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纪事－－告诉你一位真实的释迦牟尼》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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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阿含经》卷16 第24经《坚固经》中有一段记载，足以使我们了解释迦牟尼对待“神通”的态度。有一年，他住在那烂陀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叫做坚固的在家人，再三请求他同意比丘们显示“神通”（神足），以增进这个地区的住民对佛教的信仰。释迦牟尼回答说“我从来不教弟子们为婆罗门、长者、居士显示‘神通’，我只教他们在安静的地方，静静地思维真理。如果有功德，不要表现出来，如果有过失则应自我发露，忏悔、检讨。”在《长尼迦耶》1•213、214中，他还谈到：“正因为我看到了施展‘神通’的缺陷，我对此感到忧虑、厌烦和羞耻。”可见，释迦牟尼对于神通变化既不鼓励，更不宣扬。相反，他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些雕虫小技，并且将这些比作如同“犍陀罗咒术”或“摩尼咒术”等江湖表演，不光对佛法无益，反而有伤大雅。据记载，他还曾严肃地批评过一位与外道比试“神通”的弟子。《律藏》小品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富商将一只檀香木钵置于竹竿顶部，问在场的几位外道行者谁能将钵取下？两位外道都表示做不到，此时有一位佛陀的弟子，施展“神通”升空将钵取下，得到了富商的赞誉。此事后来被释迦牟尼得知，他很严肃的地批评道：为了一只钵显示“神通”，就如同一位妓女为了一点小钱展露自己的肉体一样。不仅如此，在《梵网经》大戒品中，他还反对以接受施主布施为生的出家人，操持各种低级技艺作为谋生手段，诸如祭祀、看相、占卜、预言、咒语、求愿和医术，他强调自己的教法远离这些行为。

　　《杂阿含经》第571经中记载了当时有“神通”的比丘，是如何舍弃因此而得到的荣誉和利益的？有一位在家人，请比丘们到家中吃饭（供养），饭后他坚持要送比丘们回住地。当时天气异常闷热，一位比丘在征得首席比丘同意后，大施“神通”，于是风起云涌、雨水降落，天气即刻凉爽。这位在家人惊叹不已，跟随比丘们回到驻地后，请求他继续显示“神通”，比丘无奈只得再次施展“神通”，将一件衣服铺在地上，放了一些草在上面，自己走进屋内关上门，很快火焰从门上的锁眼中窜出，草即刻被化为灰烬，但下面的衣服却丝毫无损。在家人彻底服了，表示一定要供养这位身怀绝技的比丘，但是这位比丘很快就收拾衣钵离开这里，到其它地方去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我们不去评判，就这一记载能够进入早期佛教经典，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表明了释迦牟尼，及其僧团对于“神通”的态度。
　　其实，佛教经典中对“神通”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佛陀的大弟子目犍连就是一位以“神通第一”而享誉佛教内外的人物，佛经对他“神通异能”的描述，不仅很多而且有声有色。500多年后，佛教传入中国，这种情况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佛教最初得以传入中国，并不是因为它教义的特殊，相反，倒是因为当时从汉帝国宫廷到地方，都一致认为它是一种“异术神技”，将它与中国本有的黄老祭祀混为一谈。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方术异常盛行，所谓“异术方技，尤为时人所乐尚” ，面临这样的环境，佛教的进入，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当然，外国来的和尚（胡僧）们，对汉地文化非常熟悉与了解，除了正宗佛教思想的研究与弘扬外，也开始研究那些“异术方技”，（因为其外在表现形式非常类似，中国人往往将“方技”、“巫术”与“神通”混为一谈。）甚至会利用这些“方术”，以提高佛教的地位。因为不这样，确实很难降得住深信“神秘力量”的中国人。当时，从西域及印度带来的各种“方技异术”，更使中国人眼花缭乱，信奉者与日俱增！
　　根据史料分析，在中国历代有“神通”的僧人，往往都会得到信仰佛教的皇帝，及其上层人物们的供养和重视。南朝梁武帝时，有一位叫做宝志的僧人，就曾以他的“神通”异能受到齐、梁两代朝廷的供奉。据《高僧传》卷十记载，宝志有分身之术（神变通），经常有人会在几个地方同时见到他。更稀奇的是，他可以觉察别人的心思（他心通）。有一次，一位僧人想送他一件衲衣，还没来得及张嘴，突然宝志出现在他的面前，拿起衣服就走。然而，真实的释迦牟尼及佛教，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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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佛教
　　
　　
　　正如法国学者亨利•阿尔冯所说：“最初佛陀传授的佛教，是否称得上宗教？没有上帝，扬弃神圣的传统（天启），这使佛陀和他的弟子们免除‘祭祀’，一切圣事。没有启示也没有神秘理论。”“佛陀既不是‘先知’也不是‘上帝’，而是一个人。此人在智力和道德上经过异乎寻常的努力，终于识破人类命运的奥秘。于是他的教义为人类思想提供了极其坚实的根据。但是，正如一颗种子在水和热量的作用下会绽开，会变成一株与它毫无相似之处的植物，佛陀的原始教义，在未满足人类精神对宗教和神秘主义需求的压力下，派生出各种不同的佛教。”这样说来，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为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及满足人类“纯宗教”方面（包括神秘主义）的需求，不停地调整自身适应生存，是一件很容易被理解的事情。
　　梁启超先生说：“（佛教）是人类社会之产物。既为社会产物，故一方面能影响社会，一方面又恒受社会之影响，此事理无可逃避者。佛教有两千余年之历史，有东西数十国之地盘，其播殖于五印以外者，顺应各时代、各地方之社会情状为种种醇化蜕迁，故无待言。”所以，当佛教进入西域后，很快被西域化，这主要体现在希腊化的造像艺术，和类似的崇拜形式。后出的大乘佛教经典就是一个例子。譬如，净土信仰中最重要的三部经典，包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也称净土三经，），完全可能是佛教受到了西域地区宗教文化影响的产物，因为它们最初产生并流行于公元1－2世纪（大约释迦牟尼灭度五、六百年后）贵霜王朝统治的犍陀罗地区。它力图使信徒们相信，对阿弥陀佛的绝对信仰（发愿、一心念诵阿弥陀佛名号等），可以达成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标。这与释迦牟尼时期“以自己为岛屿（释迦牟尼临终前对弟子们的最后遗教）” 通过个人自身努力求得解脱的思想大相径庭。按照早期经典的记载，释迦牟尼在世时，并不以鼓励弟子们，求得来世往生于“天界”为目的，而是以追求摆脱生死轮回的根本解脱为目的。据一些学者分析，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印度与西亚、北非文化的交汇之处，净土三经很可能受到西方某些宗教、文化的影响；后来西域化了的佛教又进入中国汉地，与儒、道两种思想相互影响，长期融合，很快也被汉化；佛教进入藏区后，也受当地神秘主义和秘密思想的影响，很快被藏化。世上由此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佛教。但有趣的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称自己所信仰的教派，为释迦牟尼所创。
　　

　　其实，佛教向外传播之前，在印度本土，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派，当然这些不同的佛教最初确实全部来自佛教本身。但因为内部成员对于经、律的看法有所不同，相互争论到矛盾不可调和的程度。至此，原本统一的僧团开始分裂，这就是所谓的“部派佛教”时期。这个时期，出现在释迦牟尼灭度百年前后。
　　早在释迦牟尼刚刚灭度不久，他的弟子大迦叶，组织佛经结集时（史称七叶窟结集，也是记载中的第一次佛经结集。），对于释迦牟尼学说的不同看法，就已经在僧团中出现了。据说，当时大迦叶组织的500比丘都属“头陀行”派（属于佛教僧团中的“苦行派”，这些“苦行”者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他们不光没有被排除在僧团之外，反而得到释迦牟尼的称赞，和僧团大众们的尊重，所以他们与提婆达多一派是有区别的。），他们当时可能只代表的佛教僧团成员的一小部分。据说，当时在外地宏法的富娄那，听说结集佛经一事，也带领500比丘赶来参加集会，但因来得太晚，没能参加这次结集。事后，他虽对结集的内容进行了认定，但却对戒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曾亲自听导师（释迦牟尼）讲过，有“八事（是一些有关饮食的细微戒）”是可以舍弃的！但这一说法，遭到大迦叶的坚决反对。富娄那在佛陀弟子中被誉为“说法第一”，因此自然得到很多大众的支持。因此，他们当场提出：“我忍余事，于此七条不能行之。”（《部派佛教》第17页 弘学著）此外就在七叶窟结集的同时，最初跟随佛陀的五比丘，也在附近聚众结集经典，他们显然是被大迦叶排除在外的人，这些人从资历上比大迦叶还老，他们自然不能接受被排除在结集经典的专家学者之外的现实（此说可能有些问题，因为最初的“五比丘”中，年长者很可能比释迦牟尼岁数还大，是否能够活到此时，无法定论？但是把“五比丘”及其追随者，看成佛陀弟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完全可以的。如果大迦叶和富娄那，分别代表了他们不同的群体一样，五比丘完全可以代表佛教中的“元老派”）。由此看来，释迦牟尼刚刚灭度，僧团内部就已经意见分歧，往后的路自然更加难走。
　　

　　据说，佛陀在世时，弟子们来自各各不同的地区、种姓和民族。印度被称为人类博物馆，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棕色人等，可见其人种之复杂。目前印度流行着179种语言及544种方言。当时的情况虽然不像今天这样复杂，据说，也有百种以上的方言。佛陀在世时，一反婆罗门教以“雅语”（梵语）传教的传统方式，而鼓励弟子们用各种方言传播他的教法。因为，在他的教团中，四种性、各民族的人都有，所持语言、方言更不待言。如果只用一种语言传教，那显然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佛陀最早度化的“五比丘”与舍利弗及佛陀的儿子罗睺罗所说的语音都不相同，佛陀本人传法也不止使用一种语言。
　　围绕这个问题，佛陀门下有些出身婆罗门种姓的弟子们，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用“雅语”（梵文）传播佛教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梵文语言比较优美、规范。但是，佛陀的回答是：“吾佛法中，不以美言为是 但使义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以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就是说佛教并不讲求语言的美，但强调义理不可偏失，应该在语言上随顺众生，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将真理传播给他们。后来，又有人提议用“梵语”来统一语言，使佛教经义不致丧失，佛陀再次拒绝！据说有一些居士曾讥讽一些持方言诵经的出家人，使他们感到羞耻。因此，佛陀对那些居士进行了批评。
　　

　　当然，这无疑使得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更加方便，但也为佛教在释迦牟尼灭度后，出现各种分歧和矛盾种下了隐患。佛教教团很可能在后来的时光中，形成区域性的派系，学说也因此产生不同的差异。直到110年后，一次无法避免的纷争，促成佛教僧团渐渐开始分裂，部派出现。部派佛教，又成为后来“大乘”与“小乘”彻底分家的前因。

　　
　　比丘的精舍
　　
　　
　　转过头来，我们继续回到释迦牟尼时代。就在收“三迦叶”事件发生前不久，释迦牟尼在鹿野苑时，曾收下了那位我们提到过的耶舍。《律藏•大品》记载，耶舍也是一位王子（或说是富商的儿子），我们前面曾经提到，他因为与舞女们通宵达旦地玩乐，不知不觉地睡去。等他醒来时，见到睡在周围的那些舞女们的丑态，大惊失色。因为听说鹿野苑有一位成道的佛陀，能解除众生的烦恼，于是穿着一双“金拖鞋”跑来见佛陀。按照经中的描述，此时的耶舍情绪非常激动，几乎有些发狂的迹象，嘴里不停地喊着：“太可怕！太恐怖！”。释迦牟尼用慈悲的口气劝慰道：“这里不可怕，这里不恐怖，来吧，耶舍！坐下。我为你说法！”耶舍听到释迦牟尼所说的法后，决定随他出家，成为继五比丘后的第六位佛教出家弟子。
　　耶舍的出家曾引出了一段具有深远意义的插曲。因为他的出家，他的父母也成为释迦牟尼的信徒，但由于他们都是在家人，所以有别于出家的僧人。由此，佛教有了最早的在家男、女信众（男子称“优婆塞”意译为近事男、清信士等；女子称“优婆夷”意译为近事女、清信女等。意为亲近三宝、持五戒的佛教俗家弟子－笔者注），后来也称为男、女居士。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各种因缘，释迦牟尼又接收了一些弟子。他决定带领弟子们到王舍城去。路上又有“三迦叶”的加入，僧团有了一定规模。到达王舍城时，这一新到来的僧团，组织规整，威仪不同一般，引起了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的注意。据《经集•出家经420、42》记载，其实，六年前释迦牟尼刚刚出家时，也曾来到这里。当时还未悟道的他，也是在很远的地方，就被频婆娑罗王注意到。据说，大王见到他身体强壮、仪表不凡，于是派人暗中打探他的住处。在他居住的森林中，频婆娑罗王曾与释迦牟尼有过一段深入的交谈。当他得知这位出家的沙门，出身于刹地利种姓后，曾劝他还俗，并承诺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交给他，请他担任这支军队的统帅，并许以丰厚的待遇，但是这些都被释迦牟尼婉言谢绝。经中这一段叙述，又使我们联想起那个有关转轮圣王的预言。“不是转轮圣王，就一定是觉悟的佛陀！”。也就是说还没有最终觉悟的佛陀，必然会让人一眼看出他应该是一位“统帅级”的人物，这可能又是一种夸张的描述。当时频婆娑罗王问到释迦牟尼身世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是释迦族，属于拘萨罗国。” 当时摩揭陀与拘萨罗是相互征伐的敌国，释迦牟尼又是来自这个敌国。频婆娑罗王在未加以任何考察的情况下，仅凭一个简单的印象，就聘请对方做自己国家正规军的统帅，显然有些说不通。

　　相比之下，六年后的有关记载，倒是可信得多。据《律藏•大品》载，佛教僧团进入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频婆娑罗王闻讯后，前来拜见已经有些名气的佛陀。在他的要求下，释迦牟尼将他的“缘起”理论进行了解说。频婆娑罗王和他的随从们，包括一些婆罗门，都表示接受。这位国王当场提出了皈依佛门的请求，并于第二天，邀请释迦牟尼及其僧团的成员们一起聚餐。餐后他决定将王舍城郊的一处竹林赠送给僧团居住。这样一来，佛教僧团有了固定的居住地，但那并不是房间建筑，只是一处环境比较好竹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佛教僧团与其他的沙门教派一样，居住在露天，他们都被笼统地称作“沙门”。 据《律藏•小品》记载，此后不久，有一位接受了佛教的富商，向僧人们提出要在竹林为他们建筑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僧人们有些犹豫，因为此前释迦牟尼是不同意他们住在固定房间里的。这时候，有人又去请示释迦牟尼，没想到，这次却得到了他的同意。很快六十处住所建成。此后，释迦牟尼和他的僧团有了固定的居所，这就是他们日后弘扬佛法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叫做“竹林精舍”。

　　其实，据佛经记载，这些建筑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匆匆建起的，应该不会是豪华而坚固的建筑。据当时佛教僧团的情况分析，佛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团体，需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住处，以便实施集体管理。如果仍然采取野居的状态，僧团的成员则必须分散聚居，形成不固定的游动状态，容易孳生一些自由散漫的习惯。所以，此时释迦牟尼同意这一建议是明智的。这些简易建筑被称作“精舍”，很容易被人误解，认为“精舍”应该是精致、优美的建筑。其实不然，佛经中有些地方，把“精”字解释为“精进”、“精行”倒是显得恰当些，那么“精舍”就可以解释为精进修持的处所。
　　就在这位赞助“精舍”的富商，忙着规划竹林建筑的时候，他的一位的姐夫远道来访，见到释迦牟尼后，同样被他的说教所感动，成为他的俗家弟子。这位叫做给孤独的居士，是佛教的一位大护法（护持和拥戴佛法的人）。他可能是拘萨罗人，所以他向佛陀提议在拘萨罗的首都舍卫城，也建造一处可以供僧人们雨季居住的处所，并得到了释迦牟尼的同意。
　　据《律藏•小品》记载，给孤独回到舍卫城，四处寻找适合僧团居住的地点。结果，他看中了太子祗陀的一座园林。当然，这座皇家园林，自然是不会轻易转让的，在给孤独的反复哀求下，太子提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如果给孤独能用十万金币铺满这座园林，就同意将园林转让给他。给孤独到底有多富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果真用车拉来十万金币，铺来铺去，大门边上还是有一块地方没有铺到。祗陀太子摇摇头说：“算了，那就算是我的布施吧！”
　　

　　这个地方稍加改造，就成为后来的“祗园精舍”。此后，这两座属于两个国家的“精舍”，便成为释迦牟尼传播教法的两个重要根据地，直到晚年，他都经常来往于这两处。

　　
　　伍、导师麾下的僧团
　　
　　
　　家乡的弟子们
　　
　　
　　转过头，我们再回到王舍城的竹林。在那里还没有修建“精舍”的时候，有一天释迦牟尼想到了他离别已久的祖国，于是决定回到迦毗罗卫，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其他宗族成员。按规矩，他的僧团在离城不远的一座园林中安住下来。从佛经中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佛教僧团一般是很少进入城市居住的，他们都与城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所以，当他们游化到某座城市附近时，都会在稍微偏僻的郊区，找一处安静的森林或园林栖息。因为他们是出家的僧人，过着梵行生活，追求清净，自然要与俗世保持距离。但是，他们一般乞食时，是会进入城市的，得到食物后，则会到一个偏僻处去食用。
　　第二天一早，释迦牟尼就携带衣钵进城去见父亲净饭王。净饭王见到儿子自然非常高兴，我们不作过多的介绍。
　　此时，罗睺罗和他的母亲也来见释迦牟尼。我们曾经提到，当年王子离家时，他的儿子罗睺罗刚刚出生，此时应该已经到了6、7岁的年龄。据《律藏•大品》记载，这时母亲对罗睺罗说：“那是你的父亲，罗睺罗！你去向他要遗产！”这个孩子非常有趣，他对这位陌生的父亲说：“你的影子很温暖，沙门！”。饭后，释迦牟尼站起身来向外走去，这个孩子就跟在后面不停地说：“给我遗产，沙门？”。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是一位出家者，世俗的一切都已经不属于他。罗睺罗所要的“遗产”，显然不是指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释迦牟尼会意地对弟子舍利弗说：“给他出家吧！”，于是舍利弗就给这个孩子剃度。从此后，僧团中就有了儿童出家作沙弥的先例。
　　

　　佛经上的记载就是这些，剩下的我们只能凭想象来理解。罗睺罗年龄尚小，肯定还不能够完全理解“遗产”的意义。但是，这个孩子会遗传他佛陀父亲，在儿童时期就喜欢沉思默想的天性，则是可能的。所以向父亲索要遗产之说，未必一定是真实的事件，作为母亲也未必会真的希望自己的儿子与丈夫一样去出家，何况是在这未谙世事的年龄。另外，这位小王子对他的父亲说，他的影子很温暖，这本身就是违背常识的，影子显然是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反而要比太阳光还温暖，这可能又是一种夸大，但是这一记载，却有很重大的象征意义。
　　在罗睺罗出家这件事情上，释迦牟尼处理得似乎有些简单。在此前他的弟弟难陀也已经随他出家。这样一来，与净饭王最亲近的儿孙都离他而去。这使他感到异常悲伤。据《律藏•大品》记载，他找到释迦牟尼，谈到当年因他的出家，给父母造成的心理打击是深入骨髓的。所以提议僧团未来接受儿童出家，应该征得父母的同意。释迦牟尼非常认真地倾听完父亲的抱怨，并接受了这个建议。马上告诫僧团，今后接受出家者，都应征得父母的同意，不然就是非法的。
　　

　　刚刚出家的罗睺罗，因为年龄尚小，不可能象成人一样自律，他可能很调皮，也可能会不听管教。通过经中的记载，我们知道罗睺罗出家后，并不与释迦牟尼住在一起。按照当时的情况看，释迦牟尼曾委托自己的大弟子舍利弗为罗睺罗剃度，所以罗睺罗理应是舍利弗的弟子，应该跟随舍利弗学法。
　　《中阿含经•第14•罗云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傍晚，释迦牟尼来到罗睺罗的住处，罗睺罗很有礼貌地侍奉父亲洗足，然后顶礼后坐在一旁。释迦牟尼将一些水倒入一个水罐，问道：“罗睺罗，你看到水罐里的那点水了吗？那些不知羞耻，故意说谎的人，就像这样，没有多少沙门性。”然后，他将罐里的水泼掉，说道“那些不知羞耻，故意说谎的人，就像这样，泼掉了沙门性。”接着，他又将水罐口朝下放在地上，说道：“那些不知羞耻，故意说谎的人，就像这样，倒覆了沙门性。”最后，他将水罐反过来口朝上，说道“那些不知羞耻，故意说谎的人，就像这样，沙门性空无。”释迦牟尼继续举例说：“譬如一头御象，在战斗中使用前腿、后腿、前身、后身、头、耳、牙和尾，然而却缩回鼻子。那么，象夫会想：‘尽管他使用全身，但缩回鼻子，还不能彻底为国王献身’。 一旦他使用鼻子和全身，象夫会想：‘这下他能为国王献身了，不再需要调教了。’罗睺罗，只要有人不知羞愧，故意说谎，我就不能说他们不再需要调教了。所以，你必须培养自己决不说谎，哪怕只是开玩笑。”在《中尼迦耶•1•414、415》中，释迦牟尼以镜子举例，告诉罗睺罗，要象照镜子一样，对自己的心、口、意进行反复地关照，使它们不违犯道德。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释迦牟尼非常注意从这些基本的道德入手，教导他的弟子，首先要遵守一个人所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才可以谈得上高深的修行，不然即使再努力，也达不到目的。按照释迦牟尼说法的习惯，这有可能是针对刚刚出家的罗睺罗的一些不当举动而说的。
　　

　　这次，释迦牟尼返回故乡，事实上引起了一场连锁反应。一个宗族出了一位圣人，决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这在当时非常重视家族宗教传承的释迦族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他们对于这位圣人，能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宁静而感到满足，一时舍俗出家的愿望在那些年轻人们的心中涌动着。渐渐地，跟随释迦牟尼出家作比丘，形成了一场运动。释迦牟尼住在家乡的这段日子里，接受了很多释迦族的子弟进入僧团。有关这些经中的记载非常庞杂，我们不作过多的介绍。只是其中有几个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律藏•小品》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跟随那些释迦族王子们一起出家的，还有一位叫做优波离的剃头匠。这位剃头匠不同于释迦族人，他属于当时最低等的首陀罗种姓。他原本是应邀陪同这些王子们，一同到释迦牟尼那里去，因为王子们不知道释迦牟尼的住处，所以由他带路。等到了那里，王子们就打发他回去。然而，优波离很快又折返回来，向这些王子们请求一起皈依释迦牟尼。也可能这位优波离的人缘不错，抑或平日里和这些王子们混得太熟了，大家都表示同意，带着他一起去见释迦牟尼，并提议让他先剃度。按照惯例，剃度早的一定是师兄，后剃度的就要向师兄顶礼致敬。因为，这些王子们了解到，释迦牟尼是讲平等的，对种姓制度非常反感！另外，这位优波离一直以来，就是他们身边的仆役，全心全意地伺候他们，也应该受到他们的顶礼。释迦牟尼欣喜地接受了王子们的建议，并为他们先后剃度。此后，这位优波离在僧团中，享有与其他成员同样的待遇，并被释迦牟尼授予护持戒律的职责，也就相当于纪律纠察队的队长。后来，他也成为释迦牟尼最有成就的十大弟子之一。

　　如是往事兄的贴子甚好，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大家共勉，共同进步！

　　这次，与优波离一起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还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位叫做阿难，他出家不久，就成为释迦牟尼最亲近的侍从。他被认为有超人的记忆力，在教团中称“多闻第一”。此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与导师释迦牟尼几乎是形影不离，被认为是得到释迦牟尼教诲最多的人。此外，释迦牟尼说法是不拘形式的，可能会在千人的法会上，作长篇的演讲，也可能是在行路中，针对一人一事作三言两语的开示。更可能是与“外道”的一些你来我往、一问一答的辩论。这一切，只有阿难全程跟随，少有遗漏。所以，释迦牟尼灭度后不久，佛教弟子们进行第一次佛经的结集时，就请这位阿难坐在“上座”的位置上，凭记忆将佛所说过的话一一诵出，再由大家共同印证没有错误，才算成立。还有一个传说，由于阿难长期跟随释迦牟尼，耳濡目染，行住坐卧、语言表情都与释迦牟尼生前酷似。所以，在佛经结集的过程中，很多人误以为是释迦牟尼现身在为弟子们说法。因为他们是堂兄弟，血缘很近，再加之多年生活在一起，表情与行为酷似也并不奇怪，这些我们先存而不论。

　　这次出家的王子中，还有一位是我们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提婆达多，他与阿难是亲兄弟，也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他们的父亲，可能是净饭王的亲兄弟。他们的年龄应该比释迦牟尼小一些。释迦牟尼成道的消息，使他们倍受鼓舞，所以，相约一同跟随这位伟大的佛陀。但是两位亲兄弟的结局却截然不同，一位成为释迦牟尼终生的追随者，另一位则在后期成为背叛者。有关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前面已做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我们还是来解释一些佛经记载中的小问题吧。

　　经中对于这些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释迦族人，都冠以“王子”的身份，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净饭王这一系的嫡传子孙，才可以称为王子，换句话说，当年的悉达多、后来出家的难陀、还有罗睺罗，无疑是应该被称作王子的。但净饭王的兄弟们的后代，则应该有所区别，更不用说其他更远的分支了。我们前面介绍释迦牟尼所在国家的情况时，曾强调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一位被十座小城的贵族们，推举出来的“国王”。十座小城的负责人，叫做“城主”还算恰当，如果叫做国王，那显然是夸张的。如果这种称呼站得住脚，那么净饭王，就应改称做“皇帝”，而各城的城主则应被称为“诸侯王”，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假设，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那时的迦毗罗卫国，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怎么可能有这种理想化的称呼？由此看来，这又是那个“转轮圣王”情结的一种反映。
　　
　　
　　
　　

　　搞清楚这些，我们也就可以大胆地怀疑后期经典中，跟迦毗罗卫相关的那些皇帝、皇后、太子、王子的记载了。同时，也能搞清楚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并没有那么多“王子”身分的人。相反，可能更多的是些释迦族的子弟。从优波离得到允许出家这件事情上看，当时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贫民百姓（包括吠舍、首陀罗阶层）也不在少数。只是这些记载不如王子们的出家更能打动人心罢了！

　　有趣的是，这些“王子”们出家的情况各自不同，《律藏•小品》讲述了这样一件趣事，当时有两位释迦族的兄弟，看到其他人踊跃出家时，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兄长对弟弟说：“现在有很多‘王子’都跟随佛陀出家了，而我们家里还没有人出家，那么，下一个是你还是我？”弟弟回答说：“我从小娇生惯养，我可不能出家，还是请你去吧！”兄长说：“那我就教你在家谋生的手段，犁地、播种、灌溉、除草、收割等等。今年作完了，明年还要作，年复一年，没有止境。我们的父辈已经去世，但是工作还要继续。所以，你要学会这些工作，我就出家！”从这段话里，我们也很容易了解到，这两位所谓的“王子”，是依靠种田为生的，而且是世世代代如此。这应该属于第三种姓吠舍所从事的职业。这样一来，释迦族完全属于刹地利种姓之说，就大有问题。所以，称他们为“王子”，就更说不通了！
　　弟弟一听这话害怕了！于是，找到母亲要求同意他出家。母亲开始不同意，最后，被他磨的没有办法，就告诉他，除非释迦的另一位族人跋提出家了，你就可以跟他出家。跋提在释迦族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被称为“释迦王”。这位弟弟急忙跑到跋提那里，请求与他一同出家。跋提告诉他，即使出家也要到七年以后，到时候可以一同前去！这位弟弟当然不答应，与跋提讨价还价，一年一月地递减。最终，释迦王跋提，不得不向这位小兄弟“投降”，出家时限由七年，变成了七天。结果，七天后他们与阿难、提婆达多等人，一同剃度出家。
　　由此看来，当时出家的人们，不都是被释迦牟尼的教法所打动。倒是有很多人跟风，甚至是赶“时髦”！更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那些繁重而辛苦的劳动！这种情况，无论是在释迦牟尼时期，还是后来的两千多年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以，佛教僧团中仍然是一个微缩了的“凡间世界”。
　　

　　谢谢各位的光临！

　　
　　僧团的戒律
　　
　　
　　
　　鉴于这些情况，僧团开始慢慢建立起一套训练新成员的条例。一些简单的处罚犯戒的条例也开始慢慢丰富起来。对那些出家动机有问题的成员，也会采用劝退的方法，如此渐渐形成一套完整地授“具足戒”仪式。“具足戒”不同于简单的“三皈五戒”，是正式授予具有比丘或比丘尼资格僧人的一套完整的戒律。刚出家的沙弥（刚出家的人不管年龄多大，都没有比丘或比丘尼资格，相当于实习生，必须经过系统地学习与训练后，才可以得到比丘或比丘尼资格。）是没有资格受这种大戒的。但当时的“具足戒”，可能不象我们今天那么系统，应该是比较初步、简单的。而且，还会有一个完善的过程。
　　刚出家的弟子，虽然没有资格受“具足戒”，但也同样要受沙弥戒，这是一个完整而严肃的仪式。这种仪式一般针对十六岁以上自愿提出出家的人（包括女性）。在受戒仪式中，他们一开始必须穿戴俗家衣物，从出家人手中接过僧衣（袈裟），当众请求接受他们进入僧团，并在大和尚的带领下发愿皈依三宝，也就是皈依佛（指释迦牟尼，后期也泛指十方三世诸佛）、法（即达摩，也就是佛法，也称正法）、僧（即僧伽，也就是僧团）。之后和尚为他们授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非时食、不听视歌舞、不涂香装饰、不坐卧高广床位、不接受金银）。十戒相当于佛教僧人的入门戒，接受了十戒才算出家，但身份只是沙弥（相当于实习生）而不能成为比丘。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与训练，才可以申请受“具足戒“，成为正式比丘。申请程序大略是这样的：申请人须有两位介绍人陪同，并接受僧团的审查。审查的内容非常细致，首先要确定申请人没有传染病、没有肢体残疾、不负债、非奴隶、非现役士兵、非未成年人，年满二十岁，并征得父母同意、有三件袈裟（僧人的三衣）和一只乞食的钵等。这些问题都是以面对面问答的形式进行。当然，介绍人有提供证明的义务。因为，两位介绍人中，有一位应该是这位沙弥的老师（师父）。审查通过后，申请人才可接受“具足戒”，履行成为正式比丘或比丘尼的全部仪式。出家人受戒，是佛教中的重要仪轨，没有正式受戒的人，即使剔了光头、穿上僧衣，也不能被视作正式的僧人。
　　

　　大约700年后的中国三国时期，曾有很多佛教信徒按照外来僧人的样子自行剃度，断绝俗世，自称出家人。因为，此前中国的法律严禁国人出家，在这之后，虽有人自行出家，但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僧人。直到一位洛阳人朱士行，在接受了来自安息国昙帝法师正式开坛受戒后，才被载入中国佛教的史册，被称为中国第一僧。
　　故而，不管你的地位如何，也不管你的修行达到多高的水准。只要你没有正式受戒，都不能被称作僧人、沙门。
　　释迦牟尼灭度1162年后，中国唐代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一位叫做慧能的居士，在对两位相互争论的僧人，进行了“直指人心”的点播后，竟然被台上正在讲解佛经的大和尚恭请为上座。此后，大和尚不光对慧能验明了五祖衣钵传人的正身，还谦虚地向他请教顿悟之法。大和尚对眼前这位居士，显然已经以师相待。即便如此，正月十五，大和尚仍然以剃度师的身份，为慧能剃度，并请来明师为其授具足戒，有专门的律师为慧能讲解戒律，不仅如此，还请来中天竺的法师为他说戒等。一切手续履行完毕，慧能才算以出家人的身份承法作祖。其实，这位禅宗六祖从听闻佛法，到最终开悟的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在作居士的时候完成的，即便如此，他仍然要经过正式而合法的受戒后，才能得到合法僧人的地位。
　　

　　出门数日刚刚回来，谢谢大家的关注！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因为释迦牟尼喜欢对他的僧团成员，给予最大信任，所以，最初的戒律非常宽松。随着一些僧人不法行为的陆续出现，针对这些行为的戒律，才被慢慢地加进去，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条文。当然，这并不代表此时的“具足戒”已经最终形成。我们现在可以见到比丘的二百五十戒，及比丘尼的三百四十八戒，很可能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步形成的。此外，授戒的法师不仅是简单地将这些戒文告知新受戒的比丘，让他们熟记就可以了。而是要举行一种仪式，并由专门的戒师逐条讲解。比丘或比丘尼一旦受持了这些戒律，则不可违犯。如有违犯，将受到处罚直至开除僧籍。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并不是绝对的法律，因为，其中很多是牵涉到个人起心动念的内容。所以，它的主要作用是强调自律。令人们不可思议的是，僧团戒律的制定和最终解释权，并不完全属于释迦牟尼本人。他在这些戒律制定之初，就试图避免使用非民主的方式。戒律的制定是要通过僧人大会进行投票，投票时全体僧人必须到场，因病不能出席者，也要委托他人代为投票或发表意见。在这类集会上，全体僧人被赋予各抒己见和自由辩论的权利。大会会对这些不同意见进行调和、折中，以达到一致。这些得到一致的同意的内容，才会形成大家严格遵守的条例，也就是权威的戒律。

　　其实，这种全体必须参加的会议，不仅限于戒律方面的讨论。一切与僧团相关的重大事情，都会进行必要的讨论与投票表决，尽可能达到全体通过！即使有少数持相反意见的人不能被说服，僧人大会仍会尽量协调，最后得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这种方式至少在释迦牟尼时期，是一直保持着的。
　　据记载，这些戒律条文，后来被规定在僧团的斋日（阴历每半月的初八、十四、十五的夜晚僧人们集会对教义进行讨论，斋日可能是印度传统的宗教日，佛教本来并没有遵守斋日的仪式，后来在摩揭陀国王的建议下，佛教才开始这一仪式的。），由全体成员集体逐条背诵，并形成一种固定的仪式。这些戒律条文，分成八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发问，即提出与制定戒律相关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引子，为戒律条文前面的铺陈性内容；第三部分陈述有关根本罪的内容；第四部分是处以暂时逐出僧团的罪过（想当于留团查看的处分）；第五部分是方便罪；第六部分是处以永远开除僧团的罪过；第七部分是可以通过忏悔得到宽赦的罪过（96种较轻的罪过）；最后部分是要进行忏悔的罪过（大概有4种）。我们知道，当时的经典和戒律，没有文本记载，都是通过口耳相传、背诵记忆的。所以，经常集体背诵，有利于复习这些内容，和及时更正记忆上的错误，更有时时警策个人的作用。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会尽量快点贴！

　　斋日里，还会有一项重大的工作，就是对那些犯戒的比丘或比丘尼，进行适度的教育和辅导。这些犯戒者，首先在全体僧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并对自己起心动念的过程，进行深刻地剖析，以求得大家的谅解。当然，情节严重的，也会受到开除僧籍，或留团查看的处分。其中，有些原则性的罪错（杀人、偷盗、邪淫、妄语这四项罪过将被开除僧籍，饮酒则不包括在内，因为饮酒没有直接的犯罪行为，但他它可能引起犯罪，所以会受到较轻的处罚），会受到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立即无条件地被开除僧团，不过那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人，是会通过当众以事论事的忏悔，放下包袱，僧团对其以往的过失便一笔勾销！这样一来，僧团内部因对这些犯戒的特例，进行了公开而适度的教育，更大限度地警醒全体成员，使僧团保持相对的纯洁。

　　
　　
　　辩论是一种智慧
　　
　　
　　
　　在教义与戒律方面，释迦牟尼是鼓励大家积极、合理地进行辩论的，他认为辩论能有助于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其实，这种合理的辩论，在释迦牟尼49年的传法生活中，可能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因为，他反对弟子们对他本人进行盲目地崇拜，和对他教义的非理性接受。他曾告诫他的弟子们：
　　“不要相信只凭听说的任何事物。不要相信那些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不要因为众人都这么说，而相信它。不要因为经典上的记载而相信它。不要相信权威、导师或长辈的教导。当你经过观察和分析后，认为事物与原则一致，并有助于个人与大家的善行与利益，才接受和实行。”
　　
　　
　　

　　
　　可见，释迦牟尼从来没有强迫他的弟子，按照他的思想行事。相反，他要求他的弟子们理智地对待一切说教，包括权威及导师们的教导，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他个人及其他的教法。他更鼓励弟子们以严肃的心态，认真地分析和细致地观察，事物与原则是否一致？事物与原则是指表面现象与背后的规律，前者是感性认识，后者是理智分析。正因为释迦牟尼本人一直以来，对这方面的重视与研究，成为他最终洞彻真理的成功之路。所以，他非常希望他的弟子们，能像他一样走出一条理智求证之路，而不是仅仅成为他教法的简单信徒！正如那烂陀长老所说：“他没有迫使其信徒，成为他教导和他本人的隶属，而是给与他们充分自由的思想，劝告他们不要仅仅因为尊敬他而接受他的教导，而应彻底地加以检验。”（《佛陀与佛法》第47页 那烂陀长老著 释学愚译）他的教法，是可以拿出来供大家讨论、研究甚至是辩论的。因此，后期佛经中那些释迦牟尼“一边倒”的说法记载，未必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这并不表明他鼓励缺少理智的争辩。
　　
　　
　　

　　据《律藏•大品》和《中尼迦耶•第128•随烦恼经》记载，释迦牟尼在侨赏弥时，僧团内部有两派人，因为戒律中的一些内容，相互争论起来，气氛激烈，难以平息，争论双方甚至拳脚相加。有一位比丘请释迦牟尼出面调解，释迦牟尼出面劝他们停止争论，但并没有使争论停止，相互争论的比丘们，甚至拒绝他的调解，他再三劝告没有奏效，于是起身离开。
　　第二天一早，他准备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临行前，诵了一段长长的偈子：
　　争吵之声同时起，无人觉得自己蠢；
　　僧团由此陷分裂，无人觉得有责任。
　　
　　他们忘却智慧语，自作聪明耍嘴皮；
　　只是张口想说话，不知为何这么说。
　　
　　“他骂我，他打我，他欺我，他夺我！”
　　人们互相怀敌意，仇恨永远难平息。
　　
　　“他骂我，他打我，他欺我，他夺我！”
　　若不这样怀敌意，仇恨肯定能平息。
　　
　　若似仇恨对仇恨，世界永远不安宁；
　　古老法则已昭示，互不仇恨得安宁。
　　
　　尽管有人不认识：“我们应该受约束。”
　　仍然有人能认识，争吵由此得平息。
　　
　　偷牛偷马偷财物，强盗土匪结成帮；
　　他们尚且能协作，我们为何不团结？
　　
　　如果你有好同伴，聪明可靠能相处，
　　你就与他同伴行，跨越艰难和险阻。
　　
　　如果你无好同伴，聪明可靠能相处，
　　你就独行似大象，犹如王国已沦陷。
　　
　　宁可一人独自行，不与傻瓜结成伴；
　　林中大象独自行，不争不夺不作恶。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争吵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很愚蠢，如果因此导致僧团的分裂，也不会有人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他们忘记了使用智慧的语言，完全是在耍嘴皮子。只是知道张嘴说话，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变成了相互辱骂你来我往，这样相互怀有敌意，仇恨永远难以平息。如果以仇恨对待仇恨，世界就永无安宁之日。古老的法则告诉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仇恨，才能得到心灵的安宁。强盗与土匪们尚且能够合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偈子中，强调了“自我约束”是平息争端的最好办法。结尾还为那些为争吵而烦恼的人，指出了一条“独善其身”的路：如果你觉得同伴是傻瓜不足与谋，那么你也可以像林中的大象一样去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这实为一种智慧而善巧的劝说。从经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在当时，这些苦口婆心地劝告，并没有受到争论双方的重视。这位导师必须采取退出的方式，使双方逐渐冷静下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争论渐渐平息后，释迦牟尼才回到这里。

　　由此看来，他不是一位激烈的争论者，也不愿意他的弟子们采取这种方式。遇到这种境况，他一般会采取“冷处理”的方法，而决不会以权威的姿态轻易批评任何一方。
　　其实，释迦牟尼对于那些反对他的外道们，也同样采用这种平和的心态。他喜欢用智慧去折服对方，而不是用激烈的语言。他是他所教导的“中道”的典型样板，但这并不妨碍他毫不留情地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他的方法不是发表长长大篇的演讲，而是尽量适应他所说服的对象。态度非常真诚而且富于礼貌，但从不装腔作势。他很注意不去驳斥对方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而是顺着对方的观点，用结论和答案给予修正，以引导对方靠近真理。这种理智的态度，使他常常在辩论中取得胜利，一些外道导师，当场放弃自己的学说，皈依到他门下的记载，比比皆是。
　　

　　值得注意的是，释迦牟尼对于其他外道，除了与他们不定期地进行辩论与交流外，还采取平等相待的态度。当时的印度，政治环境非常复杂，又是文化思潮强烈激荡的时代。各家各派的学说，有如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的多样化，导致各家的观点五花八门，很难统一，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他们之间相互诘难，争论不休。此时的各国统治者，也都是莫衷于是，他们一般不会只信奉一种学说，多半都是几种学说一起信奉。但此时他们的重点，都集中在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沙门思想中。其实佛教徒兼有多种信仰的状态，不仅在印度，后来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比如后世中国的佛教信徒，特别是在家信徒，大多存在这种信仰杂揉的问题。他们往往对佛教有好感，但同时对黄老、孔孟（这里的黄老、孔孟是指被宗教化了的信仰）信仰也统统接受，甚至热衷于其他宗教的礼拜、祭祀等活动，只是尽量躲开那些具有杀生嫌疑的血祭活动而已。“这可能与佛教僧团，在一开始就极力避免建立一种权威的组织构架，和等级森严的集中教权有关。这样极易造成僧团与社会信徒之间的分离，而使在家信徒缺少归属感，他们既可能将其它宗教的信仰纳入佛教，也可能使自己成为其它宗教的信徒”。

　　跋耆国有一位握有实权的将军，一直信奉耆那教，而且是耆那教的一位大施主（拿出大量财富，供养僧人的在家人）。后来佛教僧团来到这里，他就慕名前去拜访释迦牟尼，并被他的学说打动，当场皈依佛门，做了一位佛教居士。事情到此应该算是很圆满，佛教就此又多了一位有地位的大护法。但是，释迦牟尼知道这位将军，原本定期给耆那教大量钱财布施。因此，劝他不要因为信奉了佛教，就停止针对耆那教的布施，并且鼓励他按照原先的计划长期坚持下去。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我们希望有吃饭的权利，同时也不会因为自身要吃饭，而剥夺别人的饭碗。这决不是所有宗教领袖都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导师的魅力
　　所以，从以上的一些事情里，我们看不到释迦牟尼有喜欢强加于人的大师派头，也从来没有因为他是真理的拥有者，而诋毁、贬低别人的信仰，甚至不惜一切地消灭它们，更没有装出一副吓人的样子，恐吓、要挟迫使别人信仰自己！相反，他从来都是以理服人，用他平实的语言，和他究竟圆满的教义，使更多的人皈向于他。这也许就是他作为佛陀的魅力所在， 但真正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有一天，释迦牟尼带着弟子阿难，在僧团的驻地散步。突然见到一位重病的比丘，躺在污秽的粪堆里，旁边没有一个人。释迦牟尼马上走到身边问他：“比丘，你患了什么病？”答曰：“弟子肠胃不适，释尊（弟子对释迦牟尼的另一种称呼，即释迦族的尊者。）。”释迦牟尼继续问：“为什么没有人照顾你呢？”答曰：“因为弟子从没效劳过其他的比丘，所以大家就不扶持我。”看来，这位比丘可能患上了毒性痢疾。这种病传染性很强，与其说是因为他平常不效劳别人，所以得不到大家的照顾，倒不如说，照顾这位比丘，会有被传染的危险，所以大家全都远离他。其实，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并不是很难，把大家集合起来，开个“现场会”，作一番道德说教，焕发一下大家的同情心，众人动手，分分钟就可以解救这位比丘于粪秽中。但释迦牟尼没有这样做，他吩咐阿难取水，师徒二人一同帮这位比丘洗了澡，把他抬到干净的床上。然后，释迦牟尼召开全体僧人大会，问他们说：“大家知道有一位比丘得了重病吗？”回答是：“有呀，长老！”“那么大家知道他患了什么病吗？”“肠胃病，长老！”释迦牟尼继续问道：“为什么没有人照顾他呢？”答曰：“因为他从来不关照我们大家，所以大家也就不管他了！”这显然是令人生气的事，大家的回答又是那么振振有辞。但释迦牟尼却没有批评任何人，简单而居高临下的批评，总会招来不满，更何况事情都有前因后果。这位导师对于弟子们总是温文尔雅，从不大声呵斥，即使他有这个呵骂众人的威望和权柄！相反，他讲了一番中肯而耐人寻味的话：“比丘们，你们都是离开家的人，没有父母照顾，如果不养成相互扶持的美德，将来又有谁来照看你们呢？你们大家如果愿意服侍我，也就应该照看患病的人••••••！”没有大声的喝骂，没有冠冕堂皇的说教，也没有繁复的哲理，然而，因果的关系却清楚地昭示给每一个人。由此看来，释迦牟尼不是一位谈玄说妙的人，相反，他很务实，谈道德决不会离开现实生活！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比丘尼僧团的建立，是缘于释迦牟尼的养母，她曾带领一群释迦族的女人们，强烈要求加入佛教僧团。这一事件，应该发生于释迦牟尼传教生活的中晚期。我们注意到，此前佛教僧团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比丘，而从来没有女性出家的记载。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最初是极力反对女性出家的。为此事，他曾非常为难，因为出家人是远离女性的，现在僧团中有女性的加入，显然会给局外的人造成诸多误解，这是释迦牟尼所担心的，但后来还是勉强答应了。女性脆弱、爱美、散漫等天性，都会给僧团带来不同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因素，他将女性单独组成一个僧团，称作比丘尼僧团，由她们自己来管理。但在原有的比丘戒律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具有约束力的条文，形成比丘尼的戒律，并把她们置于比丘僧团的从属地位，以便得到更多的指导。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女性出家确实是当时佛教僧团所独有的。也有记载说，当时一起出家的还有罗睺罗的母亲，也就是释迦牟尼作王子时的妻子耶输陀罗等，我们不去做过多的考证。

　　到现在为止，佛教僧团中，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四种姓的人都有。释迦牟尼尽自己的力量，在僧团中进行四姓平等的教化，无论哪种等级的人，在僧团中都会受到同样的尊重。据《律藏•小品•第九章》记载，他曾对弟子们说：“正如所有的大河，最终都将汇入大海一样，放弃自己的身份和名称，都叫作‘大海’。四种性也将按照如来宣示的法和律离家称为比丘，放弃他们原来的种姓和名字，被叫作比丘、释子（这是一个被汉译的词，意为释迦的弟子）。”所以，僧团中只有修行成果的大小，没有出身的高下。这样一来，很多种姓低下的出家者，因此成为长老和大成就者，而受到人们的景仰！他们中间有理发匠出身的优波离；有贱民出身的须泥多；还有渔夫和牧人的儿子。可以想象，释迦牟尼在他的僧团内部，打破印度自古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首先需要他自己说教上的圆融，同时，还要能够使他的弟子们坚信，这种被传承了千年的社会“符号”是荒谬的。如果说地位低下的人向地位较高的人看齐，需要的只是一点自信的话。那么，原本地位很高的人，让他们与低下的人、甚至是不可接触者，去拍肩膀、称兄弟，可就不是“丢面子”那么简单了。但是令我们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却在这位人间导师“众生平等”的大旗下，无声无息地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改造，就是“革命”！他不是佛陀，谁是佛陀？相比之下，那些“召唤天地”、“动地放光”，亦真亦幻的所谓“神通神变”，装饰在这位伟大佛陀背后的光环上，则显得那样多余和幼稚！因为，这样一位伟人，即使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他思想的光辉仍然绚烂夺目，难道还需要对他进行任何形式的“神化”吗？

　　释迦牟尼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实现着众生平等的理想，但他的力量并不足以去变革整个社会，他的“中道”理念，使他成为社会变革温柔的建议者，而不是狂热的革命者！他深知，整个社会彻底接受“四姓平等”的主张，决不是这个历史时期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种姓制度在印度的部分地区，仍然在大行其道！
　　他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危害，第一次在他的说教中，将个人行为与种姓地位挂起钩来。使得信奉他学说的人，不再相信种姓是完全取决于出生、世袭与血缘。在《集经•第三品•大品•第九章•婆塞特经》中，他告诫那些上等种姓的人，行为的高尚与卑鄙，可以导致未来（未来生、未来世）种姓地位的高下。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想在未来成为婆罗门，你就要有高尚的行为；你的行为卑贱，将来就不会成为婆罗门，而成为低下的种姓。相反，一个种姓低下的人，只要你追求高尚的行为，未来就会成为高尚的种姓。在《中阿含经•卷三十七•151经》中，他还告诉人们，树、草、动物有类别上的区别，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种类。但是，人却都是由母亲怀孕而生，不能因为他们职业上的不同，而认为他们是不同的种类。无论哪种种姓，都可以通过修行，断除烦恼获得解脱。这种全新的学说，使很多人理解了个人行为的不同，将导致个人地位的差异，不再相信婆罗门所说，“上帝”意志导致四种性的学说。这对社会风气的改造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种对于种姓制度的挑战是温和的，因为他的目的是改造人心，而决不是破坏社会架构。所以，释迦牟尼无心于政治上的经营，相反，他尽量使自己的僧团与社会和谐相处。在与外部接触的过程中，尽量遵守社会的法律和公认的规则。因此，他的僧团不是社会政治的避难所。相反，他会制定一些适应当时社会的条律，以减少或避免与社会发生冲突。当时的印度，奴隶是隶属于高级种姓的私家财产，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身份。所以，佛教僧团是不接受这类人自行出家的。当然，也有特例，高级种姓出家时，带着他们的奴隶一起出家，是被认为可以接受的，一旦进入僧团后，就不再有主仆之分，地位一律平等。比如，首陀罗出身的优波离，就是跟随那些刹地利种姓的“王子”们一起出家的。此外，那些负债者、逃兵、及各类罪犯，则被严格禁止进入僧团。

　　谈玄说妙不是道
　　释迦牟尼是一位实践者，他喜欢弟子们象他一样，去实践他的解脱之法，而尽量避免那些与解脱实践没有关系的玄谈。当时沙门与婆罗门的很多学者们，都喜欢针对一些神秘问题，和一些带有逻辑思辩的“形而上”问题，进行各种辩论。在这些问题上，大家往往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这种玄谈之风在当时非常盛行。但面对这些问题，释迦牟尼往往采取沉默的态度不予作答。
　　《中阿含经•箭喻经》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在一个傍晚，释迦牟尼的一位弟子，对于导师一直拒绝回答这类问题感到不满，并提出如果这类问题得不到解答，他将停止佛法的修习。他提出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纳为三条，其一、世界（宇宙）是有常（恒久）还是无常？是有底（边际）还是无底？这实际上是围绕宇宙存在的时间与空间是否有限提出的；其二、“身”与“命”是一还是异？也就是说肉体与精神是合一的还是分离的？其三、如来（佛）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与其他沙门、婆罗门不同，释迦牟尼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谈玄说妙、大发议论。他为此给弟子们，讲述了一个中箭的譬喻：一个人被毒箭射中，当医生要为他拔出毒箭时，中箭者却提出，必须先要了解是谁向他射的箭？箭是什么样的？由什么材料制成？但还没搞清这些问题前，中箭人就中毒而亡。
　　

　　针对这类问题，释迦牟尼在一生中，从未给予过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为，他不愿意看到那些本来心平气和的弟子们，因为沉溺于这些玄想和争论，而影响了自身的解脱实践。他告诉这位弟子，梵行与这些问题没有关系！因为，佛教徒面对的是生、老、病、死、忧愁、哀伤、痛苦、烦恼和不安。他认为他对世界是否永恒等问题不予回答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无助于梵行，“无助于厌世、离欲、灭寂、平静、通慧、正觉和涅槃”！所以，他不会对这类问题加以说明。相反，他会对苦、集、灭、道这类有助于人们实现“厌世、离欲、灭寂、平静、通慧、正觉和涅槃”的问题进行解答。
　　另一处（《中阿含经•阿梨吒经》记载了释迦牟尼，对于类似问题的答复。有一次，一位弟子问道：“我死后是否将持久稳定，永恒不变，永久存在？”释迦牟尼的回答，则用了两个假设的问句：“如果接受“有我”说（我永恒存在），悲哀、烦恼、痛苦和沮丧就不再出现，那么你们就可以接受有我说。但是，你们发现接受了“有我说”，悲哀、烦恼、痛苦和沮丧就不再出现了吗？”在座的人们对这一问题都予以否定。他继续问大家：“即使真的有‘我’或‘我的’，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因此，所谓‘这个世界，这个我，在我死后，我将持续稳定，永恒不变，永远存在’，这种见解难道不是完全荒谬的吗？”。
　　

　　在（《杂尼迦耶•无记说集》中，我们可以见到释迦牟尼，有意避开两种极端的见解，而保持沉默的记载。有一位出家人，向释迦牟尼问到“有我”与“无我”的问题时，他保持了特有的沉默。那人离开后，阿难不解地问导师为何不予回答？释迦牟尼回答说：“如果我回答‘有我’，那我就站在持‘有常说’（长久存在，永恒不变）的婆罗门一边了。”；“如果我回答‘没有我’，那我就站在持‘断灭说’（死后一切皆断灭不存）的沙门一边了。”“再者，我如果回答‘有我’那我的回答符合‘一切法无我’的知识吗（一切法无我，也称“诸法无我”，是释迦牟尼曾经对弟子们宣说的“三法印”之一。）？”“如果我回答‘没有我’那将使他更加困惑，他会说‘原先还有我，现在不再有我了？’”。确实，这些问题的中心，都集中在“有我”与“无我”上。释迦牟尼传法之初，就已经明确地谈到了“诸法无我”的问题，佛教初期宣说的三法印谈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已经明确否定了“我”的存在，这个“无我”，并不是否认“我”的一时存在，而是否定一个常“我”，也就是不灭的“我”，换句话说就是“灵魂”。以他的缘起论来说，不光无“我”，就连承载世界的宇宙，也同样是“无”。同理，这个“无” 也并非无视宇宙的存在，而完全是因为它的无常和变易，导致它不可能有永恒的状态。如果“生”可以称作“有”，那么，“灭”则可称为“无”。释迦牟尼以他特有的智慧洞察到“生”、“灭”现象不是宇宙万物的实相，只有“不生不灭“才是实相。但这种实相，并不象说“有”说“空”那么简单，很容易给人造成歧义，引起永无休止的辩难和诘问。事实证明，在实证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这类问题仍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各种科学猜想与哲学思辩的结果，与两千多年前一样停留在“是”与“否”两个极端，但佛教的“缘起论”反而更接近已知的科学原则。这样看来，释迦牟尼的沉默倒是令我们深思。如同美国现代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被称为原子弹之父））所说：“如果问电子的位置是否不变？我们肯定会说：‘不’；如果问电子的位置是否随时间而改变？我们肯定会说：‘不’；如果问电子是否运动？我们肯定会说：‘不’。当有人询问佛陀有关人死后的灵魂问题时，佛也同样给以否定的回答，但这些不是十七、十八世纪传统科学所通晓的回答方式。”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佛法虽然否定了“我”（肉体、精神、灵魂）的实在性，但其学说中却肯定了“轮回”的存在。这非常令人费解，很多人也会借用这个问题向佛教发难！与佛教同时期的耆那教，也接受轮回学说，但他们旗帜鲜明的承认“灵魂”的存在，婆罗门教更是如此。前面两家都承认“灵魂”是导致“轮回”的主体，但佛教的轮回主体又是什么呢？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一点在初期佛教中，并没有做过明确的解释。很多人因此会误解释迦牟尼是一位最终相信“灵魂”的人，所以在人们问到有关问题时，便采取沉默或者闪烁其辞的方式予以回避。这个问题在后期大乘学派的思想中，似乎有了答案，认为“识”是“轮回”的种子，名为“阿赖耶”，并将其安立在“七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之后，称为第“八识”。按照这种学说，人死之后前七识随着肉体逐渐消失，唯有“阿赖耶识”被保留下来，成为未来转生的种子，当然这一学说比较靠后，是惟识学派的观点。但就其“种子识”阿赖耶来说，很难使人将它与灵魂学说划清界限。其实深入了解释迦牟尼初期学说之后，我们便会发现，佛教的“轮回”思想中，没有任何类似“灵魂”的观念，所以说释迦牟尼反对“灵魂”学说是完全有依据的！
　　
　　
　　
　　
　　

　　据《中阿含经•嗏帝经》记载，曾经有一位比丘认为“识”（十二姻缘中由“无明”引起轮回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识”）是“转移、轮回、独立不变（对应的汉译《中阿含经•嗏帝经》中也译作：“此识往生不更异”）。”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识”是“轮回转生”独立不变的“主体”，所谓不变，也含有“不灭”的意思（其实这在后期大乘经典中是完全讲得通的）。但当时释迦牟尼却马上反问道：“这个‘识’是什么？”比丘答道：这个识就是感受，随时随地感受善、恶业报。”经中记载，释迦牟尼听到这位比丘的话显然很生气，他用带着点训斥的口气说：“傻瓜啊！我对谁说过这种法吗？我不是一再说‘识’因“缘”起。无“缘”则无‘识’吗？”这句话非常明确地阐明，“识”也无法逃避“缘生缘灭”的规律。《杂尼迦耶•蕴集》记载，释迦牟尼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有人说‘不管“色”、不管“受”、不管“想”、不管“行”，我将显示“识”的来、去、消失、产生、成长、增进或发展’，那是无知妄说。”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认为人死了以后，五蕴中的四蕴全部因缘而灭，唯独有一个“识”，可以独立地存在，并做各种各样的“功（包括来、去、消失、产生、成长、增进或发展等），那这个人对佛法不仅完全无知，而且是胡说八道！因为释迦牟尼认为只有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才有人的出现。此外，其中任何一蕴都不可能逃避“无常”的规律，独立、永恒而不灭。一旦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不会对释迦牟尼的“无我”学说产生怀疑了，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释迦牟尼及其原始佛教（早期佛教），对于“无我”的论说是非常彻底而明确的！

　　但是这一学说，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可能产生了变易，以至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面目。所以，我们说在早期佛教时期，释迦牟尼所宣说的教法里面，没有任何“灵魂”学说的影子，这一点不仅包含了所有的众生，也包括了他本人。正如斯里兰卡佛教大师那烂陀长老所说“他（释迦牟尼）没有留下任何余地，使人们误认为他是‘永恒者’”，（－－－－－－－－－－）所以，他告诫弟子们，非理智的祭祀与祈祷是完全无效的。由此看来，后期佛教中，信徒们试图通过对释迦牟尼的各种礼拜与祈祷，得到某种避护或福佑的做法，实在不能被理解成为释迦牟尼及其佛教的原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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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埋在地下的记忆
　　
　　
　　
　　
　　孔雀家族走向辉煌
　　
　　
　　释迦牟尼生前，尽量鼓励他的弟子们到各地宣说他的教法。他的方法非常灵活，他从不强迫弟子使用所谓高贵的语言，相反，他更鼓励他们使用各种方言俚语，使之更加贴近各种民族和大众。即使如此，佛教一直以来仍然不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但是200多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孔雀王朝的皇帝阿育王，受到释迦牟尼思想的感化，利用他手中的皇权，不仅在全印度将佛教变成世俗化的道德教化，还将它变成替代武力，征服世界的“正法”。
　　阿育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然而，若不是因为19世纪，英国人在印度的一次考古挖掘，把一段尘封的历史，再一次呈现在印度人的面前，此前的数个世纪里，他们似乎彻底忘记了那个足以使他们感到骄傲的伟大王朝，和那位在欧、亚人心中几乎被奉若神灵的帝王。
　　阿育王，这个佛教经典中响当当的名字，似乎与佛教永远脱不了干系。这个自称“众神宠爱的人”，在佛教信徒的眼里，就是一位千古难见的“转轮圣王”。这个王朝在他的手中，第一次实现了南亚次大陆众多地区的大一统。然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位帝王一生中，有不停地建造刻有他各种法敕石柱的嗜好。这为缺乏历史记忆的印度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公元前269年的某一天，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内的广场上异常热闹，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密密麻麻站了一片，各行各业行会的长老（古印度人，比较重视商业，他们在两千多年前的佛陀时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有各种商业行会的组织存在，这些行会的负责人被称作长老。）及其社会各阶层的代表，都按预先安排的位置分站各处，他们表情肃穆，不苟言笑。身着甲胄的御林侍卫，手执金戈分立四面。
　　一阵鼓乐齐鸣后，远处一辆超大的象车徐徐开近，巨大的伞盖下，一身戎装的年轻皇帝在一大群侍者们的前呼后拥下，面带微笑俯视着他的臣民。他就是今天灌顶大典的主角。
　　他就是著名的阿育王，新皇驾到，广场上响起了大众的欢呼声。一位国师手捧净瓶，走近阿育王，在向他进行了一番短暂的祝福后，用孔雀翎沾了净瓶中的水，一点点地撒在他的身上。广场上燃起熊熊的圣火，婆罗门祭祀们开始了他们隆重的献祭仪式，随后沉长的颂歌与祷告以诵经的方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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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他从祖父和父亲手里继承了一个印度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国家，他的王国能够如此强盛，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的祖父，孔雀王朝的开国之君旃陀罗掘多王。
　　这位旃陀罗掘多出生微贱，他的母亲是一位饲养孔雀的贱民，传说有一次，她偶然被当时的难陀国王“宠幸”了一次，怀孕生下了旃陀罗掘多，由于种姓上的差异，这位王子必然要远离宫廷，他是在孔雀驯养者、牧人、猎人中长大。
　　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位胆识过人的冒险家。据说还在他童年时，曾在旁遮普遇见当时的占领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小小年纪竟然不知高低地用恶语冲撞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帝，亚历山大盛怒之下，下令将其处死，该着他命大，在羁押中，看守一个偶然的失误，竞使他侥幸逃脱，由此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也许这个侥幸逃脱的孩子，并没有给亚历山大留下太多印象，更没有影响到他的任何战略决策，但是日后的希腊人，却为这一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据说正是与亚历山大这次偶然的遭遇，他突然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帝王之气。在逃亡的过程中，偶然结识了一位叫做考提利亚的婆罗门，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异常投机。之后，考提利亚竟然抛弃家产、住所来陪伴他，他们相互敬佩，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考提利亚偶然得到了一笔深埋地下的财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溺于富贵，而是与旃陀罗掘多一起精心规划着他们的野心，这对未来的君臣，开始了他们政治上的苦心经营。
　　他们用这笔财富作了一项看似荒唐，但却足以改变他们未来命运的投资，在考提利亚的帮助下，他招募了一支能征惯战的雇佣军（有说绿林豪杰），此后他们揭竿而起，开始利用国民对希腊人扩张的不满情绪，号召人们抗击希腊人的侵略，并主动打响征伐希腊人的战争，在取得小规模胜利的同时，他们开始向腐败的统治者难陀王朝发难。
　　考提利亚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婆罗门，有一套治国安帮的主张。据说，他曾有一部著作流传于世，内容涉及到财政、外交、军事、还有御人之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考提利亚竟然有一套建立特务组织说教，还有构建与驾驭这种组织的理论和方法。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孔雀王朝，一直到阿育王时期，特务组织一直在有效地运作着。他大概是看中了这位旃陀罗掘多是一位有帝王之像的人物，所以决定死心塌地地辅佐他，再加上旃陀罗掘多本人过人的胆识，难陀王朝，很快就被他们彻底推翻。
　　

　　感谢各位的支持，在下的拙作已由辽宁出版集团于本月正式出版发行，具体信息如下：
　　　　《南朝纪事--梁武帝萧衍的水陆道场》吉林出版集团 2007年11月版 定价24元
　　　　本书是在下“佛教往事实录”的第二本。
　　　　“佛教往事实录”的第一本《佛陀纪事--告诉你一位真实的释迦牟尼》已于年初由同一家出版社推出，请各位师、友多多批评斧正！在下感激不尽！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