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的小思考：
粮荒，很可能以人们买不到粮食的方式发生。 粮荒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粮食价格明显上涨。 比如说粮食涨价1倍之上，同时农业相关成本不涨价。 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能够通过能够抑制粮食消费、降低粮食消费级别。 从吃肉较多，到更多以玉米、土豆和红薯等高产作物为主食。 同时，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且加强粮食进口，以减少粮食的缺口，解决粮荒问题。 二是直接缺粮，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二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开始迅猛增长，反映出粮食缺口日益扩大。 到2011年，中国粮食进口增幅停滞，这个信号表现出粮食问题已经极为突出。 同时，3个关键因素决定粮食问题的方向，预示着粮荒将可能以极端的情况发生。 极端情况可能是，当人们某天“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买不到粮食了，饥饿席卷各大中小城市。 这3个因素包括：粮食价格与副食供应、农民种粮与粮食库存、干旱。 其中，贯穿粮食和副食的主线，决定了中国粮食的方向。 而粮食状况和天气因素，对中国粮食的方向形成影响，决定了中国随时可能出现粮荒。
1、粮食价格与副食供应：
绝大多数中国是穷人。 从个人收入来说，和非洲中低收入国家看齐；从有品质保障的生活角度来说，生活费用可以和欧洲看齐，比美国还要要高出很多。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在拼命购买价格“超美赶日”的垃圾质量的房屋。 很多人在这个价格买房，据说是住房的“刚需”。 而人们之所以还觉得自己有点钱、还在买房买车，基础就是极低的粮价。 如果粮价大幅上涨，那么无数人的生活费用将“捉襟见肘”。 尤其是所谓的城市“中产阶级”，就必须要面对真正的“刚需”：粮食“刚需”vs.买房“刚需”。 当然，粮食价格高昂的时候，住房“刚需”就会像泡泡一样突然破裂。 然后，人们将能够看到，房价在突然之间从高价变成“无价”。 所谓“无价”，就是不论房价涨到什么地方，都没有成交量，没人买了。因为一旦粮价大幅上涨，人们从大鱼大肉突然变成粗茶淡饭，甚至连粗茶淡饭都吃不饱。 如果连饭都吃不上，那个人就要遗弃房子，无数人遗弃城市。 因为，如果粮价大幅上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无数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就会纷纷回流农村。 那么，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外贸出口将会“所剩无几”，同样依赖农村务工人员的大中小城市也会基本上停转。 粮价高涨后，农民将努力地保护自己的耕地，强有力地抵抗占耕地和强拆的行为，而地方财政失去可以依托的收入来源。 不论是房子没人买、外贸出口停滞、还是城市停转、无法强拆和占耕地，都意味着金融系统无法运转、国企失去收入来源、各种路桥失去收入来源、城市财政失去收入来源，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系统就会土崩瓦解。 这时候，利益受到根本损害的是体制经济和城市中有房的所谓“中产阶级”。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从政策的角度就绝对不能让粮价上涨。 只有拼命压制住粮价，才能够维护现有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国的经济游戏才能够维持下去。 当然，压制粮价的人们也很清楚，长期压制粮价的结果，就是粮食生产持续减少，未来无数人要饿肚子。 但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即便未来因为缺粮饿死再多的人，也不能因为允许粮价上涨而让经济在自己手里垮掉。 可以说，极低的粮食价格是现有体制经济的“生命线”。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调节杠杆。如果粮食价格大幅上涨，首先会立竿见影地抑制人们的粮食消费，其次会增加粮食进口，很快增加部分粮食供应，第三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在中短期增加粮食供给。在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 其中，大豆进口就超过6000万吨，超过中国声称的粮食总产量5亿吨的12%，这还不算大豆折合成热量单位的因素。 而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导致世界粮食价格飙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来中国应该大幅提高粮价，减少粮食消费、保持进口速度，保障粮食库存安全。 但是，国内却压制粮食收购价，使粮价一直被严格限制在低位。 在2010年秋粮收购的时候，为了防止粮价上涨，国家竟然要求粮储退出收购，把粮食收购价“稳定”在低位上。 到2011年初，中国的主粮价格已经明显低于国际市场，也就是形成国内和国际粮价“倒挂”，导致2011年粮食进口明显停滞。 这样的结果，导致国内的粮食库存加速消耗，中国粮食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越来越高。 另外，即使国际粮价在前一段时间有所回调，但是和中国国内价格相比仍然过高。 而且，粮价的主要特点是缓跌急升，一两个月下跌的幅度，可能几天就涨回来，而且随时有可能创出新高。 所以，国际国内粮价“倒挂”的局面随时可能加剧，让粮价极低的中国市场进口粮食就变得非常困难。在2008年之后，过去大量的社会粮食储备已经被消耗掉，因为中国粮食进口越来越大的情况同样反映了国内库存消耗的加剧。 几方面结合起来，意味着中国的粮食库存已经到了非常一个危险的水平。 而一旦库存粮食“见底”，那么无数人将直接进入缺粮的状态。 打个比方，当人们吹气球的时候，开始气球会好好的。 随着气球越吹越大，气球壁也会越来越薄。 到了一定程度，总会有某一点达到极限，导致气球爆裂。 而现在，中国的粮食库存就已经接近了随时“爆裂”的极限，多处开始接近于极限。 从价格角度，杂粮的价格早已经涨了起来，蔬菜水果的价格也涨了起来，都在对主粮价格形成“围剿”。
粮价对于中国粮食需求状况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在传统理论中，粮食价格是非弹性的，不过这个并不适合中国现在的情况。 “非弹性”也就是人们现在经常所说的“刚性需求”，或者叫做“刚需”。 “非弹性”的意思是，当粮食价格上涨之后，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并不会明显减少；当粮食价格下跌，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不会增加很多。 所以，要通过保持粮食价格稳定，一方面防止“谷贱伤农”，一方面防止“粮贵伤民”。 不过，粮食价格“非弹性”的经济学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 因为，中国的粮食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小麦、稻米这些人们直接食用的主粮。 如果人们说起粮食，往往会直接想到大米、面粉这样的主粮。 人们觉得粮食不是问题，因为人们平常吃主食已经很少，家里留点就够了。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膳食结构的改变，让小麦、大米这样的主粮消费退居次要地位。 而中国的人均主粮消费已经比较少，主要原因是“副食”的迅猛增加。 人们对油糖肉蛋奶等“副食品”的大量摄入，等于 提供了高热量的主粮替代品。 其中，猪肉是日常的“副食”中，消耗量最大的品种之一。 从热量角度来说，猪肉库存、生猪存栏和饲料库存都可以看作重要的粮食库存品种。 不过，猪肉作为中国的粮食库存中的重要部分，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猪肉是中国人消耗的主要肉制品，对于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猪肉作为高度市场化的品种，其价格反映出社会供求格局的变化。 如果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人们手里的钱立刻“变少”，人们就会进行粮食“消费降级”。 无数人就会从现在天天大量的油糖肉蛋奶，迅速变成“粗茶淡饭”。 就像过去，人们摄入很少量的猪肉，而主要吃大米、白面、豆制品等主粮，甚至把玉米、土豆、红薯等粮食品种作为主粮。 那么，本来用于养猪的饲料玉米、饲料小麦等粮食，直接可以供给人们食用。 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食品价值链中的热量消耗，社会对于粮食的需求就可以大幅减少。如果大多数中国人进行膳食结构的“消费降级”，那么中国对于粮食消耗的数量就会显著减少，那么中国在短期出现“粮荒”的几率也会显著减少。 毕竟，一亩地可以生产1000多斤的玉米，如果人们只吃玉米的话，一亩地可以供2-3个人一年的主粮。而如果1000斤玉米作为饲料喂猪，转化成猪肉食品，那一个人一年的主粮都不够。 但是，因为粮食被压制在低价上，人们的仍然保持过去的消费习惯。 而且，胡吃海喝、铺张浪费的情况没有任何收敛。 浪费的结果就是，本来大量可以作为库存的粮食，变成了猪肉供人们消费和浪费，加速了粮食库存的消耗。
5月以后，猪肉价格的加速上涨，意味着粮荒已经开始接近临界点。 猪肉可以看做是中国“副食品”的代表，反映出社会中“副食品”所代表的粮食状况。 因为，猪肉可以看做另外一种重要的粮食库存，而猪肉库存可以包括，已经宰杀入库的猪肉、存栏生猪和饲料库存。 猪肉价格最近的大幅上涨可以看做，猪肉库存显著减少。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猪肉价格的变化有个迟滞期，这个迟滞期一般会让人们失去对于猪肉库存减少的警惕。 就像癌症的潜伏期，人们在癌症症状明显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癌症；很多癌症往往到了中晚期，才被人们所发现。 同样道理，猪肉库存的增加和减少，也有一个“潜伏期”，或者叫做猪肉价格的滞后期。 目前，猪饲料中加入了大量激素，一头生猪出栏差不多需要4个月的时间。 这4个月可以看做从养猪场饲养生猪、到菜市场人们购买消费生猪的间隔期，也可以看做是猪肉价格滞后期。 这个滞后期是因为猪肉养殖链的原因，增加了中国粮食的消费链，延长了中国粮食消费的时间。 其中，入库猪肉、存栏生猪和饲料都可以看做猪肉库存，为未来的猪肉消费进行储备。 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由于猪瘟的爆发，加上饲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生猪存栏明显下降。 在最初几个月，病死的猪肉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消费市场，实际上增加了市场上的猪肉供应，保持了猪肉价格的“稳定”。 这时候，因为渠道中猪肉增加，已经屠宰好的入库猪肉库存也会增加。 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当入库猪肉和存栏生猪都减少了以后，猪肉价格才会开始上涨。 在猪肉价格上涨前，养猪的饲料消耗也在大幅减少，养殖户对于饲料的储备也在加速减少。 同时，猪肉供应似乎仍然充足，价格也仍然平稳。 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不注意，生猪养殖业的粮食库存实际上在大幅减少。 而猪肉价格开始显著上升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滞后期已经过去，猪肉库存显著减少的实际状况暴露出来，猪肉已经减少到不够吃的程度。 也就是说，中国粮荒的问题已经形成，不过从猪肉库存到猪肉价格的迟滞期，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粮荒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区的大旱，导致大量水库缺水甚至干涸，中国淡水鱼养殖业遭受巨大的打击。 而这个打击在最初缺水的时候，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而且，在河流、湖泊、水库干涸的过程中，市场的鱼类供应反而增加，因为养殖户必须把越来越多的鱼捞起来卖掉。 而只有水体干涸之后，淡水鱼养殖户没有鱼可卖，人们才发现没有鱼吃了，然后淡水鱼价格开始迅猛上涨。 这个就是“竭泽而渔”的典型过程，当然淡水鱼养殖户是被动地进行。 同样道理，猪肉也是只有在“竭泽而渔”之后，猪肉价格猛涨，人们才发现猪肉库存已经降低到无法满足社会供应的水平。
猪肉是高度市场化的产品。猪肉和主粮的主要区别在于，猪肉供应是由广大生猪养殖户决定的，而主粮是由国家粮食储备决定的。 国家粮食储备可以在库里最后一粒粮食耗光之前，还在通过抛售粮食库存来维持价格“稳定”。那么，如果让粮储来养猪，粮储如果为了保持价格“稳定”，可以把仔猪都宰杀卖肉，知道最后的猪都没有了。 不过，广大生猪养殖户不会做这种明显“竭泽而渔”的事情，而是按照市场规律来。 当猪肉库存数量减少的时候，农户减少供应，反映到市场上就是涨价。 也就是说，猪肉供应减少必然会以较快的速度反映到猪肉价格上，而不是像粮食储备那样一直压制价格。 而一旦猪肉价格开始上涨，价格涨幅也会相当可观。 因为，价格上涨只是猪肉供应减少初期的一个信号，并没有完全反映出猪肉供应减少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随着猪肉价格上涨，人们对于猪肉的消费就会明显降低。 但是，猪肉价格往往还在上涨，这是因为猪肉的供应减少的速度比需求减少的速度还要快。 只有当猪肉价格涨到相当的高度，猪肉消费以更大幅度减少之后，价格才会稳定下来。 这时候，如果养殖户觉得增加猪肉养殖有利可图，才会开始增加仔猪购买、增加饲料购买，也就是增加猪肉存栏数。 如果养殖户觉得养猪仍然不怎么赚钱，还会减少猪肉的供应，让猪肉价格进一步提高。 而在中国，还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饲料价格的问题。饲料是猪肉中最大的成本开支，饲料价格直接决定养殖户的成本，也就决定养殖户的养殖意愿。 饲料的价格主要由玉米、豆粕等主粮或者主粮处理品组成，由于玉米价格坚挺和小麦价格较低，很多小麦也被用于猪肉饲料。 虽然国内玉米和小麦被压制在很低的价格上，但是中国的大豆主要依赖进口，因此豆粕也主要按照国际粮价而制定。也就是说，猪肉饲料的原材料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粮食接轨。当国际粮油价格大涨之后，农户饲养猪肉的成本也高居不下。 所以，虽然生猪价格与2010年同期提高了50%以上，但是养殖户养猪并不赚钱，就是因为饲料和其它成本上涨而导致的。 也就是说，较小的猪肉价格涨幅，并不能完全达到猪肉养殖户所需要的利润幅度。 所以，大多数已经减少或者退出生猪养殖户的农户，会继续采取观望状态，因此仔猪养育和生猪存栏也不会明显上升。 这就意味着，2011年5月猪肉价格上涨并没有结束，猪肉价格还会继续上涨，直到一个相当的高位。 而只有价格足够高，才会引起更多的农户养猪。 而且，只要猪肉供需缺口存在，猪肉价格就会持续大幅上涨，直到价格高到大多数人都因为吃不起而少吃的程度。 随着猪肉价格高涨，会逐渐引发农户们增加养猪规模。 如果猪肉价格足够高，还可以再次发生农户们“一窝蜂”的养猪行为。 而养猪就需要饲料，大量养猪就需要大量购买饲料，在养猪农户端形成较多的饲料储备。 这就意味着，一旦猪肉价格高涨后，农户开始扩大猪肉养殖，中国将加速消耗主粮的库存。
猪肉价格上涨反映出，粮食库存将面临供应链“断裂”的危险。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由于养猪的数量越来越少，猪肉养殖业对于饲料的需求也在持续减少。 而且，饲料消耗减少的速度比养猪数量的减少的速度还快。也就是说，当养猪业萎缩的时候，饲料业萎缩的速度更快，因为养殖户在自己的生猪出栏前，要把自己的饲料存货消耗光。 按道理来说，饲料需求减少意味着主粮需求减少，对于保持较为充足的储备库存量很有帮助。 也就是说，既然猪肉价格上涨反映出以前饲料消耗减少，也就是对于主粮的需求减少。 那么，中国的主粮库存应该更多，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更有保障。 但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的主粮库存已经极为紧张，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 根据文章《国内玉米市场行情牛势依旧》（中国粮油食品信息网，2011-05-19）：“进入五月中下旬，国内市场上农户手中玉米库存水平进一步下滑，华北局部地区玉米供应已经告罄，东北玉米开始陆续流入山东市场。根据了解，目前华北部分地区农户手中玉米存量已经下滑到5%左右的偏低水平，与上月月底相比再次下降5%-10%左右。一些产区季节性供应较正产年份提前1-2个月结束。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农户手中的玉米存量也相当有限，剔除农户自用的玉米存量后，预计农户手中剩余可供出售的玉米粮源仅在70-80万吨左右。但是，由于多数饲料企业玉米库存水平有限，仅在1-2个月，出于对后期供应趋紧且价格上行的担忧，近期入市补库现象明显增加，近几日广东地区港口玉米日走货量上升到3万吨左右。同时，上周末期间，南北港口的玉米现货价格均走高了20-30元/吨，业内人士预计在新粮批量上市前，若国内玉米供需紧张的矛盾不能有效缓解，则南北港口玉米价格后期还有150元/吨左右甚至更高的涨幅。”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国家储备的玉米库存已经相当低，供应非常紧张。 也就是说，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存栏生猪减少导致的主粮需求减少，已经有力地保障了玉米等主粮库存，但是玉米库存仍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假如存栏生猪不减少，而是保持一个数量较高的饲料消耗量，那么中国的玉米库存可能已经断裂。
猪肉是人们“副食”的典型代表，反映出粮食供应迅速减少的状况。 从5月中旬开始，全国猪肉价格上涨的势头更加明显，不少南方的生猪贸易商甚至到东北去“抢猪”。 但是即便如此，养猪户仍然不敢大规模扩产。 因为对于养猪户来说，现在的价格上涨还不足以让自己开始行动。 农民不愿意扩产，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成本高居不下，因为玉米价格上涨，导致饲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销售价格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因为国家政策一直是个异数，在过去几年经常通过打压扰乱市场规律，让养猪户们无法预测国家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打压猪肉价格。 既然养猪户们不愿意增加生猪养殖，结果就是猪肉缺口无法弥补，刺激猪肉价格继续上涨。 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果，是带动社会更多消费禽蛋类“副食”价格。 随着猪肉价格上涨，鸡蛋价格也在快速上涨，上涨幅度也明显超出一般季节性上涨幅度。 同猪肉类似，人们似乎较少注意，当价格开始上涨的时候，只是食品短缺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也就是说，不论猪肉涨价还是鸡蛋价格上涨，都只是供需缺口扩大的开始。 虽然人们觉得自己减少消费了，但是更大的短缺还没有到来。 随着猪肉和鸡蛋价格上涨，人们必须面对选择，或者是减少购买，或者是增加开支。 对于相对富裕的家庭来说，可以通过主要增加开支，少量减少购买而实现。 但是，对于大多数低收入民众，还有单位采购，就只能主要通过减少采购数量，控制开支了。但是，部分减少采购数量并不能完全弥补因为供应减少而出现的巨大缺口。 所以，猪肉价格要持续上涨，一直到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猪肉已经贵的日常吃不起。 不再把猪肉当做主要的摄入食品，而是把猪肉当做改善生活的奢侈品。 当人们因为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开始将猪肉从普通食品分类变成奢侈品的时候，就是粮食的“消费降级”的表现。 而这种“消费降级”并不是从2010年秋收之后就开始以自我约束为主导的“消费降级”，而是因为价格上涨而开始的“消费降级”。 这种“消费降级”就是粮荒的具体表现。当然，人们不认为少吃猪肉就是“粮荒”了，而仍然觉得没有大米、白面才是“粮荒”。 问题在于，被迫的食品“消费降级”不是一个稳定的过程，而往往是形势快速恶化的过程。 这就像一家贫民的消费行为：如果从月初发了工资，就开始节衣缩食，然后仔细规划每天的花费，那么从开始生活就比较贫困，到月底也比较贫困，但是能够挺到下次月初发工资，这就是主动“消费降级”的结果；如果这家人从月初发了工资，就开始觉得自己有钱了，可以过相对富裕的生活，甚至有时候还铺张浪费，那么到了月中就要开始借钱过活，到了月底连钱都借不到，就要忍饥挨饿，这就是被动“消费降级”的结果。 而中国目前处于明显的被动“消费降级”的状态，从开始的铺张浪费，到5月份开始“消费降级”，而结果将不会以“消费降级”这个程度结束，而是更加严峻的“粮荒”。
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必然引发养殖规模的扩大，进而加剧“粮荒”的风险。 如果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必然会引起供给增加和消费减少。目前，猪肉价格上涨已经开始让养猪户开始赚到钱，获得较高的利润。 同时，由于母猪存栏数量较多，所以仔猪供应较为迅速。 如果猪肉价格上涨幅度可观， 到达相当的高度时，就会更快地引发粮荒。 引发粮荒的关键在于加速粮食库存消耗，主要表现在生产需求增加和直接消费需求增加两方面：一方面，生猪养殖加速主粮消耗：在猪肉价格显著上涨后，农户会提高生猪养殖的积极性，开始加大购买饲料量，补充饲料的存货，并且应对更大的饲料日常消耗。 因为，一旦大量农民重新开始养猪，或者养猪场增加存栏数，首先要做的就是保障饲料充足，也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时候，养猪户增加的饲料购买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为了新增的存栏猪所购入的饲料；二是为更多的猪进行的饲料储备。因为，养猪户上了规模之后，必定要留出一定的饲料储备。 而这样增加的饲料需求，就会刺激饲料厂的生产，饲料厂会更积极地采购玉米、豆粕等粮食。饲料厂甚至可能采购小麦，因为小麦和玉米的价格相差无几。 当饲料需求明显增加的时候，饲料厂不仅要增加供应，本身也要增加库存，保障新增加的供应。 也就是说，当猪肉价格进一步上涨之后，一旦养猪户因为猪肉价格上涨而重新大量养猪，不论是猪的饲料消耗、养猪户增加储存、还是饲料厂储存都会显著增加。 而这些增加就会对玉米产生巨大的新需求。 本来，在现在养殖户生猪存栏数少、饲料库存少的时候，国内玉米库存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大量的新增需求出现，会让已经绷得非常紧张的库存，随时出现“断裂”的危险。 另一方面，在直接消费需求增加方面：当人们因为猪肉价格高而减少猪肉的摄入，必然会增加对于鸡蛋、食用油、糖和粮食的摄入。而鸡蛋价格也在加速上涨，同时食用油和食糖价格也居高不下，而且随时可能继续上涨。 那么，在各种“副食”价格明显上涨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们将大幅减少“副食”的摄入，转而越来越依赖增加主食的摄入，以此来保持热量平衡，这也就是食品的“消费降级”。 问题在于，当人们大幅减少“副食”之后，主粮的消耗将会以翻倍或者数倍的方式增长。 当人们吃肉、吃油、吃糖明显减少后，本来一顿饭只吃一小碗饭，甚至不吃主色调习惯，就会变成吃一大碗饭，或者吃几大碗饭。 所以，猪肉、鸡蛋等价格上涨幅度较高后，就会同时引发在饲料上对玉米和大豆的大量新增需求、在主粮上对小麦和稻谷的大量新增需求。由于玉米库存几乎耗光、大豆基本上依靠进口，所以这些新增需求一旦启动，粮食库存供应链就随时可能出现断裂的风险。 而且，库存断裂可能从玉米、大豆开始，然后快速波及到小麦和稻米上。
需要明确的是，一旦国内粮食供应链“断裂”，进口粮食也很难进行补充。 由于粮食生产周期和政策的大幅变化，对于粮食需求增减也大幅波动，因此中国社会对于粮食需求表现出“波浪式”需求的特点。 在中国粮食库存中，不仅仅养殖业占据重要地位，食品加工业也是中国人消费主粮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两个部分可以说是中国粮食的两大支柱，也以不同方式储存了中国相当部分的粮食。 但是，在过去几个月，中国从政策上为了压制CPI，所以在食品原材料大幅上涨的同时，通过行政手段持续限制食品价格上涨，导致食品加工业面临严重亏损的局面。 亏本的买卖没人做，食品加工业虽然对于政策无可奈何，但是可以选择明显减少食品加工量，主要依靠库存维持生产。 所以，不仅仅是养殖业，食品加工业对粮食需求的也都大幅减少。 这两大中国粮食的支柱部分消耗自身库存的情况，让粮食问题似乎变得不是那么急迫。 但是，随着养殖业的肉和饲料库存的大幅减少、随着食品加工业产成品和原材料库存的大幅减少，这两大支柱已经“弱不禁风”。 如果这两大支柱再不增加库存，那么就意味着自身的粮食链“断裂”。 而这两大支柱一旦开始补充库存，那就是巨大的粮食需求量。当猪肉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饲料对玉米和豆粕的需求开始大幅增加；当发改委要求食品行业自动限价到期后，食品加工业就需要通过涨价和增加产量来弥补亏损，那么对于各种主粮和油糖肉蛋奶等需求也会大幅增加。 问题在于，粮食需求大幅增加不是发生在秋粮收购之后，社会粮食库存非常充裕的状态下，而是发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尤其是国内粮食库存供应链已经非常紧张的时候。 一旦这样的需求“大潮”开启，国内粮食库存已经极其脆弱的“防波堤”随时就会被淹没。 也就是说，到时候中国的缺粮情况不是局部或者某个品种的缺粮，而是国内粮食库存全面缺粮，粮食供应链全面“断裂”的可能。 而为了防止出现粮食库存“断裂”，中国必须通过增加进口来补充国内粮食的不足。 但是，一旦中国开始进口玉米，随时会把世界玉米价格推向新高。 本来，进口玉米价格已经比国内玉米价格高出数百元，导致中国的粮食进口停滞。 如果世界国际玉米价格再创新高，将会让这个价格差距更大，反过来让进口面临更困难。 所以，中国需求将面临“两难”困境：一种困境是，如果中国不计成本地进口粮食，那么就必须接受国际的高价粮。 国际高价粮大量进入中国之后，必然会大幅提高国内主粮的价格。 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迫使养殖业农户和食品加工业进一步提高产成品价格，另外一方面将直接推高国内的主粮价格。 而一旦中国粮价跟国际粮价接轨，那么经济就会立刻土崩瓦解。 城市居民就会大量购买粮食，应对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 而一旦居民大量买粮的风潮开始，结果就像集中买盐一样，会很快把城市的粮食库存全部买空。 另外一种困境是，如果没有进口，饲料就会明显匮乏，无法供应生猪养殖，导致猪肉供应进一步减少，猪肉价格上涨也挡不住。 同时，食品加工企业也无法满足增加库存和产量的目的，超市货架上的食品就会越来越少，同时货架上的垃圾食品越来越多。 所谓垃圾食品，就是往水里加牛奶，变成“乳饮料”；或者弄点食品，外面加上大量包装，然后卖出天价，比如说高价奶、果脯、零食、月饼、粽子、元宵、等等。 尤其是月饼、粽子这些本来是低档食品，都能够包装出来卖到天价。 通过这些垃圾食品，超市里看上去仍然琳琅满目。 但实际上，货真价实的食品在急剧减少，大部分都剩下垃圾食品。 当某天货真价实的产品没有了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这些垃圾食品根本没有意义。 而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库存粮食供应链“断裂”的时间稍微短一些。 但是，不论猪肉价格上涨，还是货真价实的食品供应短缺，都要迫使人们增加主粮的消费，以弥补猪肉和加工食品的缺口。 而人们增加购买主粮，同样会加速中高价主粮的消费，加速中高价主粮价格的上涨，反过来再加速用于人们直接消费的主粮库存的消耗。
从主粮库存来说，已经开始面临价格上涨的严重压力。 虽然发改委通过行政命令严厉压制粮价上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已经压不住了。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5月25日报道：“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周(5月16日~22日)大米价格小幅上涨0.2%，维持自4月以来的上涨趋势。5月24日)，北京朝阳区大洋路综合市场最新数据显示，自5月11日辽宁青水大米每公斤上涨0.3元以来，该种类大米已在4.30元/公斤的价位平稳运行两周，并有进一步上涨趋势。5月24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统计部相关负责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受国家维稳粮食价格政策影响，目前新发地大米批发价格趋于稳定，但受南方稻米主产区旱情加重影响，近期大米涨价的可能性较大。’……5月份以来，江苏扬州粮受当地米厂收购减缓、出货加快影响，原粮库存减少，大米价格稳中略有上涨。 北京七河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刘爱红指出，近期由于大米成为粮食类价格唯一涨幅不大的品种，东北农民待价而沽的意愿正在上升，大米企业收购优质稻谷并非易事。” 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出，粮食加工的中间环节库存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且国家库存也难以满足粮食加工厂的补库要求。 所以，粮价开始不可抑制地上涨，而且是因为粮食本身短期的问题，所以也基本上没有补救措施，只能眼睁睁看着粮价上涨。 和猪肉涨价同样道理，在政策严格压制的背景下，大米价格还能够持续上涨，说明本身供求缺口就在加大。 问题在于，猪肉价格上涨，人们可以通过减少猪肉摄入，增加主粮摄入的“消费降级”，来支持身体的热量均衡。 但是，当大米价格上涨，基本上就没有可以替代的产品了，人们只能任由价格上涨。 大米价格上涨将进一步推高猪肉等“副食”价格，反过来再推高大米价格。 当然，如果仅仅是粮食价格上涨，那么还问题不是太大，。 就怕大米价格上涨的背后，是大米已经不够吃了，那么社会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需要在夏粮加工上市之前的几天到十几天，出现粮食供应链“断裂”，那么对于无数“家无隔夜之粮”的城市居民来说，就会变成灾难性的饥饿期。
“副食”价格的全面上涨意味着“粮荒”的快速逼近。 综上所述，不论猪肉和鸡蛋等“副食”、食品加工行业、或者是主粮供应，都因为短期而开始不可抑制的价格上涨过程。 而价格上涨是短缺已经无法解决的结果，不论政策如何抑制，只要政策不制造出来粮食，那么就无法抑制价格上涨。 而且，根据现有的状况，中国人全面进行粮食“消费降级”，保持粮食满足供应的机会已经丧失。 也就是说，“粮荒”已经不可阻挡地到来，未来粮食短缺的局面将更加严峻。 现在，中国的粮食库存是个机密数字，而且可能没有人真的知道粮食到底还剩多少。 不过，中国的粮食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大。 不论是价格因素，还是因为粮食库存的供应链“断裂”，很可能在突然之间，无数城市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家里的粮食真的断顿了。 当然，如果粮食库存还比较多，还能够挺过了6月份的“青黄不接”。当新粮下来的时候，也能够避免出现粮荒。 但是，如果粮食库存已经很少，即使夏粮的新粮已经收获，新粮也难以弥补社会的缺口。 那么，各粮食收购企业会突然发现，想收粮食也非常困难了。 因为，除非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否则无法收到粮食。 但是，国家粮食政策又严格压制粮食价格，打消农民快速卖粮的积极性，也让希望得到粮食的企业或者个人无法收到足够的粮食。 而这样的结果，就是肉蛋奶等养殖业和食品加工行业，更加难以保障充足的供应。 结果是，养殖业和食品加工的成本进一步上升，相应的“副食”价格也要继续上涨。 当然，主粮作为几乎无弹性的商品，即使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也很难收到足够的粮食，“副食”的成本和价格也一样上升，“副食”引发的粮荒难以控制。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粮食库存不充裕的时候，农民减少种粮和天气大旱这两个关键因素，让收购夏粮补充库存的希望落空。 即使进入6月夏粮收购之后，夏粮收购也将面临困难，中国的“断顿”式粮荒，也很可能在秋粮收获前发生。
2、农民种粮与粮食库存：
人们在描述农民丰收的时候，有时候会这么说：农民收获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收获了希望。 这句话反映了农民种粮食的意义，以及粮食丰收的价值。 当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更多、更好的粮食，还有更好的经济收益。 同时，社会希望的是，通过农民的丰收，整个社会在未来的一年能够丰衣足食。 一般来说，丰收的结果往往是粮食价格大幅下跌，导致“谷贱伤农”，农民的收益反而受到损害。 如果农民种粮，丰收获得的经济收益还不如歉收，那么农民宁愿选择歉收，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每年歉收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一般在“谷贱伤农”后，农民往往会选择减少粮食种植，实现社会范围的歉收。 但是，社会不能忍受歉收，即使一个国家的粮食库存非常充足，一、两年的明显歉收就会让粮价大幅上涨，整个社会民众将面临生活成本增加的局面，社会经济遭受打击；三、四年的歉收就意味着民众的生活将非常痛苦，社会经济开始陷入停滞、倒退；五、六年的歉收就意味着社会民众开始忍饥挨饿，社会经济也就无从谈起。 而在世界历史上，大多数的帝国灭亡、甚至种族灭绝，都与粮食匮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 发达国家通过保护农业的政策，让农民在丰收的时候，也能够实现收入保障，防止“谷贱伤农”的局面出现。 当然，即使是保障农民收入，农民的收益空间还很有限，种植风险仍然很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当农民，农民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高。 目前，连发达国家都解决不了农民老龄化的趋势，似乎只有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才能迫使更多的人转向农业。
中国政策的主导原则是，不让种粮的农民们赚到钱。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是建立在农民富裕的基础上的，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中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农民穷困的基础上的。 想方设法压低粮食价格是中国的一贯方针，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总的来说，压低粮食价格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解决：1、粮食收购垄断：通过国家垄断粮食收购，以“爱卖不卖”的姿态对待农民，迫使农民必须低价卖粮；2、粮食进口：利用发达国家补贴农民形成的国际粮食低价，低价进口粮食，打压国内粮食价格。 在2000年之前，这样的政策一直奏效，因为农民都是小农式的模式，能够赚点生活费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粮价低一些，农民们仍然在种粮。不过，随着通货膨胀持续加剧，以及农民的种植模式发生越来越大的改变，农民已经难以通过种粮维持生活。 到2011年，农民出售一斤小麦的价格在0.95元，玉米价格1.05元。 在华北比较好的农田上，一亩地种两季，其中一季冬小麦700斤，一季玉米1100斤，总共收成1800斤，销售收入1800元多一些，而这只是总收入。 如果抛去种子、化肥、农药、浇水灌溉等物质费用400-600元，一亩地收入只有1200-1400元。而这个还得是在取水相对方便的地方，不需要打深井取水。 而且，还不能像2010/2011这样冬春夏连旱，需要多遍大量抽水浇地的情况下。如果再加上请人种庄稼、浇水等耗费的工时，还有联合收割机的费用，这个成本也在300-500元，那么辛苦种2季的粮食，一亩地也就赚700-900元。 即使一个人种植5亩地，辛苦2季下来，才能够赚3500-4500元钱。 这还是比较好的农田，而且考虑到正常年景，没有特别的干旱导致粮食大减产，或者虫害等导致农资费用明显上升，才能赚到这个收益。 如果碰到天气不是很理想，比如说遇到干旱，农民的成本一点不少，甚至还要明显增加，同时粮食大幅减产，大多数农民就要几乎不赚钱，而相当一部分农民就要亏本。 从上述计算可以看出来，中国农民的种粮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在30年前，中国农民主要依靠自家的种子，或者低价的种子，主要依靠农家肥而不是化肥，主要依靠自己家的人力耕种、养护和收获，而不是依靠外来雇工和机械作业。 那么，新的方式好处是让人们从过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减少了很多，而且单产提高了很多。 但是，另一方面，农业大量依靠工业产品，结果受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当通货膨胀加剧的时候，农业直接受到工业品涨价的影响。 即使在良好的气候条件下，由于种子、化肥、农药、雇工、灌溉、联合收割机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从事粮食种植的收益也在持续减少。 而且，小麦亩产达到1000斤的还是平原地区、水量相对充足、土地条件非常好的地方。 如果到了丘陵地带，土壤相对贫瘠、灌溉水源较远、农田护理和收割难度大的地方，上述耕作方式就无法实施，只能“靠天吃饭”。 农民们在播种、施肥和打农药之后，就完全依靠天气状况。 如果风调雨顺，那么农民们还有一些收入；如果天气状况不太好，就基本上赚不到钱；如果遇到类似于2011年春的干旱，就只能大幅减产或者接近绝收，然后认倒霉赔一些钱。 赚钱的买卖杀头都有人做，亏钱的生意用枪顶着人们，人们都不积极地干。 而在粮价持续被压制的情况下，农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持续减少粮食种植。 于是，中国粮食种植越来越少，而且产量越来越低，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结果。
当然，中国政策对于粮价的打压不遗余力。在农民的粮食种植持续减少的同时，中国民众的粮食消耗和浪费越来越大，导致中国粮食从紧平衡的富余，变成粮食短缺，而且缺口越来越大。 2005年取消农业税，并且国家对种粮采取一定补贴后，农民种粮的热情开始高涨。 另外，由于农民开始购买高产种子，以及加大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因此中国粮食获得显著的提升。 但是，这样的产量提升并不是可持续的，不论种子还是化肥的使用，所有产量提高都是以加速消耗地力而实现。大量使用的结果，就是加速土地肥力的下降。 2-3年后，即便使用再好的种子和化肥，土地都因为肥力下降而开始减产。 同时，由于通胀加速，农资价格在持续上涨，让农民种粮越来越无利可图。 大量农民开始弃耕粮食，或者转而种植经济作物，或者种粮“双改单”，甚至直接弃耕。 加上工业和城市用地的“血盆大口”吞噬优质耕地，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不可逆的减少。在2010年，当统计局告诉世界，中国粮食生产连续七年获得丰收的时候，中国全面转成粮食进口国。 在201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进口总量将近6000万吨的大豆（将近5500万吨）、小麦（120万吨）、玉米（超过150万吨）、稻米（媒体数据超过35万吨，不考虑走私进口）、猪肉等等粮食及相关食物产品，还不包括棉花和食糖等经济作物。 即便是这样，到2010年秋季，因为粮食减产，缺口变得更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秋收之后，国家粮库因为消耗过度，开始开始补充粮食库存，同时粮食加工企业也在为来年的生产准备库存。 由于农民卖粮的过少，而市场中买粮的单位过多。 这种收购行为本来属于正常的“粮食补库”，没想到变成了争相收购粮食，“抢粮大战”竟然成为媒体描述秋季粮食收储采购的字眼。 在收购过程中，由于价格上涨，农民开始惜售，希望能够多卖一点钱。 农民惜售的结果，是粮食价格更快上涨，有些地方出现“有价无市”的状况。 粮价低迷的时候，国家可以多年如一日地忽视；但是当粮价上涨的时候，国家立即行动起来。 国家迅速采取措施，停止国储粮的收购，而且严格限制粮食加工企业等食品中间环节的收购行为。 就这样，突然之间，粮食收购的少了，粮食价格“稳定”了。 或者说，市场上没人买粮了，所以粮食价格不仅“稳定”，实际上后来还下降了。 在这个买卖过程中，因为国家是独家，具有各种优势资源；而农民是散户，思维短浅、知识贫乏，所以国储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农民开始降价卖粮食，有力地保持了价格“稳定”。 需要明确的是，2010年的粮价稳定，是建立在气候异常，农民在相当程度的歉收基础上。 这种价格“稳定”的结果，就是农民种了地，但是无利可图。
国储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同时，意味着埋下了更大的“定时炸弹”。 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指针”，一方面决定短期的供求，另一方面决定长期的供给。 虽然国储的“稳定”粮价策略奏效了，让很多农民被迫低价卖掉粮食。 但是，很多农民因为价格低，不到万不得已决定不卖粮食。本来在2010年，农民可供出售的粮食就比较少，再加上减少粮食出售，结果就是国储粮食收购数量大幅减少。 根据2011年1月25日刊文《中储粮政策性收购粮食量大幅减少 保管业务亏损》：“新华社18日报道，2010年中储粮全国累计政策性收购小麦、玉米和粳稻2458.22万吨，油菜子和大豆1028.44万吨，总计3486.66万吨。中储粮有关人士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表示上述报道属实。根据中储粮的官方文件，2009年，中储粮全年政策性粮食收购数量总计9876万吨，与之相比，2010年收购量减少了6389.34万吨，降幅达65% …… 此外，2010年，除了政策性粮食收购数量大幅减少，为了平抑粮食市场，中储粮收购和保管的小麦、玉米、水稻则大量出库。新华社报道，中储粮2010年全年累计投放政策性粮油180批次，涉及稻谷、玉米、小麦（包括进口小麦）和大豆4个品种，其中拍卖成交8087.9万吨，定向销售282.9万吨，总计8370.8万吨。 2009年，中储粮政策性粮食拍卖成交数量为6550万吨，与之相比，去年则多出库1820.8万吨。这些粮食如果留在中储粮的粮库中，中储粮可以获得保管费用。分析人士指出，大量粮食出库加上政策性粮食收购数量的减少，中储粮的业务陷入“入不敷出”的状态。据新华社报道，中储粮总经理包克辛在日前举行的“中央储备粮工作会议”上表示，2010年，为抑制市场粮价波动，国家加大粮食宏观调控力度，拍卖粮性质种类之多、成交量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定向销售量也创历史新高；受此影响，中储粮保管环节出现较大范围亏损。”从这篇中储粮“哭穷”的文章可以看出，国家为了“平抑”粮价，仅收购3500万吨左右，与2009年的将近1亿吨相比，不惜减少三分之二左右的收储量。 同时，又对市场投放将近8500万吨粮食，比2009年的6500多万吨增加了将近2000万吨。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中储粮在2010年的储粮净减少将近5000万吨，而2009年是净增加3500万吨，等于不仅消耗了2009年的增加量，甚至消耗了2009年之前的收储增加量。 这就意味着，在2010年，中国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进口，而且还消耗了中储粮5000万吨的过往库存。 这5000万吨的库存消耗，就是典型的“寅吃卯粮”的行为，把为未来而进行的储备都吃掉了。 考虑到6000万吨的粮食进口和5000万吨的中储粮库存消耗，总共将近1.1亿吨的“补亏空”的粮食数量。 这和官方数字的5.5亿吨粮食产量相比，就是将近20%的粮食缺口。 也就是说，中国在2010年就接近20%的粮食缺口，只能通过“寅吃卯粮”和进口补上。 本来，如果允许粮价上涨，粮食供需缺口可以很好地暴露出来。 但是，为了保持粮价“稳定”，中国政策宁愿通过减少粮食收储，加剧“寅吃卯粮”的状况。
从2010年的收购政策角度来说，中国粮储已经开始“投机”。 粮食储备是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 粮食储备对于国家来说，就像地基对于一栋大楼。盖个木头的小平房，有没有地基都无所谓。 有些美国人搬家，就是直接把木头房子装到大货车上，然后搬到新的地点，这才是真正的“搬家”。 但是，对于一个100层高的摩天大厦，就需要深而坚固的地基。越是高楼大厦，地基也就越重要。盖大楼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地基的承受能力。 有的大楼能够抗住8级地震，有的地基能够抗住5级地震，有的地基没事自己就倒了，就是“楼倒倒”。而且，当一个小木房倒塌的时候，不容易砸死人；而当一个100层的高楼倒塌的时候，里面成千上万的人就有了生命危险。 所以，在盖大楼的时候，必须要把地基打得扎扎实实，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 地基上任何问题都可能在某个震级上爆发，导致整栋大楼出事故。 同样的道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某一家人没有粮食储备，那问题不大。 因为，只要这家有钱，就可以随时买粮食。 即使这家没有钱，也可以通过乞讨获得吃的。所以，一家人有没有粮食并不重要，很多人家就只买很少的粮食，然后随吃随买。 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必须保持相当充足的粮食库存。 任何粮食库存的缺乏，如果碰到荒年，就可能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爆发粮荒。 当中国这样的国家缺粮的时候，哪怕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仅仅缺5-10天的粮食，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完全陷入混乱。 因为，无数人家都是“无隔夜之粮”，如果有5天的粮食供应不上，那么无数人就没饭吃了。 所以，为了防止社会因为缺粮而陷入混乱，发达国家都要建立完善的粮储系统，保障社会的粮食供应，防止本国因为两到三年的粮食歉收，而导致国内饥荒的发生。 但是，中国粮食储备为了保持“价格稳定”，宁愿大量减少粮食收购，并且增加粮食投放，让粮仓中的粮食结余比上一年大幅减少。 很明显，中国粮储已经开始“赌一把”，如果能够熬到2011年6月份夏粮收购，那么这招“险棋”就走成功了；但是，如果熬不到 夏粮收购，那么就只能认失败。 当然，如果这个赌博失败，那就意味着无数人将面临没有饭吃的境地。 但是粮储管不了那么多，粮储只想着 “稳定粮价”，不考虑会不会因为缺粮而造成饥荒。 而这种方式就等于拿整个社会做赌注，一方面压制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让整个社会随时面临大饥荒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根据对一些农村家庭的部分调研，现在大多数农村家庭都不够一年的存粮，其中还有一部分家庭连3个月的存粮都没有。 有的农村家庭甚至没有什么存粮，有的通过在外打工赚钱买商品粮，有的在粮食收割后卖掉小麦稻谷，到时候买商品粮的大米白面。 而如果中国粮储“投机”失败，中国的粮食库存供应链断裂，从农民手中都弄不到粮食，将会导致无数人吃不上饭。
问题在于，中国粮储“投机”失败的可能性极高。 根据发改委2011年3月6日的消息：“中国小麦库存还有2000亿斤（1亿吨），相当于一年的产量，2月CPI可能还会更低一些。” 但是，这样的数据属实吗？ 根据中国粮食生产估算，中国2010/11年粮食产量大致为小麦1.15亿吨（美国农业部估算）、大米1.38亿吨（美国农业部估算）、玉米1.58亿吨（美国谷物协会）、大豆约为1500万吨，四项加总约为4.2亿吨。 当然，中国数据有一定差异，中国粮油信息中心(CNGOIC)则估算，中国玉米产量约为1.8亿吨左右。 中国而根据中国农业部统计，2010年中国粮食总产达到10928亿斤，比上年增加312亿斤，增长2．9％，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七年增产。 换算一下，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是粮食总产量5.5亿吨。 而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即使考虑到中国粮油信息中心的数据，总共也才4.5亿吨左右。 在这两个数据之间，统计缺口超过1亿吨。 当然，如果算上2010年中国进口粮食和消耗库存的1.1亿吨，那么两个数字相对吻合。 而如果5.5亿吨的数据相对准确，就意味着2010年中国一年的粮食消费达到5.5亿吨，平均每个月超过4500万吨。 总的来说，5.5亿吨分摊到差不多15亿人的头上，约合每人每年粮食消耗不到400公斤。 考虑到人们的饮食结构，包括将主粮转化为油、肉、蛋、奶、酒等各种非主粮类食品的消费，这个数字与欧美等国的人均粮食消耗量还明显偏低。 而这些粮食消费，主要在在2010年夏粮收购之后（6月）到2011年夏粮收购之前（5月），主要通过夏粮和秋粮两次大规模粮食收购完成。 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消耗5.5亿吨粮食，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 而根据发改委的数据，到了3月初，小麦还有1亿吨，意思是人2010年产的小麦根本上没有消耗，就是没有粮食，也还可以坚持一年。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粮储都讲究配比，一个个国家的粮储不可能单单储备一种粮食。 比如说，粮食消耗不可能只先消耗玉米、大米和大豆，而小麦几乎不消耗，最后再消耗粮食。 所有，如果小麦还有1亿吨，那么根据相应的粮储比例，大米还应该有1.2亿吨，玉米还应该有1.3亿吨，全国储备超过3.5亿吨。 3.5亿吨意味着什么？2010年，中储粮已经消耗了过去5000万吨库存、而且2010年收割的旧粮已经消耗了9个月，新粮收购还有3个月的时候，中国库存还有3.5亿吨！ 那么，按照粮食每个月消耗4500吨的数据来算，在秋粮收购完成的10月份，也就是5个月之前，整个粮库库存达到5.8亿吨。 这是个什么概念？ 必然是在2010年秋粮收购的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的“胀库”，各地的粮库都满的放不下，各个粮食加工企业的粮库都放不下。 这个感觉就像58年“大跃进”，粮食亩产十几万斤到几十万斤。 然后，毛跟大家说，大家都休息休息吧，半天种粮，半天娱乐，不用天天从早到晚种粮了。 所以，如果发改委说的是真的，那么2010年秋粮收购发生的“抢粮大战”就纯属是幻觉。 国家勒令国储停止收购，并且严格限制粮食加工企业的收购规模，也都是幻觉。 反过来说，如果“抢粮大战”不是幻觉，那么发改委说的数据就是谎言。 那么，为什么发改委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个谎言？其实，只要看看中储粮的对于亏损的抱怨，就可以看出中储粮的库存已经很少了。
那么，如果计算中国的粮食库存？ 中国的粮食到底有多大的缺口？ 可以说，不论是粮食增产，还是小麦库存 1亿吨，都是不可靠的数字。那么，什么是相对可靠的数字？ 大致来说，2009/2010年与2008/2009年相比，经历了西南大旱，以及东北和华北春季的冷湿天气、秋收时的阴雨天气，导致总体产量下降、大量小麦和玉米的品质明显下降。 所以，2010年的粮食收获与2009年收获相比，减产幅度较为明显。 即使中国2010/2011年度的粮食的产量和销量与2009/2010年度持平。 按照中国2009/2010年的收成状况，导致2010年中国粮食进口和库存消耗超过1亿吨； 那么进行简单类推的话，2010/2011年中国的粮食缺口也超过1亿吨，这个缺口就要反映到2011年的粮食进口和国内往年粮食库存消耗上。在2010年，中国通过大量进口和大量消耗库存实现了补充缺口的目标。也就是说，即使2010收获的粮食没有减少，到2011年同样还有超过1亿吨的缺口是要进行补足的。 如果缺口不补起来，就要发生饥荒。 更需要说明的是，到了2010年，连地沟油、毒蔬菜、“三合一”猪肉、病死猪肉入市等有毒食品这个“另类”的增加粮食供应的手段都基本上用尽，没有深入开发的潜力了。 所以，到2011年，补足缺口就只能通过增加粮食供应，包括继续大量进口粮食，以及继续消耗库存而实现。随着中国的大量买入，引发世界粮食库存骤减，国际粮价高涨。 在国内价格“稳定”的状态下，国际粮价比国内粮价高出数百元甚至上千元之后，所以大豆的进口一度明显减少。 即使国际粮价不涨，中国能够每年持续进口6000万吨粮食，那么还需要5000万吨往年的库存粮食消耗作为配套，才能度过2011年。 否则，在2011年的新粮收购之前，就要发生粮食的短缺状况。 但问题是，中国的大量粮食进口推高了世界粮价，形成中国和世界粮价的“倒挂”，减少了中国的粮食进口。 而要保持中国粮食不至于短缺，就迫使中国的消费更加依赖于国内库存消耗。 只有通过更大的国内粮食库消耗，才能够让粮食不至于短缺。 也就是说，中国过往粮食的储备要超过1亿吨，才能满足2010、2011两年的粮食消耗。 但是很明显，中国一直就维持着粮食的“紧平衡”，而且从2007年开始就形成了粮食短缺的局面，通胀明显加速，粮食进口逐年扩大。 所以，根本没有能力结余达到1亿吨粮食的巨大粮食库存。 既然没有这么大的库存，那么就意味着中国2011年就要面临着粮食短缺。 可以说，如果短缺额度为5000万吨，那么就意味着中国人可能将在2011年7、8月份的时候，面临着1个月的粮荒局面。 如果短缺为2500万吨，那就是半个月的粮食短缺。
粮食库存的的多少，决定2011年的粮食缺口能否补齐，也决定了中国是否会发生饥荒。 有一点需要明确，如果天气相对正常的话，中国在2011年处于较小的粮食缺口状态。即使中国粮食在2011年的缺口是5000万吨，但是这个缺口只是一个月的缺口，可以通过很多调剂手段进行解决。 比如说，如果粮储还有历史积累的库存，那么就可以继续通过抛储而弥补缺口。 即使粮储的储备不够粮食缺口，那么，就需要另一种解决思路，比如说前面说的粮食“消费降级”的方式解决。 当价格高昂的时候，人们会减少油、肉、蛋、奶、酒等产品的消耗，然后更多地转向大米、白面这些主粮。 如果粮食发生明显短缺，人们可以更多地摄入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量的农产品。 但是，因为不同粮食品种的生长期的差异，粮食收购的时间不同，库存粮食缺口发生的差异也不同，以及粮食缺口的社会结果，形成非常显著的差异。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小麦和玉米的收获期差异，造成的粮食缺口问题。 小麦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中国北方冬小麦从5月底开始、自南向北进行收割。 那么，对于小麦来说，供应缺口最可能发生在4、5 月份，这时候是小麦青黄不接的时候。 而对于饲料玉米来说，收获期主要在9月份，因此供应缺口最可能发生在7、8月份。 这两个收获时间的差异，就形成了粮荒的不同时间和特点。在2010年，中国的将近5500万吨大豆进口，已经超过世界大豆进口贸易量的50%。 而国产大豆因此也大量缩小种植面积，转而种植更多的玉米。 因此，中国进口大豆基本上已经达到极致，几乎没有增长的空间。 而且，因为国际大豆价格处于高位，中国2011年的进口量也难以增加。 那么，中国的饲料更多依赖于玉米，而因为国际玉米价格涨势更加凶猛，国际玉米价格比国内价格明显高出很多，因此中国进口玉米的数量也受到严重限制。 不过，在2011年的前5个月，中国玉米的进口和进口安排已经超过2010年的总量。 那么，为什么在国际玉米价格高涨的时候，中国还要进行大量的玉米进口，通过明显“赔本赚吆喝”的方式，供应国内的市场？ 这里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玉米已经明显不够用了。 国家为了保持国内玉米价格稳定，保障玉米供应，即使赔本也要这样做。 另外，中国猪肉的进口也在翻番，都说明国家对于玉米、饲料和猪肉的产业链的重视。 而国家的这种行为、加上前面已经提到的消息，直接反映出玉米库存已经非常紧张。
玉米的供需缺口是中国粮食问题的关键。 粮食消费结构和粮食生产结构的不均衡，决定了中国粮食供需缺口的特点。 虽然中国的粮食总量有缺口，但并不是每个品种都存在缺口，而可能是一部分剩余，另一部分缺口更大。 比如说，如果中国人的主粮消费增加，那么就会意味着小麦、稻谷的需求增大，会导致人们的主食小麦、稻谷的较大供应缺口。 因为小麦“青黄不接”的时期主要是4、5月份，如果小麦消耗过快，导致小麦的缺口表现出来，那么因为小麦而造成的粮荒时间就会比较早。 当粮荒发生的时间早，没有白面大米吃了，人们的饮食就得进行“消费降级”，就像人们以吃玉米代替吃白面。 这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自己回到过去穷困的时期，也就是忍饥挨饿的时代。 当人们开始挨饿了，就会有人想起晋惠帝的经典回答：“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人们都认为晋惠帝是痴呆，但晋惠帝是不是真的痴呆呢？ 虽然人们都觉得他说的似乎是笑话，但是中国人一次次地在这么做！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社会就是通过吃“肉糜”而解决吃不上饭的问题。 所以，晋惠帝的思维非常“超前”，指导了1000多年之后无数中国人的行为方向。在2011年，中国的油、糖、肉、蛋、奶、酒、蔬菜水果、加工食品等“副食”在人们饮食消费中占的比例已经很高。 通过这些类似“肉糜”的消费，因此社会消费小麦和水稻的数量就明显减少。 所以，小麦和稻谷的供应虽然相对紧缺，但是供需缺口不是很大。 尤其是小麦，到了5月份之后，社会仍然还有不少存粮，能够等到6月份的冬小麦收割。 问题在于，“副食”的供应不是凭空来的，而是需要更多主粮来生产加工的。 肉蛋奶的生产，需要需要大量的玉米和豆粕做饲料。 而且，不论榨油、还是大量的食品工业产品，都需要大量的玉米和大豆。而人们消耗肉蛋奶等“副食”越多，对于玉米和大豆的消耗量也就成倍数增大。 在国际粮价暴涨的背景下，中国2011年的大豆进口明显停滞，很难明显超过2010年时的进口量。 那么，在社会对于“副食”消耗持续增加的背景下，玉米作为主要的饲料，只能通过会加速消耗库存，来满足社会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因为玉米的收割时间相对滞后，缺口爆发的时间较晚。 但同时，从6月份开始的冬小麦收割，又让人们觉得新粮食的供应开始，社会成功度过了粮食“青黄不接”的时期，似乎“粮荒”并没有发生。 但实际上，人们就会在这样的信息中，错误地估计形势，继续毫无根据地“食肉糜”。社会在“食肉糜”的过程中，某天突然发现“肉糜”价格暴涨，再也吃不起了。
玉米是“食肉糜”的关键原料。 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粮储在2010年大量减少粮食收购、同时大量抛售粮食之后，进入2010年时的玉米库存已经所剩无几。 根据中国国家粮食局2011年5月6日晚间发布的收购进展公告显示：“截至4月30日，河北、内蒙古等10个玉米主产省（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10年新产玉米8947.2万吨，其中国有粮食企业收购了2931万吨，占收购总量的33%。今年前4个月的玉米收购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了107.5%，在收购价格方面，涨幅与去年同期相比略微上涨1%。另外，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玉米的数量和所占比列都有大幅上涨。”如果从这个数据来看，似乎2011年中国收储的玉米比2010年收储的还多得多，中国玉米库存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如果结合前面中储粮“哭穷”的消息，可以得出结论，2011年大量增加的收储，只不过是因为2010年收储减少所致。同时，由于大豆进口供应相对减少，本来应该在7、8月份出现的玉米供应缺口，其实已经在5月份就已经出现征兆。 国家粮储的特点是，即使出现粮食短缺，也要维护粮价的稳定。 不过，在5月中旬，本来非常强硬的国家储备，突然开始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大量从私人粮商手里收购玉米。 本来，不少私人粮食在精神上接近崩溃，觉得存粮的结果是经济上的亏损。 没想到，突然之间风向就转了，私人粮商也赚了。 所以，私人粮商迅速转忧为喜，高高兴兴地把玉米以较好的价格卖给了国家粮储。 那么，在国家储备和私人粮商之间，如果国储不到最后时刻，绝不会向私人粮商低头。 而国储给私人粮商开出相当优惠的条件，只能说明一点，国储的手里已经基本上没粮了。 因为，国储不到接近山穷水尽的时候，绝对要死硬的。 6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玉米价格半年涨两成 深加工企业利润缩水”也说明了中国玉米的缺口：“河南一家大型玉米深加工企业的人士称，该公司前期采购了一部分价格较低的玉米，利润暂时还可以。现在由于农民手里玉米基本上已售完毕，贸易商手中玉米数量也很有限，加上玉米价格较高，该公司准备采用木薯作为加工酒精的原料，替代玉米。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指出，玉米价格目前的高烧态势在新玉米上市前估计很难缓解，他预计今年玉米的种植面积为4.8亿亩，增加约900万亩，增幅约2%，全国玉米产量达到1.7亿吨左右，如果不适当调控玉米深加工的需求，仍将呈现供应紧张的局面 …… 往年，玉米价格年均涨幅10%左右，但是今年上半年涨幅已经约20%。”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国内玉米库存已经很少。 所以。在很多企业替代玉米的同时，玉米价格上涨势头加速。 而这个消息只反应6月初的状况，距离新玉米收获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 即使考虑到社会中，还有一定玉米剩余量，玉米的缺口也差不多达到2个月。 按照2010年玉米产量1.58亿吨（美国谷物协会）的数据，够中国10个月的消费，每个月消费大约为1600万吨。 那么，2010/2011年，玉米的供求缺口大约为3200万吨（或者更多）。 而这3200万吨的缺口，将体现在7、8两个月。 当然，如果缺口明显超过3200万吨，那么玉米供应将在6月中下旬开始就出现“断顿”。
那么，在无法“食肉糜”之后，人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什么都没得吃。“食肉糜”的关键原料在于玉米，没有玉米就没有“肉糜”。 就拿猪肉来说，按照猪每天吃掉自身体重4%的饲料计算， 一头100斤重的猪，每天就要消耗4斤饲料。 而在饲料中，玉米的比例可能会达到55%左右，4斤饲料就含有2.2斤玉米。 根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检测， 2011年3月份国内的生猪存栏量为44750万头，环比上涨0.77%。 假设这些存栏生猪的大小分布平均，从10斤左右的猪仔到90-100公斤左右即将出栏的成猪，平均每头猪重为90斤。 那么，平均一头猪每天就要吃2斤玉米，4.5亿头猪就要吃9亿斤玉米，合每天的消费量为45万吨玉米。 那么，这4.5亿头猪中，每头猪从早晨开始就吃东西，每天都要吃2斤以上的粮食。 那么，从哪里给这些猪找粮食，从哪里满足每个月差不多1600万吨的玉米供应来源？ 而没有这些玉米供应，很多猪会因为没有粮食吃而被迫宰杀。 所以，饲料厂和农民必须想方设法保障饲料主粮的供应，防止因为没有足够的饲料，导致生猪大批死亡的结果。 所以，国储开始让步的时候，也就是国储的玉米供应接近“断裂”的时候，也意味着玉米的价格也开始明显上涨。那么，解决玉米缺口有两个方式：1、进口替代；2、国内替代。 第一个选择，进口替代，很难补足玉米的缺口。 因为国际玉米价格过高，比国内的价格高出20%以上。 如果进口玉米的话，如此大量的玉米将主导玉米价格，导致玉米价格上涨20%。而玉米价格的持续上涨，将引发小麦、稻谷和大豆价格的上涨，这是国家所无法接受的。 那么，基本上就只有第二个选择，国内替代。 国内替代可以包括进口大豆，在国内榨油后，留下的豆粕。 但是，豆粕即使能够替代一部分玉米，其替代作用也有限。 那么，国内替代的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用食物小麦替代饲料玉米。 就像发改委很有信心地说小麦供应充足那样，因为小麦的供需相对缓和，小麦的价格没有明显上涨。 于是，玉米和小麦的价格迅速拉平，然后玉米开始对小麦价格“升水”，并且形成玉米和小麦价格的“倒挂”。 这样的价格会导致一个结果，食用小麦（非饲料小麦）会被用来做饲料，对玉米进行替代。 而且，根据一些粮食加工行业的新闻，食用小麦做饲料的情况越来越多。 因此，玉米短缺的结果，并不是中国人大量少吃油、肉、蛋、奶、酒等产品，不是多吃大米白面而进行的“消费降级”；而是将更多的食用小麦变成猪饲料、加剧粮食消耗的“消费升级”。 那，如果大量小麦都被用作饲料，加速小麦库存的消耗。 那么，当某一天肉蛋奶不够了的时候，人们再进行“消费降级”，回过头来吃大米白面的时候，连大米白面都没有了。 所以，当玉米和小麦库存都因为制作饲料而消耗光之后，“食肉糜”的结果可能就是以价格上涨为主要标志的“粮荒”没有出现，而直接过渡到以没有粮食吃为主要标准的“饥荒”。
需要反复强调，甚至啰嗦的是，当玉米价格和小麦价格看齐，推动中国走向饥荒。 一般来说，玉米亩产比小麦亩产高30%以上，有的甚至高出50%以上。 从亩产的角度来说，小麦价格应该比玉米价格高。 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更多地种植小麦，让玉米和小麦处于合理的种植面积上。 而当玉米价格和小麦的接近时，就意味着人们更愿意种玉米，并且放弃小麦的种植。 尤其在东北只种一季粮食的地方，当小麦和玉米同样价格的时候，农民会优先选择种植玉米，减少小麦的种植。 而且，由于黄豆价格低、单产低，农民们纷纷弃种黄豆，转而种植玉米。 所以，当越来越的农民放弃种植小麦和黄豆，转而种植玉米，这样的结果是玉米的供应更多。 但是，粮储的玉米库存在5月份就开始出现短缺，说明农民种玉米增加的数量，赶不上饲料和食品工业增加的消费。 在2010年秋天收获的时候，发生在农村的“抢粮大战”，已经反映出粮食全面短缺的状况。 因为，如果农民的玉米收获很多的话，能够基本满足需求的话，农村就不会出现粮食抢购的问题。 如果玉米供求平平衡或者供过于求，应该出现粮食过多而压库，私人粮食贸易商不愿意收购玉米的情况。 所以，农民收获的玉米少，不仅仅是天气导致粮食减产，还因为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 而缺乏积极性的第一原因，就可以归结为粮价过低。 因为，决定中国是否缺粮的，并不仅仅是东北的黑土地，更是三分之二的山地丘陵和其它类型的贫瘠土地。 如果粮价过低，首先减少的就是这些地区的粮食种植。 而且，相对高产的玉米供需已经表明，玉米价格已经偏低。 那么，就更不要说产量低很多、而价格接近或者更低的小麦了。 从2010年末最初的“抢粮大战”可以反映出，2009/2010年的收获量，继续比2008/2009年收获的粮食大幅减产。 因此，即使2009年开始的有毒食品大量增加，即使进口粮食大量增加，仍然不够社会需求。 因此，粮储必须通过大量消耗往年库存，并且坐视有毒食品泛滥，形成新的“食品”供应来源，以保障粮食供应。 不过，国家为了保持价格“稳定”，让粮储撤出粮食收购，也就是置国家粮食的安全库存于不顾。 而限制粮食收购数量之后，也就意味着粮储更多地消耗过往库存。 另外，进入2011年之后，国家还下达行政命令，严厉限制玉米用于工业加工，减少玉米的工业消耗。 按道理，由于玉米的广泛用途，严厉的限制措施能够降低部分消耗。 但即使这样，进入2011年5月份，中国粮储就开始被迫从私人贸易商手里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玉米。 这说明，粮储已经开始出现库存玉米严重匮乏，几乎供应不上玉米消费的局面，可见玉米库存的紧张。 而且，当第一波高价购买玉米之后，多数私人粮食贸易商卖掉了玉米，剩下的部分贸易商更会考虑待价而沽，可能价格越高反而越不卖。那么，即使收购了这些私人粮食贸易商的库存，再坚持一个月，到了6月中下旬之后，再去哪里找玉米？ 如果没有玉米供应，依靠玉米而生存的饲料行业就会被迫大面积减产、甚至停工。
而且，玉米的短缺形势反映的是整个社会中，粮食短缺的状况。从玉米库存状况和小麦开始替代玉米做饲料的状况来说，中国2010/2011的粮食库存（包括2009\2010年度生产的粮食、粮食进口、和过往库存）与粮食需求相比，有可能相差一个月的差额。 也就是说，即使把2010年所有的库存都消耗光的话，在2011年的玉米大量上市前，如果国家不大规模进口玉米、并且用其它主粮替代玉米饲料粮，那么可能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中国将面临无玉米饲料粮的局面。 也就是，这一个月可能就意味着饥荒的到来。 也就是说，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任何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可能在7月中下旬到8月初（或者更早的时间），中国会出现饲料严重匮乏的局面，并且影响到人们的吃饭问题。当小麦和玉米价格差不多的时候，玉米的供应量没有明显增长。 那么，根据基本的经济逻辑推断，小麦种植面积下降的速度，必然比玉米减少的更快、更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5月份，市场上的小麦仍然保持供应，那也是因为社会大量消费肉蛋奶蔬菜等副食，所以人们减少了对于小麦、稻谷的消费。 也就是说，虽然小麦、稻谷的种植下降，但是社会对小麦、稻谷的消费同样下降，所以通过上百万吨的小麦和稻谷进口，仍然能够维持供应，形成“相对”剩余状态。 当然，这个“相对剩余”仅仅是因为消费下降导致的，并不会持续很久。 随着玉米的短缺越来越明显、玉米价格越来越高，同时小麦价格一直被压低，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会用食用小麦来替代饲料玉米，加速小麦的损耗。 从生产角度来说，国内的玉米产量高，小麦产量低；国际玉米产量高，小麦产量低。 当中国进口玉米的时候，即使数量较大，对玉米价格上涨造成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而当中国进口小麦的时候，即使数量相对较少，也曾经造成小麦价格的几乎直线暴涨。所以，当食用小麦开始大量替代玉米当做饲料的时候，小麦库存消耗枯竭的速度就更快。 也就是说，中国的大豆绝大部分靠进口，玉米存在明显短缺，小麦也在加速消耗，整个主粮链条已经绷到了极致。 在这个链条中，任何一环都随时可能出问题，而且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个环节的问题而全面断裂。 所以，中国面临的是“食肉糜”方式的饥荒，人们都想着吃的更好，而吃的更好就意味着粮食消耗倍增。 不少中国人嘲笑韩国人，把一斤牛肉、两斤排骨都当做很好的礼物送人，觉得中国人可以比较随意地吃这些韩国人眼里的高档食品了。 但是，一般中国人忽略了，中国的农业环境并不比韩国强，中国的农业水平比韩国差很多，为什么中国人则能够胡吃海喝。 这就像存钱一样，有的人可以精打细算，用很少的钱过很长时间。 那么，中国人习惯就是有吃的，就赶快吃光耗光。 历史上一次次地重演，当中国人“食肉糜”到了一定程度后，直接就开始变得没有饭吃。 而这次，中国人还在持续过去的模式，随时面临着饥荒的问题。
2011年是否发生粮荒或者饥荒，还在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如果能够安全地度过6、7、8月份，那么中国的粮荒警报在2011年就基本上解除。而6、7、8月的粮食状况，又和2010/2011年的冬小麦生长情况关联很大。 如果粮价在2010年大幅上涨，引发农民积极种粮。 然后，如果冬小麦丰收，那么基本的粮食就有了保障，能够支持粮食到秋粮收获，然后把新的粮食问题留到2012年。 问题在于，主粮价格被严控打压，导致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更多农民放弃种植主粮。 官媒总在说，粮食种植面积继续扩大，农民踊跃种粮。 但是，如果按照人之常情，就要首先要思考，农民为什么种粮。 如果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爱好而不计报酬做事，这个可以看做是追求理想；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农民这个庞大群体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所谓的爱好而不计报酬做事，那就不是追求理想，而是神经有毛病。 因为，农民是社会中最注重实际的群体之一，在每件事情上都精打细算。 如果说种粮不值钱甚至赔钱，但是官媒还在说农民踊跃种粮，那不是把农民当做疯子，就是把听者当成傻子。 所以，要弄清楚农民种粮或者不种粮，首先要了解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来自于哪里。 农民种粮必然是有原因、有内在动力的。 促使农民种粮的原因越强，那么农民的积极性就越高，农民耕作的土地也就越多。 所以，人们在说农民种粮或者不种粮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种粮？ 只有弄清楚农民种粮的原因，才能够有效地评估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分析2011年的粮食安全状况。 粮食作为具有明显特殊性的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天天重复摄入的生活必需，属于无人可以避免的重度消费品。 重度消费品的意思是：1、人们天天都得消费，消耗不同的食品。 比如说，一个人买了一件衣服，可以一直不穿，也可以一直穿10年。 这种消费就是根据这个人的经济状况、倾向爱好所决定的。 很多人技术有钱，但是也可以一直穿某几件衣服，穿10年不是问题。 但是，粮食不一样，人们必须得天天吃，今天的粮食吃完后，明天还得继续吃新的粮食，没有可以一直吃十年的面包。 2、人们的粮食消耗量巨大：在某一天，一个人的食盐消耗量很小，可以5克，也可以10克，到了15克就非常高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几乎没有“副食”的饮食，就像中国人在1960-60年代那样，一天的粮食摄入会达到500-1000克，也就是1-2斤，是吃盐数额的上百倍。 这两点就决定了，粮食是决定人们生死的大宗产品。 既然粮食具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农民种粮食也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有了不同的原因动力。 总的来说，农民种粮有两种原因：1、个人安全需求；2、经济利益驱动。 这两个种粮的原因，决定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农民种粮首先源于个人安全需求，种粮给自己吃，也叫做“口粮”。 农民必须通过种粮，实现对自身的生命保护，这种意识可以称为个人安全需求。 城市人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赚钱，买到粮食吃；而农民则只能通过自己给自己种粮，让自己有口饭吃。 农民自己种粮给自己吃的土地，就叫做“口粮田”。按道理，农民都要实现自己的粮食自足，也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在中国，无数农民经历过60年大饥荒，亲眼见到自己的亲人、朋友被饿死，自己也可能曾经被饿得奄奄一息。 这种记忆可以说刻骨铭心，让无数农民对于饥饿怀着无法抹去的恐惧。 这些农民不论粮价多低、种植成本多高，都要自己种粮，给自己留下口粮。当这些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安全、为了让吃上饭而种粮的时候，并不是非常在意粮食价格。 这样的粮食种植也基本上不受粮价的影响，农民该种多少还是种多少。 总的来说，年纪大的农民不会因为粮价太低而不种口粮，也不会因为粮价高涨而在收获后卖掉口粮。 农民种植“口粮”田的动力，主要是观念的影响。 随着农村里老人们的逐渐老去，尤其是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分家自己单过，农村的人们对粮食的观念也在起到明显的变化。很多农村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的年代，对缺粮而挨饿没有清楚的概念。 年轻人觉得老人们已经落后于时代，所以老人们的想法难以影响影响年轻人。 所以，年轻人危机意识淡薄，觉得不种粮也没有问题。 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种地太苦，从小也没有学过种粮。另外，随着工业和城市服务业的用工需求越来越多，有的农村人则全家在外地打工。 这些人只能放弃种粮，或者把粮田转包给其他人，或者直接抛荒。 另外，打工收入较高，所以这些人们用赚的钱买低价的粮食吃。 所以，不论从历史记忆，还是经济收入角度，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失去了对于无粮可吃的危险意识。 所以，农村种粮越来越表现出“3860”的特点，能赚钱的青壮年都去了工厂或者城里赚钱，无法进城市打工干体力活的老人和妇孺在家里种粮。 而且，随着危机意识淡薄的人越来越多，农民坚持种粮的越来越少，更多的人依靠别人种粮，然后自己买着吃。 还有不少农民即使自己种粮，在秋收之后也会把粮食全部送到粮食加工厂。 其中一部分等于卖给粮食加工厂，另一部分寄存在粮食加工厂，需要吃白面的时候，折算相应寄存的麦子就行。 农村人家有自己院子的，本来大都有厢房存粮食，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户都不存了。也就是说，多年的低粮价、多年的粮食没出问题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嫌种粮麻烦、或者嫌存粮麻烦，甚至连自己的口粮都不留。 在社会经济和人群心理变化的背景下，人们种自己“口粮”田的动力越来越弱，这样的结果必然引发粮食种植越来越少。
农民种粮的原因还有一种：种粮给其他人吃，又叫做“商品粮”。 为什么农民会种粮给其他人吃？ 为了赚钱。 这就是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利益驱动。 农民之所以努力种粮，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假如，如果粮价在一夜之间上涨5倍，粮食变得非常昂贵。 那么，其效果不仅仅是粮食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动。 粮价暴涨之后，整个工业经济和城市服务业经济将全面停滞，无数工厂倒闭，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而且，就是有工作机会，人们也是为了买个馒头而“当牛做马”。 这就是“馒头为王”的时代来临，谁有了馒头就可以掌控其他人。 一旦 “馒头为王”，农民就会开始积极种粮。 另外，无数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也是为了一个馒头，那还不如回到农村，然后对农田进行精耕细，通过种粮食吃上饭、过上日子。 尤其在一些农村，如果人均达到2亩地以上，生活相对来说就变得相当不错。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当无数农民回家积极种田的时候，就会开始充分利用耕地。 农民会将已经“双改单”的农田利用起来，重新“单改双”，无数地头屋角的小土地也会使用起来。 被房地产、工业区圈起来的土地，也会被农民重新开垦，以扩大种植面积。 而只有这样，农民才会关注农田的肥力，想法让农田更高产。 不过，上述的场景都只是假设，都是高粮价才能出现的情形。 而真实的情况截然相反，粮价仍然被压得极低。 同时，而其它产品价格非常高、农资价格非常高，用工成本越来越高。对于比较好的土地，在比较好的年景中，农民才能获得微薄的收入。 而一旦遇到年景不好，种粮食很可能亏本。 尤其是种小麦、大豆这些相对低产的作物，亏损的几率更大。在粮价低迷、成本高涨的情况下，所以，在耕作条件非常好的华北平原、东北的松嫩平原、江汉平原等主要产粮地区，农民才会因为土地条件好，便于操作管理，还愿意种植“商品粮”，赚点小钱。 当然，在这些地方耕作的，也主要是老人和妇孺，年轻人也基本上不专门从事种粮的工作。 而在耕作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由于土壤条件、地形地貌、水源情况等各方面原因，农民如果种植“商品粮”，即使年景好，基本上也就是持平。 如果天气稍微出点状况，或者种子、化肥、农药等出点问题，或者价格上涨，农民就可能陷入亏损。亏本的买卖傻瓜才做，农民基本上没有种植“商品粮”的积极性，无数农民就是弃耕也不会种粮食。 在理论上，中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相对肥沃的平整土地，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比较差的土地。 当然，实际情况并一定准确。 因为，在华北、华东、华南这些好地集中的地区，大量良田已经被改成城市、工业区、所谓的交通等基础设施。 而在条件相对较差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被污染的情况也极其严重。 所以，适宜于耕作的良田，也在急剧减少。 另外，由于种粮食收入低、而且没有发展空间。如果哪个青壮年农民在家种粮，而不是出外地打工，那么很多农民就会看不起这些人。所以，从经济观念上，农民们也越来越不愿意种粮食。大量农民就是在外地漂着、晃着，也也不愿意回家种粮食。 因此，当农村主要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的时候，说粮食种植面积持续扩大，粮食持续增产，这比“痴人说梦”的问题还厉害，其实完全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同时，经济作物也在大规模地挤占耕地资源。 虽然农村还有很多农民在种地，但是种地和种地就有巨大的差别。 很多人种植经济作物，就能赚很多钱；而绝大多数人种粮食就基本上不赚钱、甚至会亏不少钱。 这就是在社会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对粮食进行价格管制的后果。 尤其是进入2010年，通货膨胀逐渐进入“白热化”，多种农产品进入价格暴涨的阶段。 除了主粮之外，各种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对农民们的 种植行为形成巨大的指导作用。 2009年，绿豆等“小杂粮”品种价格暴涨，于是很多农民在2010年转而种植绿豆等杂粮。 进入2010年，各种蔬菜价格进入大幅上涨的阶段，农民纷纷将粮田改为菜地。 种菜与种粮比起来，工作非常繁重、劳累，尤其是大棚蔬菜基本上是常年不休息。 但是，由于种菜的收益相对好一些，所以无数农民即使非常劳累，也转而种菜换取一定的利润。 2010年中开始，棉花价格暴涨，最高价与前一年相比，上涨两倍多。进入2011年，更多的农民开始转而种植棉花，希望自己也能赚一些钱。 在最近几年，种植水果的农民也赚了不少钱，尤其是2010年水果价格上涨，引发农民跟风种植水果。 总的来说，种植经济作物和种粮相比，收益高出很多。 而这个收益的差额，从“农村合作社”体现出来。 从2007年开始（尤其是2009年后），中国的各种“农业合作社”纷纷成立，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不过，看这些获得经济效益的农业合作社，都是停止种粮，然后改作种植经济作物的合作社。 也没有听说过种植主粮的“农业合作社”，能够获得可观的收益，一些农民建立了粮食类的“合作社”，最后也散了摊子。 道理本身也很清楚，因为粮价过低，种粮就不可能赚钱，所以种粮的都是穷人。 一帮穷人凑在一起还是穷人，不可能成为富人。 穷人们即使最初凑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结果。 于是，穷人们就会四分五裂，各自去找富人，依附于富人。 这样的结果反映在“合作社”上，就是本来种粮的农民很穷，大家弄了种粮的“合作社”也没有任何起色。 于是，农民们跟着一些“能人”，改种经济作物赚了钱，然后把合作社“做大做强”。 还有，随着国家“退耕还林”的措施推广，以及城市“规划”的扩张，市场上对于树苗的需求越来越大。 不少农民将耕地转为林地，培育小树苗进行买卖。而培育小树苗的收入可以达到种粮收入的几倍，甚至十倍以上。 而且，和种粮相比，种植树苗相对也轻松。 简言之，农民都是在种地，种植经济作物就能够赚钱，唯独种植主粮基本上不赚钱。 所以，农民宁愿种植经济作物，就是工作苦点、累点，也不愿意耕作不赚钱的主粮。
在低粮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开始对粮田进行大规模“围剿”。 当无数农村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口粮田”都失去兴趣，结果会怎样？ 当粮食价格过低，农村根本失去种植“商品粮”的动力，结果会怎样？ 2009年开始，尤其是2010年后，随着规模基建的加强，以及通胀加剧，一般劳动力工资大幅增长。 这时候，无数在外务工的农村人，越来越失去“种口粮”的安全意识。 人们觉得，即使粮价上涨一倍，自己还是能够买得起粮食吃的。 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既不种粮，也不在家里存粮，而是准备随时买大米白面吃。 同时，2010年的通胀率大幅上升，农资价格大幅上涨。 化肥、农药、柴油、雇工等价格持续上涨，让粮食种植更加无利可图。 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双改单”，本来是双季稻，改成单季稻，降低农资和种粮雇工的成本，甚至是直接抛荒，减少“商品粮”的种植。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虽然户口在农村，但是自己的行为以部分或者完全脱离农村，导致农业行为明显减少，种粮减少的情况。 假设在2010/2011年度，农村人因为粮价低、粮食安全意识淡薄，减少“口粮田”和“商品粮”的种植，通过“双改单”和抛荒，因此减少10%的粮食种植。 从一些地方农民放弃种地的表现来说，这个数字仍然相对比较保守。 因为，在膨胀加剧、用工紧张、工资高企的情况下，土地抛荒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在相对偏远地区，相对不适宜小块土地，抛荒的程度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另外，“双改单”这样的减产，表面上看不出差异，但实际减产幅度很大。 比如说，湖北作为水稻的主要输出省，很多稻田都开始“双改单”，很多两季稻变成一季稻，轻松就可以减少20-30%左右的粮食产量。 所以，通过农民抛荒和“双改单”，10%的粮食种植减少是很容易的。 另外，由于房价持续上涨，中国的房地产扩张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城市周边大量的肥沃土地被侵占，变成非农用地。 尤其是2009-2010两年，包括城市扩张、工业区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扩张，吞噬了大量肥沃的良田。 而且，各种资源消耗的掠夺性开采和资源消耗，并且造成大量的污染，也同样让无数良田无法耕作。 城郊无数农民准备卖地“上楼”，也停止了对于土地的耕作。 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于这些地区都是产量高、易于种植的良田，因此这些粮田面积的减少，可能达到全国粮食产量的5%。 更大规模的变化，就是大量农民把粮田改变用途，用来种植经济作物。 尤其是2009-2010年期间，蔬菜、水果、杂粮、棉花和树苗等经济作物价格的轮番暴涨，刺激无数农民将粮田改作经济作物土地。 如果进行大概的的保守估计，这些经济作物的耕种，可以占到耕作面积的10-15%以上。 所以，当这些因素汇总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全面的种粮状况的图景。 2009年之后，因为无数农民已经放弃种粮，即使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2010/2011年的粮食种植面积都有可能减少20-30%，甚至更多。 可以说，这就是在粮价被严重压低的情况下，各种非农用地、经济作物用地，开始对粮田进行大规模“围剿”的结果。
农民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并不会明显改善粮食供应情况。从热量的角度，蔬菜水果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主粮摄入。蔬菜、水果中也含有很多热量、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等。 在人们的饮食中，很多人大量摄入蔬菜、水果等“副食”，尤其像土豆、红薯、西红柿、胡萝卜、南瓜等既可以做蔬菜，又可以起到主食作用的农产品，明显帮助人们减少粮食摄入。 在2010年，包括土豆、白菜等“大路菜”的价格都创出新高，让消费者人们觉得难以忍受。 不过，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个好消息，所以大量农民开始转种蔬菜，希望通过种植蔬菜赚一些钱。 不过，到了2011年初，蜂拥转而种植水果蔬菜的农民开始尝到苦果。 无数农民种植出来的水果蔬菜，都烂到地里也没人来收。 这时候，一些人才开始理解，到底什么造成了社会的通货膨胀，什么造成了大量的蔬菜拦到了地里。 在2010年，当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城市市民们感受到了蔬菜价格暴涨的痛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赚到钱，因为农民还是收入微薄。 这时候，某个“表演经济学家”跳出来，配合官方的意思，在媒体中大声疾呼，忽悠国家严惩蔬菜水果的“炒家”。 在这个“表演经济学家”的呼吁下，民众对“炒菜”的商人非常敌视，有的甚至恨之入骨。 但是，最后也没有真正“揪出来”到底谁在“炒菜”，“大声疾呼”也就不了了之。 而到了2011年春节之后，大量农民种植了蔬菜，但是根本运不出去，卖不掉。种植蔬菜的农民只好铲除这些基本上已经成熟的蔬菜，认亏出局。 但同时，城市中的蔬菜价格却基本上没有降价，人们还得买两三块钱以上的蔬菜。 那么，在农村几分钱一斤的蔬菜，为什么到了城市就到了几块钱一斤？这时候，蔬菜价格高昂的原因终于完全“浮出水面”。 因为，在蔬菜的多个流通环节，包括贩运过程中的收储费、运输费、公路费、罚款，以及城市蔬菜分销过程中的场地费、各种税费等等，成了蔬菜价格的最大头。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状况是：一边蔬菜卖不出去、只能就地销毁；一边城市的消费者只能以很高的价格购买蔬菜。 而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普遍情况。 造成这种菜价高昂的原因，并不是“蔬菜炒家”从中渔利，而是体制造成的各种税费过高。 更主要的是，蔬菜不容易储存，蔬菜贸易商从地头收购后，就得尽快运输到消费者手中。 对于蔬菜贸易商来说，如果到不了消费者手中，就得到菜场垃圾堆中。 问题是，由于如此高昂的各环节税费，即使在农民手中很便宜的蔬菜，到了城市就变得非常昂贵。 昂贵的结果就是城市居民明显减少消费，让大量增产的农民卖不出去菜，烂到地里。 这就形成明显的恶性循环，等农民再大幅减少蔬菜种植的时候，更凶猛的菜价暴涨将会发生。 更重要的是，当农民大量把粮田变成菜地的时候，其实社会对于蔬菜的需求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当大量蔬菜被扔掉之后，就等于地里产出来的东西白费了。很多农民种出来蔬菜之后，等于形成了大量的无效供应。 而这种蔬菜大量烂在地里的浪费，严重削弱了水果蔬菜对于主粮的替代作用，加剧了粮食的短缺。就像大蒜在2010年价格高涨后，大量农民开始种大蒜，结果又导致大蒜价格暴跌。 那么，大蒜价格暴跌后，消费者对于大蒜的需求也增加不了多少。同样的道理，无数农民开始种植果树，而果树成长周期需要数年。 这几年中，果树并没有形成水果供应，所以农民们看不出来。 等大量果树开始结果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量过剩。 另外，种植“小杂粮”的农民们因为经济利益在种植，而这些杂粮的产量比小麦玉米低很多。 还有，像种植棉花这些经济作用，对于粮食供给更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结果并没有明显替代主粮，造成主粮的短缺无法弥补。
当饥荒的脚步迫近的时候，时间点就成为关键。随着中国对资源环境的毁灭性破坏，无法承载多达15亿的人口，而且这15亿人还要追求更大的消耗，更凶狠地毁灭最后剩下的一点资源和环境，更凶狠地毁灭耕地。 每年中国粮食减产10-15%，很快中国将自己断掉自己的生路。 所以，中国必然发生大饥荒，这无法避免。 随着地沟油、化肥、农药、膨大剂、瘦肉精、抗生素等等让食品“增加供应”的方法走到尽头，随着进口粮食的规模走到尽头，世界将见证一个过程。 当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毁灭耕地、资源和环境之后，也必须面对空气的大饥荒，然后人们将以空前的规模进行自我毁灭。 那么，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发生饥荒。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当中国“粮荒”冒头的时候，就意味着饥荒将很快随之而来。 因为，粮食价格与社会其它产品价格“倒挂”，人们还在大量消耗油糖肉蛋奶等“副食”，而且胡吃海塞、铺张浪费。 同时，粮食缺口早已经变得不可弥补，也就是说粮荒早已经出现。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漠不关心，只有到了人们买不上粮食的时候，人们才会傻眼，然后因为自己的短视和冷漠，然后被世界所淘汰。 另一方面，而玉米与小麦、大米价格发生“倒挂”，又意味着当玉米供应紧张的时候，人们就会用食用小麦替代玉米做饲料。 所以，基本上可以明确，当玉米库存消耗光的时候，小麦和大米也基本上消耗光。 所以，一旦缺粮的“粮荒”发生，那么人们面临的很可能就不是价格上涨的粮荒，而是大多数人直接跳入到没有饭吃的饥荒。 因为中国人口在过去60年的爆炸性增长，耕地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且城市迅猛地扩张，人们都拥挤在大城市中。 就意味着，一旦发生饥荒，城市中将不仅没有粮食，而且将失去水电油气等其它基本的生活手段。 这样的结果，就不是60年那样，饿死几千万到1亿人的级别，而是要增加一个级数，在数量上乘以10。 而且，如果发生饥荒，就像人们集中买盐一样。 某一天，城市里面的人们突然发现，粮食突然被别人买光了，而自己家里又没有粮食和其它吃的。 这时候，人们将怎么办？ 等别人运粮食进到城市吗？ 那么，粮食从哪里来？ 即使有粮食来源，粮食多长时间能够运到？ 等粮食运到了，没有准备粮食的人们还能不能活着？ 所以，当饥荒发生的时候，做好最充分准备的人，生存几率大一些；而没有做好准备的人，就基本上死路一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弄清楚，到底饥荒什么时候爆发，并提前做准备。 当然，如果提前做了准备，即使饥荒不爆发，也问题不大，因为粮食可以继续吃，也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如果饥荒来了，个人却没有准备，那就是要命的。 所以，分析饥荒可能爆发的时间点，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生存或者死亡的差别。
饥荒的关键，在于粮食缺口。 归根结底，粮食缺口决定是否发生饥荒。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城市经济极为低迷，人们对“副食”的需求明显减少，也就意味着减少了粮食的消费；同时，农民种粮有一定积极性，毕竟比城市人口生活差不了多少。 在当时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的情况下，中国连续几年大丰收， 积累了较多的库存。 这些库存后来经过了好几年的消化，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出口。 就因为这些库存，在几年的时间中，一直压制CBOT的粮食价格，将世界的粮食价格压制在低位。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很担心整个国家缺粮的问题，而人们担心的是发不出工资，自己没钱买大米白面。 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粮食问题是，个人缺乏消费能力的问题，而不是粮食不够的问题。而在2003年之后，中国加入WTO引发出口经济的疯狂增长。 人们开始明显增加对于肉蛋奶等“副食”的摄入，同时大量农村人到城市务工。 农业越来越不受重视，粮食开始了新的减产过程。而且，因为人们对油、肉、蛋、奶等“副食”的消费急剧增加，那么粮食消耗也急剧增加，中国开始进入粮食减产和消费增加并存的时代。 其中，2005年减免农业税也只是农业的“回光返照”，短暂地增加了一些产量。 但是，这个效果很快过时，农民的收益很快因为通胀加速而迅速减少，粮食供求 缺口开始持续增大。 尤其是2007年之后，国内粮价大幅上涨，说明中国的粮食库存已经很低，再也压不住中国的粮价了。 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中国每年都要进口数量巨大的粮食，加上有毒食品的泛滥，引发世界粮食价格暴涨一倍，并且与中国粮食价格形成“倒挂”。 这些表现说明，中国粮食库存已经基本上见底，高价进口粮食完全是迫不得已行为。 而粮食缺口的基础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因为农民减少种粮而导致的粮食减产，是无法克服的“硬缺口”。 “硬缺口”的意思是，农民种的粮食本身不够吃。 即使在风调雨顺、土地处于最好的耕作条件下，这个粮食缺口也都是不可弥补的。 而这个缺口只可能因为天气等因素变得更加严重，缺口会更大。 那么，这个“缺口”的严重程度，决定中国粮荒发生的时点。 总的来说，如果粮食缺口相对比较小，而且如果不突发城市的粮食集中购买，粮荒还可以向后拖延。 但是，如果粮食缺口很大，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导致粮荒，而且城市的粮食集中购买会随时发生。 那么，中国的粮食缺口在2011年，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 所以，粮荒在2011年就可能爆发，粮荒之后就是饥荒。 而如果粮荒不在2011年爆发，就会在2012年爆发。 而粮荒发生的时间点，对于中国人个体、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具有关键的意义
粮荒爆发最可能的两个时间段：一个是2011年9月之前；一个是2012年二季度之后。 2011年9月秋粮收获，这是个关键的时间点。 在中国，秋粮收获是在一年中，粮食收获量最大的时期。 尤其是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的主要产量地之一和粮食输出的主要地区之一，粮食收获基本上集中在秋天。 所以，如果中国的粮食库存可以支撑到2011年秋粮收获后，那么粮食基本上能够撑到2012年初之后。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如果爆发粮荒，在 2011年9月份之后的几率比较小，一直过了2012年一季度。 大致来说，粮荒如果在2011年爆发，主要会在9月下旬之前。 而且，从人们的心态来说，如果粮荒在2011年9月之前发生，那么就等于迫在眉睫了，人们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当然，而如果粮荒到2012年才发生，那么人们感觉还非常遥远。 而且，很多中国人看了电影《2012》之后，把这个娱乐故事当真，也觉得2012年可能是世界末日。 既然2012年是世界末日，那么粮荒不粮荒也无所谓了。 所以在2011年，从现在开始到9月之前的6、7、8三个多月，将是粮荒爆发的关键“时间窗口”。而且，中国社会的行为已经决定了，粮荒之后不仅仅是粮价上涨，而很可能是粮食没有价格的饥荒。 需要说明的是，2011年6月之后，夏粮收获并且开始收购入仓。 按道理，夏粮种植占中国粮食的相当比重。按道理来说，夏粮收获后，整个社会的粮食紧张状况会明显缓解。 因为，新粮会很快补充粮食缺口，形成新的粮食供应。 当新粮收获上市后，尤其是7月份，在夏粮全面收割、加工、运输上市之后，社会中的粮食就会变得相对充裕。 从一般意义上讲，夏粮上市之后，发生粮荒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但是，这只是一般意义，当面临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么即使夏粮收获之后，也不能解决粮荒的问题。尤其当夏粮歉收的时候，粮荒问题虽然能够得到缓解，但是并不能得到解决。粮荒最可能发生的时候，是眼看着粮食快收获了，但是这时候家里没有存粮了。这就是普遍意义上说的，“青黄不接”的时候，是最可能出现粮荒，最可能饿死人的。 而考虑到夏粮收获的因素，在正常状态下，如果粮荒发生，那么在7月份之后发生的概率小一些，更可能的情况是在6月份发生。 而因为中国2011年的特殊状况，即使夏粮收购上市了，仍然存在明显的粮荒可能性，也就是说7、8月份发生粮荒的概率依然比较大。 所以，如果按照概率的角度来说，在未来的一个月（2011.6.4-2011.7.3）是最可能发生粮荒的机会。 在夏粮收获之后，7、8两个多月（2011.7.4-2011.9.15），同样存在着粮荒的可能。 只有到了2011年9月中下旬秋粮收割后，才能够基本上解除警报，到2012年2季度再开启新的粮荒模式。
到2011年9月之前，还有大约3个月。 在这3个月内是否发生粮荒，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2010\2011年华北和黄淮的夏粮产量，以及粮食分布状况的影响。 总的来说，从6月份开始，中国不同粮食产区，开始源源不断进行粮食收割，给社会提供新的粮源。 华北和黄淮从5月底开始，进入冬小麦的收获季节，提供中国超过40%的小麦供应；从7月份开始，长江以南开始进入早稻收获季节，提供部分的稻谷供应。而8、9月之后，单季作物开始大量上市，社会进入粮食最充足的时期。 按道理，如果中国的粮食缺口不大，全国粮食调配合理，中国在冬小麦收获之后，也就是7月份之后，发生粮荒的几率也就越来越小。到9月秋粮上市以后，2011年发生粮荒的概率变得很小。不过，中国粮食储备在2011年9月秋粮上市之前，仍然存在巨大的粮食缺口，以及粮食缺口的极大不确定性。 而且，2010/2011的夏粮收获也存在着明显减产的状况，并且夏粮上市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不确定的粮食缺口和不确定的夏粮上市状况面前，中国仍然面临着粮荒的可能。 那么，粮荒在9月之前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按照中国的粮食消费模式，2011年的粮食缺口大概在1-1.5亿吨。需要明确的是，粮食生产是按照2009/2010或者2010/2011这样的农业年度计算，而粮食进口与库存粮食消耗，是按照2010年、2011年这样的日历年度进行计算。 2010年的粮食进口6000万吨粮食，以及库存消耗超过5000万吨，主要是补充2010年之前的粮食生产的缺口。 也就是2008/2009年粮食年度收获后，也就是2009年秋粮收获后的粮食，到了2010年9月之前不够吃了，所以需要大量的进口和粮食库存消耗。 所以，在2010年，中国进口的6000万吨粮食，再加上消耗国内库存，因此基本上就意味着1亿吨左右的缺口。 那么，根据这样的模式分析，2011年9月之前，还需要消耗大量的2009/2010年生产的粮食，以及大量的粮食进口，还有大量的库存粮食消耗。 由于2009/2010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以及西南大旱、华北初期的低温和后期的干热，因此与2008/2009年粮食形成较为明显的减产。 因此，2011年与2010年相比，国内粮食供应自然会减产数千万吨。 如果按照2011年的粮食进口仍然为6000万吨计算，那么还有4000万-9000万吨左右的粮食缺口。既然人们的消费没有明显的减少，这部分粮食缺口就需要通过消耗以往国内库存来解决。 大致来说，4000-9000万吨，就意味着缺1-2个月的粮食。这时候，就是真正考验粮食库存的时候了。 如果粮食库存仍然较为充裕，还能有5000万吨的往年储备库存可以继续消耗，那么中国在2011年就只有1个月以内的粮食缺口。 如果不考虑到价格等其它因素，如果粮食库存量大，而且只有1个月的粮食缺口，而且2011年夏粮能够丰收的话， 那么熬过2011年9月的问题不是很大。 一旦熬过2011年9月，那么就可以熬到2012年的春节之后。 但是，如果国家粮食储备经过2010年的过度库存消耗，库里实际上已经没有粮食了。 那么在2011年9月之前，中国粮食还有大约2个月的缺口。 这样的缺口将难以弥补，因此发生粮荒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问题在于，中国粮食库存可能已经耗光，因此粮荒在2011年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假如，在2010年初的时候，中国有1亿吨的往年库存，那么中国粮食够2010和2011年两年的消耗。 在2010年，中国消耗掉超过5000万吨库存后，再在2011年消耗5000万吨库存，那样`发生粮荒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当然，即使中国有1亿吨的粮食库存，到2012年所有库存也将消耗殆尽，无库存粮食可消耗。 考虑到中国在2010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买空了世界的粮食储备，并导致世界粮价暴涨。而且，2011年世界粮食还在继续减产，世界能够卖给中国的粮食有限，因此中国很难再在2012年进口6000万吨粮食。 所以，即使2010/2011年的中国粮食生产和2009/2010年持平，中国粮食短缺将达到3个月以上。 在中国粮食已经没有任何“潜力”可挖的背景下，中国的粮荒也会在2012年第二季度爆发。 当然，如果在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上半年，粮食进口明显减少，那么2012年中国粮食短缺将更多，可能达到4个月以上，也就意味着2012年二季度早些时候爆发粮荒。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的粮荒能够推迟到2012年，那么也是在2012年二季度就要爆发粮荒和饥荒。问题在于，中国有1亿吨的粮食储备吗？ 如果有1亿吨的粮食储备，那么中国可以拖到2012年。 如果只有5000万吨的储备，那么中国的粮食可能连2011年都过不去。 而中国耕地面积小，而人口众多，按照官方言论是“中国政府用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过去的历史上，中国粮食只可能维持“紧平衡”状态，每年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基本上处于持平状态。 即使刚刚够吃，也没有太多的余粮。 尤其是进入2000年之后，吃肉的人越来越多，粮食消耗越来越大，大量储存粮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而1亿吨库存粮食则意味着中国20%以上的粮食生产，这需要最少4年以上的积累（每年结余5%）。 但是，这样的结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中国的粮食每年能够结余5%，那么世界粮食每年可能结余0%以上，世界的粮食紧缺就不可能出现。 而且，如果中国粮食库存充裕，中国不可能一年进口6000万吨的粮食，总量超过15%的粮食进口。 而且，考虑到大豆的高含油和高蛋白，中国进口5500万吨大豆的热量总值比进口数量比例更高。 可以说，如果中国有1亿吨的粮食储备，那么必然粮储的压库沉重，到处都是便宜的粮食。 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反而是大量储备库早已经成为空库。 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在自己粮库充裕的情况下，还大量进口粮食。 而向来短视的中国，则更不可能“未雨绸缪”，只可能“临时抱佛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粮食储备也可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而2011年发生粮荒的概率也变得很大。
在粮食储备的缺口巨大的情况下，防止粮荒就需要更多的粮食生产。 如果中国的粮食储备已经基本上耗光，难以维持到9月中下旬、维持不到8月底、甚至维持不到7月底，那么就需要大量的新粮来填补这1-2个月的粮食缺口。 也就是说，2010\2011年的夏粮如果能够丰收，从6月底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到市场上，这些粮食能够填补储备的缺口。 那么，中国还有比较大的可能性，防止2011年发生粮荒或者饥荒。问题在于，前面已经分析过，在2010/2011的农业年度，在多重因素的“围剿”之下，中国主粮种植大约减少20-30%。即使不考虑天气因素、不考虑土地肥力持续下降的因素，中国减少粮食种植的结果也是20-30%的粮食减产。 同时，考虑到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对主粮消费的替代作用，能够一定程度减弱粮食减产的影响。 但即使是这样，考虑到粮食所含的高热量-也就是其不可替代性，那么中国粮食产量估计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减少15%以上。 那么，减产15%是什么概念，对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按照前面的计算数据，如果2009/2010年中国粮食产量为4.4亿吨，那么2010/2011年的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减少20-30%，9000万吨-1.2亿吨，减到3.2-3.5亿吨。 如果考虑到经济作物种植增加，生产从热量角度减产15%，那么就是减少数量为6000多万吨，也就从按照热量的角度，总量将减少到3.8亿吨。 这个数字看上去似乎有点恐怖，但是如果了解农村状况的人们，去具体看看这两年农村加速衰败的状况，就觉得这个数字并不夸张。除了东北这样的肥沃土地、工业和房地产开发规模较小之外，其它地方粮田减少的数字、加上“双改单”甚至抛荒的数字，再加上耕作成本增加等因素造成的粮食减产，15%这个数字可以说比较保守的计算了。在2005年，中国的粮食生产总量为不到5亿吨。 那么，经过这些年的大量毁田、弃耕抛荒、“双改单”，中国粮食减产30%毫不夸张。 那么，5亿吨的30%大约为1.5亿吨，所以估计中国2010/2011年度，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3.8亿吨的收获量不会低得离谱。 同时，考虑到中国粮食消费，超过5亿吨的水平，那么粮食供求缺口也在30%左右。 考虑一个区间值，中国的粮食缺口大致在1亿吨-1.5亿吨的区间。 而且，在大量耕地“双改单”之后，大量的稻米收割时间从7月上旬和中旬，延后到8月中下旬，让9月前的夏粮供应更少。 同时，中国人并不在乎粮食问题，仍然在胡吃海塞，不顾自己以后连粮食都没得吃。而且，即使很多人死到临头，也不会反思自己的贪婪。而且，人们家里都维持最低限度的粮食储存，经常连一个月的粮食都不够。 所以，即使夏粮收获后，少量的夏粮供应，也难以补充巨大的粮食缺口。 所以，夏粮的收获可能会少许减缓粮荒发生的时间，但是很难避免粮食的巨大缺口。
需要关注的时候，新粮的供应更少，更难以弥补粮食缺口。 其实，除非到了没饭吃的时候，粮食问题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因为，人们并不关心粮食减产多少，也不关心社会的粮食缺口有多少。 总的来说，人们在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城市人和农村人。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大致对半开，农村人口理论上有7、8亿人，城市人口有5、6亿人。 但实际上，加上农村到城镇打工的2亿多人，中国城镇的非农就业人口（不是户口意义上的非农，而是工作和生活意义上的非农）应该达到8亿以上。 从心理上，城市人基本上和农村人基本上隔绝，让粮食问题更加不受人们的关心。 在城市，大家只要看新闻中播报粮食继续丰收，就觉得不用担心吃饭问题。 然后，城市人们继续关心房子、工资、孩子上学等等城市人觉得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人们总觉得，国家不会让自己没饭吃的。 很多人认为，就是粮价涨两三倍，自己也吃得起。 顶多花的钱多一些，生活费稍微高一点。 同时，农村人也不关心粮食减产的问题。 因为，农村人大都把自己家的粮食种了，粮价低了就少种，够自己的口粮，然后有一些剩余卖掉换点钱就行了。 有的稍微多种一些，赚点钱归还赊销的农业生产资料的钱。 同时，从农村到城镇打工的人们，也同样在消耗着大量的城市粮食，然后家里有老幼妇孺。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别说粮食减产15%，就是减产50%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即使农村粮食减产50%，农民也要首先保证自己的吃粮，剩下的再卖出去，所以农民的粮食还是够吃的。 当然，如果农民不考虑减产的问题，那么减产的结果就必然由城市来承担。 比如，华北和黄淮地区的冬小麦，种植面积广、产量大、品质较好，而且占到夏粮相当的份额。 按理说，在5月底、6月份收割后，华北黄淮的新小麦如果上市，能够弥补相当份额的市场缺口。 但是，需要关注的是，华北黄淮的冬小麦主要被作为农民家里自己的口粮，而秋粮的玉米等作物，才主要是农民们种植用来赚钱的部分。 这就意味着，当农民们减少20-30%耕种的时候，冬小麦在补充农民的口粮之后，剩下可以销售的余粮剩下的就不算很多了。 从再按照农村和城市人口数量大致类似的比例来说， 如果总的夏粮减产25%的话，就意味着城市的夏粮供应减少可能达到50%之多，也就是供应到城市的粮食不超过夏粮的四分之一。 所以，当粮食库存缺口无法弥补的时候，期望夏粮能够弥补粮食缺口，将是极为危险的。 根据一些数据，夏粮大致占到整个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中国农业数据长期的不准确，没人真正知道夏粮具体占到粮食总产量的多大份额），按照2010/2011年粮食总产量3.2-3.5亿吨的总量，夏粮产量大致为0.8-0.9亿吨，那么供应到城市的粮食也只有2000万吨左右。 当然，由于农民存口粮的意识和比例问题，这个数字估计不准确。 但是，这个推断的数字，可以给人们一个大致的概念，就是中国的粮食缺口很难弥补。
在这样的粮食缺口背景下，粮荒可以随时发生。 抢盐这个事情，给人们展现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图景。第一天整个社会在还风平浪静，第二天上午之后就到处买不到盐了。 同样道理，当时间已经进入2011年6月，看似最不可能发生粮荒。 人们总觉得，市场上的食品非常丰富，虽然涨价很多，但是并不是完全吃不起。 中国这么大，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所以，即使中国存在粮食问题，人们也认为将来才会发生。 那么，将来 是什么时候，人们总设定到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 更重要的是，谁会相信自己今天还吃着排骨，过一些天就会开始没饭吃呢？但是，人们不相信，不等于事情不会发生。 而且，一些大事的发生，往往是人们不相信发生的时候，才会在突然之间发生。 如果人们都相信肯定会发生，人们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大事发生的几率就小得多。 有的事情即使发生了，因为人们充分准备好，发生的级别和后果也轻得多。 其实，对于看似不可能发生的粮荒，在抢盐的过程中已经做过预演。那么，粮食也是一样，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 本来，抢盐是对粮荒的一种预警，对人们的一直极为严肃的提醒。 告诉人们，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不过，中国人缺乏类比能力和逻辑思维，不会根据抢盐推断其它可能发生的事情。很多中国人虽然亲眼看到了抢盐，不少人还买了10块钱1袋的盐。 但是， 如果跟人们说有一天买不到粮食吃，无数人还是觉得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人们会说，中国政府有强大的控制里，不会让人们吃不上饭。 人们还会说，如果出现抢粮的情况，政府会进行“配给制”，让人们吃上饭。 当然，在事情发生之前，人们说什么都可以。 而“真金不怕火炼”，真正到了关系到个人存亡的关头，人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只有相信真的、依靠真的，人们才会保全自己的生命。 比如说，当人们把政府当做全能的上帝的时候，就需要认真问问自己：政府真的是上帝吗？ 政府能够在没有粮食的时候，变出来大量的粮食？ 而且，政府即使实行配给制，人们就能够保证自己属于“配给制”里的一员，吃上分配给自己的粮食？ 不会出现“远水不解近渴”的问题吗？ 当然，在不碰到问题的时候，人们怎么说都可以，无所谓对错。 但是，真正碰到问题之后，这些“真与假”的问题才变得至关重要。 就像汶川地震的时候，中小学校基本上都倒塌了。 这时候，再说房屋质量问题已经晚了，因为罹难的中小学生们已经失去了生命。 同样道理，当人们说粮食没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看看到底是谁在保护着自己的粮食安全。 比如，一个人说：“让大耗子看我的粮仓，我是放心的，因为它已经帮我看了好几年粮仓了。” 当一个人这么说的时候，无数人会耻笑他的愚蠢。 但是，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却变得理直气壮。 所以，在粮食存在巨大缺口的背景下，人们必须想清楚，自己“明天的早饭在哪里”。 如果粮荒全面爆发的时候，人们是否能够吃上饭，才决定人们的生死。 更重要的是，粮荒是否有可能在2011年6月份就拉开序幕 。
可以说，粮荒就像人们看不到的陷阱。 大多数中国人只看到眼前最短浅的东西，然后对实际的问题视而不见。 比如说，当社会一窝蜂抢盐的时候，人们只是看着其他人都在抢盐，然后自己也拼命去抢。 这时候，人们不会思考，盐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矿物质，最难以短缺的食品之一。 然后，人们动辄扛几十斤、上百斤盐回家，没买到的人们还围堵在盐业公司。 即使告诉人们抢盐没用，盐有的是，人们也不听。 但是 ，等抢盐风潮过去后，无数人又把盐拿回超市，要求退货。 这就是，人们相信眼前看到东西，而根本没有脑子分析思考看不到的原理，或者干脆就不相信原理。 哪怕这个原理再简单、再显而易见，人们都不相信 同样道理，虽然中国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而且已经大到无法弥补的程度。 只要稍微进行了解分析，人们就能够轻易得到粮荒的结论。 但是，在粮荒爆发之前，人们就是不相信粮荒会爆发。 只有粮荒爆发了，人们买不上粮食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要疯狂买粮。 这就是中国人的普遍特点，中国一次次轮回的关键心态。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在粮荒初期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个陷阱。 这时候，人们还会持续“向前”，丝毫不理会这些陷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面对的粮荒，将像是巨大的断裂带。 打个比方，有的人在开汽车跑在路上，结果遇到一个没了井盖的水井。 突然之间，汽车的一个车轮掉到里水井，这时候这辆车很可能要翻车，对车上的人造成一定的伤亡。 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没盖的水井”到处都是存在的，随时就会对行车造成威胁，可能直接导致翻车而造成人们的损伤。 就像大家同时购买食盐，当时如果没有及时采取一些措施，那么抢盐有可能很快就会发展成大规模购买粮食。 一旦大规模购买粮食开始，那么中国的粮食问题就要暴露出来。 这时候，粮价就会大幅上涨，经济陷入停滞，很多人就要忍饥挨饿。 打个比方，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做，社会的“车”因为掉到“陷阱”中翻了，然后无数人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严重损失。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必须得“伤口一直流血”，才能记得住疼痛。 也就是说，只有让人们因为粮荒而生活困难，甚至忍饥挨饿，人们才会知道粮食的重要性。 只有挨了饿，人们也才会开始重视粮食安全，开始重视农业状况。 不过，“幸运”的是，社会的“汽车”一直没有碰到过粮荒的“水井”，人们没有挨过饿，所以人们不会认为粮食有问题。 即使是进口粮食已经达到6000万吨，达到粮食总产量的15%左右，人们还觉得粮食不是问题；即使人们天天吃着地沟油、瘦肉精、三聚氰胺、剧毒农药、孔雀绿等等有毒化学产品，人们还觉得粮食不是问题。 这都只是因为，人们没有挨过饿，所以认为粮食不是问题，不需要为粮食担心。
随着人们对粮食的忽视，虽然人们绕过了“水井”，但是迎面而来的是巨大的“断裂带”。 比如说，一个大桥已经断裂，中间已经完全垮塌掉了。 这时候，汽车要经过断裂带，必然要从断裂带掉到大河里去，然后车上的大多数人就要丧命。 所以，准备从这儿通过的汽车，就需要提前看到大桥的断裂带。 然后，汽车停下来掉头，或者停车等断裂带修好了再开过去。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用一些人，在断裂带附近监控，让过往车辆停下来，防止掉到水里去。 不过，这时候问题出现了，这些在“断裂带”附近维持秩序的人们，不仅不警示过路的车辆，还鼓励人们更快地“前进”。 而且，这些维护秩序的人们甚至将“断裂带”弄上伪装，让开车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前面有让自己走向死亡的断裂带。 所以，当人们在桥上的时候，不仅不停止并且倒车，反而是以100公里的速度驾驶汽车，开向被故意遮住的断裂带。 而当驾驶员到了跟前，才会突然发现前面是个“断裂带”。 从躲避的角度来说，无盖的水井可以躲过去，但是断裂带躲不过去。 尤其是被伪装好的断裂带，人们经常在掉向大河里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掉进了断裂带。这时候，开车和坐车的人们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再好的汽车都刹不住，而且人们往往都没有时间进行反应，都来不及进行急刹车，车已经从断裂处开始掉入水中。 同样道理，如果实实在在地分析中国粮食形势，就会发现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不是部分短缺、或者说局部短缺的问题，而是全面的巨大缺口。按道理，这样的全面巨大的缺口，早在20、30年前就应该警醒，并且持续进行资源的投入，部分解决粮食的巨大缺口。 但实际上，中国不仅不解决这个缺口，反而通过各种方式，让这个缺口更加恶化，而且还有人刻意掩盖这个缺口。 那么，不论怎么忽略、甚至掩盖，粮食问题都是无法避过的，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 随着耕地、水资源的严重破坏，中国人正在面临快速扩大的、无法弥合的巨大粮食缺口。 可以说，粮食缺口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避过的“断裂带”，而不仅仅是“无盖水井”。而且，国家在制造越来越严重的粮食缺口的同时，还通过“调控”手段，拼命掩盖粮荒的事实。 这样的方法虽然短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到了一定时间必然爆发。 而且，时间拖得越久，缺口也就越大，“断裂带”也就越无法跳过。当时间到了的时候、巨大的缺口必然显现出来的时候。 当粮食缺口掩盖不住的时候，粮荒会以势不可挡的方式发生。而且，当粮荒以巨大“断裂带”的方式发生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很多人没有饭吃，然后去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本来，如果在粮食刚开始减少的时候，社会就已经开始警惕可能的粮荒发生。 那么，粮食的问题主要就是价格问题，通过价格大幅上涨而减少消费、增加供给，这样就会减少粮荒成为饥荒的概率。 但是，如果粮荒被人为掩盖，只有在社会没有粮食的时候，社会才突然发现粮食缺口。当中国的粮食危机已经掩盖了很久之后，突然一切都掩盖不住了的时候，因为粮食缺口爆发而导致饥荒。 这时候，人们再想节约粮食已经太晚了。 也就是说，粮食缺口随时爆发，而6月份可能就是这样的开始。 届时，整个社会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掉进巨大粮食缺口的“断裂带”，也就是必须开始承受饥荒。
粮荒爆发是连锁反应的结果，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 其实，粮荒的征兆早已经表现出来，只不过中国人习惯性地只顾自己的眼前，因此忽视了这种征兆。 虽然粮食看上去价格非常“稳定”，但是“副食”的价格并不稳定。 任何一种农产品的价格都以质量为基础，没有质量就没有价格。 比如说，进口奶粉可以卖到100多元一罐，而三鹿奶粉白给都没人给孩子喝。 不过，中国通过持续给食品中加毒素，来保持食品价格的“稳定”，包括激素加孔雀绿的鱼，激素、抗生素、瘦肉精“三合一”的猪肉，三聚氰胺的牛奶和鸡蛋，剧毒农药的韭菜、膨大剂的西瓜和猕猴桃。这些涉及到鱼、肉、蛋、奶、蔬菜和水果的有毒添加剂，目的都是大规模、“低成本”地实现食品“产量增长”，应对越来越大的社会食品缺口。 而即使这样，2010年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也开始大幅上涨，说明食品缺口已经控制不住。 而如果让农民养殖无公害的家猪，可能仅仅成本都要比市场上的猪肉售价都要高出两倍。 如果考虑到宰杀和渠道，进入零售终端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价格都很难说。 而超市中销售的号称“绿色猪肉”，500g的价格经常可以达到50-70元，而且没人知道这些猪肉是不是真的“绿色”。如果全国人民都像30年前那样，吃着基本上无公害的猪肉，那么猪肉价格涨到100-200元/500g都不奇怪。 而且，无公害猪肉含有大量肥膘，如果想主要吃瘦肉，价格可能还要再翻倍。 同理，如果人民吃的粮食和蔬菜都像30年前，主要依靠有机肥，那么价格涨到50元/500g以上也不奇怪。 所以，中国的粮食缺口并不是不存在，而是缺口被掩盖。 通过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瘦肉精等手段，中国实现了主粮产量的明显提高，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副食”产量的提速。 所以，中国粮食问题的实质，并不是这些年粮食生产率真正得到提升，而是通过大量使用有毒、有害的化学产品，使人民吃上看上去很漂亮的农产品。 或者说，中国粮食的缺口，主要被有毒食品的“低价”而掩盖了。 另外，由于“副食”占据中国人食品结构的主要部分，尤其城市处于这样的状况。 所以，中国人目前主要的粮食问题，是“副食”的问题。 因为人们对“副食”的依赖，所以“副食”就会成为粮荒的关键。 “副食”通过价格的快速上涨，成为暴露粮食缺口的“导火索”。 当人们吃不起“副食”的时候，就会引发粮荒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还能够继续“食肉糜”，那么就能够生活下去。 当副食价格大幅上涨，中国人再也没有能力“食肉糜”的时候，就会加大主粮的购买。 问题在于，当城市中人们共同开始买粮的时候，往往就会就会发现主粮也没有了，人们连大米白面可能都吃不上。 当人们开始集中买主粮的时候，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买空城市储备的所有主粮，让城市直接开始进入饥荒模式。 这个速度即使不像人们集中买盐那样迅速，也会通过一段较短的时间加速期，然后突然进入类似于抢盐的模式。
“副食”作为粮荒的导火索，关键的起点在于价格。 国家把主粮价格压得很低、控制得很严，所以主粮价格上涨的几率不大。 而且，一旦主粮价格明显上涨，引发人们集中购买主粮，那么社会直接进入粮荒模式了。 所以，国家必然要严控主粮，直到最后控制不住。 与此同时，因为“副食”品种多样，而且“副食”的市场化特点非常明显，所以“副食”价格可以随时上涨。 而且，国家也无法控制“副食”价格。 比如说，国家非常想控制猪肉价格，因为猪肉价格是“副食”价格的标杆，但实际上控制不了。因为，一旦国家对猪肉进行限价，那么市场上的猪肉就会在短时间之内消失，既没有人养猪，也没有人杀猪、运猪肉和卖猪肉了。 而猪肉从市场消失，就意味着民众开始大量去买主粮，粮荒顷刻之间到来。 不过，当猪肉价格大幅上涨、鸡蛋价格大幅上涨、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也说明“副食”供应在大量缩减。 “副食”价格大幅上涨说明，中国的粮荒模式已经开始启动。 当“副食”价格涨到人们吃不起的时候，就是粮荒开始露头的时候。 在粮荒到来之前，需要明确粮荒的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对人们理解粮荒具有指导意义： 1、必然性：粮荒是“必发事件”。 比如说，盐是储量极为丰富、生产运输极为简单快捷、人们消费量极少的一种商品。但是，中国发生了抢盐事件，一个早晨各地商店的盐都被买光。 那么，从事件发生的角度来说，抢盐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又可以叫做“偶发事件”。这个就像马路上无盖的水井，人们开车本来避开这些无盖水井，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是，这样的“偶然事件”竟然发生了，并且差点造成社会“翻车”。 与盐相比，粮食是生产极为复杂缓慢、人们消费量极大的必需商品。同时，中国的粮食储备极为匮乏、进口规模巨大。 如果中国可能发生抢盐事件的话，那么中国必然会发生抢粮事件。 从事件发生的角度来说，抢粮将是必然发生的事件，又可以叫做“必发事件”。2、强度：如果全社会在粮荒发生之前，就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做好一切准备。 比如说，当人们看到粮食不够的时候，大量实施粮食“消费降级”，而且增加粮食生产，那么粮荒的程度较轻，往往仅以“消费降级”的方式度过粮荒。 即使粮荒发生、或者粮荒深化，人们也可以通过进一步“节衣缩食”应对。但是，如果人们最初不做好准备，当粮荒发生的时候，就会以势不可挡的方式发生，整个社会将会被粮荒所冲垮。 打个比方，让一个比较强壮的人扛着静态的50斤一袋的大米，估计会比较轻松。 但是，如果这个大米是从几层楼高的地方落下来，让这个人去接住这袋大米。 那么，因为自由落体的加速度，这个人将很难接住这袋大米，而很可能被这袋大米砸垮。 同样道理，当粮荒不是由人们主动节衣缩食而实现，而是因为“副食”价格大幅上涨，人们吃不起“副食”而被迫转向主粮消费，这就表明中国正在以 “加速度”的方式发生粮荒。
“加速度”的结果，就是粮荒可能突然到来。当“必发事件”和“强度”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粮荒爆发时间和爆发结果的大致判断。 粮荒爆发的时间和结果有两种可能：1、偶然时间： 必然事件可能在偶然时间发生。 首先，当粮食缺口出现的时候，必然会发生粮荒，这是必然性问题。 但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也不一样。 打个比方，一个人天天大量喝酒吃肉，结果导致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脏有问题等等。 这时候，他突然得了轻度中风，可以看做是“偶然时间”发生的必然结果，然后他被迫不再喝酒、很少吃肉。 而如果他没有得轻度中风，天天还在胡吃海塞，某天可能就会因为疾病爆发而死亡，连救都就不过来。 这个到了无药可救的时候，再爆发疾病，就是“必然时间”发生的必然结果。 而在粮食缺口很大的时候，社会还有不少粮食储备，可以支持社会运转，似乎事情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人们突然发现粮食总量不够了，再加上某些其它原因，人们就要开始抢购行动。 一旦抢购遍及整个社会，既有的粮食储备突然之间被买光，这个就可以看做是偶然时间发生的必然事件。从必然性来说，这种因为粮食不够而导致的集中购买的行为，会发生在中国，但是很难发生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因为在这些国家，首先是粮食产量明显超过需求量，其次这些国家的粮食储备充裕，再次这些国家粮食储备系统完善，在各地进行均衡布局。 所以，在这些社会中，不存在抢粮的必然性。而如果中国出现粮食集中购买，看上去是偶然发生的行为，但是必然性的结果。 2、必然时间：就是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人们集中购买粮食是不得不发生的行为。 比如说，整个社会的粮食储备已经基本上耗光，人们家里也基本上没有了粮食，而且还没有其它食品可以充饥。 这时候，人们才开始反应过来，需要大量买粮，防止自己面临饥饿。 但是，绝大多数人即使想买粮，因为社会上基本上空空如也，所以人们想买也买不到了。也就是说，当必然时间出现，人们才开始拼命买粮的话，那么大多数人都要吃不上饭。 就像上述那个“必然时间”爆发疾病的人，当粮荒在必然时间爆发的时候，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全面瓦解。 所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粮荒发生的时间越早，吃不上饭人的比例就越小。 而偶然时间和必然之间的差异，关键在于人们的意识。 当人们危机意识强的时候，粮荒往往在偶然时间发生；当人们生存危机意识淡薄的时候，危机在必然时间发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就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虽然属于粮食输出国，但是在社会教育系统中，仍然在持续进行全民的粮食危机意识教育。 而且，通过各种市场措施保障粮食安全，能够应对长期大幅减产的灾害天气。 而通过危机意识和市场措施，随时调节人们的粮食消费，保障社会不发生粮食危机。 而中国则通过各种措施，包括降低农民种粮欲望、刺激社会的过度消费、鼓励有毒有害食品扩张、将粮食进口扩张到极限状态、年年宣布粮食丰收，尽量延后粮荒的爆发。 这种将粮荒尽可能拖到“必然时间”爆发的结果，就是当粮荒爆发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演变成为大饥荒，然后整个社会解体。
在未来的中国历史回顾上，可能会出现“猪吃人”的词汇。 在一段时间的英国，英王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支持封建地主通过大规模“圈地运动”，将大量的佃农从土地上赶走，然后把种粮的耕地改成放羊的草地。 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封建地主能够赚到钱，另一方面能够支持纺织工业的发展，英王和纺织企业能够赚到钱。这样的结果是，无数的佃农被迫离开土地，被迫进入脏乱差的城市，这个历史后来被称为“羊吃人”。 当然，羊并没有真正吃人，只是逼迫无数的租地小农到城市，被迫适应当时拥挤和脏乱差的城市生活。而在中国，“猪吃人”则真正要成为现实。 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无数中国人喜欢吃猪肉（以及其它“副食”），两天不吃猪肉就觉得难受。 而猪肉是高级别的食品，即使加了大量激素、抗生素，3-4斤饲料粮才能生产一斤猪肉。 更重要的是，当人们天天都在吃猪肉的时候，往往不会想到，自己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所以，人们就会把所有注意力放在猪肉上，而不是放在粮食上。 这也就是“食肉糜”的心理，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猪肉呢？ 当然，人们越是吃猪肉，往往也会越忽视一个关键的问题：猪到底吃多少粮食。 当人们吃粮的时候，如果市场上的粮食短缺，粮食越来越贵的时候，人们会注意得到粮价上涨，然后开始因为关注而抱怨。 或者，人们发现粮食少了的时候，就会提前准备粮食。但是，当猪吃粮食的时候，猪不会抱怨粮食越来越少、不会抱怨“三合一”越来越多，更不会抱怨粮食越来越贵。 所以，猪的粮食日渐短缺，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意识不到。 不知不觉中，猪吃的粮食（豆粕+玉米）比人吃的粮食（小麦+稻米）都贵。 在这样的情况下，饲料厂不敢再大量收购玉米了，防止玉米价格继续大幅上涨。 既然食用小麦更便宜，饲料厂就可以把食用小麦转变成饲料小麦，去喂猪牛羊和家禽等。 在不知不觉中，人们本该用于直接食物的主粮，越来越被猪肉鸡蛋等饲料用粮侵蚀。 在粮食不缺乏的时候，猪和人抢饭碗不成为问题；但是，在粮食本身就匮乏的状态下，这就是生命攸关的关键问题。 而且，人们越是考虑着吃猪肉，对主粮匮乏的警惕性就越淡薄。 人们也就越愿意为了吃猪肉，而过度消耗粮食，也不会关心口粮到底还剩下多少。 还有，虽然猪饲料开始侵占人们的粮食，但是猪肉本身也在变得更加匮乏。 但是，猪肉匮乏和猪肉价格上涨之间，往往还有半年以上的滞后期。 而这个滞后期的过程，就是猪继续大量吃人们的主粮的过程，也是中国接近“必然时间”的过程。 因此，一旦中国人开始面对粮荒的时候，是非常接近“必然时间”发生的粮荒。 也就是说，一旦粮荒开始“浮出水面”的时候，人们可能将因为买不到粮而陷入饥荒，“猪吃人”的局面就形成了。
猪肉价格上涨可能成为粮荒最终爆发的“导火索”。 从猪肉价格来说，4月份开始明显启动，5月份则开始加速上涨，猪肉变化的速度非常快。 当然，这两个月的猪肉价格变化可以看做是“前奏”，6月份才是肉价实现大幅上涨的重点月份。 从猪肉的根源上，猪肉加工和贸易渠道越来越难以买到出栏生猪，再加上一些养猪户的反映，都说明存栏生猪数量还在持续减少。 因为，生猪出栏基本上和存栏成比例，只要生猪存栏多，生猪出栏量也多。 但是，在5月份猪肉价格价格大幅上涨之后，猪肉需求明显减少，按道理应该缩小供需缺口。 但是，没想到供给的减少缩小的比需求的更快。 而且，根据猪肉供求的延续性，在未来两、三个月内，生猪供应还要继续减少。在6月份，猪肉供应将持续减少，也就意味着价格持续上涨，而且是价格加速上涨。 这就像火箭升空，最初启动的力度最大，但是升空的幅度不大；在加速期，随着加速度的作用力，上升速度越来越快；到了高速期，比较小的力量，就可以把速度提到很高。 所以，从6月份开始，猪肉很可能从加速期开始向高速期过渡。猪肉价格越高，低收入人群越吃不起，所以中低收入人群对于猪肉供需和价格的影响就变得很小。 同时，高收入人群不太在乎价格，所以猪肉价格上涨的压力就越小，价格上涨也可以越快。 同时，因为蛋鸡歇伏时间提前，很多蛋鸡光吃饲料不产蛋，鸡蛋价格也面临着同样的价格上涨局面。 猪肉和鸡蛋的价格上涨，会带动其它禽类和牛羊肉的价格上涨。 猪肉价格上涨速度越快，其它“副食”的跟涨速度也越快。 而肉类和鸡蛋价格涨起来之后，人们就要转而消费更多的蔬菜水果。 但是，蔬菜水果也面临着关键问题，就是价格和人们的消费欲望。 比如说，无数人往年在夏天吃西瓜，摄入大量的维生素和糖分，减少了粮食的摄入。 但是，当2011年西瓜因为膨大剂爆炸的新闻曝光后，西瓜在不少地区滞销。 而猕猴桃也同样爆出膨大剂问题，让人们更加恐慌。 另外，2011年，水果因为干旱原因和中间环节的高昂费用，大多数变得相当昂贵。 同时，蔬菜价格也开始明显上涨，一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蔬菜价格过低，导致人们种植蔬菜的数量减少；二是由于华北持续干旱和长江中下游的重旱，导致蔬菜种植成本明显提高，也压抑了菜农的种植热情。 第三，蔬菜供应环节持续增加的高昂费用，导致蔬菜在最应该便宜的时候，反而变得更加昂贵。 同样，也就是说，随着6月份的“副食”价格进一步大幅攀升，绝大多数民众将面临越来越吃不起“副食”的境况。最重要的还是猪肉，一般来说，在生猪收购、运输、宰杀、运输、上市整个过程中，从生猪出栏到猪肉上市有一周到一个月的相对滞后期。 当猪肉渠道越来越难以买到生猪的情况下，猪肉供应将在其后的一周到一个月开始进行显著减少。 猪肉价格也具有一定的迟滞性，当猪肉供应明显减少之后，猪肉价格上涨速度加快。 也就是说，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到6月中下旬可能形成临界点，这时候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可能开始吃不起猪肉。 而猪肉从存栏数减少、到库存减少和出栏数减少、再到市场上的生猪供应减少、再到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滞后周期。 在这个滞后周期中，“必发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在显著退出，本来在偶然时间可能发生粮荒，越来越接近在必然时间发生。 而时间拖得越久，粮荒直接转变成饥荒的概率越大，饥荒转变成大饥荒的概率也越大。
当人们吃不起肉的时候，才会被迫转向以粮食消费为主的饮食结构。 人们由差的生活向好的生活转变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就像本来一周一顿大米白面，后来变成一天一顿大米白面，然后变成每顿都是大米白面，这时候人们的心情是愉快的。 然后，本来一个月能吃上两次猪肉，到后天天天能吃上猪肉，这时候人们的心情也是愉快的。 但是，当人们的生活水平从高向低下降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感觉到压抑、焦虑、痛苦、甚至绝望。 从1990年代之后，社会民众的心理开始越来越浮躁，一切向钱看，这实际上都是生活从好向差转变的重要反映。 工人下岗大潮、农民生活水平重新下降、大批最优秀大学生的出国大潮，都是整个社会从好向差快速变化的初期征兆。 这个时候，人们为了维持自己比较好的生活，倾向于采取越来越短视的行为，主要方式就是借债。 借债从个人的角度，就是大量贷款、并且通过严重透支自己的身体和知识，来支付自己的贷款。 从社会角度，就是大量发债（显性借债）和发钞（隐性借债），并且通过严重透支各种社会福利、掠夺存款人的福利，来偿还发债的利息和本金。 从人类角度，就是毁灭性地消耗社会劳动者资源，毁灭自然资源。 当然，人们自己也清楚，这样的短视行为无法持续，所以在心理上变得更加痛苦。 从2000年之后，人们的心态表现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对未来表现得越来越恐惧。 2005年之后，“焦虑”、“浮躁”等词汇成为描述人们心理状态的常用词汇。 但实际上，这些词汇描述的是人们前几年的心态，而人们当时的心态已经开始走向“癫狂”，也就是接近心理上的疯狂。 从2009年开始，社会进入全面疯狂，绝望的“末日心态”影响着绝大多数的人们。 在这个时候，人们一方面希望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能像有钱人那样过着奢侈、甚至糜烂的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却发现自己连饭都开始吃不起，生活开始陷入极度的贫困。 激素、抗生素、瘦肉精“三合一”的猪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占据市场绝大部分的供应。 而瘦肉精很容易辨认，只需要看看自己买的猪肉，肥膘很少而瘦肉很多，就可以断定是加了瘦肉精的猪肉。 但是，人们都在假装自己不知道自己吃着瘦肉精的猪肉。 因为，如果人们还想吃30年前质量的猪肉（现在被称为“绿色猪肉”），其价格就得50元一斤以上，人们根本吃不起。 所以，人们宁愿吃瘦肉精的猪肉来毒害自己，也不愿意放弃“食肉糜”的生活。 总的来说，“三合一”猪肉也是人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所进行的疯狂的举动。 打个比方，绝大多数人没有吸食毒品，也可以生活下去。 但是，当人们开始吸毒之后，离开毒品就变得无法生存。 同样道理，当人们没有经常吃猪肉，也可以生活下去。 但是，当人们吃惯了猪肉之后，就觉得不吃猪肉就无法生存。 所以，人们宁愿吃“三合一”的毒猪肉，也不愿意回到粗茶淡饭的生活状态。 问题在于，中国的粮荒在猪肉上表现出来，就是人们连毒猪肉都很快吃不起了。人们必须得重新回到过去，回到粗茶淡饭的“贫困”生活。 这对于无数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人们宁愿花更多的钱买猪肉，也不愿意天天只吃大米白面。 当然，随着人们生活更加贫困、以及猪肉价格在5、6月份的快速上涨，人们终于要面对没有能力吃猪肉的境况。 然后，人们在所有能力用尽的情况下，才会放弃吃猪肉，转回来吃大米白面。 所以，从人们的心态来说，中国的粮荒也会发生在接近“必然时间”范畴内。 也就是说，当时间拖到人们能够支持“食肉糜”的极限，然后突然之间人们连大米白面都吃不上。
主粮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环节。 人们总觉得，国家粮食储备非常充分，不可能出现没有粮食的情况。而且，人们还认为，还能吃上肉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吃不上饭的情况。市场中各种肉蛋奶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就这些都够人们吃一气，粮食就更不会缺了。 当然，猪肉、鸡蛋价格的连续快速上涨，表现出这些“副食”已经严重不足。 而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副食”严重不足的背后，是主粮也非常脆弱。 在2010年，中国猪肉价格很低，生猪存栏数量多，主要消耗玉米、豆粕等饲料粮。 而中国通过大量进口大豆，从玉米出口国变成进口国，相当程度地满足了养殖业对于饲料粮的需求。 所以，虽然当时人们吃的粮食已经开始出现短缺，但是问题并不突出。而一旦“副食”明显减少的时候，粮食的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比如说，在2010年6月份猪肉价格处于低位的时候，在人们的饮食中，吃肉的比例更大，同时吃大米白面的比例小。 所以，虽然中国也开始大量进口小麦和稻米，但是仍然能够供应得上需求。 当然，这个“供应”得上的意思是，到了2011年6月初，小麦和大米都还能够满足社会的供应。 这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到底库存中的粮食能够维持多久。 如果“副食”仍然继续丰富供应的话，中国真有可能度过6、7、8月份的“粮荒”期。 问题在于，到2011年6月中下旬，猪肉、鸡蛋的供应将更加紧张，其价格与2010年相比可能会实现翻番。 “副食”价格的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人们被迫显著减少副食的消费。 人们必须吃更多的大米白面等主食，来补充自身的热量。 比如说，在2010年的城市家庭中，每天人均吃3两米饭；那么，到2011年猪肉价格翻番之后，可能人均消耗就会增长到8两-1斤米饭白面。 也就是说，当“副食”明显减少的时候，主粮的消耗估计要增加1倍到2倍，甚至更多。 就像在1960、70年代，缺油少肉的时候，每人每天平均一斤粮食的定量，中国人大多数都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因为，对于一个重体力劳动者，如果没有大量的油糖肉蛋奶等“副食”，一天两斤粮食都经常不够。 所以，一旦人们减少“副食”消费，必然要大幅增加大米和白面的购买，为更多的消费做准备。 这个时候，尚未暴露的巨大粮食缺口，可能就会因为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大米白面而表现出来。 尤其是当人们突然感觉到自己吃不起肉的时候，这时候群体心理可能会出现脆弱崩溃，并且引发人们集中购买粮食的行为。 而人们一旦开始大量买粮，结果就会像买盐那样，可以在一夜之间买不到粮食。 而且，粮食收购和加工根本无法满足人们买粮的需求，社会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从粮荒演变成为饥荒。
粮食的缺口可以分为中微观层级和社会宏观层级。 中微观层级可以看着人们居住的小区和城市，社会宏观层级可以看做整个城镇范围。 比如说，，当一个人每天吃3两米饭的时候，一个三口之家一天大约消耗1斤大米白面，那么可能在家里只存10斤-15斤大米白面，够10天-15天的食量。 而一旦“副食”摄入明显减少，一家三口每天消耗就可能翻番，增加到2斤大米白面。 这时候，三口之家就需要开始购买更多的粮食，以保障新的消费状况。 那么，这个三口之家在买粮的时候，可能需要购买50-60斤大米白面，也就是放25-30天的粮食在家里。 如果在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按照城市1000万人口计算，就是300万个家庭。 这些家庭增加买粮的话，就要增加1.5-1.8亿斤的总需求，也就是大约8-9万吨。根据这个城市的粮食消费常量（按照2010年，每人每天3两的标准）， 也就是增加50-60天的粮食需求。 而中国很少的城市能够有如此多的粮食储备。 根据《大众日报》（2011年03月01日）的消息：“山东17市将建10天以上粮油储备 哄抬粮价将严惩”。 可见，有很多城市开始意识到粮食可能出问题，而这些城市连10天的储备都没有。 那么，一旦民众开始增加粮食购买，那么很快就会把城市的粮油储备买光。 所以，城市就需要紧急调入粮食，来满足明显增加的粮食需求。 更重要的是，当民众开始增加买粮的时候，买粮的数量是无法预估的。 人们买粮的数量都是随机行为，一家可能只增加30斤，也可能增加80斤（大米、白面各50斤）。 那么，这个弹性空间就会变成“供应陷阱”，让城市供应者难以抉择。 因为，一旦民众开始增加粮食购买，城市的粮油供应者必须尽可能多调入粮油，同时还必须静悄悄地进行。 如果每家在过去消费的数量上，只增加30斤的需求，那么城市只需要增加调入9000万斤粮食，也就是不到5万吨粮食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城市供应者必然不敢这么做，因为一旦人们买粮稍微多一些，就会造成粮食供应短缺。 其结果，就是人们发现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反而会开始疯狂购买，一家可能购买300斤粮食，那么城市就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调入50万吨粮食。 任何一个城市想在一周内调入50万吨粮食，可能除了北京、上海 这样的城市外，其它的城市都很难做到。 而一个城市如果缺粮的话，按照现在极为畅通的通讯方式，会直接通过有线和无线的方式，直接“传染”到其它城市，那就完全无解了。 所以，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当城市居民开始增加购粮的时候，相对稳妥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多调入粮食。 比如说，按照每家增加80斤的采购量，多增加城市的粮食供应。如果按照这个数量，那么城市就需要增加调入2.4亿斤大米白面等成品粮，也就是12万吨。 那么，加上每家正常的20斤的粮食需求，总共需要调入3亿斤粮食，合15万吨。如果一个城市能够在半个月内，保障这个数量级的粮食供应，那么这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可以说是很安全的。 人们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就不用担心粮荒的发生。 但是，半个月内调入15万吨粮食，对于任何一个城市的物流，都是巨大的压力。 按照正常30吨的货运卡车，需要5000趟运输，而且还不包括将粮食分销到各个超市。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供应，在短期内需要15万吨的粮食，那么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就会明显出问题。
当城市在考虑粮食安全的时候，必然会形成中观和宏观粮食供需的显著冲突。 中国城镇人口按照8亿计算，而且假设其中6亿人具有自己固定场所，也就相当于60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 如果每个城市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需要15万吨的粮食供应这些固定住家，那么60个城市就在短时间需要900万吨的大米白面等成品粮。 另外，小麦、稻谷等原粮加工成大米和白面的出粮率大致为70%，那么这些增加的需求进行大致折算，大约为小麦稻谷等1300万吨的原粮需求。 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大，只占中国每月粮食消耗的三分之一左右。 问题在于，这样的需求将是突然增加的需求，需要在短时间内处理解决的需求。 首先，它将给粮食加工供应系统的运转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粮食供应系统来说，问题并不在加工能力，而是在于粮食采购能力，以及粮食分销能力。打个比方，本来某家粮食加工企业一天加工100吨，但是突然来了新的需求。 一方面，这家粮食加工企业要把每天的常规加工量从100吨增加到200吨，另外还要在一周内再增加每天200吨的短时加工量。 这家粮食加工企业，就开始面对巨大的生产压力。 而生产压力并不是生产加工过程本身，而是原材料的采购、储存以及成品的运输。 首先，加工量增加到以前的4倍，只需要多开动机器，把一班变成三班倒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关键问题还出在原材料采购上，到底采购多少合适。 按道理，加工量是以前的4倍，那么粮食加工企业考虑到原材料供应问题，就最少要增加6倍的采购量。 也就是本来每周采购100吨 ，但是当周就要增加500吨的新增采购量，当周总采购量达到600吨。 其中，400吨作为产量增加后的生产消耗，200吨作为当周增加的库存，为保证后续产量的平衡。 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如果整个社会的粮食加工企业，都按照生产量的150%进行采购，那么社会需要增加1300万吨X150%=1950万吨，也就是将近2000万吨。 考虑到中国了粮食生产中，大部分的粮食都用于饲料和榨油等功能，因此人们吃的主粮生产比例较低。 这2000万吨的小麦和稻米需求，基本上占了一个月全国小麦和稻米的生产量，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 更重要的是，在6、7、8三个月中，中国的粮食链条更加脆弱。 在社会正常消耗的基础上，增加2000万吨的粮食消耗，意味着中国粮食链条随时可以断裂。 因为，如果粮食库存不够2000万吨，突然在社会上增加如此大量的粮食收购，会直接让粮价涨到天上。 即使粮食来源能够保证，在短期内完成如此大量的小麦和稻谷的收购、加工、储运、分销、销售等等各个环节，本身也是难上加难的巨大工程。将1000万吨左右的大米和白面分销到各个城镇，也是难以克服的问题。 运输粮食最低成本的手段是铁路，铁路的运力也非常大。 但是，要想快速运输1000万吨左右的粮食，也是难度极大。 更重要的是，东南沿海各大中小城市是粮食需求的主要目的地，因为东南沿海聚集了主要的大城市群。 同时，东北和中西部则是主要的粮食供给地。 可以说，中国的粮食供应和需求地相聚太远，更增加了运输的时间、成本和难度。 可以说，鉴于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以及中国产粮和销粮区的分布不合理，加上粮食生产和运输系统的不合理，一旦城市出现粮食购买而形成的缺粮，即使粮食库存较大，也很难供应得上粮食需求。
猪肉价格上涨可能成为粮荒最终爆发的“导火索”。 从猪肉价格来说，4月份开始明显启动，5月份则开始加速上涨，猪肉变化的速度非常快。 当然，这两个月的猪肉价格变化可以看做是“前奏”，6月份才是肉价实现大幅上涨的重点月份。 从猪肉的根源上，猪肉加工和贸易渠道越来越难以买到出栏生猪，再加上一些养猪户的反映，都说明存栏生猪数量还在持续减少。 因为，生猪出栏基本上和存栏成比例，只要生猪存栏多，生猪出栏量也多。 但是，在5月份猪肉价格价格大幅上涨之后，猪肉需求明显减少，按道理应该缩小供需缺口。 但是，没想到供给的减少缩小的比需求的更快。 而且，根据猪肉供求的延续性，在未来两、三个月内，生猪供应还要继续减少。在6月份，猪肉供应将持续减少，也就意味着价格持续上涨，而且是价格加速上涨。 这就像火箭升空，最初启动的力度最大，但是升空的幅度不大；在加速期，随着加速度的作用力，上升速度越来越快；到了高速期，比较小的力量，就可以把速度提到很高。 所以，从6月份开始，猪肉很可能从加速期开始向高速期过渡。猪肉价格越高，低收入人群越吃不起，所以中低收入人群对于猪肉供需和价格的影响就变得很小。 同时，高收入人群不太在乎价格，所以猪肉价格上涨的压力就越小，价格上涨也可以越快。 同时，因为蛋鸡歇伏时间提前，很多蛋鸡光吃饲料不产蛋，鸡蛋价格也面临着同样的价格上涨局面。 猪肉和鸡蛋的价格上涨，会带动其它禽类和牛羊肉的价格上涨。 猪肉价格上涨速度越快，其它“副食”的跟涨速度也越快。 而肉类和鸡蛋价格涨起来之后，人们就要转而消费更多的蔬菜水果。 但是，蔬菜水果也面临着关键问题，就是价格和人们的消费欲望。 比如说，无数人往年在夏天吃西瓜，摄入大量的维生素和糖分，减少了粮食的摄入。 但是，当2011年西瓜因为膨大剂爆炸的新闻曝光后，西瓜在不少地区滞销。 而猕猴桃也同样爆出膨大剂问题，让人们更加恐慌。 另外，2011年，水果因为干旱原因和中间环节的高昂费用，大多数变得相当昂贵。 同时，蔬菜价格也开始明显上涨，一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蔬菜价格过低，导致人们种植蔬菜的数量减少；二是由于华北持续干旱和长江中下游的重旱，导致蔬菜种植成本明显提高，也压抑了菜农的种植热情。 第三，蔬菜供应环节持续增加的高昂费用，导致蔬菜在最应该便宜的时候，反而变得更加昂贵。 同样，也就是说，随着6月份的“副食”价格进一步大幅攀升，绝大多数民众将面临越来越吃不起“副食”的境况。最重要的还是猪肉，一般来说，在生猪收购、运输、宰杀、运输、上市整个过程中，从生猪出栏到猪肉上市有一周到一个月的相对滞后期。 当猪肉渠道越来越难以买到生猪的情况下，猪肉供应将在其后的一周到一个月开始进行显著减少。 猪肉价格也具有一定的迟滞性，当猪肉供应明显减少之后，猪肉价格上涨速度加快。 也就是说，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到6月中下旬可能形成临界点，这时候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可能开始吃不起猪肉。 而猪肉从存栏数减少、到库存减少和出栏数减少、再到市场上的生猪供应减少、再到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滞后周期。 在这个滞后周期中，“必发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在显著退出，本来在偶然时间可能发生粮荒，越来越接近在必然时间发生。 而时间拖得越久，粮荒直接转变成饥荒的概率越大，饥荒转变成大饥荒的概率也越大。
当人们吃不起肉的时候，才会被迫转向以粮食消费为主的饮食结构。 人们由差的生活向好的生活转变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就像本来一周一顿大米白面，后来变成一天一顿大米白面，然后变成每顿都是大米白面，这时候人们的心情是愉快的。 然后，本来一个月能吃上两次猪肉，到后天天天能吃上猪肉，这时候人们的心情也是愉快的。 但是，当人们的生活水平从高向低下降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感觉到压抑、焦虑、痛苦、甚至绝望。 从1990年代之后，社会民众的心理开始越来越浮躁，一切向钱看，这实际上都是生活从好向差转变的重要反映。 工人下岗大潮、农民生活水平重新下降、大批最优秀大学生的出国大潮，都是整个社会从好向差快速变化的初期征兆。 这个时候，人们为了维持自己比较好的生活，倾向于采取越来越短视的行为，主要方式就是借债。 借债从个人的角度，就是大量贷款、并且通过严重透支自己的身体和知识，来支付自己的贷款。 从社会角度，就是大量发债（显性借债）和发钞（隐性借债），并且通过严重透支各种社会福利、掠夺存款人的福利，来偿还发债的利息和本金。 从人类角度，就是毁灭性地消耗社会劳动者资源，毁灭自然资源。 当然，人们自己也清楚，这样的短视行为无法持续，所以在心理上变得更加痛苦。 从2000年之后，人们的心态表现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对未来表现得越来越恐惧。 2005年之后，“焦虑”、“浮躁”等词汇成为描述人们心理状态的常用词汇。 但实际上，这些词汇描述的是人们前几年的心态，而人们当时的心态已经开始走向“癫狂”，也就是接近心理上的疯狂。 从2009年开始，社会进入全面疯狂，绝望的“末日心态”影响着绝大多数的人们。 在这个时候，人们一方面希望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能像有钱人那样过着奢侈、甚至糜烂的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却发现自己连饭都开始吃不起，生活开始陷入极度的贫困。 激素、抗生素、瘦肉精“三合一”的猪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占据市场绝大部分的供应。 而瘦肉精很容易辨认，只需要看看自己买的猪肉，肥膘很少而瘦肉很多，就可以断定是加了瘦肉精的猪肉。 但是，人们都在假装自己不知道自己吃着瘦肉精的猪肉。 因为，如果人们还想吃30年前质量的猪肉（现在被称为“绿色猪肉”），其价格就得50元一斤以上，人们根本吃不起。 所以，人们宁愿吃瘦肉精的猪肉来毒害自己，也不愿意放弃“食肉糜”的生活。 总的来说，“三合一”猪肉也是人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所进行的疯狂的举动。 打个比方，绝大多数人没有吸食毒品，也可以生活下去。 但是，当人们开始吸毒之后，离开毒品就变得无法生存。 同样道理，当人们没有经常吃猪肉，也可以生活下去。 但是，当人们吃惯了猪肉之后，就觉得不吃猪肉就无法生存。 所以，人们宁愿吃“三合一”的毒猪肉，也不愿意回到粗茶淡饭的生活状态。 问题在于，中国的粮荒在猪肉上表现出来，就是人们连毒猪肉都很快吃不起了。人们必须得重新回到过去，回到粗茶淡饭的“贫困”生活。 这对于无数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人们宁愿花更多的钱买猪肉，也不愿意天天只吃大米白面。 当然，随着人们生活更加贫困、以及猪肉价格在5、6月份的快速上涨，人们终于要面对没有能力吃猪肉的境况。 然后，人们在所有能力用尽的情况下，才会放弃吃猪肉，转回来吃大米白面。 所以，从人们的心态来说，中国的粮荒也会发生在接近“必然时间”范畴内。 也就是说，当时间拖到人们能够支持“食肉糜”的极限，然后突然之间人们连大米白面都吃不上。
主粮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环节。 人们总觉得，国家粮食储备非常充分，不可能出现没有粮食的情况。而且，人们还认为，还能吃上肉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吃不上饭的情况。市场中各种肉蛋奶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就这些都够人们吃一气，粮食就更不会缺了。 当然，猪肉、鸡蛋价格的连续快速上涨，表现出这些“副食”已经严重不足。 而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副食”严重不足的背后，是主粮也非常脆弱。 在2010年，中国猪肉价格很低，生猪存栏数量多，主要消耗玉米、豆粕等饲料粮。 而中国通过大量进口大豆，从玉米出口国变成进口国，相当程度地满足了养殖业对于饲料粮的需求。 所以，虽然当时人们吃的粮食已经开始出现短缺，但是问题并不突出。而一旦“副食”明显减少的时候，粮食的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比如说，在2010年6月份猪肉价格处于低位的时候，在人们的饮食中，吃肉的比例更大，同时吃大米白面的比例小。 所以，虽然中国也开始大量进口小麦和稻米，但是仍然能够供应得上需求。 当然，这个“供应”得上的意思是，到了2011年6月初，小麦和大米都还能够满足社会的供应。 这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到底库存中的粮食能够维持多久。 如果“副食”仍然继续丰富供应的话，中国真有可能度过6、7、8月份的“粮荒”期。 问题在于，到2011年6月中下旬，猪肉、鸡蛋的供应将更加紧张，其价格与2010年相比可能会实现翻番。 “副食”价格的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人们被迫显著减少副食的消费。 人们必须吃更多的大米白面等主食，来补充自身的热量。 比如说，在2010年的城市家庭中，每天人均吃3两米饭；那么，到2011年猪肉价格翻番之后，可能人均消耗就会增长到8两-1斤米饭白面。 也就是说，当“副食”明显减少的时候，主粮的消耗估计要增加1倍到2倍，甚至更多。 就像在1960、70年代，缺油少肉的时候，每人每天平均一斤粮食的定量，中国人大多数都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因为，对于一个重体力劳动者，如果没有大量的油糖肉蛋奶等“副食”，一天两斤粮食都经常不够。 所以，一旦人们减少“副食”消费，必然要大幅增加大米和白面的购买，为更多的消费做准备。 这个时候，尚未暴露的巨大粮食缺口，可能就会因为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大米白面而表现出来。 尤其是当人们突然感觉到自己吃不起肉的时候，这时候群体心理可能会出现脆弱崩溃，并且引发人们集中购买粮食的行为。 而人们一旦开始大量买粮，结果就会像买盐那样，可以在一夜之间买不到粮食。 而且，粮食收购和加工根本无法满足人们买粮的需求，社会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从粮荒演变成为饥荒。
粮食的缺口可以分为中微观层级和社会宏观层级。 中微观层级可以看着人们居住的小区和城市，社会宏观层级可以看做整个城镇范围。 比如说，，当一个人每天吃3两米饭的时候，一个三口之家一天大约消耗1斤大米白面，那么可能在家里只存10斤-15斤大米白面，够10天-15天的食量。 而一旦“副食”摄入明显减少，一家三口每天消耗就可能翻番，增加到2斤大米白面。 这时候，三口之家就需要开始购买更多的粮食，以保障新的消费状况。 那么，这个三口之家在买粮的时候，可能需要购买50-60斤大米白面，也就是放25-30天的粮食在家里。 如果在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按照城市1000万人口计算，就是300万个家庭。 这些家庭增加买粮的话，就要增加1.5-1.8亿斤的总需求，也就是大约8-9万吨。根据这个城市的粮食消费常量（按照2010年，每人每天3两的标准）， 也就是增加50-60天的粮食需求。 而中国很少的城市能够有如此多的粮食储备。 根据《大众日报》（2011年03月01日）的消息：“山东17市将建10天以上粮油储备 哄抬粮价将严惩”。 可见，有很多城市开始意识到粮食可能出问题，而这些城市连10天的储备都没有。 那么，一旦民众开始增加粮食购买，那么很快就会把城市的粮油储备买光。 所以，城市就需要紧急调入粮食，来满足明显增加的粮食需求。 更重要的是，当民众开始增加买粮的时候，买粮的数量是无法预估的。 人们买粮的数量都是随机行为，一家可能只增加30斤，也可能增加80斤（大米、白面各50斤）。 那么，这个弹性空间就会变成“供应陷阱”，让城市供应者难以抉择。 因为，一旦民众开始增加粮食购买，城市的粮油供应者必须尽可能多调入粮油，同时还必须静悄悄地进行。 如果每家在过去消费的数量上，只增加30斤的需求，那么城市只需要增加调入9000万斤粮食，也就是不到5万吨粮食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城市供应者必然不敢这么做，因为一旦人们买粮稍微多一些，就会造成粮食供应短缺。 其结果，就是人们发现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反而会开始疯狂购买，一家可能购买300斤粮食，那么城市就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调入50万吨粮食。 任何一个城市想在一周内调入50万吨粮食，可能除了北京、上海 这样的城市外，其它的城市都很难做到。 而一个城市如果缺粮的话，按照现在极为畅通的通讯方式，会直接通过有线和无线的方式，直接“传染”到其它城市，那就完全无解了。 所以，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当城市居民开始增加购粮的时候，相对稳妥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多调入粮食。 比如说，按照每家增加80斤的采购量，多增加城市的粮食供应。如果按照这个数量，那么城市就需要增加调入2.4亿斤大米白面等成品粮，也就是12万吨。 那么，加上每家正常的20斤的粮食需求，总共需要调入3亿斤粮食，合15万吨。如果一个城市能够在半个月内，保障这个数量级的粮食供应，那么这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可以说是很安全的。 人们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就不用担心粮荒的发生。 但是，半个月内调入15万吨粮食，对于任何一个城市的物流，都是巨大的压力。 按照正常30吨的货运卡车，需要5000趟运输，而且还不包括将粮食分销到各个超市。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供应，在短期内需要15万吨的粮食，那么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就会明显出问题。
当城市在考虑粮食安全的时候，必然会形成中观和宏观粮食供需的显著冲突。 中国城镇人口按照8亿计算，而且假设其中6亿人具有自己固定场所，也就相当于60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 如果每个城市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需要15万吨的粮食供应这些固定住家，那么60个城市就在短时间需要900万吨的大米白面等成品粮。 另外，小麦、稻谷等原粮加工成大米和白面的出粮率大致为70%，那么这些增加的需求进行大致折算，大约为小麦稻谷等1300万吨的原粮需求。 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大，只占中国每月粮食消耗的三分之一左右。 问题在于，这样的需求将是突然增加的需求，需要在短时间内处理解决的需求。 首先，它将给粮食加工供应系统的运转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粮食供应系统来说，问题并不在加工能力，而是在于粮食采购能力，以及粮食分销能力。打个比方，本来某家粮食加工企业一天加工100吨，但是突然来了新的需求。 一方面，这家粮食加工企业要把每天的常规加工量从100吨增加到200吨，另外还要在一周内再增加每天200吨的短时加工量。 这家粮食加工企业，就开始面对巨大的生产压力。 而生产压力并不是生产加工过程本身，而是原材料的采购、储存以及成品的运输。 首先，加工量增加到以前的4倍，只需要多开动机器，把一班变成三班倒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关键问题还出在原材料采购上，到底采购多少合适。 按道理，加工量是以前的4倍，那么粮食加工企业考虑到原材料供应问题，就最少要增加6倍的采购量。 也就是本来每周采购100吨 ，但是当周就要增加500吨的新增采购量，当周总采购量达到600吨。 其中，400吨作为产量增加后的生产消耗，200吨作为当周增加的库存，为保证后续产量的平衡。 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如果整个社会的粮食加工企业，都按照生产量的150%进行采购，那么社会需要增加1300万吨X150%=1950万吨，也就是将近2000万吨。 考虑到中国了粮食生产中，大部分的粮食都用于饲料和榨油等功能，因此人们吃的主粮生产比例较低。 这2000万吨的小麦和稻米需求，基本上占了一个月全国小麦和稻米的生产量，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 更重要的是，在6、7、8三个月中，中国的粮食链条更加脆弱。 在社会正常消耗的基础上，增加2000万吨的粮食消耗，意味着中国粮食链条随时可以断裂。 因为，如果粮食库存不够2000万吨，突然在社会上增加如此大量的粮食收购，会直接让粮价涨到天上。 即使粮食来源能够保证，在短期内完成如此大量的小麦和稻谷的收购、加工、储运、分销、销售等等各个环节，本身也是难上加难的巨大工程。将1000万吨左右的大米和白面分销到各个城镇，也是难以克服的问题。 运输粮食最低成本的手段是铁路，铁路的运力也非常大。 但是，要想快速运输1000万吨左右的粮食，也是难度极大。 更重要的是，东南沿海各大中小城市是粮食需求的主要目的地，因为东南沿海聚集了主要的大城市群。 同时，东北和中西部则是主要的粮食供给地。 可以说，中国的粮食供应和需求地相聚太远，更增加了运输的时间、成本和难度。 可以说，鉴于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以及中国产粮和销粮区的分布不合理，加上粮食生产和运输系统的不合理，一旦城市出现粮食购买而形成的缺粮，即使粮食库存较大，也很难供应得上粮食需求。
3、干旱：
屋漏偏逢连夜雨，粮少正遭累年旱。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如果夏粮能够丰收，那么中国还可以维持。 官媒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引导民众情绪稳定，不发生集中买粮的事件，可能拖到秋粮收获。 而秋粮收获之后，粮食又可以混一年，把粮食问题拖到2012年。 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拖和混可能可以让粮食问题到更远的将来再爆发。 但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顺利”的事情，而2010年到2011年，华北和黄淮地区从秋天到夏天连续的干旱，让粮食问题往回拖的希望变得越来越难。 我在2010年底的时候，分析过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华北黄淮的干旱问题。 当时，我根据分析得出结论：在华北和黄淮地区的农民，其夏粮可能因为干旱而减产30%以上。 而且，可能因为天气干旱，导致土墒失水，引发秋粮也受影响。 所以，从3、4月份开始，农民因为害怕自己种的粮食可能都不够吃，就要基本上停止出售余粮。 现在是2011年6月份，我当初对于天气和粮食减产的分析，基本上都在成为现实。 不过，我在当时分析的时候，没有意识到，长江中下游竟然发生“百年一遇”的的大旱。当蛋糕从桌子上掉下去的时候，总是有奶油的那一面着地。 而大旱意味着，中国离粮荒更接近了一步，中国的“汽车”已经非常接近巨大的粮食缺口“断裂带”。 粮荒的发生已经非常接近“必然事件”，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粮荒。 而粮荒的表现形式可能也不是粮价上涨，而是紧接着粮荒之后的饥荒。
按道理，中国粮食减产20%不是大问题。 中国一直将粮食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解决粮食问题。 当然，解决粮食问题并不是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扶持农业发展来实现，而是通过“内外结合”的方式实现。 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种粮食，主要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是为了基本的生计。 无数年纪大的中国农民已经习惯了缺粮的思维，觉得耕地抛荒就是作孽，所以就是不怎么赚钱，也要耕地种粮食。可以说，这些农民支撑起来中国的粮食供应，让中国粮食生产没有急速下滑。 到了每年收割的时候，这些农民剩下一些来年的口粮，然后把往年的余粮卖掉，把当年的余粮卖掉。 而国家储备就利用农民的惜粮心理，将粮价压到最低限，榨取农民的劳动价值。 同时，国家通过将这些粮食供应到社会中，保持粮食价格的“稳定”。 当然，随着中国耕地迅速减少，种粮农民迅速减少，仅仅靠这样的手段不足以保障粮食供应，更难保持粮价的“稳定”。 于是，中国就在国际上大规模买粮，然后在国内进行抛售。 而国际粮价是大幅度发达国家补贴农民之后的价格，比中国农民种粮价格明显偏低。 国家通过这样的手段，打压农民希望粮价上涨的预期，继续维护粮价“稳定”。 当国内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国家同样通过大量采购国际猪肉，然后在中国进行抛售，干扰猪肉的正常价格波动。 这样做不仅压制了猪肉价格，还让很多跟风养猪的农户损失惨重。 到了2010年，中国天量的粮食进口，加上国际粮食减产，导致国际粮价接近翻倍。 按道理，国内粮价也应该进行相应上涨，然后农民能够通过种粮赚点钱。 但是，中国在国际高价进口粮食之后，亏损也要低价在国内销售，将粮价压制在极低的位置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觉得自己无法跟国家抗衡，也不能总放着余粮不卖，所以只能按照国家的价格进行贱卖。 当然，越来越多的农民觉得种粮不仅搭进去大量的时间和汗水，结果还要承受亏本的结果。 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退出粮食种植，或者减少粮食种植的数量。 当然，这也难不倒国家，国家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将过去的库存、将农民的存粮弄出来，加大在国际粮食市场的购买，弥补粮食生产严重萎缩导致的巨大粮食缺口。 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在2010/2011年度中国粮食继续减产20%，即使粮食缺口已经大到难以弥补，中国也还会想方设法把粮荒的时间拖到2012年二季度之后。 如果能够耗过2011年，即使2012年的粮食缺口超过4、5个月，国家也都不会关心了。 所以，进入2011年6月份之后，国家必定调动各种手段，再想方设法把农民家里的余粮“诈”出来，另外还要大力增加进口，平稳地熬到2011年9月秋粮收购。
在2011年，维持粮食“稳定”的意图很难实现。 风调雨顺是中国粮食能够保持平稳的前提，否则中国的粮食局面基本上不可能维持。而中国在2010/2011年，经历了“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的大范围干旱。粮食的“弦”已经绷得很紧，稍微出点问题可能就会“断裂”。 中国粮食供应链就像老人的身体一样，经不起变化的冲击。当天气经历酷热或者严寒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老人去世。如果在正常的气候环境下，这些老人可能还能够活下来。 而他们在酷热或严寒的天气死亡，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非“正常”的环境。 大多数强壮的年轻人适应环境，也就是经得起“折腾”。 而老人适应不了环境，经不起折腾，就被自然淘汰。 从2010年9、、10月份开始，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华北和黄淮地区就开始了高温干旱的天气。 除了中间的少许降雨之外，华北和黄淮基本上连着旱到了2011年6月份。 幸亏在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下了一场中雨，挽救了大面积的小麦。 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数农民开始抗旱保苗，浇了多遍的水。 尤其是地下水较为丰富的一些洼地，包括已经干涸的河床周边地区，通过农民们的多次浇水灌溉，生长情况还较为良好。 当然，这种“较为良好”是和坡地相对比的，坡地往往因为灌溉较为困难，因此人们很少浇灌。 根据河南冬小麦主产区的反馈，在人们积极抗旱浇水的洼地良田，与2010年相比亩产减产20-30%左右。 而在人们基本上不浇水的坡地，普遍减产5成以上。根据不同地区的状况，产量也有明显差异，有的坡地产量能够达到200多斤，有的几乎绝收。 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不浇水、听天由命，减产幅度相当明显，大量土地减产超过50%、甚至80%以上。 而当小麦亩产少于200斤的时候、尤其一些田亩产在100斤左右的，就明显成了“鸡肋”让农民们处于痛苦状态。 当亩产只有100多斤的时候，农民如果花钱请联合收割机收割，然后再收拾整理，花的钱多，收入少，浪费精力多，农民收割算下来得不偿失。 当然，自己收割也非常困难，因为劳动量减不了多少，但是收成基本上没有。 因此，有的甚至连麦子都不收了，或者就让其在地里烂掉，或者烧掉做肥料。 从中国最大的产粮区河南和山东的情况来看，可以进行大致的估计，已经麦收的部分，保守估计整体减产20-30%。 考虑到种植面积减少大约20-30%，以及亩产因干旱减产20-30%，华北黄淮的冬小麦整体减产应该达到3-5成。 华北农民种植冬小麦的主要目的，是留给自己当口粮，多余的粮食才卖出去。 而种植玉米等秋粮作物，才主要是为了赚钱的。 那么，经历如此大规模的减产，必然导致农民急剧减少卖粮的数量。 就像我在2010年底开始分析的，越到后期、干旱越重，农民也就越不愿意买粮。
如果夏粮收购不利，中国粮食随时面临“断顿”的风险。 从目前的粮食库存和粮食进口状况来说，大量收购夏粮供应市场，是保障中国不出现粮荒的关键部分。 但是，当农民遭遇大幅减产之后，必然要显著减少卖给国家粮食的份额。 另外，还有两大因素影响农民，让农民不愿意把粮食卖出来。 首先，大旱让农民的种植成本急剧增加，尤其是单位产量的成本增加更多。 不少农民在干旱之后，多次进行浇水灌溉。 按照每次浇水成本60-80元/亩计算，不少地区浇水达到4-5次之多，光浇水的成本就300多元。 这还不考虑其它的费用，比如说肥料，农药，人工，种子钱，电费、收割等等。 有少数地区持平、或者丰收还好说，如果亩产达到1000斤，按照每斤1元的价格，还有300、400元/亩的利润。 而那些明显减产，亩产只有500斤左右的地方，农民就已经明显亏损了。 至于亩产100多斤，收割或者不收割都无所谓的，投入了肥料，农药，人工，种子钱等等都“血本无归”。 无数农民从2010年深秋种上小麦，半年多来一直为干旱担心、而且还需要做一定的维护，结果竟然是“血本无归”。 这对于无数精打细算 的农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规定的小麦“托市价”为0.95元左右。 这种“托市价”说是保护农民利益，实际上就像2010年秋粮收购的时候，等于严格压制小麦的价格。 如果谁“高价”收购农民的小麦，有可能被取消收购资格。 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因为两方面原因，明显减少卖夏粮的数量：1、口粮和心理因素：本来因为粮食的大幅减产，农民就会为了给自己留下一定的口粮，因为这个口粮的数量是大致固定的，因此农民就要明显减少卖粮的数量。 如果粮价较高，农民会多卖一些粮食，弥补自己的经济损失。 但是，如此低的粮食收购价，让农民根本没有销售粮食的欲望。 尤其有不少家庭有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如果收入高一些、而且有点性格的话，会让家里人宁愿不收麦子、或者让麦子在家里放烂，也不低价卖出去。 2、秋粮因素：秋粮的不确定性，也让农民们在卖粮问题上更加保守。在夏粮收获后，河南、山东等地应该很快开始种植玉米等秋粮。 早一天种植下去，就意味着减产的风险更小，增产的可能更大。 但是，由于华北地区已经干旱了差不多3个季度，到6月中旬都没有明显的有效降雨。 在干热的天气条件下，土壤持续失墒，很多土地基本上干透了。 除了灌溉条件较好的洼地之外，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坡地都难以下种。 如果华北地区干旱的趋势继续，大量农民就会直接放弃秋粮的种植。 因为，夏粮的惨痛教训已经摆在面前，投资、发愁、辛苦、期盼了几个月，结果竟然是亏损甚至血本无归。 很多农民即使不耕作，也不能让自己各种的农业投入费用“打水漂”。所以，农民对于秋粮收获的预期，也影响到是否会多卖夏粮。随着干旱的持续深入，华北秋粮的生产形势也日趋恶化，农民就更不敢卖夏粮。 。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2011年夏粮收购的结果，就是能够收购进入仓储粮库的粮食会比往年明显减少、甚至可能非常少。 这样的结果是，在9月份之前，中国的粮食供应更加脆弱，中国更难绕过巨大的粮食缺口“断裂带”。
干旱影响的不仅仅是主粮，“副食”同样遭到严重损失。根据相关的基础信息，中国是世界淡水养殖大国，淡水产品产量世界第一。200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5107.6万吨，水产品产值4016.1亿元，水产品养殖量达到3395万吨，占到水产品总产量的66.48％。广东、湖北、江苏、湖南和安徽等地，是中国淡水养殖的主要基地，淡水养殖业相当发达。鱼类是人们“副食”中一个重要的品种，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营养。 而当猪肉因为猪瘟导致大批死亡，存栏数急剧下降的时候，令人出乎意料的干旱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 干旱导致大量水体干涸，在这些水体中生存的大量鱼、虾、蟹、黄鳝等遭遇真正的“灭顶之灾”。根据湖北省水利厅的信息：“由于持续干旱，全省已有千余座水库水位跌至‘死水位’以下，水库有效蓄水基本用完。从去年10月至今，有效降雨不超过80毫米。部分地方人畜饮水困难，塘堰干涸。竹溪河水库作为县城的供水水源地，目前水位已在死水位以下，不得不靠抽水来维持县城及近郊居民用水，且要限定供水时间。湖北干旱已经7个多月了，夏粮减产已经是肯定的了。秋粮方面，很多地方没有水插秧，前段时间大家寄予厚望的暴雨没有下下来。湖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邹进泰研究员说，预计今年湖北的粮食会出现较大减产。专家称，这可能推高全国CPI。” 湖北以“千湖之省”著称，水资源极为丰富，让人觉得上述的景象不可思议。 但是在“百年一遇”或者“千年一遇”的旱灾面前，湖北的水库和水塘也支持不住。 湖北反映出整个长江中下游大旱的状况。中国气象局监测显示，今年1月1日至5月23日，长江中下游大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3至8成，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平均降水量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少。降水持续偏少导致江河、湖泊水位异常偏低，水体面积减少明显，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部分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位于这一区域的中国四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水位和面积严重偏低，给湖区生态和百姓生活带来严峻考验。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同样不断"瘦身"，容积一度仅有7.4亿立方米，为历史同期均值的13%。洞庭湖水位5月11日曾降至21.74米，创历史同期最低。罕见极低水位让渔业资源大受影响，部分渔民甚至因此外出打工。
干旱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将逐步显现。对于淡水鱼供应，长江中下游的干旱也有滞后期。5月中旬至6月上旬，鄱阳湖保护区邀请多路专家学者对干旱下的鄱阳湖进行了一次细致周密的科考活动。就今年超低水位对鄱阳湖鱼类资源影响问题，科考组发现，旱见的春夏连旱，超低的水位，造成鄱阳湖洲滩港汊裸露，鲤鲫无法进入苔草等草丛产卵，种群繁衍遭遇“肠阻塞”。 根据《东方早报》6月7日的文章“鄱阳湖干旱水少 渔民改行以求生”中描述到：“‘就算下半年水补上来，鱼蟹繁殖期也过了，今年铁定要亏损。’万长柱站在红卫村的环村围堤上，眼前投资的万亩养殖湖域已成“草原”。南矶乡红卫村是鄱阳湖边典型的靠湖为生、因渔致富的村庄，万长柱是当地的水产养殖大户,今年他拿出六七年积攒的血本,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遇到春夏连旱，万亩湖泊只剩几十亩水塘，6万斤鱼蟹苗九成干死在‘草原’上。300万元的投资在他眼前一天天蒸发。” 鄱阳湖、洞庭湖等最大淡水湖变草原，只是众多长江中下游水体干涸的代表。 这些湖泊淡水养殖的困境，反映出中国主要淡水养殖地区的困境。 华北、西北等地区地表水趋向全面消失，中国淡水养殖业进一步向长江中下游集中。 而长江中下游大旱，也将对全国的淡水鱼供应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养猪一样，养殖的淡水鱼也需要几个月的成长期，这个成长期也可以看做淡水鱼供应的滞后期。 从干旱的角度，鄱阳湖成为草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最初的丰水到后来湖水几乎见底，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 而在湖水持续减少的过程中，淡水鱼的供应并没有减少，甚至期间还有所增多。 因为随着水体的减少，养殖淡水鱼的人们必须尽快卖掉其中的鱼，反而增加了市场上鱼的供应。 这就像养猪疫情爆发的时候，大量的病死猪肉进入市场，增加了市场上的猪肉供应一样。 但是，当这些大的淡水湖都成了草原，也就是无数鱼塘见底的时候，淡水鱼的供应也到了极限。 进入6月后，长江中下游出现旱涝急转，长江中下游水域的水位显著上涨。 这时候的“及时雨”挽救了很多水体生态，水体中的鱼群和微生物没有完全死绝，水体生态没有完全遭到破坏。 但是，即使从6月初开始重新投入鱼苗，加大鱼饲料供应，整体恢复淡水鱼养殖，也需要数月的时间。 考虑到水体中的鱼草、浮游生物等养鱼环境需要恢复，再加上鱼苗成长周期，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已经基本上枯竭的淡水鱼供应很难大量恢复。 因此，最少在2011年9月份秋粮收购之前，淡水鱼的供应会明显减少。 供应减少的结果，就是价格将明显攀升。 随着猪肉价格和淡水鱼价格一起持续加速上涨，人们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干旱还影响到油料作物的收获。 湖北、湖南是中国传统的主粮生产基地，有着“湖广熟、天下足”的传说。 湖北是中国中南部主要的粮食输出省份，对于稻米供应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且，湖北不仅仅在于粮食，还在于油料作物。湖北是中国油菜大省，油菜种植面积约1800万亩，年产量约220万吨，约占全国1/6、世界1/18，年产量连续15年居全国第一。 根据《粮油市场报》 2011年04月13日消息“油菜籽减产成定局抢购蓄势待发”的内容：“湖北省农业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油菜是去年10月份左右种植的，由于去年播种后雨量不均，幼苗死亡的数量比较多，荆州市是湖北油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大概有400万亩左右，目前已经有11万亩在2010年11月份的时候死亡后改种小麦。与美国农业部相对谨慎的预测相比，国内业内人士对今年油菜籽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要悲观得多。一位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今年中国油菜籽主产区湖北、安徽部分地区油菜籽种植面积可能减少达20%~30%。据另一油菜籽主要产区安徽省有关部门人士反映，2011年安徽省油菜种植面积继续下降，同比下降约20万亩，减幅约10%，预计总产量同比略减，单产可能持平或略有增加。业内人士介绍，去年冬季油菜播种时，湖北等地遭遇干旱，部分地区没有种上油菜撂荒，加上农村劳动力不够，一些农户将油菜移栽工艺改为撒播，这也会使油菜籽的单产水平下降。中纺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油脂总监郭峰无不担忧地表示。当前是油菜生长关键时期，郭峰称，根据其掌握的情况，今年油菜种植面积可能下降20%。考虑到今年气温偏低，可能还将影响油菜籽的单产，他预计今年国内油菜籽总产量减少220万吨。” 而这种预测是在2011年4月初的预测，当时估计没有人能够想到，在将近2个月之后，长江中下游会演变成为连鄱阳湖、洞庭湖都变成“草原”的大旱。 根据《上海证券报》2011年5月26日消息“干旱导致供应减少 油脂油料表现强劲”称：“期是油菜籽收获的季节，占据全国1/6产量的湖北省因遭遇严重旱灾，油菜籽产量和出油率将出现明显下降。据湖北宜昌的油菜种植户反应，今年收获油菜籽仅为去年的3成。业内人士预计，今年油菜籽的出油率也将低于往年，原料减产已成定局。” 从人们种植油菜面积减少，再加上大旱的影响，反映到局部地区收获可怜的情况，大致可以推测出，油菜与小麦的收获情况类似。 按照小麦减产3-5成的情况进行类比，油菜减产3-5成也很正常。
总之，干旱让中国缺粮的问题“雪上加霜”。 人们的食品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主粮、油、糖、肉、蛋、奶、蔬菜水果。 从2010年底开始的干旱，让华北、黄淮和长江中下游的夏粮小麦减产达到3-5成。 而且考虑到秋粮的问题，华北和黄淮的农民收割夏粮之后，大部分都储存了起来，不敢再多卖粮食。 另外，根据油菜的种植情况和干旱影响，减产3-5成基本上没有悬念。 虽然中国超过70%的食用油需要进口（大豆、棕榈油、菜籽油等），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减产，也给进口带来新的压力。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6月8日消息“产销利好出尽 糖价仍有旺季需求支撑”中的数据：“目前国内工业库存剩余量为390万吨左右，是近4年来的最低值。销售进度的加快以及库存偏低，导致了前期白糖价格快速反弹。” 猪肉、鱼肉、鸡蛋等都在经历巨大缺口，而且价格在经历不可控制的价格上涨，直到大多数人吃不起猪肉、鱼肉和鸡蛋。 在大旱的背景下，蔬菜价格也直线攀升。 即使长江中下游开始普降暴雨，但是新的蔬菜还需要20多天才能够上市。 而且，华北地区仍然在经历干旱，蔬菜的供给和需求正在进一步失衡。 另外，迫于财政和企业收入压力，路桥费、油费、各种罚款负担还在继续增加，沉重地压在数量更少的运输品上。 所以，即使水果生产受到天气影响有限，但是大多数都运不出本地。 水果产地的水果便宜到烂在地里，销区的水果昂贵到人们越来越买不起。 综上所述，因为严重的干旱，让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开始断档。 如果中国缺乏足够的粮食储备，那么在干旱的推动下，粮荒将迅猛而至。
小结：
中国的消息总是让人充满困惑，经常会试图推翻人们的基本生活逻辑。 在世界上，种粮都要“靠天吃饭”，因为粮食生产受天气的影响很大。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发生旱情的时候，就会明显影响粮食的收成。 所以，美国农业部定期公布天气总结和预测，然后根据天气总结分析粮食生产状况。 粮食期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算是气候或者天气期货。 能够正确预测天气的人基本上就能够正确预测粮食收成，也就能够在粮食期货市场上赚大钱。 而一说到农业，中国似乎变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这个基本的生活常识似乎被推翻了。 在过去7年，中国不论风调雨顺，还是碰到较大范围的灾害，官方都在说粮食在持续增产。而且是稳步增产，每年增产的小数点变化都很小。 到了2011年5月份之后，官媒新闻中开始加大播报夏粮的力度。 开始新闻还说，要努力克服干旱对夏粮收获的影响，争取夏粮获得丰收。 不过，很快新闻的语调就变了，专家说大旱对夏粮收获基本上没有影响，不会影响夏粮的丰收。 《人民日报》在2011年6月3日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陈振林说，今年3月至今，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干旱，连续无降水日数等数据突破了历史纪录，此次干旱达到极端气候事件的标准。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是我国夏粮主产区，冬小麦占到夏粮的85%，此次干旱对于夏粮的丰收影响不大。” 而在同一篇文章中，报纸还引述了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的观点，认为冬小麦主产区连续4—5个月缺少有效降雨，但是冬小麦还有望获得丰收，并且解释了丰收的原因。 而且，据说农业部的调研也显示，目前（2011年6月初）全国小麦总体长势良好，全年丰收希望很大。为此，即使南方六省导致早稻减产，可能也不会对夏粮丰收与全国粮食产量产生很大冲击。 既然夏粮丰收了，那么就说明中国的粮食是足够的，而且粮食库存仍然充沛，所以人们不用担心粮价上涨，更不用担心吃不上饭。 所以，官方媒体又开始预测，中国在2011年将实现连续第8年增产。 当然，中国在粮食增产的时候，还不忘继续大量进口粮食。 而且，一些新闻也在爆料，有的粮食加工企业通过开具远期信用证，大规模从国外进口大豆。 然后，这些企业在国内进行低价抛售，形成粮食贸易上的严重亏损。 不过，这些企业“堤内损失堤外补”，在迅速回笼资金后，对外放高利贷获利。 在弥补了低价抛售大豆的损失后，放高利贷的盈利还能够带给进口商相当多的利润。 这种不占用自身实际的资金，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赚钱，在行业内变得越来越普遍。 因此，据称一些地区的豆粕库存居高不下，甚至达到库存的极限。 而巨量进口的大豆进行榨油，还挤压了棉籽和菜籽的市场份额。 因此在不少地区，棉粕和菜粕也被积压在仓库中。 通过这些方式，人们总觉得粮食问题不用担心，总觉得中国官方还有办法。
人们的心态对粮荒形象非常大。 从时间上来说，人们越自己的判断越怀疑，困惑越大，粮荒发生的时间就越靠后。 只有让人们困惑，人们才对形势判断形成怀疑。 如果中国像美国农业部那样，定期公布国内库存、定期公布天气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那么每个人随时都能够看出中国农业的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看到问题，早就会采取个人措施，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 这样的结果是，人们就像集中买盐一样，集中购买粮食，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甚至把粮食买空，粮荒就爆发了。 粮荒爆发的时间越早，爆发的程度就越低。 但是，中国将粮食库存作为国家机密，不让人们知道粮食库存有多少。 这样的结果是，有一些人就会长期处于恐慌之中。 因为，很多人每年眼睁睁看着青壮年都离农村而去，只留下老幼妇孺打理农田。 尤其是天气干旱的时候，让这些老幼妇孺打水抗旱，那只能是mission impossible。 这些人经常担心，如果库存粮食在突然空了，而自己在家里没有足够的粮食库存，那么就直接面临饿肚子的问题。 而且，仅仅饿肚子还算好，就怕粮食长期供应不上，长时间饿肚子的结果就是饿死。 所以，这些人就会开始存粮，并且告诉周围的人也存粮。 但是，有的人从2008年开始存粮，似乎每年都会落空。 不少人存的粮到后来还长了虫子，容易遭到大家的嘲笑。 可以说，这些人存粮失败的次数越多，相信粮食出问题的人们就越少。 到后来，国家只需要告诉民众，粮食库存还非常充足，即使大旱也能丰收，民众就很自然地接受了。 因为，国家已经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错过，民众就觉得粮食没问题，国家会管的。 只要某个人跟其他人说，中国粮食要出现粮荒，其他人的直接反应就是，国家不会不管，国家能够控制，国家这么多问题都解决了，粮食问题也不在话下。 当然，对于家在农村、自己种粮的人们来说，也不存在相信不相信国家，因为自己家里有粮食。 当人们都对粮食库存感觉无所谓的时候，就给了国家足够的操作空间。 国家把粮食库存作为保密信息，就可以采取一个方式：一直说粮食库存非常充足，大家可以胡吃海喝。然后，当某一天库存的粮食全都没有了的时候，再告诉大家没粮了，大家自己去找粮食吧。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15亿人中的8、9亿人去哪里找粮食？ 去世界粮食市场买粮吗？ 不仅世界粮食远远不够，而且远水不解近渴。 即使从国际上买粮食回来，绝大多数也都饿死了。 打个比方，如果一家五个人，有一口存米的大缸，里面放着大家吃一年的米。 如果这家里的五个人天天都看着这口缸，都知道缸里有多少米。 那么，当缸里米少了的时候，这五个人就会共同商量，大家开始节衣缩食，定量供应，然后忍饥挨饿。 通过这样的痛苦经历，五个人的粮食够吃一年，大家都活下来了。 但是，如果这口缸由其中一个人看着，这个人还偷偷地加入了其它家的户口。 然后，这个人说，这口缸里有多少粮要保密，不能让其它四个人知道。 同时，这个人告诉其他四个人，大家尽管吃粮，缸里有足够的粮食。 于是，这四个人很高兴，就继续胡吃海塞。 当然，粮食早就不够了，这个人就弄点膨化剂加到饭里，让四个人觉得粮食还够。 而这个人自己吃小灶，还是吃的很好。 当然，某一天缸里总要没粮，然后四个人就没饭吃了。 这时候，这四个人开始挨饿，要找那一个人算账。 没想到，这个人已经走了，去了其他家了，然后这四个人就饿死了。 而中国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一旦粮荒发生，城市中的7、8亿人就没饭吃了。 到时候，这些人是生是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需要说明，中国的农业系统和支持农业的生态系统已经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说，整个中国的资源承载力低于3亿人。即使能够得到很好地利用，资源承载力也少于5亿人。 一旦粮荒爆发，人们吃不上饭，那么整个国家的工业系统也会停转，大面积停水、停电、停气的状况就会发生。 而且，城市中的饥民就要大量向周边农村流动；华北、西北等干旱的人口密集地区，就会有大量的人向南和向北流动，寻找有水、有粮食的地方。另外，石油、粮食、化肥（尤其是钾肥）等进口也会急剧减少。 根据目前的中国农业特点，一旦停止施用化肥，粮食亩产立刻退回到2、300斤；一旦停止喷洒农药，很多粮食会因为病虫害绝收；一旦停电或者干旱，大量土地将无法浇灌，亩产随时可以从200、300斤一亩，减少的100多斤，甚至更少。 而且，工业生产停顿，将导致人们重新倒退回古代社会。 考虑到这些因素，一旦粮荒开始，中国能够剩下多少人，就是个大问号了。 需要有个清醒的意识：中国人已经在虚幻中狂欢了太长的时间，环境被毁灭性破坏、资源被毁灭性破坏、耕地被毁灭性破坏、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个人身体羸弱、基本生存能力极差。 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是优胜劣汰的竞争，竞争力差就要被淘汰。而中国的城市人口基本上没有竞争能力，当生存竞争开始时，有几个人能够生存下来，还是个未知数。
总之，粮荒的时间已经逼近。在2011年9月之前，中国极有可能面临粮食巨大缺口的“断裂带”，开始爆发粮荒，粮荒之后很快是饥荒。 具体来说，粮荒甚至可能从6月份开始。 即使中国能够侥幸度过9月份而不发生粮荒，到2012年第二季度也基本上过不去了。 届时，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开始。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在过去20多年，无数农村到城市的务工人员支持了中国的血汗型的经济增长。 但是，在过去一年多，通胀急剧加速，让这些务工人员积攒的“血汗钱”急剧缩水。 再加上出口减少导致收入下降，他们的收入来源也在减少。 没有过去的积累、没有未来的工作，他们的希望就会变成失望。 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器系统的冷酷，对打工者尊严与生命的蔑视，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更加突出。 没有经济收入、没有个人尊严和安全，这些务工人员的绝望情绪开始变得显而易见。 这时候，务工人员不可能指望他人的怜悯，只能够自己依靠自己。 这就是两“州”发生事情的背景。 当规模庞大的务工人员开始形成自我意识的时候，国家机器就无法应对了。 因为，示弱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件事情示弱，就会变成“榜样效应”。各地背井离乡到城市的农村务工人员如果看到希望，就会大量仿效，机器失控。 但是，如果继续强硬，一方面“法不责众”，另一方面务工人员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当他们从“血汗经济”的主力变成反对者的时候，中国的“血汗经济”就宣告完结，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解体。
癌症晚期，人们知道化疗没有用，但是仍然在化疗，能多维持一天是一天。 社会也是同样的道理，明知道进驻无法解决问题，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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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和个人对策问题：
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在中国，劣汰的序幕已经拉开。在城市生活的人们，必须改变过去错误的思维，然后采取正确的行动。一是尽快卖房子，包括所谓的自住房；二是尽快买粮食、换美元；第三，更重要在于强身健体、培养冷静。 仍然想着投机的人们，面对的命运只有一个：灭亡。
成交量才是房地产的生命线。现在，人们卖房子基本上已经晚了，时间来不及了。我在2010年9、10月份的时候，说北京房价还有最后一波上涨，建议大家趁房价上涨把房子卖掉。到2011年4、5月份，很多人还在说房价仍然在继续上涨，觉得楼市没问题。 其实，人们的这种认识，是基于错误概念的错误判断。楼市是重量不重价。成交量大的时候，一个房子可以随时按照市价卖出去。如果楼市失去成交量，价格涨得再高都没有意义。没有成交量的价格就是虚幻的泡沫，轻轻一捅就可以破掉。比如说，就像北京的交易情况，10000人挂牌出来卖房子，但是只有1000人来买，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能卖出去。 这时候，卖房子已经不是在正常卖房子，而是在买彩票了；已经不是做的交易，而是做的机遇，“抽签”卖房子。 那么，剩下十分之九卖房子的人怎么办？ 这些人撑着吗？ 现在新房“雨后春笋”一样地立起来，加快上市步伐；同时，人们手里的钱越来越少，买房的人也越来越少。 在十分之一卖出去之后，又有了新的十分之三的供应，同时买房 的人再减少一半，结果卖房和买房的人比例超过20倍。 那么，卖房者什么时候能卖出去？ 降价吗？ 降价多少能够卖出去？ 房子不是衣服、水果，降价就能卖掉。 如果大家都降价，买的人还是那么多，买不起的人还是买不起。随着通货膨胀日趋严重，贷款买房子的人们正在被日益高涨的费用和日益减少的收入所压垮。 中国贷款买房的人大多数属于两种：一方面，很多人拿出所有积蓄贷款买房，结果在通胀形势下，面临吃不上饭的困境，这些人很快必须要卖掉房子；另一方面，很多人在投资贷款买房，但是这些人的收入也在枯竭，越来越难以承受贷款的负担。 一旦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开始入不敷出，就会被迫卖房子。 他们一开始卖房子，20多个人卖房子给1个人，结果必然是竞相杀价。而随着房价下跌，买房子的人也就越少，房价直接开始“瀑布式”下跌。 这样的下跌，随随便便就可以跌50%以上。 然后，房价下跌又会带动“弃供”潮，房子就开始新的大幅下跌。对于卖房子的人来说，即使已经跟买家签了合同，买家付了定金，但是中间还有一到两个月的周期。 在此期间，如果买家看到房价下跌，也会毁约不买房子，卖家也就无法将自己的房子变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7月份房价开始正式下跌，那么2011年5、6月份卖房的人们，遭遇被毁约的概率非常大。 而如果能够及时卖出房子，然后变成粮食、美元等中国所剩无几的被低估的东西，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如果不发生粮荒，上述的情形可能还会发生。 而一旦中国出现粮荒，就是另外一种场景。 不论粮价大幅上涨，还是粮食突然短缺，城市中的人们会像抢盐那样，很快把市面上的粮食买光。 如果民众集中买粮，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大量购买的话，就能够把整个市面上的粮食买空。对于一个人口1000万的城市来说，买空粮食后15天都补充不起来。 对于全国来说，如果各个城市都发生集中购买，那么2、3个月都补充不起来。当人们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必然要发生慌乱状况。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大中城市没有粮食，会出现什么情况。城市是个系统生态、环环相扣。 如果粮食没有了，那么必定要引发连锁反应。 首先，人们会拿所有的东西换粮食，为了吃饭活命，任何都可以做交换。 很快，粮食就没有价格了，也就是说钱就没用了，因为拿钱也买不到粮食了。 然后，整个城市系统就开始停转，水电油气、交通环卫等市政设施都不再运行。 而没有水比没有粮食更成问题，没有粮食影响的是其中一部分人，而没有水则影响几乎所有的人。 除了水之外，整个市政运营停转后，城市就回到原始社会。 唯一的区别是，原始社会有野果子可以吃、有柴火可以烧、有水源可以喝，而城市里什么都没有。当然，城市里有很多钢筋、水泥、砖头，对于胃功能极其强大的人，这些东西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吃这些可能就面临消化不良的问题。 不仅如此，对于老幼病孕来说，即使生吃大米白面，都可能意味着营养问题。 所以，家里有老幼病孕的人来说，当粮荒来的时候，不仅需要准备粮食，还需要准备大量的饮用水、准备固体酒精加热食品，准备奶粉、饼干、麦片等即食食品等等。 更重要的是，当大中城市缺粮后，很多人就会到处抢粮食。 同时，无数人就要向涌向城外，去周围农村、甚至更远的地方找吃的。 在过去，一些困难农村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会整村子的人去外讨饭。 当然，整村子的规模，经常也就在百十人，而走不动路的老人经常就在家饿死了。 而一旦大中城市没有粮食，动辄就是上百万到几百万人到外面农村找饭吃。 到时候，估计整个城市向外的道路完全拥堵，汽车开不出去。 那么，人们就只能放弃汽车，然后步行向外走。 问题在于，大中城市地盘很大，从北京长安街中心往外走，得走20公里以上才能看到农村的样子。 按照现在城市人的体质，大多数走20公里就已经到了极限。 连真正的农村还没有看到，可能就已经走不动了。 所以，考虑到各种因素，粮荒爆发之后，大中城市里的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坐以待毙。 有些身强体壮的人，就会选择到处找粮、抢粮吃。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当城市里没有粮食的时候，平时“衣食无忧”的城市人，就要开始面对从来没有见过的局面。 到时候，长期被颠倒了的社会就要被颠倒回来。 总的来说，中国城市能够存在，依靠的是中国的经济系统。 中国经济系统的存在，一方面依靠盘剥农业、盘剥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另一方面，依靠毁灭资源而生存。而绝大多数城市人依靠城市而生存，也就是依靠盘剥农业和毁灭资源而生存。 从根本来说，中国的城市人基本上没有生存竞争能力。 另外，从个体的角度，绝大多数城市人身体羸弱、思维贫乏、技能欠缺。 而发生粮荒则意味着，城市剥削农村、毁灭自然的模式完全垮塌，绝大多数城市人失去生存来源。 尤其是很多“中产阶级”，做着城市的生意、家里没有存粮、一身肥膘、行动迟缓，手握着钞票，开着汽车、有着多套房子，梦想着能够赚更多的钱。 但是，等没有粮食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发现，他们曾经觉得很重要的东西，都变得一文不值。 因为，这些东西都转化不成粮食，都只是消耗品，而不是生产资料。 同样道理，绝大多数城市中的人们，对于粮食生产也没有任何帮助。 在粮食稀缺的时候，他们都要因为粮食而被淘汰掉。 因为，大多数城市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种粮的能力，还没有跟农民进行交换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在人民币还值钱的时候，农民们还愿意拿粮食去换钱。 粮荒开始后，人民币很快就成了废纸，农民必然不愿意拿粮食换人民币。 那么，大多数城市人就没有什么可以跟农民交换的了，因为农民不住城市、不开汽车、不要钞票、股票等等没有用的东西。 而大多数城市人又没有能力，帮助农民增加粮食产量，或者让农民的劳作更轻松，或者让耕地更肥沃。 所以，农民不会把宝贵的粮食随便拿出来跟城市人交换，绝大多数城市人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机会。
一旦粮荒发生，不同的人的生存几率就显著不同。 我和一些朋友讨论，粮荒会造成大饥荒。 这些朋友最直接的反应是，要死大家一起死。 我当时的反应是，无言以对。 这些朋友无意识地认为，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 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死就死了。 其实，真正到了临死的时候，他们必然是充满恐惧，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独活”的少数人。当然，成为“独活”的少数人并不容易。 尤其是最初一段时间，当大家都没饭吃的时候，就要到处找吃的、抢吃的。 那么，在城市中生存下来的人，首先是当别人没有粮食吃的时候，自己得有粮食吃、有水喝。 所以，为粮荒尽可能多做一些准备，是生存下来的第一步。 其次，这些人要能够依托一定的屏障、以及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这些粮食、水和其它物资。 让自己的东西不被人抢走。 第三，要保持冷静的心态。 当城市因为缺粮而陷入chaos的时候，会出现大量令人无法忍受的景象。 这时候，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强，就要因为神经脆弱而导致行为失控。 行为失控的结果就是要多犯错误，也就明显降低自己生存的几率。 第四，要有后续的生存手段。 当前期的chaos过去后，局势会逐渐恢复平静。 这时候，就需要和外界进行交换，获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交换？ 可以包括白酒香烟等实物，也可以用美钞等货币。 这时候，美钞就派上了用场，让人可以生存更长的时间。 当然，越是地广人稀、有山有水偏远地区，生存几率也就大一些；越是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地区，人们的生存几率就小一些。 所以，提前尽可能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在物资上、身体上、精神上、货币上等综合方面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准备，是生存下来的要素。 越是准备得充分，个人生存几率也就越大。
面对生死的时候，信仰是一个人关键的支柱。 正确的信仰不仅能够给人精神的力量，更让人能够冷静地进行判断，明显提升个人的生存几率。 因为，在生死关头，清醒冷静或者惊慌失措，情绪差异造成的行为就产生关键的不同，而不同的行为经常会形成不同的命运。 而面对粮荒的时候，人们更需要建立正确的信仰。 就像耶稣说的主祷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