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10年 - 社会文化基础
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关键不同在于“眼界”。 在市场竞争中，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非常明显。 小农老板代表的农业文化注重“点”，只注意眼前、现在，是典型的“小格子”、“井鼃”思维； 同时，大企业代表的工业文化注重“面”，全盘思考、系统设置。 这种思维的差异，在中国市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中国手机市场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国际手机巨头都集中在中高端市场进行竞争。 这时候，中国本土手机企业看到了“机会”，也就是“市场空白”。 于是中国企业纷纷出击，力图占领市场赚钱。 因为中国手机企业没有自主研发机构、没有生产和检测措施，只是将手机研发外包给国外的电子设计机构，自己也没有外观设计部门，然后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委托加工，也没有系统的检测程序。 这样的产品生产出来，有的抄袭国际手机巨头的美观的手机外观，有的自己设计丑陋的外观，而且不论功能、性能、质量，都非常不稳定。 所以，中国手机企业只能占领中低端市场，“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只要想想就能理解，中高端市场谁会买国产的破烂货？ 虽然本土手机厂商发动舆论攻势，号召人们支持“国产”。 但是，消费者在拿自己的钱消费，傻瓜才会为了所谓的支持“国产”而损害自己的消费者利益。 打个比方，本来一个人的衣着打扮还有点审美品位，结果拿出一个非常丑陋的廉价国产手机，整个人的形象就完了。 顺便说一下，这里有个逻辑问题，并不是外国品牌手机就没有丑陋的，而是基本上所有国产手机都丑陋，或者直接模仿抄袭外国品牌。 另外，手机是重要的商业通讯工具，为了购买质量低劣、三天两头出问题的“国货”，让现有的生意变得困难、可能的生意泡汤，傻子也不会这么做吧？ 还有，就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非常兴奋地谈论他们在某个中国本土汽车厂参观的见闻，说这个厂多么有希望，以后换车就买这个汽车厂的。 结果，另外一个人说了一句，“XXXX（这个本土品牌），修车排队”。 两个人直接沉默了，后来换车还是进口品牌。 我的一个朋友，没钱的时候先买了个本土牌子练手。 有钱后，换上海大众产的帕萨特做公司商务用途。 还完之后，说这个帕萨特（德国1990年代的技术）驾驶起来，和国产车就不是一个东西，国产车就不能算是汽车，哪儿都不对。
当然，中国的小农老板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中国的小农企业老板们都是在“洗脚上田”后，从简单的加工袜子和鞋等产品起家。 这些人似乎开始了“工业化”，但是连工业的门都没摸着。 他们赚了一些钱以后，开始进行产业“升级”，想做更加高价值的产品。 但是，当他们开始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工业生产和作坊加工完全不同。 比如，在真正的工业中，设计、研发、生产、质量检测、营销、售后服务等等产业价值链环节，一个都不能少。 而且，由于产品越来越精密复杂，所以需要大量的企业相互合作。不论苹果手机，还是日本汽车业的发展，不是一个厂的发展，也不是像小农老板们那样自己赚钱就行了。 他们带动的是整个产业价值链，让大量协作机构和他们做配套，大家一起赚钱。 另外，中国的小农企业老板们，不知道研发到底怎么回事、不懂美学、不懂心理、不懂社会…… 所以，小农们只能从自己懂得东西入手，把握住自己懂的东西。 而他们主要能够理解的，就是价格战、渠道铺货等简单、直观的内容。 而这些简单直观的东西，加上他们的审美品位，只能满足低端市场的需求。当然，小农老板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当他们大量销售手机的时候，为自己一款手机动辄数亿元的利润而狂喜。 在他们看来，只要赚了钱就是“成功”，“成者为王”了。 小农老板们根本无法理解国际手机巨头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也没兴趣理解。 而Nokia、三星这些国际手机巨头通过开始的运作，了解中国市场环境，整合好各种市场资源。 等他们在整体“布局”完成后，开始系统地占领市场。 而且，通过中国本土手机厂商的前期拓展，国际手机巨头看到中低端市场有利可图。 他们不用自己再浪费巨大的市场推广费用和失败的风险。 所以，国际手机厂商直接开始利用国内手机市场的推广方式，甚至直接借用中国手机已经建立好的渠道，来占领中低端市场份额，获得最丰厚的利润。 最后，中国本土手机的小农老板们给国际手机厂商做“嫁衣”，开始还赚点钱，后来则全部赔进去。 不仅如此，很多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资，还把股民投入的很多钱再亏进去。 这就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大工业”文化和“小农”文化的差异。 差异不在资金、机器设备上，而是在思想文化上。
小农文化思维是难以进行“升级”的。 郎咸平看到中国企业普遍越来越差的时候，将迈克尔 波特的产业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抄袭篡改，弄出了所谓的“6+1”模型。 他大力宣扬“6+1”，想忽悠老板给他管理咨询的业务，他能够从中大赚一笔。 但是，他的推广并没有太大效果，最后无疾而终。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中国老板并不傻，虽然他们做不了“6+1”。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做不了“6+1”，所以也不会让郎来“操刀”给自己做。 因为，中国的小农老板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能够赚钱，并不是自己“竞争”的结果。 而是给国外企业巨头打工，当“国际民工”的结果。 因为，国际大品牌懒得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初级加工，把这个工作交给中国老板，也就是从手指头缝里“漏”点利润给中国加工企业。 而如果想进行“产业升级”，其实就完全是不同的运营模式。按照产业价值链模式，“升级”就需要完全不同的人进行操作，在不同的产业链环节获得利润。 一旦这样的模式形成，小农加工厂的老板们还是捞不到好处，还是干最累的活、赚最低的利润。 比如，Nike是生产运动鞋的，世界第一运动品牌。 但是，Nike自己并不组装加工鞋，没有自己的组装工厂。 Nike一方面生产鞋的核心材料，比如鞋的气垫；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者和销售收入，吸引大量消费者买自己的产品。 而只要看看Nike的历史就知道，Nike没有一天进行过运动鞋的组装加工。 Nike一直就聚焦于开发专业市场，以此带动产业研发，然后再进行普及型推广，同时把生产外包到海外。 而Nike做的这些事情，是小农企业老板们无法想像的工作。 即使Nike的成长历史摆在那里，小农老板们都难以理解Nike的成长模式。 因为，他们没有在工业系统中生活过，无法想像整个工业系统的运作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小农企业老板阶层的“兴起”，反映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转变。 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氛围从“大工业”文化向“小农文化”转变。 在1980年代，社会思想逐渐开放，人们开始培养多种爱好。 比如，围棋开始兴盛，很多人都在学围棋。 无数年轻人拿起吉他，开始学弹唱。 在北京也开始形成摇滚的文化基础，并且形成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从1990年开始，社会思想逐渐变得封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逐渐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随着日益强调物质，人们也越来越对文化不感兴趣。 在1980年代，家长因为工作顾不上孩子，很多孩子靠自己的兴趣，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2000年之后，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全面插手孩子的所有生活。 家长们出于功利的角度，让孩子学围棋、学音乐、学舞蹈、学画画。 因为从家长来说，孩子学什么在于“有没有用”，孩子的兴趣爱好已经被放到最次要的角度。 从教育思想方面，为什么应该从支持孩子兴趣爱好的角度，支持孩子进行学习，而不是以功利的角度要求孩子学习？ 因为从孩子的角度，只有出于兴趣爱好，孩子才能够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让整个学习过程处于高度活跃状态。 孩子才能够“学进去”，学习成效快。 而且，很多孩子根据兴趣学习，并没有掌握具体的技能。 尤其是一些“爱好广泛”的孩子，往往是什么都会，什么都不精。 从很多家长的角度，按照兴趣学习的孩子，和功利性学习的孩子相比，具有明显的劣势。 比如，让孩子自己学习、自己玩的话，孩子总在想、学习一些“没用”的。 学了半天，也学不出来什么。 而如果按照功利性学习的方式，孩子学了之后，起码能够掌握一到两项“技能”。 等孩子大学毕业后，除了学习成绩好之外，掌握一两项“技能”的孩子容易找到工作，能够通过工作赚钱。 与之相对比，很多以兴趣为导向学习的人，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往往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因为，这些人往往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找工作的难度似乎大很多。
可以说，不同的学习导向反应文化差异。 总的来说，根据兴趣爱好学习的孩子，其作用主要在于思维训练，眼界开阔、身体强壮、或者情感抒发等等；而根据功利学习的孩子，主要目的是学习具体技能，学习技能的目的在于获得具体的利益。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有的人读我的经济分析内容，喜欢我“长篇大论”的风格。 在阅读过程中，他们希望帮助自身思考，了解整个经济进程，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断。而另外一些人读的时候，就是想看到表面现象和结论，给自己一些心理支持，以此让自己在市场中赚钱。 对于这些人来说，我的分析内容就有点太“长”、“琐碎”，有时候太多的“理论”。 另外，在我的分析中，很多的具体结论散布在不起眼的地方，只有系统阅读和思考，才能将这些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具体结论汇总，支持总体的结论。 而这些只想着赚钱的读者，可能用很长时间进行，都找不到我的结论在哪里，更别说将这些分散的具体结论进行系统思考和汇总。 而这种出于爱好的学习和功利性学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差异。 这样的差异结果是什么？ 以兴趣为导向进行学习的人，也就是以工业文化思维为导向的人，对于技能主导的学习不感兴趣。 这些人在学习过程中，并不直接考虑具体利益，并且对具体利益表示蔑视。 同时，以技能为导向学习的人，则觉得这些兴趣学习的人不够“刻苦”、太不切合实际。 而这种思维的差异，在中国的后30年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明显。 1980年代的时候，大学生们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也不懂太多的技能。 所以，这些人就开始谈民主自由，还要实践民主自由。 对于小农文化的人来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要民主自由有什么用？ 还是吃饱饭最重要，吃饱饭才是第一要务。 所以，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要求大学生要“脚踏实地”，要有“一技之长”。
随着小农文化重新占据主流，“知识无用论”重新在中国泛滥。 这种“知识无用论”并不是真的知识无用论，而是知识与技术挂钩的问题。 如果一种知识能够带给人特定的技能，让人们短时间内赚到钱，人们就会觉得这种知识有用。 如果不能，人们觉得就是无用的知识。 比如，“爱好广泛”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变成 “一技之长”，所以人们就不觉得有用，反而觉得“浪费时间”。 当然，“爱好广泛”的人，普遍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能够理解各种文化要素的差异，这种特点人们并不关注。 人们往往不会关注，爱好广泛的结果，是个人具有更加突出的“大局观”。 这些人可能无法在社会中做“螺丝钉”，但是适合做领导者。 尤其是在多重竞争的国际市场上，这类人起的作用就更加重要。 当然，具有“大局观”的人并不很多，因此更需要开发和培养。 当一个社会注重于培养“爱好广泛”的人的适合，可以看做以工业文化主导的社会。 比如，王世杰校长就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大力倡导发展文科。 他认为，学理工科的学生应该加强文学艺术修养，这样才能成为均衡成长的“个体”。 昨天，他首先吸引文科方面的优秀老师，形成浓厚的文化环境，进而影响理工科学生。 在他的教学指导下，武汉大学很快成为民国期间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而民国时期培养的很多大学生，也表现出“多才多艺”的特点。 1949年后，中国大学进行“院系重组”，将文艺类与理工类分离。 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分离后，缺乏社会思想的熏陶，容易形成“工具人”思维。 尤其具有是“螺丝钉”精神，而不是具有大局观。 这样的情况，就是小农文化重组改造大学，瓦解大学里以工业文化为主导氛围。 在1980年代，很多学生重新开始思考社会、追求“形而上”的思想内容，大学也逐渐恢复。 但是，这种情况像是“昙花一现”，思想和技术很快就重新被分割，人们再次被以技术的方式进行驯化。 在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小农文化的人走上传销系统内的领导岗位，以及大量刚洗脚上田不久的农民通过开办作坊式工厂赚了钱，再加上大学生也被小农思想灌输，整个社会迅速从工业文化导向变成小农文化主导。 社会引导人们不要再关心社会等“虚”的内容，而要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小日子”上。
真正的问题在于，小农们很难理解“大工业”文化。 毛拿下江山后，站在城楼上踌躇满志。他希望城楼的周围建起高高的工厂烟囱，他认为烟囱林立就是“大发展”了。 当时，梁思成建议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在其它地方再建新城区。 这样形成不同区块相互分别、相互联系，也就是分区组合模式。 但是，毛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决意要炸掉北京城墙。 而炸掉北京城之后，北京就可以做的“规模大、功能全”。 而直到现在，北京都在往外“摊大饼”，“面多加水、水多和面”，一环一环往外扩张。 这种认为城市就是“大”，而且要把污染工业放到城市的思维，就是小农们对于工业的认识。 同样道理，刚刚洗脚上田的小农们开了一些作坊式的工厂，利用传销系统逼出来的奴工干活，再给外资或者外贸当廉价劳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小农企业老板们，就感觉自己已经是从事工业了。 而这种人们把中国的作坊式组装加工当成“中国制造”，就是小农文化的具体表现。 可以说，小农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是 “大工业生产”，只是按照自己看到的一点表面现象，再通过自己可怜的想像力进行加工，就形成了他们认为的“大工业”。 所以，而小农老板们觉得“大工业”，就是规模大，比如一个大玩具加工厂雇佣10万奴工，大规模地盖厂房，建立起“现代化”的办公楼。 这就是毛和其他洗脚上田的企业老板的共同特点，难以理解到底什么是“工业化”。 他们不知道，“工业化”的主要特点并非在于工厂规模多大、厂房办公楼有多少、机器设备有多先进；“工业文化”更重要是表现在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的文化方面。 “工业”文化的重点在于大规模的协作，包括企业协作、社会协作等。 而且，人们通过各种跨功能、跨系统的协作方式，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组织效率，包括家庭效率、企业效率、社会效率等。 在系统协作背景下，个人就需要培养眼界开阔、思维全面、行为系统等等特点。而刚刚“洗脚上田”不久的小农们，只能看到表面的物质，看不到内在的协作精神。
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差异是代际差异、社会差异。 小农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进化，需要一代人到数代人的培养熏陶才能完成。 小农式的加工厂老板们以为，自己弄个加工厂，做几年就能实现“工业化”。 这是他们基于自身的小农思维而形成的自我幻觉。实际上，一个小农进城后，一般需要从工人做起，生手、熟手、技术工人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开始从个体、懒散、随意、低效的生存行为方式，向协作、紧张、规范严谨、高效的专业行为方式转变。 这种文化形态不是按照从事的工作区分，而是按照工作的方式区分。 美国的农民种粮食和买粮食，也是专业行为方式，属于工业文化的范畴；而中国作坊式加工厂老板进行生产销售，其行为方式仍然是小农文化范畴。 多说一点，西方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变，主要通过教会的教育完成。 比如，教会在全社会的普及教育中，强化“爱邻如己（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等方面的教育。 通过教会每周、每日对全社会进行引导和规范，让人们日积月累地接受协作教育，并且一代代地重复教育，支持了整个社会的协作观念和协作能力的成长。 在整个社会进行协作教育，以较为均衡的状态进行提升的过程中，工业文化也就得到系统的培育。 而在中国，由于缺失了全社会每周一次去教会的关键环节，所以社会均衡系统基本上无法得到贯彻。 这就是水桶的“短板理论”，一个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不论其它板子有多长都没用。 当然，小农们无法理解这种概念，因为小农们都自己拿手捧水、弄个瓢舀水等等。 所以，中国小农文化思维的转变，往往是农民进城当工人，虽然行为上逐渐变成工人，但是思维上仍然以小农思维为主导。 而向工业文化思维转变，主要从这些工人的孩子们开始。这些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受到工厂环境的教育和影响，能够从小就培养出一定的工业文化思维。 另外，小农家庭的孩子还可以通过上大学，在大学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快速接受和适应工业文化，开始形成工业文化思维。 经过这种大学“速成”，有一小部分人按照正确的方式重新思考和理解社会，加上个人的聪颖和积极改变，让自己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工业文化。 不过，大多数学生的适应和自我提升能力比较弱，即使学习了具体的技能，但是小农文化思维没有明显变化。
由于缺乏全社会的系统化教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其实是“小农化”进程。在前30年，一群从来没有经历过工业文化的人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掌控社会。 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个方式重新开始，不过这时候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城市化”、“与国际接轨”等名义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小农思维重新成为社会导向。 这个方式主要由两方面组成：1、上层系统： 在中国的层级社会中，能够升官发财、占据主流媒体的权贵阶层，主要是小农文化背景。 他们向民众展示他们的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成功”。 然后，在宣扬他们“成功”的过程中，顺便宣扬小农思想。 2、中层和底层社会：绝大多数人从农村或者小县城到了城市，对整个城市进行“兑水”。 当少数人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受到社会文化的熏陶，开始学习工业文化的思维。 但是，当中国快速进行“城市化”的时候，大量外地人涌入大城市，其人数迅速超过城市人，结果是城市也变成高楼版的农村。 比如，如果人们从北京往北走到北五环之外，从北苑家园再向北的话，已经难以让人想像这是在北京。 除了林立的高楼之外，包括街道的状况、人们的装束、气质，更让人觉得这是在内地的三线城市。 北京经过60多年的时间，人口从几十万爆炸性增长到2000多万，结果只能是小农文化摧毁城市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农文化思维重新占领社会，成为社会的主要方向。 于此同时，具有工业文化思维的人逐渐被淘汰出中国“主流社会”。 其中，一部分人通过留学、或者移民的方式到了国外。 在我母亲的高中同学（北京的女中）中，大多数的孩子都出了国；她在的企业中，和她一个年龄段的高工，大多数孩子也都在国外。 不论高中同学聚会，还是同事一起聊天，基本上都在谈孩子在国外的情况，他们也经常出国探亲，或者已经办了移民。 还有一部分呆在国内没有出国，而这些人往往痛苦而孤独地生活。 虽然这些人的经济条件大都不会很差，但是他们需要的是思想的共鸣。 在人们都在谈论钱的时候，他们郁积了大量的思想和感情，经常没有地方、没有人可以去说。
小农文化的一个关键特点，就是只关注钱，也就是“要钱不要命”。 中国小农文化的“回潮”，给传销系统再次带来了强大的生命力。 因为，当小农们富起来之后，就会支持传销系统，持续给系统送钱。 随着中国的快速“小农化”，整个社会开始消除多种文化要素，取而代之的是“一切向钱看”。 因为，小农们只关心自己、只关心眼前。 人们觉得多种多样的文化要素“没用”，都没有“钱”来的实用。 钱的作用一目了然，而且直接能给人带来保障和享受。 当“小农文化”重新主导社会之后，人们重新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 这个意思很明白，只有生活好了才能够谈得上“文化”。 但是，小农们无法理解，只想着仓廪实的时候，反而达不到“仓廪实”的结果。 比如，小农思维的老板们进入手机市场，并且赚钱实现“仓廪实”了，这时候他们会怎么办？ 他们会实现“升级转型”吗？ 答案很明确，他们赚了钱的时候，必然想着更多的钱，顾不上所谓的文化。 他们眼里只有钱的时候，就无法看到来自其它方面的竞争。 当国际手机品牌“拦路杀出”的时候，小农式的老板发生严重亏损。 而当小农出身的老板们面临亏损，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系统反思自己面临的问题吗？ 会看到自己赔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吗？ 肯定不会。 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达不到。 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狭隘、短视的习惯中，只能看到“一目了然”的东西。 他们看不到更深层的问题、无法理解更加宽泛的内容，所以他们无法系统思考问题。 所以，当他们陷入困难的时候，往往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尽可能“撑着”、“熬着”。 人们不知道如何理性思考自己面对的问题，也没有能力系统分析问题的成因。 而他们在逆境中的“坚持”，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好运气”，而是往往亏损到倒闭。所以，小农文化思维的人们一方面很难赚钱变富，另一方面，即使赚钱变富，也很快亏损、重新变穷。
另外，小农思维的人们，更难以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在写经济分析的时候，反复在进行历史回顾分析，尤其是与经济、文化相关的历史。 因为，每个社会的现状和中短期的未来方向，主要由过去的经济历史决定。 而中长期的未来方向，主要由文化历史决定。 分析清楚历史的格局，就能够分析清楚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写的分析没有“如果…就…”,只有未来“将要……”。 这种分析根据系统思考，追求社会经济的真相，所以非常简单清晰，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未来方向。 如果根据我思考的方向进行思考，就有机会通过投资赚很多钱，或者避免损失惨重、或者血本无归的风险。 但是，中国人经过第二个10多年的思想重新封闭，已经从部分的工业文化退化到全面小农文化的社会状态。 人们缺乏逻辑思考能力，缺乏追求真知的动力，想的都是钱。 不论高学历还是低学历的人们，都为了追求钱，而放弃了对个人思维的锻炼。 所以，人们往往只会“条件反射”，或者只有粗陋、浅薄的思维能力。 表现在整个社会文化中，中国很少有逻辑清晰、构思精巧、文笔流畅的文学作品，有的只是只言片语、或者通篇都是意淫。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再次进入低智商阶段，思维随意就可以被人拐走。 因为，人们不会进行系统理性的开放逻辑思考，只是进行“条件反射”式的情绪反应。 人们在情绪的引导下，很容易以错误的方式认识错误的问题，并将问题指向错误的人，进而产生更激烈的、方向错误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不会让人们发现解决问题的方向，而是引导人们走向“死路”。 比如，而郎咸平能够受到广泛支持，主要就是吸引的这样人群。 郎通过强调一些表层、片面的问题，强调人们的眼前利益受到损害。 将很多人的狭隘情绪激发出来，让人们感到愤怒、悲观、绝望。 这时候，郎就可以将自己的“私货”说出来，有效地引导“民意”。 实际上，郎说的现象都是客观存在，人们不会自己用眼睛看吗？ 郎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故意强调片面的问题，人们不会思考吗？ 郎得出的核心结论“大政府、大国企”，从整体上是支持传销系统，从另外一方面进行舆论引导，人们不会分辨吗？ 结论是，人们只考虑自己“小格子”利益，所以不再会看、不会想、不会分辨。 这样的群体必然会随时被舆论“引导”，这就是小农文化的结果。
而中国的小农文化思维，从房地产市场的“大发展”就可以看出来。 房地产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缩影，反映整个社会的经济模式。 我在分析文章中，从法律层面（包括土地所有权和小产权房的角度）、社会经济层面（城市成本论、印刷钞票等）、个人经济文化层面（结婚买房、投资买房）、资源环境方面（污染问题、城市缺水问题、粮食问题）等等不同方面，全面分析过中国城市的房子内在价值为0。 传销系统只不过将房地产作为一个工具，将民众的钱洗到系统里。 根据这样的分析和结论，我建议人们卖掉房子-包括自己的自住房，而且不需要再考虑房子问题，而是需要考虑生存问题。 但是，人们关心这些分析吗？ 不关心！ 人们即使看了我的分析文章，也觉得我的分析没问题，但是结论不可信。 为什么？ 因为人们只看到房价，只相信传销系统，认为传销系统不会让房价“垮”。 人们还想着很快就能买房，因为买房能够让人们在城市中“扎根”，能够结婚生子。 这就是小农思维之下，人们的普遍反映。当人们只关注房价的时候，随着房价持续上涨。 从逻辑上讲，“一环扣一环”的小农思维就体现出来，而且人们的“条件反射”式的情绪也调动起来。 房价上涨的时候，无数买不起房的人开始疯狂；房价下跌的时候，无数买了房的人疯狂。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根本不去思考，房价是个系统问题。 而房地产能够在第三个10年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力”，是前期的政策开始起作用，共同推动和发展的结果。这就像大树生长的前提是气候和土壤环境，经过前期的孕育和成长，之后才可能 “成长壮大”。 而在朱第二个10年实施“房地产立国”，以及各种政策基础上，为房价持续上涨创造条件。 而江一直掌控army权力、保障其政策方向，也就是保障了自己人的利益。 另外，中国社会全面贯彻“小农化”的思维，人们因为房价上涨而“欢欣鼓舞”，也极大地支持了第三个10年的房价上涨。 所以，要了解这个大树是否倒掉，不是看某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者说，房价暴跌的背景是整个传销系统崩解，以及支持传销系统的“中产阶级”和希望做“中产阶级”的人们。 所以，对于房价的判断不是针对房价本身，而是要思考过去20多年的系统变化。
小农们的思维有明显特点，可以称之为“单线思维”。 小农一般从自己的“点”出发，进行“线”性思考和展望。 比如，当小农们自己买了房，房价上涨了，小农们就很高兴；而没买房的人则很痛苦，甚至很愤怒。 而买房就是从自己的“点”出发，只考虑自己，不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进行思考。然后，小农们的立场形成尖锐对立，有些小农当“房奴”买了房之后，虽然嘴里说着房价太高，生活很痛苦，但实际上心底里非常高兴房价能够持续上涨。 当然，如果房价跌了的话，买房和没有买房的小农们，心态就会形成转换。 当然，房价是传销系统主导，所以从媒体舆论上支持房价上涨。 然后，买了房的小农们也要像系统的传媒那样，根据房价的过去上涨走势，相信未来也同样上涨。 这种根据经验，将过去与未来方向等同的模式，就是“单线”思维模式。 然后，他们证明自己的“单线思维”正确，就会开始找各种理由。尤其是当中国的房价已经“超美赶日”的时候，人们更要想法为中国高房价辩护。 其中，小农们强调，房价上涨有坚实的“基础”，因为中国经济“超日赶美”。 而中国经济真的超日赶美了吗？ 经济是个非常宽泛的观念，涉及到社会和个人的方方面面。 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是某一个方面，个人收入水平是另外一个方面。 GNP是衡量经济总量的一种方式，GDP是另外一个方式。 这时候，到底用什么来衡量经济？ 于是，小农们又开始强调GDP，说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 当然，GDP这个词并不是小农们开始知道的，而是传销系统专门让小农们知道的。 因为，即使不考虑到个人收入和物价状况，只考虑国家经济总量，衡量方式也不同。 如果衡量标准是GNP（考虑到一国的对外投资收益，并且扣除外资对于本国的投资），日本经济规模则比中国大的多，而且都是高质量的对外投资。 所以，为了让小农们高兴、支持小农们的心理，中国的传销系统强调GDP，而不是GNP。 小农们则为了支持“房价持续上涨”的理由，也同样强调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 而且，按照过去GDP的增长幅度，为了某某年中国将赶超美国。 而美国一些财经媒体也在这样宣传，所以小农们更有信心了。
从小农的“单向思维”思维角度，他们只有三个点：自己、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 这三个点在小农心中，形成一道完整的“向上曲线”。小农们从心里盼望着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完成这个“上涨曲线”；同时，小农们讨厌别人说“不好”，也不相信别人说“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好考虑别人说的“不好”，等于在心理自觉将“不好”进行回避。 所以，《庄子》说：井鼃不可语于海者，夏虫不可语冰，曲士不可语道。 和井鼃说大海、和夏虫说冬天、和投机钻营的人讲大道恒常，这些都没有任何效果。 从房地产来说，小农们的心理中，“房价曲线“只可能上涨，不可能下跌。 即使房价已经随时可能暴跌的时候，小农们都说房价“不可能跌”。 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中国政府不会让房价跌。 这时候，小农们已经完全陷入房价这个“点”，陷入自身的“单线思维 ”，已经考虑不了其它因素。 打个比方，就像某一个12岁的孩子一年长了20厘米，从1.3米长到1.5米。 这时候，家长就会很高兴，想着孩子以后每年长20-厘米，长到17岁就能超过姚明，然后就可以到NBA打球赚大钱，自己的“发财梦”就实现了！ 这时候，如果有人和他们说，孩子将来长不了很高，因为他们自身就很矮。 而且，即使孩子长得比较高，也进不了NBA打篮球。 这些人就会非常生气，认为孩子能够长高、能够去NBA打篮球。 当然，打这个孩子身高增长和打NBA赚钱的比方，人们可能觉得有点荒谬。 但是，如果换另外一种情景，小农思维的人们似乎觉得理所当然。 比如，现在家长让孩子们拼命学习，认为只有学习好才能上大学、赚大钱。 所以，人们从小就对孩子进行大量“投资”，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花钱，让孩子上“好学校”，或者购买“学区房”。 因为，家长们认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从小就要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 同样道理，人们买房“保值增值”，认为过去10年房价翻了5倍，未来还会继续上涨。 人们希望通过买房，让自己能够成为“富人”。 可以说，不论孩子上学、买股票、买房子，小农们都是这样的“单线”思维。
小农们的“单向思维”无法理解“突变”的概念。 在小农的单线思维中，往往只能思考单一因素，无法容纳很多的人生“变量”。 所以，小农们无法想像多种因素进行交集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其中，最让小农们无法应对的，就是“钱”和“命”之间的交互关系。 比如，当我从2010年底开始建议人们卖房，把自住房都卖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建议“无法理解”。 不少人问我：如果把自住房卖掉的话，他们自己“住在哪里”? 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没有自己的住房，一个人就得睡到大街上。 还有的人和我说，如果没有房子，就没法结婚。 这种“单线思维”的模式，只能考虑一个要素，结果就是“要钱不要命”。 比如，中国人的个人收入仅为美国、日本人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而生活成本已经超过美国，开始向日本靠近。 这时候，人们还在说中国的房地产会继续升值，因为中国人“喜欢买房”。 但是，“喜欢买房”就能买、能支持房价一直上涨？ 如果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历史，不论日本还是美国，曾经都因为生活成本高昂，导致房地产市场暴跌。 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钱”和“命”的时候，会很自然地选择“命”。 在1990年代初期，在日本泡沫高涨的时候，无数日本人也在想着炒房赚钱。 当时，无数日本人都在强调日本地少人多，房价绝不可能降。而且，当时日本经济极为强劲，似乎超越美国已经指日可待。 而在将近20年后，中国人强调房价绝不可能跌的理由，也照搬了日本人的“人多地少”和“经济强劲”的论调。 不过，随着日元升值到顶，同时日本出口开始降低。 这也意味着，日本的个人收入开始降低，人们被迫为了生活而削减其它方面的开支，结果导致日本房地产的十多年暴跌。 即使在中间的过程中，日本的物价水平同时在降低，也控制不住房价的下跌。在泡沫比较严重的地区，地价房价的下跌幅度可以达到四分之三。 同样道理，从06年开始的2年多时间中，美国民众经历了收入基本停滞，同时物价大幅上涨的过程。 即使华尔街的投行一直想撑住局面，但是当他们撑不住的时候，“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在不少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地区，房价跌幅超过50%。 稍微读书识字的人，而且稍微关心一点房地产方面的知识，都会知道这种发生在最近20年的日美“前车之鉴”。 但是，小农们仍然忽略日美历史，还在强调中国人的“忍耐”，所以认为房价“绝不可能跌”。 而且，我在过去两年多一直在强调，未来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将持续暴涨，导致房价相应暴跌。 但是，小农们想像不出来“没饭吃”和“没房住”之间的关系。 所以，小农们认为，即使中国人没饭吃，也会继续买房子。 这就是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无法将自己的思维兼容两个因素，所以认为房价也不可能降，“绝对不会降”。
“单线思维”的小农们，无法理解世界、无法理解历史。 从1990年代开始，有人开始宣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意思是，强调了本身的 特点，才能够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种基于小农思维出发的口号，吸引了无数的中国人。 而这种“民族的”实际上就是小农们自我的“点”，希望通过“点”来覆盖世界的“面”。 当然，如果喊出来口号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结果不仅让传销组织恼怒，而且小农们也无法理解。 因为，小农们的眼界只能维持在“点”的水平，最多到“线”的程度，无论如何达不到“面”。 同样道理，对于历史的学习和思考，也是对个人思维的一种考验。 而小农们也无法有效理解历史，提升自身的思维能力。 所以，小农们只能生活在现在、生活在自我的生活轨迹中。 而对于个人来说，可以借鉴的不仅仅有美国和日本的教训，还有过去中国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大多数60岁之上的中国人，仍然能够牢记的教训。 因为，现在“超日赶美”说法，不过是50年代“超英赶美”的重复。 只不过，日本成了世界经济第二强国，而英国经济相对小了。 而在1950年代，人们在提出“超英赶美”之后，不知道如何衡量“超英赶美”。 最后，传销系统将目标集中到“钢铁产量”，让小农们很容易理解。 让小农们觉得，当钢铁产量超过英美了，就等于整体超过英美，就过上幸福生活了。 于是，人们将家里好好的锅盆等铁器都砸烂，拿出来用作炼钢的原料，全国到处建“小高炉”，进行“大炼钢铁”。 其结果是，资源环境遭到严重毁坏、家里的钢铁器皿都被砸烂之后被练成废品，然后饿死或者饥饿相关疾病死亡超过人口的十分之一。 现在，6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记得当时挨饿的情景。 而50年过去之后，中国基本上还在重复过去，“赶美”的目标没有变，只不过钢产量变成GDP。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在1950年代，很多人并不相信这样的目标，只不过被迫参与。 而到了50年后，大量高学历的“中产阶级”都相信这个目标，主动支持这个目标的实现。 这样的现象说明什么？ 不论学历多高，具有小农思维的人都是小农思维，这是渗透在骨髓中的基本思维。 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只是支持小农思维的人们，更好地贯彻小农思维，为自己谋得好处。 更明确地说，创造各种条件，实施“要钱不要命”的基本人生目标。
小农的“单线思维”是传销的“沃土”。 在小农思维模式下，传销系统只需要强调一个事情多么好，怎么能够赚钱，就能够吸引大量的小农参与。 比如，不论社会上宣扬什么样的消费，只要把小农们的兴趣调动起来，就能够从小农们身上弄钱。 而传销系统只要造出股票赚钱的“神话”，就能够吸引小农们的注意力，就有无数小农为了赚钱而参与股市。 或者，传销系统只要创造出“炒房赚钱”的神话，而且强调结婚需要买房，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农们就开始蜂拥买房。 人们即使节衣缩食做“房奴”都觉得心里高兴，同时买不起房的小农们则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买房。 当小农们把自己的钱投入股市的时候，只想着等着股票上涨，自己坐着就能赚钱。 而更多的小农们将钱投入基金，认为“专业人士”能够保障自己的利润。 没想到，当小农们蜂拥进入股市后，股价暴跌，让小农们傻了眼。 更大的问题在于，小农们没有想到，基金经理们将自己的钱去“托市”，专门做亏本买卖。 更重要的是，小农们的心态给股市、楼市、传销等方面的推销人员，包括所谓的股评家、楼市预言家、“成功学”讲师们，提供了广阔的表演舞台和可观的收益。 而且，小农们给传销系统更大的支持，让传销系统具有更强的操作空间，就像小农们购买基金后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与传销系统兼容的人，都缺乏可以发言的空间。 比如，中国的“知名经济学家”在谈论中国经济的时候，都是基于传销系统设计的框架而进行思考。 而不基于传销系统、或者认为传销不对的人，都已经被销声匿迹。比如，一个湖南女学者写几本不符合传销系统的书，同时又比较出名，结果也“被出国”。 剩下的人基本上都是“大国崛起”，或者“小骂帮大忙”，因为这样才能在中国“如鱼得水”。 当然，小农思维的人们不关心什么社会，只关心赚钱。 因为，小农思维的人们就能够相信“崛起”，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 所以，人们对于“唱衰中国”的人们，非常不感兴趣。 所以，在传销系统剔除这些“唱衰者”的时候，小农们根本漠不关心。 也就是说，不论小农们从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上，都有力地支持了传销系统。
当小农们陷入困境的时候，也很容易被“引导”。 小农们平时并不关心整个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而只有到了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才想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传销系统的宣传工具开始发挥作用，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不论1950年代时说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还是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阴谋论”，都是将矛盾转移。 传销系统只要弄个离奇的故事情节，然后直指“一小撮”，小农们马上就信，这种情况在50年前和现在没有区别。 因为，小农们的生活太乏味，除了钱之外没有任何的生活内容。 所以，需要离奇的故事来刺激神经，越离奇、越不可思议，小农们越有兴趣想知道，然后越可能传播的广泛。 当然，为了让这个情节变得更加真实，郎这样具有很强海外上学背景的人来讲故事，小农们更容易相信。 另外，要讲日本是怎么在即将超过美国的时候、被“帝国主义阴谋”搞垮的，来说明中国也可能被“帝国主义阴谋”搞垮。 小农们看到“血淋淋”的日本沦落的故事，开始信以为真。 当然，小农们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往往无法理解最基本的事实。 这个事实是，日本“赶超”美国的想法，本身就是痴人说梦。 日本是个弹丸岛国，人口1亿左右，没有自己的原创思想，而主要原创技术都来自于米国，而且主要市场也在美国；与之相对比，美国地大物博、人口3亿左右，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社会系统和大学系统，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创新能力。 而且，美国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具有不可匹敌的基础，也就形成难以被摧垮的力量。 而从功能上，日本只不过类似美国的一个州，部分参与到美国的经济循环中。 一个州想超过整个国家，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不过，小农们只有“点”式思维能力，不会进行最基本的系统思考。 所以，郎通过多个方面“印证”，说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让日本衰落，小农们就都信了。 当然，小农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也要被“搞垮”，自己的利益也要受损。 而小农们无法理解的、或者不敢承认的是，大多数民众只是中国血汗工厂的奴工，而血汗工厂当 “国际民工”，通过给别人卖苦力赚钱。 中国在资金、技术、粮食等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别说美帝国主义“阴谋”，只要美帝不再大力支持中国，要求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中国就完全垮了。 另外，小农们自己支持传销系统毁掉农田、毁掉农业，然后大量进口粮食，导致中国粮食所谓的被帝国主义“控制”。 小农们自己之间毫无诚信、而且相互投毒，所以人们大量购买进口食品。 小农们只考虑自己，在生活中连小偷偷东西都不敢出来制止。 小农们被房地产和垄断国企盘剥，也不敢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权益。小农们甚至连话都不敢说，总希望希望有人“替”自己说话，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过，当有人为小农们“说话”的时候，如果遭到传销系统的压制，小农们又会无情抛弃这些“说话者”。 甚至可以说，小农们不敢承认自己的无知、懦弱、卑琐，在其他人眼中毫无地位；所以选择通过相信“帝国主义阴谋论”，将自己想像的还有点地位，然后觉得自己的“崛起”失败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别人在使坏。
在小农文化中，拥有工业文化思维的人很难生活。 工业文化是一种思维，不仅仅要求个人的福利，而且非常关注社会。在小农文化社会中，很多拥有工业思维的人即使能力出众，也处于生活比较艰难的状态。 很多人生活条件比较好，但是心理上也不愉快。 因为，在“大工业”文化环境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作用。 按照《圣经》的话语，就是“万事相互效力”。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而“大工业”思维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克服相互之间的缺点，达成最大的“协作效益（synergy）”。 总的来说，当一个人“大局观”强的时候，具体事务和细节处理能力就会偏弱；而一个人关注细节的时候，就会在“大局观”上比较弱。 基于这样的认识，具有工业文化思维的人们则形成合作模式。 人们通过相互“包容”、相互协作，达到坚固“大局观”和具体细节的效果。 而“包容”的意思，就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价值，相互之间忍让和妥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西方人在公共场合，尽可能小声说话，以免打搅别人，给别人带来不便。 人们正常讲话都是声音比较大，而小声说话则是需要时刻注意，进行适当的自我约束和压抑。 通过这样的自我约束的“协作”，人们在公共的小空间之内，就会实现最大的相互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农们就显得非常“突出”，他们可以隔着很远大声叫其他人，而不是自己走过去悄声说，这样就省了他们的力气。 而且，小农们如果“发达”了，总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大声说就能够一下子让全屋子的人都听到。 更重要的是，小农们只习惯于关注自己，习惯于大声说话，根本没有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没有压低声音的意识。尤其是当人们吵架的时候，大嗓门的往往看上去占优势。 与之类似的就是中国小区里办事放鞭炮、或者在小区里大吵大嚷，而不考虑别人的状况，是否在学习、是否有失眠的人、是否有需要安静的病人。 从更具体的角度，小农们经常会在公共空间中，放置一些自己的东西。 小农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空间更大，自己更舒服；同时让公共空间更小，给大家造成不便。 这时候，如果有人对小农提意见，说小农在公共空间中放东西对大家造成不便，小农经常还振振有词，嫌别人“多管闲事”。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思维的人们在相互忍让的时候，往往会在“相互包容”的时候，创造出来一些额外的利益空间。 对于小农来说，这种“包容”就是有机可乘，就是占便宜的机会。
涉及到具体利益的时候，工业思维的人在小农社会中更吃亏。 爱迪生企业的建立和他的一个发明有直接关系。 当时，他将这个发明卖给一个投资银行家。 本来，爱迪生准备要5000美元，但是他不好意思开口，而投资银行家给了他40000美元。 爱迪生就那这个钱，开始建立正规化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成为GE公司的基础，也成为现代“研发机构”的雏形。 这就是“相互效力”，采取诚信的态度相互交往。 假设，投资银行家只给爱迪生1000美元，爱迪生能够有钱建立实验室吗？ 如果人们都在想着从爱迪生那里榨取发明价值，甚至想着偷技术，还有今天人们熟知的爱迪生，还有美国今天的发达富强吗？ 而在中国，小农老板们就会想方设法以低价购买爱迪生的发明，别说1000美元，可能觉得500美元都多。 实在不行，小农老板们就偷技术或者仿制，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不仅如此，小农老板会在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对工程师们非常热情，似乎“求贤若渴”。 他们和具有工业思维的工程师说的时候，就会强调“目标”，希望工程师和自己“一起干”。 工程师基于“包容”的假设，认为老板不会骗自己，于是经常会不讲条件地去做一些事情，帮助老板赚更多的钱。 因为，专业能力强的工程师，大都具备较强的工业文化思维。也就是，这些工程师大豆假定人们“相互效力”。他们觉得，考虑到自己给老板创造的价值，即使老板再“扣”，自己也能够得到一定的好待遇。 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工程师帮老板做出成绩，支持老板做大、赚钱之后，老板不会信守相互之间的默契，而是“独吞”工程师带来的收益。 然后，老板们稍微给工程师一点钱，好像还是施舍工程师，对工程师有很大“恩情”。 随着工程师们对社会认识越来越清醒，就不再上小农老板们的“船”。而中国小农老板们只能做简单的加工组织，随时会被竞争淘汰掉。另外在中国，如果一个老板讲诚信，而且理所当然地觉得别人也讲诚信，也就是具有工业思维文化。 那结果就是，这个老板必然经历被骗、破产。 在小农文化环境中，一个讲诚信的人就像“滔天大浪”中的一叶孤舟，随时可能被卷入“大海”。 所以，讲诚信的人必须慎之又慎，将小农文化认识透彻，才能够有效控制风险。 当然，由于小农思维的人自身就不存在诚信的意识，只要能够让自己获利，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 所以，能够在小农文化中发财的人，都是天生具有小农意识，唯利是图的人。 进入21世纪，“厚黑学”再次兴起，成为无数人的指导原则。 这种公然追求卑鄙、无耻手段的文化，就是在传销系统引导下，小农文化回潮的一个表现。
另外，如果一个人具有“大局观”，更难在小农社会中生存。 在全球化经济中，具有“大局观”的人只需要动动脑筋，就可以赚到钱。 所以，具有“大局观”的人，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钱，而在于个人的思想能够得到发展、传播和实施。 在工业文化思维环境中，具有“大局观”的人只需要写点文章、讲讲课，就能够获得丰厚的收益。 就像迈克尔 波特成名后，人们都在学习他的模型，他可以依靠丰厚的版权收入生活。而在中国，小农们只想着自己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无法理解“大局观”。 小农们只需要实际的“经验”，一个人“大局观”再强，小农们都想把这个人拖入经验和细节的部分，用经验和细节打败“大局观”。 在这个时候，当有人警告小农们可能的风险，小农们就会“嗤之以鼻”。当然，等风险落到小农身上时，小农们即使后悔，也没钱再支持“大局观”的人。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有帮助传销系统、给小农们树立“远大理想”、忽悠小农的人们，才能够得到丰厚的收益。 就拿股市来说，当“股评家”们强调“价值投资”，告诉小农们股市的“价值投资”可以长期获利，甚至可以传给自己的孩子。 于是，小农们就开始疯狂了，为了这个美好的“未来”而拿出钱来进行“价值投资”。 当然，在2006、2007年“价值投资”在中国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词汇之一，人们都想着未来二、三十年都能够享受到“价值投资”的好处。 这时候，有一些人呼吁股市风险大，不要进入股市。 但是，小农们对这些“乌鸦嘴”嗤之以鼻，觉得这些人很无聊、甚至是“失败者”。 到了2008年，股市跌的一塌糊涂，小农们亏得一塌糊涂。 这时候，小农们觉得“唱衰”股市的人有价值吗？ 没有！ 小农们只是觉得这些“唱衰”的人挡了自己的“财路”，甚至市场不好就是这些人“唱衰”的。 而传销系统又弄出房地产，人们又想着给自己的孩子留下房产，或者“一铺养三代”。 这时候，有人又提醒股市的风险，而小农们又对这些提出风险的人“嗤之以鼻”。 当然，随着社会资金链断裂，商业地产正在被网络销售挤垮，很多人又开始着急了。 而这时候，小农们已经到了极限，基本上没钱了。 这些具有“大局观”的人们仍然赚不到钱。
从宏观社会经济的角度，小农们也无法理解“大局观”。 比如，当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时，无数人为之“欢呼雀跃”。这时候，很多人就说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觉得中国已经“崛起”了。 但是，在工业化思维模式下，如果对中国和日本社会状况比较了解，人们就会很清楚，中国的经济100年都赶不上日本。 经济的基础是什么？ 是社会、教育、技术等。 没有这样的基础，所谓的经济就是“空中楼阁”。 日本想“赶超”美国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落后了。 为什么？ 社会经济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 即使不考虑土地和资源的丰富性，只是说社会、教育和技术等方面，日本和美国的差距都很大。 即使日本“卯足了劲”要超过美国，但是美国对技术进行调整后，稍微开始发力，就将日本远远抛在后面。 不过，虽然日本比美国差了很多，但是其经济基础是中国无法相比的。日本在二战前就开始建造航空母舰，到了二战初期具有世界上最大的航母群。 而中国即使到了2012年，自己建造航母的可能性都为0，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建造航母的技术。 二战之后，虽然日本几乎被炸成废墟，但是很多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保留下来。 索尼创始人之一的井深大，就属于二战前培养出来的工程师。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二战后日本开始经济发展的骨干，支持日本的迅速发展。 而且，日本因为其历史地理原因，再加上明治维新之后的“脱亚入欧”，整个社会具有很强的协作精神。 比如，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加海啸过后，日本人在食品和水源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自觉排队购买限额内的水和食物。 日本人的这种协作精神，让无数发评论的美国人都觉得汗颜。 在二战后，国家将主要力量投入到教育系统中，以教育支持国家的发展。 随着日本工业的重新建立和发展，日本人极为注重配套系统的建设。 比如，日本的汽车工业并不是丰田、本田、日产等几个汽车厂，而是以这些汽车厂为“龙头”的整个工业系统。 这个工业系统发展的结果是，同样是丰田、本田、日产等品牌，日本工厂比北美工厂的产品质量更高。 而高质量的汽车，除了汽车厂的设计与集成之外，还需要高质量的零部件。 而高质量的机械部件则需要高质量的加工机械和高质量的材料。 而高质量的机械加工大型设备，以及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材料，需要以十年为单位进行技术研发，才能够取得成果。 而从日本的协作文化传统、教育投入、以及大规模工业系统的建设和发展，这都是中国所无法相比的。
同时，中国是什么情况？ 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贫困人口。这个贫困的意思是，大多数民众不论从思想知识，还是物质条件都极端贫困。 物质条件的贫困问题还不大，关键在于思想知识的贫困。 犹太人有着强悍的思想知识储备，将以色列这个沙漠半沙漠的地区变成高产农业区，而且发展出很强的高科技竞争力，这还是以色列时刻准备打仗、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储备情况下进行实施。 而中国民众在传销系统模式下，过着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的生活。 人们的大脑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只会喊口号、跟着“运动”，并且依赖最原始、落后的工具和方式生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想赶超日本，如果日本不大幅退步，可能最少都需要50-100年。 而且，要想超过日本，一切都要从基础做起。 比如，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全民教育，培养整个社会的下一代。 在成年人已经基本上没有明显提升可能的时候，就要想法依靠下一代的成长来改变。 加强农业方面的投入，使农业能够实现精工细作，提高土壤肥力，保护水源和土壤，将沙漠改造成绿洲，防止污染，保障农作物的品质。 在工业上，加强基础工业的研发投入，强化基础工业的自主技术…… 不过，如果做这些工作，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些工作都是花钱的项目。 而且这些项目代价昂贵，需要长时间坚持不懈的投入。 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人们的发财梦不可能在短时间实现，人们只能希望子孙后代能够享受到自己的投入，也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当然，对于老老实实种田的农民来说，这种方式可以接受。 因为，农民们一直苦惯了，如何自己的孩子能够好起来，自己也愿意付出。 但是，这样的模式对于传销系统是不可接受的，对于进入城市的小农们也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传销系统通过“城市化”，将大量种田的农民驱赶到城市，并且用小农思维来强化社会的小农文化。 而进入城市的小农们看到了城市的“花花世界”，就对“扎根”在城市中、在城市中“发展”具有最强烈的欲望。 而且，中国的城市通设计和楼房设计，有效地阻隔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让几乎每个人都成为“孤岛”。 这样的环境模式影响小农们的心理，让小农们更习惯于进行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模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关心别人的情况、社会的情况，只关心自己能否赚到钱，能否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过着物质条件更加优越的生活。 而当人们追求个人的“点”的利益的时候，就会忽视农村问题、资源和环境问题、教育问题、技术发展和进步问题、社会协作和互助问题等等等等问题。
通过这样的模式，小农们在追求自己的“好日子”的时候，集体走向共同灭亡。 总之，中国的“城市化”的本质是将城市“小农化”，这个在50年代上演过，到了1990年代之后再次上演。 当大量小农文化人们充斥城市之后，城市邻里互助的氛围荡然无存。 具有“相互效力”的思维的人们，或者选择离开中国，或者被压抑在某个社会角落中。 而小农文化在城市中取代工业文化，有力地支持了传销系统，让系统得到空前的强大。 不过，人们支持传销系统的结果，必然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惨淡。 因为小农们的“单线思维”决定了其“要钱不要命”的特点，不论小农们吃多少“堑”，都不会长智。 也就是不论小农们跟着传销系统，亏多少次钱，都无法改变小农们的“单线思维”。 小农们在亏钱后，只可能更急迫地赚钱，进行更大的投入。 所以，传销系统可以制造越来越大的“理想”，引导小农们花更多的钱，或者亏更多的钱。 在传销系统中，绝大多数人只能赚取微薄的工资，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赚一些钱。 于是，小农们就要买房、买车，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很轻易就花出去。 其中，更少的人赚了不少钱，而这些人赚钱之后，或者炒股赔钱、或者做生意赔钱、或者买房。而且，小农们不听警告，不把钱有效地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而是有了钱之后还想赚钱，亏钱之后才追悔莫及。 到了最后，小农们基本上只剩下了房子，似乎还没有赔钱。 但是，当小农们都拼命花钱消费、买房、炒房、买车的时候，就意味着通过毁坏资源环境，而支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随着资源环境的全面破坏、农业的全面破坏，人们最终将不得不面临食品价格暴涨的结果。 在食品价格暴涨之后，无数人将没有钱吃饭，结果将导致房价的暴跌，小农们最后依赖的房子也将赔钱。 最后，绝大多数小农们“竹篮打水一场空”，走向共同的灭亡之路。 而中国文化的再次小农化和小农们的集体行为，也给第三个10年的经济提供了关键的支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