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谢老板告诉我这么多“内幕”，自然也是有原因的，他想我能帮他个忙。他希望我能将小外公房间内的那台被丹师傅改造过的“根德”收音机送给他。
我很诧异他怎么会知晓这台收音机的？又为何对这个收音机感兴趣？谢老板有些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他是从老鬼叔那里得知这个机器的。虽然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假话，以老鬼叔的性格是不会和外人说这么隐秘的事情的，只是，我好奇他要收音机的用途，也不拆穿他，等谢老板往下解释。
可能谢老板一方面看出我一点不相信他的样子，加上知道不和我说实话的话，我估计是不会将收音机送给他的，只得狠心说出了自己来到香港后真正的目的。
当年盛宣怀在最鼎盛的时候，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据说去世的时候留下了近三千多万两白银的遗产，后虽然家产两次被不同政府查抄，但是最后都非常神秘地又“全数返还”给盛家。比如盛在四川保路运动后，被清政府贬职，家产充公，盛带领部分家人出走日本，但是1912年12月，盛氏的家产又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又举家迁回了中国，定居上海，继续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和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
由于盛家巨大的财富，不久后又引得蒋介石政府的觊觎，1928年以“卖国”的罪名查封了盛氏家产，不过1933年4月又不得不命令全数清理发还。鲁迅一篇著名的杂文就是写于盛氏家产再次发还的时候。
盛宣怀于1916年在上海病逝，享年72岁。盛家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租界当局还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现在已知的盛家在上海的产业就包括南京路上的仙乐斯舞厅、火车北站对面的100多幢里弄住宅、新闸路上的辛家花园、现在的淮海中路1517号花园洋房等，而后来蜚声海外的东京留园大饭店也是盛家的产业，当年是日本首相和内阁们最爱去的饭店了。
而谢老板对这段历史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在新政权初期，只是个不入流的“铲地皮”，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在查抄某位盛家后人住所时候发现了一些信笺档案，其中就有当年盛流亡日本期间和丹师傅的书信，谢老板原本就是个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人，有了这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自然不肯放过，不过最开始他还不知道这通信的两人究竟是谁，因为丹师傅称呼盛为“补公”（盛的字号），而盛则称呼丹师傅是丹先生，谢老板起先有些摸不着头脑，好在他知道这些书信是从盛家后人里得到，那自然和盛宣怀有关联，又好在盛在上海留下的有据可查的资料超过万间，很容易就让谢老板知道了谁是谁。
在书信之中还有一份《盛氏公订保存遗产议约》副本，估计是当年哪位盛家人留下的一份纪念。里面详细写了盛去世后的资产总额和分配情况，谢老板当时十分惊叹盛竟然有如此丰厚的资产，同时也很关注这些财富现如今的下落。
他很快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盛的家产鼎盛时期超过三千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几乎比他的恩公李鸿章的家产还要多的多，可是去世的时候，各方面折算下来只有一千多万两白银，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凭空消失了一半的财富，而盛家人竟然无任何疑义，纷纷独立门户，大部分都去了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留在大陆的是少数一些盛家族裔。那么那一半的财富去了哪里？一两白银在当时大约是30多美金，这一千多万两就至少价值4亿美金，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不到10亿美金。那么这些钱去了哪里？这个财富谜团始终萦绕在谢老板的脑海里。
我听到这里，有些怀疑地反问谢老板，难道他的意思是这些蒸发掉的财富和小外公那台老式收音机有什么关系么？谢老板有些得意，他说，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些财富的事情呢？
我听了有些紧张，不知道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知所措地继续等他解答。他见我模样诚恳，收起了嬉笑的表情，有些郑重地对我说“按理，你的小外公也是盛家的后人了，他这么多年来，生意做的顺风顺水，几乎一点波折也没有，难道真的就是他那么有本事么？”我有些不解，随口说道“可能他有盛家经商的天赋吧，再或者有老鬼叔这样的人辅佐？”谢老板嘿嘿一笑，摇摇头又点点头，自言自语道“可能吧。”我着急听他的答案，要他别卖关子直接告诉我，他究竟发现了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看看我说，能否将收音机“借”给他研究几天？我一听断然拒绝，不把话说清楚，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收音机送他去“研究”的。他有些焦躁，只好把心里话吐露出来。
丹师傅虽然后来与清政府解除了聘约，但是私下里还是与盛宣怀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盛宣怀对其十分赏识和信任。经常与之交谈沟通各种新兴的科学技术，甚至还多次谈到了东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及当时纷繁复杂的哲学意识。而盛出走日本期间，丹师傅也经常与之书信交流，谢老板获得的那些书信就是那时期，后来由盛的家人保留下来的。而谢老板觉得有意思的，盛在那时期，情绪低落，与丹师傅的书信中还曾引用了白居易的一首诗《遣怀》：
乐往必悲生，泰来由否极。
谁言此数然，吾道何终塞。
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
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
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
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这诗歌可以说非常传神地描绘出了盛宣怀当时那种由鼎盛之时突然转为惊弓之鸟的落寞之情。
盛宣怀在书信中主动和丹师傅提到了自己百年后的事情，当时盛在北京与上海的房产财物等均被清政府所查没，丹师傅通报了此信息后，表示关切，而盛却并不紧张，也不关心，以千金散尽还复来回答丹师傅。而更有意思的是，他告诉丹师傅，他有今日实属命数,不必介怀。因为早年他就对易经有所接触，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渊海子平》之类的书，平日里对一些《推背图》、《李淳风藏头诗》、《武侯百年乩》、《刘伯温烧饼歌》之类的书籍也广有涉猎。他在信里隐约告诉了丹师傅，他觉得即使清政府覆亡后，中国也不会消停，信里多次提到了所谓“豺狼虎豹同一镬”，表示出十足的担忧。
因此他很早之前就意识到靠从政是很难获得真正的稳定的，因此，他有意识的开始兴办一些学校，尤其是热衷一些新式学堂的建设，同时他还出人意料的十分关心学堂的一些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曾多次去自己主持兴建的学堂现场参观指导，而这些建筑的主设计师就是丹师傅。而更为奇怪的是，盛宣怀本人并不崇尚佛教，却几次出资提出修缮北京的雍和宫（北京最大的喇嘛庙），而项目的主持人也依然是丹师傅。
文革后期，谢老板曾特意去过徐家汇的藏书楼，那里早先珍藏了许多盛宣怀的资料秘档，文革时，因为社会动乱，也没人具体保管，那里的资料丢失和损毁了不少，而他就是那时侯从中找寻到了了许多自己所关心的资料。
而引起谢老板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其中一封丹师傅写来的信中曾提到“补公所嘱之事，余尽心竭力完成之，观百年之时，惟有学堂庙宇可堪保存，窃以为补公所忧百年之事，当属多虑，不必挂怀……”
谢老板由此开始怀疑那些莫名其妙消失的财富是否都由丹师傅在督造各处建筑的时候，藏匿到了这些学堂庙宇之处？而这都来缘于盛宣怀的某种神秘预感？而问题是，如果这个猜测是对的，那么才能探知这些财宝的具体位置呢？而信中说到的，盛所担忧的百年之事，又是什么意思呢？
谢老板告诉我这么多“内幕”，自然也是有原因的，他想我能帮他个忙。他希望我能将小外公房间内的那台被丹师傅改造过的“根德”收音机送给他。
我很诧异他怎么会知晓这台收音机的？又为何对这个收音机感兴趣？谢老板有些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他是从老鬼叔那里得知这个机器的。虽然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假话，以老鬼叔的性格是不会和外人说这么隐秘的事情的，只是，我好奇他要收音机的用途，也不拆穿他，等谢老板往下解释。
可能谢老板一方面看出我一点不相信他的样子，加上知道不和我说实话的话，我估计是不会将收音机送给他的，只得狠心说出了自己来到香港后真正的目的。
当年盛宣怀在最鼎盛的时候，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据说去世的时候留下了近三千多万两白银的遗产，后虽然家产两次被不同政府查抄，但是最后都非常神秘地又“全数返还”给盛家。比如盛在四川保路运动后，被清政府贬职，家产充公，盛带领部分家人出走日本，但是1912年12月，盛氏的家产又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又举家迁回了中国，定居上海，继续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和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
由于盛家巨大的财富，不久后又引得蒋介石政府的觊觎，1928年以“卖国”的罪名查封了盛氏家产，不过1933年4月又不得不命令全数清理发还。鲁迅一篇著名的杂文就是写于盛氏家产再次发还的时候。
盛宣怀于1916年在上海病逝，享年72岁。盛家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租界当局还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现在已知的盛家在上海的产业就包括南京路上的仙乐斯舞厅、火车北站对面的100多幢里弄住宅、新闸路上的辛家花园、现在的淮海中路1517号花园洋房等，而后来蜚声海外的东京留园大饭店也是盛家的产业，当年是日本首相和内阁们最爱去的饭店了。
而谢老板对这段历史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在新政权初期，只是个不入流的“铲地皮”，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在查抄某位盛家后人住所时候发现了一些信笺档案，其中就有当年盛流亡日本期间和丹师傅的书信，谢老板原本就是个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人，有了这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自然不肯放过，不过最开始他还不知道这通信的两人究竟是谁，因为丹师傅称呼盛为“补公”（盛的字号），而盛则称呼丹师傅是丹先生，谢老板起先有些摸不着头脑，好在他知道这些书信是从盛家后人里得到，那自然和盛宣怀有关联，又好在盛在上海留下的有据可查的资料超过万间，很容易就让谢老板知道了谁是谁。
在书信之中还有一份《盛氏公订保存遗产议约》副本，估计是当年哪位盛家人留下的一份纪念。里面详细写了盛去世后的资产总额和分配情况，谢老板当时十分惊叹盛竟然有如此丰厚的资产，同时也很关注这些财富现如今的下落。
他很快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盛的家产鼎盛时期超过三千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几乎比他的恩公李鸿章的家产还要多的多，可是去世的时候，各方面折算下来只有一千多万两白银，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凭空消失了一半的财富，而盛家人竟然无任何疑义，纷纷独立门户，大部分都去了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留在大陆的是少数一些盛家族裔。那么那一半的财富去了哪里？一两白银在当时大约是30多美金，这一千多万两就至少价值4亿美金，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不到10亿美金。那么这些钱去了哪里？这个财富谜团始终萦绕在谢老板的脑海里。
我听到这里，有些怀疑地反问谢老板，难道他的意思是这些蒸发掉的财富和小外公那台老式收音机有什么关系么？谢老板有些得意，他说，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些财富的事情呢？
我听了有些紧张，不知道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知所措地继续等他解答。他见我模样诚恳，收起了嬉笑的表情，有些郑重地对我说“按理，你的小外公也是盛家的后人了，他这么多年来，生意做的顺风顺水，几乎一点波折也没有，难道真的就是他那么有本事么？”我有些不解，随口说道“可能他有盛家经商的天赋吧，再或者有老鬼叔这样的人辅佐？”谢老板嘿嘿一笑，摇摇头又点点头，自言自语道“可能吧。”我着急听他的答案，要他别卖关子直接告诉我，他究竟发现了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看看我说，能否将收音机“借”给他研究几天？我一听断然拒绝，不把话说清楚，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收音机送他去“研究”的。他有些焦躁，只好把心里话吐露出来。
丹师傅虽然后来与清政府解除了聘约，但是私下里还是与盛宣怀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盛宣怀对其十分赏识和信任。经常与之交谈沟通各种新兴的科学技术，甚至还多次谈到了东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及当时纷繁复杂的哲学意识。而盛出走日本期间，丹师傅也经常与之书信交流，谢老板获得的那些书信就是那时期，后来由盛的家人保留下来的。而谢老板觉得有意思的，盛在那时期，情绪低落，与丹师傅的书信中还曾引用了白居易的一首诗《遣怀》：
乐往必悲生，泰来由否极。
谁言此数然，吾道何终塞。
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
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
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
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这诗歌可以说非常传神地描绘出了盛宣怀当时那种由鼎盛之时突然转为惊弓之鸟的落寞之情。
盛宣怀在书信中主动和丹师傅提到了自己百年后的事情，当时盛在北京与上海的房产财物等均被清政府所查没，丹师傅通报了此信息后，表示关切，而盛却并不紧张，也不关心，以千金散尽还复来回答丹师傅。而更有意思的是，他告诉丹师傅，他有今日实属命数,不必介怀。因为早年他就对易经有所接触，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渊海子平》之类的书，平日里对一些《推背图》、《李淳风藏头诗》、《武侯百年乩》、《刘伯温烧饼歌》之类的书籍也广有涉猎。他在信里隐约告诉了丹师傅，他觉得即使清政府覆亡后，中国也不会消停，信里多次提到了所谓“豺狼虎豹同一镬”，表示出十足的担忧。
因此他很早之前就意识到靠从政是很难获得真正的稳定的，因此，他有意识的开始兴办一些学校，尤其是热衷一些新式学堂的建设，同时他还出人意料的十分关心学堂的一些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曾多次去自己主持兴建的学堂现场参观指导，而这些建筑的主设计师就是丹师傅。而更为奇怪的是，盛宣怀本人并不崇尚佛教，却几次出资提出修缮北京的雍和宫（北京最大的喇嘛庙），而项目的主持人也依然是丹师傅。
文革后期，谢老板曾特意去过徐家汇的藏书楼，那里早先珍藏了许多盛宣怀的资料秘档，文革时，因为社会动乱，也没人具体保管，那里的资料丢失和损毁了不少，而他就是那时侯从中找寻到了了许多自己所关心的资料。
而引起谢老板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其中一封丹师傅写来的信中曾提到“补公所嘱之事，余尽心竭力完成之，观百年之时，惟有学堂庙宇可堪保存，窃以为补公所忧百年之事，当属多虑，不必挂怀……”
谢老板由此开始怀疑那些莫名其妙消失的财富是否都由丹师傅在督造各处建筑的时候，藏匿到了这些学堂庙宇之处？而这都来缘于盛宣怀的某种神秘预感？而问题是，如果这个猜测是对的，那么才能探知这些财宝的具体位置呢？而信中说到的，盛所担忧的百年之事，又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