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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纪事--告诉你一位真实的释迦牟尼》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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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阿含经》卷16 第24经《坚固经》中有一段记载,足以使我们了解释迦牟尼对待“神通”的态度。有一年,他住在那烂陀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叫做坚固的在家人,再三请求他同意比丘们显示“神通”(神足),以增进这个地区的住民对佛教的信仰。释迦牟尼回答说“我从来不教弟子们为婆罗门、长者、居士显示‘神通’,我只教他们在安静的地方,静静地思维真理。如果有功德,不要表现出来,如果有过失则应自我发露,忏悔、检讨。”在《长尼迦耶》1•213、214中,他还谈到:“正因为我看到了施展‘神通’的缺陷,我对此感到忧虑、厌烦和羞耻。”可见,释迦牟尼对于神通变化既不鼓励,更不宣扬。相反,他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些雕虫小技,并且将这些比作如同“犍陀罗咒术”或“摩尼咒术”等江湖表演,不光对佛法无益,反而有伤大雅。据记载,他还曾严肃地批评过一位与外道比试“神通”的弟子。《律藏》小品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富商将一只檀香木钵置于竹竿顶部,问在场的几位外道行者谁能将钵取下?两位外道都表示做不到,此时有一位佛陀的弟子,施展“神通”升空将钵取下,得到了富商的赞誉。此事后来被释迦牟尼得知,他很严肃的地批评道:为了一只钵显示“神通”,就如同一位妓女为了一点小钱展露自己的肉体一样。不仅如此,在《梵网经》大戒品中,他还反对以接受施主布施为生的出家人,操持各种低级技艺作为谋生手段,诸如祭祀、看相、占卜、预言、咒语、求愿和医术,他强调自己的教法远离这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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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阿含经》卷16 第24经《坚固经》中有一段记载,足以使我们了解释迦牟尼对待“神通”的态度。有一年,他住在那烂陀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叫做坚固的在家人,再三请求他同意比丘们显示“神通”(神足),以增进这个地区的住民对佛教的信仰。释迦牟尼回答说“我从来不教弟子们为婆罗门、长者、居士显示‘神通’,我只教他们在安静的地方,静静地思维真理。如果有功德,不要表现出来,如果有过失则应自我发露,忏悔、检讨。”在《长尼迦耶》1•213、214中,他还谈到:“正因为我看到了施展‘神通’的缺陷,我对此感到忧虑、厌烦和羞耻。”可见,释迦牟尼对于神通变化既不鼓励,更不宣扬。相反,他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些雕虫小技,并且将这些比作如同“犍陀罗咒术”或“摩尼咒术”等江湖表演,不光对佛法无益,反而有伤大雅。据记载,他还曾严肃地批评过一位与外道比试“神通”的弟子。《律藏》小品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富商将一只檀香木钵置于竹竿顶部,问在场的几位外道行者谁能将钵取下?两位外道都表示做不到,此时有一位佛陀的弟子,施展“神通”升空将钵取下,得到了富商的赞誉。此事后来被释迦牟尼得知,他很严肃的地批评道:为了一只钵显示“神通”,就如同一位妓女为了一点小钱展露自己的肉体一样。不仅如此,在《梵网经》大戒品中,他还反对以接受施主布施为生的出家人,操持各种低级技艺作为谋生手段,诸如祭祀、看相、占卜、预言、咒语、求愿和医术,他强调自己的教法远离这些行为。
《杂阿含经》第571经中记载了当时有“神通”的比丘,是如何舍弃因此而得到的荣誉和利益的?有一位在家人,请比丘们到家中吃饭(供养),饭后他坚持要送比丘们回住地。当时天气异常闷热,一位比丘在征得首席比丘同意后,大施“神通”,于是风起云涌、雨水降落,天气即刻凉爽。这位在家人惊叹不已,跟随比丘们回到驻地后,请求他继续显示“神通”,比丘无奈只得再次施展“神通”,将一件衣服铺在地上,放了一些草在上面,自己走进屋内关上门,很快火焰从门上的锁眼中窜出,草即刻被化为灰烬,但下面的衣服却丝毫无损。在家人彻底服了,表示一定要供养这位身怀绝技的比丘,但是这位比丘很快就收拾衣钵离开这里,到其它地方去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我们不去评判,就这一记载能够进入早期佛教经典,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表明了释迦牟尼,及其僧团对于“神通”的态度。
其实,佛教经典中对“神通”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佛陀的大弟子目犍连就是一位以“神通第一”而享誉佛教内外的人物,佛经对他“神通异能”的描述,不仅很多而且有声有色。500多年后,佛教传入中国,这种情况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实,佛教经典中对“神通”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佛陀的大弟子目犍连就是一位以“神通第一”而享誉佛教内外的人物,佛经对他“神通异能”的描述,不仅很多而且有声有色。500多年后,佛教传入中国,这种情况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佛教最初得以传入中国,并不是因为它教义的特殊,相反,倒是因为当时从汉帝国宫廷到地方,都一致认为它是一种“异术神技”,将它与中国本有的黄老祭祀混为一谈。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方术异常盛行,所谓“异术方技,尤为时人所乐尚” ,面临这样的环境,佛教的进入,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当然,外国来的和尚(胡僧)们,对汉地文化非常熟悉与了解,除了正宗佛教思想的研究与弘扬外,也开始研究那些“异术方技”,(因为其外在表现形式非常类似,中国人往往将“方技”、“巫术”与“神通”混为一谈。)甚至会利用这些“方术”,以提高佛教的地位。因为不这样,确实很难降得住深信“神秘力量”的中国人。当时,从西域及印度带来的各种“方技异术”,更使中国人眼花缭乱,信奉者与日俱增!
根据史料分析,在中国历代有“神通”的僧人,往往都会得到信仰佛教的皇帝,及其上层人物们的供养和重视。南朝梁武帝时,有一位叫做宝志的僧人,就曾以他的“神通”异能受到齐、梁两代朝廷的供奉。据《高僧传》卷十记载,宝志有分身之术(神变通),经常有人会在几个地方同时见到他。更稀奇的是,他可以觉察别人的心思(他心通)。有一次,一位僧人想送他一件衲衣,还没来得及张嘴,突然宝志出现在他的面前,拿起衣服就走。然而,真实的释迦牟尼及佛教,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根据史料分析,在中国历代有“神通”的僧人,往往都会得到信仰佛教的皇帝,及其上层人物们的供养和重视。南朝梁武帝时,有一位叫做宝志的僧人,就曾以他的“神通”异能受到齐、梁两代朝廷的供奉。据《高僧传》卷十记载,宝志有分身之术(神变通),经常有人会在几个地方同时见到他。更稀奇的是,他可以觉察别人的心思(他心通)。有一次,一位僧人想送他一件衲衣,还没来得及张嘴,突然宝志出现在他的面前,拿起衣服就走。然而,真实的释迦牟尼及佛教,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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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佛教
正如法国学者亨利•阿尔冯所说:“最初佛陀传授的佛教,是否称得上宗教?没有上帝,扬弃神圣的传统(天启),这使佛陀和他的弟子们免除‘祭祀’,一切圣事。没有启示也没有神秘理论。”“佛陀既不是‘先知’也不是‘上帝’,而是一个人。此人在智力和道德上经过异乎寻常的努力,终于识破人类命运的奥秘。于是他的教义为人类思想提供了极其坚实的根据。但是,正如一颗种子在水和热量的作用下会绽开,会变成一株与它毫无相似之处的植物,佛陀的原始教义,在未满足人类精神对宗教和神秘主义需求的压力下,派生出各种不同的佛教。”这样说来,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为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及满足人类“纯宗教”方面(包括神秘主义)的需求,不停地调整自身适应生存,是一件很容易被理解的事情。
梁启超先生说:“(佛教)是人类社会之产物。既为社会产物,故一方面能影响社会,一方面又恒受社会之影响,此事理无可逃避者。佛教有两千余年之历史,有东西数十国之地盘,其播殖于五印以外者,顺应各时代、各地方之社会情状为种种醇化蜕迁,故无待言。”所以,当佛教进入西域后,很快被西域化,这主要体现在希腊化的造像艺术,和类似的崇拜形式。后出的大乘佛教经典就是一个例子。譬如,净土信仰中最重要的三部经典,包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也称净土三经,),完全可能是佛教受到了西域地区宗教文化影响的产物,因为它们最初产生并流行于公元1-2世纪(大约释迦牟尼灭度五、六百年后)贵霜王朝统治的犍陀罗地区。它力图使信徒们相信,对阿弥陀佛的绝对信仰(发愿、一心念诵阿弥陀佛名号等),可以达成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标。这与释迦牟尼时期“以自己为岛屿(释迦牟尼临终前对弟子们的最后遗教)” 通过个人自身努力求得解脱的思想大相径庭。按照早期经典的记载,释迦牟尼在世时,并不以鼓励弟子们,求得来世往生于“天界”为目的,而是以追求摆脱生死轮回的根本解脱为目的。据一些学者分析,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印度与西亚、北非文化的交汇之处,净土三经很可能受到西方某些宗教、文化的影响;后来西域化了的佛教又进入中国汉地,与儒、道两种思想相互影响,长期融合,很快也被汉化;佛教进入藏区后,也受当地神秘主义和秘密思想的影响,很快被藏化。世上由此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佛教。但有趣的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称自己所信仰的教派,为释迦牟尼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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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佛教
正如法国学者亨利•阿尔冯所说:“最初佛陀传授的佛教,是否称得上宗教?没有上帝,扬弃神圣的传统(天启),这使佛陀和他的弟子们免除‘祭祀’,一切圣事。没有启示也没有神秘理论。”“佛陀既不是‘先知’也不是‘上帝’,而是一个人。此人在智力和道德上经过异乎寻常的努力,终于识破人类命运的奥秘。于是他的教义为人类思想提供了极其坚实的根据。但是,正如一颗种子在水和热量的作用下会绽开,会变成一株与它毫无相似之处的植物,佛陀的原始教义,在未满足人类精神对宗教和神秘主义需求的压力下,派生出各种不同的佛教。”这样说来,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为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及满足人类“纯宗教”方面(包括神秘主义)的需求,不停地调整自身适应生存,是一件很容易被理解的事情。
梁启超先生说:“(佛教)是人类社会之产物。既为社会产物,故一方面能影响社会,一方面又恒受社会之影响,此事理无可逃避者。佛教有两千余年之历史,有东西数十国之地盘,其播殖于五印以外者,顺应各时代、各地方之社会情状为种种醇化蜕迁,故无待言。”所以,当佛教进入西域后,很快被西域化,这主要体现在希腊化的造像艺术,和类似的崇拜形式。后出的大乘佛教经典就是一个例子。譬如,净土信仰中最重要的三部经典,包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也称净土三经,),完全可能是佛教受到了西域地区宗教文化影响的产物,因为它们最初产生并流行于公元1-2世纪(大约释迦牟尼灭度五、六百年后)贵霜王朝统治的犍陀罗地区。它力图使信徒们相信,对阿弥陀佛的绝对信仰(发愿、一心念诵阿弥陀佛名号等),可以达成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标。这与释迦牟尼时期“以自己为岛屿(释迦牟尼临终前对弟子们的最后遗教)” 通过个人自身努力求得解脱的思想大相径庭。按照早期经典的记载,释迦牟尼在世时,并不以鼓励弟子们,求得来世往生于“天界”为目的,而是以追求摆脱生死轮回的根本解脱为目的。据一些学者分析,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印度与西亚、北非文化的交汇之处,净土三经很可能受到西方某些宗教、文化的影响;后来西域化了的佛教又进入中国汉地,与儒、道两种思想相互影响,长期融合,很快也被汉化;佛教进入藏区后,也受当地神秘主义和秘密思想的影响,很快被藏化。世上由此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佛教。但有趣的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称自己所信仰的教派,为释迦牟尼所创。
其实,佛教向外传播之前,在印度本土,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派,当然这些不同的佛教最初确实全部来自佛教本身。但因为内部成员对于经、律的看法有所不同,相互争论到矛盾不可调和的程度。至此,原本统一的僧团开始分裂,这就是所谓的“部派佛教”时期。这个时期,出现在释迦牟尼灭度百年前后。
早在释迦牟尼刚刚灭度不久,他的弟子大迦叶,组织佛经结集时(史称七叶窟结集,也是记载中的第一次佛经结集。),对于释迦牟尼学说的不同看法,就已经在僧团中出现了。据说,当时大迦叶组织的500比丘都属“头陀行”派(属于佛教僧团中的“苦行派”,这些“苦行”者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他们不光没有被排除在僧团之外,反而得到释迦牟尼的称赞,和僧团大众们的尊重,所以他们与提婆达多一派是有区别的。),他们当时可能只代表的佛教僧团成员的一小部分。据说,当时在外地宏法的富娄那,听说结集佛经一事,也带领500比丘赶来参加集会,但因来得太晚,没能参加这次结集。事后,他虽对结集的内容进行了认定,但却对戒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曾亲自听导师(释迦牟尼)讲过,有“八事(是一些有关饮食的细微戒)”是可以舍弃的!但这一说法,遭到大迦叶的坚决反对。富娄那在佛陀弟子中被誉为“说法第一”,因此自然得到很多大众的支持。因此,他们当场提出:“我忍余事,于此七条不能行之。”(《部派佛教》第17页 弘学著)此外就在七叶窟结集的同时,最初跟随佛陀的五比丘,也在附近聚众结集经典,他们显然是被大迦叶排除在外的人,这些人从资历上比大迦叶还老,他们自然不能接受被排除在结集经典的专家学者之外的现实(此说可能有些问题,因为最初的“五比丘”中,年长者很可能比释迦牟尼岁数还大,是否能够活到此时,无法定论?但是把“五比丘”及其追随者,看成佛陀弟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完全可以的。如果大迦叶和富娄那,分别代表了他们不同的群体一样,五比丘完全可以代表佛教中的“元老派”)。由此看来,释迦牟尼刚刚灭度,僧团内部就已经意见分歧,往后的路自然更加难走。
早在释迦牟尼刚刚灭度不久,他的弟子大迦叶,组织佛经结集时(史称七叶窟结集,也是记载中的第一次佛经结集。),对于释迦牟尼学说的不同看法,就已经在僧团中出现了。据说,当时大迦叶组织的500比丘都属“头陀行”派(属于佛教僧团中的“苦行派”,这些“苦行”者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他们不光没有被排除在僧团之外,反而得到释迦牟尼的称赞,和僧团大众们的尊重,所以他们与提婆达多一派是有区别的。),他们当时可能只代表的佛教僧团成员的一小部分。据说,当时在外地宏法的富娄那,听说结集佛经一事,也带领500比丘赶来参加集会,但因来得太晚,没能参加这次结集。事后,他虽对结集的内容进行了认定,但却对戒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曾亲自听导师(释迦牟尼)讲过,有“八事(是一些有关饮食的细微戒)”是可以舍弃的!但这一说法,遭到大迦叶的坚决反对。富娄那在佛陀弟子中被誉为“说法第一”,因此自然得到很多大众的支持。因此,他们当场提出:“我忍余事,于此七条不能行之。”(《部派佛教》第17页 弘学著)此外就在七叶窟结集的同时,最初跟随佛陀的五比丘,也在附近聚众结集经典,他们显然是被大迦叶排除在外的人,这些人从资历上比大迦叶还老,他们自然不能接受被排除在结集经典的专家学者之外的现实(此说可能有些问题,因为最初的“五比丘”中,年长者很可能比释迦牟尼岁数还大,是否能够活到此时,无法定论?但是把“五比丘”及其追随者,看成佛陀弟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完全可以的。如果大迦叶和富娄那,分别代表了他们不同的群体一样,五比丘完全可以代表佛教中的“元老派”)。由此看来,释迦牟尼刚刚灭度,僧团内部就已经意见分歧,往后的路自然更加难走。
据说,佛陀在世时,弟子们来自各各不同的地区、种姓和民族。印度被称为人类博物馆,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棕色人等,可见其人种之复杂。目前印度流行着179种语言及544种方言。当时的情况虽然不像今天这样复杂,据说,也有百种以上的方言。佛陀在世时,一反婆罗门教以“雅语”(梵语)传教的传统方式,而鼓励弟子们用各种方言传播他的教法。因为,在他的教团中,四种性、各民族的人都有,所持语言、方言更不待言。如果只用一种语言传教,那显然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佛陀最早度化的“五比丘”与舍利弗及佛陀的儿子罗睺罗所说的语音都不相同,佛陀本人传法也不止使用一种语言。
围绕这个问题,佛陀门下有些出身婆罗门种姓的弟子们,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用“雅语”(梵文)传播佛教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梵文语言比较优美、规范。但是,佛陀的回答是:“吾佛法中,不以美言为是 但使义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以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就是说佛教并不讲求语言的美,但强调义理不可偏失,应该在语言上随顺众生,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将真理传播给他们。后来,又有人提议用“梵语”来统一语言,使佛教经义不致丧失,佛陀再次拒绝!据说有一些居士曾讥讽一些持方言诵经的出家人,使他们感到羞耻。因此,佛陀对那些居士进行了批评。
围绕这个问题,佛陀门下有些出身婆罗门种姓的弟子们,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用“雅语”(梵文)传播佛教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梵文语言比较优美、规范。但是,佛陀的回答是:“吾佛法中,不以美言为是 但使义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以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就是说佛教并不讲求语言的美,但强调义理不可偏失,应该在语言上随顺众生,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将真理传播给他们。后来,又有人提议用“梵语”来统一语言,使佛教经义不致丧失,佛陀再次拒绝!据说有一些居士曾讥讽一些持方言诵经的出家人,使他们感到羞耻。因此,佛陀对那些居士进行了批评。
当然,这无疑使得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更加方便,但也为佛教在释迦牟尼灭度后,出现各种分歧和矛盾种下了隐患。佛教教团很可能在后来的时光中,形成区域性的派系,学说也因此产生不同的差异。直到110年后,一次无法避免的纷争,促成佛教僧团渐渐开始分裂,部派出现。部派佛教,又成为后来“大乘”与“小乘”彻底分家的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