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信仰百科》（工具书）2019年11月07日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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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在《致树基——〈巴金全集〉第六卷代跋》中，巴金用“理想主义者”的称谓代替了对《爱情的三部曲》中无政府青年“革命者”的称谓，他说：“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他们并不空谈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强加给别人。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最后他强调说：“经过五十几年的风风雨雨，……那么让我掏出心来，做个明确的解释：‘一直到最后我并没有失去我对生活的信仰，对人民的信仰。’”这段话中说的虽然是“对生活”、“对人民”的信仰，但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是巴金对自己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最后表白。在他心中，他从未背离无政府主义信仰，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人格精神，包含理想主义、实干、坚持不懈、自我牺牲等内容，它是在自己岗位上追求言行一致，为“生活”为“人民”但“不为自己”的信仰。这里，巴金否定的是无政府主义革命实践的一面，而对其社会实践（包括教育活动）以及精神实践的方面则给以肯定，这一点与他1940年代的想法已经大不相同。巴金还尤其强调了理想与实践、言与行结合的必要，这似乎回应了他一生都不曾很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信仰与活动”、空谈与实干、旁观与参与的矛盾问题，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兼实干家正是他要学习的典范。
巴金在晚年终究找回了作为精神实践方式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并且贯穿到他的《随想录》写作中。但是，晚年巴金不想把无政府主义信仰仅仅局限在个人的精神生活范畴，他希望以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和伦理学来促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由个人的独善而至于共同的善。
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破除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旧道德，建设以个体生命为原点的新道德。但是，以抽象个体作为道德基础的建设思路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变异，对人的阶级属性的强调虽然打着尊重个体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在以人的阶级性消泯人的个体性，人的阶级性成为道德的绝对前提。对道德阶级本质的区分进一步把道德等同于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把对人的政治判定混同于对人的道评价，道德的政治化实际是在消解道德。文化大革命将这一趋向推向了顶峰，阶级斗争的政治排斥了任何道德信条，《随想录》中所记文革中“好人打坏人（阶级敌人）”的荒谬逻辑，对知识分子肉体和精神的凌辱，朋友亲人间的不相探问、互相揭发、划清界限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在文化大革命尘埃落定之后，巴金认识到了世界观和伦理学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编辑《巴金译文全集》时，他把最早的译作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放在了最后一卷。其实，在和编辑商谈译作编排次序时，巴金本来有把《伦理学》作为附录放在最末一卷的想法。在“代跋”中，他补充说把《伦理学》做最后一卷“也很合适”，但他没有说明这样做合适的原因。我想其中固然有全集体例方面的考虑，但如果联系全文我们知道，克氏在晚年认识到道德建设对一个社会的意义，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着手撰写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未完）。而巴金晚年在《随想录》和《再思录》写作中所寄予厚望的，一是民族理性的回归，二是个人道德的完善和社会道德的重建，而民族理性的回归最终仍要归结到社会道德的重建上来，所以，巴金最后找到了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与克鲁泡特金的共同点。我认为，把《伦理学》作为压卷作，表明巴金对此书的重视，他想借这本书向读者传递自己的最后思考，可能还多少包含了对克氏和自己未竟事业的些许遗憾。。。世界观和伦理学对巴金的重要不在其知识形态而在其社会功用。他认为：“道德不是一门学问，它是做人的道理，是整个社会的支柱。这里，他把道德的重要性提高到“社会支柱”的地位，而此前巴金谈到克氏的《伦理学》却从未有过此类说法，如在1928年，他所谓“中国人大开杀戒之时期”，他写道：“克鲁泡特金说，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不能创造出一种基础于正义与真理上面的新社会制度，大概是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所致。中国之革命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在我看来，也是因为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因此《人生哲学》的翻译在现今却也是一件必要的工作了。”此时，道德在巴金眼里只是补社会革命之失的迫切手段，他的主要关注点在社会革命，道德是辅助完成社会革命的关键因素。克氏所谓俄国革命的失败不是指它在“否定”旧制度（暴力革命）上的失败，而是指它在红色革命之后没能建立无强权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制度，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社会缺乏完备的伦理建设。在经历了1949年后数十年的革命“洗礼”之后，晚年巴金又回到了克鲁泡特金的认识上来，所不同的是，他将道德进一步强调为社会的“支柱”，我想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补多年来的激进革命之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常态社会建设的需要。毕竟历史在发展，即便在巴金看来，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理想社会也只能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因此，现代性实践的重点必须由社会组织形式的大规模改造转变为在现有组织形式中建设一个理想社会，而道德建设则是其中最为根本的方面。
。巴金的道德建设思路是从自我做起，以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呼吁民族的道德良知，表现出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忧思情怀。我发现，巴金所接受的克氏伦理学，或者说克氏学说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关于道德实践的内容。作为道德三阶段（要素）的互助、正义和自我牺牲经常被他提及。他认为，互助是人和动物共有的社会本能，依据互助法则行为是伦理的本质和基础。随着社会的进化，人们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互助的动物本能发展为同情和仁慈的社会感情，为处理人际关系生出许多以互助为出发点的道德规则，规则中便存在着道德的正义（公平）概念。道德的第三（最高）阶段是“自我牺牲”（有时也被称作“大量”、“宽宏”），巴金把“自我牺牲”作为道德的最高阶段，其依据是“我们各人都有着过剩的活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无报酬地给与他人”，这是克鲁泡特金在《伦理学》中对法国哲学家居友道德论的借鉴与发挥，同时被巴金所接受。
巴金的“自我牺牲”论有三个要点：一、“自我牺牲”是道德的最高目标；二、“自我牺牲”首先是利己的，是为了发散过多的生命力，其次才是利他的，“给与他人”；三、“自我牺牲”是“生命之满溢”的自发表现，是“生命的开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这样的道德境界，巴金甚至认为道德就是“自我牺牲”。总之， “自我牺牲”作为个人的追求是个体“生命的开花”，由个人及于人人则是“共同的善与万人的福祉”。道德沟通了人类“利己的要求”与“利他的倾向”，人人的“自我牺牲”则是人类追求的道德理想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互助与正义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而“自我牺牲”则带有信仰的意味，属于道德信仰（理想）。。。。巴金以“生命的开花”自我期许，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特别是到晚年，进入《随想录》写作之后，这种意识愈益强烈。“生命的开花”成为他写作中的高频词汇，他不断地追问“我的生命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的问题。。。。。托尔斯泰是巴金晚年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榜样。在写作《随想录》过程中，他时时忆起，多次谈到托尔斯泰，把托尔斯泰晚年奉行的“言行一致”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再认识托尔斯泰”？》中，他说：“托尔斯泰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此后，“言行一致”成为《随想录》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因为《随想录》越是往下写，作者越是感到“讲真话”之难。从“提倡讲真话”，到“自己讲真话”，到“大家知道讲真话”，再到“大家讲真话”，最后到“言行一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巴金所能及者只在前两个阶段。他在《卖真货》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我编印了一本《真话集》，只能说我扯起了真话的大旗，并不是我已经讲了真话，而且一直讲真话。”对于巴金而言，从提倡讲真话（言）到自己在写作中讲出了真话（行），就可以认为是“言行一致”了，但是从这段话我们看到，他显然认为自己讲得还不够还不透，从而认为自己没有真正做到“言行一致”。在巴金心中还有更高程度的“言行一致”，那就是从讲真话到最终将言论变为行动的“言行一致”。巴金试图把讲真话由话语实践层面提高到行为实践的程度，“言行一致”成为他“讲真话”主张的自然延伸。不管巴金是把“言行一致”看成“讲真话”的逻辑延伸，还是组成部分，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更重视“行”的方面，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行”主要是说出真话的话语行为，而不是社会实践。这是因为言行脱节是困扰巴金一生的矛盾，他向往的赞美的生活一直未能成为他的实际生活，就像托尔斯泰一直未能离开他所批判和厌恶的生活和艺术一样，所以在晚年要实现言行一致，消除言行矛盾。此外，巴金力行“言行一致”也有回应对他缺乏道德勇气的指责的用意。对晚年巴金而言，作为一个知识者的话语实践是“行”，作为一个公民的道德实践也是“行”，所以，他的“言行一致”一方面是提倡说真话和自己说真话的一致，另一方面是对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和道德公共性实践的一致。前者在《随想录》里其实已经部分做到了，而后一方面，即以自己的道德理念感召他人，以期塑造民族的道德良知，则多少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巴金的道德理想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以道德救人心的当代翻版，他信守宣扬，躬身实行，令人敬服，但又往往让人止步，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后现代的文化语境甚至使巴金无政府主义的道德实践带上了堂吉诃德式的悲壮。
作为社会运动，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早在1930年代就都已结束了，之后，虽然仍不乏信仰者以各种方式践履它的信条，但像巴金这样，直到20世纪末仍将其作为精神信仰并在道德实践层面大力阐扬者却绝无仅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金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