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发现了一本太爷爷的笔记，里面记载了历史上被隐匿的奇案调查

　　我就抬头看，天上全是烟，飘满了灰，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有红灯照，我没看见。
　　
　　【1966年，文革初期绘画的中国民俗画，内容是红灯照协助攻打北堂。可以看到，左后的一个红灯照，在义和团和洋人之间舞动一条魔绳，保护中间的红灯照女孩不被火枪打中——这是为了宣传需要，将历史神话的典型。图片拍摄自《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原图为The Chinese folk picture: The spiriual life of old China in folk graphic art。】
　　见我俩跑，其他人也扭头往回跑，跑着跑着，又都喊着转回来了，一片乱，有往前冲的，有往后跑的。

　　为什么转回来？因为清兵也开枪了。洋人在前面开枪，不让义和团往前冲，清兵在后面开枪，不让义和团往后退。

　　幸好，我们突然被一队斜插过来的人马冲散了，捡回了条命。

　　那队人马，领头的是个秃头和尚，他骑着白马，身披青袍，舞着一把青龙偃月刀。后面跟着的义和团，全都右手拿到，左手捏着一把香——这是大学士刚毅请来的五台山和尚，关公附体。

　　这和尚的关公，比我表哥威风多了。他一杀过来，前门的义和团一下就勇猛了，一排一排杀上去，洋人排成排放枪，（义和团）一排一排倒。

　　我们人多，就这么轮番冲，轮番倒，打了一个时辰。我当然没上去！我俩趴地上了，装死，看着。曾老师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到了北堂，就再没见到他。

　　那个和尚，就冲了一下，退到西安门的一个空店铺里坐下了，不知道做什么。一直坐到半下午，他起来了，喝了杯酒，对着义和团喊：“时辰到了，可以杀了！”

　　喊完，他就跨上赤兔马（金醉注：原文如此，讲述者记忆有误，或当时确实进入了表演状态），扛上偃月刀，向北堂冲去。

　　（北堂的）枪洞里啪啪几声响，和尚栽下了赤兔马，跟过去的几个大师兄也倒了。和尚一死，所有人都往后撤，有几个红灯照姑娘，被义和团撞倒，活活踩死。

　　三个大师兄抬着和尚后撤，走过我们旁边，我听见他们说：“和尚大师兄睡着了，要用咒语叫醒他。”

　　就这句话，我当时就惊醒了——对，我觉得之前都是做梦，这一下我醒了。那和尚栽下马，怎么是睡着了？还有扎辫子的小姑娘，脸都被轰烂了。

　　那一会儿，我是真的后悔了，不该为了三个洋钱跑北京来。
　　
　　【光绪年间，不知名文人画的义和团红灯照与德军交战图，画在五色织锦上。最后轿子里抬着的，应该是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刚毅，或者端王。】

　　装死装到了晚上，我和表哥爬起来跑。

　　妈呀，地上一下爬起来几十个，都是装死的。我沿着路一直跑，跑到了西四牌楼才发现，表哥不见了，我俩走散了。

　　夜里，我就找了间破房子，躲在里头，迷迷糊糊睡觉。当时不知道，其实洋人已经打进北京了，老佛爷都跑了。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供68659人，其中最多的是德国人，有21295人（《1900：西方人的叙述）。图片为联军炮轰过的北京民房。】

　　|死城|

　　我醒来时，街上很安静。

　　有几个小孩在跑，挨家挨户敲门，他们身上穿的是朝廷给的衣服。后来，我知道，那是刚毅大人让他们收集女人的裤子，在街上挂起来，这样洋人的枪就打不响了。

　　当时，这种事儿我已经不信了。

　　我钻进胡同里，见着人就躲，怕撞上洋人，刀早就扔了。胡同里躺的，全是义和团和清兵的尸体，一摞叠一摞。

　　墙上都是血，房子都在冒烟，一抠鼻孔，就是一团黑红的东西，也不知道是烟，还是血。

　　脚底下黏糊糊，滑溜溜的，一抬脚，就黏一下，我都不敢往下看。
　　

　　老汪讲到这里，停住了，眼睛瞪得圆圆的，两只手十指扣在一起，放在胸前剧烈地抖动，手铐哗啦啦响。

　　在刚刚讲述的过程中，每隔半个时辰，他就这么抖一阵子。

　　我问他，手怎么了。

　　他没答话，让我再给他点支烟。我把点好的烟塞到他嘴里，他猛抽了几口，继续说。

　　“那人是曾凡宇。我醒来的时候，是在一个院子里，那是他家。我叫他曾老师，他又捂住我的嘴，让叫他老曾。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个车夫。”

　　曾凡宇已经换上了车夫的打扮，绑了绑腿。他让老汪也换了衣服，“他说，以后别再提练拳的事，你就是个车夫。”

　　除了换衣服，曾凡宇教了老汪一个保命的方法，学教民祷告：双手十指交叉，抱在胸前，闭上眼。装作教民，就是洋人自己人。

　　老汪学会了祷告，捡了辆洋车，沿着空荡荡的街跑，“曾凡宇让我往东跑，不管拐进什么胡同，只要使劲往东，就能出北京。”

　　他走上街，发现街上完全没有活人，义和团没影了。
　　
　　曾凡宇指的路没错，往东能去直隶。他和老汪不知道的是，八国联军几路兵都是从东边进城的。老汪七拐八拐，跑到了广渠门，遇上了德国人。

　　“……跑着跑着，一拐弯，对面冲过来几百人，都是中国人。洋人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打枪。这下我才知道，不管你是不是义和团，可能都要死。

　　“我扔下车，跟着人群跑，这回学精了，哪人少往哪跑，洋人都往人多的方向追。一个女的跟着我跑，怀里抱个小孩，跑得慢。我停了一下，拽起她的胳膊，拉她跑。

　　“突然一声枪响，那女的停下了，我一看，是小孩被打死了——根本不知道哪开的枪。那女的扯开我的胳膊，扭头往回走了，我就喊她。她说：我跑，是为了孩子，现在孩子没了，我不用跑了。

　　“然后，她就慢慢走回去了，怀里还抱着小孩。”

　　跑到天快黑，老汪还是被一个洋人截住了，“我扑通就跪在地上，祷告，按曾凡宇教的，我怕不够，就使劲摇手。”

　　使劲摇手，就是老汪现在的样子，他边说边摇手，烟卷也从嘴里抖落下来。

　　“那个洋人拿刺刀拍我，我也不抬头，使劲祷告。他踢了我两脚，我躺在了地上，忽然就想起那三个洋气，我就想，洋人也喜欢钱啊......就从腰里摸出来，闭着眼递给他。

　　“他真拿走了，但又丢在我身上，说了一句什么。我继续祷告，过一会儿睁眼，洋人走了。”

　　我问他，那洋人长什么样。

　　老汪直摇头：“我哪记得，都没敢睁眼，就知道穿着洋人衣服，拿着枪。”

　　我伸手按住他抖动的手，让他别紧张，问：“后来呢？你的手怎么回事，还有昨天在赵家楼，怎么回事？”

　　老汪把两手放下，使劲摁在桌子上，继续说：

　　“街上洋人越来越多，成群结队的，单个跑的，还有人脱了裤子追女人，十几个人，摁住一个小女孩就强奸。

　　“天黑了，到处着火，放枪，我不敢再乱跑，看见一口枯井，就捡了跟绳子，栓在树上往井里下。下了不到五米，踩到底了，软软的。”

　　“我拿手一探，一下就喊起来，是死人，光着身子。我就拽着绳子往上爬，越急越爬不上去，外面又响枪，还有洋人的声音。”

　　“我冷静了一会儿，心一横，干脆躲着。这时候，我借着火光仔细看，井下全是女人尸体，光着屁股，摞在一起，有腿，有屁股，什么都露着。看着看着，我就不害怕了，感觉下面不对......”

　　我问他，什么不对。

　　他低下头，脸红了，说：“我下面有了反应，控制不住。从来没离女的这么近过，还都光着。”

　　我说：“你不是阳衰吗？车行里都知道。”

　　老汪又抬起手，祷告起来：“你听我说。”

　　“当时那个年纪，刚知道男女的事，憋不住，又兴奋又害怕，我就想拿手给自己弄……弄完一回，又有反应，就再弄......不知道过了多久，上面一黑，扑通又掉下来一个人。我一看，还是女的，浑身光溜溜，已经死了。”

　　“就那一下，我就软了。这辈子就再也没行过。”

　　“手呢？”

　　“那女的掉下来后，我只顾害怕，就祷告起来，闭上眼，摇手，一直摇到天亮。从那以后，一紧张就抖。”

　　第二天中午，没了枪响，老汪从井里爬出来，太阳很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只有满眼的红色。

　　老汪讲到这里，低下头，没再说话。

　　我给巡警半块钱，让他倒了杯水，又给老汪点了根烟卷。

　　老汪抽了烟卷，捧起水杯，咕嘟嘟喝完，两手塞进怀里，拽出一个十字架，说：“我强奸不了人，我就是害怕。外面闹成这样，是不是又要杀洋人了？”

　　和老汪聊完，已经晚上八点。我离开警察厅，去附近茶馆坐了一会儿。老汪这件事，需要找人办，害怕红色的理由，没法给他脱罪。

　　五月七日一早，我带着政府里朋友写的推荐信，去警察厅找警察总监。

　　警察厅门口围了几百人，都是学生，打着横幅欢呼。一打听，是闹事的学生释放了。

　　
　　【章宗祥，浙江吴兴人，字仲和，曾任驻日公使，代表北洋政府参与巴黎和谈。五四当天下午5点左右，学生在赵家楼放火，当时在赵家楼开会的章宗祥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逃到了附近的一家油盐店。学生追进油盐店，把章宗祥打到失去知觉，还被砸了一身皮蛋。据美国学者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中记载，这家油盐店，是日本人开的。】

　　看完这篇可能不少人会琢磨，跟历史书和百度上不一样啊。

　　我以前也常常纳闷，历史怎么会不一样。现在明白了，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一种是当事人经历的。

　　一件事的亲历者，感受到的是什么，很难被真正记录。就算当事人口述，也必然是一种事后总结。更何况，很多亲历者，没有说话的机会，更别提书写历史。

　　五四那天情绪激动的学生，并不知道他们会改变历史走向；义和团的大师兄，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前一阵，有个粉丝留言，说从北洋夜行记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历史。没错，史书往往属于王侯将相和因果关系，但真相往往只有经历者知道。

　　义和团这段历史，被论断的太多，不是捧上天，就是踩到地下。同一件事，隔上几年，就有不同论断，夹带着各色私货。

　　没人能还原过去的真相，但尝试感受小人物的经历，无限接近真相，总是好的。

　　之前一个案子里，提到过义和团，有人留言问：大师兄这种人现在还存在。
　　先说装逼的。爱因斯坦讲过，民族主义就像天花，总会出的。阿城评论到，民族主义虽然看着像天花，但要是总出，就不是天花了。

　　再说通俗的。义和团杀人残暴，凡是跟“洋”有关，就杀；八国联军杀义和团，一样残暴，凡是像义和团，就杀。其实都一样。开头说的那个去中关村抢相机的小伙子，也一样。

　　因为无知、情绪或利益，任意论断，骂一通，打一架，砸个稀巴烂，管你青红皂白。

　　这就是大师兄的英雄本色。



　　【本篇完】

　　下篇预告：【北洋夜行记】008——这应该是你听过关于直男癌最具破坏性的一个案子

　　【北洋夜行记】008——这应该是你听过关于直男癌最具破坏性的一个案子


　　几年前，我常在论坛博客上写稿，被删过很多次，有的网站会善良地提示：你的文章已转为自己可见。

　　这个提示，说到了点子上：有些不好的事，你自己琢磨就行了，别让人注意到，尤其别让人议论起来。

　　北洋时期，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比侦探和巡警还灵通，每天在报上写社会见闻。警署看报纸上写哪出事了，就跑去调查，很多时候，都能逮个正着。

　　1920年，北京的报纸上，有个人匿名写了一个婢女虐杀的线索，并且每两天跟进一次。

　　这件事和我太爷爷金木有关，他查了三天，搞出了一个大事情，还差点被打死。
　　
　　【我太爷爷金木留下了一本民国初年的神秘笔记《夜行记》，里头讲的都是历史上没说的事儿，看似离奇魔幻，却是残酷的真相。上图为金木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事件名称：13岁婢女失踪案
　　事发时间：1920年9月下旬
　　事发地点：北京石驸马大街（今西城石驸马大街）
　　
　　【北洋时期的报纸，社会版警察刊登读者匿名写的社会见闻。图为1922年7月11日《晨报》刊登的文章《不平！我也要鸣一声！为春兰之死》。】

　　直到几天后桂姐来找我，我才觉得这些”小说“可能很严重。

　　桂姐是我小时候的婢女，房山人，今年三十七，比我大七岁。我五岁到十岁，是她带大的。1900年，她回了房山，再没见过面。

　　九月二十号早上六点多，有人敲门。小宝练拳伤了脚，我爬起来开门。

　　桂姐没敢认我，我却一下认出她。我拉她进屋，她站着没动，哭起来，说女儿不见了。

　　桂姐的女儿叫春秀，今年13岁。三年前做过婢女，干活太累，就跑回了家。好在主家好说话，退了典押钱，没再追究。

　　上个月，桂姐找人说合，把她雇给了北京一家姓王的富人家做婢女，伺候老太太。

　　“这回说是活价，立了字据，陪老太太也不累，她愿意，就送来了。前几天我来看她，找到王家，却说根本没这个丫头。”
　　
　　【民国初年，养婢女有三种形式：雇佣，典押和卖绝。其中雇佣是最自由的一种形式，双方通过中保人谈好雇佣价和期限，期间准许请假探亲和亲人看望，类似现在的打工，被称为”活价“。事实上，民国法律规定所有的婢女都只能以“雇工”身份工作，但实际上典押和卖绝的还很多。（图为契约示意，来源：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桂姐拿出字据给我看：

　　立佣约字据人刘香桂，今因家贫无力赡养子女，情愿将亲生第一女名春秀年十三岁送与王宅充作使役，听从管教，佣期五年，计洋贰佰叁拾元，其洋笔下领讫无误，佣期届满，由其亲人领回或由主人以本人之意见与其择配，此系长期雇佣，并非契买。空口无凭，立此为据。

　　落款上头，有王家家主和桂姐摁的手印。

　　王家的仆人却说，根本没有叫春秀的丫头。桂姐怕是改了名，就问有没有房山来的丫头，仆人还说没有，关了门，再也不理。

　　桂姐没办法，打听了两天，找到我这里。

　　我收拾了书房，让桂姐先休息。出门买了早餐回来，她还是坐在那哭，我说：“找到人咱们就赎回来，以后不做丫头了。”

　　吃完早餐，我问桂姐，这王家是做什么的。

　　桂姐说，这家人本也是房山人，当家的在天津开了洋货铺，发达了就搬进了城里，家里蓄了十几个婢女。

　　“我就是听说，这家家主对婢女好，季季都给添新衣裳。再说，也算是老乡。”

　　桂姐领着我，找到砖塔胡同王家。仆人开门，我说自己是天津做工厂的，找王老板谈生意，一边塞了仆人两毛钱。

　　仆人带我们进了院子，见到姓王的。

　　这人四十多岁，是个胖子，穿着马褂，走两步就擦汗。

　　进屋坐下，我说：“我其实是记者，来问点事。”王胖子脸一板，问怎么了。

　　我掏出那张字据，给他看，又指了指桂姐，说这是春秀的妈，找不到女儿了。

　　王胖子连叹三口气，使劲抹了一把汗，招手婢女，也拿出张字据，说：“我还没找记者呢，记者倒来找我。要搁以前，我早报警了！”

　　春秀确实是他托人雇佣的，但压根没见到人。

　　那个做保人的，原是个拐子，把春秀卖了两家，先和王家立字据拿了钱，转眼又卖给了南城的马家。

　　我问哪个马家。

　　王胖子又擦汗，说是南城的马昭雄，“要是换个人，哪能吃这亏？我就当破财免灾了。”

　　马昭雄这人，我听说过，是个东北人，奉系军的旅长。7月份直奉联军打进北京后，不少直奉联军的军官在北京安了家，马昭雄住在宣武，出名的霸道，家门口都站着卫兵。

　　我问王胖子，怎么没找保人要回钱。

　　他张口骂娘：“这孙子早跑了，马家要知道他卖两家，他还能活？”

　　从王家回来，我翻出前阵子的报纸，把那个非文写虐杀婢女的“小说”又看了一遍。

　　他文章里揭露的，确实是内二区石驸马大街“姓马的权贵”。虽然这人文笔浮夸，不知道有几分真，但要春秀真在马家，凶多吉少。

　　我没和桂姐细说，让她在家里照顾小宝，自己去了石驸马大街。走之前，桂姐告诉我，春秀左脚脖儿上，套了个银圈儿，上面有铃铛，走路会响。

　　马家是个大四合院，门上还挂着从前的牌匾。左右两侧站着石狮子，一边一个卫兵，都全副武装。

　　我想敲门，被拦下。一个卫兵进院，带了个穿长衫的管家出来。

　　我说，找丫头春秀，给她送点东西。

　　管家说：“没这个人。”一边招呼卫兵赶我走。我上前一把搂住管家的肩膀，塞了两块钱，说：“我是她叔，知道是卖到这儿了，确实有急事。”

　　管家收了钱，拉我到一边，说：“是有这丫头，但实话跟你说，她跑了，卷了老爷不少钱。”

　　“跑哪了？”

　　“那谁知道，现在的丫头没一个老实的，你也知道老爷的身份，不在乎这个，要是普通人家，肯定报警了。”管家说完，摆摆手，进院关了门。

　　
　　【民国期间，婢女和主家普通的冲突，是婢女会偷窃。有时是因为受了气，有时是因为贪心。图为《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统计结果。】

　　我没再敲门，点了根烟，在附近溜达一会儿，去了鼓楼大街。

　　鼓楼大街顺和记成衣铺的裁缝老杜，是我的老相识。这两年，日常的西装衬衣，都找他做，偶尔也一起喝杯茶。

　　他一个月前跟我提到过，马昭雄常去他那做衣服，混得挺熟。

　　老杜跟我同岁，在宁波长大，从小学裁缝，手艺高超，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开了店。他是洋裁缝，西装做的出名，和北京官商两界混得都熟，新世界商场特意开了专柜卖他做的衣服。

　　
　　【红帮裁缝熨斗，内部是个小碳炉，有个通风口，可以用鼓风机吹风助燃。】

　　我进屋坐下，自己倒了杯茶，问他最近见没见过马昭雄。

　　老杜搁下熨斗，有点惊讶：“你找他做什么？”

　　我喝了茶，说了春秀的事和报上“非文”写的文章，“我担心这马昭雄虐*待女孩，得把春秀赎出来。”

　　老杜没说话，摩挲了几下手上的顶针，起身进了里屋，拿了件呢子风衣出来，铺在桌上。

　　“他一个多月没来了，这是上回仆人送来来改的大衣。”老杜说着，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你要不说婢女这事，我也不敢提这照片，应该是他不小心留口袋里的。”

　　这是张色*情照片，拍了两个少年在性*交的场景。两人都对着镜头发呆，不像偷拍。

　　
　　【民国时期，有些人专门收集色*情照片。有借口拍艺术照的，也有借性*教育之名请人拍摄的。民国天津文人姚灵犀写过一本书，叫《思无邪小记》（又名《艳海》），其中就有关于收集色*情照片的记述。（图中马赛克是我加的）】

　　老杜说，马昭雄虽然是个东北人，却留过洋，喜欢西式服装。他经常请老杜去家里，量身定做四季衣服，不但给自己和家人做，还给婢女做。

　　去过几次，老杜就熟悉了马家，不但认识管家仆人，也了解些马昭雄的生活。

　　“东北人好面儿，马家上下有二三十个婢女，每次出门都带好几个，穿得都是好料子，比别人家小妾还洋气。”老杜又摩挲起顶针，说：“但是，他会虐待这些女孩。我给马家婢女做过衣裳，个个身上有伤疤。

　　这次发现了色情照片，老杜更确信马昭雄有问题。

　　我问他，见没见过一个叫春秀的姑娘。

　　老杜笑：“那么多女孩，我哪记得住名字。我从来只记得女孩的身材，不记得名字。”

　　我把照片还给他，问能不能带我认识下马昭雄。

　　老杜把照片原样装回大衣口袋，说：“我正好可以去送衣服，带你去。”

　　我问他：“你不怕得罪马昭雄？”

　　他笑：“当然怕，但我见不得女孩这么受罪。”笑完又补了一句：“再说，他是客人，你是朋友，我也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马昭雄好赌，喜欢在家设牌局，每天都有几桌有钱的朋友凑热闹，不是做官的，就是经商的。

　　老杜让我扮作生意人，引荐给马昭雄做牌友，“和他混熟，除了像我这样有手艺，就只能输钱给他了。”

　　我和老杜约好，第二天晚上去马家，就回了西四。

　　一到家，见到戴戴和正好桂姐聊天，见到我就问春秀的消息。我对她俩说，打听好了，明天去见人。

　　拉了戴戴到院里，说了马昭雄的事，戴戴又气又急：“给我把枪，我去杀了这混蛋！”

　　我瞪她一眼：“你疯了？”

　　“没疯，我本来就是来找你借枪的。”

　　戴戴的侦探小说越写越顺，想找我借枪研究。

　　我一口拒绝。她翻了个白眼，坐在院里赌气。

　　我没理她，进屋和桂姐聊天，聊了半晌，戴戴还在。我带她进卧室，拿出两把勃朗宁，一把1910，是我平时用的。一把1906袖珍手枪，平时收藏着。两把都是从日本买的二手，不便宜。
　　
　　【勃朗宁M1906袖珍手枪，尺寸较小，全枪长仅114毫米，握在手中也不引人注目。枪质量较轻，空枪质量350g，带一个实弹匣质量仅400g，很适合侦探工作或女性使用。】

　　我给她简单讲了一会儿，又把枪收进柜子，告诉她：“真需要的时候，会拿给你。但你要随身带着，太危险。”

　　她撅噘嘴，没再提枪的事。

　　晚上，我叫了都一处的烧麦和小菜，送到家里，早早吃了休息。戴戴向桂姐打听我小时候的事情，聊到十点多，索性夜里陪桂姐住下。
　　
　　【都一处烧麦馆最早是以经营烧饼、炸豆腐、烧酒的小铺。乾隆年间，被题字狂魔乾隆赠了牌匾，有了名气。民国之后，改进了烹饪手法，马连肉、晾肉名贯京城，烧麦和炸三角也就此成名。】

　　二十一号晚上八点多，我带了一百个大洋，和老杜到了石驸马大街。老杜拿出呢子大衣，说明来意，管家出来把我们让进院里。

　　马昭雄的四合院里头是西式风格，院里停了三辆洋车，几个仆人端着茶水进进出出。

　　房间的窗户都改成了玻璃的，里头亮着的吊灯。一进屋，迎面墙上挂着一幅马昭雄穿军装的画像，大个子，梳着背头，一字胡，大鼻子小眼睛。

　　马昭雄迎过来，和画上长得一样，开口说话一嘴东北腔。

　　仆人接了大衣，老杜向马昭雄介绍我：“我的老客户，姓穆，做木材生意，好赌两把。”

　　马昭雄呵呵笑了一声，旁边走出来个小丫头，递给我一根香烟，大三炮台。小丫头划了火柴给我点烟，我看她一眼，十五岁上下，穿着缎面的衣裤，手腕上戴着个银镯子。
　　
　　【民国时期的高档香烟，大三炮台，一盒烟的价格，差不多可以买一袋面粉。】

　　我抽了两口烟，抬眼扫了一圈，屋里走动的有三个婢女，都是十五六岁，也没哪个像脚上有铃铛的。

　　马昭雄说：“穆老板，你瞅啥？”

　　我指指沙发和茶几，说：“瞧宅子啊，这四合院给您整成了洋房，装扮齐这些物件，也挺麻烦吧？”

　　马昭雄哈哈笑：“不麻烦，我来之前这就是洋房了，之前住的是段祺瑞的人。”

　　笑完，马昭雄带我们出了堂屋，穿过院子去西厢房。院里走过一个丫头，个头很小，看起来不到十岁，不像春秀。

　　西厢房里是场赌局，桌上八个人在赌牌九，正要开牌，庄家喊得凶。
　　
　　【牌九，由骰子演化出来的赌博形式，在明清盛行，四个人或八个人玩。一共32只牌，分八组，每人一共八块牌，自行组合成特定的牌型，庄家分别与闲家比牌型大小。】

　　马昭雄拍了拍桌上的一个瘦子，那瘦子起身，给我让位。

　　我一坐下，身后就过来一个丫头，端茶点烟。我看了看一桌人，每人身边都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却都打扮得像大人。

　　马昭雄站在桌边，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桌上说：“穆老板，自个儿兄弟，都别整事儿，照顾着。”说完，转身出了西厢房。

　　我一一认识了桌上的七人，主动坐庄，推了两把，输掉五十块。

　　我掏出剩下的钱放在桌上，让老杜替我坐下，走到院里，站着抽烟。一回头，身边多了个人，是赌桌上的那个丫头。我掐了烟，问她：“知道春秀吗？左脚上挂个铃铛的。”

　　丫头使劲点点头。

　　“她在哪呢？”

　　丫头没说话，伸出手掌看着我。

　　我伸手口袋，想起钱都放牌桌上了。我说：“告诉我春秀在哪，等会儿给你钱。”

　　这时，马昭雄走了过来，丫头看看我，没吭声，扭头跑回屋。

　　马昭雄搂住我的肩膀，说：“穆老板放着钱不赌，跟小姑娘聊啥呢？”

　　他歪下脑袋，小声说：“你好这口？”

　　我没明白，但点了点头。他哈哈笑起来，说：“我还有个更高级的牌局，不赌钱，赌丫头，你肯定喜欢。”

　　我还没问，他就说：“后天晚上来我这，有车送你过去。人不多，都是自己人。”说完，松开我的肩膀，走了。

　　回到西厢房，老杜已经把钱输光了，庄家的要贷给他钱，他不要，两人正在推搡，闹成一团。

　　我拦住庄家，道了歉，拉老杜离桌，找马昭雄告辞。

　　马昭雄把我俩送到门口，管家叫了两辆车，招呼我俩上了车。临走，马昭雄走过来，说：“穆老板，后天晚上八点，记得带上你的丫头，漂亮的。”

　　我十几岁的时候，见过各种赌局，赌什么的都有，军阀可以把领地押在牌桌上，有钱人可以把宅子和女人输掉。

　　马昭雄的高级局，可能赌的是婢女。
　　
　　回到家，桂姐不在了。问小宝，说是戴戴接去了她家。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戴戴，让她一起演这出戏，说：“办完了事，教你玩枪。”

　　她很兴奋，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演个十七岁没问题。”我上下看了她一遍，说还行：“身材这么差，确实像个小孩。”

　　她伸手拍了我一巴掌，问衣服哪里找。

　　我带她去了顺和记，找到老杜。

　　老杜见到戴戴，马上拉到镜子跟前，两手比划了一下，说：“你这身材，能穿西式的，恰好我有。”说完钻进里屋翻箱倒柜，拿出件欧式的女仆装，深蓝色的套裙。
　　
　　（20世纪初的英国女仆装，图片来自英剧《唐顿庄园》）

　　我骂了老杜一句，说：“你这都弄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大笑：“你懂什么，我亲手做的，收藏了好几年，可算用上了！”

　　老杜又找出配套的鞋子和发箍，戴戴换上套裙，梳起头发，穿戴好，大小正合适，看起来像个英国女孩。

　　她照照镜子，问我：“这么显眼，你不会真把我给输了吧？”

　　我说：“显眼才好，吸引注意力，我好耍腥儿（出老千）。”

　　下午，我带着戴戴去了新世界，给了钱让她进去逛，买点首饰。

　　戴戴纳闷：“怎么感觉那么奇怪？”

　　我说：“你是我的丫头，得让我有面子，面子够了，我才好跟马昭雄做朋友，找到春秀。”

　　戴戴愣了一会儿，看着我说：“金木，你说春秀会不会已经死了？”

　　我没说话，摆手让她进了商场。

　　去马昭雄家里时，我和戴戴叫了辆马车，免得女仆装招摇。

　　到了马家门口，两辆洋车已经等着了，拉上我俩，沿着大街往西走。

　　绕了一圈，到了新街口附近的一处偏僻院子。洋车一路搭着棚子，没看清是哪条胡同。

　　院子的入口很窄，只有一条青砖墙甬道，要不是仆人领着，可能看也看不到。进了里面却豁然开朗，有三进院落，院里散着几棵槐树。转进偏院，门口站着个平头汉子，抬手示意，要搜身。

　　我从西装口袋掏出手枪，平头接了，倒过来握着，拇指推上保险，把枪别进腰里，又在我身上摸索了几下，让开了路。

　　戴戴跟上，平头伸手拦了一下，打量几眼，又摆手让她进了院。

　　和马昭雄家一样，大屋里也是西式装修，电灯通明，中央放着张巨大的红木牌桌。两三个仆人站在角落，马昭雄和一个商人打扮的小个子坐在沙发上，还有个牌友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每人身边站着两个婢女。

　　空气里有一股烧过鸦片的味道。

　　我和戴戴朝沙发走去，屋里人都看过来，盯着戴戴。马昭雄看见我，打了个招呼，笑着站起来。

　　马昭雄今天换了一身行头，丝绸印花马甲，缎面长袍，胸口却别了个勋章。他右手里，握着一条黝黑的皮鞭。

　　商人满脸通红，额头冒着汗，抬眼看了我一眼，继续低头坐着。一个婢女正跪在他脚边，用抹布擦地上的血迹。

　　他盯着戴戴看，朝我竖起大拇指，赞叹我会玩。戴戴拽了两下我的袖子，我往旁边一站，把她挡在身后。

　　马少雄一手在脖子上抓挠，很不舒服的样子，一幅烟瘾没过够的样子，他往我身后看，问：“叫什么名字？”

　　我说：“这丫头？叫戴戴，跟我很久了。”

　　“哪个戴？”

　　“穿金戴银的戴。”

　　马昭雄瞪起小眼睛，笑两声，然后摆摆手，角落里一个婢女走过来，响起一阵铃铛声。

　　这丫头穿一身绿色的绸子单衣，光着脚，左脚脖上戴着一个银圈，银圈上有个铜铃，是春秀。

　　马昭雄丢下鞭子，招呼那商人和牌客起来，使劲拍了几下手，说“再整几把”。

　　我们四人一桌坐好，每人身后站了个婢女，仆人铺了桌布，打开一盒象牙牌九。

　　马昭雄坐我对面，身后站着春秀。他边洗牌边说：“老玩法，摸五把，算总点数，最大的赢，最小的输。”

　　说完指了指春秀和戴戴，“各位的丫头，是赌注。”

　　戴戴伸手在我背上拧了一把，我回头看了朝她笑了一下。查过十几次赌场骗局，多少算个高手，只要不是三人一起给我做局，输不了。

　　三把下来，我的点数排第三，马昭雄垫底。戴戴又在后面拧了我一把。最后两把，我连摸俩大的，赢了。马昭雄还是垫底。

　　我伸手招呼一下，戴戴弯腰给我点了根烟。

　　马昭雄大笑，说：“穆老板真是一点面儿不给，不过我玩得贼高兴。”

　　我走过去，拉了春秀过来，说：“实在抱歉，这个丫头我实在喜欢。”

　　马昭雄站起来，说：“你好像误会了，这丫头是输给你了，但可不是让你领走。”

　　两个仆人从外面抬进来一个方桌，桌上盖着红布。马昭雄扯开红布，桌上整齐地摆着一排刑具：藤条，烙铁，木槌，钢针，匕首，还有几件奇形怪状的铁质器具。

　　“啥玩意都有，就看你怎么整，慢慢玩，别整死太快。”

　　春秀扑通一声跪在我跟前，张嘴说不出话。戴戴嘴里啊了一声，又捏了我一下，疼。

　　见我犹豫，马昭雄大步走过来，把春秀拉到身边，一把撕开了春秀的衣服，露出背上新旧交织的伤疤，有的血口子皮肉翻开，还在渗血。

　　我看了看牌桌上另外两人，都眯着眼看，朝我点头。

　　马昭雄绕着牌桌走了一圈，拍了拍那两人肩膀，又转回到春秀跟前，一把推到我跟前，说：“穆老板既然玩了我们的局，可不能坏了规矩。前天，你可是亲口答应的来玩。”

　　小个子商人也站起来，说：“穆老板，您要不爱玩这个，就不该来啊？您要实在不乐意，我也能替你来——当然，得马旅长没意见。”

　　我拉上春秀的衣服，让戴戴扶住她，说：“是我误会了马旅长的意思，不如您赏个脸，出个价，我买她一条命。”

　　没等我说完，马昭雄抄起一把木槌，砰地一声砸在桌上，一声巨响，木槌把断了两截。

　　我拿起外套，拉上戴戴和春秀，转身就往外走。门口进来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枪，是那院门口的平头。

　　马昭雄继续说：“金老板终于不演戏了，你原来是为了这么个丫头。”

　　我干笑了一声，问他怎么知道我姓金。

　　马昭雄嘿嘿笑，说：“看来我没猜错，你兄弟俩长得太像了。我早就听说金肃有个不着调的老弟，但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有事不敢来找我，只会躲在报纸后头写什么文章。”

　　他把我当成了写文章的“非文”。

　　“金肃（金木的哥哥金肃，原是皖系政府里的人。）我俩都跟过袁大总统，本来我也可以给个面子。但你也知道，今年一打仗我们就成了敌人。”他招招手，平头拿枪对准了我。

　　我看了马昭雄一眼，嘴里骂了一句金肃。

　　平头枪没响，戴戴却突然大叫一声：“都别动！”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小手枪，握在手里，指着马昭雄。

　　平头呆住了，看着马昭雄。我也傻了，戴戴手里那把枪，是我的勃朗宁微型手枪——捏在她手里，还挺合适，就是和那身英国女仆装不太搭。

　　我把西装往空中一抖，遮在平头面前，冲上前抬腿一脚，踢在平头下巴上。平头干脆倒地，晕了过去，手里的枪飞出去，掉在地上。

　　马昭雄往下一蹲，躲开戴戴的视线。戴戴啊啊大叫，拿着枪乱晃一通，使劲抠扳机——她没开保险。

　　我喊了一声“给我”，朝她伸手。戴戴扬手一扔，枪却往上飞去，撞上吊灯，直接掉在马昭雄跟前。

　　我操了一声，就地滚了一下，捡起了平头那把枪。

　　马昭雄已经抓起了勃朗宁，打开保险朝我开枪。

　　我也扣动扳机，朝他开了枪。

　　一声枪响，马昭雄脑门中枪，死了。

　　我走过去，掰开马昭雄的手，拿起我的勃朗宁，退出弹匣，里头果然没有子弹。

　　我拎着枪，盯着戴戴看：“怎么回事？”戴戴瞪大眼睛，说：“我哪知道你把子弹放哪了，就找到了枪。”

　　我走到平头身边，在他身上摸出那把被他缴走的M1910，打开保险，拿在手里，说：“回去就教你开枪，多少有点用。不过，这回幸亏你没装子弹，不然害死的是我。”

　　我们三个走出屋子，院里没人。马昭雄的高级赌局，并没有安排卫兵。

　　走出院子，我又问戴戴：“什么时候偷的枪？你藏哪了？”

　　戴戴脸一红，翻了个白眼：“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