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作者：redpowow　回复日期：2012-04-26 21:33:24　 回复

　　恳求楼主把关于个人成长的部分也帖出来，让我们学习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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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段时间讲的内容比较多，我考虑稍微整理一下，另外开个贴子发出来

　　昨晚发的9000字左右的内容，被吞掉了。

　　
　　前三十年的小结：

　　1、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整个社会按照“上下线”的方式进行梯级管控。 在整个管控机制中，“上线”对“下线”具有人身所有权，“下线”完全从属于“上线”。 越到农村基层，这种表现就越明显。 比如，在农村里，农民必须辛苦劳动，生活还很困苦。 而村支书、生产队队长这样的人可以带着会计和几个跟班，一天到晚不用干活，而且时常可以喝酒吃肉。 他们看上村里的女人，女人就得跟他们，否则就要扣这个女人家的工分，让家人生活不下去。 在上山下乡的“知青”比较多的村里，村支书经常能够通过掌控食物，超过“一人一个女学生”的目标。 尤其是“知青回城”的时候，大量女知青必须得和当地掌权的人睡觉，才能拿到“回城”的名额。另外，当“下线”想离开本地到外地时，必须征得“上线”的批准。 “上线”包括单位或者居委会，而一般都由“领导”进行掌控。 只有“上线”允许，开设介绍信，“下线”才能进行移动。 如果未经“上线”批准，“下线”就擅自去往外地的，有可能以“盲流”或者“破坏分子”进行拘押。 除了“上线”批准外，人们还得去换“粮票”，根据远近将地区的粮票换成“省粮票”或者“全国粮票”。 否则，人们外出的时候，到外面连饭可能都吃不上。这样的结果是，不论吃饭还是出行，“下线”必须满足“上线”的要求，然后由“上线”按照喜好给“下线”相应的粮食和其它利益。 可以说，根源还是粮食匮乏，让人们因为没有饭吃而寸步难行。 或者说，传销组织通过自身的组织特点，导致生活的艰难，尤其是粮食的匮乏。 而粮食匮乏反过来又强化了传销组织的控制能力，让“下线”被完全迫依附于“上线”。 如果“下线”不服从“上线”的要求，除非“下线”有很强的家庭背景，“上线”不敢惹，否则“上线”可以通过卡断经济来源、或者让其他下线“斗”这个“下线”，来让“下线”屈服，甚至直接可以进行肉体消灭。

　　2、全面的心理依附：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大致可以把人划为两类，一是“墙头草”的人们，这些人占了绝大多数；二是“宁死不屈”的，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很少数。 总的来说，不同社会和国家的竞争，就在第二种人之间展开。 不过，在传销组织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第二种人的，这些人是瓦解传销组织的关键力量。 所以，传销组织集中对付的就是这样的人，要想方设法将这些人“挖出来”，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消灭。 开始的时候，号召“百家争鸣”，让知识分子们说话，提意见。 结果，等意见提的差不多，把提意见的人记录在案，就说是“引蛇出洞”，把这些人打成“右派”，进行批斗、下放劳动，或者直接弄死。 很多下放农村或者艰苦地区改造的，也因为饥荒、条件恶劣等因素，大面积饿死。 另外，基于女人的“权力崇拜”心理，号召“男女平等”、“男女各占半边天”。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女人更依附于“上线”权力，而不是和自己的丈夫“一条心”。 于是，通过“妻子揭发丈夫”，又“揪出”并且打倒很多在家里说传销和“上级”的人。 这样的结果是，敢说话、甚至敢在家里说话的人，都可能遭受皮肉之苦、甚至杀身之祸。 结果，剩下来的大都是不敢说话，也就是“上线”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人。 而且，由于传销组织中“上线”和“下线”的关系特点，只要“上线”没说允许做的事情，“下线”就不能随便做；否则很可能因为触犯了“上线”的利益，被“上线”讨厌、直到被“上线”直接弄死。 就像在一次公开的大会上，某个人为了表决心，意思是说，如果毛 死，他也跟着死。 结果，人们立刻将他打成反革命，并且将其枪毙。 这就是虽然意思很忠诚，但是一句话表达错误，就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这已经涉及到最高级的“上线”，所以更马虎不得。 即使“上线”想救自己，都没有机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敢说的人都基本上被消灭，或者被压制在最小的角落里。

　　经过30年的反复“清洗”，这种全面的心理依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由于一级级从上到下的控制，还有一级级从下向上的依附，让人们将注意力完全聚焦在自己的“上线”直到“最上线”。 “最上线”的毛语录被反复宣传、反复灌输，而且人们用毛思想指导方方面面的学习和工作，包括毛思想指导杀猪。 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从小就看着领袖像、领袖语录、领袖思想指导。 而且，从小就唱着由“等到打进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的信天游歌曲改成词的“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不论从各方面，孩子都很容易产生对“最上线”的崇拜。 而且，无数“底层”是真正的衷心拥护“最上线”，即使再苦再穷再累，也觉得自己“翻身做了主人”。 而有很多人虽然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不敢在家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不敢和孩子随便说。 怕孩子讲真话，不经意之间就把自己卖掉。 而且，学校也是这样的系统，学生们必须听老师的话，否则老师可以随意虐待孩子，迫使孩子以老师为“导向”。 等到孩子逐渐长大，即使有少部分家长具有自己的思想，开始给孩子将道理，但是孩子主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经基本成形。 再往过扭，让孩子摆脱依附思维，也变得很难。 而大多数人本身就属于依附型，孩子自然也就从小形成依附性心理。 依附性心理就是，只看某个人或者组织，想着自己能够依靠人或者组织而生存和发展。 在这样的心理引导下，个人就会形成“点”式思维，或者“小格子”、“水井”式思维，只看到自己头上的一点点“天”，也就是传销组织里的“上线”，而不会关注自己、关注周围可能发生的变化。 当人们的依附性思维形成后，基本上只想着“往上爬”，一方面想着依附“上线”，一方面想着控制“下线”。 当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上下线”的时候，就无法理解什么叫做“自由”、“人格平等”等概念。

　　
　　3、贱民思维：这种思维是我对人们心态的一种定义，属于学术范畴的概念。 贱民思维就是，人们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进而认为他人也没有价值。 而有价值的是权力和金钱，人只有依附权力和金钱才有价值，人的价值体现在对于权力和金钱的掌控上。 或者反过来说更确切，人的价值体现在被权力和金钱的掌控上。 当一个人上到某个位置，就要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住自己的位置。 这时候，个人已经不会考虑任何的人格尊严、自由等等内在的个人权利。 就像传销组织最初一直接受苏联的资金，也就自然替苏联卖命。中间一段时间成立的国家，目的也是要保卫苏联。 后来，再将斯大林当做“伟大的父亲”，并且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让外蒙独立，割让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给苏联。 简单地说，只要个人能够得到利益好处，不论 卖自己还是卖别人，只要能卖的都卖掉。 在整个传销系统完善后，人们都在这个传销系统内生存，自然也就学到了传销系统的基本方式。 尤其是随着生存越来越艰难，人们可能为了一口饭吃，就完全出卖自己。 因为，有这口饭就饱了、就生存下来了；没这口饭就饿着，可能就生存不下来。 人们都不想死，都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可能就为了一口饭就出卖自己，做传销组织需要自己做的事情。 这时候，跟人们说什么“理想”、“道德”，别人都觉得毫无意义。 因为，不论什么东西，都不如吃饱饭来的实在。 另外，因为“城乡剪刀差”，让绝大多数农民陷入赤贫的状态。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父母花了100多元钱、也就是两个大学生技术员的工资，买了三洋的“半头砖”录放机。 我母亲当个宝贝一样，不听的时候就放起来，生怕被别人玩的坏掉了。 而这100多元钱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则更是天价，一个壮劳力3年、5年可能都挣不出这么多钱。 这就是在传销体制下，整个工业发展潜力被摧毁，在“城乡剪刀差”的情况下，形成的“物贵人贱”的社会模式。

　　人是环境的产物，思维受到环境的关键影响。 在农村和城市的贫困人家，如果家里孩子动了什么东西，把东西弄坏了。 即使弄坏的东西价值很小，都可能遭到家长的一顿暴打。 这个很容易理解，即使几毛钱、几块钱买的东西，都可能是农村家庭或者城市家庭攒一周到几个月才攒出来的。 家长看到省吃俭用攒出来的心血被孩子损害，必然会非常愤怒。 但同时，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而遭到暴打，所以从小就形成谨小慎微、心理扭曲的状态。 这样的心理，就让孩子从小的“贱民思维”在心理扎根。 就像我在小的时候，读詹天佑的故事。 我现在的记忆是，詹天佑看到家里的闹钟很好玩，就把闹钟拆开，也没安回去。 后来，在詹天佑父亲的指导下，詹天佑逐渐掌握了装闹钟的技术。 不论结果如何，詹天佑拆闹钟这个行为，对于传销系统中的家庭来说，就是不可容忍的。 在传销系统的穷困状态下，就谁的家长会容忍自己的孩子拆掉上百块钱的高级闹钟？ 所以，孩子们从小对工业品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也就是“物贵人贱”的思维从最初就扎根在孩子的意识、甚至潜意识中。 这种“贱民思维”的结果是，人们在经历传销组织后，不是对传销进行反思，而是更加符合传销的思维。 因为，传销组织开始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向人们宣传“远大理想”，也就是物质上的理想。让人们“抛头颅、洒热血”去卖命，实现物质的理想。 而人们经历了传销组织的贫困之后，应该从根源上认识到物质理想的问题。 然后，人们需要防止自己陷入物质理想中，以免被传销组织所利用。但是，当人们的“贱民思维”形成之后，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 人们不是因为穷困的原因，而对物质的宣传提高警惕，而是更加疯狂地追求物质。 人们可以为了物质而牺牲所有的个人状况，尤其是可以为了钱而送命，也就是“要钱不要命”。 在传销组织系统建立初期，广大底层的穷困民众可以“要钱不要命”； 而等到传销组织建立30年后，几乎整个社会都在“要钱不要命”。 因为，坚持原则、善于思考和敢于说话的人在30年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已经被消灭了，剩下的基本上是“贱民思维”的人们。

　　4、 知识和技能的贫乏加剧了人们的“贱民思维”。 传销组织的特点就是反复地强化“美好理想”，让人们天天在“理想”中生活，然后人们变得越来越穷困。 为什么会这样？ 不论要达成任何一个目标，都必须有相应的途径。 没有途径的目标，就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专业能力很强，即使没有明确的目标，也能够获得很好的生活。比如，一个“神医”走到哪里都不怕没饭吃。 问题在于，由于传销组织的“上线”们缺乏专业技能，就更加害怕具有专业技能的人们，从专业的方式上瓦解传销组织。 所以，传销组织首先打压的就是专业人士，比如“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等。 而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人文财富，都蕴含在这些人里面。 如果人们想获得好的生活，就得给这些人很高的地位，并且跟这些人学习。 而传销组织把这些打倒后，就意味着整个社会中主要的知识和文化财富被消灭，民众又回到愚昧状态。愚昧的民众在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连给别人做低级工人的能力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愚昧的民众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专业人士是如何成长、如何成功的。 所以，人们更觉得外来的产品“神奇”，对外来的产品充满崇拜。 而且，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民众才慢慢发现，不论自己手里有多少钱，外国人都有相应的产品等着自己去买。 于是，民众崇拜“外国货”的心理形成了，有了钱 就要买外国货。 而传销组织还想再次像从苏联学习一样，通过“引进”来赶上外国货。 但是没有想到，外国货的核心技术都由本国的专业人士掌控，不可能给中国人掌握了。 问题在于，大型机器引进后，因为大家都已经传销的太久了，连懂技术原理的人都很少。 所以，进口的机器有任何毛病，都得花天价请国外的技师来中国修。 另外，当人们考虑买进口货的时候，传销组织一个新的方式出现了，就是通过“进口税”，实现国内和国外的“剪刀差”。 也就是说，不论中国进口什么东西，传销组织都要在中间收取超过100的税，人们才能够买到。 这种状况，让外国产品和中国人收入之间，又形成了更加巨大的价差，让民众更觉得“物贵人贱”。

　　也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传销组织反复清洗，人们普遍形成了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想法依附权力者（上线），丝毫不关注他人、“要钱不要命”的“贱民思维”。 而这种思维为后来30年的变化，提供了关键的支持。

　　
　　作者：D00F　回复日期：2012-04-29 10:18:48　 回复

　　生于0715 2012-04-29　02:16:35

　　我的读者基本上是高智商人群，基本上没人傻到看了我的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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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以前的在帖子比较详实，令人信服。可以最近发的就是因为两个剪刀差理论让你看空中国经济的一切？也行你耳闻目染，所见到的一切让你看空，可是事情都是会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今年的7.5增长目标能实现吗？能实现还叫崩溃？事实很正确，但人很难看到事实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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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这个7.5的数据是哪里来的？ 统计局？ 新闻联播？　半年还没有过，数据都出来了？　

　　补充一点：

　　对人冷漠，对物狂热，是“贱民思维”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 因为人们穷怕了，体会到物质匮乏对自己的各方面影响，所以人们疯狂地追求物质。 因为，人们觉得，只有物质才会给自己保障。 同时，人们有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以自身的实力获得物质，所以对于已经拥有的物质格外珍惜。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给自己带来直接物质利益的人“感激涕零”，因为自己无法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物质。比如，“上线”们到“下线”地区视察，“下线”们奴颜婢膝的表现，就把这些特点表现得一览无余。 而对于影响或者损害自己物质利益的人则“恨之入骨”，就像很多家长见到孩子损坏了家里的物品，咬牙切齿地痛打孩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成长经历和个人能力与毛类似的人，就有极端的“出人头地”的欲望。 这些人想方设法、无所不用其极，要让自己获得物质。 等他们获得物质之后，同样通过“远大理想”忽悠其他对物质有同样狂热的人们，同时再“施舍”一些物质给跟着自己干的人们，于是这些人就成了“企业家”。 而在中国，能够成为“企业家”的人们，绝大多数是这样的类型。 越是掌握好“伟大理想”和“利益施舍”的平衡点，走好钢丝绳的人，往往走的越远、越“成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任，一个毛的崇拜者和仿效者，而华为的“狼性文化”就是任的真实内心写照。 也就是说，人们不把自己当做人，只要为了物质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获得物质利益的就是“成功者”，在物质上相对贫乏的就是“失败者”。 这种思维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形成对人的认知。

　　诚信是人类社会的运作基石。 而诚信的基础，来自于个人对自身的价值认知。 中国古代经常说君子“一言九鼎”，“大丈夫出口，驷马难追”。 西方则讲“a promise is a promise”，“a word is a world”，或者"Walk the walk and talk the talk;"。 《指环王》里，国外后裔、神行客（独行侠）阿拉冈去死亡山谷，和幽灵军队进行对话。 幽灵军队因为没有信守诺言，临战逃跑，结果死了灵魂都无法安息。 阿拉冈去了让他们“honor your word”。 后来，幽灵军队跟着阿拉冈打仗，打完仗后阿拉冈说他们的誓言已经完成了，这些幽灵也自然散去。 总的来说，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价值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话当成话，认真去遵守。 一般来说，一个人经常面对不利于自己眼前利益的时候，才考虑是否遵守自己的诺言。 如果有利于自己的眼前利益，就不存在遵守不遵守诺言了。 所以，人们在权衡是否要遵守自己诺言的时候，其实就是权衡个人的价值和所受眼前利益损失的差异。 一个人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而诺言导致的利益损失大，就会打破自己的诺言；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价值，超出利益损失，就会遵守自己的诺言。 而在中国，由于人们普遍具有的“贱民思维”，所以可以做出很多很好的承诺，但是到后来基本上都不会兑现。 不论老板还是一般的穷人，中国几乎碰不到“言出必行”的人。 只要见到利益，人们往往就会挣扎着进行权衡，然后“艰难”地做出选择，放弃自己的诺言而选择利益。 这是深入骨髓的意识，随时都能够表现出来。 所以，西方人会有很多朋友一起做生意，相互都照顾利益，长期作为合作伙伴。 即使像微软创始人艾伦中途退出微软，也因为对比尔盖茨的信心和友谊，一直持有者微软的股票。 而中国人在一起做生意，能够长期合作的少之又少，几近绝迹。 根据2006年工商部门数据，登记注册的中小企业超过340万家（不包括个体户）。 这些中小企业中，有多少是朋友合作的？ 当朋友合作不下去后，有多少能够友好分手，还能做朋友？ 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怎么听说过。

　　所以，中国人之间基本上没有信任，也不会信守承诺。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无神论的中国生活非常可怕，随时可能被暗算。因为，如果轻易相信中国人的诺言，就要很轻易地上当受骗，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且，随着传销的深入，人们不论衣食住行，随时都可能遭受生命和财产损失。 比如，孩子如果需要喝奶粉，开始喝便宜的成了“大头娃”；后来喝中国名牌，成了“结石宝宝”；再买“进口品牌”，才发现“品牌”是冒充的，或者“进口奶粉”是假冒的；而买了真的进口品牌，又得缴纳大量的“进口税、增值税、流通税……”；想着通过朋友进行邮寄或者代购，还要缴纳高额“进口税”。 而这只是一个部分，整个传销文化渗透到社会中，形成“天罗地网”，让人们无处可逃。 因为，传销组织每一级都要获得一部分收入利润，等各个级别层层叠加后，价格就不可能便宜。 结果就是，便宜没好货，贵了也不一定有好货。

　　
　　后30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 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1、思想开放，社会开放；2、思想封闭，社会开放，对外开放；3、思想封闭，社会封闭，对外开放。

　　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组织系统被迫逐渐进行社会开放。 当时，因为整个系统已经维持不下去，所以必须“拨乱反正”。 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改革，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个名字似乎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含量。 实际上，就是把土地分割，个人开始种“自留地”。 本来在“人民公社”后，大家都一起种地，都想着“出工不出力”，产量很低。 而且，还不让农民自己种植经济作物、养猪鸡鱼等养殖类产品。 这样的结果是，农村生产极其低下 ，整个社会也很穷。 让农民种上“自留地”之后，农民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吃饭了。而不是辛苦干了活之后，还得靠“上线”的施舍吃饭。刚开始的时候，是安徽小岗村的一些人，觉得生活艰苦得难以忍受了，所以大家签了“生死状”。 因为，这些行为违反了传销组织原则，在当时是要枪毙的。 而“上线”虽然想搞，但是担心自己的位置，所以先让最底层的“下线”来做。 如果“下线”试验成功了，那么所有功劳归于“上线”；如果“下线”失败了，只要说他们是侵占“国家集体财务”的“破坏分子”，然后把他们枪毙了就行。 在农民开始重新自己为自己种地后，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增长，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可以说，如果让农民处于“自食其力”的自然状态，中国人的生活本来都没有那么艰苦。 但是，传销组织开始卡住农民们的脖子，不让农民自己去进行农业种植和养殖，导致人们生活极为穷困。 而后来，不再卡农民脖子了，农民自己种粮食吃饱饭了，传销组织就把这个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 随着农民尽心种田，学习农业知识的积极性逐渐高涨，社会农产品供应越来越丰富，社会明显变得富裕起来。 而农村人开始有点钱了之后，即使系统仍然保持着“城乡剪刀差”，农民还是能够买得起更多的城市工业产品，尤其是一些对于农民提高种植和养殖产量的工业品，销售更加畅旺，也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农村带动的经济发展，不到10年时间就到头了。 农业是成长能力很低的产业。 虽然农民不再被卡脖子，很快就实现了生产的快速增长。社会粮食供应大量增加，也支持了肉蛋奶等副食的供应增加，让人们明显觉得生活好起来。 不过，这样的成长只是短暂现象，因为农业的成长潜力有限，只能支持一段时间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农业的主要潜力基本上被开发完。 这时候，社会民众逐渐开始吃饱，感觉生活好了很多。 当社会逐渐放开，人们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变好，就开始想着能够实现更好的生活，这是人们正常的思维和心理。 另外，主要在胡耀邦的推动下，整个社会思想越来越开放，言论越来越开放。 人们也开始大胆探讨，如何能够实现更好的生活。 而当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往往忽略一个问题：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尽头。 因为，基本传销体制没变，“城乡剪刀差”没变，所以整个社会运营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 当农民开始富起来的时候，城市就要迫不及待地从农民身上“收割”。 因为，让农民富起来并不是目的，让系统的“上线”们富起来才是目的。 总体上，城市作为农村的“上线”，要从中得到好处。 再进一步，高层“上线”要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大规模的“涨价潮”。 通过这次大涨价，城市的工厂、运输和商业实现了快速的收入和利润增长，虽然产品并没有明显增长。 而这样的增长支持了城市更多人进入工厂就业，以及城市人口的收入显著提升。 而更重要的是，当时开始的“价格双轨制”，让很多有权力的“上线”获得了超额的好处。 所谓“双轨制”，就是一部分产品是“计划价格”，也就是低价；一部分产品价格是“市场价格”，也就是高价，经常比计划内价格高一倍以上。 不少人通过权力，以计划内价格拿到东西，再以市场高价卖出，非常简单地获得高额利润。 这种只需要通过权力，批一个条子，就实现买卖利润的方式，当时被称为“官倒”。

　　为什么实施价格“双轨制”？ 这在当时是比较令人费解的一件事。 从正常的思维角度，如果计划经济就全都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全实施市场经济。 但是，为什么不进行正常的改变，而弄出来“双轨制”的怪胎？ 但是，如果理解整个系统，就能够理解这个机制了。 因为，当时农产品市场已经开始放开，随着农产品的丰富，农民收入增加，市场需求越来越多、市场需求变化越来越快，计划经济已经维持不下去。 所以，经济系统必须进行改变，以适应当时的经济特点。 问题在于，如果因此而实施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整个传销系统的瓦解。 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思维差异，或者说路线差异就表现出来。 而这种差异以当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耀邦作为d的 ，犯了路线错误而辞职为关键点。 由于这段记忆在官史被抹掉，大多数年轻人都不知道整个事件。 而很多年纪较大的人即使知道，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耀邦会为这个事情下台。 而实际上，这个事情是事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事件，决定了以后的中国经济方向。 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人们过于接受资产阶级思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但实际上，这种思想的背后还是经济利益，要打破当时的利益格局。 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是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又直接对传销系统造成毁灭性威胁。 耀邦当时支持全面开放，只要对于整个社会有利的事情，都可以想、都可以试。 问题在于，耀邦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传销系统的本质，而并没有将这件事当做一个关键的大事。 同时，传销“上线”们一直掌控着权力，而且邓作为“上线”的的代表，其权力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线”们对耀邦进行猛然一击，在不经意间攻击耀邦的思想。 耀邦在措手不及之中，违心地认了个错。 本来他以为这件事过去了，没想到这个“认错”成了口实，变成他“被下台”的借口。 据说，当时他坐在台阶上非常痛苦，觉得自己一直都在为国为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其实，他没有意识到，他为国为民的立场本身就是“路线错误”，因为他直接威胁到了传销系统的生存。

　　
　　传销的特点就是传销。 当传销组织确立后，就会以传销的思维为中心，以传销组织为保障，以传销的运作为生活方式。 必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关键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口号？ 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人们以利益关系建立起来，而人们的利益关系决定利益归属。 利益关系可以分为两部分：1、生产利益；2、分配利益。 按照一般人来说，就是“做蛋糕”和“分蛋糕”。 如果一个人说：“来我这儿吧，让我们一起做蛋糕!” 或者像《列宁在1918》里说的：“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这时候，人们会怎么想？ 理智的人们就会想，做了蛋糕之后，蛋糕归谁所有？ 也就是谁具有分配权？ 如果不弄清楚分配权，那就不费劲去帮助做蛋糕了。 因为，自己费工费力，然后为他人做嫁衣，这不是脑子缺根弦吗？ 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玩一玩，自己高兴高兴。 而很多人则因为从小的教育问题，形成大脑的思维残疾，就会积极参与“做蛋糕”的行动中。 因为，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参与了“做蛋糕”的行动，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益。 但实际上，人们总会遭遇的情况是，在没有明确如何“分蛋糕”的情况下，人们就积极去参与“做蛋糕”，蛋糕做好后往往没有自己的份。 不仅如此，很多人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比如，列宁在人们的共同支持下掌权后，开始实施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人口的大规模死亡。 在过程中，曾经支持列宁掌权的群体反抗列宁的政策，引发列宁对他们进行群体消灭。 而这种思维反映实际状况中，就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在最初，“上线”号称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人间天堂”，这个口号吸引了人们的踊跃参与。 但是，“上线”们没有说，到底谁能够享受这样的“人间天堂”。 结果，“下线”们经过“抛头颅洒热血”之后，变成了“上线”的天堂。 从后30年开始，“人间天堂”已经对人们没有吸引力了。 因为，在 49年前，人们普遍生活不错，还有闲情逸致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也就是“人间天堂”。 到了后30年，人们已经普遍穷的一塌糊涂，需要吃饱穿暖，并且要改善居住条件等等。 这个时候，就只能重新建立目标，就是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先弄弄经济，再给人们一个憧憬的空间。 同时，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也就是“上线”们要集中精力弄钱了。

　　到了88年，整个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瓶颈。 从经济的角度，85-88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通胀期，中间出现人们的“囤积”热潮。 也就是说，在耀邦下台之后，社会经济形势并没有转好，而是快速转向恶劣。 而这样的通胀可以说是“结构性通胀”，也就是因为社会模式本身的问题，导致的通胀结果。 其中，很简单的原因是，“上线”们的数量开始增多，而且要从中更多地获利。 由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人是不同的群体，所以社会就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有的人在辛辛苦苦做蛋糕，憧憬着将来能够自然地分到蛋糕。 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想着等蛋糕做大后，从中分到最大的一块蛋糕。 所以，不论“官倒”还是城市民众收入上涨，都是“分蛋糕”的能力强，而不是这些人真的“做蛋糕”。 问题在于，农业的产出增长已经枯竭，也就是“蛋糕”已经做到头了。 同时，人民群众存在“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也就是人们还想分更大的蛋糕。 更重要的是，“上线”们的物质需要增长更明显，而且通过“官倒”的方式开始暴富。 这时候，利益矛盾开始明显变得尖锐，因为“整个蛋糕”已经基本上固定，人们还希望获得更大的部分。 这时候，有人就开始思考，应该怎么样分蛋糕，让蛋糕分配变得合理。 其中，以部分知识分子和学生们为主导，结合发达国家的情况，人们开始进行思考。 在当时思想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下，这些人等于重新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路。 这时，关键事件出现了，耀邦去世。 于是，开始被打压的思想激发出来，人们要全面对社会进行反思。 当然，也不用反思，其实所有事实都非常清楚。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利用“双轨制”赚钱的人们，以“上线”的子女们为代表的群体。 另外，就是揭示“特供”的事实，同样也是要消除“上线”的特殊利益。 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对的人开始认识传销系统的特点，从一小部分人迅速蔓延到全国。 面对这样的情况，传销系统开始动用tank，压制了这种声音。 不论前30年的“内爆”，还是第40年的压制，都说明一个问题。 当传销系统到达极致的时候，必须通过你死我活来解决问题。

　　
　　进入第二个10年，也就是思想封闭，社会开放，对外开放的阶段。 第一个10年的思想开放，让整个系统极为恐惧。 系统再次体会到，“自由化”思想对于系统的摧毁性。 而思想是深植于个人内心，不论社会变成什么样子，都有少数人具有对系统摧毁作用的思想。 要想消灭思想，或者消灭这些人，或者将这些人的思想转移。 前30年通过系统方式，消灭个人而消灭思想。 但是，到了后30年，社会转变了，没人敢这么做。 所以，而tank消灭的方式，更多是对民众进行恐吓，让民众不再追随这些思想开放的人群。 但是，这种方式只能暂缓一时，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到90年代初的两年，系统随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这个状况下，邓进行“南巡”，开始了新一轮轰轰烈烈的系统内重组，“孔雀东南飞”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邓南巡的主要地点是深圳，曾经被耀邦作为重要的试点城市，耀邦直接插手进行关键的方向制定和主要决策。 这个试点城市的目的要证明系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可能性，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市场经济系统等内容。 但是，“南巡”之后，就只剩下办企业方便和税收减免的优惠。更重要的是，广东一方面和香港东南亚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受惠于叶家的势力和叶选平的思路，在当时经济依靠出口，已经开始起步。 随着大量人口和资金涌入广东，广东经济迅速增长，一方面出口迅速扩张，另一方面产品大量行销国内。 而邓的“南巡”对系统具有决定性作用。 这个举措既能够保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稳固，也就是保障传销系统；又能够在改革停滞后，继续进行“开放”。 也就是通过鼓励广东私有出口经济，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保障“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就保住了传销系统。 从这个时候开始，沿海经济在系统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做蛋糕”的关键途径。

　　经过“南巡”，新的社会系统开始建立起来。 由于国内“做蛋糕”的潜力达到极限，就需要开发“外向型经济”能够带来的“蛋糕”。 广东经过10多年的积累，已经初步形成做衣服、做鞋的能力，为出口服务。 而“南巡”之后，大量的资金和人员的涌入，将这个能力迅速扩大。 不过，广东这样的经济环境，需要的是国内人口的自由流动。 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系统开始大幅放开对人口的管控。 最初人们必须开具介绍信，才能够到外地办事，否则往往寸步难行。 而这种管控方式不适合新的经济形势需要，所以就开发出“居民身份证”系统。 什么叫做“居民身份证”？ 就是说证明你的身份，可以作为居民，而不是“盲流”。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不用再携带单位或者居委会开具的介绍信，就可以去其它地方。 而且，取消粮票等票证，也为这个系统做了铺垫。 当然，即使你有身份证，也无法随便去其它地方居住。 要想居住，还必须到当地报到，开具“暂住证”。 一般人并没有注意，实际上这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巨大变化。 身份证+暂住证的模式建立，从人身依附关系上，是个关键性的改变。 这个改变标志着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开始转向半奴隶半封建社会。 奴隶制社会的意思是，一个奴隶的所有经济来源、生存条件都必须依附奴隶主。 如果奴隶不依附奴隶主，奴隶主随时可以通过饥饿手段或者调动其他奴隶的手段，消灭这个不想依附、不想服从的奴隶。 而即使奴隶不想依附奴隶主，没有介绍信和粮票，奴隶也寸步难行，跑不掉。 而有了身份证和暂住证之后，这种完全的奴隶制开始改变，变成奴隶以封建属地方式管辖。 对于现有奴隶主不满的人们，可以跑到其它地区，在相对开明的奴隶主下面干活，给开明的奴隶主创造“蛋糕”。 当然，由于身份证的问题，也就是户口问题，人们仍然属于奴隶状态。 没有户口，人们连结婚生子都不行。而且，朱重新大规模开征农业税，不交税的农民就要被牵牛扒房。 而当时赋税过于沉重，虽然农民生活较为富足，但是没有那么多现金。 很多农民被迫到沿海打工，回来给当地交农业税。 这样既给沿海地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给当地带来了“暂住证”收入和其它相关营业收入，又给运输等各个部门带来了营业收入，还给当地带来的税收。 也就是说，农民每过一道坎，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农民为了交农业税，大量被迫到沿海打工的结果，就是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例子。

　　当人们关注沿海“经济建设”的时候，不经意间内地系统开始垮了。 “南巡”给了人们极大的鼓励，让人们觉得又有了希望。 在人们都关注沿海经济的同时，另外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也开始了。 这就是，一轮“下海”大潮席卷而来，无数人从体制中脱离，开始投身到“下海”的过程中。 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导下，人们觉得呆在体制内已经意义不大，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些敢于“下海”的人们，往往是一些自认为能力还可以的群体。 不过，当人们下海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自己的利益。 同时，人们忽视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大背景，就是系统通过号召人们“下海”，让人们自动去做“新蛋糕”，而不是吃“旧蛋糕”，减轻系统的负担。 问题在于，社会中的蛋糕就那么大，不论人们下海不下海，都已经创造不出来了。 而且，毕竟下海的人是少数，大多数仍然呆在系统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广东等沿海地区生产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开始大量冲击内地的时候，内地的系统开始垮塌。 这是势不可挡的潮流，只要自由市场多一些机会，就能够轻易摧垮封闭的系统。 当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生产出大量服装鞋帽的时候，内地的轻工业基本上垮掉了。 当沿海地区开始大量走私进口电子产品、或者开始生产电子产品的时候，内地引进的电子产品线垮掉了。 当沿海地区大量进口化工产品的时候，内地的化工企业开始垮掉……也就是说，沿海的“经济建设”是以摧毁内地建立起来的工业产品“城乡剪刀差”为代价。 一旦城市无法再从工业产品的“城乡剪刀差”中获益，整体就开始垮台。 尤其是“老工业基地”，工人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量下岗，无数人生活陷入困难中。 而当时下岗规模最大的是上海，因为上海的轻工业员工人数最多；而困难最有名的是沈阳铁西区，丈夫带着妻子去洗浴城做小姐、一家老小最后吃一顿有肉的毒药饭死亡等故事，都和铁西区的困难有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系统模式开始发生关键的转变。 邓“南巡”之后，系统从开始的层级差异变成地区差异。 最初，人们的待遇按照级别划分，一个级别是相应的工资和待遇，所以“上线”和“下线”的生活状况往往是“冰火两重天”。随着系统开始强调沿海“新蛋糕”，抛弃内地“旧蛋糕”，系统就变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关键差异，地区差异就成了“两重天”。 在90年代中后期，很多沿海地区的人开始购置上万元的手机。 一个农村出来的基本上没有知识文化的打工仔、打工妹，一年成为熟手后，也可以赚到500以上。 而内地的很多知识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为了一个月能够保证200、300块钱收入而挣扎。而且，当时内地的城市由于相应的工商业被摧垮，“城乡剪刀差”系统被破坏掉，导致全面的生活困难。 也就是说，不仅仅工厂的工人下岗，地方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日子也非常艰难。 很多地方机关可以动辄两三个月不发工资，然后一两年的药费压着不给报销。 另外，中央开始和地方开始实施“分税制”系统，确保自己在新的系统下的收入来源。 这种新税制大大增加的中央的收入，也就是让“上上线”生活得更好。 对于沿海地区，因为经济收入大幅增加，人们也觉得无所谓。 但是，内地的机关受冲击最大，情况最为困难。 当时，国家通过下岗买断工龄、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养老市场化、住房市场化等多种市场化的措施，让地方机关“甩包袱”。 但是当时内地工业基本上大量摧垮，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这些“甩包袱”的措施并没有明显效果。 而且在“分税制中 ，国家拿了最稳定、最肥的部分，进一步导致内地财政的困难。90年代后期，即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而且，国家根据香港的经验，开始树立“房地产立国”的政策。 为了支持这个政策，银行也开始进行“按揭贷款”。 但是，当时大多数沿海地区刚刚经历过海南和北海房地产泡沫已经广州房价大跌，谁会相信房地产价格上涨？ 而内地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房地产更不被考虑。 可以说，当时的内地情况基本“哀鸿遍野”，也对于整个系统产生重大的威胁。

　　在当时的情况，难道就没办法了吗？ 朱当时信誓旦旦地要拯救国企，实施“三年脱困”的目标。 但是，到了3年头上，朱再也不说脱困的问题了。 为什么？ 按照德鲁克 所说，任何一个企业的存在，都有其社会功能。 国企的社会功能，就是为了支持传销系统而存在。 一旦这个系统不行了，国企就立刻垮掉了。 而且，当时的很多国企即使白给别人，别人也不要。 所以，很多企业直接解散，让大量工人买断下岗。 难道当时就没有其它办法了吗？ 其实，其它办法有，而且可以很好。 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当上首相后，就将大量亏钱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其中，很多国企也没人要，因为资本家都计算过成本收益，觉得基本上不可能赚钱。 后来，这些国企就实施员工持股制，让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在一两年之后，这些企业中的绝大部分都实现了盈利，据说达到80%。而且，当时很多的中国国企已经形成相当规范的生产系统，不论管理、技术、人员都比广东高一大截，也就是竞争力比广东从农村招的打工仔、打工妹要高得多。 如果能够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竞争力起码不次于广东的民企。 但是，在当时英国已经有成功先例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不进行相应的尝试？ 这就涉及到传销系统的基本体制。 因为，系统在当时实施内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海进行改革开放的模式。 如果这些大企业实现市场化，其力量不是一些学生可比、更不是沿海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办的作坊式工厂可比。 这些企业如果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尤其是通过信誉和质量拓展市场，就会出现两个结果：1、沿海地区立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竞争力，沿海经济立刻冷却，系统的新利润来源也被切断； 2、一旦内地企业独立生存，不仅不会支持系统，而且直接会动摇系统的根基。 所以，系统必须保证国企的体制，即使破产垮掉也在所不惜。 所以，这已经不是经济的问题了，而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系统基础的问题。宁愿将这些企业打散，也不能让它们实现自我发展，从根基上破坏系统。 所以，大多数国企该倒闭倒闭，工人该下岗下岗、该买断买断。 就这样，系统在沿海和内地的“冰火两重天”中，度过了第二个10年。 （待续）

　　不会吧？ 刚发一分钟就删掉了？ 如此神速？

　　还好，希望这8500字的内容不被吞掉。

　　
　　两个小问题：

　　1 个人的功能：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功能。 如果一个人能够符合社会的功能需求，就能够在社会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如果一个人不符合社会需求、那这个人则很难有生活来源；如果个人与社会需求相反，可能被社会限制直至肉体消灭。 在1980年的后期，公开反对传销的有理想、有知识、有冒险精神、有正义感的高材生们或者被消灭，或者被弄到社会被遗忘的角落。 而1990年代中期，曾经支持系统的工人们，则下岗自谋出路，“看人生豪迈，只不过重头再来”。所以，这种最基本的利益关系，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安身立命之本。 西方普遍认可的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学科，都在从不同方面揭示这个基本利益关系。而传销系统不论诉诸“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强调“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想遮盖这个基本利益关系，引导人们只看到眼前、只看到表面。 当人们看不清楚这个利益关系，只考虑眼前和表面的时候，就可以安于做奴隶了。

　　一个人是否能获得较高的利益，关键在于被谁所需求。 一个人失业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这个人不被相应的有钱人所需求。 一个人即使被再多的人所需求，而这些人如果都是一文不名的穷人，那这个人也赚不到钱。 就像当时中国共产传销的人们，去发动没钱的人们。 大家都是穷棒子，凑在一起还是穷，怎么办? 一方面，传销“上线”们拿着从苏联来的经费，另一方面，他们带着穷棒子们去绑票富人拿赎金。 所以，如果想赚钱的话，都要想法找到“金主”。 在美国，一般做前台、文秘的人都收入不高，也很难发财致富。但是，在美国互联网大发展的时候，很多在互联网公司的前台、文秘等一般员工都获得丰厚的股权分配，有的甚至能够靠股权增值变成百万富翁。 所以，人们都在想着能够“抓住机会”，从富人手里拿到钱，以此获得个人利益发展。 因此，人们就想法设法寻找未来最有潜力的行业，或者对这些行业投资，或者自己参与到这些行业中。 就像中国房地产暴涨的时候，有的人在房价刚刚开始上涨的时候，大量贷款买房投资房地产，有的人则进入房地产公司做销售等工作，这些人只要能力不太差，都能够赚不少钱。 这些处于“上升初期”的产业，也叫做“朝阳产业”。 总的来说，人们很容易在“朝阳行业”中发展和成功。 所以，人们都在想方设法进入“朝阳产业”，这样能够以尽可能最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高的收入。 而高收入经常就意味着生活更好，人生更加happy。

　　从社会角度，一个社会中的富人都是依靠穷人赚钱。 不论多么富裕的国家，穷人都占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 任何一个人做生意，都要考虑两个方面：市场规模和劳动力。 而一个社会中，主要的市场和劳动力都来自于大多数的穷人。所以，在富人做生意的时候，都要计算自己的收入中，多大的比例来自于穷人。 美国的大公司，像苹果、埃克森美孚、可口可乐、微软等等公司的收入中，其根基基础是美国穷人。 美国穷人的富裕程度越高，他们的基础就越稳固，实力也越强大。 同时，做传销的就需要计算自己的“下线”有多少，每个“下线”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收益。 或者说，多一个奴隶就多一份力量，“人多力量大”，“上线”赚的钱就多一些。 因此，“上线”鼓励生育，让中国从4-5亿人增长到十几亿人，也是增加收入基数的关键方法。 当然，由于传销本身是个大的营利系统，所以传销系统内就不可能成长出大企业。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有的盘剥穷人的系统被大家称道，而支持穷人的系统却被大家咒骂。 比如，华尔街作为“次贷危机”的主要参与者，受到社会的一致谴责。 而无数美国穷人进行“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认为美国华尔街投行的人们都是“吸血鬼”。 这些穷人们认为，华尔街的人们拿着高薪，却把美国经济弄得很乱。 其实，这就是美国这些底层民众作为“乌合之众”，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从利益角度讲，美国华尔街“投行”可能是世界上最“爱国”的一个群体、最支持美国穷人的群体。 因为，他们通过复杂高级的金融运作手段，以发行“次贷债券”的方式，从世界范围内圈钱，支持美国穷人买房的行为。 也就是说无数美国穷人能够大幅改善居住条件，和华尔街投行的金融运作密切相关。 而华尔街从这些运作中捞取一些好处，也非常自然。毕竟是“空手套白狼”，功劳主要在投行，而美国穷人则是主要的获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