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开资本主义革命之先河《世界信仰百科》(26-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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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战胜利后,巴金的创作以《寒夜》为代表的一组作品 深刻地反映了国统区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更富有现实主义特色,如《火》(共三部,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书店;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没有明确的中心思想,而在巴金的作品中,尤 其是后期的作品中,他要告诉人们的是现实,具体的意义由人们自己去思考,每个人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可以说是一种 反思性的文学,在品读时,如果从一开始中心思想就很明确, 很难保证真实地了解当时的现实客观情况,同样,也就失去了 作品的原始意义,在巴金的作品,通过对当时人们生活的描 述,表现当时所在的时代的现实状况,包括生活习惯,人文地 理,人物性格,道德操守等等,虽然作品中并没有单一的明确 的主题思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意义,这就是现实的意 义。作品主要通过对主人公的生活时代的分析,以主人公的生 活环境和家庭背景为创作基础,通过对人物或事情的思想的表 达来反映作品的主观思想,主要诉说的是当时社会的背景下人 们的行为和思想。
  总之,巴金的作品,除了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以 外,还要渗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 艺术风格,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开创性的思想表达,从思想特征上来讲,反科学、反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从社会特征上讲,又一种符合社会和道德的个性主义;从作品的艺术特征上来分析,则是对传统、客观化的现实的具体表述。

  四、总结
  在巴金老人创作的一生中,其思想也在不断地的变化,他的思想,经历了最初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再到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最终回归到现实主义,之所以,经历了这么多变化,与当时的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深入了解无政府主义对巴金老人的创作的影响,就要深入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 实,探讨当时的文化发展,作更进一步的了解。

  (28)论巴金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改变了巴金的人生。 被无政府主义折服是在家庭社会这两方面因素的合力影响下造成的,巴金经历了幼年的人道主义到青年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再到中年对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研究的过程,它体现在巴金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展现了巴金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蕴含及其审美价值。 在 20 世纪初的文坛上,巴金凭借着真城、朴素、“无技巧”的艺术创作特色,征服了无数青少年躁动的心灵。
  巴金 1904 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家庭。 他原名李尧棠,因信仰无政府主义结识了北方同学巴恩波, 也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而接触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 后在创作《灭亡》时,便将巴恩波与克鲁泡特金的名字结合起来成为他的笔名,开始了真正的创作生涯。
  巴金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创作出多部优秀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体现出了巴金精神世界的坚韧和精彩。
  1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概述
  无政府主义也称“安娜琪”, 产生于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英国,是一系列的政治哲学思想。 无政府主义深耕于人类社会,对世界各地的阶级革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后来传入了中国,对中国的爱国人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无政府主义不是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 愿结合,互助、自 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文学上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指的是绝对反权威、反压迫、追求绝对自 由的文化思想。 它作为一种文化乌托邦思想, 对各个时代的人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且也长久的保持着其思想的旺盛生命力, 乌托邦只有在空想的精神文化领域才是其家园。 克鲁泡特金被视为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 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影响了一大批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
  2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渊源
  2. 1家庭的因素 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巴金向往一种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 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都能恢复做人的尊严, 不受压迫, 不受欺辱,也不侵犯他人,彼此和谐互助的生活;在主观上,探索着自 己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人, 他同情别人的不幸,理解别人的痛苦, 希望能用自 己的温暖揩干每一个人的眼泪,甚至愿为别人的利益作出自己的牺牲。”
  巴金的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礼, 内心充满仁爱的贵族女性, 而在当时封建制度下,妇女即便出身贵族,也一样得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欺凌。妇女在家中没有很高的低位,造就了巴金的母亲在思想上倾向于民主,她对家中的婢女和仆人都比较宽和友善,具有一颗仁爱的心。巴金曾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 :“她很完美的体现出一个‘爱’ 字。 她使我知道了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了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 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与富。 她叫我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叫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 己看的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巴金在他母亲这种“仁爱”的教导和影响下, 学会了用同情之心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下人,在与下层劳动者接触的过程中,巴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无奈,贫穷, 痛苦。巴金家中的轿夫用自己的苦难生活教导巴金“火要空心, 人要忠心”,要求他“忠实”自己,“忠实”生活,忠于自己的信念并且认真的生活,与人和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对现实中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始慢慢认识到除了家庭之外的一些当前社会的情形。 结识到了一些青年朋友,其中有一位姓吴的朋友, 从他的身上巴金学到了自力更生,真诚互助,牺牲自我的高尚精神。 “仁爱”、“忠实”、“友谊”在巴金的青少年时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于是,这时的巴金反观自己的家庭, 觉得它不再是幸福的天堂, 已经可以隐约地嗅出了这个家庭 “爱”之下虚伪、残忍、斗争、专制等腐朽的味道。 这样的家庭对于巴金来说俨然成为了阴暗的地狱,他想冲破家庭的藩篱,想要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巴金的大哥原本也是一个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可惜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被父亲用抓阄这种荒唐的方式决定了自 己妻子的人选。 因为他是家族的长孙。 因此在他本该享受青春的年纪里就早早承担起了与他年龄并不相称的责任,在受尽了家庭中的漠然,倾轧,中伤后,最终承受不住在无奈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巴金的三姐, 为了家族的利益, 被长辈逼迫嫁到一人家里做偏房, 本是如花的年龄, 却被夫家的公婆生生折磨致死。 巴金的表姐因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 竟愚昧到给一个从未谋面的的未婚夫守节,放任自己美丽年华的流逝。
  巴金在 《忆• 家庭的环境》中回忆了下人们的生活情形:60 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在门房里, 得不到照料; 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为乞丐,冻死在街头无人过问;一个老轿夫被人诬为偷东西, 用一根腰带吊死在大门里面;女佣杨嫂有病得不到治疗死后还被人当做笑料来传扬……巴金说 : “当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的时候, 我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思想。 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正是巴金早年的 这些经历, 使巴金的 人道主义有了“爱—恨—爱”的一个变化过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 而是 “爱”的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 成为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源头。
  2. 2社会的因素 当时的社会,民主、自 由、 人权、 科学日 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中国的封建制度也开始松动, 人民心中开始慢慢有反抗意识。 辛亥革命的成都兵变和1917 年成都巷战, 使巴金第一次亲身经历了战争的危害和强权的恐怖。 这个只有十多岁的少年开始从他周围熟悉的人和事中意识到社会中的某些不合理,内心开始向往美好新世界。 这时,15 岁的巴金阅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告少年》, 这本书如同甘霖一般浇灌了巴金干涸的内心, 迅速被里面的内 容所折服了。 十年后巴金依然满怀激情的回忆道 : “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 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有办法说的清楚的话。 它们是多么明朗, 多么合理, 多么雄辩……那种带有煽动性的笔调,要把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心烧成灰了……从这时起,我才明白地意识到正义的感觉。”也是在巴金15 岁的那年五四运动爆发了, 新思潮在当时的背景下如火如荼, 沿着各个省涌入四川。 无政府主义作为当时最早进入中国的“老资格”社会主义流派, 也迅速扩大着自 己的影响。 毛泽东、施洋、朱谦之等政治家、 学者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如火如荼。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 ,《新青年 》、《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 等新的刊物给当时的青年人带来了新思想、新视野, 打开了被封建礼教禁锢的思想闸门。 巴金也在哥哥李尧枚,李尧林的帮助下接触到了这些刊物中的新思想。 当时的巴金正是抱着热爱人类,拯救人类的崇高社会理想吸收这些新思潮的。 他越来越觉得旧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 他想做点什么。 在被廖抗夫的《夜未央》激励后,在被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征服后, 巴金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并在与国际无政府主义领袖爱玛• 高德曼通信后,更加深入到无政府主义中, 坚定了自 己的信仰。社会上的进步思潮, 外国先进思潮的涌入, 封建制度的腐朽,新思潮领袖的出现, 五四运动的爆发等种种社会因素都为这个渴望冲破束缚,改变社会的热血青年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提供了可贵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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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战胜利后,巴金的创作以《寒夜》为代表的一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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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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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隔着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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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巴金妙答毛泽东:你也曾是无政府主义者

  毛泽东:“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巴金:“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
  这是1945年8月,巴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两人的对话。当时,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余暇时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
  这段对白相当有意思。毛泽东之所以对巴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表示奇怪,可能因为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主张世界无国家、无国界,反对一切政府,而巴金在抗战时期积极从事爱国宣传。话中似乎隐约有点儿这样的意味: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不纯粹。
  而巴金的应对令人叫绝,他没有否定毛泽东的说法,还貌似“套近乎”地说毛泽东以前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还含有“毛泽东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意思。
  时至今日,很多人都不知道巴金曾是位无政府主义者。“巴金”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也和无政府主义有关:巴者,巴枯宁是也;金者,克鲁泡特金是也。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是无政府主义流派的大师。
  “无政府主义者”曾是个很有光彩的头衔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是一个很有光彩的头衔,我们熟悉的好多历史人物都曾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比如毛泽东。毛泽东曾自述其在五四时期读过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坦承“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甚至称马克思为激烈派,称克鲁泡特金为温和派,赞赏后者的互助论。
  比如周恩来。1919年,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甚至决定放弃自己的“周”姓,用抽号码的办法重新确定自己的名字。
  还有瞿秋白、彭湃……这些都是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先驱的著名革命家。在中共“一大”时期,全国50多位党员中就有22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章太炎、蔡元培、廖仲恺等著名民主革命者也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不是“想怎样就怎样”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了。今天,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低潮期。很多人觉得,无政府主义就是想怎样就怎样。这是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误解。
  无政府主义者固然反对一切以武力和压制为基础的政府,但仍然同意,必须要有某种形式上的社会组织,并通过这种组织的协作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从而使每个人最终都得到自由和解放。
  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的源头?
  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有着相似的奋斗目标,但在革命手段上却是水火不容。
  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革命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高峰。西班牙内战为无政府主义理念投入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有利时机。不过,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没能维持长久,内战结束后遭到了佛朗哥政权的镇压。
  二战后,除了西班牙和苏联,无政府主义团体在各个曾经受它影响的欧美国家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派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刺杀政府重要人物向大众展示政权可以被击倒,通过自己的牺牲精神感召民众。在1801年到1901年一连串的刺杀事件中,以下人物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目标:意大利的恩贝托一世、法国总统卡尔诺、美国总统麦金利、西班牙总理德卡斯迪罗等。所以,也有人将恐怖主义的思想源头追溯到无政府主义者身上。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意外灭亡”
  解放后,巴金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也许是因为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无政府主义者是个“落后”或“反动”的“帽子”,还是少提为妙。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蔚然成风。到了大革命时期,在巴黎的巴金主张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摆脱对国、共两党冷漠的态度,加入到当时的北伐战争中。遗憾的是,巴金的见解得不到认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急剧分化,坚持不合作立场者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镇压,与国民党反动派合流者开始积极“清共”。
  1930年,巴金学成归国,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进入尾声。接下来,日本的侵略活动危及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承担起抗击外敌的重任。而无政府主义反对战争、反对强有力的政府,又没有具体的实践道路,这些致命的弱点暴露无遗,无政府主义被进一步边缘化: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成了小职员和教师,有的索性出家成为僧尼,更多的人成为作家和学者。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历史洪流滚滚前进,无政府主义早被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只有在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科书中,无政府主义会作为一种错误的思想被提及。
  在“文化大革命”中,社团组织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现实不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背道而驰,无政府主义者们自身也成了“反动派”被“清算”出来,于是就有了巴金的牛棚生涯和巴金夫人萧珊的惨遭迫害而死,也才有了后来的《随想录》。
  在《随想录》里,巴金直言中国过去“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痛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或许我们不该把这些观点简单地归纳为“从人道主义角度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是应该抓住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巴金身上的发展脉络,从他早年信仰、中年困惑到晚年的沉思来理解




  (30)巴金: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论1949年后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胡景敏。

  在思想史上,无政府主义一直以异端另类的面目出现。一方面,因其政治上反抗任何形式的强权,所以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在1949年前的民国还是1949年后的红色中国,都受到政权的压抑甚至强力排斥;而另一方面,因其思想上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故又受到知识者的极力推崇,奉之为精神信仰,于是,个人信仰和国家政治的冲突使无政府主义者要时时面对是坚守还是放弃的选择,进而使这一信仰者群体不断发生分化,尤其是在历史链条的转捩点上。1949年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无政府主义在新中国失去了存在的合法依据,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如何面对这一剧烈的历史更迭?是如其同道者所言背弃了信仰而沦为大节有亏的道德失节者?还是于无奈中退守而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孤独的守夜人?
  一
  无政府主义1903年始传入中国,影响了辛亥革命前后和五四前后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如我们熟知的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吴稚晖、师复、周作人,甚至后来的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瞿秋白、张国焘、蒋光慈、夏衍等等,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当然,巴金也名列其中。。
  当少年巴金初涉世事,一脚踩进的正是革命的漩涡。五四点燃了他的热情,但却没能为他的人生指明一条出路,他需要一个“朱赫来式”的引路人给他一份事业,让他发泄青春的热力。1920年,他读到克鲁泡特金煽动青年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册子《告少年》,以及廖抗夫以俄国虚无党女英雄苏菲亚暗杀沙皇一事为蓝本的剧本《夜未央》,这两本小书把巴金拉到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道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英雄成为巴金心中的“朱赫来”。
  然而,巴金的革命事业终其一生都集中于两个方面:一、在中国宣传推广无政府主义,把自己感受到的热情再传递给别人,他著译的政论、革命者回忆录、传记、革命叙事作品等完成的基本是这一任务。二、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探讨其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包括他著译的论文、著作等,内容有对列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财产私有制等的批判,也有对无政府主义的议会活动观、妇女解放思想、社会学基础、与工团主义的关系、阶级性,以及中国无政府运动的组织问题等的深入思考。也就是说,巴金的革命仅限于手中的纸和笔。
  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是克鲁泡特金思想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在克鲁泡特金学说基础上建构的巴金的安那其主义首先是一种否定的理论,它要否定国家、私产、强权,“建立在不平等、不公道、压制及自利主义上的”一切“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旧宗教旧信条,“总之一切不合理的、旧的,已经属于进化的较低级的东西都在否定之列。”。。。
  那么如何达到无政府主义的“否定”,也就是实现无政府主义呢?巴金认为有两条道路:一是借鉴法国和俄国大革命,采用民众暴力的方式来完成“否定”;二是借鉴英式的“总同盟罢工”,在罢工斗争中壮大工人力量以实现无政府主义的“否定”。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否定一切的目标还是达到目标的道路,巴金主张中都充满了激进的革命气息,打上了1920、1930年代社会思潮的烙印。他实际上更倾向于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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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巴金妙答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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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看到你 喊你 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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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信仰百科》(工具书)2019年11月05日星期二,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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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巴金的安那其主义在否定之后要建设的是一个自由、互助的社会,个体的充分自由、集体间的协议自由,以及社会成员源于动物社会性本能的互助构成一个无政府社会的三大支柱。在革命的尽头,巴金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专政社会,他认为,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专制的社会制度,而占社会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专政则缺乏实现的可能性,最后只能沦为党派专政甚至党派中的少数人专政,因此,革命后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无强权的社会。如何建设这样一个无政府理想社会呢?巴金转向了道德体系的完善,他认为道德是维系这样的社会的核心要素,他之所以在1928年就翻译克氏的《伦理学》,目的正在于此。克氏是在俄国革命后写成此书的,虽然这场革命及其后果都不是他向往的无政府模式,但在一个革命后诞生的新型社会的建设中,他感觉到建立伦理学的迫切需要,他希望的是把无政府理论在革命实践上的不甚可为转化为道德实践上的大有可为。巴金把克氏理论译介到中国来,实际上完善了自己对中国现代性实践的方案设计,以暴力革命推翻旧有社会制度,革命之后即使不能彻底消灭国家、政府、私产等,但仍然可以通过道德体系建构的方式推进自由互助的社会建设。巴金的社会改造模式是以革命救世以道德救人心。
  但是,对历史的理性设计并不总能兑换为社会再造的可行性,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无政府运动在中国的失败。但从推动者的角度来看,一是因为对历史理性的过于依赖往往使言说脱离了对象的实际,从而导致言说的无效;二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现代性构想多是大处着眼,缺乏使其细化的耐心,也就是缺少问题意识,根本上不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三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是以道德家的手段做革命家的事业,强调以个人的自律、苦行、自我牺牲来推动革命,把革命混同于个人反抗。总之,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无政府主义遭遇尴尬的根本原因。我们说,无政府信仰既有救世的一面又有救人心的一面,无政府运动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前一方面。对巴金来说,它也许不能救世,但仍可救助人心。既然无政府理想社会无法实现,那么它仍可为其他社会形式的伦理建设所用,这是巴金一直坚持信仰的根本动因。
  确实,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一直都不是有或无的问题,而仅仅有隐或显的差别,是思想侧重点在不同时段的转换。1921年,巴金参加“均社”,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准备为建设一个平等自由,充满爱的社会奉献一切(《我的幼年》,1936)。1930年代初,在中国无政府运动基本解体的情况下,他遭遇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其无政府信仰的表现形式由理论宣传转换为文学写作,信仰中的社会政治因素向思想精神因素倾斜(《灵魂的呼号》,1932;《我的自辩》,1933)。1933年,对无政府主义者在教育事业中的实干苦干精神热情颂扬,并尽可能予以帮助,但最终没有参与其事,情愿在内心坚守信仰(《南国的梦》,1933)。1935年,巴金仍在痛苦中重申“我有信仰”(《〈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1935)。1947年,虽然敬佩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从事文化教育的苦干精神,但难以认同其实践方式,如果说文化教育是以道德救人心的实践,那么巴金对这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实践显然失去了信心。(《怀念非英兄》,1986)自1930年代初以来,巴金产生信仰危机的原因就在于无政府主义在社会政治实践方面的终结,它对巴金的影响力逐渐由上述的“革命实践”阶段转换到“精神实践”方面,经历了抗日战争,随着岁月的流逝,无政府主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三大信条成为巴金个人的精神生活方式。








  (31)巴金: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二)

  二

  1940年代末期,当巴金对自己的无政府信仰在社会实践方面失去信心的时候,他希望将无政府主义作为个人精神生活方式的企图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1947年9月,国共交战正酣,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书店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悄然印行了斯大林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曹葆华译),此书是斯大林1906、1907年用格鲁吉亚文写成的系列论文的结集,它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与无政府主义展开论战,并将无政府主义宣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同时认为,因其与马克思主义同为社会主义派别,且极易混淆人们的认识,所以其危害甚而大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故“对真正的敌人要进行真正的斗争。”之后,随着战争的推进,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这本小册子又被华北书店、华东新华书店、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等多家书店大量印行,直到1950年代中期。从战火纷飞到大局初定的几年中,抢印这样一本小册子的用意是明显的,即在意识形态领域将无政府主义树为敌对的反动的思想,以进一步清除其影响。
  巴金对这一挑战似乎缺乏足够的政治敏感。他在晚年回忆说:“朋友中间,也有议论,建议我去台湾的。我也没有去。1949年后,既然这是为人民拥护的政权,我就向人民投降,接受改造。我希望能改造自己成为人民所需要的。”很显然,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选择留在大陆并非明智之举。巴金缺乏政治敏感还在于1948—1950年间,在他的文学活动中依然保持了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浓厚兴趣。1948年,他翻译了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第二卷《狱中二十年》;1949年,他翻译了无政府主义者洛克尔的《六人》。此外,据李存光先生整理的《佚简新编》可知,1948年7月始,甚至直到1950年9月,巴金一直与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通信,在信中,向他们索取或与之交换无政府运动材料及文学作品。例如他向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收藏室负责人索取(寄送)无政府主义者 (萨柯)和 (凡宰特)的材料、 (克鲁泡特金)的材料,尤其多次搜求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中无政府殉难者的资料,并且表现出浓厚兴趣。在1950年9月18日的信中,他声称“我尚未放弃写一部有关书的打算,不过我将推迟这一计划”,但没有说明推迟的原因。在同一封信的末尾,他补充说:“或许我将有机会去看看正在进行中的土地改革,它将土地分给穷苦农民,是对中国封建主义的破坏。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伟大的事变。”他推迟写作计划或许是因为建国初的忙乱,而不是感觉到了意识形态的限制,欢呼土改为“伟大事变”取的应该是俄国民粹派“土地与自由社”的视角。在1949年2月的信中,巴金充满义愤地谈到,在中国,“有许多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反而为封建特权辩护,做各种无政府主义谴责的事情,……他们曾经也正在使我们的信念在中国人民面前蒙羞,这是我们的运动在中国‘degradation’的真正原因”。我注意到,巴金这里用“低落”一词描述无政府运动在中国的状况,而不是“失败”,而且特意在词上加了引号,并且他认为中国在1940年代末期仍然存在着各式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其中很多人背离了无政府信条。这是巴金一生最后一次明确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可以肯定地说,巴金在1949、1950年顷仍是一个无政府信仰者,至少此时他坚定地把无政府主义视为自己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不愿放弃。

  (32)巴金: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三)

  三

  但是接下来的1951年,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精神信仰的可能也受到政权的否定。本年末中共开始对文艺界进行思想整风,11月24日召开了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次年2月编辑了一本《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小册子,收有胡乔木、 周扬、丁玲、《文艺报》、周文、何其芳、张庚、欧阳予倩、光未然、蔡楚声、史东山等人(刊)在动员会上的讲演或对文艺界思想改造的认识。编者在《编后记》中指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领导的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其主要任务是克服工人阶级先进文艺思想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纠正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倾向,克服自由主义的作风及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以达到改造思想、端正作风、改进工作、增强团结的目的。”显然,文艺界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围剿文艺家思想、作风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推行意识形态上的一体化,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首当其冲。此后,文艺界的整肃运动前后相继,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反右等贯穿1950年代。。
  巴金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这旷日持久的思想改造中,但几乎整个五十年代,他的思想中仍保留着浅淡的无政府主义精神底色。如1950年,在向来自解放区的第一次文代会代表致意的《一封未寄的信》中,他居然真诚地把这些文艺工作者比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民间去”的俄国(民粹派)青年。1955年出版的《巴金散文选》里,他收录了隐晦反映自己信仰危机的《灵魂的呼号》和怀念无政府朋友陈范予的《忆范兄》。甚至到了1958年,在举国声讨法斯特的时候,他仍然借批判法斯特的机会,表达了对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樊塞蒂的敬意,称他们是诚实的人、勇敢的人。但事实上,到了1950年代后期,留给个人的精神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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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巴金的安那其主义在否定之后要建设的是一个自由、互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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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却得不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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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巴金开始着手编辑自己的“文集”,到1958年底,收1940年前小说创作的前九卷编峻,并陆续出版,“文集”照录了《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爱情三部曲》等描写无政府革命者的小说。1958、1959年对巴金而言是个多事之秋,先是《法斯特的悲剧》引来了徐景贤等的政治围攻;之后《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三家杂志开始了长达三、四个月的巴金作品讨论(批判);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武汉大学中文系还成立了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分别出版了《巴金创作评论》和《巴金创作试论》。1959年6月,《沫若文集》第十卷出版,其中《盲肠炎》一辑收录了作者二十年代参与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论争的一篇文字《卖淫妇的饶舌》,文中称“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是否认国家的”,这“简直把他们极端反对的马克思当成他们所极端崇拜的克鲁泡特金去了。”文集出版时郭沫若在“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后加了一条注释:“此人乃李芾甘,即今之巴金。——沫若注”1957年《沫若文集》第一卷出版后,郭沫若曾书赠巴金,题签写道:“集子我是不大喜欢送人的。谨如嘱奉赠,请您有暇时指正。”此际,郭氏的倨傲之态流露在字里行间,而两年后的加注除了明显带有陷人于罪的嫌疑之外,还表现出他自身强烈的政治优越感。1950年代末期,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被视为与社会主义敌对的反动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则被称为与组织纪律观念相左的要求极端民主的涣散作风。对无政府主义的双重批判借助宣传机器、学校教育等手段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基本被清洗了。面对如此历史境遇,巴金如何安置自己的无政府信仰呢?他选择了退守。
  如果说编辑“文集”的初始阶段,巴金想的更多的是对1949年前的创作予以如实总结(因此《灭亡》等作品得以保留),那么越到后来他越不得不借“文集”的编辑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即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在“文集”编辑过程中,巴金采用三种方式为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辩白:一、写意在总结过去的“创作谈”(后收入“文集”最后一卷),如《谈〈灭亡〉》;二、给旧作加新注,特别是那些涉及过去信仰的自传体散文,如“文集”卷十《南国的梦》、《我的幼年》的篇末注、卷九《沉默集(二)》序言末尾的注等;三、对旧作进行修改,或重新编排,以适应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或至少淡化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如对《家》中高老太爷临终一段的修改;“文集”卷十将1936年版《忆》的第四篇《信仰与活动》删改后与第五篇《小小的经验》合并为《觉醒与活动》等。总起来看,巴金在此时明确表白了无政府主义存在的不足甚至错误,以及对自己的消极影响。他申明自己之所以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是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但是,他反复强调的是“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强调无政府主义对自身的人格影响而不是思想影响。这里,巴金从根本上否定了无政府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暗含着无政府主义无法改变中国命运的潜台词。我认为,这一方面是为了迎合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巴金的真实想法。但是应该看到,巴金在“文集”编辑过程中对无政府主义公开表态式的背离并不意味着他对作为精神生活方式的无政府主义的放弃。尽管他放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社会改造上的种种局限,他也多次谈到某位无政府友人最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为革命牺牲。但当1950年代末期,“正确的道路”就摆在他面前时,他却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经过195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文化界出现了著名艺术家争相入党的高潮。期间,欧阳予倩(1955)、曹禺(1956)、程砚秋(1957)、郑君里(1958)、梅兰芳(1959)等先后入党,萧乾、老舍等也提出了入党要求。此时,巴金受到了“入党启发”。黄裳曾经说:“在我的记忆中,只记得他曾提起周扬曾劝他入党,也就是闲谈中的一句话,没有深论。”徐开垒在《我写〈巴金传〉》一文中说:“唐弢向我谈了他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与巴金交往的情景。然后又谈到1956年秋天他自己入党后,根据上级有关同志嘱咐,去巴金家中启发巴金写入党报告。当时唐弢用朋友间随便谈话的形式向巴金说:‘巴老,我看你也该向党打报告,提出入党要求了!’巴金却笑了笑,很快回答说:‘这多年来,我自由散漫惯了,组织观念不强,看来还要努力。我想我还是留在党外的好。”黄裳和徐开垒所说或许是同一件事,互相参证之下显得更为可信。巴金当时尚未受到严重冲击,也尚未因信仰沦为专政对象,他对新社会新生活表示欢迎并表现了很大热情;他两次应征入朝;同时因为他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以及1920年代对列宁及俄国革命的批评、与郭沫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等“政治原罪”,他如果能够加入共产党将最能表明文艺界思想改造的成绩,所以周扬规劝他入党也就再合理不过了。巴金可以承认自己因为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所以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也因此不能够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他也可以认可党的领导,但是,他还是拒绝加入共产党。我认为,他本质上是不愿接受由此连带产生的信仰的转换,他想保留的是内心中一块属于自己的信仰的圣洁领地,他不想欺骗世人(以表面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更不想欺骗自己。所以,在五十年代,他放弃的是“正确的道路”,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信仰。
  尽管巴金希望保留自己无政府精神信仰的一块圣洁领地,但是,经历了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以及文革初期的冲击之后,他的个体信仰已经变得异常脆弱。文化革命爆发不久,巴金经历了痛苦的自我主体性的被剥夺和主动放弃的过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性能力。家庭出身和政治信仰使他背负严重的“政治原罪”,从而陷入极端的“生存恐惧”,于是便“自愿改造”,甘心用别人的脑子思考(丧失理性)。显然,极端情境下的“生存恐惧”处于这一链条的核心位置,曾经有过的信仰也在“活命哲学”下置换为无原则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事实上,思想(精神)改造要完成的正是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对个体的自我具体性进行持续不断的剥夺,最后实现意识形态对人的精神占领,实现对领袖权威的无保留崇拜。。。。巴金从非理性的思想混乱中觉醒是在1969年,认识到意识形态骗局之后,他向但丁的《神曲》寻求精神支持。在《随想录》中他多次谈到抄录、背诵但丁《神曲》的情况,并对其中的诗句记忆深刻,如“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我来引你们到对岸,到永恒的黑暗……”、“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等,这些诗句表明巴金当时希望寻求力量度过精神危机的心情。在当时的情况下,《神曲》为他提供的仅仅是走过黑暗的精神支撑,一种没有实质内涵的信念的力量。
  1973年,巴金几乎被打成无政府主义反革命,据传被毛泽东钦点“赦免”。但在1974年9月,他还是开始翻译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先驱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早年留学法国就开始读赫尔岑这部大书,此书对巴金的思想影响贯穿了一生。自1974年开始,像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从赫尔岑那里获得理论启示一样,巴金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那里获得了重要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巴金文革后接受香港董玉、李黎采访时把《往事与随想》对他的影响归结为四个方面:一、“从书中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到某些人的嘴脸。”二、鼓舞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走过“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岁月。三、“‘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像尼古拉一世搞的”。四、“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完备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机构;赫尔岑的书就是攻击俄罗斯那时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官僚阶层、公文旅行、时间花在公文里……”总之,赫尔岑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的充满批判意识和乐观信念的伟大人格精神,他的知识者的独立姿态,都不可能不给巴金以深刻影响。他甚至把《随想录》看成是“翻译亚•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随想录》受惠于该书的不是“把感情化成文字”的手法,而是思考中国问题的参照。
  1977年,巴金完成了《往事与随想》第一册的翻译,随着意识形态钳制的相对放松,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开始复活了。

  (33)巴金: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四)
  四
  巴金在文革后1978年7月写的创作回忆录《谈〈春天里的秋天〉》里就曾谈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1979年8月写成的随想《绝不会忘记》中谈到“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1982年编辑《怀念集》时,他收录了回忆无政府主义者的两篇旧文:《悼范兄》和《忆施居甫》。1983年8月,在《怀念一位教育家》中记录了无政府主义者匡互生的事迹品格。这些文章表达了他对早年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的赞美和怀念。但由于文革后无政府主义仍然背负很多政治污点,所以一直属于不可写话题,所以,文章中很少出现“无政府(主义)”的字眼。直到1986年,他才写成了《怀念非英兄》一文,直接也是较为系统地发表对无政府运动及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并表现出为之正名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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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巴金开始着手编辑自己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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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也摸不到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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