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中国房地产、铁公基的资金链断裂已掩盖不住，大量建设项目已停工。钢材、水泥、有色、橡胶等大宗工业品，汽车、机械、电气、家具等制造品，将很难销售出去。 天量库存加天量产能，各种“跳楼价”甩卖将很快上演，跌幅会让绝大多数人瞠目结舌。 经济系统的崩溃已不可阻挡，随着而来的是社会崩溃。

　　社会资金链断裂的简析：
　　
　　2011年初的时候，我在关于“shibor利率”的帖子中，提到过中国社会的资金链即将断裂的问题。 从4、5月份开始，民间拆借利率开始飙升，用以解决已经开始的资金链断裂。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虽然中国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是中国的资金链断裂已经不可阻挡。 资金链断裂从体制外蔓延到体制内，集中表现为高利贷盛行。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市场的晴雨表、指挥棒。 而资金作为经济的血液，其价格又集中反映经济状况，而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 从年初开始，各地高利贷迅速蔓延不仅反映出中国经济状况，更为未来提供指向标。
　　
　　2011年第三季度，全国资金链断裂的状况终于掩盖不住。 根据《上海证券报》2011年8月30日新闻：“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与销售空前火爆，根据各家银行目前披露的半年报，仅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就突破了9万亿元。”。 2010年，我在“2010年经济分析”的帖子里粗浅地测算过，2010年M2需要增加15-20万亿，2011年需要增加25-30万亿，才能够保障中国的资金链不断裂。 也就是说，中国必须持续印钞，才能维持体制对金钱急剧扩张的胃口。 当然，从公布的M2数字来说，实际增加的数字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所以，在2010年底和2011年1月底，连续就出现shibor利率急剧飙升的情况。 当然，由于通胀已经严重加剧，所以国家不敢大量印钞。 印钞的路堵死后，国家不能坐以待毙，就要想其它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社会资金链断裂指的是政府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而民众的资金（主要体现在存款上）总量还是很充裕。当然，民众资金链断裂就不叫资金链断裂，叫人们“吃不上饭”了，就不是资金的问题了。 这时候，国家就想到了民众，国家有困难的时候，总要想起民众。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温顺的民众、看似精明实则愚蠢的民众，而且民众还有巨款存在银行中。 所以，大量理财产品迅速出台，吸引中国民众来购买。 仅仅四大行利用理财产品从民众手里骗到的钱，在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体制的资金需要。 其它银行同样也在从民众手里吸钱，而且还有其它方式吸钱。 所以，上半年国家虽然印钞不太多，但是基本上维持了下来。 到了下半年，由于民众手中的资金迅速减少，而且更重要的是高利贷的全面普及，理财产品基本上做到了尽头。 大规模资金进入高利贷后，理财产品的吸引力自然就没有了，体制的财源在很大程度上断掉。 于是，国家通过货币政策，榨干体制外资金保体制的方法基本上失效。 而随着高利贷蔓延，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单位资金链断都开始断裂，而且是快速断裂。
　　
　　自从朱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中国的资金问题就分为三个明显的层级：1、 中央体制：中央的资金总是多得没处花，而且掌握着印钞机，所以就大搞面子和享受工程。 不论中央zf在长安街上弄得各种标志性建筑，还是央企的大楼、各种基建、1200万的水晶吊灯，都是钱没处花的表现。 2、地方体制：地方体制的资金时好时坏，和地方经济状况与银行贷款松紧有关。 经常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 饥饿的时候，地方zf就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饱了的时候，就大搞地方建设，比如说大规模城市广场、景观道路、城市新区等等。 所以，当上海在2004、2005年房价开始低迷的时候，上海领导拍着胸脯对外资说，只要外资投资房地产，保证他们赚钱。 就是希望外资进入，给地方财政带来财源，度过楼市相对“低迷”的时期。 等楼市好起来之后，大家再一起“发财”。而上海房地产“大发展”是在2005年之后，大量的外贸盈余加上银行房贷形成的双重货币增发，开始刺激其价格飙升，也让上海市、区政府变得非常有钱，盖起来雄伟的大楼。 3、私营企业：依靠体制的私营企业，与其依靠的体制息息相关。 而面对社会的私营企业，一直处于被歧视的状态，银行对其放贷的门槛很高、利率也高。 所以，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要依靠自身和相互拆借实现生存和发展，因此资金状况一直很紧张。 不过，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出口型私营企业赚到了大量外汇，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压力。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财政和银行“大放水”，所以三个层面都出现了“爆发型”的资金膨胀。 除了铁道部的高铁投资计划超过20000万亿（后来的规划可能超过40000亿）之外，其它央企也进行大规模的产能扩张建设。 而在房地产价格翻番、汽车业销量翻倍的带动下，钢铁、水泥、有色等等企业生产火爆，进而带动了上游的矿产资源采掘，给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收入。 地方政府则也在大规模进行市政建设、地铁建设、城市拆迁改造等等，反过来又刺激了这些行业的景气度。 同样，银行也对很多私营企业大规模放贷，支持 私营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张。 中国的货币总量M2从2008年底的47.5万亿，增加到2010年底的72万亿，两年增加24.5万亿，增幅超过50%。 但是，这一切资金推动的行为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减缓，到了2011年几乎停滞。 2010年9月底，M2总量达到78.7万亿，仅比2010年底增加6.7万亿元。在这样资金增幅严重萎缩的情况下，本来需要大量后续资金的各种建设项目，一下子成了“无源之水”。
　　
　　由于社会资金缺口巨大，所以资金链断裂难以解决。 资金链断裂是全国性、普遍性的，可以分为三个层级：中央、地方和私企。 在分税制后，中央掌控了主要的财源，而且负担很小，再加上中国的税费收入一直在高速增长，所以中央有大把钱可花。 而且，中央拥有央行，随时就可以印钞给自己钱花。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似乎觉得中央不可能缺钱。 但是，这样的印象并不完全正确，因为钱再多也经不住糟蹋。 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铁路，铁道部已经深陷债务泥潭。铁道部的负债已经超过20000亿元，其中相当的部分是高铁负债，而且债务负担还在迅速增加。 铁道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普通铁路和动车的买票收入，而刨去这些铁路的运营成本之外，剩下的钱估计连利息都偿付不起，更不要说归还本金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铁形成运营能力，高铁的售票收入都无法弥补运营和维修费用，更不要说折旧费了。 2011年10月，“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东南，大部分铁路项目都停了。”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据他了解，全国范围内停工的铁路项目里程在1万公里以上，其中隧道里程约占5400公里。 这意味着，中国铁路还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可能没人知道还需要多少，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一般民众。 另外，铁道部拖欠众多供应商的款项，涉及金额巨大。9月下旬，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目前铁道部欠中铁、中铁建600多亿元。 另据中国南车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2011年）上半年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高达266.26亿元，比去年底增加了138.17%，同期增加了60.8%。南车内部人士称：“绝大部分是铁道部的欠款。铁道部由于自身问题，原先应该付给我们的账款，迟迟没有到位。”而这还只是中铁、中铁建、南车这些少数大型供应商的欠款。 铁道部全国有大量的供应商，欠款数额必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更大的问题在于，铁道部的欠款已经导致很多建筑单位数月未给员工发工资。王梦恕表示，在全国范围内，铁路建设能带动600万农民工就业，以一家三口计算，影响的就是1800万人口的生活。 这还只是建设单位，没有计算铁路系统本身、铁路设备供应商所影响的人数。 也就是说，铁道部的债务问题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巨大的社会问题。 到2011年10月中旬，铁道部准备继续在市场上发行债券，有传闻说国家很快要给铁道部 2000亿元，让铁道部的部分项目在月底重新转起来。 但是，快到10月底的时候，这样配合发债的传闻似乎在迅速烟消云散。 也就是说，中央或者决定放弃铁道部，或者进行评估后，觉得铁道部无法救助。 那么，铁道部面对的20000多亿的贷款、持续积累的利息和还款压力、和其它越来越多的“隐性”债务，钱从哪里来 ？
　　
　　地方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可能更加普遍。 中国经济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尤其是分税制之后，地方税收显著减少，而负担严重增加，让地方陷入严重困境。 后来，随着中国加入WTO，房地产逐渐发展起来，等于救了地方政府。 房地产就是地方政府的命脉，地方政府基本上靠卖地和征收房地产相关税费维持自己的运转。 2009年之后，各地也开展大规模“刺激计划”，包括建设地铁等各种标志性工程。 到了2010年，各地房地产交易开始转淡，造成严重的财政压力。 所以，各地开始通过城投等公司，构建地方债务平台，为地方费用提供“输血”平台。 但是到后来，地方债务平台由于债务积累速度太快，据说 总数已经超过10万亿，所以被中央严格限制。 当然，一些人对于这个数字比较怀疑，认为这个数字太少了。 幸亏，到了2010年上半年，理财产品销售开始火起来。 这些理财产品卖出后，资金的主要方向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项目，救了地方政府。 而巨额的资金从民众的口袋里，到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口袋里。 而开发商买地收入、建房费用又以比例的形式，进一步进入地方惩罚的口袋。 这又让地方政府大大地舒了一口气，还可以继续大量花钱。 于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让房地产、地铁和市政道路等工程点都加班加点。 当各地众多的高楼都在同时建设的时候，各地都呈现出大干快上的景象。 不过，从2011年9月份开始，各个建筑工地停工的情况越来越多。 进入2011年10月，大量房地产项目似乎就在突然之间变得静悄悄，给人感觉确实没钱施工了。 而一些城市的地铁工程也开始慢下来，或者停下来。 与工程项目停下来相对应的是越来越明显的经济形势。 根据中国新闻网6月16日消息：“截至5月底,大量上市房企仅完成了不到全年业绩目标的30%,很惨;而截至6月15日记者发稿,不少地方政府近半年的卖地收入仅仅去年全年总量的约20%,更惨。” 本来，各地还希望在下半年，借助所谓的“金九银十”能够获得一些销量。 没想到，进入9月份之后，局势更加恶化：一方面销售惨淡，积压的待售房屋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市场形成的新供应在急剧增加。更严重的是，房屋销售已经不是价格问题，而是没人买的问题。 北京通州一个新楼盘，在2010年开盘时还报价将近rmb25000/平米，到了2011年三季度降到13000多，但是并没有人因为降价而购买。 而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意味着房地产企业资金链问题无法解决，并且让房地产商的心理开始崩溃；另一方面让地方财政靠房地产恢复销售而增加财政收入的希望破灭。 那么，房地产欠理财产品的钱、地方政府钱理财产品的钱、地方债务平台在2011年之前已经欠下的钱，这些钱下一步能不能换、怎么还，都是致命的问题。 另外，随着房地产越来越惨淡，地方政府的支出更加严重大于收入，那么每天发生的新增资金缺口怎么补？ 这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同时，其它私营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也在持续曝光中。 当房地产不景气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汽车作为房地产的附庸行业，也必然面临销量大幅下降的情况。 进入2011年第三季度后，汽车销售的困境也越来越明显。 虽然汽车销售下降的幅度不如房地产明显，但是中国品牌汽车销量下滑幅度非常大。 比亚迪进行大幅裁员，就说明汽车销量的严重下滑。 而外资品牌则继续加大生产，然后把 生产出来的汽车强压到经销商的手中，让自己的销售业绩更好看，同时提前兑现自己手中的利润。 这样的结果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经销商被迫降价销售，而且资金占用越来越大，随时可能断裂。 而经销商是众多私营企业陷入困境的一个部分，更多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关门“跑路”了。 2005年之后，随着出口业务利润越来越薄，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大量私营企业逐渐将资金转到房地产上。 自从2009年之后，很多私营企业在国家的鼓励下，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多元化发展。 这些企业本来主要依靠自己的资金做大，但是由于“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且银行提供大量的贷款“黄金”，刺激企业主开始大笔投入。 但是到了2011年，由于业务状况每况愈下，而且需要还本付息的资金负担过大，导致这些企业无法归还欠款。 另外，大多数私企看到实业不赚钱，于是大量从实业中抽出钱来，并且大笔借钱去炒房地产、炒黄金、炒石头等等。 随着通胀加剧，导致央行被迫收紧银根，可供贷款的钱越来越少，银行 收回的资金越来越多。 这些扩大规模或者拿钱去炒作的私企，面临资金来源枯竭的问题。 面对生存困境，这些私企开始大量拆入高利贷。 他们希望经济形势能够在较短 的时间内好起来，那他们也能够归还高利贷。 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资金情况越来越紧张，而且高利贷的利率在持续飙升。 而这些私企只能“饮鸩止渴”，以更高的利率借更多的钱，弥补越来越大的资金 窟窿。 到了2011年3季度，私营老板开始成批地“跑路”，给债权人和被欠薪的员工留下旧厂房和破烂的设备。 温州作为私营老板“跑路”的一个著名的地方，受到了中央的重视。 当中央领导到当地考察的时候，曾经做出批示，要求银行给予支持，稳定当地的状况。 但实际上，给予支持也只是一句空话。 因为，当银行无法满足国家和地方的资金需求之前，不可能优先照顾私企的。 所以，越来越 多的私企在资金短缺和高利贷的压力下倒闭。
　　

　　
　　高利贷的盛行反映出，社会资金链断裂基本无法解决。 如果汇总三方面的资金需求，就可以看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资金状况。 虽然铁道部左遮右盖，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巨大的资金链缺口到最后重要暴露。 即使不考虑贷款和利息偿还，铁道部现有的欠债和停工万里的摊子，怎么都得上万亿的资金来重新启动。 而启动后，还需要多少钱将所有项目完工，一般人不知道，所以必然是个更加巨大的数字。 除了铁路之外，电力系统也是一块“黑洞”。 发电企业也在大规模“跑马圈地”，不论煤电还是核电，都在耗巨资建设当中。 而根据原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总经理翟若愚称，五大发电集团2010年合计亏损137.19亿元，过去三年合计亏损超过600亿元。 也就是说，连最不缺钱的央企都开始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说明资金缺口必然超出人们最大胆的想像。 而在地方上，大量的房地产项目发生积压，或者停工等钱继续，或者建好也卖不出去。2011年9月14日，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数据显示，北京年内新增的商品房住宅库存积压面积达到了300万平方米，库存面积市值达到717亿元。 根据新浪财经2011年10月25日消息，北京住宅总库存创下2009年6以来新高，达到117673套。 根据房地产相关中介机构数据，北京8月份一手房价超过2万元/平米。 如果按照一套房平均100平米，每平米2万元的话，那么消化11万套住房就需要2200亿元。 另据亚豪机构统计，截至2011年9月4日，北京商业地产存量面积959万平方米，沉淀的资金金额高达2296亿元。 也就是说，仅仅消化北京的一手商品房住宅和商业地产，就需要将近5000亿元的资金。 而根据《每日经济新闻》9月16日的预估，到10月份，上海的商品房库存估计超过1000万平方米，跟北京的情况类似。同样道理，如果把全国范围内的商品住宅、商业地产和小产权房的库存都计算进来，如果要全部卖掉，可能要超过10万亿的资金。 当然，房地产商已经大量购买了土地，如果资金可以持续，还准备源源不断地盖房子，直到把房子盖满全中国。 所以，即使有10万亿的资金买了这些房子，在一年内将出现15万亿、甚至20万亿的期房和现房可供销售。 到了私营企业，从8、9月份开始，越来越多的企业老板选择了“跑路”，于是整个社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才开始受人关注。 老板“跑路”的背后，是巨大的银行贷款压力和高利贷的压力。 而爆出来的资金断裂的私营企业，不少在上亿、甚至达到十亿元的规模。 而据说珠三角、长三角这些私营企业集中的地区，已经出现倒闭潮，当然官方一直在“辟谣”。 而高利贷和私企老板开始“纷纷 跑路”，说明资金链已经随时断掉。 而这些“跑路”的老板也在大量向境外转移财产，保障自己在国外的生存条件。 那么，这三方面的资金链断裂汇集起来，就是中国社会资金链断裂面临的局面。 要防止资金链断裂，就迅速需要国家大量向社会进行“印钞放水”。 而从粗略估计的角度总结，解决这三方面的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在短期内（3-6个月）大概需要印钞超过10万亿，甚至可能需要15-20万亿。
　　
　　当然，考虑到外贸和外资因素，印钞10万亿可能还不够。 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来支撑，私营出口企业销售低价产品到国外，换来大量以外汇计价的销售额。 然后，拿到外管局换成人民币，结果外管局手里多了外汇，私营企业手里多了人民币，也就是社会上多了人民币。 从2000年开始，随着中国出口的迅猛增加，中国人民币M2扩张中一部分由出口结汇所支撑。 根据《上海证券报》10月21日消息“四问外贸：出口“寒冬”是否来临？”中说到：“为期5天的秋季广交会一期10月19日落幕，此次参会的欧美客户和企业订单锐减，近90%的中短订单更是让企业忧心忡忡……本届广交会首日入场仅9.5万人次，较去年的约12万人次锐减21%，成为近年来最低的开幕日人次纪录……截至10月18日的数据显示，广交会累计报到人数105421人，其中亚洲59280人，占约六成，欧洲17637人，在美洲的15485人中，来自美国的仅4078人。作为采购大户的欧美采购商的流失，让不少企业更加悲观。”这个消息反映出，中国的出口正在持续大幅减少。 也就是说，经历2008-2009年倒闭潮、2011年上半年的倒闭潮之后，大量出口企业将继续从2011年4季度开始经历新的倒闭潮。 随着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关门倒闭，中国的外汇收入越来越少，对应的国内人民币供应也越来越少。 另外，这些企业还有较多的对外负债，倒闭后这些负债归零，也会进一步让银行和供应商“失血”。 如果倒闭的企业还欠薪，那么当地政府还得掏腰包给这些工人发工资。 比外贸影响更大的，是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外资。 外资进入中国，已经在中国赚的钱，如果全部离开中国的话，能够立刻将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换光。 从理论上，外资离开的时候，把人民币给了外管局。 外管局同时注销人民币和美元外储，而外资将外汇带离中国。 也就是说，外资离开的时候，社会中的人民币M2也会相应减少。 而从2011年第三季度开始，离开中国的资金越来越多，中国的银行开始大量“失血”。 2011年9月1-14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比8月末减少了大约4200亿元。 同时，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额创新高，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也大幅上升。 四大行的存款不仅被其它经济单位分割，而且一部分留出境外。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点地区，成为避开大陆的严格外汇管制，将人民币变现为美元“走出去”的管道。 一旦美元重回升势，大量资本可能要开始离开中国。 一旦资本撤离中国，中国的资金缺口还要进一步扩大。
　　
　　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压力下，高利贷已经蔓延到各地，把各个经济部门的缺钱状态基本上拉平。在传统的经济环境下，国家印钞给银行、同时民众将钱存入银行，然后银行按照国家政策将钱贷给央企、地方等“体制内”系统。 体制内单位靠着银行“输血”，大都能够过得非常滋润。 但是，从3、4月份开始，民间贷款利率开始飙升，随后普遍达到月息4-5%（年息50-60%）左右，有的高利贷达到年息100%，甚至150%以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民众将钱投入高利贷。 由于高利贷以“熟人”间集资借贷的方式进行，所以很容易变成“全民高利贷”的情况。 当一个地方开始出现高利贷之后，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地区。 当地民众纷纷将自己银行中的钱取出，交给高利贷中间人，以赚取较高的利润。 随着高利贷的迅速蔓延，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受到很大的阻碍。 因为，理财产品的利率普遍在年息7-8%以内，而高利贷的收益则超过30%。 在这样的情况下，“傻子”都能看出来高利贷比理财更赚钱，所以“傻子”都知道应该把钱交给高利贷，而不是理财账户。 通过这样的方式，银行的存款被大规模搬家，而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越来越缺钱，存贷比压力急剧增大。 所以，银行也在拼命拉存款，同时想方设法收回贷款。 在这样的背景下，给银行下达政策性贷款，银行也难以支持。 另外，政策性贷款的利率只有个位数，本金也收不回来，银行内部的人也没什么好处；而往外借高利贷，虽然本金也收不回来，但是可以在前期多得一些回扣和利息分成。 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既没有钱、也没用动力支持政策性贷款。 所以的，温到温州调研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并且做出指示，要进行政策性贷款扶持，让很多人似乎看到了希望。 但是，温走了之后，贷款扶持也落空了。 因为，不是银行不想给，而是根本没用能力给。 因为国家就不给银行钱，银行的钱已经极为紧张了，也就没有能力给企业。 结果，温州企业该关门的还关门，不过由于监控系统加强，想跑路的老板更难跑路了，仅此而已。 所以，在各方面资金链已经断裂的情况下，中央、地方和私营大致处于同样的状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挽救体制单位的唯一一个方法就是“印钞放水”，然后分摊到各个经济环节。
　　
　　还需要明确的是，社会资金链的断裂已经蔓延到整个社会的微观层面。 在2011年初的时候，社会资金链问题还主要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矛盾，体制内依靠优势地位掠夺体制外的生存空间。 但是半年之后，随着高利贷的快速蔓延，资金链断裂已经不仅仅是体制内外的问题，而是形成遍及全国、深入到每个环节、蔓延到大部分的经济细胞。 体制内的铁道部，面临遍及全国的铁路停工的问题；地方则从上半年的卖地难，到房地产项目大量停工，再到供应商手里的各种建筑材料和家居用品也都砸到了手里；而私营老板大量“跑路”、出口量锐减、也是私营经济走到尽头的标志。 打个比方，中国资金链断裂是“冰崩”到“雪崩”的过程。 如果说，在2011年上半年，中国社会资金链是“冰崩”，整个社会资金断裂成几大块，体制内依靠掠夺体制外而生存；到了下半年，就开始了“雪崩”，整个经济资金链开始“碎片化”瓦解。 不仅仅是宏观层面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联系断裂，而且是微观层面的小单位都资金链出现断裂，整个社会的信用系统已经开始碎片化瓦解。 由于每个经济单位都缺钱，所以都希望从其它单位借到钱，比如说大幅延长还账期、制定更加苛刻的付款条件。 同时，人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钱借给其它单位后，其它单位突然关门倒闭，导致自己“血本无归”。 也就是，单位和单位相互之间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越来越多的单位宁愿不做生意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也就是说，现金交易的需求越来越高，而信用交易比例越来越少。而随着资金链断裂的程度深化，人们对于现金交易的倾向急剧加强。 这就意味着，在资金越来越少的时候，正常经济运转需要的资金反而更多。 所以，越到“雪崩”的后期，各个单位对于资金的需求反而急剧增加。 打个比方，在信用经济下，一个产品分为零件生产、产品组装、销售三个环节。 产品总成本为200元，其中材料成本100元，由零件生产者承担，而人工成本100元，分担到三个环节。 那么，产品组装环节在采购零件的时候，给零件生产商33元现金，并欠100元零件生产一个月的账期；然后，销售给产品组装环节66元现金，并欠100元组装生产商一个月的账期；等一个月后，销售商卖掉产品后，还给生产商100块钱，组装生产商再把钱还给零件生产商。 在这个过程中，三方总共需要的资金量是200元，其中零件生产商承担133元，组装商33元，销售商34元。 但是，如果各方失去相互信任之后，那么零件生产商商要求组装生产商全额付款，组织商要求销售商全额付款，那么为了同一批货，零件生产商需要准备133元资金、组装生产商需要准备166元资金、销售商需要准备200元资金，最后加总为400元资金，是信用生产流通的2倍。 所以，随着资金链断裂到了微观层面，社会对于资金的需求反而畸形增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只有大规模“放水”才能解决问题。 从资金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政府印钞机（央行）、各商业银行贷款、还有外贸与外资。 2008年底，国家出台4万亿的财政政策进行“救市”，并且配套10万亿的银行贷款。 随后，各地争相出台更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进行各省的“救市”。 同时，大量国际游资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国，购买股票和房地产。 结果，中国经济增长从2009年中开始狂飙，到2009年底房价上涨将近1倍。 而地方的经济刺激计划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银行当时的资金状况比较宽松。 如果银行资金不配合地方政府的行为，即使国家发钞14万亿，2009年也不会“高烧”到如此程度。 到2011年，银行的贷款潜力基本上被榨干，再也无法支持政策性贷款。 同时，外贸出口也在迅速减少，而且加速倒闭。 而外资进入也基本上停滞，而且随时可能会撤退。 也就是说，“三驾马车”只剩下了国家印钞机这一个“轮子”。 而如果国家进行印钞放水，外贸和外资这个“轮子”也启动不了，甚至可能还会继续对社会资金进行“抽血”。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如果要“放水”救助社会资金链，就必须全额来进行救助。 比如说，估算社会资金需要10万亿才能让社会资金链不至于断裂，那么就不能少于10万亿。 比如说，国家只想通过“定向放水”2-3万亿来解救中央级别的体制机构，比如说解救铁道部，那对于社会资金链也没有用。 因为，如果不救房地产（地方体制）和私营企业，银行就都要面临关门倒闭的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轮子”也要废掉。 而中国只靠国家印钞这个“独轮车”，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国家要想维持资金链，还必须把银行这个“轮子”用起来。 通过对银行系统进行全面注资，解救房地产和私营企业。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决定挽救社会资金链，不仅要考虑到央企，而且要照顾到整个国家的银行系统。 所以，“注水”就要有“孤注一掷”的态度：一方面，国家要大规模进行印钞“放水”力度，另一方面要大幅度降低银行准备金，等于对银行进行注资，让银行的资金变得充裕。 而且，对银行注资的力度也必须非常大，来弥补外贸和外资的损失。 只有通过“双管齐下”的手段，才能够解决社会资金链问题。 否则，铁道部要破产、房地产（地方政府）要破产、私企要破产，仅仅支持任何一个部分都解决不了问题。
　　
　　当然，“大放水”面临着“两头要命”的问题。 在2010年，中国经济问题可以说是“两难”，同时面临各地方需要钱，而且通胀严重加剧的问题。 我在2011年初说到，如果说以前是过“独木桥”式的“两难”，那么到2011年就开始要“走钢丝”。 而国家采取了最为高明的手段，就是“拖”。 同时，让社会自己进行资源配置，比如说理财产品和高利贷的兴起。大量手里有钱的民众在通胀的压力下，自动钻到骗子们设计的理财和高利贷的套子里，极大地帮助国家减轻了负担，让国家能够多活了半年。 不过，到了2011年4季度，问题已经拖到了再也拖不下去的程度。 因为，整个社会资金链已经断掉，大量铁公基和房地产已经停工，大量工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拿不到薪水。 如果再往下拖，铁公基、房地产和私营企业都要全面倒闭。 这样的结果是，数亿在建筑工地、工厂的人们就要开始找老板或者当地政府要钱，然后大规模返乡。 2008年，国家推出经济刺激政策，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刺激经济，保证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当数亿“农民工”开始大规模返乡的时候，这些人到哪里去，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结果，在位子上的人们都坐不住了。 而到了2011年四季度，同样的问题出现了，而且比2008年来的更猛烈些。 这些人一开始返乡，不再给体制创造收入，那么沿海地区经济要全面倒闭，同时给内地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而国家在2011年一直进行的“定向放水”，也就是小范围“放水”的动作，根本解决不了整个社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所以，只有“大放水”才能够遏制住目前的趋势，而且“放水”规模必须比2008年的还要大得多。 因为，2011年4季度的货币总量M2已经比2008年底增加了70%。 当然，“大放水”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必需品物价上涨。 到2011年三季度，部位稍微好点的猪肉，价格已经达到每斤20元人民币左右。 而且，物价已经到了非常脆弱的状态，价格可以随时上涨。 那么，如果国家开始“大放水”，猪肉价格可以很快达到每斤100元人民币。 而且，猪肉价格上涨会带动粮食价格相应上涨。 本来，秋收之后，稻谷价格已经开始大幅上升，而且农民还“惜售”。 “惜售”的意思是，农民不是手里粮食多的不得了，但是赌粮价要上涨。 而是因为农民的粮食不很多，所以卖不卖都无所谓，但是被冠之以“惜售”的名词。 所以，只要猪肉价格上涨，粮价就控制不住。 中国经济模式是建立在低粮价的基础上，不论体制的铁公基和房地产，还是私营的“血汗工厂”，都依靠低粮价。 一旦粮价开始大幅上涨，农民工要求工资翻倍甚至更多，那么建筑工地和血汗工厂同样停工，“中国奇迹”就全完了。 所以，如果不放水是等死，放水是找死，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从政策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放水”行为似乎成为必然。 2011年，中国的主要政策就是“拖”，而且似乎起到了很明显的效果。 但是，明眼人很清楚，一直拖着也不是回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资金链已经从“冰崩”变成了“雪崩”。 如果不进行“放水”，中国经济在2011年第四季度就要见到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的状况。 比如说，铁道部已经债台高筑，不要说欠银行的本息，就连对设备和建筑供应商的欠款已经很长时间拖欠。 在其它国家，按照铁道部欠款形式和规模，都可以认为铁道部已经破产。 而只有中国“特色”下，铁道部还是AAA级信用。当然，铁道部怎么都可以，还可以选择继续欠钱，而且欠更多的钱。 但是，被欠钱的单位就要出问题了，因为这些单位都是贷款施工，而且没有铁道部这样的背景。到时候，被欠钱的银行、供应商、工人不会找铁道部要钱，而是问这些被欠钱的单位要钱。 这些单位如果给不了钱，那参与铁路建设的数百万人、为铁路设备而生产的上百万人，就要做出所谓的“过激”行为。同样道理，大量房地产商利用建筑商“垫资”和销售“理财产品”进行建设，但是建起来的高楼一直卖不掉。 一旦建筑商要求还钱，或者理财账户到期，那么房地产直接倒掉。 而且，倒掉的不仅仅是房地产上，还有给房地产商和建筑商贷款的银行，还会有买了理财产品而傻眼的民众。而且，不论国家是否“放水”，私营企业都要死掉一大批，“放水”的结果只是多还是少的问题。 不过，私营企业倒闭的少一些，总比几乎所有私营企业倒闭要好。 更重要的是，各地高利贷在蔓延超过 3个月之后，开始大规模崩盘的过程。 因为，当高利贷的利率超过100%，能够维持的时间就非常有限了，一般不超过3-6个月。 而如果不“放水”，那么大规模企业倒闭潮，加上房价崩盘，加上银行理财产品损失，股市也会惨跌，加上高利贷崩盘潮，几个因素加起来，无数人将经济上破产，然后精神崩溃。 而且，这个局面出现的时间点越来越近。 所以，为了能够“过年”，国家也得“放水”。 总不能看着企业都大规模关门倒闭了，再来进行救助。
　　
　　同时，资金链断裂带来的物价下降，给“放水”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 假设，社会资金保持稳定、经济继续按照2008年以来的模式运转，那么各种物价将持续上涨。 因为，在前三年大规模印钞之后，资金主要进入了铁公基和房地产，并没有完全、直接影响到居民物价。 所以，居民物价并没有一下子涨几十倍、上百倍，而“只是”涨了一两倍。 不过，随着这几年铁公基和房地产的扩张，前期进入经济的通货逐渐传导到居民生活中。 所以，中国的物价上涨将是个长期的过程，持续影响人们的生活。 到了2011年，中国的CPI一直在进行“翘尾”，从“破5”到“破6”，尾巴一直要翘到天上去。 当然，CPI保持在个位数，统计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实际的通货膨胀完全可以向后挪一个小数点。 不过，进入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的物价开始实实在在降了。 首先，房价下降已经掩盖不住，因为很多房地产商如果不降价就得倒闭。 虽然地方政府希望采取所谓的“备案”来控制房价下跌，但是在生死边缘的房地产商顾不了那么多了。 而随着大量铁路几乎全面停工、大量地铁、公路和其它基建停工、房地产停工，大宗工业品需求大量减少。 进口和生产的大量铁矿石和钢材、有色矿产和有色金属、天然橡胶和橡胶制品等等产品，出现极为严重的积压。 这些产品价格开始暴跌，反映出整个经济已经开始崩溃。 随后，价格下跌开始蔓延到农副产品，比如说杂粮、土豆和其它蔬菜、各种水果收购价格出现下跌、甚至暴跌，而生猪收购价格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而且，国家也开始允许人们到城市摆摊，以降低生活成本。 而允许人们摆摊意味着，蔬菜水果买卖等行为可以绕过高价房地产带来的成本增加。 也就是说，国家已经开始为了控制通胀，放弃房地产（尤其是商业地产）的利益。 所以，从人们的直观感觉来说，很多东西价格上涨减缓，甚至开始变得便宜。 而这样的物价下降，或者说CPI下降，就成为“放水”的理论依据。 因为，随着资金链断裂，不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已经发出各种绝望的声音。 这时候，如果中央再不根据“民意”进行放水，资金链断裂的深化就是经济崩溃，中央也担负不起这个任由经济崩溃的责任。 所以，从在位者的角度来说，行动总是要采取的，而“放水”似乎就成为一种必然。
　　
　　不过，“放水”的额度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放水”不超过5万亿，那么对于整个局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随着资金链断裂的程度越深，“雪崩”的效果也就越强，社会对于资金的需求就会以乘数的数量上升。 那么，5万亿投进去后，就类似于“杯水车薪”。 另外，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货币起到效果的时间大致在半年到一年。 如果目前“放水”5万亿到社会中，那么明显起效在半年之后，甚至可能一年。 就像一个房屋的大火已经熊熊燃烧，这时候来了辆救火车，开始用救火车里的水消灭火。 但是，由于水太少、来的太晚，结果只能够控制住火势不快速向往蔓延。 而已经烧起来的部分，就无法扑灭，只能看着被大火烧掉。 而即使目前“放水”5万亿，效果也像面对熊熊大火的一辆救火车，结果就是“太少、太晚”。 现在，社会资金链已经全面断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迅速采取大规模“放水”的措施。 对于很多人来说，5万亿似乎已经是“大规模”了。但实际上，对于目前的经济体，可能10万、15万、甚至20万才算是“大规模”。 当然，对于经济决策者来说，又处于非常艰难的状态。 从现任经济决策者的角度来说，觉得需要进行大规模“放水”。 因为，现任经济决策者不仅仅会演戏，还对经济有所了解。 可能虽然没有意识到需要巨额自己来“放水”，但是有较为直观的感觉。 不过，现在懂经济同时懂演戏的不能自己说了算，因为候任者可能已经开始介入经济决策。 候任者不懂经济，也看不到现在的经济形势到了什么程度。 同时，候任者不能忍受再度大规模“放水”，让自己接一个无法解决的“烂摊子”。 所以，宁愿少“放水”，让问题在短时间引爆，也不远通过拖，自己承担骂名。所以，既要放水，又不能大规模放水，还不能“杯水车薪”，这对于现有的经济系统来说，基本上是mission impossible，任务不可能完成。 “瞻前顾后”是个很好的成语，说明思考时候的矛盾心理。 从目前中国社会的资金角度来说，“瞻前顾后”反映出决策层的矛盾状态，一方面“瞻前”，考虑需要“放水”救市；另一方面“顾后”，希望自己不要承担烂摊子和骂名。 所以，放水的时机和放水的规模就会在这两方面的争夺中逐渐失去，而“资金断裂”的熊熊大火已经开始失控。
　　
　　当然，不论“放水”规模如何，中国人也要“坚持”到最后。 随着资金链断裂，中国的财富阶层-尤其是体制内财富阶层-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过去二十年，财富阶层依靠体制舒舒服服赚了大钱。 在这些财富阶层中，有的通过转包工程赚分成、有的靠圈地和房地产赚钱、有的靠股市发家、有的开矿成巨富、有的靠垄断某些行业控制财富。 而资金链断裂，会造成工程烂尾、房地产不值钱、股市走向零、矿产停工、垄断行业停转。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发财的门道全部被堵住，而且人们现有的“财富”也会化为乌有。 所以，即使“放水”很少，财富阶层也要想方设法进行造势、炒作，把整个市场气氛造起来，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存时间。 而对应这些财富阶层，最可怕的还是国际经济形势。 一旦美元升上80水平，意味着美元的涨势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世界经济大萧条将要发生。 而美元上涨又会引发大量在中国的资本加速回流美国，开始消耗大量中国的外汇储备。 而中国外汇储备中相当一部分买了美国 两房、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债券。 一旦外汇储备明显减少，那么这些“大窟窿”就会暴露，引发更多的外资恐慌逃离，很快外储就会耗光。 另外，中国的体制单位在过去两年，高价进口了过多的原油、铁矿石、铜铝、天胶等大宗商品，而且仍然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做多。美元上涨同样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那么，这些单位拥有的商品货值会急剧缩水，进而导致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 所以，中国机构必须抛售美债，然后通过抛售美元来打压美元，并且托起大宗商品价格。 即使这样严重危害中国的整体利益，也在所不惜。 所以，中国人通过国内的股市炒作、国外抛美元、打高大宗商品价格，来保住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所以，进入2010年第四季度后，中国大力打压美元，并且在国际原油市场和基本金属市场做多，都是为了延缓自己财富消失的进程。所以，虽然中国资金知道，现在世界市场上，基本上只有中国人还在买东西。 而把商品价格打得越高，外国生产商的抛售行为就越大。 而且，外国生产商抛售后，会直接交现货给中国资金。 而每一个合约的现货交割，都会对资金链基本上断裂的中国多头资金造成更沉重的资金压力。 但是，中国人似乎已经没有退路，一直要坚持到最后支撑不下去，然后某个时间点完全崩溃，然后造成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乃至世界经济的突然“停摆”。
　　
　　需要强调的是，高利贷已经扰乱了整个社会的秩序，给整个社会带来极为深刻的危机。 随着社会资金链的断裂程度加深，高利贷的利率更高、规模更大。 而大规模的高利贷促使从事实业的资金退出实业，进入虚幻的收利息的金融市场。 尤其是2011年下半年开始，年息超过100%的高利贷出现，加速辛苦做实业的资金退出实业。 这意味着，社会上从事实业生产的资金更加短缺，生产更加艰难，而且利润更薄，实业生产商加速倒闭。 在税负水平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实业生产商关门倒闭的越来越多，让剩下的生产商负担更重，进一步加剧生产商倒闭。（这个问题我在年初的“2011的波澜壮阔”帖子中提到过）。 而生产商倒闭反过来更加剧高利贷的蔓延，并且让剩下的实业更难以生存。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从事农业的实业经营者的退出。 郎咸平曾经指责，一些从事农业的实业经营者进行囤积居奇，导致一些农产品价格暴涨。 所以，郎建议国家大力打击这些实业经营者，防止这些经营者的囤积居奇。 在农产品价格暴涨的时候，郎这些颠倒黑白的言论曾经获得社会相当大的共鸣。 现在，不用国家打压，高利贷起到了打压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每到秋天收获季节，农业经营者就会到农村进行农产品收购，然后存到冷库中，放到来年买个好价钱。 而在今年高利贷的背景下，从事这样的行为明显得不偿失。 因为，在高利贷的背景下，囤积农产品的资金、人工、仓储、损耗等等费用过高，而且风险极大，所以还不如把钱放出去来钱快、来钱轻松。 而正是这样的情况，让东北丰收的绿豆、花生等杂粮没人收购，价格暴跌；而大量土豆、大白菜等蔬菜、苹果等水果都烂到地里，没人收购；猪肉中间商也同样在抛售库存，导致本来供应一直非常紧张的猪肉，发生价格下降的情况。 在2010年底-2011年长达将近一年的食用油限价，让中间的加工环节宁愿将大豆压在港口，也不愿意拉到厂里榨油。 等中间环节基本上耗光了库存，导致油品短缺，于是“地沟油”趁机占领了相当一部分市场。 而目前几乎所有用于食用的农产品价格下跌，都不是真正的生产过剩。 而是社会上从事实业经营的中间商急剧减少，没什么人为即将到来冬天和“青黄不接”的春天进行储藏。 所以，秋收时短期的价格暴跌、农产品烂在地里，也意味着冬天之后的物资严重短缺。 届时，即使不“放水”，蔬菜、水果、猪肉也将因为短缺而价格明显上涨。 而如果国家为了救市而“大放水”，价格可以直接“一飞冲天”。
　　
　　李奇微在《朝鲜战争回忆录》中提到，不要考虑communist中国人的意图，不要关心他们在想什么，而要关心他们能够做什么。 所以，李奇微严格按照军事原则指挥战略部署，其军队也严格按照军事原则进行战斗。 当美军依靠军事原则稳固自己的阵营后，需要做的就是等中国人自己往枪口上撞。 中国军队在严寒和美军猛烈的炮火下，遭受巨大的伤亡。 而且，由于医疗条件差，中国军队受伤后的死亡率极高。 但是，中国人不接受教训，在第三次战役实际受挫后，仍然坚持打第四次、第五次战役，造成严重的挫败。 李奇微带领23万左右的美军以及少数其它国家的军队，在基本上没有进行轮换的情况下，打残或者打垮了三拨中国军队。 根据美国估计的数据，中国在朝鲜战争死亡人数超过90万；而苏联揭秘文件说，中国军队死亡100万人。 可以说，李奇微取得令人瞩目的战功，并不是他有多么神奇。 关键在于，中国军队的指挥者不把中国的战士当人看，而中国的战士也不把自己当人看。 同样道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没变，行为方式也没变。 中国的经济必须要等耗尽所有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外部资源的潜力后，才会垮掉。 而在耗尽这些资源的潜力过程中，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所谓的经济目标。 那么，如果目标达不到的时候会怎么样？ 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垮塌。 而中国已经到了这个时点，社会资金链已经基本上断裂到无法修复的程度。 而社会资金链的背后，是大量优质耕地被毁坏、粮食生产失控、粮食库存接近耗光、绝大部分国土生态环境被毁灭、大量土地、河流、大气被严重污染、大量矿产被掠夺性开发。 即使是这样，中国的决策者都要最后搏一下，希望自己能够“过关”。 而中国民众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拿自己做试验品，支持“要钱不要命”的经济增长。 虽然国内的资金链断裂和对外出口冰冷，都反映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头，但是人们仍然都在心存侥幸 。 而这也意味着，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更加疯狂的行为，试图挽救正在崩溃中的经济。 直到某一天，食品价格暴涨、或者人们突然发现粮食没有了，然后大量人口开始经历饥饿，本轮的疯狂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