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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农村小学教师(真人真事,经历)

  我担任“教育革命辅导员”这个“官”儿,人们就叫起来很不顺口,因为还从来没有听人叫过这么长的官衔,加上姓氏,一共要叫八个字。因而从来没有人真正叫过这一头衔,人们还是习惯叫主任、校长,叫校长的人居多。
    开学前的几项重要工作,一是做好各学校校舍的维修。这在假期中就已经落实安排了。第二就是做好人事工作的安排,首先是各个学校的领导班子,该调动的调动(在公社范围内)该提拔的,该调整的调整。这要先拿出一套方案经分管的老曹同意后报县文教局批准后施行。此外还有教师的调配,所缺教师用代课教师来安排落实,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这项工作做好后,接着是召开全体教师会,布置新学期的开学工作。
    各校的人事工作几天前就已经落实就绪,正准备在开学的三天前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布置新学期的开学工作。那天我正向老曹汇报关于召开教师大会的有关事宜。老曹说,关于教师大会的动员报告,你就不要给我写了,我自己列几个提纲到会上讲讲。开学后的有关事宜你在主持会议时再讲讲就行了,会议不要太长,也不要搞得复杂。这实际是例行公事的会议。正在这时,公社中学的校长老宗找来了,说他们排来排去还差一名英语教师无法落实,特来请你,无论如何要给他们想法派一名英语教师。原来在安排教师时,公社中学因为已扩办为完中,原来的初中教师多数已教高中,初中所差教师已从几所农中里抽调了几名教师,另从“五七”学校中调了部分骨干,还差两三名教师,同意他们自找代课教师,其中包括一名英语教师。其他代课教师他们都已落实,可是英语教师无法找到。学校本想在原有的英语教师中,每人每周增加几课时,既省下了代课金,又不增加人员。可今年暑期招生时,高中又多招了两个班,是在不可能再在原有教师课务中调剂,只好来“请示”。而且,迫在眉睫学校几十个班级等着排课。别的代课教师尚可找到,可当时,能做英语教师的确实比较少。而下面的几所农中,每校也只有一名英语教师,且都是原来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其他科目老师改行的,根本无法有再从下面学校抽调的可能。
    就在这为难之际,我想起听人讲到的一个人来,听人讲过,说此人精通英语,但此人是历史反革命,劳改释放犯,且年龄又大,据说也曾作过教师,但这个人能不能用,能不能教学还不知道。我决定让人带信将他叫来,跟他当面谈一谈,视情况而定。
    吃过晚饭,我们正在中学大办公室门外的场地乘凉。听见有人喊我,说有人在宿舍等我。我回到宿舍,那是我的宿舍兼办公室,灯光下有一个头发花白的农民模样的老头在我宿舍里。我问:“是你找我?”那人说:“你是校长吗?你让人带口信叫我来一趟,我就来了。”“哦,你就是?”“对,我就是陶兴标。”“那好,坐下谈吧。”“谢谢。”
    陶兴标,正儿八经的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年轻时也曾有过抱负,经历过八年抗战,是国民党匪县长中统特务钱葆康的嫡妹婿,原任国民党军的上校副师长。在淮海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已开始就被解放军打散了。他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就脱离了队伍换上了便装,混迹于乡村。正好有个农村小学缺少教师,他就到这个学校做起了教师。那时学校校长只要认为这人能当教师就行。陶作了小学教师以后,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很得校长的赏识。全国刚解放时,国家将原来的学校也全盘接受。陶就成了新中国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谁知,在肃反运动中,由于他来历蹊跷,终于被查出了原国民党军官的身份,于是作为混入小学教师队伍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判了刑。文革前刑满释放,他老家已没有亲人,只好来到了老婆出生所在地。文革开始后,陶当然毫无例外地被揪了出来挂牌、游乡、监督劳动。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份,历史反革命分子。职业,挑大粪,接受改造,此外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听说他挨批斗时,叫他立正两小时,他身板一直挺得很直,整个一场批斗大会别的阶级敌人没有一个能立正两个小时的,只有这个六十几岁的陶兴标能做到一丝不苟。那时每家每户的粪每天必须集中到生产队砌的大粪坑里,主要是怕社员将自家粪缸里的粪偷着将自家的粪给自留地,因此,每天将各家粪缸里的粪挑到生产队的大粪坑里就是生产队交给陶兴标的主要工作任务。陶兴标工作同样认真负责,每天将各家粪缸理的粪舀刮得干干净净。使一些要想偷粪的社员群众也无粪可偷。陶兴标无儿无女,因而一些人都骂他是绝八代的老反革命。
  陶兴标很端正的坐在那里。我问他,今年多大了,他说,六十四周岁。我问他有没有学过英语,是英语几级。他说,他没专门学过,那时也不谈级,但一般的英文报刊都能看得懂,读得出。我看他那严肃认真的样子,就说我们随便聊聊,不要那样严肃。他说,他已养成了习惯。当谈及中学想找一个英语代课教师时,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他很想来担任这一代课任务,就是有两点顾虑。我问他,哪两点。他说一是他有帽子怕人不敢用他,二是他已多年没教学了怕教不好。对第二点顾虑,我倒不觉得是坏事;对第一点确实是个现实问题。我犹豫了一下,他说如果你感到为难,我不强求。我转移了话题,与他闲扯起来,我问他与钱葆康什么关系,他说钱是他的大舅爷,他很看不起钱,说他心术不正,投机钻营,是小人一个。我问他身体如何,他说没病,挺棒的。由于当时中学急等要中学教师,不可能再找到适合的人选,加之我对陶兴标这样一个黄埔军校的高才生有点好奇,他临别时我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明天你来开介绍信,到中学报到,任英语代课教师。他很高兴的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开了介绍信,到中学报到,中学分给他两班初一和两班高一,四个班的英语。从那以后,我常看到他别人已经下班或休息时,他一个人还在办公室里备课或批改作业。我有时见他一个人时,就走过去跟他扯闲。他说他自己有些事想不通,杜律明也是黄埔毕业的,官儿我没他大,做的坏事要远比他少得多,但他被俘后成了战犯,国家可以特赦,现在要比他好不知多少倍,而自己却成了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还被捕劳改过,直到现在还靠自己挣工分养活自己。和他同时期的黄埔同学被俘的都是战犯,现都特赦,而自己还戴着帽子,这太不合理了。就是因为我没有继续跟共产党打下去吗?死硬派成了战犯,反而有好下场,这叫人想不通。我要写信向中央反映,你看可不可以?我说,这是你的权力。
    后来,听说他确实写了材料向中央统战部反映过情况。就是因为聘用了陶兴标任代课教师,后来工作队进驻公社时,曾作为一严重阶级立场问题追查过我和老曹,这当然是后话。后来我被调离开这里不久,陶兴标也被解聘,仍回生产队干起原职业—挑大粪。
    当我再次见到陶兴标时,那是十五年后了。那次是市(县已改市)委市政府召开乡镇党委书记会议。其中有一项议程就是到我曾任教育革命辅导员的那个乡镇参观乡镇工业和社会保障事业之一的敬老院。当我走进那个敬老院,看着那数十位老人在做广播操刚结束。我正跟这个镇的书记在扯闲。因为这个镇的书记是郑局长的大儿子,原我在这里任教育革命辅导员时他是下面一所农中的民办教师。后来那所农中因学额不足,布局又不合理被并到当时公社中学,他也到公社中学任教,后被提拔为教导主任,到外公社中学任校长,后进县局工作,现已担任这个镇的党委书记两年了。这时,只听见有人喊:“校长,你好哇!”声音好熟。我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者向我走来。郑书记说:“你还记得他吗?”我脑中闪过了一个名字“陶兴标”,“对,就是他。”我笑着对陶兴标说:“精神还这么好哇。你叫我校长,我可不敢当,你的校长是蒋委员长。”陶说:“委员长是我年轻时的校长,你是我年老时的校长。”郑书记告诉我陶在四五年前上面就派人来给他落实了政策,现在每月的生活费跟正常退休人员基本一样。我说,这是应该的,钱葆康侄子都当了县政协副主席,顾祝同的孙女也当了县政协常委。你也应用好这黄埔军校高才生的招牌,做做文章,说的同行的人员都笑了。
  在开学工作的全体教师大会上。老曹报告后我向全公社的教师打了个招呼:我要推门听课。我觉得要真正抓好教育质量,必须抓好课堂教学,要抓好课堂教学,首先必须了解当前课堂教学的现状,从中总结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优质课的比例,克服课堂教学中的不良风气和问题。这样,提高课堂教学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但是教育上往往有个规矩,即使是校长要听学校某老师的课,也得要先打好招呼。也可能一是礼貌二是让其有所准备。如不预先打招呼,就是对这位被听课老师的不尊重。据说,有一所学校的校长去听一位资格比较老的教师的课,事先没有打招呼,教师进了教室,发现校长坐在后面听课。这位老师一看,不动声色,说:“同学们,本来我们这一节课是要讲新内容的,但不知怎么的我们班今天多了位学生。学校领导也没对我讲,这堂课大家先自习,让我找到学校领导将这位学生的情况了解后再来上课。”说罢就走出了教室,搞得校长十分尴尬,很不光彩的走出了教室。
    我在大会上首先讲了听课的重要,提倡校长听课,教师相互听课,并讲了开学后,我将不定期的到各学校听课。为了使大家有所准备,今天就向大家打招呼,一是学习,二是了解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方法是推门听课,到一个学校随时随地地听课,不再预先通知了。到时候还请我们老师嘴下留情,不要说,今天我们班怎么多了一个学生啦,大家自习……说得大家都笑了。
    后来的推门听课,确实发现了课堂教学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教师课堂组织教学的基本程序还没有掌握,有的教师整个一堂课突不出重点难点。多数教师存在的问题是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更有甚者,有的教师课前准备不充分,自己本身水平又差,使课堂教学笑话百出。记得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到某小学去听一老师语文课,一上课,那老师就说:“同学们,我们前一节课学习了一个成语,叫虎视沉沉,大家跟我一起读虎视沉沉,chenchen。”我坐在教室后面听那老师的拙劣表演,简直气得发晕,这样的水平不是误人子弟吗,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下课后,我连忙走出教室,来到教室办公室,那教师还以为我要说几句赞扬的话,可我毫不客气地说,前堂课下可后我还叫你认真查一下字典,你就是这样查字典的?还沉沉,沉你的魂,重去给我查一查,认真读一读。那教师真的又翻开字典看了又看,好一会说:“啊,真的错了。”
    还有一次,到一农中时,教师都进课堂上课了,校长见我到了连忙迎进办公室,又倒茶敬烟。我说,一概不要忙,现在还没下课,还能听一会课,说罢就走近了离办公室最近的一个教室。那是初二的语文课。语文老师这节课的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学校校长和我各搬了张椅子,坐到了教室后排,校长做了个手势,让教室继续上课。这时,有不少学生回过头来看我们,那老师咳嗽了一声,说:“同学们,我们现在继续讲解毛主席诗词,刚才讲了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慷而慨。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两句诗,好,现在分组读。”读了几遍后,那老师说:“我们现在继续讲,宜将剩勇追穷冠(寇),古时候人们把帽子称为冠,冠就是帽子的意思,穷冠就是坏帽子的意思。”这时有个学生举手提问,老师说什么事?学生说:“追坏帽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追坏帽子呢?”老师说:“这个同学很动脑筋。”这时下课铃响了,老师说:“在什么情况下才追坏帽子呢,我们下节课一起来讨论,下课。”我简直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我走进办公室,那老师不一会也走进了办公室。一进来就说:“献丑了,献丑了,请多指教。”我看着这位老师,简直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了,宋代韩愈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毛主席也讲过,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这样的教师不要说传授知识,简直是误人子弟。于是我对那位教师提了三点要求,一是上课前要认真备课,要将每个字都读正确认正确,这时起码的要求。二是不懂不要装懂,要教好学生,自己不懂得东西,怎么去让学生读呢?自己先搞好了才能去教,不然要出笑话的。三是要认认真真地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认真钻研教材,弄懂弄通教材的内容外,要理清每个单元的编导意图及各单元之间的内在联系。后来,我又将这三点根据各学科的特点进一步细化,作为对全公社每个教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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