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社会需要，其实另外一方面更重要。 就是，当一个人不再被社会需要的时候，就要被社会无情地抛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曾经拥有过、但是被抛弃的感觉，往往还不如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而人们都在试图避免进入“夕阳产业”，因为“夕阳产业”就是从业者太多，社会需要越来越少。到后来，人们的就业会变得非常困难，直到绝大多数人都失去工作。 所以，人们从开始就力求寻找“朝阳行业”，让自己从开始就走对了路。 就像美国曾经有不少低端工厂，雇佣了大量的美国劳动力。 当这些工厂转移到亚洲后，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就不可避免地失业了。 他们再找工作，就是工资最低的岗位，生活也将非常困难。 而这还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欠中国家的失业人口在失业后，往往意味着可能要饿肚子了。 而比“夕阳产业”更差的，是“泡沫行业”。 在2000年上半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大量互联网公司倒闭。 投入互联网的大多数投资者损失惨重或者血本无归，无数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被解雇，人们只好重新去找工作。 同样道理，当2008年，穷人们终于大量还不了贷款后，“次贷”的游戏玩不下去了。其中，持有大量“次贷债券”的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代表金融行业通过帮助穷人买房而发展的方式已经持续不下去。 随着美国“金融泡沫”破裂，金融行业进行“大洗牌”，无数金融行业的投资者亏损严重，无数从业者失去工作，也把大多数行业拖入“泥潭”。 “泡沫行业”更差的原因在于“突然性”，人们还在高兴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令人措手不及的灾难。 在“夕阳行业”中，人们有更多的“缓冲”时间，学习其它技能、转移到其它行业。 同样，“夕阳行业”的现金流也可以慢慢周转出来，投入其它行业。 而“泡沫”突然破裂后，“泡沫”行业的从业人员本来都处在高消费中，为自己的职业和收入而自豪。 但是突然间，大量人员失业，并且连带相关行业大量失业，这些人一起去找工作，能够找到工作的很少。 另外，这些人往往都习惯于大手大脚、或者超前消费，所以一旦失业往往也意味着个人破产，生活立刻陷入困境。
在这个世界上，有少数人是不担心所谓“泡沫”的。 在美国过去十几年的两大“泡沫”，让无数人损失惨重，导致无数人失业。 不过，少数人虽然也受到影响，但是“泡沫”并决定不了他们的命运。 就像 一些计算机编程高手，即使他们就业的互联网公司倒闭，他们还可以随便找到其它高薪工作。 而且，虽然“互联网泡沫”破裂，但是一些像google这样的公司，在互联网热潮褪去的时候逐渐兴起，发展成强大的企业。同样道理，金融机构中也有一部分精英，这些人并不怕“金融泡沫”破裂。 不论奥巴马如何批判华尔街，还是很多人要“占领华尔街”，华尔街依然固我，该给员工发高工资，一分钱都不会少。 那么，如果华尔街有一天真的倒闭了，他们还能过现在的好生活吗？ 其实，不论有没有华尔街，他们的生活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之中真正的精英，是金融行业中最聪明的群体。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并且以金钱作为主要交换媒介，这些聪明人就能够从中找到机会，并且能够赚到钱。 所以，不论低收入人群如何进行“占领华尔街”都没用，因为华尔街只是个象征，有一群聪明人可以随时弄钱。 即使没有“墙街”，也会有其它街道，甚至只需要互联网，这些人就可以聚集起来，从各个角度弄钱。
在大多数人都担心失去工作的时候，其中有相当部分人更害怕失业或者经济变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依靠体制而生存的人们。 在竞争社会中，即使处于“夕阳行业”的人们，也会在可能的失业压力下，自我学习或者寻找出路。 而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基础是传销系统，按照他们在系统中的位置获得利益。 他们拥有的几乎所技能，都是关于如何在传销系统中往上爬。由于传销系统的“上下线”关系特点，人们在传销系统中主要学习的是两方面： 1、 依靠最有希望的上线；2、为上线服务，满足上线的需求。 而依靠上线之前，首先需要找到可以依靠的上线。 只有能够找到可依靠的上线，才有“依靠”一说。 而人们往往觉得，只要自己依靠上了好的“上线”，基本上就“高枕无忧”了。 问题在于，因为传销系统的特质，你死我活的“内爆”很容易发生。 而且，“内爆”往往从 最高层开始，一级级进行蔓延。 一个最高级“上线”如果在“内爆 ”中被解决了，相应的整个“下线”系统都要被清理。 这就是我在“2011的波澜壮阔”文中强调的“站队文化”。 正确站队的人能够获得发展和升迁，错误站队的人就要被解决。 当然，即使一个人正确站队，如果不能很好满足“上线”要求，也很容易被“上线”抛弃。 所以，人们都时刻在思考，将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如何寻找“上线”和讨好某个“上线”上。 也就是说，人们需要考虑如何“做人”，或者说“先做人再做事”。 如果不能讨好“上线”，即使“事”做得再好，都没有机会获得升迁，没有机会成为“人上人”。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都在学习《厚黑学》、“为人处世”、“谋略”等等方面的“知识”，以提高自己“做人”的能力。
当这些人失去“传销组织”或者“上线”的依靠时，往往直接进入陷入生存困境。 需要明确的是，在传销的整个系统中，存在着显著的隶属关系。 “下线”必须将“上线”当作最重要的，高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 同时，“上线”则可以根据情况需要，随时将“下线”牺牲掉，这就是奴隶制的特点。 这时候，“下线”会怎么想？ “下线”一般只能自我安慰，只要领导在，自己就“有机会”。 如果“上线”真的要把自己牺牲掉，那也只能自认倒霉。 然后，“下线”希望通过自己的“牺牲”，获得“上线”的认可，未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至于那些“上线”、“上上线”甚至“最上线”都被解决了的，就感觉自己像“丧家犬”，无一日不想恢复“最上线”的“路线”。 比如，在网络上叫嚣得很凶的毛左们，就是因为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感觉到自己没有了“希望”。 这些人生活在最底层，因为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过上“好日子”，所以天天希望恢复毛时代的完全奴隶体制，自己还有机会成为“人上人”。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上海的工人们被组织起来，积极维护“社会秩序”。 这些具有“主人翁”意识的人们，似乎应该获得相应的待遇吧？ 没想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从上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下岗”。 这些人的生活立即陷入困境，再也没机会“翻身”了。 等房地产开始火爆的时候，这些人又成为被强拆或者被“扫地出门”的对象。 传销系统考虑他们吗？ 绝对不会。 因为，整个系统还要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挣扎，随时会放弃自己不需要的人群。 而传销系统每次“内爆”后，都会导致一部分人陷入困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可怕的是系统化的“热点转移”。 每个热点转移之后，“冷”下来的行业或者整个地区就完全失去了生机，以后也基本上没有机会了。 因为，这些行业或者地区自身缺乏竞争力，在系统大规模投资“照顾”的时候，可以“吃香喝辣”，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很好。 而一旦系统转移“热点”，这些人就直接被“抛弃”，再也没有好日子。
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就在于自身就是奴隶。 奴隶的特点就是依赖奴隶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依赖。 自觉的依赖是，从心里就想依赖，不依赖就觉得自己没有了“主心骨”。 不自觉地依赖是，不论自己想不想依赖，如果不依赖就难以生存下去，所以不得不依赖。 不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依赖，奴隶们都会想着奴隶主不会抛弃自己。 如果奴隶主真的抛弃他们怎么办？ 奴隶们直观的反应是“不可能！” 即使在短期内，奴隶主抛弃了他们，他们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他们相信奴隶主是“大救星”，所以等着奴隶主再来“救”自己的一天。 如果时间长了，奴隶主还没有“救”他们怎么办？ 那奴隶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毫无希望地活着。 这样的情景不仅仅发生在沈阳铁西区这样的“老工业基地”，其实表现在各个地方。 即使在上海、北京、武汉等等这些大城市的“老城区”，无法进行拆迁的、破旧的居住密集区，尤其是这个区域中40岁以上的女人、50岁以上男人，都表现出这样的状况。 他们一方面还没有到拿养老金，而且缺乏生存能力，只能靠做低收入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各种相关开支巨大，所以被生存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被社会淘汰，他们自己也是能活一天是一天。 而这些人就是传销系统的产物，也是被传销系统所抛弃的人群。 在他们中间，可能有不少人因为曾经对传销系统有用，也有过自己的“辉煌”。但是，一旦他们失去利用价值，系统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 而在社会中，随着系统一批批地进行“剥离”，这些被抛弃的奴隶们占了绝大多数。 同时，系统还要给奴隶们营造一种“安全”的氛围，让奴隶们觉得自己不会被抛弃。 就像无数人买了房之后，眼看着房价已经撑不住了，还完全相信国家。 人们说，“房价不会跌、不可能跌，国家绝不能让房价跌！” 还有人说：“看看买房的都是什么人，都是公务员、都是权贵！他们能够让自己的资产贬值吗？” 如果看看过去60年的历史就会知道，只要系统需要，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都能够被牺牲，不论谁都一样。
延伸到中国的房价上。 如果房价真的跌了怎么办？ 当然，奴隶们是不考虑后果的，他们只想着奴隶主不会抛弃他们。 所以，在这里只能做一个假设，假设房价如果跌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那么人们会大量离开城市这块“热土”。 就像1990年代海南和北海泡沫破裂，以及2012年鄂尔多斯泡沫破裂，直接影响是人口急剧减少，典型的“人去城空”。 这样的结果是，当地人大量失业，做生意的也没有了收入。 这时候，如果系统觉得无利可图，不会来救买房人的。而想着依靠房子“增值、养老”的人们，也会落得过去绝大多数被抛弃的人们一样的结果。或者说，当房价高涨可以给系统带来巨大收益的时候，系统就会支持房价，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房价。 而当房价不再带来收益，而成为系统负担的时候，系统就会对房价置之不理。 更重要的是，系统可能为了自身的安全，让银行、国企等机构尽可能退出房地产市场。然后，想法引入民间资金，让民间资金和买房者“自己玩自己”，然后系统从中间抽头。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房屋按揭贷款和人是捆在一起的。 在西方，房贷和房子相匹配，如果房价下跌，按揭买房的人只需要把房子还给银行就行了。 但是，中国人不能把房还给银行，而是必须继续支付按揭贷款。 即使银行把房子收走进行拍卖，拍卖所得款项和贷款余额相抵后，如果贷款人还欠银行钱，银行也会继续向贷款人追讨。 所以，一旦房价下跌、而借款人又失去工作，那就等于无法维持。 即使中国不出现“大物理”，到时候按揭买房的人也难以活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说，按揭贷款买房的人群面临的危机更大。 前期被抛弃的人群基本上没有贷款，即使没有了稳定的工作，也只需要打点工、赚点钱，或者依靠以前攒的钱生存。 而按揭贷款的人们换不上贷款的时候，连在银行的存款都要被划走，还不能有任何个人财产。 如果他们没有了工作，随时会吃不上饭。
2 关于富人和穷人： 吴子说：“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 根据我对发达国家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我发现每个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关键在于5%所有的人口。 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有5%或者更少的人，具有高度的冒险精神。这些人通过冒险，打破整个社会的固有结构。 另外，还有一少部分人跟他们一起冒险，共同经过竞争，成为社会的主要领导者。 而社会靠着他们的带领，能够持续提高社会效率、降低社会运营成本。 社会成本下降和效率提高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 而且，在提高社会效率后，还能够以较为轻松的方式，在世界市场中竞争，获得社会竞争优势。 整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整个社会 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在传销系统中，“上线”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稳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就要想方设法消灭或者压制这些人。 在前30年，中国传销系统通过消灭这些人而维持生存。 结果，当后30年的第一个10年开始后，只需要短短的数年思想开放时期，立刻就重新出现一大批这样的人群。 于是，传销系统通过tank压和恐吓的方式，将这些人压制住。 因为时代变了，所以不敢降这些人消灭掉。 而传销清楚，只要这些人存在，其思想灵魂就存在。 那怎么办？ 既然消灭不了这些人，就只能消灭这些人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开始，系统通过分配制度，将这些人发配到偏远地区、很差的单位，并且将这些人孤立起来。 但是，这些人就像是种子，只需要时间就能够“发芽”。 所以，单单如此做法，也解决不了问题，随时还会重新出纰漏。
如何解决这些人？ 时移世易，这个棘手的问题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了。 在邓“南巡”之后，传销突然发现了解决办法。 当一个人内在的冒险精神无法消灭，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转移。 转移可以通过两种途径：A、出国：开始的时候，系统让一部分人出国，以消除一些影响。后来，系统慢慢发现，与其让这些人在中国呆着，还不如鼓励他们出国。 于是，对于一些反对系统的人，后来干脆就是赶出去，甚至打出去。 更重要的是，对于更多这样的人要“防患于未然”。 所以，社会上鼓励学生们出国、甚至鼓吹学生们出国的氛围开始出现了。 不少英语培训机构开始发展起来，支持了系统的意见方向。 而这些英语培训机构也趁机赚了很多钱，还有的实现了上市。 于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中，最有冒险精神的一部分人，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都投入到英语学习、报考国外学校的上。 在1990年代末，如果在周六周日、寒暑假去清华上自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教室都是满的。 而几乎每个课桌上，都放着托福、GRE书籍。 有了出国的梦想，人们也就不再关心中国怎么样，大家先出国再说。 而出了国之后，又直接面临着拿学位、找工作、拿绿卡的过程，更让人们的精力集中到个人。不论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与中国基本上隔断。 从此，系统有效地阻隔了相当一部分可能造成麻烦的人。 至于大多数学了外语也没有成功出国的人，也被这些学习方式耗得失去了活力。 更重要的是，思维被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也就没有心力去学习和思考更加宏观的内容。 B、“下海”：最初反对传销系统的，都是社会中最有知识、思想和冒险精神的群体。 在鼓励“下海”后，这些人纷纷到了沿海地区，开始做生意赚钱。社会领导者的作用是领导社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引导别人赚钱。 当他们开始“下海”赚钱的时候，很容易就超过别人。 当他们赚钱的时候，也就不再关心社会和国家的问题。 或者即使关心，心态也不同了。 最初关心，是茶饭不思的冥思苦想，然后随时准备舍生取义，这样的力量是极其可怕的。 而当这些人赚了钱之后，再谈论、再想，都是茶余饭后，隔靴搔痒，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等人们在赚钱的环境中呆的时间久了，就已经基本上麻木，觉得社会就那样的，谈论也没有意思了。 C、消声：当绝大多数最优秀的人才都出国或者下海了，只剩下寥寥无几的“死硬派”，这些人就好办了。 一方面，将“死硬派”限制在最狭小的空间内，随时把他们弄进去待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让他们在社会上消声。 通过这种分化瓦解的方式，系统成功地瓦解了危机 。 更为关键的是，系统再次发现，通过有效引导人们的欲望，能够让人们的 思维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从而忽视整个大系统的问题。 而通过这种有效的引导，“全民向钱看”、“知识无用论”再次重新在社会上泛滥，而是这次泛滥是人们主动自觉、深入骨髓的泛滥。 （待续）
Trade with devil，and will be devoured by devil。
垃圾的奥巴马，垃圾的民主党，很快就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人本主义的美国，如果不经历严厉的大萧条，天理不容。
前两个10年的铺垫 – 第三个10年的前提
价格是社会的经济状况的核心指标。 一个持续创造财富的经济体，必然是工资上涨幅度比物价上涨幅度快。 反之，毁灭财富的经济体必然是物价上涨幅度大于工资上涨。 如果理解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明确一个社会的实际状况。
每次物价大幅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都会导致一些人变穷。 我从09年底开始分析经济，就一直在分析通胀问题，而且强调10年开始大规模通胀。 当时，很多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都在说，菜价肉价等上涨对他们影响不大，所以对于经济不是大问题。 但是这些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并不去思考，他们不代表整个经济。 物价大幅上涨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要受到影响，进而再对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产生影响。 但是，即使和“中产阶级”们说这些问题，他们似乎都不当回事。 由于他们只看眼前，连前20年的历史都不学习和思考。 所以，他们无法理解通胀意味着什么，无法意识到通胀对于他们的后续影响。 而在后30年的前两个10年，都出现过剧烈的物价上涨。 在每次物价上涨之前，社会民众似乎生活变好了，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 但是突然之间，涨价打乱了人们的期望，让人们的生活突然又出现重大变化，主要是突然变穷。 在第一个10年，突出的体现是工业品大涨价，让农民穷下去。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不少农民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和辛勤劳动，成了当时标志富裕的“万元户”。 而当时一个工程师一个月才赚100多元，需要工作5-8年，而且不吃不喝，才能攒“万元”。 经过工业品大涨价之后，富裕的农民很快变得相对不富裕。 而工业品大涨价刺激了城市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也让当时人满为患的城市开始享受农业增长的好处。 所以，第一个10年的物价大涨，等于让农民从新开始变穷。 到了第二个10年，在邓“南巡”后，实际上掌控经济的朱则进行“物价闯关”，也就是让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与此同时，内地的工资开始停滞，也就意味着内地的民众开始变穷。 当然，系统不会真正让下线获得好处，所以朱制定政策，重新开征农业税，并且重新实施粮食收购的控制，让农民的生活进一步下降。
物价上涨关乎物资资源消耗。 每次物价的变动，都是对物质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从自己的收入和物价作对比，感觉到自己是富裕还是贫穷。 关于收入和物价的分析，我在《货币-经济的血液》中说到过。 简单地说，就是“剩下的就是赚了的”。 打个比方，在过去20年，如果一个人在日本工作和生活。 他的收入不变，那他在变得越来越“富裕”。因为，日本的物价在持续下降，导致他的收入能够买到更多的产品。 也就是，他的收入能够让他消耗更多的产品，所以他变得越来越富裕。 为什么日本的物价持续下跌？ 原因也很简单，日本国内的物资供应量远远超过货币增加的数量，也就是物资多、货币少，所以价格持续下跌。 同样道理，物价上涨则因为货币比物资增加的速度快。 而社会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让一部分人变穷，减少物质资源消耗。也就是让人们的收入消耗越来越少的产品。 当农民成了“万元户”，希望消耗城市工业品的时候，国家通过工业品暴涨来让农民重新变穷。 因为，中国农民的特点就是逆来顺受，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变穷，减少工业品物质消耗，也很简单容易。 到了第二个10年，粮价暴涨的结果就是，内地的城市开始快速变穷。 变穷意味着什么？ 就是人均拥有的资源减少，人们被迫减少消费。 这个并不是仅仅反映在工资上，而且反映在物价上，甚至反映在物质资源本身。 当物价上涨，人们的收入没有增加的时候，人们就被迫削减开支。 比如，很多人国营企业的人到了80年代，已经经常能够吃到肉。 但是，经过90年代的大涨价，以及大量工人下岗，让无数下岗工人连肉都吃不上。 到了晚上，很多人去菜市场捡剩菜，作为家里的副食。 通过这样的方式，物价和消费达成新的平衡，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问题在于，当工人们大量减少食品消费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去了哪里？ 答案也很简单，都到了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消费开始大量增长。
从地区的角度，90年代的大涨价对于系统具有关键的意义。 中国的特点是，北方和内地关心政治和文化，东南沿海关心经济。 这种文化和历史传承有关，和经济特点的关联更大。 一方面，北方和内地主要依靠内部经济生存，而东南沿海可以依靠对外贸易生存。 另一方面，北方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和教育系统，工业化、城市化的程度高。 这种工业和教育系统虽然被传销系统肢解，但是人们可以很快恢复过来。 比如，虽然很多工厂是苏联的陈旧设备，但是在这些工厂的运转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协作体系，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产销系统等等功能。 如果这些工厂的整个系统能够完整保留，并且实施轻工业产品出口或者加工，和沿海农民们建立起来的作坊式经济进行国际化竞争，能够占据更大的优势。 但是，内地的“主人翁”们已经习惯了80年代开放的思维，喜欢“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因为，这些人更加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 就像90年代的北京“的哥”，说起话来感觉也像中央领导人。 他们思想开放，对中央的各种事情一清二楚。 他们成为网络还没有流行之前的重要信息中介，甚至可以被称为非正式的社会教育者。如果让北方经济发展起来，不论是国营企业的工人，还是体制外的的哥，随时都会从根基上瓦解传销系统。 与之相对比，沿海地区的人们主要关心赚钱，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且，沿海地区的人们为了赚钱，还会支持传销系统。 所以，通过物价大幅上涨，让内地民众开始吃不上饭，瓦解整个北方和内地的工业基础。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们再次为了饭碗而“努力”，无暇再关注传销系统的问题。 结果，这样的政策非常成功，整个内地的工业基础被打散，社会全面贫困，再也没有力量和系统抗衡。 更重要的是，沿海作为系统新的受益者、又是支持拥护者，一方面获得系统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支持系统，让传销系统再一次获得生存的机会。 从这个时候开始，经济再一次和传销合流，占据社会主要“阵地”。 传销系统又发现新的“导向”，就是宣传发财、消费等方向，社会文化导向也开始了关键改变。
从物价上涨的角度，中国社会变化的脉络非常清晰： 在第一个10年的物价大涨，让从事农业的农民重新变穷，也就等于传销系统的“最下线”又回到过去的状态。 只不过，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吃饱肚子，而不像以前那样连肚子都吃不饱。 从整体上，农民基本上满足，而且由于农村户口政策，农民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应。 因为，农民既没有发言能力，又缺乏反抗能力，所以只能“逆来顺受”。 但是，物价大涨也引发了城市居民的不满，学生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 第二个10年的物价大涨，则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从当时的角度，物价大涨主要导致了内地经济和沿海经济的“冰火两重天”。内地经济-尤其是已经成型的工业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内地进入全面贫困状态。 同时，朱在后来开始粮食收购的管控，以及农业税的开征，导致农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在这个基础上，导致后来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小农式作坊经济获得高速成长，支持了出口“创汇”。 而在当时，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第三个 10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主要基础条件。 这些政策包括：金融系统的法律改革让央行受政府管辖，所以政府可以随意发钞印钱；“房地产立国”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试图通过房地产带动经济增长；通过大力打击走私和私企，扶持垄断性央企，加强传销系统对整个经济的全面控制；进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养老社会化等措施，实施国家全面“甩包袱”的措施；鼓励股市圈钱，通过引诱民众炒股“赚钱”，让民众用自己的资金给系统“输血”；加大“铁公基”的投资，让中国的收费公路占到世界的绝大部分，强化封建收益；进行西部大开发，全面开采西北的资源和环境；另外，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标志性建筑的建设，并且进行三峡建设、限制火电行业的正常发展等等政策。这些特定的行业开始获得特别的“照顾”，因此也具备了聚集巨大财富的条件，为第三个10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主要条件。
1990年代，系统开始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中国和国际经济的改变。 在前30年，传销系统为了保证组织的“纯洁性”，进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但是，系统还需要引进外国工业，来生产出工业产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经过korea war，毛完全倒向苏联，因此也相应地接受苏联的工业体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中国引进苏联工业的目标是“进口替代”战略。 说白了，就是中国的外汇不够，但是又想使用外国的产品，就用国产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减少外汇使用。 这种“进口替代”战略其实就是后来中国“山寨产品”的起源。 当他 ，在封闭的计划经济内，中国民众没有其它产品可用，只能使用这些劣质的“山寨”产品。 当然，中国还需要出口一些农产品和资源产品，换取宝贵的外汇，供“上上线”们消费。 而即使进入80年代，中国在对外贸易上也一直采取“进口替代”的模式。 不过，因为“改革开放”，民众突然发现外国的东西太多、太好，都想购买外国产品。 于是，中国引进大量生产线，包括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手表等等生产线。然后，通过生产这些“进口替代”的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但是，由于引进数量过多，而且各种电子元器件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导致外汇极为紧张。 外汇和外贸方面的原因，也成为1980年代末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被迫开始进行改变，从“进口替代”变成“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就是想方设法进行出口，更多地换取外汇，支持中国对于外国产品和外国生产线的需求。 可以说，“出口导向”战略是传销系统的一个重大改变，从最初的完全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改变。 而一旦开始这个转变，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已经形成，再也回不到封闭状态。 因为，传销系统的核心是思想控制，而这种控制是必须建立在“更好的生活”基础上的。 如果传销系统不能承诺更好的生活，立刻就会崩解。 而当人们看到了国外的好处，再想让中国人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在1990年代前两年，系统曾经还想退回到过去。但是，越想往回退，系统就越危险。 而后来邓“南巡”，才化解了系统的危机。
每一个社会行为，都需要相应理论的支持。 这样才容易让大家“统一思想”，并且进行“协调行动”。 1990年后，很多产品传销系统进入中国，但是并没有“普及”开来。 而这些产品传销在第三个10年实现大发展，关键就在于“成功学”理论在前期进行的铺垫，让人们在基础上“统一思想”，传销产品的推广就变得容易了很多。 而大传销系统在中国的建立，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苏联经济模式理论为导向，以纳粹的思想宣传理论为支持而实现。 可以说，只有这些理论的指导，传销系统才能够得到有效运作。 在当时，中国的的“出口导向”战略也不例外，而与“出口导向”相匹配的理论，就是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是，如果英国生产羊毛的成本高，而澳洲生产羊毛的成本低；同时，英国利用羊毛生产毛呢的成本低，而澳洲相应成本高；那么“比较优势”就是澳洲应该主要养羊生产羊毛，而英国应该主要进行毛呢生产。 当时，中国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这样的“比较优势”强调为，中国的资源和人工的比较优势，就是中国的廉价资源优势。 必然，美国人生产一辆汽车需要10000美元，而美国人生产一条牛仔裤需要20美元；中国人生产一辆汽车需要30000美元（其实中国人生产不出来），而中国人生产一条牛仔裤需要10美元。 那么，中国人就应该生产牛仔裤，而美国人生产汽车。 这样，中国人就能拿生产牛仔裤的钱，去买美国人的汽车。 而在这种理论支持下，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廉价。 也就是廉价的人和资源，做廉价的产品进行出口，然后换回来昂贵的产品。 在这样的思维导向下，朱实施人民币的大贬值，另外农业税迫使大量农民到沿海当奴工，让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加显著，推动沿海地区的生产和出口。 而中国廉价产品的出口大量增加，刺激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让沿海地区变得非常“有钱”。
不过，在“比较优势”理论问题上，传销系统也进行了关键的知识“改造”。 在1980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是当时在中国广为传播的经验。 我在初高中的时候，对于日本“奇迹”的了解是：1、日本教育强国：在二战后日本本土基本上被美国夷为废墟，日本进入极为困难的生活中。 当时，日本人很多人住在简陋的窝棚里，但是给小学盖起来坚固、宽敞、明亮的校舍；很多人都在忍饥挨饿，但是上学的孩子们有大米饭团吃、有新衣服穿；另外，日本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待遇非常高，在当时的工作收入中数一数二。 2、科技立国：日本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并且进行继续研发，支持了日本科技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开始了发明创造的过程，并且占领世界市场。 在我初中的时候，日本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照相机、手表、游戏机、汽车等产品开始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让人们开始形成品牌认知。 所以，不论对日本的发展历史认识，还是对于日本产品的认识，都不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类型的“比较优势”，而是想法设法像日本那样发明创造的“竞争优势”。 当然，当1990年代的“比较优势”理论占主流之后，日本经验开始销声匿迹。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日本的“崛起”首先是投入小学教育，是个全体成年人饿肚子都进行投入，而且是长期投入的过程。 传销系统怎么可能对孩子进行投入？ 如果都给孩子投入了，“上上线”的利益从哪里来？ 怎么能够引导人们的“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而且，从1994年开始，中国按照教育产业化的模式，大学开始大量扩招，而且是扩招“自费生”。 再往后，基本上都是自费生，一年缴纳数千元的费用。 如果还宣扬日本的免费上学、免费就餐、学生补助，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吗？ 另外，利用廉价奴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支持中国出口，以“多快好省”的方式实现“出口导向”，为国家赚取外汇。
从“出口导向”开始，中国经济中的就开始转向国际经济。 如果说中国的“进口替代”还是从国内民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民众的生活需求的话；“出口导向”已经开始脱离国内民众，让经济和民众生活脱节。 甚至可以说，越是按照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行“出口导向”，就越需要民众的生活贫困。 因为，只有民众生活贫困，才能给廉价出口加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所以，不论北方和内地工业系统倒闭，导致大量工人下岗，还是农业税让农民难以生存下去，都导致大量工程师和中高级技术工人（来自工业区）以及低级劳工（来自农村）涌向沿海地区。 这时候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抛弃民生而发展经济？ 其实，只要认识到传销系统的特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开始转向国际经济。 传销系统要想维持，不能依靠现有的经济，否则就会发生“内爆”。 这种情况不论在前30年和第一个10年都在反复发生。 如果再进行一次这样的状况，整个系统就要垮掉了。 所以，系统要维持，就必须实施其生存之道：扩张。 只有扩张，系统才能够生存。 这个大家也清楚，只要能够弄到“下线”，传销就能维持下去。 而“出口导向”就是，当传销系统将眼光转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开始了自己新的国际化扩张道路。 找到这条道路，就又给系统一个生存发展的机会。 而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就是整个中国越穷，被迫参与到“出口导向”的人越多，其增长潜力就越大。问题在于，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美国经常准备动用贸易制裁条款，每年都让系统非常紧张。 为什么每年都紧张？ 因为，早期出口额并不非常大，而内地经济已经开始垮掉。 如果因为美国制裁而导致出口大幅受挫，系统可能随时崩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开始了积极的谈判，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世贸组织）。 而为了“入世”，朱做出了巨大的、无数的让步，也就是让其他国家占更多的便宜。
随着“出口导向”的深入，中国进入“小散乱”赚钱的时代。 除了上海、广州等少数大城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工业文化”时代。 如果按照社会经济粗略进行划分，可以从低到高分成：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服务业文化。其中，工业文化是现代文明的关键支持，也是更高级的服务业文化的基础。 当经济发展后，很多中国人都在说“现代服务业”。 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什么是工业文化，就无法理解“现代服务业”是什么意思。 比如，瑞士是世界上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典型，其（广义）旅游业和金融业在世界颇具影响力。 而这与瑞士的高端制造业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瑞士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也不可能形成瑞士的高端服务业。 与之相对比，在中国沿海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这些地方开办了无数的乡镇企业。 从工业文化角度，中国这些乡镇企业仍然是典型的农业思维，就是小农们弄个作坊式的工厂，就开始“创业”赚钱了。 而且，由于国际上对中国廉价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及内地大量技术人员和普通奴工的大量涌入，让这些地方的小农式工厂获得了快速的成长。 但是，不论这些地方的企业规模到了多大、赚了多少钱 ，都没有进入工业文化的阶段，仍然是小农意识主导的“作坊”。 进入21世纪后，很多“作坊式”的老板在暴富之后，号称要进军“世界500强”、做“百年老店”。 而且，在cctv 2 的《对话》栏目中，多次出现中国这些小农老板和国际大企业老板进行“对话”的场面，看着这些中国老板充满期待、激动和骄傲的脸，然后再对照他们进入“世界500强”的豪言壮语，我经常就觉得这些老板们可笑。 我生长在工业区-苏联援建的结果，基本上没有创新，只有生产、检修和抢修。 随着时间的推移，设备逐渐折旧老化、过时淘汰。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工厂，都有完整的管理队伍、工程师队伍、科研所、技术工人队伍、配套车间和相应的工程师和工人队伍，都是完整的运作体系。 在这样的工厂当厂长，如果让别人佩服、愿意跟着一起努力工作的话，必须具有很强的超前的市场观念和意识，滔滔不绝讲一天而且还吸引人、能够知人善任、而且精通专业知识。 而这样的要求，还只是中国的苏联式工厂的要求，还不是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 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和发展，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创新能力。 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企业老板？ 只要看看2000左右，有名的中国老板的简历，即使大学毕业，也大都从小在农村长大，根本不懂现代化企业为何物。 这样的老板和西方企业打交道，只有被玩的份儿。
不过，在系统的操控下，人们还是对“出口导向”充满期待。 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也很容易，只需要简单的舆论引导就行。 因为，从内地国营企业的情况来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国营企业必然倒闭。 因为，按照“城乡剪刀差”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企业，看上去根本没有竞争力。 当时，很多内地的企业领导到沿海考察，感觉到沿海的活力，都觉得内地企业没有希望。 当然，人们还是归结为体制，认为体制不改，内地的工业就不可能活下去。 问题在于，人们走马观花地“考察”，往往会看别人好的地方，羡慕别人的经济发展，而忽略掉自身的优势。 所以，人们觉得国营企业必然倒掉的时候，国营企业的倒掉似乎就变得理所当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人们不去思考，系统会不会对自己的失败负责，而只是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 然后，很多内地企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纷纷流向沿海地区。 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所知道的一些30出头的年轻工程师，从内地国营企业每个月挣300-500多元（有时候还欠薪、然后就不发了），到了广州的外资企业收入直接达到5000-6000元。 而且，外资企业还给个人办户口到广州，安排家庭住房，承诺安排妻子就业。 当然，这些人的妻子往往也是大学生、工程师，就业也不是问题。 而随着这些国营工厂的骨干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逐渐离开后，整个企业就像被抽了“脊柱”，一步步开始散掉。 而在沿海工作的人越多，越刺激国营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离开，国营企业就散的越快。本来，很多国营工厂训练有素的职工队伍，只需要重新整理和组合。这些人如果重新建立企业，只要花不多的钱购买先进设备，就可以很快建立高质量的生产企业。因为，这些人都是精通技术和业务，在向外购买机器设备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外国机器，而且让厂家培训员工修理机器。 不用像刚从洗脚上田的农民老板们，花很多钱买了机器后，自己还不会修理。 这种情况，就像孙立人组织训练的新一军，只需要配备先进的美式武器，就可以以少敌多打垮日本精锐部队。 但是，在当时的内地，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建立起这样的企业，保留住国营企业的系统。 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经营意识、组织能力、筹钱能力，更重要的是冲破体制各种阻碍的问题。 经过5-10年的时间，当这些骨干人员离开后，其他工人也没用了，即使在前期坚持下来的企业，后来也逐渐垮了。 国家就像扔掉旧鞋一样，废弃以前的“高福利、低工资”的承诺，让剩下的工人们自生自灭。
随着“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确立，西方经济文化和中国经济文化出现了关键的差异。 当沿海地区的小农们占据地利，建立起一个个作坊式加工厂，雇佣血汗奴工进行生产的时候，他们想的都是钱。 工业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人员组织与社会关系。 尤其是在大型的工厂，都会形成关系紧密的社区。 这种紧密的关系，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同样发生的西方。 不论福特还是IBM的老沃森，在雇佣员工时，都会考虑到家庭因素，HP的文化也是“尊重”。 这些长期生存的、以生产产品为主、信誉卓著的企业，都要营造出类似家庭的氛围。 因为，工厂是相互紧密协作的组织，而且在应对紧急事件时，需要对各自的情况非常了解，大家才能够做出正确、协调、高效的协作行动。 当企业面对困难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共同献计献策、共度难关。 就像IBM快倒闭的时候，很多企业骨干虽然有机会跳槽，但是他们没有走。 在郭士纳上台后，他们都在献计献策，而且努力工作，让IBM度过难关。 他们的这种态度，和老沃森从最初就培养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在传销系统下，中国沿海地区的私人老板则无法理解这种文化。 他们主要考虑的是钱，也就是眼前的利润最大化。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 ，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两方面： 首先，他们感谢传销系统。 如果没有系统的“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好机会给他们，他们也雇佣不了大量的奴工给他们赚钱。 其次，他们巴结外商，因为在他们看来，外商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尽可能满足外商的需求。 当他们关心着钱、感激着系统、巴结着外商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去关心给他们打工，真正给他们创造利润的人。 而这种自私而冷酷的文化，反映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这些人有了钱之后，可以到处花天酒地、买名车豪宅、花大价钱拜佛做法事，但是对于工人们极为苛刻。 虽然江浙地区的商业文化较为发达，总的来说稍微好一些，但也脱离不了冷酷自私的文化。 而且，这种文化在地方传销系统和血汗工厂老板的“榜样”带领下，渗透在沿海地区的方方面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私冷酷弥漫到整个社会层面。 我仔细考虑过日本的发展史，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性。 二战前，日本还有很多侨民去了南美、北美、东南亚等地，很多在美国的也入了美国籍。 但是，二战后到其它国家、并且入其它国籍的日本人少得多。 日本人在国外留学、生活之后，大都要回到日本“报效祖国”。 我在思考，为什么日本有能力的人都回国？ 与之相对比，中国人则有能力都出国？ 仔细想想也比较明白，当一个日本人从小都是白上学、白吃饭、住着最好的房子。 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努力学习，靠着优异的成绩进入日本一流大学。 而且，有机会通过依靠自己的发挥，推动日本的经济发展。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不论从个人的发展，还是感情，高能力的人们首要选择，自然是留在日本做一番事情。更重要的是，日本政界以世袭为主，企业界的层级特点也非常明显。 根据社会的规律，大多数最优秀的人才，来自于不错、或者很好的家庭。 所以，这些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份额。这些人也不会轻易离开日本，放弃自己在社会中的份额。 就像索尼的两个创始人：井深大的父亲是工程师，二战之前的工程师。 而井深大从小也是发明家，还善于鼓动人，而盛田昭夫出身于商人家庭。 这样的两个凑到一起，开始了他们以社会为起点、以全球化扩张为目标的sony。 这种情况就是，日本通过在贫困的时候，大力给孩子进行投资，让孩子过得衣食无忧。 这些孩子看着周围成年人的状况，以及自己的饭菜，从小就会形成和国家与社会的感情。 而且，这些人又有社会地位，更容易施展自己的想法和未来。 而这些人建立企业之后，又会将周围的能力强的人们整合起来，推动日本的发展。 就像丰田“精益管理”一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依靠每个人”。 就是调动所有丰田管理中的积极性，将员工有效的力量发挥出来。
与之相对比，中国有一些知识和能力的人，但是大多数都想离开中国。 2010年，张磊（音）捐给耶鲁大学8,888,888美元,在中国激起强烈反响。 张磊在中国中部长大，曾是高考状元。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金融，后来到耶鲁读MBA，并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为什么他捐钱给仅仅读书几年的耶鲁，而不捐钱到“生养”自己的中国？ 很多人为此义愤填膺，觉得张磊忘恩负义。 也有很多人支持张磊，其中有人说“捐给国内的大学去给那些叫兽发奖金啊！捐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拿着学生的论文去骗人吗？ 捐出去了别人是拿这笔钱真实的做研究，中国只能拿钱瞎搞，这一代的叫兽都很垃圾！！”不过，从 个人角度，看看张磊和妻子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及在美国的经历，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捐钱给耶鲁，而不是捐钱到中国。 最简单一点，他们觉得中国的办事机构不把他们当中国人，基本上是横眉冷对+多种刁难。 当他们交了国家“培养费”之后，收钱的人狠狠地说，他们和国家没关系了。 而到了后来，人们上学需要交很多钱、看病经常需要交很多钱、买房需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 这样的结果是，人们如果没有钱，就寸步难行。 所以，逼着人们只关注钱、只想着自己。 因为，连自己都顾不上，还怎么照顾别人？ 当这些人如果有了能力，能够出国、并且留在国外，基本上不会再回中国 。或者有的人通过从跨国公司派遣的方式回到中国，在中国赚钱。 这种完全是冷酷的利益关系，和日本人推动本土产业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
所以，随着1990年代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中国为进入第三个10年做好了铺垫。 而且，中国社会文化和人们心理的重大改变也决定了，如果将来中国出现大的变故，尤其是负面的大变故，绝大多数在国外的中国人，很可能会采取“事不关己”的方式。 或者说，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处于“众叛亲离”的社会环境氛围中。
作者：法天地道 回复日期：2012-05-03 18:15:44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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