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回归基本面： 两大问题分析
城市和农村关系问题、国内和国外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两大基本问题。 在过去的经济分析中，我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经济文化进行了分析。从我个人来说，觉得思考已经相对比较全面，个人思维已经很难有创新性的突破。 因此，我对过去的思路进行小结，从更简单、更容易的角度思考中国经济问题。 将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简单化浓缩后，中国经济可以主要聚焦于两大基本面问题：城市和农村、国内和国外的关系问题。 我在2009年底开始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首先提出“城市成本论”。 单纯从理论上，“城市成本论”既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经济，也可以用来解释世界其它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特点。 另外，通过“城市成本论”进行延伸，就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 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国的经济都要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两部分。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基于封闭经济的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竞争”背景下，这些理论只能导致国家经济更扭曲。 从这个意义上，世界经济大萧条不可避免，而且幅度将远超1929年“大萧条”。 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201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世界只有通过全球范围、超过10年甚至20年的大萧条才能“纠偏”。
将“城市成本论”应用在中国，就要涉及到城市和农村的特殊关系。 这个关系叫做 “城乡剪刀差”，国家通过强制性的定价机制，以压榨农村来补贴城市。 这样的结果是，通过农民变得更穷，来支持城市的寄生群体。 中国在前30年闭关锁国的时候，主要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剪刀差”，也就是单纯的“城乡剪刀差”。 改革开放后的头10年，曾经出现过减少“城乡剪刀差”的趋势，试图通过一定的措施打破城乡差别。 但在1990年之后，城乡剪刀差模式重新得到强化，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再次拉大。 随后，在政策的推动下，又增加了沿海和内地的“剪刀差”。 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引入国际和国内的“剪刀差”。 也就是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定价机制，以压榨国内来补贴国外。 也就是通过中国人变得更穷，来支持外国的寄生群体。 因此在中国国内，中国经济形成了双重“剪刀差”的经济结构。 从表现来看，沿海压榨内地，就是沿海地区作为国外利益的“中介”或者“买办”，榨取内地的劳动和资源；另外，城市作为体制的“中介”，继续在压榨农村。 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经济开始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在2009年底，我开始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就说明：内地和农村的潜力榨光后，支持出口的“人口红利”消失、资源枯竭，出口高速增长的模式就基本完结。 同时，农村已经“一片凋零”，基本上没油水可榨，所以压榨城市就开始了。 所以，我当时做出断言，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将快速下降。 随着“双剪刀差”开始解体，这个分析断言也很简单、容易，一目了然，所以很容易符合现实。 反过来，随着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恶化，又加速“双剪刀差”模式的解体。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2010年底的时候说体制已经非常虚弱，2011年初又提出“波澜壮阔”。
通过对两大关系进行回顾，也能够对过去的中国经济进行阶段性总结。 因为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这两大关系，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更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两个关系的背后，是国家的组织运行方式。 只有国家在暴力支持下，建立“双剪刀差”的特定的组织运行方式，才能够形成“双剪刀差”，进而决定整个社会经济模式。 而“双剪刀差”的社会组织模式的背后，就是组织的“核心思想”。 任何一个社会的建立，都有其核心思想。 比如，美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在基督文化基础上，强调“个人权利”、防范国家对个人的危害基础上建立的。 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后，也有其核心思想。 这个核心思想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模式基础，也就是城市压榨农村的“城乡剪刀差”。这个是中国大陆经济模式的基础，所以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而“改革开放”是在前30年闭关锁国的管制维持不下去，被迫引入的“外在新增变量”，也就是国内与国外的关系。 可以说，“两个基本点”和两个基本面问题基本上重合，这种重合反映出中国基本面的主要特点。 而最需要分析的还是“一个中心”。 当“一个中心”分析清楚了，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也就看清楚了。 所以，通过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分析，能够看出过去中国经济的脉络，也能看到中国未来的方向。 而要进行这种分析和思考，就需要以追求真理为导向，不断地挖掘真相、思考真相、推断真相。
追求真理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观察周围事物。人需要组织的协作分工，才能够在自然界生存下来。在世界上，两个人以上相互分工合作就可以看作“组织”。 国家也是一种组织，是一地理疆界为主要区隔的组织。 而一个人在组织中生存，首先需要了解组织的特点。 只有了解组织特点 ，才能让自己生存的更好、生存时间更持久。 打个比方，有句话说：“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如果有一定人生经验的人都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往往觉得“猪一样的队友”很蠢，往往会在关键时候坏事。 但实际上，问题不仅仅在于此，这些人更主要的问题是，往往对待外人像猪，对待自己人像狼，也可以叫做“吃里扒外”。 如果和这样的人关系紧密、建立合作关系，在平时会被人占便宜，到了关键时刻就要被这样的人害死。 比如，蒋介石在“东北易帜”之后，给了张学良一个副总司令的位置，还对张学良非常信任。 但是，当日本很少人对东北发动攻击的时候，张学良在蒋介石要求他打日本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大军基本上不开枪就撤离。 在这个时候，张学良已经暴露出“猪一样的队友”的特点，蒋应该对其严加防范。 而蒋介石让张学良去西北剿匪，而且还是委以重任，自己也很信任张学良。 没想到，张学良不仅没有积极剿匪，还受杨虎城的忽悠，把毫无戒备的蒋介石关了起来，也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的愚蠢不仅差点让自己丧命，而且后来葬送了整个中国。 所以，聪明人在平时可以比较随和，和各种人打交道，尊重其他人。 但是，他们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必然慎之又慎；而在选择关键的合作伙伴时，则标准更加严格。 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关键利益上剔除掉“猪一样的队友”。 即使碰到这种人，也是保持最疏远的一般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处理能够让人通过较为合理的人际关系，更加容易在社会中生存下来。
城市和农村关系问题、国内和国外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两大基本问题。 在过去的经济分析中，我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经济文化进行了分析。从我个人来说，觉得思考已经相对比较全面，个人思维已经很难有创新性的突破。 因此，我对过去的思路进行小结，从更简单、更容易的角度思考中国经济问题。 将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简单化浓缩后，中国经济可以主要聚焦于两大基本面问题：城市和农村、国内和国外的关系问题。 我在2009年底开始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首先提出“城市成本论”。 单纯从理论上，“城市成本论”既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经济，也可以用来解释世界其它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特点。 另外，通过“城市成本论”进行延伸，就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 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国的经济都要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两部分。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基于封闭经济的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竞争”背景下，这些理论只能导致国家经济更扭曲。 从这个意义上，世界经济大萧条不可避免，而且幅度将远超1929年“大萧条”。 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201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世界只有通过全球范围、超过10年甚至20年的大萧条才能“纠偏”。
将“城市成本论”应用在中国，就要涉及到城市和农村的特殊关系。 这个关系叫做 “城乡剪刀差”，国家通过强制性的定价机制，以压榨农村来补贴城市。 这样的结果是，通过农民变得更穷，来支持城市的寄生群体。 中国在前30年闭关锁国的时候，主要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剪刀差”，也就是单纯的“城乡剪刀差”。 改革开放后的头10年，曾经出现过减少“城乡剪刀差”的趋势，试图通过一定的措施打破城乡差别。 但在1990年之后，城乡剪刀差模式重新得到强化，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再次拉大。 随后，在政策的推动下，又增加了沿海和内地的“剪刀差”。 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引入国际和国内的“剪刀差”。 也就是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定价机制，以压榨国内来补贴国外。 也就是通过中国人变得更穷，来支持外国的寄生群体。 因此在中国国内，中国经济形成了双重“剪刀差”的经济结构。 从表现来看，沿海压榨内地，就是沿海地区作为国外利益的“中介”或者“买办”，榨取内地的劳动和资源；另外，城市作为体制的“中介”，继续在压榨农村。 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经济开始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在2009年底，我开始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就说明：内地和农村的潜力榨光后，支持出口的“人口红利”消失、资源枯竭，出口高速增长的模式就基本完结。 同时，农村已经“一片凋零”，基本上没油水可榨，所以压榨城市就开始了。 所以，我当时做出断言，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将快速下降。 随着“双剪刀差”开始解体，这个分析断言也很简单、容易，一目了然，所以很容易符合现实。 反过来，随着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恶化，又加速“双剪刀差”模式的解体。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2010年底的时候说体制已经非常虚弱，2011年初又提出“波澜壮阔”。
通过对两大关系进行回顾，也能够对过去的中国经济进行阶段性总结。 因为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这两大关系，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更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两个关系的背后，是国家的组织运行方式。 只有国家在暴力支持下，建立“双剪刀差”的特定的组织运行方式，才能够形成“双剪刀差”，进而决定整个社会经济模式。 而“双剪刀差”的社会组织模式的背后，就是组织的“核心思想”。 任何一个社会的建立，都有其核心思想。 比如，美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在基督文化基础上，强调“个人权利”、防范国家对个人的危害基础上建立的。 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后，也有其核心思想。 这个核心思想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模式基础，也就是城市压榨农村的“城乡剪刀差”。这个是中国大陆经济模式的基础，所以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而“改革开放”是在前30年闭关锁国的管制维持不下去，被迫引入的“外在新增变量”，也就是国内与国外的关系。 可以说，“两个基本点”和两个基本面问题基本上重合，这种重合反映出中国基本面的主要特点。 而最需要分析的还是“一个中心”。 当“一个中心”分析清楚了，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也就看清楚了。 所以，通过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分析，能够看出过去中国经济的脉络，也能看到中国未来的方向。 而要进行这种分析和思考，就需要以追求真理为导向，不断地挖掘真相、思考真相、推断真相。
追求真理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观察周围事物。人需要组织的协作分工，才能够在自然界生存下来。在世界上，两个人以上相互分工合作就可以看作“组织”。 国家也是一种组织，是一地理疆界为主要区隔的组织。 而一个人在组织中生存，首先需要了解组织的特点。 只有了解组织特点 ，才能让自己生存的更好、生存时间更持久。 打个比方，有句话说：“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如果有一定人生经验的人都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往往觉得“猪一样的队友”很蠢，往往会在关键时候坏事。 但实际上，问题不仅仅在于此，这些人更主要的问题是，往往对待外人像猪，对待自己人像狼，也可以叫做“吃里扒外”。 如果和这样的人关系紧密、建立合作关系，在平时会被人占便宜，到了关键时刻就要被这样的人害死。 比如，蒋介石在“东北易帜”之后，给了张学良一个副总司令的位置，还对张学良非常信任。 但是，当日本很少人对东北发动攻击的时候，张学良在蒋介石要求他打日本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大军基本上不开枪就撤离。 在这个时候，张学良已经暴露出“猪一样的队友”的特点，蒋应该对其严加防范。 而蒋介石让张学良去西北剿匪，而且还是委以重任，自己也很信任张学良。 没想到，张学良不仅没有积极剿匪，还受杨虎城的忽悠，把毫无戒备的蒋介石关了起来，也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的愚蠢不仅差点让自己丧命，而且后来葬送了整个中国。 所以，聪明人在平时可以比较随和，和各种人打交道，尊重其他人。 但是，他们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必然慎之又慎；而在选择关键的合作伙伴时，则标准更加严格。 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关键利益上剔除掉“猪一样的队友”。 即使碰到这种人，也是保持最疏远的一般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处理能够让人通过较为合理的人际关系，更加容易在社会中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