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桌学校就有，同学们坐的板凳却是从自家带过来的，板凳大小高低不一，同学们身高高矮不等，而课桌却是一般高的，老师会按身高调好座位，个子小些坐前排，个子大的往后坐。上语文课时，老师会像电影电视那样尽量用普通话去念读课文，数学课多半是方言教。小时听懂普通话也是从电视电影中明白的，普通话相对于自己的方言，更像某些地方的方言，而平时农家互相交流，只会用土生土长的方言，某些从外地回来的人，一时半刻改不回乡音，嚼些半土不洋的普通话，会被农家嘲为＂撇腔＂，方言是根之所在，＂撇腔＂人在农家人眼里，有些忘本，甚至数典忘祖。但如今随着人口不断流动迁徙，普通话渐渐深入，年轻人的方言显然不是特别乡土了，会夹杂些城市的方言，变得娓娓动听了。而年龄大的人依然操着上千年传承的语言，仿佛更像文化语言的坚守者，农村特别特别接地气的方言也会在交流中不常用而丢失，随着农村渐渐远去，方言也会慢慢消逝在历史文字的长河中。
一种方言是一种文化，伴着信息交通的便利，文化相通，方言也会相融，相融后，新的文化和方言会应时而生。类如秦灭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每一次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都会有些文化消失，有些文化诞生，秦统一后，南方最为瑰丽的荆楚文化便被中原文化侵蚀了，楚人的习俗会被替代，风俗会和其他风俗融合，形成另一种风俗，而文明的脚步会不知不觉地往前挪动。
古时村落不多，人口很少，地广而人稀，由于南方雨水多，洪涝经常发生，很多地方是常年有水的，耕地不多，人口会更少。当年仁五公从婺源迁至梅山，也是荒芜人烟，诺大的梅山竟然成了张氏之山，颇有些＂占山为王＂的感觉。仁五公迁徙梅山，最初也是将古徽州的习俗和风俗嫁接于此，他的方言也是婺源话，经过几代繁衍后，会慢慢融入当地文化和习俗，渐渐从舶来变成长住，直至永久居民。风俗一部分会入乡随俗，一部分会坚守过去古徽州的，两者互融慢慢会形成一种特有特定的家族地域文化，中国的农村文化和风俗虽不至于村村相异，至少十里外会有差别的，比如方言中某些字发音不同、传统祭祀略有偏差、而某些用具会有出入等。饮食文化上更是见解不一样，99年，我们班同学在休宁岭南林场实习，学校安排一位厨师给我们做饭，而每个组会轮一人帮厨，有一次我们芜湖的同学用土豆做汤，而安庆的同学认为土豆不可以做汤，吃了会中毒，土豆既然能炒丝，为何不能下汤呢？显然饮食上有了差异。芜湖和安庆相差一二百公里，饮食分歧也算正常。
如我们冬天村子家家户户都做团子，而浮山那边村子做的是年糕，相差不到十公里，饮食便出现差异，而他们也认为团子细腻比年糕好吃，却不依附。古人说：移风易俗非圣人不能为之，风俗一旦形成，改变极难。好像某些人的口音一样，贺知章八十多岁时致仕还乡，还是＂乡音无改鬓毛衰＂，而镜湖水恰恰也是＂春风不改旧时波＂。
上小学时，老师都是本村或周边邻村的，说得都是本地话，待到上初中时，老师都是县域境内的，虽是方言口音会有差别。老人们常通过某人口音而识辨他是哪一个乡镇的，孩子只觉得某些外地乡镇人说话口音略不一样，具体是哪儿的不会去关心，反而觉得真正距离极远的外地人说出的方言更有意思，和如今孩子听外国人当面说外语一般。那时孩子都是在方圆数公里内活动，走动亲戚会稍远些，上街会去镇上和县城，芜湖市基本不会去。在我很小时，我甚至认为天下就是我一眼所见的范围，似乎更小的孩子生活圈更像井底之蛙，等我懂事长大上学后，天下突然变大了。
才上学时总觉得一年级的教室没有二年级的教室宽敞明亮，下课或放学时会去张望其他年级教室。教室内黑板都是光滑的水泥墙面涂了些黑色漆，时间久了，都会开裂起皱，待到密云欲雨的日子时总会渗出＂汗＂来，老师的粉笔像溜冰人的脚那样打滑，而黑板上字迹更像油印笔划过一般，模糊的像隐形字。下课时，同学们会去擦黑板，黑板上沿的字擦不着，会蹦跳地去够。当然一年级是没有值日生的，孩子太小，都是放学后老师扫地。上下课的铃声，是铁路上的道钉敲打一块挂在墙上的凹铁吐出的，也有类似和尚撞得那种缩小版的钟，＂当当当＂清脆带些沉闷。而有些大点孩子会趁老师不在时，恶意操纵下午预备铃时间，敲打节奏慢、力量不足，却也以假乱真，听到铃声后孩子很快坐回教室，会自忖：＂今天上课时间好像有点早吧！＂
一年级时操场很大，是一块土稻床，教室是围着稻床四面展开的，西面和北面的教室成了农家的住所，操场上没有升国旗的旗杆，一年级是没有体育课的，操场仅仅是下课和放学时同学们奔跑追逐的空旷地，天气晴朗的日子，操场的一部分会被农家用来晒稻谷，而雨天操场变的泥泞，到处有胶靴（雨靴）留过的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