水更复杂的东西。如果不透过幽深的历史，是绝对看不清眼前这现实之水的，哪怕看见了也是浅薄的。每一条河流，无不是历史长河，无不是从漫长的岁月中一路流来，岁月幽深而江河不绝，世间有一种亘古未变又变幻莫测的事物，就是水。它经历生，也穿越死，一个民族的繁衍生存或动荡不安无一不与河流有关。从水到水利，说到底，并没有太深奥的道理，还是老子那句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是水与人的最高价值体现。如果古往今来，还有谁比老子更能说出水的真谛，我情愿舍弃这句千百年来被人类反复援引的话。引用得越多，就越是真理，真理其实也就是常识，换句话说，常识就是早已被人类普遍认知的真理。
二
一个家喻户晓的人，说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这和管子那句“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但知道这句话的背景并不多。这话并非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说的，早在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用他浓厚的湘中口音说出了这句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予以极大的注意！”如今，在江西革命老区的老墙上，还能找到这句话的模糊印记。
水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之命脉，家之命脉，一切生命之命脉。就在毛泽东说出这句名言的一年前，1933年，在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三届年会的决议中，对水利给出了一个现代性的定义：“水利范围应包括防洪、排水、灌溉、水力、水道、给水、污渠、港工八种工程在内。”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水利中又增加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环境水利和水利渔业等新内容，水利的含义更加丰富、广泛。因此，现代水利也可以概括为：“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自然界的水和水域进行控制和调配，以防治水旱灾害，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
出身于湘中农家的毛泽东，从小在水灾频仍的湖湘水泽之地长大，“长太息以掩常分，哀民生之多艰"，一代湖湘子弟和漂泊湖湘、行吟泽畔的屈子原本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连接。毛泽东通观中国历史，深知水灾对人类的危害，如何治理全国各地水患，是他穷其一生都在思虑的问题。1942年底，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时，再次对水利予以突出的强调与重申，他号召边区干部群众要把“兴修有有效水利”列为提高农业技术的首要位置。“有效水利”，这一概念不知是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但的确是人类对水利工程的一个冷峻而清醒的认知，毛泽东能以如此明确的方式提出来，也足以表明他在兴修水利上的理性与清醒。很多人觉得只要兴修水利就是好事。若是“有效水利”自然有利，但还有一种劳民伤财的“无效水利”，非但无益，反而会从一个美妙的愿景出发而走向水利的反面，从水利变成遗祸无穷的水害。
对于新中国，开国，就是大办水利的开始。面对江河泛滥，毛泽东先后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而这也都是国中最难治理的灾难性河流。1953年2月，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水治我，我治水，我若不治水，水就要治我，我必须治水！”面对江河泛滥，毛泽东甚至做了最坏的准备：“ 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
只有做了最坏的准备，才会以最大的决心、举全国之力以治水。
那时的中国，一贫如洗，既没有资金，又缺少大型施工设备，技术力量也十分有限。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一是靠人民公社等集体化制度，铲除了“私有界埂”，削去高地，填平低洼，营造出一片片更适合灌溉的大田；二是靠“国家搭骨头，群众填血肉”的建设模式，国家与各级政府的投入大体是用来完成占工程体积三分之一左右的骨干和框架，而群众填进去的是滚烫的血肉。三十多年里，亿万中国农民几乎是以无偿的义务劳动或低廉的记工分的方式，靠大锤铁锹、手推肩扛等原始的劳作方式，完成了难以估量的土石方工程。有专家估计，他们的直接付出约占整个水利工程总量的三分之二。大跃进时期，是新中国水利建设上登峰造极的年代。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将军曾对1958年的水利工程做了一个总结，“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此言不虚。自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至1949年的四千年间，历朝历代累计完成灌溉面积约为全国总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而在干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几可忽略不计，蓄水能力也几近于零。而在1958年的四个月里，整个中国一下就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只是，这个数字是否像当年的粮食产量一样被夸大了几十倍甚至数百倍，就不得而知了。尽管这种大跃进式的大办水利不足取，但新中国前三十年水利建设的丰功伟绩却是毋庸置疑的，以毛泽东时代兴建水利工程最多的黄河流域为例，从大河上下一路走过来，就像在一部新中国的水利史中穿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黄河水利工程，除了小浪底工程，几乎都是毛泽东时代大办水利的结果。这每一个水利工程的命运，就像九曲黄河一样，都折射出新中国水利建设艰难而曲折的历程。
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用三十年时间抒写了一部悲欣交集、血泪交织而又波澜壮阔的治水史诗。到毛泽东逝世时，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七亿多亩，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从工程量来看，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库十七万多个。除了水库，还修建了总长三百多万公里的人工河渠、总长超过十六万公里的各类堤防，还有超过两百万眼的配套机井。在整个水利布局上，新增的灌溉面积中有三分之二在北方，其中，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提高到了七成以上，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这也是新中国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众所周知，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没有北方尖锐，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得多，但增产效果却更为明显。因此，把水利建设的重心尤其是灌区的拓展放在北方，是必然的选择。随着干旱缺水的北方灌溉面积的激增，中国一举扭转“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从而彻底解决了中国人多地少的制约，中国农业也向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回溯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又难免令人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业灌溉革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农业灌溉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遗憾地承认历史事实，由于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人类对水利的认识水平，尤其是以狂热的、只争朝夕的、大跃进的方式治水，留下了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和失败的工程，譬如说当年兴修的十七万多个水席，就有十多万相继被迫废弃，或因设计不合理，或因严重质量间题根本不能蓄水。现在还在运用的，据2011年中央水利会议公布的数据是八万七千个。据水利部门初步统计，这八万多座水库中有四万多座水库处于溃坝的边缘。像这样的病险水库，由于先天不足，又年久失修，已成为当地人的灭顶之患。目前，中央正启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病险水库维修工程。又据国家防总统计，中国目前的大型灌区主要建筑，也有四成左右需要维修，中小灌区大概有一半左右需要维修。而在这众多的水利工程和灌区里，还包含人类对湖泊、湿地的大规模围垦和开山造田，致使自然森林和原始次森林覆盖面积锐减，水土流失严重，以致许多生态脆弱的地方发生恶变。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时代既是中国水利建设最伟大的时代，也是对中国水土资源破坏最惨重的时代，两者都是空前绝后的。但在利弊之间，又有一可颠覆的事实是，中国水利建设的大格局、大框架已经在毛泽东时代构筑起来，中国水利的支撑体系在毛泽东时代已基本形成。后来的水利建设，都是这一伟大的体系内进行，又主要集中在除险加固、清淤疏浚、配套改造、更新换代和养护维修上。
为了这些“有效水利”或“无效水利”，以农民为主体的新中国水利建设大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大办水利，那一代中国人，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我的父辈们（我的父母亲也是其中之一），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伴随共和国走过贫困、饥饿、劫难，为了水利事业，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几乎用到了生命的极限。从个体生命的意义上看，这一代人是共和国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一代。但又不能不说，他们的付出，不止是制度强有力的征召，还有一个伟大民族在苦难中坚守的精神支柱在起作用。坚忍，是那一代中国人或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也只有如此坚忍的人们，才能用自己的血汗，以燃烧自己灵魂的方式，来传递一个民族不屈的意志和不泯的精神。这一点，越是到了后来，越是看得清楚。如今，无论当年多沉多重，多苦多累，很少听见有人埋怨那段岁月。在毛主席逝世三十多年后，一个领袖昔日的威仪不再，但很多农民家里依然挂着毛主席像，比他们父母的遗像和祖宗的牌位挂得更高。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怀念，其实也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这对后来者也是一种警示。这警示的背后，是近三十年来，水利几乎一直处于被遗忘状态，而遗忘，只因为那个时代的水利工程还在这个时代继续运转。
我深知，对苦难的漠视是一种残忍。我也深知，对诚实的恪守是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最基本的良知。这让我的叙述像我的心情一样充满 了悖论。
三
是的，很多东西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未必真正关注过它。譬如说水，就是最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却又被我们长久地忽视的。当我说出我的感受时，很多人都与我有同感，都觉得我们对水的忽视已经有好多年了，这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忽视，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
水，单纯如水，又变幻莫测，然而无论怎样变幻，它还从未变到像今天这样令人绝望的程度。黄河断流，海河干涸，大西南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连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这些中国水资源最充沛的地方，也出现了六十年以来的罕见大旱，数亿中国人守着身边的大江大河，却在难以忍受的焦渴中救命般地呼喊着一个字，水。中国人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水危机，危机四伏。连我这个生长于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的人，脑海里只有一次次被洪水淹没的记忆，没成想在走向天命之际，竟会遭遇了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逼迫着我，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些正干得冒烟的江湖深处。
从水利，看中国，中国到处是水又到处缺水。中国拥有“三江四河”等七大水系：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若按流域，中国拥有十大流域：黑龙江流域、辽河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东南诸河流域、海南诸河流域、内陆河流域。这纷繁的水系兴许给我们制造了太多的错觉和幻觉，随着水危机时代的来临，现在很多人都清楚，甚至是幡然猛醒了，一个建立在纷繁水系上的中国，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水资源得天独厚的国度。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水情，中国的人均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全球十三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所谓水危机，说穿了，其实就是人类与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危急关头。用科学的话语来说，“水危机是指由于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超过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承载能力，积累了许多导致水资源供给长期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需求或水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的致灾因子，这些因子进一步演变会引发供水严重不足，水生态系统崩溃等重大灾难，造成国家根本利益重大损失，从危及水安全而危及国家安全。”——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词语的解释，这就是摆在中国当下最严峻的现实。早在1977年联合国水资源会议上，就有科学家预言：“水，不久将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联合国一项研究报告正具体地指出：“全球若有十三亿人面临中度到高度缺水的压力，这恰好是中国的人口数。这一形势将会进一步恶化，缺水人口将超过三十亿。”
又有世界银行的官员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水将像石油一样在全世界运转”。
从1977年到现在，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释放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活力，一直保持了领跑全球经济的最快、最强劲的时速，但巨大的活力和最快的速度是需要巨大的能量来支撑的，这个能量又是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和过度消耗为代价的。尤其在水资源、水环境领域上，看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类比就知道了，在欧美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工业化、现代化进中，只是阶段性地出现了局部性的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而且远远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而在中国三十年甚至不到三十年就出现了严峻的水危机。这也不能一概归咎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是在这个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与倾斜。当水利变成了人类对水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极端化，所谓水利也就变成了对水资源竭泽而渔般的掠夺，被各种利益集团最大限度地榨取，还有随之而来的水污染，也就把中国水危机推向了极其危险的程度。据水利专家谨慎的估计，目前，全国年均缺水量达五百多亿立方米，约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尤其是城市，到上世纪末，全国六百多座城市中，近三分之二的城市不同程度缺水，严重的缺水城市达百多个。尽管在GDP中狂欢的中国人很少发出盛世危言，但一些旁观者清的世界预言家们又在对中国人发出警告，中国正在从一个贫油大国急遽地向贫水大国演变。美国民间有影响的智囊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中国城市地区和工业地区对水需求量迅速增大，中国将长期陷入缺水状况。”
还有西方人士发出了更危险的警告：“二十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资源。”
你也许会觉得这些灾难性的预言多少有些心怀叵测、危言耸听，但你不妨看看卫星拍摄的高清图片，中国数百个湖泊正在干涸，很多依然清晰地描绘在中国地图上的河流已经干涸、消失，而首都北京市的人均占有水量，连一些干旱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都不如。
水危机的背后是水利危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迈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了机遇的时代，然而水利事业却没有这样的机遇和幸运。水利建设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步，一条腿在拼命加速，另一条腿却裹足不前。
2011年，无疑是中国水利史上的又一个标志性的年份。新年伊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史无前例地发出了第一个以水利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一号文件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这其实是对一个常识的强调和重申。它又明确指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在一号文件出台后，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又在当年7月召开，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八位政治局常委出席。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人又一轮大规模治水的前所未有的决心，治水再次被放到了治国的高度。而一个更实在的数字是，未来十年，中国投放于水利建设上的资金将达四万亿，平均每年四千亿。
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农田水利建设被列入“三农”政策之首。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由公社、大队、生产队分层次管理，大致是，公社负责干渠，大队负责支渠，而生产队则负责斗渠、毛渠等末端灌溉渠系，逐级都有专门水管员统一调度，或灌溉，或排涝。在中国农村进入“小岗村时代”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从前的灌溉管理体系也随之瓦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陷入了一个悖论，田是责任田，但水还是“大锅饭”，而水利又很少有人管理，有的村组三十多年来没修过一条水渠，没挖过一口水塘，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水库蓄水量大幅减少，甚至根本无法蓄水，那些支渠、斗渠、毛渠，几十年只用不管，毛荒草乱，淤塞，渗漏，对水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给农民灌溉和排涝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连续遭遇了多年的大旱之后，很多老乡说：“我们享了毛主席几十年的福，这样的大旱，是老天告诉我们该兴修水利了。”这又是农人以最朴素的方式说出的真理。而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则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农田水利的真相：“目前，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没有水利设施，主要是靠天吃饭。”
水危机咄咄逼人，“危机”的当然不止是农田水利。在人类的步步紧逼下，几乎每一条自然江河如今都处在危机或危机逼近的紧迫中。很多人意识到，治理水危机，首先要改变现有的水利体制。有人将这种体制比喻为一条老船，而国家对水利的大手笔投入不能只加油，不修船。对此，水利部部长陈雷显然有深刻体会：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最关键、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靠政策、靠制度、靠改革。政策和制度同属于大制度范畴，而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就是治道变革。治理水危机的制度之变，首先要理顺水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水务行政管理基本上承袭了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江河湖库等水源地、农村水利、防汛抗旱、用水规划、城市供水、排水和城市地下水管理、水污染治理、城市节水等等，都由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承担，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保护协调机制更未形成。这种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多龙治水的水务管理体制破坏了水资源利用的自然循环，在水资源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信息不畅、协调不力、争权逐利、推责扯皮等一系列问题，而趋利避害却相互矛盾的村社——县乡——省际——国家之间的利益“同心圆结构”，使“以邻为壑”成为痼疾。基于此，必须完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从体制机制改革上促使涉水相关管理部门形成合力，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监管、统一配置、统一调度等。
除了制度，对水资源划分分类开发主体功能区，也是应对水危机的一个更切实的举措。2010年底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划分为国家层面“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其中“能源与资源”篇明确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和框架，适用五大流域：松花江、辽河区；黄河、淮河、海河区；长江、西南诸河区；珠江、东南诸河区以及西北诸河区。松花江、辽河区主要是逐步解决辽河以及辽东半岛等地区水资源开发过度的问题，退还挤占的生态用水和超采的地下水；黄河、淮河、海河区则必须采取最严格的节水措施，加大水污染治理，强化水资源保护，调整经济布局，严格控制高耗水产业发展，推进京津冀、山东半岛形成节水型产业体系；长江、西南诸河区要统筹干支流、上中下游梯级开发，加强水资源开发管理；珠江、东南诸河区，在严格节水减排基础上，通过加强水源调蓄能力与区域水资源合理配置，保障水资源供给；西北诸河区，在逐步改善和恢复河湖生态环境与地下水系统的同时，控制高耗水产业，制止盲目开荒，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未来十年治理水危机的目标任务，一号文件设置了几道硬杠杠：到2020年，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明显降低，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地下水超采基本遏制。为确保实现上述目标任务，一号文件划定了“三条红线”：一是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二是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三是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如是解读：中国耕地资源稀缺已众所周知，但实际上我国水资源与耕地相比更加稀缺，却少为人知。一号文件明确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就是要全社会像重视十八亿亩耕地一样，重视水资源保护和管理。
2012年5月，在我正奔走于大河上下时，从水利部门获悉，国家对水利的宏观布局又将出台新政，包括长江、黄河、珠江等河流在内的二十五条重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已正式启动，全国主要跨省江河的水量分配工作将在五年内基本完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因水量分配不明确而产生的无序、低效用水状况有望得到改善。而根据我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的“三条红线”管理目标，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入河湖排污总量等三项指标的分省确认正在进行，并将逐级分解到市、县两级，年底前将建立起覆盖流域和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红线控制指标体系。同时，相关部委将制定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考核办法，“三条红线”管理不达标，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将被问责。
中国，在又一轮的水利建设高潮中，从治水到治国的良善目标能否实现？利弊得失谁说了算？这既要汲取中国古人的治水智慧，更要汲取当今世界水利的普适价值，尤其应该把水利建设交由公共决策、公众参与、媒体监督，使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参与其间，成为水利的真正主人。还有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人类必须做出深刻反思的，面对那些深仁厚泽的母亲河，我们一厢情愿又张口闭口地叫着的的母亲河，我们又把她们真的当成了自己的母亲吗？事实上，人类对她们只有攫取，只有防范，只有玷污，何曾报答？若要把江河水系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先要把人类从紧张的内在危机中解救出来。水利，永远不是单纯的水利。古往今来，水利的意义一直充满了对立、悖论和断裂。一方面，对于水给人类带来的灾害，人类总是持着受害者的心态，这使得人类下意识地把水当做对手，甚至是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江河，甚至也不是被人类视为猛兽的洪水。人类的敌人，有时候就是人类自己；另一方面，人类又把水当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所谓水利，就是利用水，对人类而言，水的唯一价值就是利用价值。面对水，人类实在过于功利和势利。随着人类的视野越来越开阔，现代人对水利的真谛应有更深的理解力和创造力。水利，不止是对人类有利，还要对水有利，对人与自然都有利。这才是水利的完整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把人类与水的冲突最小化，以臻于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和谐，即对称，对等。这就要求人类必须重新以敬畏之心面对自然江河，向自然河流做出一些让步，放弃和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确立以人为本、又以自然为主体的现代水利伦理。——这句话其实不矛盾，对自然有利，自然也就对人类有利。
一句话， 水利应该是人与神的杰作。神不是上帝，而是大自然。
还有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能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能把一种更辽阔而博大的爱——博爱，向人类之外的自然界扩展，或许永远抵达不了水利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