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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营建东都洛阳
平定汉王杨谅的叛乱之后不久，隋炀帝就开始大举营建洛阳城了。
在正式开工前，隋炀帝就诏告天下，详细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营建东都洛阳。
总而言之，无论从历史、地缘，还是经济、政治、军事，洛阳就是天然的大统一都城所在地；只是因为以前天下一直处于分裂之中，所以洛阳荒废了；我朝统一天下后，一直都计划重铸洛阳的辉煌，只是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现在真的不能再拖了。
再总而言之，现在无论基于经济、政治、军事的原因，我们都有重铸洛阳辉煌的必要性、迫切性。[注1]
既然营建东都的原因、目的，只是基于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原因，所以隋炀帝专门强调，在营建东都洛阳时，我们一切就要从实用性出发；绝不追求奢华；记住，一切都要从实用性出发，坚决杜绝奢华！
更主要的是，隋炀帝还告诉大家，凡追求奢华的皇帝，写在历史书上，都也不是什么正面形象；只有那些追求节俭的皇帝，才会得到世人的称颂。
总而言之，东都洛阳只要建成了，许多年以后，也肯定还会屹立在那里；我希望后人看到我们修建的洛阳城时，都会发自心底的崇敬我作为一代帝王，依然会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这种赞语写在史书，有多拉风？你们应该是知道的，所以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追求，绝不要让后人认为我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人。
当然了，隋炀帝更不会忘了告诉大家，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所以，我们的国家虽然已非常富足了，但是也不能滥用民力、物力；总而言之，居安思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注2]
面对这种正能量十足的文字，如果不说作者是谁，恐怕没人能想到，它竟然是出自隋炀帝之手。
当然了，隋炀帝写的文章，大都是如此的。总而言之，就是印在现在中学课本中，它也是最优美的散文；关键是，其中所说的大道理，也都会让人情不自禁的喜欢上。
因为类似的原因，若干年后，唐太宗看到隋炀帝写的文集，一时都觉怅然若失，因为隋炀的文词，也未免太优美了；关键是，这治国大道理讲的，比我讲的还有道理！这叫什么事呢？
这就好像，许多年以前，老蒋在历史课本上，就是一个脑残的、低级趣味的反动派头目。
但是网络时代，许多人突然看到了老蒋写的官样文章，更看到了老蒋写的私人日记，一时都惊为天人。因为，我们真没有想到老蒋竟然如此伟大？
其实呢，我们有机会看到历史大人物写的官面文章，恐怕都是这种感觉。
毫不夸张的说，就是看着汪老大写的文章，就是看着汪老大嫡系写的文章，你也难免会觉得，汪老大就是一心为国为民，不惜自己承受各种牺牲的人。
只是许多历史大人物丧失了话语权，所以我们难免会有一种错觉，那就是脑残弱智邪恶变态的人，也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人物。
因为隋炀帝失败了，所以在许多童话级的历史书中，隋炀帝之所以营建东都洛阳，就是为了他自己享乐。
更主要的是，东都洛阳的整体工程，仅仅用了10个月就完成了。
营建一个宏大的都城，仅仅历时10个月，这种事实，如果大隋帝国没有迅速灭亡，肯定够我们中国人吹了又吹了。
因为这种奇迹，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才能实现了；相比而言，当时的其它国家，那都是弱暴了。
但是隋炀帝失败了，所以这种事实本身，就成了隋炀帝残暴的铁证。因为这样宏大的工程，历时10个月就完成了，这得滥用民力到什么程度？这得死多少人啊？
但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可以在如此短期内完成，它更多的是生产力发展、组织技术发展的结果。单纯的暴政，肯定无法实现这一点。
因为你可以不断缩减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也可以不断增加他们的劳动强度。但是它有一个极限的问题，超过一定极限，它只会降低劳动效率，而绝不会提高劳动者的效率。
我们还是前面的例子。贞观16年，也就是李世民在位16年时，大唐帝国依然有许多人为了逃避傜役，不惜自残手足。李世民这种仁慈化身的皇帝，都会让许多老百姓宁愿自残手足，也想逃避徭役，其它皇帝还可以想象吗？
翻开近现代历史，因为资料非常丰富，所以人们在说敌人残酷压榨老百姓时，都会写得极尽耸人听闻之能。
因为类似的原因在，当我们把各方的资料摆在一起看时，常常会觉得，大家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大家在压榨老百姓时，也就是半斤对八两罢了。
因为类似的原因，在民权崛起之前，再邪恶残暴的统治者，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没有明显的工程技术发展，也无法完成让人叹为观止的基建工程。
因为压榨到了极限的边缘，你再压榨它，只会降低劳动效率，绝不会提高劳动效率。
要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在让人服傜役时，许多人都有宁愿断手断脚，也要逃避的感觉；其它人再压榨，还能怎么压榨呢？
最简单而言，一天睡八个小时，是一种比较充足的睡眠时间，通常可以保证劳动效率。
你让他一天只睡六个小时，然后用暴力强迫它工作，可以维持同样的劳动效率吗？在短时间内，应该是可以的。
你让他一天只睡四个小时，还可以吗？这个比较难说了，在极短的时间内，应该是可以的。时间稍长，它的劳动效率肯定会明显下降的。
劳动强度也一样，超过一定极限，表面上可以让劳动者干更多的活；但这种作法，它肯定会让劳动效率下降的。
只要我们知道这种事实，自然就会知道，10个月修建成东都洛阳的主体工程，它更多是政府强大组织能力的体现，也是当时工程技术发展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暴政可以实现，因为暴政本身，对劳动效率的提高，那是非常有限的。
我这样说，并无意认为，这里面没有暴力。相反，这里面的暴力肯定非常普遍。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暴力可以实现这一切，也未免把一切说
得太简单了。
更主要的是，在隋文帝时代，就有一个比东都洛阳更规模宏大的都城，那就是大兴城。
隋文帝修建的大兴城，规模有多大？毫不夸张的说，是当时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城市。
据一些学者的估算；大兴城是汉代长安城的2倍，是同期拜占庭王国都城的7倍，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格达城的6倍。
隋炀帝时代修建的东都洛阳，单就规模而言，与大兴城相比，也是相形见拙；因为东都洛阳只有大兴城的四分之三。
毕竟大兴城是帝国都城，东都是帝国的陪都。
这样一座空前规模的城池，用了多长时间修建成功呢？
公元582年6月，正式开始施工；第二年3月，就迁入了大兴城。整体工程历时还不到十个月。[注4]
面对如此壮观、而迅速修建的工程，史书虽然也表达了隋文帝不恤民力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体现大隋帝国的强大与辉煌。因为类似的工程，可以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在当时是如何的遥遥领先于世界。
东都到底有多繁华？因为它牵涉太多政治宣传的内容。所以我们很难知道了。
因为人们在说东都的宏大繁华时，通常只是为了证明隋朝当时的罪恶，所以相关内容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份。
最经典的就是，秦始皇最重要的一项罪恶，就是修建阿房宫；而在史书上，阿房宫的宏大奢华描写的非常细致；而在现代的考古挖掘中，却发现，这只是一个传说。因为各种考古资料表明，它只是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夯土台，整体工程都没有展开。
所以炀帝时代修建的东都有多奢侈？我们也很难确切知道。
要知道，唐太宗时代，一再要在洛阳修建宫殿，虽然臣子一再劝谏，但是唐太宗依然不能罢手。[注5]
我们现在问题是，隋炀帝修建的洛阳城，已极尽人类想象的繁华，唐太宗为什么还要不顾大家劝谏，而在洛阳城修建宫殿呢？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秦王李世民攻克洛阳后，一把火把它全烧了；因为这就是暴政的象征。后来，实在没办法，只能继续修建它了。
其实，更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时的洛阳城，也未必真有传说中那样牛X；毕竟一个繁华的大型都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成的；它是一代接一代人努力的结果。
所以，到了武则天时代，政府依然在补充洛阳的基础工程；更夸张的还在于，据说，隋炀帝时代的洛阳，外城修得非常简陋，武则天时代，才开始大规模营建它。[注6]
抛开各种云遮雾罩的细节，我们只知道，隋炀帝规划、修建的洛阳城肯定非常宏大，而且也足够奢华。但是各种细节的描写，就我感觉，看看就可以了；实在没有必要全信。
总的来说，当时修建洛阳城，有着它的必要性、迫切性。因为进入隋唐时代，长安城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开始不断下降了；帝国军政重心东移，几乎是无法逆转的趋势了。
长安城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大约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气侯原因。以前，关中可以成为天下的军政中心，很重要的原因是气侯比较适宜。后来，干旱度下降一点点，温度下降一点点，这里的经济实力就下降了。
第二、过度开发。这里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集年代久了，森林难免会被过度开发，让这里的地理受到破坏。
第三、经济比重下降了。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它地方开发的越来越深入，关中的比重下降了。
在这种背景下。
从军事政治上考虑，长安城太偏于西北，在关东、江南发展越来越快的背景下，它显然不利于有效控制关东、江南了。
从经济上考虑，长安城偏于西北，而且地势偏高，水运会有三门峡之阻，陆运有崇山之阻。想把天下的物资向这里聚集，成本会非常之高。虽然帝国政府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段物流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并不理想。
因为类似的原因，从隋朝开始，皇帝就开始戴上了逐粮天子的帽子。
隋文帝时代，关中大旱，外地物资运输到关中成本太高，而且也无法充足，于是隋文帝只能带着大批官员百姓到洛阳解决吃饭问题。[注7]
唐高宗时代，关中大旱，外地物资依然难以运输到关中，于是唐高宗也只能率领官员百姓到洛阳解决吃饭问题。[注8]
唐玄宗时代，因为关中物资缺乏，唐玄宗更是经常到东都洛阳办公。[注9]
至于武则天时代，中央政府更是常年在洛阳办公；以至于民间野史都认为，这是因为武则天在长安城作孽太重，所以不敢回长安城。[注10]
唐中宗时代。因为关中物资缺乏，关东、江南的物资难以运输到关中，所以人们就建议皇帝按从前惯例到洛阳办一段时间公。
唐中宗说出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总而言之，我身为皇帝，为了吃个饭，还要奔波于长安洛阳之间。[注11]
从这些基本事实，我们大约可以知道，进入隋唐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重心东移，已经非常明显了。
只要我们知道这种历史背景，自然就会知道，炀帝修建东都，以及经常到东都办公，有它必然性、合理性。
洛阳居于天下之中，而且作为天下交通枢纽，水陆运输便利；把天下的物资汇集到这里，成本会很低。
关键是，立足于洛阳，因为地理位置居中，而且交通便利，对于制约江南、河北、中原都非常便利。
总的来说，抛开云遮雾罩的细节内容，当时修建东都洛阳，显然是基于国家整体战略考虑的结果。绝不可能是单纯的基于皇帝个人享乐，对此，现代史学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分歧的。只是喜欢把历史当成故事段子看的人，似乎很难接受这种事实。
[注1]：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脊，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注2]：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注3]：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
[注4]：丙申（二十四日），隋文帝下诏令高等人负责在龙首山一带建造新宫城。因为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在建筑方面有巧妙的构思，于是任命他担任营建新城的副监。
三月，丙奈（十八日），隋朝宫廷迁入新都。
[注5]：乙卯（二十二日），征发士兵修筑洛阳宫殿以备太宗巡幸之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行谏道：“还没确定巡幸洛阳的时间就预先修筑宫室，这并不是现在的急务。.......
九月，太宗....又打算修筑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行谏，认为“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姓穷困潦倒，国家府库空虚，如果不停地营造，公私耗费，恐怕难以承受。”太宗称赞....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命将作大匠窦修筑洛阳宫...
太宗命人营造洛阳的飞山宫。庚子（十四日），特进魏徵上疏认为：“隋炀帝依仗着国库富足，不担心后患，穷奢极欲，使老百姓穷困，以致于被人杀掉，社稷江山变为废墟。陛下拔乱反正，应当深思隋朝灭亡和我大唐得天下的原因，撤掉高大的殿宇，安居低矮的宫殿；假如在旧基上又加扩修营建，承袭旧殿加以华丽的装饰，这便是以乱代乱，必然遭致殃祸，江山难得易失，能不好好考虑吗？”
[注6]：当初，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没有外城，只有低矮的围墙而已。这时候，凤阁侍郎李昭德才开始营建东都外城。
[注7]：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
[注8]：唐高宗因关中地区发生饥荒，米价每斗涨至三百钱，准备前往东都洛阳；丙寅（初三），从京师长安出发，留太子监理国家政事，让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佐他。[注9]：关中久雨成灾，谷价昂贵，唐玄宗将要到东都洛阳，就召见京兆尹裴耀卿商量这事。裴耀卿回答说：“关中是帝业兴起的地方，应当百代不迁都，但由于这里土地狭小，五谷缺少，因此您经常到东都洛阳，以减轻这里的负担。......
[注10]：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注11]：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待续
我说隋炀帝一心追求秦皇汉武的功业，并没有任何褒贬之意，只是说一个事实罢了。
换而言之，他们都是重国轻民的典型代表；甚至我说到列大哥、斯大哥时，也是类似的意思。
而重国轻民，从来就不是夸人的词语。但是那些创建宏大功业的统治者，恐怕都有类似的倾向。
我说，隋炀帝追求秦皇汉武的功业，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因为他们都是重国轻民的典型，而且都曾建立了足以夸耀后世的功业，如果有差别，仅仅是炀帝身败名裂了，所以在史书上常常以丑角的形象出现。
我拿隋炀帝与秦皇汉武相提并论，实际上一直都怕人们这样喷我。因为就隋炀帝那种身败名裂，脑残弱智、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也配与秦皇汉武相提并论？
问题是，许多人对此却是说，秦皇汉武是什么东西？隋炀帝竟然会以他为榜样？你也未免把隋炀帝说得太不堪了！
这种喷人的方向，可实在让我感觉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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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千秋功过大运河
军事行动开始后，后勤常常是制约军事的最大瓶颈。
后勤对军事的制约有多大？沈括曾有一个经典的分析。
一个人通常只能背六斗粮食长途跋涉。
一个人一天需要吃2升粮食。
这样说来，如果用人背的方式保障后勤，一个士兵打仗，专门让一个民夫保障他的后勤。最远也就能走15天的路，就会把准备的粮食都吃光。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后勤全靠大后方供给，一个民夫保障一个士兵的后勤；最大的作战半径，也就是7.5天的路程范围内；因为回的路上还得吃饭。
就算作战的士兵，也背一些粮食；它最大的作战半径，也就是9天的路程范围。[注1]
沈括又说，马骡可以驮15斗东西；驴可以驮10斗东西。
但是，马骡驴也需要大量的进食时间，还得消耗大量的草料。所以用马骡驴运输。未必就比人背更经济。[注2]
两个民夫保障一个士兵的后勤，自然会更好了些。
但是，多一个民夫参与军事行动，就等于又多出一个每天消耗2升粮食的人。所以它并不会让军队的行动半径扩大多少。
三个民夫保障一个士兵的后勤，自然会更好一些。但是，每多一个民夫，就意味着又多出一个每天消耗2升粮食的人。[注3]
许多人在分析古代战争时，经常引用沈括这段话。
但是，用沈括这段话分析古代战争，显然会把后勤问题无限夸大。因为沈括分析的战争，显然是在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进行。
第一、那里没有合适车辆行走的陆路，更没有合适船行走的水路；所以只能人背、驴马驮运。所以他就没有考虑车船运输的情况。
第二、战争经过的地区，都是广阔的无人地区。
但是通常的战争环境，并没有这样艰难。
第一、通常战争进行的地方，都是适合车船通过过的地方。
而且大规模的战争，通常不敢、不会远离这种地方。因为远离这种地方作战，后勤保障就会难得无法想象了。
而车船可以运输重量，显然比人背扛、驴马驮运，要大的多了。关键是，按比例的消耗也小的多。
第二，军队行经的地方，通常都是经济富裕的地方；部队的后勤可以沿途通过购买、掠夺实现。
大规模的战争，通常都不会、也不敢远离这种地方。因为远离这种地方，就算有车船运输，难度也会非常大。
我无意说，沈括分析的战争情形不会发生，但它显然是一种极端情况下存在的战争。
从沈括这段话中，我们大约可以知道，一个中央政府想管理广阔的地区，必须得加强交通建设。否则，帝国政府难以控制的范围，那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地方稍远一点，帝国政府的军事力量就无法有效覆盖了。
在工业时代之前，水运是一种最优越、最便捷的一种交通方式。
但是水运常常受制于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河流，普遍都是东西走向；而且天然的河流、湖泊通常也不会成为巨大的网络。
说得具体点，你顺着黄河、长江一线从东向西走，自然可以利用水运；但是远离这些河流，水运就无法进行了；而且你想从长江进入黄河，也是无法实现的。
想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从理论上非常简单，那就是挖建人工运河。
这样一来，众多东西走向的河流，就被连接起来；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地区的货物，都可以通过水运到达指定地点。
水运实现了网络化，军事行动的后勤瓶颈，就比较容易克服了。
这样一来，军队的作战半径，就可以扩大许多倍。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对广阔地区、边远地区的控制力，才能充分实现。
事实上，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人工运河的修建，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项目。
中国有七大水系。
抛开东北的松花江水系、岭南的珠江水系。由北向南一共有五条大河，分别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海河位于现在的北京、天津一线；钱塘江位于现在杭州一线。
只要把这几条河流贯穿起来，那中国普遍地区的货物运输，就都可以通过水运实现了。
最简单而言，四川有一批货物想运到河北，那它顺长江到达杭州，从杭州沿运河北上可以进入海河；就可以了。
当然了，浙江有一批货物想运到陕西，他可以从运河进入黄河，然后沿黄河西上；如果想更方便一些，还可以沿着相关的人工运河西进。
从理论上，建立一个水运的网络，并没有任何难度，只要修建足够的人工运河就可以了。
所以在隋朝开国之前，这几大水系，早就被人工运河大致贯穿起来了。
春秋时代；吴王夫差主持挖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这就是著名的邗沟。
战国时代，魏惠王主持挖通了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这就是著名的鸿沟。
三国时代，曹操的主持下，挖了平虏渠、泉州渠、白沟、利漕渠。这样海河与黄河也挖通了。
秦始皇、孙权、梁武帝都曾主持过江南地区的运河挖掘，在这种背景下，江南水系与长江水系也挖通了。
当然了，这只是一些标志性的运河工程，所以很容易就可以从史书上找到记录。
更多的相关工程，却只能在一些更专业的的历史资料中寻找了，因为一些不知名的小河（这五大水系的支流），某年某月在某人的主持下挖通了，史书通常不会记录的；但水这的网络正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而且后来系统化的、规模化的运河工程，也是在在此基础上修建的。
总的来说，在隋炀帝上位时，中国水运网络已基本完成。
要知道，在过去的上千年历史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直也没有闲着。
因为类似的原因，大运河有一段叫通济渠，这段运河长两千里。大业元年3月开始正式施工，同年10月就完工了。
这种工程量、工程效率，就是修复、拓宽、连接一下前人早已修建好的运河，也是惊人的。
如果真的用半年时间，修建这样一段人工运河，不要说以人力畜力为主的小农社会了，就是以机械为主的现代社会，也够人们吹了又吹的！至少，在21世纪，有几个国家，敢说自己能在半年时间内，完成这种工程呢？
在隋炀帝时代，把运河网络系统化，大约包括两个意思。
第一、把整个运河系统的各种瓶颈解决掉。
因为以前的运河修建，不是全面规划的。所以许多地方，因为各种原因，绕的弯有点大，或是挖的不够深、不够宽，甚至是某个关键的节点没有挖通，正常运行的船只，到了这里速度就会放慢，甚至只能转陆运了。
现在国家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把不必要的弯道取直它；把狭穿、低浅的地方拓宽它、挖深它，让断点连接起来。这样一来，整个水运网络，就比较畅通了。
第二、从理论上，运河沿线陆运也应该比较发达；但是，它也只是从理论上，许多时候未必如此，尤其是在许多地方，肯定不是如此的。现在国家调大量的人力物力，让运河沿岸的陆路也变得顺畅许多。
虽然说这个工程量，与从无到有挖通一条运河相比，那是小多了；但它也是惊人的。
这个需要国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更需要高度成熟的工程技术。
大隋帝国在完成这项工程后，难免会夸大它的工程量，更会有意无意的抹煞前人的贡献。
总而言之，在皇帝的英明领导下，在工程负责人的正确指挥下，在百姓积极劳作下，我们大隋帝国，用了很短时间，就完成了一个接一个大工程。
这绝对是值得夸耀的事！
甚至而言，面对这种伟大的政绩，皇帝还会授意文人不吝词汇的夸耀它。总而言之，我们克服一个接一个的，人们都认为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挑战了一个接一个的人类极限。再总而言之，这样短的时间里，这样惊人的工程量，只有我们伟大的隋帝国才能实现。
如果大隋帝国一直保持兴盛，类似的夸耀，怎么听，也没有什么刺耳的。因为怎么听，这也是歌功颂德的声音啊。
问题是，帝国突然喀嚓一声响，倒了！再回头看这种歌功颂德的文章，那可是大问题了！而且怎么听，也怎么刺耳极了。
因为，这就是政府滥用民力的铁证啊。
因为，这就是政府往死逼老百姓的铁证。
这样大的工程，得用多少劳动力？
这些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工程，你们却干成了？在此过程中，得逼死多少老百姓，才有可能实现啊！
仅此，就足以让隋炀帝认为是千功业的大运河工程，变得不伦不类了。
而人们在抹黑大运河工程时，还不只是从这个角度论证，因为人们说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动机时，常常是说，这是因为隋炀帝想到江南游玩方便。
总而言之，为了自己的私人享受，就滥用民力到了如此境地，这是人干的事吗？
这种观点，因为传统史书反复强调，所以一度被许多人所接受。时至今日，类似的观点，除了一些童话版的历史书，已没有多少历史学者愿意采用了。
因为这种空前庞大的、系统化的运河网络；对当时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对后世的历史影响，也是巨大的。它绝不可能是因为皇帝贪图享受就能推动出来。
对于政府所作的大规模基建；通常总会得到两方面的评价。
甚至在现代，每当政府干大规模的基建时，人们也是持类似的观点。你想盛赞它，就强调它的长远价值；你想贬低它，就强调它当时的劳民伤财。
说起大运河，从好的方面，我们自然是强调它的长远价值。
而大运河的长远价值，那绝对是巨大的。因为千年之后，我们想找一些，比这更有长远价值的大型基建，似乎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从坏的方面，我们自然会强调它的劳民伤财。
而大运河的劳民伤财，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样巨大的工程，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绝对是惊人的。关键是，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政治背景，还会死伤大量的民工。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分析大运河的修建呢？
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但是，大隋帝国很快灭亡了。所以，人们类似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少争议了。因为说一千道一万，大隋帝国不久后就灭亡了。所以，哪怕人们承认修建大运河的历史意义，也会认为它的修建，是隋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呢，只要我们不是倒推着看历史（带着有色眼镜看历史），自然会发现，运河工程本身，并不会危及大隋帝国的统治。
事实上，运河修建完成之时，我们实在看不到大隋帝国有灭亡的迹象；相反，运河产生的商业、经济价值，却已开始显现出来了。
但是大隋帝国还在继续不断折腾，于是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依然被帝国政府不断的挥霍着；终于渐渐进入了某个临界点，各种不满的力量开始积累，于叛乱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
关键是，当时的豪门贵族势力，依然还残存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也开始蠢蠢欲动，于是大隋帝国开始出现砖崩瓦解之势。
因为在各种故事段子中，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所以史书在隋帝国的灭亡时，总喜欢强调大动河的修建。
总而言之，隋炀帝为了自己游山玩水方便，于是把大隋帝国折腾灭亡了。
[注1]：一般军队出行，从敌方获取军粮是最要紧的急务。运粮不仅费用多，而且难以载粮远行。我曾经计算过，每人背米六斗，士兵自己携带五日干粮，每人供一个士兵，一行可达十八天；六斗米，每人一天吃两升，两个人吃，正好十八天吃完；如果以往返计算，只可吃九天的行程。
[注2]：如果以牲畜运粮，骆驼可以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相比于以人运粮，虽然负多费少，但如果不按时喂草，牲畜多会死亡，一个牲口死掉，它驮负的粮食也得扔掉，相比用人背扛，有利有弊，利害均半。
[注3]：两个人供一个士兵食粮，一行可以达二十六天；......如果以往返计，只可有十三天的路程。...三个人供一个士兵，一行可供三十一天，....计算往返的话只可前行十六天的里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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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巡游天下
隋炀帝在位14年。在长安城呆的时间，总计也就一年时间左右；在东都洛阳呆的时间，加起来却有六年之久。而剩下的时间，就是奔波于江南、塞外、西域、涿郡、辽东。
隋炀帝为什么不在长安城呆着，而喜欢常年在外呢？
因为他是反面人物，人们自然会说，这是因为他喜欢游山玩水。
隋炀帝为什么会常年在洛阳办公呢？这个，看过我前面分析的人，自然会知道，它绝对有着绝对充足的理由。
第一、洛阳作为天下交通枢纽所在地，水运陆运都非常发达，天下物资向这里汇集，相对更迅速、便捷、成本也更低。
皇帝在这里办公，就意味着帝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向这里偏移了，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大量的非生产性人口，都因此进入洛阳。这样一来，关中的经济负担就减轻了。
事实上，因为类似的原因，隋唐的皇帝经常到洛阳办公，几乎就是一种传统。
第二、过去的三四百年时间里，关中、关东、江南分裂并存的格局反复的、经常的出现。这证明，这三大版块在当时，就存在着分裂、割据的客观基础。
现在，帝国军事政治重心一直设在偏于西北的长安城，显然不利于这三大版块的溶合。
现在，皇帝坐镇居于三大版块交汇处的洛阳，显然更有利于这三大版块的溶合。
从这层意义上，隋炀帝喜欢在洛阳办公，这个绝对无可非议。
至于隋炀帝经常在江都（现在的扬州）办公；甚至在帝国呈现瓦解之势时，竟然选择了坐镇江都，其实也是无可非议的。
进入隋唐时代后，江南的经济比重日益加大；尤其是运河网络系统化后，北方对于南方的经济依赖更加严重。
在这种背景上，连结大江南北的枢纽地区出了问题，后果有多严重，相信不用作太多的分析。
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前后，一直在危机中挣扎了一百多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江南经济如同一个巨大的造血机器，源源不断的给西北统治中心供血；如果南方物资北运的通道出了问题，大唐帝国当时就有要玩完的意思。
更主要的是，在过去三四百年时间里，南北统一的时间加起了也没有多久，整个江南一直与北方并立着。
隋炀帝经常坐镇大江南北的枢纽地区，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应该也不用太细分析的。
但是因为隋炀帝成了反面人物，所以隋炀帝经常到江都，就成了他喜欢贪图享受的铁证。
总的来说，以前大统一的时代，帝国不是设在长安、就是设在洛阳，这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但是从隋唐时代开始，它就存在问题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过三四百年大分裂，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了；以前发达的地区，现在相对落后了；以前落后的地区，现在经济开始越来越发达。从前无可争议的军事政治重心所在地，现在开始出现争议了。
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坐镇长安自然出现了问题；甚至在长安、洛阳之间往复，也开始出现问题了。
总的来说，天下军事政治重心东移，已无可避免了。这也就是长安、洛阳在隋唐之后，再也无法作为大统一都城的主要原因。
隋炀帝时代，已清晰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的困扰，所以隋炀帝时代，天下其实是三都并立；关中的长安；关东的洛阳；江南的江都。
关键是，哪个都城最优先呢？这似乎也是个问题。
只要我们明白这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自然就会知道，与此相伴随的大规模皇帝巡游，也不是简单的为了私人享乐。
皇帝大举巡游江南，人们首先看到的事，就是皇帝带着浩大队伍，源源不断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然后又从这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
类似的场景，显然冲击当地人天高皇帝远的习惯思维。因为这意味着，只要皇帝愿意，只要军事需要，大批的军队、大批的物资就会源源不断的到达任何一个地方。
类似的行为，如果从消极的角度去看，自然是隋炀帝为了讲排场。
在这种基础上，基于需要丑化隋炀帝的需要，自然会把这种排场极尽夸大之能。
类似的行为，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去看，自然是隋炀帝需要类似场面，让人们清晰感受到，大隋帝国有无与伦比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无与伦比的物流调动能力，从而威慑任何试图割据分裂的势力。
当然了，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炀帝各种巡游也是极尽排场之能。
因为隋炀帝是失败者，所以很多人相信，隋炀帝最喜欢的事，就是各地旅游。
隋炀帝自己是怎么说的？隋炀帝说，作为一个统治者，天天就在宫里、办公室呆着，怎么能了解天下的实际情况呢？看着众多天天呆在深宫大内，闭门造车，看着各种奏报处理国家大事的皇帝，我就发自心底的看不起。[注1]
总而言之，我要用实际行动，让世人知道，一个勤政的、不贪逸恶劳的统治者是怎么工作的。
说到炀帝类似的行为，人们常常夸大的它的开销，这一切自然需要大笔的开销。但它显然没有传统史书所说的那样的大。
第一、皇帝不论在什么地方呆着上，也需要各种奢侈的享受；跟随皇帝的那些达官贵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呆着，也需要各种奢侈的享受。
如果有什么不同，就是天下的物资向西北汇集时，成本更高、难度更大。而象洛阳、江都，相对成本会低很多、难度也会低很多。
第二、不论皇帝巡游与否，帝国的交通建设也有加快发展的足够动机。
这种交通发展包括运河、道路、车船大规模的修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各地的联系，更能让帝国的统治触角，轻松的渗透到每一个地方。
而皇帝的出行，只是会刺激这一切的发展。因为皇帝一出行，队伍浩大，道路、河流、车船的规模必须得符合一定的标准，否则，怎么通行呢？而各地的运输能符合这种标准，那无论调军队、运输物资，肯定都会变得更容易。
第三、我这样说，无意说类似的出巡，并不会增加帝国的财政负担。因为类似的行为，肯定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让地方百姓承受很多。
但是我必须得承认，这绝不是简单的源于皇帝贪图享受。而且，如果隋炀帝天天折腾的只是这种事，并不会对让帝国陷入崩盘的境地，但是，还有一种更大的追求，在等着隋炀帝，那就是追求至高无尚的国际地位。
追求至高无尚的国际地位，这种行为正确吗？这个很难简单的说它正确或是不正确。
因为从正面意义上，这是追求国家战略安全的努力；从反面说，这就是好大喜功的表现。
一切，就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分析了。
面对突厥、西域诸国、土谷浑、高丽等地方，中原王朝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呢？
大明太祖皇帝曾说，千万不要试图征服这种地方！因为征服他们，国力消耗太大，却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我不会和他们较劲的，后世儿孙，千万也不要和他们较劲。
大明太祖皇帝这种国际战略，对或是不对。我们很难说清楚，但是它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因为秦皇、汉武、唐宗都也不是这样做的啊！
关键是，中原王朝就被这种农民思想支配了，会让中原王朝的国际地位有意无意的下降了。
以隋炀帝的野心勃勃，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自然不会认可后世明太祖的这种战略。于是，大隋帝国的步子越迈越大，终于把淡扯了。
[注1]：炀帝对给事郎蔡徵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南朝的各位皇帝多爱敷脂粉，坐于深宫，不同百姓相见，这是什么道理呢？”蔡崐徵回答：“这就是他们王朝不能长久的原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