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游泳池

　　《蒂芙尼早餐》剧照（1、2）
　　

　　《蒂芙尼早餐》剧照 （3、4）
　　

　　我和纳薇塔穿过喧嚣的舞厅，向大门口的方向走去。

　　前面的那个舞曲刚完，孩子们谈笑风声地从舞池里走了出来。舞厅顶端的舞台灯光，渐渐黯淡了下来，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迎面，从烟雾器里喷出一股浓浓的白雾，将我们笼罩在了里面。

　　从播音室，传出了唱片骑士浑厚、性感的男低音。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已接近凌晨，到了我们夜场最后一个曲子。我们将放缓节奏，让星光下的美男女和情侣们，纵情地跳今晚的最后一曲……”

　　紧接着，布满了反光镜片的迪斯科光球，在头顶上旋转开来，散发出点点光芒，仿佛天空中千千万万颗闪烁的星辰，将舞厅变成了一个梦幻世界。从庞大的立体喇叭里，传出“披头士”领衔主唱约翰·列侬临死前为他日本裔夫人小野洋子录制的最后一首歌《女人》。这首歌的专辑，出版于列侬死后的蜡月初，按列侬的话说，是他年轻时期歌曲《女孩子》的成熟版本。

　　在曲子开始，列侬引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词来形容世上的女人们，以低调的沙沙细语，私密地说：“这首歌，献给宇宙另外的那半边天。”

　　听到这首歌，纳薇塔止住了脚步。不由我分说，她兴致勃勃地牵着我的手，将我拉入了舞池。她抱着我的肩膀，我握着她性感的细腰，仿佛一对儿天生的情侣，在那虚拟的天上人间，随着列侬的曲子，翩翩起舞……

　　女人，我几乎无法表白，
　　对自己轻率的内疚与无奈，
　　知道，自己终生亏欠于你。
　　女人，我试图表白，
　　发自内心的谢意与恩爱，
　　为告知我人生成功的内涵。

　　哦，喔喔，
　　嘟嘟嘟，嘟嘟；
　　哦，喔喔，
　　嘟嘟嘟，嘟嘟。

　　女人，我知道你能开怀，
　　自己不过是个长不大的男孩，
　　记住，我的命运在你手心。
　　女人，紧搂住我在你心怀，
　　时空不能使我们分开，
　　我们的因缘在星辰里常在。

　　哦，喔喔，
　　嘟嘟嘟，嘟嘟……

　　@神仙姐姐20121212 204楼 2013-07-08 10:39:50
　　周一快乐！
　　写作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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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仙姐姐！祝神姐周间愉快！

　　给心情放个假
　　让快乐飞起来
　　把快乐分给你
　　我们一起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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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妮的主人 203楼 2013-07-07 05:10:40
　　《喧腾的家族》全体向你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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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人的光临、指教。

　　跳完舞，我和纳薇塔在拥挤的夜总会门口与好友们相聚。男孩们，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儿与女生寒暄，抽烟和交换电话号码。纳薇塔给我介绍了她那两个伊朗的犹太女友。她们是一对儿性格各异的双胞胎，出生时间，只隔一分钟。姐姐的名字叫蒙娜，在波斯语里，是一个伊斯兰神灵的名字。妹妹的名字叫蕾菈，意思是夜丁香。蒙娜个子不高，穿着黑色的蕾丝连衣裙和开口式华丽麂皮高跟鞋，一股贵妇人的派头。妹妹蕾菈，与她姐姐相反，穿着一件滚石乐队的T恤衫，一条膝盖上磨出了窟窿的李维斯牛仔裤和拖鞋，一派美国愤青的模样。

　　我送她们到停车场，看她们上了车。那是一辆崭新锃亮的黑色500系列奔驰。蒙娜坐在正驾驶的位子上，高耸的尖鼻头，微含一丝傲气。纳薇塔和我拥抱，按伊朗人的习惯，在脸颊两侧亲过吻，这才上了车。车子启动后，她摇下后排的窗子，向我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招了招手，然后，渐渐消逝在夜幕里。

　　回到宿舍，关了灯，我一头栽到床上，想一觉睡到中午。可是，在漆黑的屋里， 我翻来覆去，死活睡不着。寂静中，听不到黑暗里安德鲁斯的鼾声，感觉有些恐惧。小时候在北京，养成了一个怕黑的习惯，因为甘家口过去是一片坟地。我们高耸的塔楼，冲了曾经埋葬在地底下的幽灵。这些失去了家园的冤魂，在深更半夜里凄凄呻吟。虽然，已经是精疲力尽，脑子里，却千头万绪，一滩污水。

　　生活就是这样。因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往往是即兴的、突发的、无规则的和无预告的，就像生与死。那个夜晚，我仿佛沉浸在一个漫长的梦幻中。幼年的往事，短暂人生中的一幕幕悲欢离合，像慢动作镜头，在我脑海里浮现……

　　小时候，父母曾说，我可能在一个舞会上认识自己未来的爱人。父母的第一次相遇，也是在西单花园饭店海棠院的一个交际舞会上，后来，还被评为当时电影圈交际舞的最佳舞伴。所以，那晚在富门花园认识纳薇塔，几乎是命中注定。

　　年轻时期的父母，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也是一对儿门不当户不对的青年情侣。母亲，被判了自己家的名门高堂，与外婆闹了决裂，离家出走，嫁给了一个自己母亲瞧不起的寒酸小职员。父亲，一个十一岁就从山东小县城逃往上海谋生的有志少年，解放后，来了北京，娶了中国著名导演的女儿为妻，此后，未曾有机会回家乡探望，直至爷爷奄奄一息。这辈子，我从未见过爷爷、奶奶，也不知他们的面貌容颜。那时，家境不好，没有经济条件。

　　抗美援朝结束后，母亲从空军转业回京。组织上安排她返校学习，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母亲是个敬业的学生，每堂课都拿最优异的满分成绩。校长准备保送她去师范大学深造，成为一名未来的教职人员。母亲自幼孤僻、倔强，同情社会阶层的底下人，特别是家里的仆人，反感外婆那种上流的生活习惯，退役后，更感觉如此。她想赶快找一个男人嫁出去，与自己的母亲一刀两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她梳着一头短发，整天蹬着一辆自行车，肩上背着书包，在那个叫舍饭寺的京城胡同里穿梭。那时，父亲是个清秀的白脸小生，穿着一身呢子中山装，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德勤会计学校培养出的第一批财政人员。不久，还升了官，成了一个财务科长。他办公室的窗户，正好与母亲家的二层洋房和母亲的闺房窗口隔窗相望。透过窗户，这对儿青年男女这么一眉来眼去，不久，彼此产生了好感和好奇。

　　凑巧，一九五七年初夏周末的夜晚，电影艺术委员会在楼下的海棠院主办华尔兹交际舞会。这个舞会，给了这对儿私密情侣一个互相见面的机会。父亲爱跳舞，而且，是一个好的领舞。他潇洒俊男的容颜与简朴平凡的身份，一下子，就赢得了母亲的青睐和中意。俩人悄悄地揣摩起结婚的念头。

　　@心1118 211楼 2013-07-10 02:31:08
　　深夜拜访，支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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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雨夜拜访与支持。

　　不久，他们之间的爱慕情愫被外婆发觉。老太太拍桌子，大发雷霆，勒令母亲与外面的“野男人”断绝关系，拒绝仆人让他登门拜访。两年前，外公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外婆变得脾气暴躁，再加上外面的工作繁忙和社会上反右运动的政治压力，更是情绪不振、心里冒火。她给母亲下了一个最后通牒——或许与那个男人断绝关系，或许从家里搬出去，从此断绝母女关系。

　　为了解围，大舅召集了一个小范围的家庭会议。那是七月底一个炎热的夜晚，晚饭后，大人小孩儿们都拿着扇子，在海棠树下乘凉，在舍饭寺的胡同里溜弯儿。一家人在压抑的气氛下，聚集在饭堂的餐桌前，闷闷不乐地耷拉着头，一言不发。之前，大舅私下里给母亲做过思想工作，建议母亲三思而后行。外公过世后，外婆的内心，一直压抑不爽。老太太在逃离沦陷给日本人的上海滩时就烙下的胃溃疡，这酷暑天里，又犯了。

　　俗话说，女大当嫁。可即便要嫁，至少也该嫁给一家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大舅劝母亲不要得罪外婆，就应了外老人家算了。

　　家里有一个远房亲戚，在外交部当副部长，手下，有一帮新中国培养的红苗外交官。大舅给那个远亲的秘书挂了电话，求他帮在外交部疏通一下，替自己的妹妹寻个帅哥儿，做个媒。那个小秘书一口答应。几天后，秘书回了电话，说正凑巧有个刚刚调到某中欧小国中国使馆当大使的俊秀男子，人品端正，而且，正好无妻。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正帮他寻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可靠妻子。婚后，母亲会与丈夫一道派驻欧洲，当一名红色中国外交的大使夫人，长期居住海外。他们这么一嘀咕，认为这莫不是件众人欢喜、天作之合的革命婚姻，相信母亲会一口答应。

　　外婆，一向是个好面子、淡漠政治的女人。在她眼里，权势和地位，就像一对儿拜把兄弟，不分家。凡是有名有势的人，都有好人。她自己所做的一切，也都必须是首屈一指的顶呱呱。可是，在母亲的心目中，自己的亲娘，只不过是个图名图利的势利眼。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她是位社交界出了名的美人和交际花，与当时上海滩最红的女影星和最红的女歌星被称为“鸿运三姐妹”，经常出入百乐门，逛夜场，与显赫贵人、青红帮、军阀和政客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上海沦陷，外婆把母亲寄养在上海当电影院老板的叔爷爷家里，拖拉着三个舅舅，渡夜船，逃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外婆又成了当地影艺圈的大红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成了周恩来、郭沫若和戴笠老板的知交。这么一个好强的女人，她怎能容忍自己的长女嫁给一个无名无姓的外地浪子？在老太太的眼里，这不仅是一条有失家誉的社会丑闻，而且，是一桩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的坏事。

　　听说大舅在私下里替妹妹穿针引线、做媒拉纤，又听了男方的背景，老太太这才缓缓地松了口气。可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母亲毫无感恩之情，一晚上，闷闷不吭地绷着张冷淡的长脸，死活就是不应。外婆又拍起了桌子，大吼大叫、暴跳如雷，吓得仆人直往门后躲。

　　母亲横下了心，决定与自己的母亲和家庭决裂。

　　其实，母亲的选择，出于对外婆的偏见和恩怨，像纳薇塔与她养母之间的隔阂那样，只是更深、更长。

　　大舅通过外交部部长办公室的秘书做媒，那个独身大使正好来京汇报工作，听了女方的家庭背景，也感觉很合适；一周后，本人要回欧洲，想在临走前与母亲见个面，可母亲死活不同意，弄得大家很尴尬。听了这个消息，外婆又拍桌子、瞪眼，大发雷霆。这一来，更加深了母亲与外婆之间的恩怨。

　　俗话说，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我们家里，也一样。其实，母亲与外婆的恩怨可以追溯到母亲的幼年和抗战年代。为了逃离沦陷了的上海滩，一九三七年初夏，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外婆悄悄地带着三个舅舅乘渡船去了重庆，与从武汉赶去的外公汇合，把母亲独自一人留在了上海叔爷爷家。第二天早晨，母亲醒来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母亲抛弃了。一夜间，全家离开了上海。她嚎啕大哭，从此，彻夜难眠，心酸的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不久，母亲就得了胃炎，疼得，一个人在床上打滚。全家这么一走，就是八年云和月，直到四五年小日本投降。

　　在重庆，外婆生下了小姨。小姨的个性，与母亲截然相反，是个外向、嘴甜的女孩儿，一生下来，就赢得了外公、外婆的宠爱。就连周恩来和邓颖超见了小姨，都爱不释手，盘问外婆愿不愿意把小姨让给邓大姐当养女。外婆不肯。后来，小姨还在外公的影片里当过小童星；解放后，成了芭蕾舞演员。

　　小姨的出生和受宠，也使母亲的心里不平衡。

　　多少年过去后，外婆解释说，在那个烽火的战争年代，天上，有日本人的轰炸机；路上，有日本人的宪兵；船上，还有日本人的密探。把母亲留在上海，实在是出于无奈，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大女儿。在路上，一个女孩子家，不仅会成为累赘，而且，遇到危险不像男孩子那样好掩护和容易逃生。可母亲不信外婆这套冠冕堂皇的词言。在她眼里，外婆将自己遗弃在了虎穴，带着自己的哥哥逃之夭夭。

　　谈到母亲孤僻的性格，是先天还是后天，我不清楚。如果说，母亲先天就孤僻内向、情感敏感，外婆的离弃，更加深了母亲心理上的压力，给她幼年的内心世界，蒙上了一层阴影。

　　叔爷爷的二姨太，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一幅吝啬的小家气，只让佣人给母亲买最便宜的食品和最大号的童鞋，一双鞋，可以穿很长时间。母亲，偏偏又是个感情脆弱和心细的孩子，把一滴滴苦涩的泪水往肚子里咽，将二姨太的吝啬、小气和对外婆的“恨”埋在了心底。在那个郁闷的家庭里，母亲过着寄人篱下的苦闷生活，渐渐对家佣和仆人产生了同情和怜悯，愿意去厨房与她们聊天、问长问短，倾听她们的家事和苦衷；对富贵人家的奢侈与权势，产生了敌视与憎恨。下意识里，她自认为自己也像个下贱佣人那样，是个苦命的女人。就这样，母亲变得更内向、更叛逆和更爱憎分明。

　　对外婆的忌恨，像一股内在动力，鞭策着母亲幼年时的离家出走，十六岁就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东北航空兵军官学校当了一名文化教员。在部队，母亲遇见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恋人，第一次尝试到恩爱的滋味。那是母亲最纯真的少年爱情，像一股初春的暖风和黑暗里的一把篝火，激起了少女对恋爱的渴望，点燃了她心中纯真的情感火焰。我想，它是母亲最深和最真实的爱情。那次恋爱，才是最真的爱和值得记一辈子的爱情。

　　男方，是一名穷苦出身的空军上校，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在部队，这个男人不仅比她 大、看得多见得广，而且，政治上过硬，出身好，各方面都比自己家强，配当自己的终生伴侣和革命榜样。俩人爱得很深，形影不离，不久，男方就向上级组织递交了一份婚姻申请。因为是在部队，而且，男方是军官，组织上要对女方的家庭背景进行政审。小两口私下嘀咕，认为那个所谓的“政审”不过就是走走形势，一通过，就可以开办喜事、领结婚证、吃喜糖和闹洞房。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审，还真审出了事儿来了。

　　组织上回复说，外婆的政治背景有不清白的地方，他们的结婚申请没有被组织接受。虽然外公在二十年代就加入了“左翼”文艺联盟，是一个进步的爱国人士，外婆的背景，就难说了。在上海滩，外婆曾是个资本家，社会上，还是个交际花，不仅与共产党保持了关系，而且，与国民党和黑社会也来往频繁，特别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的重庆，她与周恩来、郭沫若和戴笠的关系都很密切。这么一来，家庭的政治背景，就说不清楚了。军令如山倒，收悉了组织的答复后，男方表示服从领导的决定，与母亲一刀两断、分道扬镳，不久，认识了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

　　母亲又走到了自己年轻人生中的另一个十字路口，政治上，受到了外婆的牵连，感情上，再一次受到了老太太的伤害。不久，母亲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北京。可想而知，那时母亲与外婆的恩怨，已经到了沸点。回到家里，外公已因病去世，外婆成了一家之主，本来就紧张的家庭关系，变得更为难堪，加上外面的反右运动、外婆胃溃疡的复发，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水火不相容。

　　那时，母亲还未高中毕业。校长说，由于母亲是模范退役军人，再加上学习勤奋，毕业后，学校准备保送她上北京师范大学。五七年，赶上了“反右”，五八年，又是“大跃进”。父亲得到通知，五八年初，电影界要组织干部下乡，去河北抚宁插队，搞“大跃进”。他们私下一嘀咕，如果母亲去上了大学，毕业后，要听学校分配，可能会分配去外地。如果父亲去了赴宁，两个人各去东西，就分散了。父亲找上级谈话，组织上说，如果父母决定结婚，俩人可以一起分配下放河北抚宁插队一年，然后，母亲可随父亲回京，在本地安排工作。他们一商量，母亲下了决心放弃大学，决定结婚。

　　外婆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大舅来了，也只是象征性的打了个照面。父亲的同事帮助组织了婚宴，还闹了洞房。更有讽刺色彩的，新婚夫妇的洞房，就设在外婆二层小洋房车库前海棠院右侧长廊的一个简陋小单间里。外面，下着细雨。屋顶上，悬挂着一个黯淡光秃秃的白炽灯泡。屋内，只有一个脱了皮的破旧办公桌、一张放着红绸缎被子的单人床、一个脸盆架、一个白底牡丹花的脸盆、一把晃晃悠悠的凳子和一个小马扎。床上的被窝底下，还藏着些没发完的喜糖……

　　这些年来，我一直纳闷一个问题：母亲在西单海棠院遇到父亲后决定与他结婚，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爱，还是离家出走？是为了赶快忘掉自己的初恋和痛苦的结局，还是为了故意得罪外婆、与她决裂？我曾婉转地问过母亲这个问题。母亲轻描淡写地说，那时，的确是爱上了父亲。我问，那爱上了父亲什么？她没有细说。私下里，我在猜疑，感情这个东西是复杂的，恐怕里面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情感和原因，即便是自己母亲，也弄不清这种错综复杂的心理。

　　我看过那时父亲的照片，虽然他个子不高，到底是个山东人，长得一股帅气；穿的，挺时髦，跳舞也挺棒，况且，后面还有扎着擦肩小辫子的漂亮女演员在后面追。即便父亲不是身出名门、操洋文的外交官，也不是什么革命军队里的军官，到底也是个后面有女人追的风流人物。那么父亲呢？是真正爱上了母亲，还是想高攀母亲想离弃的名门家庭和社会地位？我也询问过父亲。他咕哝说，有什么好“高攀”的？那时，正赶上反右，外公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婆的政治背景也不清白，那且不是引火烧身？

　　内心里，我希望他们第一次在舍饭寺海棠院的交际舞会上相遇时，第一感觉是真实的，眼睛里，绽放着爱情的火花。他们纯真的爱，的确征服了世俗，使两个叛逆的年轻人，从不同社会阶层和背景，在逆境中，不约而同地悄悄走到了一起。

　　但是，生活不像好莱坞的电影，是现实的，有时，还是残酷的。

　　[重发帖：修改16、18、19楼]

　　其实，母亲的选择，出于对外婆的偏见和恩怨，像纳薇塔与她养母之间的隔阂那样，只不过更深、更长。

　　大舅通过外交部部长办公室的秘书做媒，那个独身大使正好来京汇报工作，听了女方的家庭背景，也感觉很合适。一周后，那人要回欧洲，想在临走前与母亲见个面，可母亲死活不肯，弄得大家很尴尬。听了这个消息，外婆又拍桌子、瞪眼。这一来，更加深了母亲与外婆之间的矛盾。

　　俗话说，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我们家，也一样。母亲与外婆的不和，可以追溯到母亲的幼年和抗战年代。为了逃离即将沦陷的上海滩，一九三七年深秋，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外婆悄悄地带着三个舅舅乘渡船去了重庆，与从武汉赶去的外公汇合，把母亲独自一人留在了上海叔爷爷家。第二天早晨，母亲醒来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抛弃，一夜间，全家离开了上海。她嚎啕大哭，从此，彻夜难眠，心酸的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不久，就得了胃炎，疼得，一个人在床上打滚。全家这么一走，就是八年云和月，直到四五年小日本投降。

　　在重庆，外婆生下了小姨。小姨的个性与母亲截然相反，是个外向、嘴甜的女孩儿，一生下来，就赢得了外公、外婆的宠爱。就连周恩来和邓颖超见了小姨，都爱不释手，盘问外婆愿不愿意把小姨让给邓大姐当养女。外婆不肯。后来，小姨还在外公的影片里当过小童星；解放后，成了芭蕾舞演员。

　　小姨的出生和受宠，也使母亲的心里感觉不平衡。

　　多少年过去后，外婆解释说，在那个烽火的战争年代，天上，有日本人的轰炸机；路上，有日本人的宪兵；船上，还有日本人的密探。把母亲留在上海，实在是出于无奈，目的，是为了保护当时唯一的女儿。在路上，一个女孩子家，不仅会成为累赘，而且，遇到危险不像男孩子那样好掩护和容易逃生。可母亲不信外婆这套冠冕堂皇的词言。在她眼里，外婆带着自己的哥哥，逃之夭夭，将自己遗弃在了虎穴。

　　谈到母亲孤僻的性格，是先天还是后天，我不清楚。如果说，母亲先天就孤僻内向、敏感，外婆的离弃，更加深了母亲心理上的创伤，也给她幼年的内心世界，蒙上了一层感情阴影。

　　叔爷爷的二姨太，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一副吝啬的小家气。母亲的存在，不仅在饭桌上多了一双筷子，而且，还成了家里的一个经济负担。二姨太只让佣人给她买最廉价的点心，穿的，也是自己孩子剩下的衣服和大号的童鞋。一双鞋，可以穿很长时间。母亲说，自己的脚就这样给磨出了糨子，也长得越来越宽，直到后来的生活里，很难在市场上买到合适的女鞋，毁了自己的一生。母亲，偏偏又是个感情脆弱和心细的孩子，把一滴滴苦涩的泪水咽进了肚里，将二姨太的吝啬、小气和对外婆的“恨”埋在了心底。在那个郁闷的家庭，母亲过着寄人篱下、忍气吞声的生活。渐渐的，她对家佣和仆人产生了同情和怜悯，愿意去厨房与她们聊天、问长问短，倾听她们的家事和苦衷；对富贵人家的奢侈与权势，感到内疚与憎恨。下意识里，她自认为自己也像个下贱佣人，是个苦命女生。就这样，母亲变得更内向、更叛逆和更敌视自己的母亲和家庭。

　　对外婆的忌恨，使母亲自幼就有离家出走的动机，十六岁就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东北航空兵军官学校当了一名文化教员。在部队，母亲遇见了拯救自己的爱情“王子”——一个高大魁梧、戴着大盖帽的军官和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恋人。第一次，她尝试到了恩爱的甜蜜。那纯真的初恋之情，仿佛是一股初春的暖风和黑暗里的篝火，激起了她少女的恋爱渴望，点燃了心中纯真的爱情火种。我想，那也是母亲最深和最真的爱，回忆起来，催她泪下，心窝里，有股酸里带甜的滋味。那种初恋的感觉，她悄悄地珍藏在自己的心里，记了一辈子。

　　男方，是一名穷苦出身的空军上校，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在部队，这个男人不仅比她年龄大、看得多见得广，而且，出身好、政治过硬，感觉各方面都比自己家强，配当自己的终生伴侣和革命榜样。俩人渐渐地成了一对儿，形影不离。不久，男方就向上级组织递交了婚姻申请。因为是在部队，而且，男方是军官，组织上要对女方的家庭背景进行政审。小两口私下嘀咕，认为那所谓的“政审”不过就是走走形势，一通过，就可以开办喜事、领结婚证、吃喜糖和闹洞房。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审，还真审出了事儿来。

　　组织上回复说，外婆的政治背景不清白，他们的结婚申请没有被组织批准。虽然外公在二十年代就加入了“左翼”文艺联盟，是一个进步的爱国人士，外婆的背景，就难说了。在上海滩，外婆曾是个资本家，社会上，还是个交际花，不仅与共产党保持了关系，而且，与国民党和黑社会的头头也来往频繁，特别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的重庆，她与周恩来、郭沫若和戴笠的关系都很密切。这么一来，家庭的政治背景，就说不清楚了。军令如山倒，收悉了组织的答复后，男方表示服从领导的决定，被迫与母亲一刀两断，不久，认识了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后来，他们还书信不断，逢年过节打电话问候，但是，从未见过面。

　　母亲又走到了自己年轻人生中的另一个十字路口，政治上，受到了外婆的牵连，感情上，再一次受到了伤害。不久，母亲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北京。几年前，外公已因病去世，外婆成了一家之主，本来就紧张的家庭关系，变得更为难堪，加上外面的反右运动、外婆胃溃疡的复发，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水火不相容。可想而知，母女之间的恩怨和矛盾，已经到了沸点。

　　那时，母亲还未高中毕业。校长说，由于母亲是模范退役军人，再加上学习勤奋，毕业后，准备保送她上北京师范大学。五七年，赶上了“反右”，五八年，又是“大跃进”。父亲得到通知，五八年初，电影界要组织干部下乡，去河北抚宁插队，搞“大跃进”。他们私下一嘀咕，如果母亲上了大学，毕业后，要听学校分配，可能会分配去外地。如果父亲去了赴宁，两个人各去东西，就走散了。父亲找上级谈了话，组织上说，如果父母决定结婚，俩人可以一起分配下放河北抚宁插队一年，然后，母亲可随父亲回京，在本地安排工作。他们一商量，母亲下了决心放弃大学，决定结婚。

　　外婆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大舅来了，也只是象征性的打了个照面。父亲的同事帮助组织了婚宴，还闹了洞房。更有讽刺色彩的，新婚夫妇的洞房，就设在外婆二层小洋房车库前海棠院右侧长廊的一个简陋小单间里。外面，下着细雨。屋顶上，悬挂着一个黯淡光秃秃的白炽灯泡。屋内，只有一个脱了皮的破旧办公桌、一张放着红绸缎被子的单人床、一个脸盆架、一个白底牡丹花的脸盆、一把晃晃悠悠的凳子和一个小马扎。床上的被窝底下，还藏着些没发完的喜糖……

　　这些年来，我一直纳闷一个问题：母亲在西单海棠院遇到父亲后决定与他结婚，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爱，还是离家出走？是为了赶快忘掉自己的初恋和痛苦的结局，还是为了故意得罪外婆、与家庭决裂？我曾婉转地问过母亲。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时，的确是爱上了父亲。我问，那爱上了父亲什么？她没有细说。私下里，我在猜疑，感情这个东西是复杂的，怕是混杂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和原因，即便母亲自己，也未必弄得清那种错综复杂的心理。

　　我看过那时父亲的照片，虽然他个子不高，到底是个山东人，长得一股帅气；穿的，挺时髦，跳舞也挺棒，况且，还有扎着擦肩小辫子的漂亮女演员在后面追。即便父亲不是身出名门、操洋文的外交官，也不是什么革命军队里的高级军官，到底也是个有女人追的风流人物和国家干部。那么父亲呢？是真正爱上了母亲，还是想高攀母亲想离弃的名门家庭和社会地位？我也询问过父亲。他咕哝说，有什么好“高攀”的？那时，正赶上反右，外公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婆的政治背景也不清白，那且不是引火烧身？

　　我希望，在舍饭寺海棠院的仲夏夜交际舞会上，他们初次相遇时的第一感觉是真实的，眼睛里绽放的，是爱情的火花。我希望，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情人，他们纯真的爱，的确征服了世俗，使两个叛逆的年轻人，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背景，在逆境中，不约而同地悄然走到了一起，终生相爱、白头到老。

　　但是，生活不像好莱坞的电影，是现实的；有时，还是残酷的。

　　第221-222楼被删除。为何？

　　婚后,小两口就住在海棠院简陋的小单间里，外婆可以从二楼的窗户里看到那间寒酸的破房。可是，两家人仿佛像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毫无往来，就是在院子里无意中打个照面，也装作没看见。

　　次年的腊月初三，在浩浩荡荡的锣鼓声中，父母穿着发浅了的藏蓝土布棉服，爬上了一辆等候在舍饭寺胡同口的解放卡车敞篷车厢，与几十名年轻电影工作者一道，去河北抚宁县参加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那天，中央的南宁会议，刚刚结束。会议提出了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通过了进一步掀起“大跃进”高潮的决议，还发表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汇报的草案并提出“大跃进”的具体目标。会议提议，全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要比五七年增长15%，农业生产总值增长7%。会议结束后，又提出了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超越英国和苦干三年改变中国面貌的口号。

　　解放卡车在一片鞭炮和喝彩声中驶出了胡同口，兴致勃勃的青年人们在车上招展着鲜艳的红旗。母亲的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记忆起七年前抗美援朝时离家的情景和满腔热血的爱国自豪感。

　　一出京城的牌楼门，却是另一派景象。天阴沉沉的，就像是外婆脸色。西北风嗖嗖地朝敞篷的车厢里扑来，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片，刮着自己白嫩的脸颊，即便是紧裹在从部队带回来的那件浅黄色破军棉袄里，还给冻得浑身发颤，从头冷到脚趾。黑色布棉鞋里，脚趾头冻得都圈圈着，哆嗦得伸不直。西北风里，还参杂着豆粒大的石子儿，砸在脸上，很疼要命，把脸颊弄得通红，像个害羞的大姑娘。车走了半程路，羽毛般的白雪，就从天而降，白茫茫的一片，笼罩住了眼前的一切。小夫妻俩笑眯眯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私下里暗自猜测在赴宁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

　　河北的抚宁，近邻北京、天津和唐山，是个约五十万人口的县城，有八个镇、三个乡，县政府设在抚宁镇。它依山傍海，位于秦皇岛的西北，南临渤海，现在，是个开放化的现代沿海城市。可是，在那个年代，抚宁是个贫穷落后的苦地方。

　　离京的三个星期前，文化部副部长亲自带头，声势浩荡地率八百名部里的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响应党向工农兵学习的号召，乘包厢专列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赴抚宁支援农村，下乡接受劳动教育。到了北戴河，省政府派车将北京的同志迎送到了抚宁县，县委书记出面，做了热情洋溢的报告，招待了北京文化界的来客，接着，各村分派来的驴车、马车将同志们下放到了每村、每户，与村民同吃、同住。

　　小两口由于结婚，组织上特意给他们凑了些假期，这才跟着扫尾的队伍随卡车而行。他们也是唯独一对儿被同时下放的夫妻。这次出行，没有随副部长团队的那样体面。第一，没有包厢的火车，第二，没有欢迎的领导和盛宴，就连安置的村户和住房，也没了保障。再加上一路的暴风雪，原本五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小半天。到了河北，雪停了。虽临近渤海和南戴河，天气反倒比北京暖和些。进了县城，已经过了晚八点。那天，正好是星期三。省政府安排了一个留守的干事和村里备的马车，连夜就将北京调来的最后一拨文化工作者安插到了村里。

　　那晚，没有县组织的招待晚餐，县里只给北京来的同志准备了一笸箩干粮上路。里面装的，是红薯面做的黑窝窝头和一锅咸菜。最后，父母被安置在了抚宁县留守营镇一个朝鲜族村姓金的农户。解放前，留守营有过西洋的传教士。镇里还有一座小教堂和一些曾信封基督教的村民。金家只有一间像样的农户住房，侧院子里，有个放粮食的屋子和一个牛棚。金家把自己的粮库腾了出来，让这对儿北京来的新婚夫妇住了进去。

　　当地有两条河，一条叫东河，另一条，叫西河。在西河南沿海大地主王老五家的地盘上，有两百多亩荒废多年的盐碱地。三十年代末期，河东村的一个老乡去东北做生意，无意中听说东部的朝鲜人是种水稻能家，长出来的大米，粒子又白净又油亮。他想起的家乡河西两百亩搁置的盐碱地，说抚宁是一个北国的鱼米之乡，地质资源丰富、邻山沿海，建议朝鲜族的生意人到家乡去看看。一对儿无妻的朝鲜兄弟来到了河西，从地主王老五手里买下了那些盐碱地，试种了些种子，当年初秋，就获得了高产的丰收。听了这个音讯，数十家在东北逃难的朝鲜族农户，从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迁户安置到了河西，形成了今天的朝鲜族居住地。

　　那个村落的名字，叫河西村，是山海关以南汉族居住区一个较集中的朝鲜族永久居住地，二次大战后，大部分住家户都迁移回了高丽国。五八年初，村里才有十几户朝鲜族住家和三个汉族住户，渐渐地，增长到近两百户家庭，四五百口子人。生活方式，大致上遵循了朝鲜族的文化习俗。

　　老金家的男主人，全名叫金广浩，是个孤言寡语的六十许庄稼汉子，白胡子拉茬的脸上，堆着憨厚的微笑。脸颊上黝黑的皱纹，就像春耕时翻过地后的地沟。穿着，与汉人类同，浑身是一套禁脏的黑色棉袄，盘着腿坐在地炕上，闷头抽自己的烟斗。虽然他话不多，在户外，是个首屈一指的种水稻能手和一家之长。可在家里，他那大嗓门儿、爱咋呼和热情好客的老伴儿，按朝鲜族的传统，才是户内做主的掌包人。老伴儿的名字，叫朴妍慧。五十五、六岁，与金广浩一样，都是辽宁人。俩人在东北并不相识。五六年春，由于河西村委会要建立朝鲜族永久居住地，特意送了一个村委的联络人到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一带，招有兴趣入关的朝鲜族农户，来抚宁河西村安家落户。

　　朴妍慧过去接过婚，有过在崽儿。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在东北抓壮丁，孩儿想逃役，被日本人打死了。四五年，日本人投了降。次年五月，南高丽成立了独立的大韩民国，原配的老伴儿想迁移汉城，她不同意，老伴一气之下自己撩丫子走了，一走，就毫无音讯。

　　到了河西，在五六年的春耕，朴妍慧在稻田边的阴柳下，第一次瞄见了老金头那双庄稼人朴实的眼睛，青睐于他那双勤快的种田能手，与他对上了眼，噗哧一声笑了，而且，笑得满脸通红。一个月后，他们结了婚。落户不久，老金家带头领着那十几户人家，办起了一个初级农业社，取名“辽鲜社”。五六年间,“辽鲜社”并入了南戴河人民公社，成为了一个高级农业社，又改名为“华鲜社”，纪年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在抗美援朝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唇齿相依的手足情谊。

　　[重发帖：更正楼上的文字错误]

　　当地有两条河，一条叫东河，另一条，叫西河。在西河南沿海大地主王老五家的地盘上，有两百多亩荒废多年的盐碱地。三十年代末期，河东村的一个老乡去东北做生意，无意中听说东北的朝鲜人是种水稻能家，种出来的大米，粒子又白净又油亮。他想起家乡西河南适合种水稻的西两百亩盐碱地，说抚宁是一个北国的鱼米之乡，地质资源丰富、邻山沿海，建议朝鲜族的生意人到家乡去看看。一对儿无妻的朝鲜兄弟来到了河西，从地主王老五手里买下了那几块盐碱地，试种了些种子，当年初秋，就获得了高产的丰收。听了这个音讯，数十家在东北逃难的朝鲜族农户，从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迁户到了河西，形成了今天的朝鲜族居住地。

　　那个村落的名字，叫河西村，是山海关以南汉族居住区一个较集中的朝鲜族永久居住地，二次大战后，大部分住家户都迁移回了高丽国。五八年初，村里才有十几户朝鲜族住家和三个汉族住户，渐渐地，增长到近两百户家庭，四五百口子人。生活方式，大致上遵循了朝鲜族的文化习俗。

　　老金家的男主人，全名叫金广浩，是个孤言寡语的六十许庄稼汉子，白胡子拉茬的脸上，堆着憨厚的微笑。黝黑脸颊上的皱纹，就像春耕时翻过地后的地沟。穿着，与汉人类同，浑身是一套禁脏的黑色棉袄，盘着腿坐在地炕上，闷头抽自己的烟斗。虽然他话不多，在户外，是个首屈一指的种水稻能手和一家之长。可在家里，他那大嗓门儿、爱咋呼和热情好客的老伴儿，按朝鲜族的传统，才是户内做主的掌包人。老伴儿的名字，叫朴妍慧。五十五、六岁，与金广浩一样，都是辽宁人。俩人在东北并不相识。五六年春，由于河西村委会要建立朝鲜族永久居住地，特意送了一个村委的联络人到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一带，招有兴趣入关的朝鲜族农户，来抚宁河西村安家落户。

　　之前，朴妍慧接过婚，有过一个娃儿。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在东北抓壮丁，孩儿想逃役，被日本人打死了。四五年，日本人投了降。次年五月，南高丽成立了独立的大韩民国，原配的老伴儿想迁移汉城，她不同意，老伴一气之下自己撩丫子走了，一走，就毫无音讯。

　　到了河西，在五六年的春耕，朴妍慧在稻田边的阴柳下，第一次瞄见了老金头那双庄稼人朴实的眼睛，青睐于他那双勤快的种田好手，与他对上了眼，噗哧一声笑了，而且，笑得满脸通红。一个月后，他们结了婚。落户不久，老金家带头领着那十几户人家，办起了一个初级农业社，取名“辽鲜社”。五六年间，“辽鲜社”并入了南戴河人民公社，成为了一个高级农业社，又改名为“华鲜社”，纪念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在抗美援朝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唇齿相依的手足情谊。

　　朴大妈听到母亲参加过抗美援朝，而且，还在英勇的中国空军服过役，一下子，拉近了与北京来客的距离。俩人仿佛是从未相逢的母女，一见如故。朴大妈将她搂在怀里，像自己的亲闺女，拍手称快，双脚腾空蹦起来，朝鲜裙的裙底趿拉在干硬的地面上，扑腾、扑腾的。老金头嘴里吧嗒着烟斗，咕哝说：你这老太婆，就想当娘。这回好了。闺女，就认你这朝鲜阿妈妮为干娘吧。

　　阿妈妮不由分说，将母亲往腾出来的粮屋拽，院子里的那条家犬“小黄”也跟在后面，左右摇着金黄色的尾巴。粮库的门，吱的一声，开了。父亲拿着老金头递过来的煤油灯，走进了那冷飕飕、漆黑一团的屋子。那是一间储存粮食、杂草和杂物的草房。正对着门，是一个土炕。不像朝鲜人居室里的地炕，“土炕”不是睡人的，纯属放置粮食和杂货用的，所以，底下没有火道。墙是用木框搭建的，外面编织了草绳和柳条，上面抹了些白泥浆。屋顶，是一个用绳草和柳树条编织而成的草帘，上面覆盖了用枯黄的稻草编成的厚厚网络包顶。屋子的一个犄角，还堆放着没用完的稻草和高粱秆。母亲往里一瞧，心凉了半截。

　　虽然母亲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强人，即便是“女强人”，也有自己的怪癖。最典型的，就是她那种爱干净的洁癖和对老鼠的恐惧。她不由自主地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战栗地低声问了一嘴：这里有老鼠吗？老金头吧嗒了口烟，慢条斯理地应了一句：嘿，在乡下哪能没有老鼠、耗子的？母亲咕哝说：我怕…… 阿妈妮被母亲的话逗笑了，笑咪咪地说：闺女，不怕。你是咱战斗英雄，难道说那些老鼠能吃了你不成？父亲出来解围：没事儿。她走了一路，累了。老金头和阿妈妮让他们小两口先安顿下来，告退了。

　　母亲不爽地取下了捆绑在背后的行李和搪瓷脸盆，一屁股坐在冰冷和脏兮兮的土炕上。她心里盘算，要在这茅草粮屋里住上一年，越想越觉得后悔、不开心。父亲被对着她，开始整理从京城带来了的生活用品。她却开始感觉有些心烦意乱，脑子里，一头雾水。肚子里虽然已经饿得咕咕叫，但是，看到那筐硬梆绑的白薯窝窝头，又突然间感觉没了食欲。难道说，结婚就是为了这个……？

　　在那一刻，她希望丈夫会突然扭过身，将自己紧紧地搂在怀里，那张男人的大嘴死死地吻着自己通红的下唇，让自己喘不上气来，能感触到胡子拉碴的脸颊，刮得疼痒、疼痒，使自己忘却饥渴、困难和一切的一切，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为了十月革命，一起贡献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可是，父亲并没有回头，还是站在那盏煤油灯前整理东西。就那些破烂，有什么好整理的？瞧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她暗自揣摩，在自己的人生大事上，是否真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那晚，母亲又饿又累，加上内心的郁闷，小两口闹了婚后的第一次别扭。

　　看着母亲坐在土炕上闷闷不乐，父亲凑过来，问母亲怎么了。母亲还是一言不发。他把手搭在妻子的肩上，可她一手将丈夫的手甩了回去。他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心想，一定是妻子看到这寒酸的住宿条件，发小脾气了。他从包里取出了冷冰冰的硬窝窝头，坐在旁边，独自啃了起来。看着丈夫那无恙的样子，她的气儿不打一处来，“砰”的一下，将丈夫手里的窝头抛到了地上。父亲不解地问：这闹的是什么脾气？明天一早还要早起干活呢。母亲一想，也是。他们就这样闷闷地就着咸菜，啃着黑乎乎的窝窝头。干巴巴的薯粉一入嗓子，就卡在喉咙里，难咽下去。母亲从小患过胃炎，这红薯窝头一下肚，就开始犯胃酸，肚子疼得要命。吃完后，小两口匆匆扑了铺，灭了灯，早早睡下了。母亲本来就没吃多少干粮，加上反胃、胃酸和肚子疼，在冰凉、硬邦邦的炕上，翻来覆去地打滚儿。父亲躺在旁边，安然地打着鼾，母亲却彻夜难眠。在漆黑里，她偶尔可以听到墙旮旯的稻草后面有鬼祟的声音，而且，在丈夫的鼾声下，仿佛那声音变得越来越厉害，弄得高粱秆和稻草发出沙沙的响声，吓得她直想哭。

　　她最憎恨老鼠那狰狞的模样，黑灰的身子和长长的尾巴，鬼鬼祟祟地在深夜里出没，偷吃粮食、传染疾病。最怕的，就是那可恨的老鼠爬上床来，钻进自己的被窝。想到这儿，她感觉墙角的声音离床越来越近，而且，突然意识到，那块没吃完的红薯窝头还放在炕上的脸盆里。这时，脚底下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抓被面，发出咝咝的响声。

　　她再也忍不住了，歇斯底里地尖叫了起来。父亲睁开了惺忪的眼睛，不快地问：哎呀，又怎么了？老金头和朴大妈的居室里，亮起了灯。阿妈妮握着盏煤油灯，走进了院子，在储藏屋门口，探听了一下屋内的动静，见屋里也亮了灯，声音也静了下来，这才悄悄地回了居室。

　　第二天早晨四点整，天还没亮，只是遥远的天边，露出了一丝鱼肚白，村里的公鸡就开始打鸣，接着，嘹亮的军号声划破了小村落宁静的夜空。小两口匆匆穿上了衣服，出了门，感觉屋里、屋外一样冰凉。一出院门，就迎面撞见一群干部、干事，三五结群，肩扛镐头、铁锹，手握火把。他们加入的人群，随着大伙儿，朝村边走去。

　　解放前，在沿海的荒地上，朝鲜族农户已经成功地开垦出近两千亩高产的稻田。解放后，解放军某师进驻，又在东河和西河之间开垦了一片新的荒地。在北京插队的大队人马抵达抚宁时，当地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已初具规模。北京来的文化人士被编制成了几个工作小队，父母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团队。父亲被派到一团，去参加离村落较远东河区一个军垦农场的“红旗渠”工程，母亲被安排到了三队，去河西的一块盐碱地，挖灌水沟。

　　分手前，父亲看着母亲刷白和憔悴的脸，问了声：没事儿把？母亲倔强地摇了摇头，抄起了一把锄头，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那天，他们整个白天没有见过面，到了晚上八点半，母亲才扛着镐头从院门外走了进来，满脸蜡黄，额头上，渗着虚汗珠子，见到父亲，一头晕倒在他的怀了，吓得阿妈妮直向天祷告。朴大妈说：快，把闺女抬到居室去。没来得急多想，老金头和父亲赶紧将她抬进了屋，脱了鞋，放在了热乎乎的地炕上。身上，还盖了条粉红色的丝绸被——那是阿妈妮为老金头与自己的婚礼赶制的。就是裹着那厚实的丝被，母亲还是不停地打颤。看着她那副受罪的样子，父亲自责地说：咳，都怪我，没有把她照顾好。昨天，顶着鹅毛大雪，赶了一天的路程。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再加上没休息好，怕是招了风寒、营养不良，缺乏抵抗力。

　　听了这番话，朴大妈没吱声，瞥了老伴一眼，悄悄地扯着他的手，将他拉出了门。他们在门外嘀咕的一阵子，隐隐听到老金头的话语声，后来，还是被阿妈妮的嗓门儿压了下来。老金头和朴大妈又进了屋，阿妈妮说，先把母亲抬回小屋，让她好好休息，自己亲自下厨房，给她做个“小灶”。就这样，父亲把母亲搀回了草屋。老金头独自一人盘着腿，坐在犄角，叼着烟斗，抽着闷烟。

　　在茅草屋里，母亲盖上了转业时从部队带回来的面军被，独自一人躺在冷冰冰的土炕上。父亲不知所措，急得在炕前团团转。在黑乎乎的门外，听到家犬“小金”在院子里哇啦、哇啦不停地叫。

　　从小，父亲跑单帮，到了上海，是靠自己一个人，拼出来的。到了上海，投靠了那里打工的大哥，他帮父亲在山东同乡会的一个纱厂里物色了一份工作。老板看他有点儿文化，知书达理，就给他安排当上了小账房。他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和一表人才，赶上了上海解放和人生转折中的鸿运，调到了北京，进了影视圈，渐渐升到了今天的位置，而且，还攀上了全国大名鼎鼎导演的千金为妻。在老家乡亲们的眼里，总算可以说，是出人头地了。可是，这富家的金枝玉叶一进门，就没过上一天安顿日子。到了乡下，如果再出上个什么三长两短，那且不会被丈母娘活活骂死。况且，老太太是个不好惹的显赫人物，在海棠院，哪个人不畏惧她三分？如果老太太在使点儿坏，到文化部去告状、吵闹，那可就麻烦了。他越想，越是心如火燎。

　　过了一个时辰，听到外面有敲门声。他开了门，迎面看见老金头嘴里叼着烟斗，一副笑脸，憨厚地站在门口。饭好了，朴大妈让他亲自上门请小两口进大屋吃饭。

　　父亲哄母亲起来吃饭，母亲不肯。都深更半夜了，还吃什么饭？父亲叹了口气：唉，人家是一片好心肠，都为了你。现在，咱是想去也得去，不想去也得去啦。不然的话，会闹出“民族问题”，受组织批评的。母亲侧过身，仰着头想了想，嗯，也是。她不爽地慢腾腾下了床，在父亲的搀扶下，进了大屋。

　　大屋里，地炕中央放着一张矮方桌，上面摆着一盆香喷喷的火锅，热腾腾的烟雾，缭绕着屋子。老金头和朴大妈已经等候在主人的位置，一见母亲进屋，阿妈妮就站起来，把她扶到小子辈儿的位子，将她安顿了下来。

　　母亲晕晕乎乎地望着眼前丰盛的菜肴，感觉实在不好意思。哎呀，都是我的不好。她羞涩地说。你看，这么困难的时期，没能给你们带来任何实惠，反到让乡亲们破费了。老金头吸了口烟，不慌不忙地说：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客气的？你去打美国鬼子，不也是为了咱朝鲜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老金头的这番话，把母亲堵了回去。

　　阿妈妮笑眯眯地将一勺热乎乎的肉汤放到了母亲右侧的汤碗里。她说：我们老两口，是乡下人，早起早睡。这么晚了，在咱们家，也算是破天荒了。这就算是夜宵吧，也算稀客给咱们家带来的福气。多吃很点儿肉，给你补补血气。接着，朴大妈又给父亲盛了一碗汤，催小两口快吃，吃完后，去睡个大好觉。父亲知道母亲是个爱食肉的人，暗地里想，喝了这碗肉汤后，她一定会见好。可是，看见老金头坐在煤油灯前，吧嗒着烟嘴，一声不吭，也不动筷子，感觉有些差异。阿妈妮瞥了老金头一眼，然后，用胳膊肘拱了他一下，让他动筷子。老金头叹了口气说：这么晚了，不爱吃肉，咽得慌。看来，如果我不动筷子，你们也不吃。这么着吧，我陪你们吃点儿泡菜。

　　老金头这才动了筷子。

　　看着老金头的那副表情，父亲内心有些忐忑。他喝了口肉汤，汤浓浓的，有股盐鲜味儿，色泽浓郁、酱红，肉感柔嫩，香味里含微辣。他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这汤好鲜，是什么肉？老头没吭声。阿妈妮瞧了小两口一眼，轻描淡写地说：咳，这是咱们朝鲜人喜欢吃的狗肉。听了这话，母亲愣住了，停下了手中的筷子。她问：这么晚了，哪儿来的狗肉？老两口瞥了对方一眼，老金头低下头，继续吧嗒、吧嗒地抽着自己的烟。朴大妈哼了一声：你就知道在那儿抽你的烟。老金头抬起头来，望了她一眼，不爽地回了一句：怎么？你想让我说那是咱家小黄的肉？

　　听了这话，父亲愣住了，母亲的眼泪，唰的一下，淌了出来。

　　她抱住了那位朝鲜阿妈妮，号啕大哭起来。哭声里，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感情，有对朴大妈的感恩、对小黄的怜悯，也有对童年时母亲离弃自己的痛苦、与家庭矛盾的烦恼、自己在小老鼠面前无奈的畏怯和对婚后自己丈夫表现的不满。在朝鲜阿妈妮温暖的怀抱里，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直梦寐以求，寻找了一生那种幻想里的母爱——对人类的博爱，像寒冬里的一缕明媚阳光和饥渴中滋润心灵的甘露。

　　小两口匆匆吃完了饭，叩谢了两位热心的朝鲜长老，回了粮屋。母亲是个感情内向和敏感的女人。她深知，那顿宵夜饭和那碗肉汤，不仅是用来充饥的食物，而是代表了阿妈妮对自己的一番母爱之心和朝鲜人民与汉族人民唇齿相依的真实情谊。那碗汤，变成了一种无形的精神食粮，滋润了母亲的心灵。他们熄了灯，躺了下来，疲乏的母亲在哭啼中渐渐入睡了，忘却了内心的烦恼和稻草后面的老鼠洞。

　　第二天凌晨，母亲起床后，仿佛像换了个人似的。她把从部队带回来的军棉被折叠得四四方方、有棱有角，刷了牙，洗了脸，扛着从地里带回来的镐头，精神焕发地随父亲出了门，相互微微一笑，便向相反的方向大步走去。

　　老金头和朴大妈悄悄地把小黄的皮骨用一块方巾裹扎了起来，在房后小山丘的一颗松树下，挖了一个坑，埋了。上面，还塑了一个小坟丘。阿妈妮跪在坟丘前，大哭了一场。小黄的死和那碗肉汤，更牵近了母亲与干娘阿妈妮之间的感情距离。后来，父母也陪阿妈妮去给小黄“上过坟”。小两口一而再、再而三地赔不是。老金头总是摆摆手，说：咳，死了倒好。那家伙只知道汪汪乱叫，可你一吼，它就吓得匆匆往屋里跑，是个没用的东西。

　　家犬小黄走了，没有了汪汪的狗叫声，金家的院落里多了一分宁静。老金头时常蹲在居室的屋檐下，望着空荡的院子，吧嗒、吧嗒地抽自己的闷烟，眼角里，不时也挂着些暗淡的血丝；脑海了，还怀着一丝对小黄的记忆与怀念。

　　父母就这样，工作和生活在抚宁的河西村，一直到了那年初春。

　　红旗渠与东、西河的内陆蓄水沟，终于挖通、灌水了。在一片“乌拉”声中，从北京来的文化青年人们激动地蹦跳了起来。幸福的汪汪热泪，如同渠中的滚滚清澈流水，夺眶而出。红旗渠和蓄水沟，凝聚了青年人们的心血，也是用他们宝贵的青春年华与生命为代价所换来的。

　　为了庆祝红旗渠和蓄水沟一期工程的竣工，电影局特意安排了一个农村放映队来南戴河人民公社慰问，组织放映一场电影，召集附近村民和下放的干部、干事前来观摩。那晚放映的片子是《上甘岭》。

　　听说村上要放反映抗美援朝的片子，朴大妈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苦等了足足一个礼拜。天还没擦黑儿，赶早就召集全家吃晚饭——八珍菜、大酱菜汤、韩式泡菜和米饭。吃饭后，老金头从牛棚里拉出了牛，套了车，让朴大妈和父母坐上车，自己跨坐在车辕的一侧，吆喝着，赶车上了路。虽然，老金头还是抽着烟斗，不露一丝声色，心底里，却很快活。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从未去过一次电影院。听说这片子讲的是朝鲜战争的故事，真想去看看，开开荤。

　　那是个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日子。高大的笨槐和柳树都长出了嫩绿的叶芽，一派生机。红艳艳的夕阳，刚一落山，放映队就在公社的公委大院里挂上了一块黑框的电影银幕。吃罢晚饭，男女老少拿着长板凳、小板凳、折叠椅和马扎，三五成帮地把大院挤得满满当当。男人抽着烟斗、嗑着瓜子，女人家唠着家常、议论着村里的小道消息，孩子们在嬉戏、玩耍、追逐和在人群中间穿梭…… 平时清静的村落，一时间热闹的起来。

　　当老金头的牛车赶到工委大院门口时，院内已挤得水泄不通。父亲说服了两个北京的同事，给二老让了座儿，自己和母亲随着年轻村民，爬上了院墙头。就是屋顶和苍天槐树主枝干上，也坐满了好奇和淘气的村娃子。

　　夜幕降临，电影放映机的发动机咔咔地转了起来，嗖嗖地跑着片子。放映镜头投射出的强筋灯光，照亮了墙壁上的银幕。在长影乐团钢筋有力音乐的伴随下，一幅志愿军战士保守上甘岭的英勇画卷浮现在乡亲们眼前。

　　人群里的嬉笑和嘈杂声，渐渐地消失了……

　　“十月十四日

　　美国侵略军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六时十五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电影《上甘岭》讲述了在一九五二年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某团八连连长张忠发率队支援留守上甘岭阵地伤亡惨重的七连，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艰苦条件下，坚守阵地，拖敌二十四天，最终赢得中朝军队大反攻，迫使美军重返停战谈判桌的真实故事。

　　母亲羡慕着影片里的卫生员王兰。王兰，使母亲联想起自己幼年抗美援朝时的部队生活。那激昂的团队精神和温暖的大家庭气氛，使她难以忘怀、依依不舍。当王兰唱起《我的祖国》时，院子里沸腾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随郭兰英的配唱，一同唱着：一条大河破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 王兰的坚强朴实和活泼浪漫，也正是母亲自己所追求和向往的。如果不是自己家庭在政审中出了问题，自己早已与另一个钟爱人成婚，就像电影里的王兰，继续光荣地生活在军队的火热大家庭中。

　　看着银幕上高保成饰演的八连长张忠发，他那英勇倔强的形象，使她追忆起部队时的第一次初恋，那种少女的赤诚、纯真和难忘的情感。那种感觉并没有因婚姻而消失，只是悄悄地潜伏在了自己心灵深层一个隐私的角落里。

　　军水壶，在影片里是个非常重要的道具。片中，有一场感人的戏：困在山甘岭坑道里的战士们用尽了自己军壶里的水，头部受重伤的七连指导员在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刻，为了部队的生存、赢得最后的胜利，拒绝卫生员王兰的劝说，将珍贵的水，让给了打仗的战士。看到这儿，母亲落下了眼泪。因为，她也从部队带回了一个同样的军用水壶，上面，还印有金红色的八一军徽。那个水壶，也凝聚的很多美好的记忆和幸福的岁月，跟随自己从部队到了地方，又从北京到了抚宁。

　　想到这儿，母亲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父亲误认为那是出于女人的感情脆弱，被电影的情节打动了。像个好丈夫，他温柔地搂住了妻子的肩，安慰她、哄她。虽然母亲没有拒绝丈夫的温柔，在那一刻，他们内心的距离，仿佛是桑茫大海尽头的天与海，虽难舍难分，却离得很远。

　　[重发贴：修改、更正楼上的236/237帖子—— 如果舞文弄墨容许修正原文，该多好？]

　　为了庆祝红旗渠和蓄水沟一期工程的竣工，电影局特意安排了一个农村放映队来南戴河人民公社慰问，组织放映一场电影，召集附近村民和下放的干部、干事前来观摩。那晚放映的片子是《上甘岭》。

　　听说村上要放反映抗美援朝的片子，朴大妈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苦等了足足一个礼拜。天还没擦黑儿，赶早就召集全家吃晚饭——八珍菜、大酱菜汤、韩式泡菜和米饭。吃饭后，老金头从牛棚里牵出了牛，套了车，让朴大妈和父母坐上车，自己跨坐在车辕的一侧，吆喝着，赶车上了路。虽然，老金头还是抽着烟斗，不露一丝声色，心底里，却很快活。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从未去过一次电影院。听说这片子讲的是朝鲜战争的故事，真想去看看，开开荤。

　　那是个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日子。高大的笨槐和柳树都长出了嫩绿的叶芽，一派生机。红艳艳的夕阳，刚一落山，放映队就在公社的公委大院里挂上了一块黑框的电影银幕。吃罢晚饭，男女老少拿着长板凳、小板凳、折叠椅和马扎，三五成帮地把大院挤得满满当当。男人抽着烟斗、嗑着瓜子，女人家唠着家常、议论着村里的小道消息，孩子们在嬉戏、玩耍、追逐和在人群中间穿梭…… 平时清静的村落，一时间热闹了起来。

　　当老金头的牛车赶到公委大院门口时，院内已挤得水泄不通。父亲说服了两个北京的同事，给二老让了座儿，自己和母亲随着年轻村民，爬上了院墙头。就是屋顶和苍天槐树主枝干上，也坐满了好奇和淘气的村娃子。

　　夜幕降临，放映机的马达咔咔地转了起来，嗖嗖跑着片子。投影镜头里射出的强筋灯光，照亮了墙壁上的银幕。在长影乐团钢筋有力的音乐伴随下，一幅志愿军战士保守上甘岭的英勇画卷浮现在乡亲们眼前。

　　人群里的嬉笑和嘈杂声，渐渐地消失了……

　　“十月十四日

　　美国侵略军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六时十五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电影《上甘岭》讲述了在一九五二年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某团八连连长张忠发率队支援留守上甘岭阵地伤亡惨重的七连，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艰苦条件下，坚守阵地，拖敌二十四天，最终赢得中朝军队大反攻，迫使美军重返停战谈判桌的真实故事。

　　母亲羡慕影片里的卫生员王兰。王兰，使母亲联想起自己幼年抗美援朝时的部队生活。那激昂的团队精神和温暖的大家庭气氛，使她难以忘怀、依依不舍。当王兰唱起《我的祖国》时，院子里沸腾了。下放的干部、办事率头，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随郭兰英的配唱，一同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 王兰的坚强朴实和活泼浪漫，也正是母亲自己所追求和向往的。如果不是自己家庭在政审中出了问题，早已与另一个自己钟爱的人成婚，像电影里的王兰，继续光荣地生活在军队的火热大家庭中。

　　看着银幕上高保成饰演的八连长张忠发，他那英勇倔强的形象，使她追忆起部队时的第一次初恋，那种少女的赤诚、纯真和难忘的情感。那种感觉并没有因婚姻而消失，只是悄悄地潜伏在了自己心灵深层一个隐私的角落里。

　　军水壶，在影片里是个非常重要的道具。片中，有一场感人的戏：困在山甘岭坑道里的战士们用尽了自己军壶里的水，头部受重伤的七连指导员在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刻，为了部队的生存、赢得最后的胜利，拒绝卫生员王兰的劝说，将珍贵的饮水，让给了打仗的战士。看到这儿，母亲落下了眼泪。因为，她也从部队带回了一个同样的军用水壶，上面，还印有金红色的八一军徽。那个水壶，凝聚了对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和梦想，跟随自己从部队到了地方，又从北京到了抚宁。

　　想到这儿，母亲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父亲误认为那是出于女人的感情脆弱，被电影的情节打动了。像个好丈夫，他温柔地搂住了妻子的肩，安慰她、哄她。虽然母亲没有拒绝丈夫的温柔，在那一刻，他们内心的距离，仿佛是桑天大海尽头的天与海，虽然依依相连，却又离得很远。

　　在回家的路上，朴大妈一路走一路夸志愿军英勇，红太阳毛主席英明。就连通常孤言寡语的老金头，也打开了话匣子，赞叹说：看人家主席对咱多好，把自己的长子都送到了前线。是罢，闺女？母亲低着头，嗯了一声。其实，母亲知道，岸英和自己都是前后脚自愿参的军，一个，在司令部当俄语翻译，另一个，在空军军官学院授教。在一次空袭中，岸英所在的司令部遭遇了美军凝固汽油弹的轰炸，不幸以身殉国。谈到岸英的牺牲，主席曾说：“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想到岸英，母亲突然感觉内疚和惭愧。她暗想，其实，参军的另一层意义，是远走高飞，永远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母亲和家庭。可是，万不曾想，由于自己母亲的政治背景，又被迫从部队转业，无奈中，回了京城；即便是嫁了人，也没能离开自己家庭的圈子。如果能像岸英那样在前线壮烈牺牲，以身殉国，也该算是死得其所了。她偷看了一眼身边的丈夫，可坐在那里的，仿佛是一个自己并不相识的陌生人。她越想越伤心，又开始暗自落泪。

　　星期日是个大晴天，文化部下放办公室给大家放了一天假。

　　这些日子，朴大妈看得出，母亲有点儿发蔫，从地里一回家，就闷闷不乐，盘问父亲是不是小两口闹了别扭。父亲摇摇头，说没事儿，怕是妻子有些疲乏。朴大妈没吱声，但是，心里明白。虽然父亲是个乡下人，他白嫩的手，不是个干农活的料。相反，虽然母亲是个城里人，可是个能吃苦、干农活的苗苗。她想，即便那闺女真是累了，也不是身子骨累了，就婉转地劝道：这么好的天，还不带你那口子到海边去散散心，谈谈恋爱？老金头在屋里听了这话，吆喝了声：都结婚的人啦，还谈啥恋爱？

　　虽然父亲并不是懂爱情的人，但是，会在女人面前来事儿。吃罢午饭，他从村委借了辆自行车，建议母亲到南戴河的海滨逛逛。朴大妈已经给年轻人准备了一个上路的小包袱，里面装了几个白薯窝窝头、两个煮鸡蛋和咸菜。父亲骑着车，母亲斜坐在后面，肩上，还挎着那个军水壶。阿妈妮送他们到村口，站在村头的苍天大槐树下，不停地向他们挥手，直到看不见了那辆摇摇晃晃的破旧自行车。

　　那是母亲第一次去看海。

　　南戴河离河西村，也就是七、八华里的路程。那里明媚的海景和宽缓的沙滩，给没见过多少市面的母亲开了眼。自从下放，这是母亲第一次沉醉于美丽如画的大自然中，品尝到安逸和休闲的滋味。小两口静坐在岸上，望着眼前被夕阳染红了的辽阔海面和一片艳阳天。汹涌澎湃的海浪，迎面而来，掀起层层绚丽的浪花，迅猛地扑向沙滩，发出阵阵轰鸣。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涨潮后的浪潮，变得更加强劲，在黑暗里，发出阵阵吼声，仿佛一颗颗炸开了花的炮弹，吓得她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像一只笼里圈养的小鸟，她并不习惯那种自由和无边无际的感觉。这使她觉得陌生，甚至有些畏怯和慎得慌。

　　第二天，南戴河人民公社和下放的干部、干事被召集到农公委大院，传达中央三五规划和三年超英国、十五年超美国的目标，阅读学习《人民日报》二月十八日（春节）的文章，讨论如何突破水稻高产的问题。

　　文章说：“高产作物的产量究竟有多高呢？1957年全国粮食平均每亩产量一百八十二点三斤，而水稻的平均产量则是三百五十八斤，薯类平均产量二百六十九点九斤，玉米在北方主要产区平均产量一百九十点四斤，都超过全国平均产量很多。从高额丰产和大面积丰产的许多事实看，这三种作物在创造丰产纪录上是有显著作用的，亩产二千斤左右的丰产田几乎都是种植水稻、薯类（四折一计算）或玉米的。去年出现的许多千斤县所种植的粮食作物大部分是水稻。去年达到四百斤指标的河北抚宁县，高产作物的面积占到粮食总面积的64％。”

　　老金头虽不识字，但头脑很清楚，能听话听音。他一听，好像被人打了一耳光子，皱着闷头，心里想着事儿，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袋闷烟。五六年带头办初级农业社时，他私家的稻田每亩就产了上五百斤，是河西、留守营，乃至整个扶宁赫赫有名高产大户。虽然说，去年河西村亩产水稻五百斤，扶宁的每亩水稻平均产量达标四百斤，这和全国其它亩产千斤或二千斤的区县相比，还是落后了十万八千里。会议结束前，公社公委提出了今年水稻亩产翻番的指标。

　　晚饭后，公社领导登门上访，与老金头谈心，请他献计献策。这一下，可把他难了。老金头嘟哝说：革命加拼命，咱可能弄出五、六百斤来。可是，就是打死咱，也弄不出上千斤来啊。

　　不久，“不信天命信革命”的口号出了炉，接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轰轰烈烈春耕运动，在河西村全面铺展了开来。

　　[修改：重发楼上的帖子]

　　第二天，南戴河人民公社和下放的干部、干事被召集到农公委大院，传达中央三五规划和三年超英国、十五年超美国的目标，阅读学习《人民日报》二月十八日（春节）的文章，讨论如何突破水稻高产的问题。

　　文章说：“高产作物的产量究竟有多高呢？1957年全国粮食平均每亩产量一百八十二点三斤，而水稻的平均产量则是三百五十八斤，薯类平均产量二百六十九点九斤，玉米在北方主要产区平均产量一百九十点四斤，都超过全国平均产量很多。从高额丰产和大面积丰产的许多事实看，这三种作物在创造丰产纪录上是有显著作用的，亩产二千斤左右的丰产田几乎都是种植水稻、薯类（四折一计算）或玉米的。去年出现的许多千斤县所种植的粮食作物大部分是水稻。去年达到四百斤指标的河北抚宁县，高产作物的面积占到粮食总面积的64％。”

　　老金头虽不识字，但头脑很清醒，能听话听音。他一听，好像被人打了一耳光子，皱着眉头蹲在地上，心里想着事儿，吧嗒、吧嗒地抽着袋闷烟。五六年带头办初级农业社时，他私家的稻田每亩就产了上五百斤，是河西、留守营，乃至整个扶宁赫赫有名高产大户。虽然说，去年河西村亩产水稻五百斤，扶宁的每亩水稻平均产量达标四百斤，这和全国其它亩产千斤或二千斤的区县相比，还是落后了十万八千里。会议结束前，公社公委提出了今年水稻亩产翻番的指标。

　　晚饭后，公社领导登门拜访，与老金头谈心唠家常，请他献计献策。这一下，可把他难住了。 老金头嘟哝说：革命加拼命，咱可能弄出五、六百斤来。可是，就是打死咱，也弄不出上千斤啊。

　　不久，“不信天命信革命”的口号出了炉，接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轰轰烈烈春耕运动，在河西村全面铺展了开来。

　　在这场五八年春如火如荼的春耕运动中，北京来的下放青年，成为了一支主要劳动力量。为了加快农业规模化和集体化的进程，早日在扶宁达到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过八万亩，平均亩产超千斤的目标，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领导们决定，沿着五零年解放军某师团开垦的稻田，再扩大傍海低洼盐碱地的开垦，并且继续兴建红旗渠的第二期、第三期蓄水干渠工程。

　　过去，大家伙起早贪黑，一天是十二小时的工作日。到了三月中旬，变成了每天十六甚至十八个小时，昼夜连续不间断地工作。有些人，索性就扛着行李下地，吃在田边的笨槐和柳树荫下，睡在辽阔的旷野和群星闪烁的漫漫夜空下。在漆黑的夜晚，盐碱地里，往往还是篝火通明，在嘹亮和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中，一片慷慨激昂和振奋人心的惊人景象。

　　在工作之余，大家在田边交换着信息。从正定县传来消息，称曲阳桥地区有四千多亩沿滹沱河的稻田，当地西叩村社第七小队的水稻亩产已经翻了两番。丰产地每亩能产一千九百五十斤，就是平均下来，每亩也能产一千三百斤。与此同时，从安徽省枞阳县和湖北省麻城县，也传来了创造每亩超万斤甚至三万斤的高产放“卫星”捷讯。渐渐地，有人在私底下议论起老金头来，称他是河西村老字号的“保守派”和“老顽固”。

　　组织上找父母去谈话，说他们是解放后培养出的革命青年，要提高觉悟和意识，回去做老金头的思想工作。领导还叮嘱，因为他们是下放年轻干部、干事中唯一的一对儿夫妻，要和单身同志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注意影响，不要搞特殊化。小两口一对眼，猜想是不是言外之意，就是让他们也卷铺盖睡到地里。

　　晚饭桌前，听了小两口的诉说，老金头吹胡子瞪眼，愤愤地谩骂道：奶奶的，把咱当成什么了？咱不是变戏法的，既不是孙悟空，也没有金箍棒。那些说每亩能产上万斤的，纯属胡扯。小两口只能坐在那儿，傻愣愣地点点头，目瞪口呆地乖乖听着。朴大妈打岔问母亲说：闺女，说要超英国、赶美国，可人家英国人、美国人到底长什啥样，人家国家是咋样子，咱庄稼人也从未见过，这可咋整啊？在《上甘岭》里，咱不是已经把美国佬打败了吗？怎么还说要赶美国呢？

　　小时候在上海，母亲曾上过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天主教学堂，识英文字母，而且，逢周末和过年过节的，有时，从后门溜进叔爷爷在静安寺的电影院，去偷看美国好莱坞的爱情电影。她沉思了片刻，说：不过，美国人吃面包，抹果酱、黄油和烤牛扒，而且，能产飞机、大炮和原子弹。有的人家，还有小轿车…… 老金头“哼”了一声：小轿车？那是共产主义的事儿，咱这辈子，怕是赶不上了。我关心的，是咱家那头可怜的牛。像你们这样，一天拉犁不松套的，甭等到共产主义，就得把咱家的那头牛活活拉死。

　　其实，老金头所说的，一点儿没错。

　　公社里的耕牛，已经在昼夜繁忙的春耕和农垦运动中，累得半死。这些村里顶梁柱一般的劳动工具，无论是在烈日当头的正午，还是在凄冷夜晚的篝火和盏盏火把伴随下，一直在沿海的荒滩上和盐碱地里连续不断地耕耘。刚卸完套，在树阴下吃几口干枯的稻草，还没来得及喘上气来，就又被套上拴，去犁地，直到月牙儿已悄悄爬上高高的树梢。

　　不久，社里五分之一的耕牛，被活活累死。牛身上的东西，却全是宝贝，从牛肉、牛头骨、牛皮、牛筋、牛鞭、牛杂碎到牛粪，一丝一毫也没有浪费。公社社员和下放的干部、干事，因祸得福，饱餐了几回苏共式的土豆烧牛肉。在老金家，父母还尝到了甜咸可口的韩式烤肉。他们这辈子也没曾想到，能在那个艰苦的年月，吃到梦寐以求的牛肉，真是三生有幸。

　　可是，他们所谓的“幸运”只是瞬间的和暂时的，甚至，还带有些挖苦的意味。

　　组织上召开了劳动骨干模范动员会。因为父母不是党内人士，没有被邀请。母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光荣的转业军人，而且，父亲也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专业财政人员，加上家庭背景清白，他们被邀请参加了“扩大会议”。

　　参加过骨干动员会的同志，传达了动员会的会议精神。传达说，牲畜，例如耕牛，是农村的一个重要劳动工具，也是公社和农村建设的宝贵资产，干部、干事需要严加重视和爱护。耕牛要休息，但是，人可以代替耕牛，二十四小时连续两班倒，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和战斗毅力，在最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下，创造稻子高产“放卫星”的奇迹。

　　就这样，人，成了新的农耕工具。他们与耕牛一同，牵着犁头，在荒废的低洼盐碱地里犁地。公社从西叩村请来了一个半拉水稻“专家”，称地犁的深，稻苗种的密，是高产的一个奥秘。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耕牛在牛圈入睡，青年们却吆喝着号子，在篝火和火把的映照下，继续翻来覆去地拉着犁，出没在沿海的荒地里。

　　天渐渐地暖和了起来，外面一派生机。金家小院的粮屋内，也热闹了起来。屋里，到处了四处飞舞的蛾子；老鼠的出没，也变得更加活跃。冬天的时候，小两口在干枯稻草后面的墙犄角，发现了一个直径约两个大拇指宽的老鼠洞，撒了些鼠药，把它堵了起来。后来发现，土炕底下，还有一个更大的老鼠窝。朴大妈从邻近家领来了几只花狸猫，端了那个老鼠窝。一晚，小两口在沉睡中，突然感觉浑身搔痒。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身上满是有血痂的红斑点，痒得他们心烦意躁，浑身不是滋味。

　　正午有毒的大太阳，湿透了内衣。皮肤上的红斑，渐渐变成了丘疹，痒得，让人情不自禁地挠抓。挠破了的皮疹，在盐碱性的汗沤侵蚀下，不久，就变成了一个个渗血的脓胞，而且，还溢出晶亮粘性的脓液。

　　听了这消息，朴大妈说，怕是你们染了虱子，需要用硫磺香皂洗澡和滚烫的热开水煮衣被。虱子，是一种吸血的寄生虫。虱子和虱卵，一般生活在牲畜的皮肤和皮毛层里。可在北方的农村，一年四季也不洗几次澡。

　　星期天，是个宜人的大晴天。朴大妈煮了开水，让小两口在大木盆里泡了澡，然后，将衣物放置了一个洋铁皮的大水盆里，下面支了红砖头，用柴火煮了后，晾在了院子里，晒了一整天。

　　小两口感谢了阿妈妮后，私下嘀咕，觉得那个粮屋怕是不能住了。既然组织上有意让他们卷铺盖搬到田头上，天也渐暖了，那就搬家吧。

　　那天，小两口将自己的家，搬到了一个盐碱开发地旁的大槐树下。树旁，挖了一个浅浅的地沟，上面遮了一个简易的帆布军绿帐篷。

　　@走运男人 242楼 2013-08-08 15:08:09
　　用迷幻的手法，估计没有个看完，孔丘名高实糟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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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

　　感谢来访。

　　@神仙姐姐20121212 243楼 2013-08-08 15:12:07
　　秋考虎真猛呀
　　再热也来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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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预防秋老虎。感谢神姐大驾光临。

　　母亲不知，那时自己已是个怀孕数月的孕妇。自幼就离家出走的她，没有享受过多少母爱，也从未在课堂上学过任何关于生殖和男女性关系的卫生常识。所以，她并没察觉自己已妊娠数月，在艰苦的劳动中，也未发觉妊娠后自己人体内部所发生的诸多变化。

　　在烈日当头的盐碱地里，她与男人们一道，废寝忘食地拉犁、耕地。劳动，使她变得黝黑、憔瘦；脸上，露出深陷的眼窝和颧骨，失去了昔日上海滩大家闺秀的模样，变得更酷似一个广东渔村的瘦小妇人。

　　像纳薇塔，我也曾失去过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姐姐。

　　打小，我就知道自己曾有过一个因早产而亡的姐姐。八岁那年，母亲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起，问我们想不想再要一个妹妹。小时候，我们哥俩儿时常发生兄弟间的争斗和相互竞争，我是家里最小，也是最得宠的孩子，所以，哥哥不想再要一个比我更小的，就一口说不。那时，家境不好，我时常穿哥哥剩下的旧衣服。我想，那是因为我小。如果要是有了个妹妹，我也能成一个大哥哥，来保护自己可爱的好妹妹，还能有一个更温顺的玩伴。所以，我哭着、喊着要一个妹妹。可在这个世上，毕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后，母亲还是流了产，从此，家里就永远失去了有一个女孩子的机会。

　　谈到那个可怜姐姐的死，小时候，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一掠而过。出国前，我追问起她的确切死因。母亲哽咽地说，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正躺在金家的牛车上，不停地大出血。在紧张和混乱中，就连母亲自己，也只是搂了一眼身上掉下来的肉，没能细看。那个可怜的小生命，就这样，葬送在了洋河边一条去扶宁镇的乡村土路旁。

　　这，也是这些年来，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隐私。她，像是莎娜挎包里的那个护身符和纳薇塔在降生时就成了死胎的双胞胎姐姐，是一个伴随我、祝福我和保护我的小幽灵和白翼天使。

　　姐姐的死，也是那个年月整个中华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

　　那年夏天来的早，农历三月十七，就立了夏。到了五月初五，整个南戴河，已是一派夏季风光。苯槐树上绿油油的叶子，渐渐变得深绿、丰满；空气里，含着从渤海湾吹来的微微暖风。

　　那正好是个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五。为了加快大跃进的步伐，大家伙如同往常一样，在沿海的低洼盐碱滩开垦荒地。烈日当头，刚刚在槐树阴下吃罢午饭，母亲擦了把汗，屁股还没来得及着地，就又回到了太阳地里。那天，是夏至，头顶的太阳十足。这些日子在田里劳动，她已经晒脱了两层皮，浑身黝黑、黝黑的。拉着拉犁，她突然感觉有些胃疼腹胀，怕是刚刚下肚的红薯高粱面窝窝头和咸菜闹得肠胃不适、反胃，心想，挺一挺可能就扛过去了。可是，她越是死扛，腹部的胀痛，就越变本加厉地剧烈了起来，额头上，还渗出滴滴汗珠。突然，裤裆里感觉湿呼呼的，好像是尿了裤子。湿气渐渐从裤子里渗了出来，用手一摸，原来是一片鲜红的血迹。她被吓了一跳。

　　那时，丈夫在村落的另一头挖红旗渠的二期扩建引水渠，她是那片盐碱地里的唯一一个妇女。她想，这样羞耻和隐私的女人家事情，怎好与那些未曾与女人同过床的小伙子说？这可真是说不出口啊，岂不让人见笑？作为一个女人，她知道月经，即便是月经，也不是月月正常。特别自从下放以来，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在野外的艰苦劳动，内分泌和月经也变得紊乱、失调。会不会是自己的月经又来了？现在该怎么办？她心里没谱，朴大妈不在了身边，自己也不知道。

　　在焦虑中，她还在用侥幸的心理暗想，说不定血会自行止住，那就再扛着试试吧。她忍住剧痛，闷着头拉犁，汗水，像从泉涌里冒出来的清泉，不停地从她的额头淌下来。内心里，她还是没有一点儿底，不知自己的身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这种不知，使她更心惊胆颤，心里上下打鼓。她的四肢渐渐乏软无力，战栗的身子，只能踉踉跄跄地用自己弓着脊背身躯微薄的力量，向前死命拽拉。突然，她觉得天晕地悬，眼里，闪烁着朵朵金花，接着，眼前变得一片漆黑，一头栽倒在地。

　　不好，有人晕倒了。一群男人放下手中的工具，围了上来，看着眼前倒在泥地、裤腿上淌着鲜血的妇人家，不知所措。当时，临近的村落里，没有半拉医生。大家伙议论起来，纷纭不一。中暑了吧？不会的。中暑了，怎么会大出血？大出血不止住，要出人命的。男人们把她抬到了树阴下，然后，工头让一个小伙子登着辆自行车到村的另一头，去叫那个正在挖渠的丈夫。

　　不久，丈夫随着报信小伙子的自行车来到了田间，看到树阴下刚刚苏醒过来的妻子，急着盘问出了啥事儿。可是，妻子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腹部疼得要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乱踢、打滚；阴道里，不间断地渗着鲜血。丈夫，从下就是个胆小怕事的小白脸和地地道道的小账房，一见到血，两腿就开始发软，满脸刷白。这是妇道人家的事儿，得找了懂性事的老妇人家来。他立刻想到了朴大妈。不由分说，他抄起了地上的那辆自行车，进了村。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大家伙开始嘀咕起来。有人问，是不是这女的有了身孕？没有啊。不会吧。就连躺在地上的母亲，也摇摇头，仿佛在为自己争辩个清白。

　　工头叹了口气，咳，部里根本就不应破例让你们小两口一起下放，谈情说爱、过性生活。这岂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化和不正之风在作怪？

　　最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被耽搁了。当朴大妈坐着老金头赶的牛车到了地头，已经过了一个时辰。那时，母亲因失血过多，已濒临休克。

　　没等下车，朴大妈用颤栗的食指指着眼前的男人们，就开始骂：你他妈的这帮混账，都是群孬种、蠢货。你们还算是男人吗？咋啦，良心让狼叼去啦？咋能忍心让个有了身孕的妇人家在毒太阳底下这么干？这岂不是想要她的小命？

　　这可不是朴大妈平时指桑骂槐的谩骂，而是破口大骂。娘的、奶的，全都用上了。

　　她“噌”的一下，屁股离了车膀，一头向槐树阴下的母亲扑去。见到了朴大妈，母亲淌出怨恨的泪水，将头埋在阿妈妮温柔的怀抱里，像个被冤枉的孩子，哇哇大哭了起来。朴大妈愤愤地瞥了小妇人的丈夫一眼，不满地埋怨道：你这丈夫是咋当的？咱这闺女，有喜啦。接着，她朝工头吼了一声：种水稻，也不是为了养人？即便要创高产、放卫星，也不能不顾咱妇人和娃儿，把咱的性命当儿戏吧？

　　阿妈妮冲着老金头喊道：快。快扛闺女上车。在咱这穷山僻壤的地方，只能是等死。要想保住母子的性命，只能上县城医院抢救。男人们帮丈夫把他妻子扛上牛车后，又回到田间，继续工作。丈夫欲想上车，阿妈妮瞟了那他一眼，劝说道：嗯，这车上坐不下太多人。一路上，坑坑洼洼的，也没个好照应，你就甭去啦。

　　丈夫站在那儿，犹豫了片刻，暗想，也是。因私事儿，刚在施工中被人从干渠工地叫走，这已经耽搁了工作，造成了不好影响。如果再配妻子去了县城，说风凉话的人，就会更多，说不定，还会受领导批评。为了避免风言风语，还是让朴大妈和老金头代劳吧。

　　就这样，丈夫站在那颗苍天苯槐下，望着远去的牛车，在地平线上渐渐消失了。

　　@天南雁北 250楼 2013-08-11 10:48:40
　　收藏了慢慢看，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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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村，离扶宁县城约有十九华里的路程，沿着蜿蜒的洋河，一路都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土路。

　　老金头吆喝着，手里不停地在空中摔着牛鞭，发出轻快的“啪啪“声。那头牛，两眼瞪得溜圆；鼻子里，噗哧、噗哧的，冒着粗气，在蜿蜒的小路上，一路小跑。朴大妈圈坐在车后，让干闺女的后脑勺，枕在自己的腿肚子上。这些日子，她乌黑的发稍上，渐渐长出了些灰色的发丝，呈椒盐色。额前的发丝，被小风吹了起来，在微风中飘荡。

　　躺在颠颠荡荡的牛车上，母亲仰天望去，心窝里，不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凄凉。眼前酷热耀人的太阳，像个漆黑的光环，悬在白茫茫的苍茫天海里。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变得糊涂和模糊不清。她心里翻来倒去，七上八下，充满了自卑和轻生感。她想，这就是咱女人的命，真算是太倒霉、太苦了。如果身上怀着的婴儿保不住，自己不妨随孩子走了算了。

　她想，自己已不是昔日的黄毛丫头，成了一个小行政干部的妻子。丈夫为了在领导面前保面子，升官得宠，不顾自己和肚里未出身孩子的安危，而自己却躺在一辆颠荡的破牛车上，倚靠在一个下放前不曾相识朝鲜族阿妈妮的怀抱里。

　　那段路，是母亲有生以来所走过的人生征程中，最痛苦和饱受创伤的一段。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上，车辙每次“嘎噔”一声，碾过路面尖利的石子儿，母亲的腹部，仿佛像是被撕裂了一般，跟着“嘎噔”一下，发出剧烈的阵痛。

　　她走了一路，叹息和呻吟了一路。

　　牛车沿着洋河，走过了保安庄，牛店子村和西庄。一过盛铁营，洋河的身子，仿佛是扭了个急转弯儿，突然间，蜿蜒地向西延伸开来。他们的车，跨过了洋河，继续向西北方向赶路，过了香营村，终于来到了紫金山脚下。那时，胭红的太阳，已经向西偏移，高高地悬挂在紫金山顶端。金灿灿的夕阳，照得山顶古塔的琉璃瓦尖上，闪烁着咄咄耀眼的亮光。

　　从远处看去，那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山端，有个六十五米高的山头，就坐落在扶宁县城的南端。悠缓的山坡上，长满了苍郁的松柏和槐树，满山遍野的灌木丛里，覆盖着浅紫罗兰和桔黄色绚丽芬香的野花。

　　谈到紫金山和香营村，这里，还有一段历史。山南和山北有两个村落，一个叫香营村，另一个，叫南望庄。它们的名字和来历，都与一个当地流传多年的神话故事有关。

　　传说称，从前的山脚下，有一个小村落。村里住着一户妻儿，母亲在家穿针引线，织布纺衣，儿子以地里耕耘，上山砍柴为生，过着平淡的生活。一年的三月初三，一个小燕子飞过这个僻静的小山村，将一粒神葫芦的葫芦籽儿，抛在了这个小户人家的屋檐下。不久，那粒葫芦籽，在院墙根下生根发芽，长出了绿油油的漫长茎身，像爬山虎一样，绕着院墙和屋檐向上爬，在长长的绿茎上长出了一个金光夺目的金葫芦。

　　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下凡的仙姑，路过妻儿的门口，口渴了，求一瓢水喝。老太太开了门，给了仙女一舀水。喝着喝着，仙女看到了挂在屋檐下的那个金葫芦，赞叹道：“哎呀，你家的这个金葫芦，真美。阿妈，开个价吧。无论多少钱，我都买下。不过，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要让这金葫芦长足整整一百天，缺一不可。到时候，我亲自来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罢，仙姑走了。老太太听了此话，心里起了贪心。她想，这金葫芦定是个好宝贝。不然，那仙姑要它干啥？到了第九十九天，老太太就悄悄将那个金葫芦摘下，私藏了起来。

　　到了第一百天，那个下凡的仙姑又来了。老太太说：“那个金葫芦不知咋的，让人给偷了。”仙姑叹了口气:“哎，都怪咱的命不好，不属于自己的宝贝就不该属于自己。”听了此话，老太太好奇地问：“那金葫芦是啥宝贝呀？”仙姑后悔地说：“事到如今，也就不瞒你了。老太太，你家的那个金葫芦，其实，是一把打开你村前紫金山的金钥匙。下面埋藏着价值连城的金银财宝。”那天晚上，儿子从山上砍柴回家，老太太把仙姑的话一五一十诉给了他。妻儿一盘算，当天夜里，趁夜深人静之时，儿子拿着那个金葫芦上了山。

　　在山门口，那个砍柴娃手持金葫芦，按照仙姑的话，喝令道：“金山金山把门开，掏包娃儿要进来。”话音未落，通往紫金山宝藏的大门，“轰”的一声，开了。里面，满是琳琅满目的金银财宝和五颜六色的翡翠玛瑙。地下宫殿的墙壁，是用锃亮耀眼的黄金元宝搭砌而成的。砍柴娃先卸了两块墙上的金元宝，将它们藏在了山下的车辙里，然后，返回金山宝库去关门，迎面遇见了一匹俊俏的金马驹。那金马驹俊得让他赞叹不已。这可真是紫金山的一个绝宝。如果把它领会村儿，那可是件庄稼人光宗耀祖的大事儿。可那金马驹，是个活蹦乱跳的马驹，一掀蹄子，“呜呼”一声，就跑进了金宫里。砍柴娃跟着金马驹，进了山洞。不妙，他前脚进去，后脚紫金山的山门，就“嘭”的一声，又合了起来。

　　这个妻儿一家，就这样，被紫金山的山门隔了开来。一个被困死在了山穴里，另一个望着南面的紫金山，在思念儿郎中伤心地死去，故名“望儿庄”，后来，改名为“南望庄”。藏在山脚下车辕里的那两块金元宝，第二天凌晨，被一个拾大粪的孤身老头无意中发现，一夜间，发了横财，故名“香营”或香营村。在当地的方言里，“香营”是捡了“漏”或占了“便宜”的意思。

　　夕阳悄悄地躲在了紫金山顶古塔的背侧，将那小山丘和古塔勾画成一个剪影。在母亲眼前，紫金山，仿佛是一个庞大、不可征服的狰狞鬼怪。塔尖琉璃瓦后露出的刺眼光环，使她睁不开眼。腹部犹如刀绞的刺痛，让她觉得天晕地旋。她突然感觉从自己的体内，溢出股湿乎乎的热潮，伴随着不可抗拒的剧痛，使她又返回了现实。像条件反射，她歇斯底里地尖叫了一声，接着，从牛车上坐立起来。

　　那种女人本能霹雳般的哀嚎，仿佛是一种不祥之兆，使林子里的乌鸦，像一群惊弓之鸟，从树梢飞起，腾空而去，发出“哇哇”的尖叫，在低空盘旋、徘徊。

　　停车。朴大妈在后面吼道。老金头“吁”了一声，停住车。朴大妈把母亲抱在怀里，说：坚持住，闺女。咱快到县城啦。母亲疼得不行，瞪了阿妈妮一眼，摇摇头说：大妈，不行，实在扛不住了。接着，仿佛是痉挛，她浑身颤栗，捂住肚子，痛得尖叫着，开始在车上打滚。

　　朴大妈对老伴说：怕闺女要生了。快，拿条麻袋来。她扶小妇人下车，进了树林，找块有草丛的平缓坡地，垫了条破麻袋，让母亲倚着颗笨槐，坐了下来。阿妈妮朝老伴挥了挥手，老金头知趣地侧过头，又原道返回了林间土路，傍着牛车，吧嗒、吧嗒地抽起了烟来。

　　姐姐就在紫金山地下那片林子里，出生了。和纳薇塔的孪生姐姐一样，这个不满期的女婴，一生下来，就是死胎。体积和分量，不足一个地老鼠。因失血、脱水过多，再加上惊吓，早已虚弱的肢体，使母亲再也承受不住了。她晕了过去。

　　挣扎生与死的边界线上，一生的往事，犹如一部划痕累累下雨的老片子，在她眼前快进，一掠而过。她追忆起父亲去武汉抗日前，在上海外滩与哥哥们照全家福时的甜美家庭感，想起抗美援朝时自己与那个俊男军官的罗曼史…… 难道说，这就是世上短暂人生的尽头？

　　朴大妈怕母亲伤心，再受惊吓，只让她瞟了一眼自己身上掉下的骨肉，就用一块土布包着，隐藏起来，私下埋了。

　　姐姐所葬的地方，是一个没有标记的坟穴，就在离她出生地不远的一颗松柏下。老金头用松柏树上的一根树干，挖了个浅坑。趁母亲沉浸在昏迷中，朴大妈将那扎裹着的死婴放入了土坑，上面覆了些浮土。为了防止夜间寻食的禽兽盗墓啄尸，上面还铺了些碎石烂叶。

　　一条小生命，就这样葬送了。

　　朴大妈说，在埋女婴的那一刻，昏暗树林的上方，呈现了一个悬浮在树梢上端的光环，照得整个林子，一片通明。光环边缘，闪烁着毛茸茸的荧光，上面，是那个传话中下凡的仙姑。她身着精美绸缎的长裙，类似朝鲜族妇女穿的那样；细腰里，还系着一条长长的真丝纽带，在空中飘舞，仿佛是嫦娥奔月，将姐姐的婴灵之魂，捎走了。母亲回忆说，在昏迷中，她曾记起梦见了一匹骏美的金马驹，两侧有乳白色的丰满羽翼，像是童话里一匹独往独来的天马驹，在树林的上空，自由翱翔。

　　她们所说的，可能就是无神论者心目中的“天使”。

　　老金头和朴大妈将昏迷的母亲，又扛上了牛车，越过了紫金山，继续向县医院赶去。当他们的车出了山，血红的夕阳已经趴在山西口的地平线上，不久，天就黑了。到了县医院，已过了吃晚饭时间。母亲被留院观察了一夜，金家的老两口，坐在刷着粉绿色墙壁住院处病房过道的长椅上，静坐了一夜。每人只吃了一个从乡下随身带来的薯粉窝窝头和泡菜。

　　此后，母亲痛苦地哭泣了整整一个礼拜。

　　回村后，母亲没有正眼看过自己的丈夫一次，彼此间的悄悄话，也寥寥无几。她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原本就郁闷和内向的她，变得更忧郁和冷面。她常常闷头苦干、废寝忘食，沉浸在开荒和创高产的大跃进工作中，仿佛在用自己身躯上淌下的汗水与内心深处苦涩的泪珠，清洗自己的肉体与灵魂。从此，小两口不曾提起那个不幸中丧失的死婴，也不敢触碰这个“禁区”和忌讳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会再次刺痛母亲脆弱的中枢神经和软肋。他们甚至不敢猜测或质疑那个死胎的真实性别。

　　在大庭广众面前，他们脸上，照样挂着一丝甜蜜蜜的笑容，被众人夸赞为最般配的一对儿；可是，背过脸去，却是另一副容颜。

　　他俩很少有机会说话。天刚蒙蒙亮，彼此就各奔东西，随自己所在的团队在地里田间干活，直到弯弯的月牙儿爬上了树梢，才回到干渠旁大槐树下那个简陋的帐篷里。煤油灯下，他们默默地啃着窝头就咸菜。在冷漠中，那个被他人称为完美的婚姻，渐渐有了一线潜在却已不可挽回的裂痕。

　　那个裂痕，伴随了他们一辈子。

　　那年夏天过得很快，转眼间，就快立秋了。在七年超英国，十五年赶美国的“赶超英美”大跃进口号下，自五月份以来，全国各地传来了水稻、大麦双丰收，亩产创奇迹的捷报。

　　立秋的前三天，主席在百忙中来到河北安国县，视察工作。听罢县长对稻麦亩产双丰收的汇报，主席兴致勃勃地问：全县有多少人？县长回答说：主席，共有三十五万人。主席又问：那么，平均下来每人收多少粮食？按每亩三千斤，平均每人收四千斤。四千斤？那么，每人一年要吃多少粮食？四百五十斤。主席发起愁了。那么，剩下的粮食咋办？

　　那年立秋日吉利，是阳历的八月八号。

　　那时，主席正在北戴河避暑。请苏联的赫鲁晓夫吃饭时，主席问：你们苏联老大哥在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中遇到过粮食吃不完的情况吗？赫鲁晓夫一愣，颓唐地耸耸肩，说：没有。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文章说，粮食储藏过剩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鼓励群众放开肚皮吃饭，一天吃五顿，换着花样吃，甚至说，要喝稀饭，事先应向上级汇报批准。

　　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报道。报道说：“根据湖北盛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这个惊人数字，把南戴河的乡亲们惊呆了。

　　文章发表的当天，南戴河人民公社公委会连夜召集全体下放干部和社员学习《人民日报》的文章。河西村的村委书记向公社公委介绍说，母亲是个从部队转业的文化教员，口才好，特意请她站起来，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员的口吻，为大家朗读那篇文章。

　　“这个人们所不敢想的早稻高产纪录，是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风格大胆革新的成果。据了解，这块田整地共达十次，深耕达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后施用的肥料计有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担、陈砖土四百担、硫酸铵一百零五斤、过磷酸钙八 十斤、水粪肥六十担、豆饼一百八十斤。底肥是结合犁地分层施用的，作到了层层有肥。插秧的密度，实际上已经很难用多少蔸来计算了，因为整块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紧靠一根的。在验收时，人们曾选一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约有七百六十八万穗。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稻禾上面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被这喜讯震撼了，赞叹不已。还有的，搭拉着头，惭愧地摇着脑袋自责。公委书记皱着眉、眯着眼，不停地思索。村委书记坐在一旁，张着下巴，嘴角里，溢出一滴长长的哈喇子。几个调皮的村民私下里打赌，那哈喇子啥时候才能滴了到地上。惟有老金头一人，独自蹲在公委会大院一昏暗的角落里，满脸沮丧，吧嗒、吧嗒抽着他的闷烟。听了那个惊人的数字，就像是自己的脸上，被人狠狠地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对他来说，那是对所有东北种水稻出名的老乡，一个天大的羞耻。

　　老金头不信。他心想，妈的，那全属瞎扯、放屁。

　　对南戴河人民公社的所有社员和下放的干部、干事来说，秋收成了对他们工作和成就的一次严厉考验。现实，是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那年秋收，老金头的稻田，没能创亩产记录，甚至平均亩产比去年还低了两百斤。从此以后，他一直萎靡不振，满脸一副沮丧的样子，人也随着气候的变化，一天天瘦了下来。

　　那年秋天，仿佛有一种不祥之兆。望着碧蓝的天空中远去南飞的大雁和收割后空荡荡的田野，母亲的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仿佛是《红楼梦》里，林黛玉在微带寒气的秋夜，望着楼台下水中映月的那种感觉。

　　渐渐的，苍天苯槐的叶子脱落了，金黄黄的一片。从渤海湾刮来的劲风，掠过河北平原，刮得枯黄的叶子在风中乱舞，发出凄凉的“沙沙”声，使人思绪万千，犹如刀绞。不久，从漫长南戴河海岸线扑面而来的呼呼寒风，带来的，是一个无情的严冬和铺天盖地的黄土粉尘。

　　[楼上的“甚至平均亩产比去年还低了两百斤”应该是“二十斤”。特此更正。]

　　那年冬月十二，文化部下放的干部、干事开始分批返京。在一片欢嚣和沸腾的锣鼓声中，京城的同志们乘村委事先挨家挨户安排好的牛车、马车，在抚宁县城聚集，然后，被大轿车和解放卡车送到了火车站，搭乘开往北京的特快专列。那天，正好是冬至节，也是全年日光照射最短、黑暗夜幕最长的一天。

　　因为婚事，父母下放的晚，返京时，被安排到了第二批。

　　他们搭着金家的牛车进了城。离村前，小两口一再蜿蜒谢绝，让朴大妈在村口留步，可老人家死活不应，硬是随老金头的车，把孩子们送进了城。一路上，老金头没说几个字。可是，朴大妈却千叮咛、万嘱咐，说个不停。别忘了咱乡下人，有时间回家看看。有空，写几个字儿，给家里捎个话。母亲握着阿妈妮的手，就像朝鲜电影里的演员，一路上，伤心的不停地哭。到了县城，眼睛已经哭得像双兔子眼，通红、通红的。

　　那天，是圣诞节，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和往常没啥两样。唯独抚宁镇的小教堂里，却灯火辉煌。里面做着弥撒，点着蜡烛、弹着管凤琴的音乐。一些白发苍苍的虔诚信徒，三五成帮地手持黑皮圣经，在祷告和做礼拜。送北京客人去火车站的那辆大轿车，就停在小教堂的马路对过。

　　上车前，母亲和朴大妈依依不舍地抱在了一起，一个不停地哭，另一个咯咯地笑。俩人上了车，从车窗里向两位老人家挥手致意。老金头吼了一嗓子：闺女，甭一进城就忘了你乡下的娘。老两口站在那里，挥着手，直到载他们的车子在远处尘土飞扬的地平线上消逝后，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当母亲回到北京，第一次跨进舍饭寺花园饭店的大门槛，再次步入海棠院时，眼前家里的二层小洋楼，是那样的熟悉，同时，也是那样的陌生。那时，她已不是昔日的大家闺秀，而是一个流过产的女人；身着打扮，也酷似一个黑瘦的地地道道乡下人。一次在院子里，她与自己的母亲老远打了个照面，老太太误以为眼前的妇人是收废品的小阿姨，与她打起招呼。走近一看，才恍然大悟，彼此尴尬地避开了对方的视线，灰溜溜地悄然离去。看到自己女儿那副窘相，外婆按耐不住心酸，私下里难过地落了泪。

　　回京后，迎接他们的，不是胜利的庆功宴，而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空前的困难时期。一夜之间，举国上下从粮食储备过剩，变成了粮食紧缺。一场全国性的粮荒，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

　　哥哥就是在那个最困难年代出身的。当时，母亲每月的工资仅仅十八元，整天为柴米油盐犯愁。家的粮袋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油瓶里的食用油，也只剩了个底儿。在从北影厂下班回家的路上，母亲在路旁挖些野菜，回家后，在干锅里煸炒后，用来充饥。肚子里，没有一滴油水；乳房里，也挤不出一口奶。一天，哥哥的脸色发青，嘴边吐着白沫，晕死过去。带哥哥的那个北方阿姨实在看不下去了，偷着跑进了海棠院，跪在外婆的门槛前磕头，求救。求求您了，老太太。菩萨心肠的老祖宗，开恩啊。好面子的外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这才勉强地将门开了个缝，让自家的佣人递给了阿姨一瓶为高干家庭特配的鲜奶。

　　京城的人们走后，河西村失去了昔日的热闹与喧嚣。在次年腊月的日子里，整个村落，变得更加沉默与寂静。老金家的院子里，失去了往常的生气，变得宁静，甚至有些压抑和死气沉沉。虽然去年全村人如火如荼地大干了一场，粮食生产，不仅没有提升，与前年同比，还逊了一筹。这使公社领导和村委很为难。可指标定了，大话也说了，就像是拉出去的屎，已经缩不回去了。村委关起门来一商量，还得硬着头皮、挺着胸脯，报喜不报忧，虚报了每亩干谷八百斤的成绩，按征收计划，上交了一半。

　　这么一来，村子里的粮仓，几乎被腾空了。

　　听了这消息，老金头火了。他妈个逼。你们他娘的应付了指标，可咱咋办？等着喝西北风去？自从东北双兄弟入关，在沿渤海湾的南戴河低洼盐碱地里种植了水稻，河西村，一直是抚宁南部平原赫赫有名的鱼米之乡。可如今，牲口有稻草和秕糠，可大活人，却愁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村子里，开始流传风言风语，说老金头在大跃进中情绪消极，抵触水稻高产，拖了公社的后腿。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南朝鲜李承晚当局安插下来的特务，故意在暗中搞破坏捣乱。这些流言蜚语和造谣诽谤气得老金头浑身发颤，就连握着烟斗的手，也被气得不停地哆嗦。朴大妈看他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劝他去找村委的领导谈谈心，可他像头倔牛，死活不肯。

　　那年七月底，华东地区遭受了有史以来罕见的洪涝，长江决口。洪峰卷着滔滔泥沙和汹涌的洪水，淹没了沿岸的村庄和农户，造成两百万人死亡，被称为二十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自然灾害。那年夏天，抚宁也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河西村，原本就坐落于沿洋河傍渤海的一片盐碱低洼地上，再加上去年挖了红旗渠和第二期蓄水干渠，留守营，特别是河西村，成了那场洪灾的重灾区。

　　抚宁的洋河，早在三国魏晋时期，被称为“阳河”，因由北向南，流绕紫金山，经留守营、牛头崖，汇入渤海湾，又改名为洋河。它是冀东平原的第二大河流，也是海路和内河航运的一条重要枢纽。河宽近百米，河床过十米深，需渡船才能摆渡过河。岸旁长满了茂盛的苯槐和垂杨柳。每逢夏季，调皮的孩子在水中嬉戏，妇人家在岸边洗浣。柳荫下，风光明媚，微波荡漾，蜻蜓点水，景色宜人。可是，一到雨季，像一条张牙舞爪的水妖，一夜间，那河就变了脸色。滚滚巨浪，汹涌澎湃，咆哮的洪水掀起的巨浪，铺天盖地冲向堤岸，淹没村庄、田野，自古以来，就有“洋水秋涛”的说法。

　　为了抗洪排涝，明清时期，洋河老渡口河中央，有一块约四丈宽的“镇妖石”，凸浮于水面，上面还有一尊近两米高的石雕雄狮，据称有镇妖避患之功效。康熙六年间，洋河也发过洪涝，无论洪水如何泛滥，河水从未淹没那尊狮头。解放后，为了扩建河道，那尊石狮被毁，从此，“镇妖石”也不知去向。

　　七月底的一个漆黑夜晚，窗外电闪雷鸣。从天而降的瓢泼大雨，下了整一宿。随着暴雨，从渤海湾刮来的飓风掀了屋顶。如注的雨点，哗哗落入老金家的大屋住房，没过两个时辰，淌入屋里的水，已经过了大腿。那个夜晚，河西村一片狼藉。村委干部披着塑料雨衣，手持电筒和煤油灯，敲着锣，走街串巷，督促村民连夜转移。一夜之间，村里的土坯房倒塌了一半，整个河西村，被淹在了水里。

　　朴大妈不愿离弃自家的院落，因为，这个有太多的记忆。在黑暗和慌乱中，老金头最关心的，是他那贴身和形影不离的烟斗。一袋烟，就像是心中的一颗顶梁柱和一尊定心石。只要身边有他的老伴和那烟斗，他可以抛弃一切。可朴大妈不肯。咱走了，咱家的那头牛该咋办？如果她要走，那头牛也得跟着走。

　　可是，时间不等人，洪水越来越猛，水势也越来越凶。洋河与去年修建的红旗渠和主干渠，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中，成了他们最大的隐患。

　　第二天早晨，积压了一整夜的蓄水皆了槽，随着决口的洋河浪头，向河西村直涌而来，水位越过了苯槐的树梢，淹没了房屋和耕地。滔滔洪水也淹没了金家的院落，把老金头和朴大妈困在了已被飓风掀起的房顶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牛在水里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朴大妈不忍心让它被洪水卷去，从房檐上跳了下去，结果，一同被汹涌和无情的浪头打入水中，随着滔滔混浊的洪水，卷入了无边无际的渤海。

　　洪水过后，整个河西村沦为一片废墟。老金头落得个家破人亡，也未曾找回老伴的尸骨。老金头站在昔日自家院落的破砖烂瓦上，眼前，一片凄凉。过去大屋住户后面的小山丘上，还立着那颗松柏。下面，埋着家犬“小金”的尸骨。

　　一夜间，老伴死了，房屋被洪水冲毁，自己辛辛苦苦耕耘了多年的稻田也成了泡影。原本被称为北方鱼米之乡的抚宁，成了一个无米下锅的重灾区。哎呀，咱这辈子的命，咋这等悲惨？活着，真是生不如死。他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自责、越自卑自馁。望着小山丘上的松柏，他暗想，这场洪水，就是老天爷赐给咱臣民的三尺白绫，不如听天由命，随自己的老伴走了算啦。

　　他横下心，在那颗松树上系了一根麻绳，然后，坐在“小金”坟前的一块石头上，叭嗒、吧嗒地抽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斗烟。透过松针和苯槐的树叶，他可以隐隐看到一束暗淡的白光，仿佛是自己老伴在阴间的召唤。抽罢烟，他把那石头搬到了系着麻绳的树干下，把套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拴，想着朴大妈那朴实和憨厚的脸，脸颊上露出一丝松弛的容颜。这辈子，他从未表述过对自己妻子的爱心。对他这把年纪的人来说，那不是老爷们该说的话。可在那一刻，在进入阴间大门槛前的那一瞬间，他犹豫了一下。虽然他没吐半拉字，心里感觉热乎乎的，只有她。因为，那是世上最疼他，也是他这辈子最烦的女人。他暗暗一笑，一蹬腿，随自己最心爱的人去了。

　　那场灾难，淹没了抚宁十六万亩农田，摧毁了沿河三十多个村落和八千多间房屋，冲走了一千三百多头牲畜，也夺去了三十多条宝贵的生命。老金头死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哥哥出生的那月，当地的行政署动员了八万民工，动用了六百八十多万立方米石土，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建造了今天宏伟的洋河水库。

　　在去美国的前一年，我随父母去过抚宁。在那小山丘上高耸的松柏下，我们一家为老金头和朴大妈深深地鞠了三躬。那年，抚宁的水稻种植面积已达十八万亩，平均亩产一千一百斤干谷。

　　第二天的什么时候，我被一串电话铃声惊醒。

　　那是苏小姐的电话。她像是一个被激怒的女人，一张口，就用校训的口吻，体出一连串的的质问，仿佛是洛杉矶警察总署的探警在审讯一个证据确凿的被告嫌疑犯。语气里，流露出毫无隐瞒的埋怨与指责。

　　“你昨天去哪儿了？”

　　我的手背揉了揉惺松眼睛，用沙哑赫无力的声音问：“几点了？”

　　“早就该起床的时候了。”

　　“哦……”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正午。

　　“哦什么‘哦’？难道你不知道我打了一天的电话？”

　　“回来晚了。抱歉。”

　　“抱歉？ 抱歉就完啦？哼，亏你想得出来。”

　　我听到她噼里啪啦、铺天盖地的那通埋怨，就像北京过春节时胡同里放鞭炮的声音。我的头，感觉沉甸甸的，仿佛还没睡醒，闭着眼，又一头栽倒在蓬松的鸭绒枕头上。耳边的话筒里，传来苏小姐哇啦、哇啦的训斥。

　　我再次向她道了歉，约她中午在校园马路对过的大学村一起吃午饭，算是赔她的不是。她愤愤的怨气，这才平息了些。

　　我急匆匆从床上爬起来，在过道的公众淋浴房里冲了个澡。站在喷头下清澈的哗哗流水中，我的头脑，渐渐感觉清醒了些。我擦了身子，用手整了整头，穿上外衣，然后，在镜子里瞟了一眼。镜子里，自己的眼角略带血丝，暗淡的黑眼袋，有些庞肿，仿佛底下淤了血。

　　我知道，在苏小姐眼前，已经无法掩盖昨晚的狂欢和夜场生活。既然已约好，我还是硬着头皮，赴约去了。

　　[重发帖：修改楼上码子错误。抱歉]

　　第二天的什么时候，我被一串电话铃声吵醒。

　　那是苏小姐的电话。她像是一个被激怒的女人，一张口，就用校训的口吻，提出一连串质问，仿佛是洛杉矶警察总署的探警，在审讯一个证据确凿的被告嫌疑犯。语气里，流露出毫无隐瞒的埋怨与指责。

　　“你昨天去哪儿了？”

　　我的手背揉着昼眠初醒惺松的眼睛，用沙哑、无力的声音问；“几点了？”

　　“早就该起床的时候了。”

　　“哦……”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正午。

　　“哦什么‘哦’？难道你不知道我打了一天的电话？”

　　“回来晚了。抱歉。”

　　“抱歉？ 抱歉就完啦？哼，亏你想得出来。”

　　听到她噼里啪啦、铺天盖地的那通埋怨，就像北京过春节时胡同里放鞭炮的声音。我的头，感觉沉甸甸的，仿佛还没睡醒，闭着眼，又一头栽倒在蓬松的鸭绒枕上。耳边的话筒里，传来苏小姐哇啦、哇啦不间断的训斥。

　　我再次向她道了歉，约她中午在校园马路对过的大学村一起吃午饭，算是赔她的不是。她愤愤的怨气，这才平息了些。

　　我急匆匆从床上爬起来，在过道的公众淋浴房里冲了澡。站在喷头下清澈的哗哗流水中，我的头脑，渐渐感觉清醒了些。我擦过身子，用手整了整头，穿上外衣，然后，在镜子里瞟了一眼。镜子里，自己的眼角略带血丝，暗淡的黑眼袋，有些庞肿，仿佛底下淤了血。

　　我知道，在苏小姐面前，已经无法掩盖昨晚的狂欢和夜场生活。既然已约好，我还是硬着头皮，赴约去了。

　　马路对过的大学村，有一个高顶贯通的美食城。里面，出售各式各样不同国度和风味的小吃，例如意大利的比萨、中东和蒙古的烤肉、素斋人喜爱的沙拉吧，当然，还有中餐。我们约好，在中餐店铺前见面。

　　那个中餐小铺，设在美食城东北角一个不起眼的摊位。柜台上端，有各道菜的彩色图片，是给不懂中文和唐人餐饮文化的美国客人用的。只要美国人用手指着图片上的一道菜，就可以点餐。老板和老伴娘，是一对儿五十来岁瘦小的台湾夫妇。丈夫，是一个退役老兵，七十年代末期，持家移民到了美国，准备孩子高考。为供孩子上学，老两口操起了中国人最熟悉的生计，做饭。对许多华裔餐厅老板来说，他们的初衷，并不是喜爱餐饮，而是因生活所迫，被逼出来的。

　　第一次从北京来南加大，正好赶上晚饭时间。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台湾留学生。那时，大学里没有多少华人面孔，彼此相见，立刻产生了某种亲切感。他帮我拖着个带轱辘的行李箱，我们一前一后过了马路，在这家台湾小馆吃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晚餐。每次嗅到那种烹炸的味道，就会在心底勾起第一次来美国时那种新奇和疑惑的感觉。

　　那家台湾餐馆的饭菜，不是国内所熟悉的家常菜，而是美国式的中餐，为的，是迎合美国人浓重的口感。菜肴，总带有一股甜嗖嗖的滋味；上面，覆着黑黝黝的淀粉糊和耗油酱，油汪汪、亮晶晶的一层。那儿，还卖一种香脆的无骨炸鸡块，上面，还撂着一勺甜甜红里透亮的红梅、李子酱。美国人最喜欢吃的，是橙子酱酸甜脆皮鸡和蒙古葱爆牛肉。这些菜，在北京时，我不仅没曾尝过，就连听也没听说过。渐渐在不知不觉中，我熟悉和习惯了那种古怪和奇特的美式中餐味道。

　　我和苏小姐点了类似的套餐——蒙古牛肉、红烧油炸豆腐、香脆鸡块蘸红梅李子酱和米饭。不同的是，苏小姐没点鸡块，点了一个什锦素杂碎。我要了一个可口可乐加冰块，她要了一个常温的健怡可乐，不带冰。她说，她的胃怕凉，不宜吃冰，况且，造冰的水通常也不卫生。我暗想，她还很传统“中国”和保守。

　　苏小姐的全名，叫苏颖。在英文里，“颖颖”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怪，美国老师和同学不容易记。但是，“苏”这个姓，与美国女孩名字“苏珊”的昵称相似，故此，就叫做了“苏”。这么一叫，就叫惯了。

　　还没吃一口饭，她的眼睛就盯住了我的黑眼袋，像侦探似地盘问道：“怎么？没睡好？”

　　我没吱声。

　　“和朋友出去玩了个通宵？”

　　“没有。”

　　“没有？看看你的眼睛，还狡辩。”

　　无语。

　　“去蹦迪了？”

　　“嗯。”

　　“那昨天下午呢？”

　　我没吱声，脸颊感觉热辣辣的。

　　她挑衅地追问：“怎么？有艳遇了？”

　　“如果这是审讯，我得要一位律师。”

　　“就算有律师作陪，也不能替你为你的行为辩护。”她死死地盯着我说：“我就想亲耳听你说句实话。”

　　“说实话，需要彼此沟通、交流。有这么交流的吗？”

　　苏小姐眯缝着眼，微微一笑。

　　“快吃。”我刺了她一句。“吃饭还堵不住你这张尖利的小嘴儿？”

　　她瞪了我一眼，扭捏作态地用右手轻微拍了我一巴掌，发嗲地晃了晃自己娇柔的身段。接着，她抿了一口健怡可乐，润了润嗓子。

　　我闷着头，吃了一会儿饭。苏小姐一口没吃。后来，我们间的话语，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像游乐场里的转椅，转来转去，不久，她的话题又转回到昨天下午我的行踪上。

　　“昨天下午，天气挺好的。”

　　“嗯。”

　　“你去哪儿了？”

　　“游泳池。”

　　“哪个游泳池？和谁？”

　　我私下暗想，自己与苏小姐并没有确定专一的男女关系，所以，并没有欺骗她，也没有必要告诉她自己与莎娜的隐私。

　　放下手中的塑料叉子，我不爽地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

　　“有。”

　　我闷着头，烦躁地盯着眼前的那盒美式中餐。虽然没有抬头，下意识里，我知道她的目光在死死地盯着我。

　　她接着说：“你知道，在爱情方面，我是个谨慎的女人。”

　　我静静地听着。

　　“鉴于我是个谨慎的人，在选择男人上，也很挑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没吭声。

　　“虽然我不能称自己是朵校花，身后也不是没有男生在追，也不缺资源。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含糊的人。你懂吗？”

　　“我听明白了。还有吗？”

　　“那我问你，昨天下午你没课，也根本就不在学校。你去哪儿了？”

　　“我说过，在游泳池。”

　　“哪儿的游泳池？”

　　“海边的……”

　　“啊哈，你去海边了。谈恋爱去了？”

　　“谈恋爱又怎么了？”

　　听罢此话，苏小姐“噌”的一下，推开凳子，站了起来，愤愤地将她眼前一口没吃的美式中餐抛在饭堂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撒了满满一地。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周围的人目瞪口呆。

　　她一扭身，二话不说，走了。

　　在英语里，有一个“time heals all wounds”的谚语，意思是，时间可以治愈任何心理上的创伤。我想，苏颖的愤怒，也是出于她一时的冲动，需要些时间和冷静的思考。那就随她去了，给她些时间也罢。

　　吃罢午饭，我独自一人返回了校园。当我徒步走到克里基幽尼大门口时，沿着那雪白色小楼的路边，停着两辆车顶上闪烁着警灯的南加大和洛杉矶刑警署的黑白色警车。

　　我匆匆从裤兜里取出钥匙，开了门。一进门，迎面撞见俩从里面走出来的警官。一个，是大学保安支队穿着卡其布色制服的校警；另一个，是身着深藏蓝色、戴着大盖帽的洛杉矶警察署警官。那个洛杉矶警署的警官戴着一副墨镜，嘴的一侧，嚼着一片口香糖。那薄荷口香糖的味道，在一米以外的距离，就可以嗅到。

　　穿深藏蓝制服的警官看见我，先是一愣，紧接着问：“你叫什么？”

　　“安迪。”

　　“是安德鲁斯的同屋？”

　　“嗯。”我诧异地回答道。“有事吗？”

　　那个大学的校警用命令的口吻说：“跟我们来一趟，有些话要问你……”

　　“问我？”

　　不由分说，那个洛杉矶警官将我往外推了一把，随他们向停靠在路边的警车走去。

　　“出了啥事儿？”

　　“不该你问的，甭问。” 嚼口香糖的洛杉矶警官不耐烦地刺了一句。“该知道的，自然会告诉你。”

　　我心神不定地跟着穿卡其布制服的校警，上了警车。他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然后，诙谐地眨了眨眼。

　　我们的车子，在路中央响起警笛，掉了个头，穿过校园，向大学西南角的方向驶去。那辆洛杉矶警署的黑白色警车，紧紧地跟在后面。

　　“我叫汤姆。”他说。“甭怕。那小子没上过大学，对你们这些贵族学校的‘宠儿’不太敢冒。”

　　这话有些刺耳。我的脸上，感觉火辣辣的。

　　“贵族学校？我可是个持全奖的，不是什么富二代……”

　　他漫不经心地说：“哎，在我们眼里，你们东方人、中国人，都有钱。”

　　的确，南加大的校誉在美国，乃至世界，是出了名的。南加大英语的简称，是USC。这所大学也被“恨富”的公立学校师生称为“贵族学校”，而且，给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绰号，将那三个英文字母篡改为“University of Spoiled Children”，即“宠儿学校”。　

　　当车子驶过校园西面露天奥林匹克游泳池和跳水池时，透过车窗，可以看到穿着五颜六色三角裤和泳装的学生在岸边晒太阳。跳台上，还站着个头戴白色泳帽、身着一体装的金发女生。她弓着身，正准备跳水，接着，“嘭”的一声，双臂朝前、头冲下，跳入水中，掀起微微的浪花，像个漩涡，从清澈碧蓝的池中央向外围扩展。浪花尖上反射的阳光，闪耀着刺眼的光芒。

　　警车沿泳池和对面露天田径场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飞也似地朝南驶去，在邻近有人穿梭的斑马线时，还响起警笛。在那条人行横道上，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是苏颖。开始，她被突如其来的警笛吓了一跳，侧过头，朝驶来的两辆警车暼了一眼，停住了。当车子的右侧方在她眼前掠过的那一霎那，她在车窗里，看到了我的面孔。顿时，她的脸颊上，浮现出一副惊奇、略带呆滞的表情，仿佛欲说什么，但没能开口。

　　我满副窘相，不好意思在那尴尬的一刻，又撞见了她。

　　快到大学保安总部时，汤姆看了我一眼。

　　“听着，”他严肃地说。“我们想从你这儿了解些情况。伙计，放松。我们只想知道实情，希望你能提供毫无隐瞒和无虚假的陈述。Okay?”

　　“O.K.”

　　我们下了车，进了保安办公室。

　　穿过大门口的屏风，一个穿着制服的女调度员在前台用麦克风与外勤的警员对话，从对讲机里，传来哇啦、哇啦间断的警务词令。后面的墙上，挂着不同国度和跨越美国大陆东西部区域的时钟；右面，摆放着一台庞大的落地式录音机，两个磁带盘上，卷着厚厚的褐色录音带，缓慢地转动着。

　　我随汤姆进了一间会议室，里面，酷似电影里警察署的审讯室，有一张长方的桌子和几把灰色人造革的折叠椅。墙壁嵌着反光玻璃镜；房顶的墙角上，还有隐蔽式的麦克风。汤姆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冰水。过了一会儿，那个洛杉矶警官端着一杯咖啡，也进了屋，随手关上门。

　　坐在那儿，我疑惑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在头顶一盏刺眼电灯的照射下，可以看到那洛杉矶警察署警官肌肉发达的胳膊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汗毛，像是一个猿类野人。

　　“O.K.。”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叫卡拉汉，史蒂芬?卡拉汉，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务人员。我想和你聊聊你昨晚的活动。”

　　我的头，嗡的一声，仿佛血液一股脑涌了上来。

　　“听说昨晚你驾车，在离学校不远的城区遭了抢劫，还挨了枪子儿。有这回事儿吗？”

　　听罢这话，我松了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为什么不报警？”

　　“我们没伤着，车也无损。”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汤姆说：“昨晚，另外两名学生可不那么幸运，遭了不测。”

　　“不测？”

　　“对，ultimate demise。”卡兰汉说。“意思是，他们没能像你们那样幸运，遭遇了凶杀。”

　　汤姆说：“可能，你是唯一看清了那个嫌疑犯面貌的人。我们要麻烦你回忆一下那家伙的形象特征。此外，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

　　“没看清楚。”

　　卡拉汉的大手，“啪”的一下，拍在桌上，整个屋子几乎跟着颤动了。

　　“你驾着车，突然间，一个陌生人在路中央拦住了你，与你对视，难道说，你没看清这小子的面孔？”

　　“跟您说了，那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外面漆黑一团，路灯也不亮……”

　　卡拉汉像是头激怒的牦牛，愤愤地用鼻孔喷着气，与旁边的汤姆交换了一下眼神。

　　汤姆低调心平气和地说：“这样吧，不妨把昨晚发生的事件叙述一遍，越清晰越好。不要遗漏任何细节，即便你个人认为不重要的细节，这里面可能会隐藏着对破案有帮助的信息和线索。”

　　我点了点头，接着，把那晚劫车的事件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不过，我并没有提及安德鲁斯和他哥们儿吸大麻的事儿。当我讲道那黑衣人从路边窜出来拦住车头，我急踩刹车时，卡拉汉挥了挥手，打住了我的陈述。

　　“现在描述一下你所看到的一切……”

　　“那是个彪悍的黑人。”

　　“黑人？嗯，还有呢？”

　　“秃头、方脸……”

　　“嗯。还有呢？”

　　“还有他的眼睛……”

　　“眼睛？什么样的眼睛？”

　　“穷凶极恶的眼睛，要杀人的眼睛……”

　　汤姆和卡拉汉对视了一下，问：“如果现在他就站在你眼前，当然，不是面对你，就说是站在那扇反光玻璃后面，他看不到你，但你能看到他，你能认出他来吗？”

　　我皱着眉头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


　　卡拉汉问：“那个老黑，不，那个彪形大汉穿着什么衣服？”

　　“浑身黑色，T恤衫、黑皮马夹和一条很宽的皮带，底下掖着一把抢……”

　　卡拉汉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接着问：“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画肖像的，你把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讲给那位作画的听，可以吗？”

　　我默默地点了头。

　　“好。带我们去看看你的那辆车。”

　　临走前，他们还盘问了我那个作案嫌疑犯的身高与体重，还一一作了记录。这些细节，只是凭我自己的估测。然后，我们仨一同挤坐在汤姆的学校警车里，卡拉汉戴着墨镜，坐在我原来的位置，我坐在后面，像个囚犯。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组铁栏杆相隔，后面车门的电动锁，轻微“啪”的一声，自动锁上了。

　　那辆警车沿着停车塔楼蜿蜒的车道往上爬，直至爬到楼顶的露天停车场，停在我那辆喷过漆的红色奥迪小轿车前。还没下车，卡拉汉就又来劲了。

　　“噢，就是这辆车……”

　　“怎么？”

　　他讥笑说：“呵呵，你们这帮贵族学校出来的学生，就是嫩。该买辆男人开的飙车。”

　　汤姆瞥了我一眼，眨眨眼。

　　我暗想，他妈的，这孙子的破嘴，真损。

　　下车后，卡拉汉站在原地，没动。他从裤兜里取出一包红盒万宝路，敏锐地用嘴角叼起一根烟，“啪”的一声，用打火机点燃了烟头。他眯缝着烟，上下打量着眼前似乎半新不旧的奥迪。

　　“小子还挺臭美。”他半笑非笑地说。“这老款车子，让你喷过漆，貌似辆新的。”

　　我没吭声，斜眼瞧着他，微微一笑。

　　他朝前迈了一步，围着车身，绕了一圈。

　　“怎么？”他问。“车身过去是深褐色的？”

　　“嗯。”

　　他用手挡住左眼方的玻璃反光，朝车内瞥了一眼，说：“年轻人养车，有的，是给他人看的，勾引小姑娘；还有的，是为过自己的车瘾。你是哪类？”

　　卡拉汉回过头，望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回复。

　　“哪类也不是。”

　　“你的意思是，我的阅历不够？”

　　汤姆欲插嘴，可还没张口，就被我的话挡回去了。

　　“您是在审讯我，还是在查证据？”

　　卡拉汉笑了:“不是为了臭美，你涂红油漆干嘛？”

　　“我不喜欢那颜色。”

　　“为什么不干脆买辆称心如意的车子？”

　　我没吭声。

　　其实，买那辆奥迪，图的是物美价廉。因为它过去的颜色老沉，卖不出好价钱。在南加州，年轻人很流行将车子喷涂成不同颜色和光泽，表现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时尚追求。想必，卡拉汉这种人，是个强势的大男子主义老顽固和保守派。

　　他在车子右侧的后灯前停步，取下墨镜，仔细打量了一番。从他那副严肃的样子，可以看出，他发现了什么。他蹲下，向汤姆挥了挥手，脖子上的几根筋，突然间绷紧了。

　　汤姆与他私下低估了些什么，然后，汤姆让我将车门和后备箱打开。当我将驾驶室的车门打开时，一股热气，夹杂着浓郁的大麻和呛人的烧焦胶皮味儿，迎面扑来。

　　我想，坏了。像卡拉汉那样鬼精的人，一定会察觉到大麻味。正想着，卡拉汉和汤姆，仿佛有某种默契，鼻孔同时在空气中嗅了一下。

　　卡拉汉站起来，朝驾驶舱的后座瞧了一眼，在炎热的阳光下，看到了地毯上的一根大麻烟头，将它拾起，仔细打量了一番。

　　“怎么？是你的？”

　　“我不抽大麻。”

　　他笑了：“不抽，你怎么知道这是大麻？”

　　卡拉汉撑起后车厢的车盖，朝里面窥望着，又和汤姆低估了几句。

　　汤姆回过头，对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得把你这辆车扣下。”

　　“为什么？”

　　“证据。”

　　我心里，像在打鼓，七上八下，不停地跳，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怕的，是被发现安德鲁斯和他哥们儿遗落在车内的大麻。这不仅会毁了自己的名声，吊销奖学金；更恶劣的，还会被校方开除。这会对自己和家庭名誉，造成极坏的影响。

　　看见我那副心惊胆颤的窘相，卡拉汉笑了：“你怕我们找你法律上的麻烦？不。我们对大麻不感兴趣。”

　　汤姆跟着说：“我们也是从你们这年龄段过来的，能理解。”

　　“靠。”卡拉汉将那支大麻烟头用手尖轻轻一磕，随风扔掷到了楼下。“不瞒你说，下班后，我们也可能会来根大麻，喝点儿，炮炮妞，看看球。我们也是人啊。”

　　实际上，警方更感兴趣的，是获取杀人嫌疑犯的证据。那天，卡拉汉在奥迪的车体里，发现了一颗子弹碎片。那颗子弹轻轻划破了车尾右侧警示灯的塑料玻璃，擦着汽油箱，搁置在了车体内部。这对洛杉矶警察署来说，是破案的一大突破。

　　卡拉汉与汤姆说，我们那天晚上走了邪运。不然的话，那颗子弹很有可能引爆油箱，我们哥几个，会被活活炸死，至少，面目皆非。

　　就这样，我的车被扣了足足一个礼拜。

　　在洛杉矶生存，没车，几乎寸步难行。那年，著名美国摇滚乐团Missing Persons推出了一首新曲，叫《徒步洛杉矶》（Walking in L.A.）。歌词说：“你瞧不见警察徒步大街，你只见他开飙车横冲直撞，你看不到学童步行往返校园，全靠他们的母亲开车接送。没人徒步洛杉矶，没人……”一时间，这首歌红遍了整个世界乐坛，也给洛杉矶市的脸上，抹了一层黑，被公认为是个无车不能生存的大都市。

　　这件事，在一定意义上，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天下午，我在大学村的一家自行车店，买了一辆十档的登山自行车。那家店的老板，是一对儿家住海滨的金发美国夫妇，家里还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似的闺女，一家三口，维持着那个店和一个隔壁的海报画廊。从此，我就登着那辆黑色宽胶轮胎和白胶边的登山自行车，头戴一顶有电影系校徽的藏红色棒球帽，身后背挎着个登山书包，像美国孩子一样，穿梭在大学校园的各个角落。

　　我兴致勃勃地登着自行车回到宿舍楼，在门口锁了车，还没进宿舍，隔着门就听到了不停的电话铃声。

　　我急忙开了门，接了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苏颖。

　　起初，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可以听出她哭过。过了一会儿，她的嗓音豁亮了些，说该向我道歉，都是自己的不是，疑神疑鬼、小心眼。自己是个独生女，从小就被爷爷、奶奶娇生惯养，性格倔、太任性，求我多多包含和谅解。我立即接受了她的友善之词，说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一点儿也没生她的气，反倒觉得歉了她什么。

　　接着，她问我为什么坐在警车上。我把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了她。原来，除我之外，几乎校园的所有学生都听说了昨晚两个学生受害的噩耗。校园里，一片恐慌。苏颖用娇柔的声音说，夜里，一个人感觉有点害怕，让我到她宿舍陪陪她，晚上一起包饺子。我欣然答应了。

　　刚挂电话，就听见门钥匙声，安德鲁斯和汉斯像没事儿一样，谈笑风生地走了进来。可以看出，他昨晚混得不错，又是一夜风流，一夜新欢。

　　安德鲁斯脱口而出：“What a night。”

　　“开什么玩笑？”

　　他滑稽地从后面搂住我，掐了掐我的脖子：“在海边沙滩上和那漂亮妞滚了一夜，直到日出，在她家游泳池边睡了一大觉，又在咕嘟浴缸里爽了三次。他奶奶的，现在睾丸还疼。”

　　“祝贺你，帅哥儿，玩的开心。可咱的车，被警察扣了。”

　　“扣了？”

　　“为什么？”

　　“他们说在车里发现了一枚子弹残骸，还有你们的大麻烟头。”

　　“当真？”

　　“当真？只差几毫米那弹头就会击中油箱。咔嘣，我们都得上西天。”

　　“生死乃人间常事。听说过吗？这世上，只有死亡和纳税是永恒的，其它都是bullshit (扯淡）。不过，哥们儿咱福大命大造化大。跟着我，没事儿。”安德鲁斯自傲地说。“我，像只猫，有十条命。”

　　“像你这么活着，六、七条命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他们俩咯咯笑了。

　　“是谁嘴快，报的警？”我问。

　　汉斯故意避开我的视线，若无其事地说：“报警？学校里出来那么大的案子，警方肯定知道。”

　　“哼，警方会知道我深更半夜驾着几个吸毒鬼去好莱坞蹦迪，路上还挨了枪子儿？”

　　“出于无奈。”汉斯瞥了一眼安德鲁斯，耸耸肩。“是保毕。不过，我们事先商量过。”

　　“为什么瞎说只有我看清了那枪手？”

　　安德鲁斯插了一句：“哎，哥们儿，当时我们都抽得晕晕乎乎的，唯有你清醒。”

　　“如果那恶鬼找上门来杀人灭口，我就成了替罪羊。是吧？”

　　他们俩没吭声。

　　“靠。怎么好事儿都轮到你们，丑事儿、恶事儿都给哥们儿咱啦？”

　　汉斯用带口音的英语说：“唉，兄弟，甭担心。那黑鬼不会找到学校来。”

　　“说的轻巧。”

　　这件事儿，就这样被他们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门外有人敲门。我开了门，眼前站着两个戴眼镜的生活区学生代表，严肃的表情，使我联想起北京上高中时的团支部书记。他们发给我们一人一份印成不同颜色的传单。传单上说，鉴于最近大学周边作案频繁，学校处于紧急状态。夜晚外出，不要单独活动，下课回家，最好乘校车或打电话给保卫科，让保安派警车接送。

　　我谢了他们，关上门。安德鲁斯“哼”了一声，不懈地把传单揉成一团，像投篮球一般，将那纸团投掷到书桌旁的一个纸篓里。

　　下午五点半，天还很亮。我骑着新买的自行车，穿过校园去见苏颖。清爽的微风，抚摸着我的面颊，在傍晚前略带橙色的阳光照射下，眼前的景致，如梦如画，仿佛被一片暖色调中黄色滤色镜过滤过似的，显得格外透彻和柔情。高耸的棕榈树、油绿的热带灌木丛和路旁五颜六色的花草，从我的视线中掠过。不远的嫩绿草坪上，一对儿美貌情侣在玩飞碟。自动喷水枪，在草坪的尽头“喀喀”不停地转动，细细的喷水，如同春雨。透过水雾，后面漂浮着一道五彩缤纷的绚丽彩虹。

　　傍晚前夕，是昼夜间，最奥妙的时分。太阳已渐渐落向西方，夕阳的余光，放射出火焰般的光芒，像太阳神对人类最后的通牒。不久，黑暗将笼罩大地，大自然将坠入一个崭新的奇幻世界。心理上，会突然产生一种茫然的未知感，唤起躲藏在心灵深处阴影下的欲望。

　　在这个神秘莫测的空间了，可以发生许多光天化日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苏颖住在校园单端一个简易的老式红砖小楼里。那个楼只有四层，是一座上世纪初南北走向的老建筑。北侧，面对校园；南侧，面对校园外的一条主街和马路对过的玫瑰园，里面，有数百种不同类型、色彩的花卉。那条街，是这所“贵族学校”与洛杉矶底层黑人贫民社区的分界线。她的宿舍在二楼，朝北。

　　穿过林荫小道，我看到不远处那幢小楼。微风下，可以隐约嗅到一股夜丁香的芳香，像是娇柔美女的香水儿。

　　我在楼前锁了车，按了门铃，听到苏颖清澈的声音，“吱”的一声，那扇白木框前门开了。我迈着轻快的步子，飞也似的窜上了楼梯，还没到二层，苏颖已经开了门，探出头，脸上挂着一丝欣慰和甜蜜的微笑。

　　她刚从淋浴出来，身着一件半透明的乳白色蕾丝圆领衬衫，袖子很短，刚漠过肩，“唰”的一剪，呈弧线型斜切下来，边上，还镶嵌着华丽的水晶颗粒和精细的丝绸线，衬托出她裸露的白嫩、细腻肌肤。下身，穿着一条浅蓝色带喇叭裤口的牛仔短裙，脚踏一双两寸高的性感拖鞋，身段也略显俊俏了些。她踮着脚尖，扑过来和我拥抱。从湿淋淋的发稍上，散发出夜丁香洗发水的浓郁香气。

　　透过细腻的蕾丝，可以感触到她柔软的乳头，小心房，在我胸前，扑通扑通不停的跳。

　　@捧红我 276楼 2013-09-01 11:41:23
　　问候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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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问候。欢迎来访。

　　“喵喵……”

　　她柔润嫣红的嘴唇，紧贴着我的脸蛋，像只猫咪。长着猫爪般尖利指甲的小手，搂住我的后肩。亲完后，她让我在客厅等候片刻，独身溜进卫浴室。透过卫生间的门，可以听到“嗡嗡”吹风机声和阵阵哼唱。

　　那客厅并不大，被窗前的树叶挡住了直射进来的光线，有些昏暗。房顶也不高，被涂了一层爆米花似的泡沫，凸凹不平，上面还喷了一层乳白色的油漆，中央，吊着一盏带电扇的顶灯，一看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建筑风格。地面上，铺着一层薄地毯，走起路来，嘎嘣咯噔响，不用猜就知道，底下是老式的木质地板，为了隔音，故意附加了一层贴面。

　　屋子的主侧，摆着一个涂着清漆的简易音像木柜，上面有一台带双耳朵天线的十九英寸彩电，柜子里放着一台收录机和留声机。电视机上方，挂着一幅张开的金色扇面，是典型的中式花鸟图案。雪白木框玻璃窗的右犄角，摆放着一面落地式镜子，旁边，有一个画着日本歌姬图案的屏风。

　　从留声机里，传来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唱片里的主题曲《明朗的一天》——

　　啊，晴朗的一天，
　　海面上升起云烟，
　　我站在大海的岸边，
　　等待幸福的时光……

　　屋子的另一侧，有一个写字台，旁边，有一个麻布面套的双人沙发和茶几。写字台的台灯旁，摆放着一大摞书籍。

　　我走近书桌，随手翻阅了一下那摞书，都是些媒体和新闻方面的内容。可是，那摞书底下，隐藏着三本有趣的书籍。一本，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释义》，另一本，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性文学小说《洛莉塔》，还有一本，是新近台湾出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惘然记》。我拾起了那本小说集，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余光，翻阅到里面的《色·戒》—— “‘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于是就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

　　“你在看什么？”

　　我被身后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一跳。我立马合起书，将它搁置回原位。苏颖穿着拖鞋，踢踢哒哒从卫浴间走了出来。

　　“你在干吗？”她又问了一句。

　　“在看落日。”我装模作样凑到窗前。

　　苏颖走到我身后，推开窗户，披着长发的头，依在我肩上。

　　“多美的夕阳。”她说。

　　“像一片血海。”

　　她掐了我一下，嘀咕道：“怎么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就变得赋有了悲剧感？”

　　我笑着瞥了她一眼：“你在放《蝴蝶夫人》，那才是真的悲剧。”

　　我们对视片刻，禁不住会意地咯咯笑出声来。

　　苏颖牵着我的手，走进开放式厨房。灶台的案面上，摆着一盆兰草。旁边，放着用湿纱布蒙着的面团和一碗猪肉馅。她从门后钩子上，摘下两个围裙，自己系了一条淡粉的，将另一条带花边的，系在我腰间。她说，她来做饺子皮，我帮她切白菜，包饺子。OK,我笑咪咪地点点头，没问题。

　　说实话，在此前我与饺子的缘分，是只见过他人包饺子，自己吃饺子，从未自己包过。第一次，总有一种好奇的新鲜感。

　　出国前，我从未在家里下过厨房。临行前，父亲送我到北京前门的著名老字号饭店丰泽园，在后厨当了两天学徒，学了些切菜、做饭的手艺。呵呵，至少一个人在海外独立生活，不会活活饿死。

　　一个餐馆的后厨房，如同战场。做中餐的一个窍门，就是掌握烹调速度与火候。切肉、菜的刀工，也颇为讲究。烹饪时，火要旺，先用坩埚在火上烤，直至锅底略微发红，撩上一大汤勺的炒菜油，“砰”的一声，油锅里燎起一团火焰，葱姜蒜和花椒水腌制好的肉，这才下锅，师傅手里握着锅把，将锅悬空数寸高，不到一分钟后，一道菜就烹调好了。

　　鉴于我当过后厨学徒，厨房的刀工是有些的。不仅有些，还挺唬人。手与刀的配合，要恰到好处。手指要弓起，按住菜；刀尖，要紧跟手指，既要猛，又不能划伤皮肤。不一会儿，一摞切好的菜削，工整地码在案板上。

　　苏颖惊讶地赞叹道：“嘿，真还看不出你有这份做好丈夫的手艺。”

　　我心里笑开了花。

　　可是，一到包饺子，就全露馅儿了。一个个不均匀的饺子，七扭八歪排了一排。苏颖又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呀？叫饺子吗？”

　　她凑过来，包了一个作示范。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学着，不时还“嗯”的点点头。

　　第一锅饺子出炉了，我们尝了几个，味道不错。

　　天渐渐暗了下来，一阵微微秋风，扇动了落地窗边的纱帘。留声机上《蝴蝶夫人》的唱片，也放完了。磁针划着唱片，发出“吱扎”的声音。苏颖关了窗，收起唱片，从抽屉里取出一盒从国内带来的邓丽君磁带，放在录音机里。

　　顿时，《甜蜜蜜》的甜美韵律充满了房间——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啊，在梦里……

　　这是一首风靡华人乐坛，红遍中国大陆天涯海角的情歌，每次听到，总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那一刻，在我梦中，笑得最甜蜜蜜的女人，是莎娜。

　　我帮苏颖在餐桌上摆了碗筷、杯子。她从壁柜里取出一对儿烛台和蜡烛，用火柴点燃了蜡头的引线，扭了一下墙壁上的调光器。顿时，屋子的灯光，暗淡了下来。

　　跳跃的娓娓烛火，映照着昏暗的客厅，烘托出一种靡靡温馨的罗曼蒂克情调。

　　苏颖从冰箱里端出两盘事先准备好的凉菜——拍黄瓜和小葱拌豆腐。哎呀，许久未曾见到地道的中餐啦。葱和豆腐，真是绿是绿、白是白。再一转身，她端上来一大碗热乎乎的水饺和一碟佐料。佐料里，放了酱油、日本米醋、香油、红辣油、少许白胡椒粉和蜂巢蜜。她手里拿着一个“小蜜熊宝宝”（Little Honey Bear） 商标的蜜罐。罐子呈熊宝宝模样，豆大的黑眼睛、小黑尖鼻，胸膛上，还有两个黑豆大的小乳头，好可爱哦。她说，既然邓丽君在唱《甜蜜蜜》，我们的饺子，也得吃出“甜蜜蜜”来。

　　周末，苏颖常常随同学到唐人街采购，一去，就大包小包拎回不少东西，速冻食品、罐头、蔬菜、广东香肠和豆制品，应有尽有，能吃几个星期。自从到了美国，还没尝过一次广东香肠。最馋口的，是老北京白蒜肠。从下就吃惯了那蒜味，香喷喷的，从舌尖一直香到舌根，真馋。但是，唐人街里，从未见过那种老北京蒜肠。

　　刚刚坐下，准备开吃，苏颖突然想起什么，神秘地猫着腰，遛回厨房，从柜橱下面取出一瓶茅台，“当当”，将那瓶老酒在我眼前一晃。

　　“茅台？”

　　“嗯。喜欢吗？公司的老总，是我父亲的知交。上次来美国访问，捎了一整箱。我不喝烈酒，都送人了，就留了这最后一瓶。”

　　“我可是个未成年人……”我半开玩笑地说。

　　“怕被我一个大龄女子拉下水？”

　　她用挑衅的眼光盯着我，斟满眼前两个玻璃酒盅，纵容地将一盅往前一推。

　　“酒后吐真言。干杯。”

　　我们碰了杯。

　　“干杯！”说着，我们一饮而进。

　　“干杯！”说着，我们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