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原创《峨溪河畔》:一部记录末代农耕文化的长篇叙事散文

  花园村离家更远了,我们依然一天四趟地来回跑,路程是一段大路、一段小路、一段铁路和一段柏油马路。学校是刚修不久的三间白墙瓦房,室内光线比祠堂强,一年级二年级共用一个教室,三年级四年级生源多些,各占一间教室,老师办公室是另一小间。课本除了语文、数学之外,还有自然和思想品德,下学期还发了一本《三热爱》,语文老师是族下堂兄张振,眼有些近视,戴一幅眼镜,但平时不戴也能上课,可能按现在说法应是有点装,其实是假性近现。数学老师是花园村的一位男老师,没有教完一学期便当兵去了,后换了一位花园村的女老师。
  三年级时语文开始有作文了,老师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是书上要求的《白头翁的故事》,老师讲了一下纲要,说了一下故事内容,如何写,着重交代作文必须要分段写,不可一篇写到头,中间不停段。同学们抓耳挠腮,勉强应对。待到我作文本发下来,老师评语是:分段太多。我一篇二三百字的作文,分了15段,同桌以滑更离谱,是18段,我俩更像课文《群鸟学艺》中的老鹰,凤凰说:"要搭窝,先要造好根基,比如找大树干上的三个杈......"老鹰听了,想:"原来就是找树杈呀,简单,我会了。"然后老鹰就飞走了。语文除写作文外,老师还会布置日记,日记也不是天天写的日记,天天写的话,估计也没有那么多可写,可能写吃饭上学睡觉的流水账本,就毫无意义了,老师希望大家写些新颖的东西。我有次写帮奶奶去田埂上找翳子草(天胡荽),大致内容是:奶奶小脚经常在田埂上找翳子草,我担心她会摔跤,便自告奋勇地说,我帮她去割翳子草,奶奶很高兴,于是我拿上镰刀去割了些回来了,奶奶笑道:"这个像翳子草,但不是,这叫断肠草。"于是奶奶领着我去田埂边,教我区分翳子草和断肠草。老师在日记后面评了语-即新颖又真实,好!
  语文课有时会成写字课,除钢笔字外,便是学写毛笔字,毛笔是小狼毫,纸张是薄白纸,墨汁是一圆形的墨水瓶,打开瓶总有一股臭味,母亲说墨汁可以治流鼻血(鼻衄),小时堂哥继家便是喝墨汁治好了经常流鼻血的顽疾,墨汁乍闻有怪味,细闻带些松香味,和臭豆腐干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孩子写毛笔字并没有耐心,头几个字会端端正正,渐渐手腕无力,便开始乱划了,墨汁会透过纸映在桌上,衣袖不注意会擦黑。有些孩子趁老师走出教室后,会用笔给同桌脸上点痣,双方打闹互相追点,彼此像花脸猫一样。
  数学课有一章是珠算,每个孩子会背上一只算盘,家中没有的,大人会找其他人家借,背到学校后,先打几轮"算盘枪",以中间算档为界,一方执上方两颗珠,一方执下头五颗珠,退进拔珠,击打对方。待到上数学课时不再游戏,便是规规矩矩地念着"一上一、二上二......"在过去没有计算器的年代,珠算比笔算更简洁,答案也更好展示,即便不识字的人也能数清珠子。大人们说某些打算盘高手,双手拔珠,如徒手炒豆一般,噼里啪啦,一张全是阿拉伯数字的加减乘除,很快算完,还不会出错。孩子们显然嫩了些,总是心算后再拔珠,算错后会人工重启算盘,手执算盘横框,垂下后手腕一旋扭,"啪"地一声,珠子各就各位,再平平放在桌上。那时珠算课便不重要了,毕竟计算器时代已经来临。
  
 三年级时会好奇一二年级在一个教室是如何上课,老师二人同台,黑板会分家,老师语言如两个频道的电视,会互相干挠,而两个年级学生会分心,听不进去,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这边上课,那边做作业,那边上课,这边做作业,倒也"各人自扫门前雪"般不相碍。那时也听说教一年级的那个花园村的有位老老师最喜欢打学生,极擅长扭学生耳朵;而四年级教数学的潘老师也是位严师,惯用"掴栗子"。同学暗地里庆幸这两位老师没教我们三年级。四年级语文老师姓桂,有一次准备惩戒一个留级生,留级生竟然跑出教室,并不服管领,那位学生已16岁了,显然有些不适时宜,不久这名学生也就退学了。
  
 一二年级不明白课桌面为何都刻有"早"字,三年级学《三味书屋》课文后,才知道鲁迅是早字的始作俑者,寿镜吾老师责备鲁迅上学迟到,鲁迅用刀在课桌上刻"早"字提醒自己每日见字,以督促自己不能迟到,孰料后人疯传,到处刻字,既便天天迟到的学生课桌上也有"早"字,弄得没有一张课桌不受此"黥刑"。昔淮南王黥布被相者认为他当刑后而王,果如其言。但课桌徒为黥,待到腿断屉空、面裂身腐之时,不过成釜下之物。一个年级总有那么几张抽屉板空的,一条腿残的课桌,至于同桌小事相恼"闹分家",而用小刀在桌上划上一条,类似"楚河汉界"的课桌是每张都有。抽屉板没有的,书包带便成了绳子,拴系在桌下沿横杆上,而三只腿的课桌总会被放在最后一排靠墙角处,上课有时学生忘了课桌残疾,趴桌稍用了些力,冷不丁"轰咚"一声倒了,师生们也不觉得惊恐。
  上学时同村孩子结伴而行,家长们从不担心什么。有一次小舅骑自行车从繁昌回家,路过花园村,那时我们正好放学,小舅便让我坐在车后座上捎我一段路,到我村大路和马路交叉处,我便下来了,很迅速地跑回。父母那天正好从梅山挑草回,正遇村子其他同学,便问我去哪儿了,他们告之:"是有一个大人骑车带走了。"母亲后来和我说:"当时想到可能是你堂舅带走的,没有想到是你小舅。"堂舅是一个小商贩,夏天时骑自行车走村串户卖冰棍,也经常去学校卖,有时我远远见他来,悄悄避开,总不想让他拿冰棍给我吃。冰棍是装在车后座木箱里,木箱比衣箱略小,里面有一床小棉被,冰棍是包裹在棉被里。每当下午下课铃响,有些带了零钱的孩子总去围着卖冰棍车,你一支他一支地买,冰棍拿在手里,捏紧冰棍竹签柄,刮剥掉纸皮,趁着大太阳得赶紧吃掉,孩子一边吃,太阳一边舐,冰棍水一半吮入口里,一半滴在地上。诗曰:
  嗜冰凉腹暑当收,半入口中半水流。冷热偏知冬与夏,世言年岁是春秋。
 冰棍品种比较单一,赤豆居多,还有没有豆的黄色冰棍,也有奶油的,奶油容易融化,卖的便不多。

  
  四年级我们又回到程村上学,古人说颠沛流离,是形容人的生活,却没有想到孩子们的教育竟然也可以用该词描述。孩子们没有自主权,教室大小和学生多少以及老师住所远近决定年级去向,教四年级的程老师家住程村,而教学水平也好,同学们犹如"二进宫",老师同学早已轻车熟路,不需介绍了,程老师教学方式依然活跃,又不爱打人,同学们都尊敬他,可是上四年级学生人数却没有三年级多,三年级上完,有好几个女生退学了,其中有一个女生在三年级时成绩比我还好。那时也听说老师会去某些读书有天份而退学的孩子家,希望家长能重视孩子教育,让他们继续学业,家长有听不进去的,也有搪塞说孩子自己不想念的,老师也没有办法,每年总有退学的。
  而我们村家长都极注重孩子读书,除非是有些孩子实在不想念,逼迫无用,才会放弃。在我村父母眼里,文化是第一位的,因过去关于没文化吃亏的事例太多太多。早些时候,我族中大爷爷(最年长的爷爷辈)便是一位先生,相传他读书花掉了几桶洋钱(民国时期银币),由于他天资一般,只是识些字,作些简单文章。听父亲说他人极马马虎虎,族中一位叔叔找了本古书,故意找些生僻字半问半谑地去考他,他也不恼,也很耐心,也曾被难住,却也不觉的侄儿的粗鲁冒犯。平时他的饮食却有极僻的爱好,就是喜欢吃腌制时间长成了菜糊的咸菜(农家称之为臭菜),而菜糊蒸熟总见蛆虫,他却用筷挑吃,好像嗜痂的刘邕一般,这位大爷爷和毛 一年去世,老一辈人都说他有福气,他一辈子以先生自居,没有下田耕种过,劳累少,就是饮食上不及过去的那些地主家先生们。
  我们村过去没有地主,富农也没有,像景佩祖上应该快达到富农标准了,这种家庭在解放前时常会被马胡子(土匪)盯上,景佩的曾祖曾被马胡子在家蒙套头面,马胡子摇上风车,以风车作火车吓唬他,如果不交出粮或洋钱,会用火车把你拉走,从此与家人天隔一方,难以相见,因解放前农家不知火车何物,只是听说那是一种可以载人的工具,速度比马车快,更不知其需轨道方能前行,其祖上无法,只好交出钱粮,事后得知是其家族某人外通马匪而害自己族人。我爷爷年轻时斫柴,也曾被马胡子绑在浮山大桥那儿,族中出钱相赎,马胡子嫌赎金少,并不放人,爷爷也是趁夜间看守懈怠,跑了出来,那时正值天冷时节,不见渡船,只好泅水过河,凉了肺,落下咳嗽的病根。
  古时只要家庭能供的起读书,是集全族之力的,直到解放后,文化慢慢普及,读书费用也大大降低,但由于每家要出劳力干活,好多孩子是依然没有机会的,父亲小时候辍学并不是孤倒,他们那一辈的人就没有多少人上过学,一家能有一个孩子上学便是幸运了,父亲兄弟仨,只有三叔上过学当过兵。有些富农和地主家庭在解放后被打倒,成份让他们家庭在六七十年代无法出头,但他们的子孙却总能在八九十年代考上学校,跳出农门。农家常说:"地主的后代好像比其他人聪明。"其实不然,他们不过是家庭文化气息浓,知道读书的用处,如今想来,他们孩子也算赢在起跑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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