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第二个10年在三个方面做了铺垫 ：
1、 利益格局：
在第二个10年，传销系统通过社会开放，找到自我挽救的出路。 但是，如果社会开放，思想也必然开放，系统中“上线”的利益就没法保障。 因此，系统进行大量的政策改变，形成了新的“条块分割”系统，形成第三个10年的社会封闭。 新的“条块分割”以另一种形式回到前30年，对整个社会利益进行固化。 与前30年不同的是，这次的“条块分割”建立在“外向型经济”基础上。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因为“外向型经济”而在进行“改革开放”；但实际上，整个社会内部利益已经固化。 各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就等着坐收“经济增长”的成果。
“条块分割”指的是按照行业的“条”和地域的“块”进行利益分割。 “条”是指各个行业中以企业形式进行运转的机构。 从经济意义上，这样的企业并不是真正的企业。 因为，企业是在自由市场中，按照竞争原则提供具体产品和服务，并且获得相应收益的经济体。 而系统中的“国企”，不论是前30年的国营企业，还是第三个10年的垄断央企，都无法依靠自身的竞争力生存。 在朱当值期间，开始建立垄断央企制度，并且依靠相应的暴力来执行。 比如，朱对油品走私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保障了两桶油后来随意涨价的能力；对当时市场灵活经营的粮食小商贩进行严厉打击，保障了粮食系统随意降低粮食收购价的能力。 如果按照自由市场原则进行竞争，这些垄断央企系统都活不下去。 所以，这些垄断企业并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系统的经济延伸。它们依靠传销系统的力量支持，反过来再对整个社会进行深度的利益榨取，支持系统的运转。 而地域的“块”主要指的是“行政”的力量。 而“行政”的主要方式是进行各种税费缴纳，房地产作为典型的地方属性，也主要属于“块”的范畴。在前30年，普通民众并没有税费的概念， 因为当时整个系统基本上是整合的。 而从第二个10年开始，以“个人所得税”为表象的税费，也开始进行征收。 比如，有一段时间，系统号召人们吃饭、买东西的时候，对商家索要发票。 就是让商家必须在购买发票的时候，向系统缴纳相应的税收。 而且，像公路、市政房产、户口等等各个地方部门，都通过建立收费关卡，获得相应的系统利益。 而这种“条块分割”的系统，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主框架。
这样的“条块分割”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差异性。 在前30年，传销系统建立了“条块分割”的系统，以保持系统的运作。 其中，“条“指的是行业管辖，国家根据行业建立各个部委，每个部委都在全国各地建立相应的垂直管辖系统。 国家通过行业的管辖，主要管理钱和物，对整个经济的运转进行控制：“块”是指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地域划分，主要控制人。 而国家通过对地方官员的任免，间接管控民众。 到了第二个10年，系统开始建立新的“条块分割“系统，对社会和经济重新加强控制。 这个措施的第一步就是让大量内地国营企业关门倒闭，而不是协助国企员工自己组织起有效的企业。 同时，国家主要支持沿海地区的小作坊工厂的发展，支持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形成了内地加强控制，沿海鼓励经济的新“经济模块”。 其次，国家开始建立垄断型央企，保障对经济命脉的控制。 另外，在住房、教育、医疗、股市等“产业化”之后，也开始通过各部委的作用，控制这些新的“产业链”。 这些央企和“产业链”就形成新的“条”。 需要说明的是，“计生委”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以谋杀胎儿或者儿童不上户口为手段，通过高额的罚款实现巨大的收益。 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销系统既保障了自身的稳定，又能够实现“经济增长”。 而且，如果社会经济重新获得“增长”，系统还能够通过对垄断企业提价，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支持系统的运转。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业和部门成为社会中获利最为丰厚的部分，极大地支持了系统的发展壮大。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 在朱进行的各种政策中，比较隐蔽的是金融系统改革。 其中，最核心的是修改金融法律，中央银行不再独立，而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央行是专业机构，其成员主要由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人组成。如果央行有一定的独立性，假如国务院想实施某个政策，比如说印钞放水，央行必然会经过扯皮的方式，减缓国务院政策的执行速度 。 这样的好处是，国务院很多政策难以得到实施，非系统经济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随着央行完全成为国务院的附庸后，国务院想印多少钞票，随时可以下令央行实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发钞和放贷必须根据国务院的政策实施。 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印钞根据政策实施，让发多少就得发多少；另一方面，放贷向系统内部倾斜，首先满足各垄断央企和地方房地产的资金需求。 打个比方，癌细胞的生长依靠血液带来的营养供应，否则很快会死亡。所以，有的癌症疗法是“饥饿法”，通过切断癌细胞的血液，“饿死”癌细胞组织。而中国则通过首先向癌细胞供血，支持癌细胞的生存和成长，“饿死”其它的好细胞。 在这样的系统中，“剪刀差 ”可以再次得以实施，传销系统和非传销系统的差异变得非常明显。 比如，所谓的“大产权房”和“小产权房”，不论居住特点还是法律属性，都是同样的性质。 但是，因为系统能够通过销售“大产权房”而获得可观的利润；“小产权房”获利的只是村镇和当地农民。 因此，“大产权房”能够获得贷款，而“小产权房”得不到贷款。所以，系统就开始通过“大产权”、“小产权”的概念进行人为区隔。 在贷款的支持下，“大产权房”比“小产权房”贵1到2倍。 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因为贷款的支持，“大产权房”的根本在于具备了金融属性。 也就是，在银行的支持下，人们可以借助银行贷款，对“大产权房”进行炒房，而“小产权房”只能自己居住。 这种“大产权房”的流通性-或者叫做金融炒作性，才是“大产权房”的溢价基础。 而这种溢价，也是新型“城乡剪刀差”的体现，基于城市的“大产权房”价格高，基于村镇的“小产权房”价格低。 即使中国未来不经历“大物理”，在贷款紧缩的情况下，“大产权房”失去金融属性，其价格也会向“小产权房”靠拢。 同样道理，所有股市的股票、系统指定的专用产品、为系统服务的吃饭洗浴等服务项目，价格都比市场贵N倍。 这些都是在金融属性下，形成的新型“剪刀差”。
“条块分割”+货币投放=私营企业窒息。 私营企业的生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法律保障的财产私有制。 而财产私有包括两个方面：1、无形财产私有；2、有形财产私有。 美国经济能够获得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1、19世纪后半期到二战前，有形资产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和扩张，以铁路公司扩张、洛克菲勒石油集团等企业为主要代表；2、二战后，无形资产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和扩张，包括HP、IBM、苹果、微软、google等等。 不论哪种私营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必须为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比如，铁路是天然的垄断行业，在开始的企业家精神支持下，为整个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路的官僚作风越来越严重。 这时候，公路又得到大力发展，人们开始选择开车，而不是坐火车，铁路公司开始迅速衰落。 而不论哪种企业扩张，都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 铁路公司大扩张依靠股市、债券和贷款支持；摩根动用大规模产业基金收购卡耐基的美国钢铁、支持爱迪生的ge,然后这些企业实施大规模的产业整合扩张；而洛克菲勒直接创立“trust（中文翻译：托拉斯）”，实际上就是信托基金，对整个炼油和传输产业进行大规模整合。 到了无形资产时代，“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战略投资”等等资金，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和扩张。 而在中国，所有资产归传销系统所有，也就是所谓的“共产共妻”。 有形资产基本上控制在系统手中，经济命脉也控制在系统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形资产的私人企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只可能保持“小、散、乱”的格局。 因为，一旦私营企业开始做大，就要触及到“条块分割”的利益，传销系统就要对其进行打压，甚至直接将其消灭。 而中国无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盗版随时随地发生，无形资产企业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20世纪末，很多软件公司建立起来，希望和西方企业竞争。 但是，没两年就机会全部倒闭，因为大家都用盗版，开发软件的企业根本赚不到钱。 而盗版最厉害的是传销系统单位，私人企业拿这些单位根本没办法。 所以，私营企业纷纷倒闭，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热了一下就悄无声息。 随后，中国企业不是仿冒西方企业的产品，就是想法找人偷窃西方企业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私营企业在规模很小的时候，还可以赚到钱，但是赚到钱后又无法发展。 所以，这些私营企业开始炒房、开发房地产，也就是回到支持体制经济的道路。 这样的结果是，体制经济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控制住经济命脉，就坐等银行发钱、以及私营企业送钱。 而私营经济被持续“抽血”，只可能日益衰落。
通过这样的“条块分割”，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开始形成。在这样的系统中，人们获得利益并不是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依靠自己处于的社会位置。 所以，整个社会开始固化，社会利益阶层重新开始固定。 这种通过社会固化，进而经济固化的状态是重新回到30年前的老路。 在前三十年，“条款分割”的结果是，人们生活状态从开始就基本上已经固定。 绝大多数干部、工人、农民、技术人员等身份终身制，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可能。而这些身份终身制的结果，就是相应的待遇终身制。 传销系统的教科书里说，劳动既是人的权利，又是义务。 这个意思是，劳动光荣，人们喜欢劳动。 所以 ，最底层的农民就享受着劳动的权利，不过因为身份地位问题，享受不到劳动带来的成果。 不过，社会总是在变化，所以并不能完全进行利益固化。 随着系统的“内爆”，很多干部被“下放”，已经没有了身份。 66年后，很多城市人口的子女被“上山下乡”，从城市人变成了农民。 除此之外，人们都保持着从开始就有的身份，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 在第二个10年，“条块分割 ”也开始形成类似的状况，不过表面上维持着“开放”的状态。 在每一个国企、每一个部委、每一个地方机构，都有相应的强大利益集团进行操控。 而这些利益集团在暴力的支持下，可以随意对社会的利益进行剥夺。 与前30年不同的是，不同领域的利益集团相互达成明显的妥协。随着这个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各方进行各自的分工协作。 一方面各自按照“势力范围”，占领自身的利益领域，同时再集中进行协调；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任何可能危害利益集团的人或者事。 当这个格局形成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这个系统。 这就是“大机器”系统，随意可以消灭任何危害自己利益的个体。 而且，即使个人的位置再高，实际上都只是象征，并没有真正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政令不出在南海”。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各个部分通过涨价获得自身的利益。 不论税收、房地产、各种物价等等各方面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事物，都通过涨价来解决。 不论是水电油气、油盐酱醋等等，随意就可以涨价，或者变相涨价。 比如，当国际油价下跌的时候，两桶油可以坚持不降，一天就多赚数亿元至十数亿元。 而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两桶油即使上涨，同样获得更多的利润。 因为价格涉及到巨大的金额，所以谁要敢于改变，相应系统内的人可能要拼命。 所以，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咒骂影帝。 但实际上，影帝说什么没用，解决不了实际利益问题，没人听他的。 而如果理解了“条块分割”的利益格局，中国很多经济层面的问题就可以一目了然。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自身的弱点，而其弱点已经固化于自身的形态中。 “大机器 ”是个强大的系统，而且有10数亿的人来支持，看上去不可战胜。 尤其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大机器看上去变得空前强大，连美国都屈服于大机器。 所以，在处理瞎子阿炳事件的时候，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软弱妥协姿态极为明显。不过，大机器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强大，实际上非常虚弱。 我在2010年底分析过，体制实际上已经非常虚弱。 因为，“条块分割”的利益系统有两个致命弱点：1、 必须依赖沿海经济：当系统放弃内地之后，就要依赖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 不论国内的房地产、铁公基、汽车业等投资规模多大、看上去多么“如火如荼”，如果沿海的经济不行，这些东西作为“空中楼阁”，很快就会“自由落体”。 而沿海经济又依靠全球经济，全球经济不行，沿海经济就“熄火”。 所以，世界经济2011年初的信心恢复到2011年底的摇摇欲坠，也导致“大机器”接近停摆。 2、必须依赖民众的努力：在传销系统中，“上线”都是寄生阶层，什么都不用做就要得到最大的利益。 民众越是想着赚钱、越努力工作，就能够支持大机器更加强大，“上线”们生活的就越好。同时，越努力工作的人们，创造的财富越多，体制就越认真对待，个人剩下的反而越少，下场越惨。比如，在60年大饥荒的时候，当时河南四川两个最大产粮省，饿死的农民最多。为什么？ 因为，越是这些产粮大省，系统对其“交公粮”的搜刮就越高，各级系统对储备粮、农民家进行翻箱倒柜，生怕剩下哪怕一点点粮食。 结果，粮食烂在地里不允许收割，各家又没有余粮，当“大锅饭”没有了的时候，人们就只能饿死。 在农业生产差、粮食质量差的地区，体制不关注、不用交很多公粮，饿死人的情况相对反而少。而如果民众停止工作、停止参与大机器，大机器将迅速倒塌。
2、 社会结构：
随着“条块分割”的实施，社会重新呈现“碎片化”和“层级化”的特点。 如果以“三维立体”的角度看待整个中国社会，就会发现明显的社会特点。 首先，按照平面的角度进行地域划分，整个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封建制”特点，也就是整个社会被分成各种“小格子”。 在每个地区的“小格子”中，不同的行业和行政又将社会细分为更小的“小格子”。因此，中国根据不同的地域级别，比如省、市、县、镇等，分成不同级别的“小格子”。 “小格子”的级别越低，其经济规模和容量就越低，也就是所谓的“庙小容不了大和尚”。 这样的结果是，年轻人都往大城市和沿海走，越觉得自己有能力，就越想走得远，因为这些相对大一些的“小格子”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如果从高度的角度进行层级划分，也同样发现显著的界限。 在每个“小格子”里，都有不同的级别。 在每一个层级，低级都要向高级效忠，也就是“奴隶制”。 如果低级不向高级效忠，轻则失去工作和相应的生活来源，重则家庭受到牵连。 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自由，可以在市场中独立自主，似乎不存在所谓奴隶制。 但实际上，这是个人没有碰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人们才会有的想法。 真碰到重要情况的时候，人们才会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以,地域上的封建制和级别上的奴隶制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系统。
“条块分割”的系统，关键在于进行社会隔离。 现代社会应当是相互依靠、紧密合作的系统。 其中的代表是企业，企业本身是合作分工的系统，通过共同协作，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如果将微软中的二十个人抽走，微软将变得一文不值。 这是因为，企业主要围绕少数精英而发展，团结在少数精英周围，共同从市场竞争中获利。 不过，中国企业并非是合作的产物，而是“条块分割”之后实施隔离的产物。 不过，在前30年建立的国企，其特点也是相互之间的隔离，缺乏支持精英的意识。 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大多数工厂的工人们以为学生都在“瞎胡闹”，并没有有效支持学生。 而在上海，工人们甚至组成各种队伍，压制学生。因为，企业收益来自于体制，所以也不需要进行合作。工人们主要依靠体制的“剪刀差”进行生存，所以他们的利益基点是体制。 从他们的利益立场出发，无法理解学生们的举动，所以漠视学生，或者反对学生。工人们当时的状态，让传销系统能够生存下来。 不过，当体制决定放弃这些工厂的时候，这些工厂很快都垮掉。而如果企业独立进行市场竞争，企业内部的员工就会紧密团结，提高整体效率，并且通过市场竞争，争取自身的利益。 而从系统的角度，如果让内地的国营企业自行组织，一旦企业系统开始形成自主的力量，和系统进行对抗，对传销系统就具有毁灭的力量。 所以，系统宁愿让当时的大中型国企，也不能让其进行自我生存。 同时，系统打破自己给工人们的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承诺，让工人们上市场“自寻出路”。 而当大量工人拿着可怜的钱下岗后，工人们陷入困境。 这时候，很多有思想、有知识、有技术的人迫于生活，开始大量向沿海流动。同样道理，失去了这些骨干人才的企业，就像动物被抽掉了“脊柱”，再也无法有效组织起来。
通过“条块分割”的政策，内地社会基本被抽空。 一个大中型国营企业大约有数千人到数万人，其家属区和相关配套系统可以达到数万人到十数万人。 一个大中型国企倒闭后，相应的组织瓦解，人们都成了“散兵游勇”。 当企业散了之后，再想把人们组织起来，基本上不可能了。 而且，随着地区陷入困境，相应的人才流失后，基本上没有人能够具有组织能力。 本来，这些企业能够吸纳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而且很多理工科大学生毕业后，愿意进入工厂工作。 这些工厂解体、或者陷入困境后，再也没有大学毕业生进入。 而且 ，当本地年轻人看不到出路，开始大量向沿海地区流失。 尤其是一些有思想、有知识、有学历的年轻人离开当地，去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学习和工作。 随着人才和年轻人的流失，社会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 而拖家带口、或者能力欠缺的国企员工，只能在当地找工作，接受低收入、工作条件差、没有任何保障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城市和沿海的差距越来越大，内地越来越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况。 在内地的农村，沉重的农业税加到农民的身上。 在1980年代末期，虽然农民生活相对较好，但是手里的现金非常少。 而农业税迫使农村年轻力壮的农民离开农村，到沿海地区“打工”，成为沿海地区的低端劳动者。 随着年轻人越走越多，农村也开始逐渐衰败。 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在于人，而当青壮年和有知识技术的人离开后，整个内地社会只剩下能力弱的，或者老幼病残。一方面把内地社会结构打散，将内地发展潜力抽空；另一方面，为沿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员供应，继续加大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
在沿海地区，“层级化”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以东莞为例，随着出口加工的扩大，东莞吸纳了大量外地人。 到后来，外地人成了东莞的绝大多数，从事各种加工生产和城市服务工作。 这时候，本地人都在做什么？ 大致分为三种情况：1、头脑灵活、知识文化程度不很高的人，往往会开厂或者商业当老板；2、有一定知识的人成为体制内的中高层，而知识文化程度较低、头脑一般的则做中下层，对整个社会进行“管控”；3、地点较好、还有自己的土地的，盖房子当“地主”，通过出租房子获得较高的收入。 从这些人群的分布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本地人轻轻松松地就过上了好生活，实际上成了社会的寄生阶层。 问题在于，一个城市中不仅有商业机会和繁花似锦，还需要大量的人员从事脏、累、收入低的后勤工作，为城市的运转提供系统保障。 随着沿海地区的繁荣，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外地人承担。 于是，这些地方就形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两方面，本地人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可以比较轻松就赚到钱；而外地人则需要努力工作，有特殊的能力或者机会才能够生存下来。 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于“条块分割”的形态比较明显，所以社会则形成另外的状况。 比如，由于本地人数较多，而且很多都是国营单位职工，因此社会主要形成两个阶层。 即使外地人涌入，也分属于这两个阶层。 其中，少数人较为有钱或者相当有钱，比如权贵、外资及其代表、生意人等；大多数则基本上保持温饱状态。 随着层级化的趋势明显，网上相互之间的“地域攻击”日益激烈。 比如，人们攻击主要的“人口输出大省”到外地打工的人“没素质”，攻击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人“势利、歧视”。 而人口相对较少、出省打工的人相对较少的西北、西南等省份基本上被人遗忘。 而这种地域攻击的关键在于，社会已经被分割成为不同的层级，不同层级的人们已经难以沟通。
“条块分割”是各种社会“分隔”现象的背后原因。 市场经济的重点是“做大蛋糕”，而条块分割的重点是“切割蛋糕”。 什么是“做大蛋糕”？ 当一个地区来了很多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或者只是年轻人，一般当地人都会比较欢迎。 当然，本地人也会出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比如生活习惯不同，或者外地人缺乏文化素养。 但是，本地人为什么能够容忍，能够适应这些外地人，并且欢迎这些人？ 因为，利益是人们的关系主导，决定社会中不同人群相互喜欢或者相互讨厌。如果内地到沿海的人们都像外资一样，带着大笔资金或者先进技术，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本地人必然非常高兴。 如果一个地区涌入大量外地人，即使外地人没有带来资金，但是能够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壮大、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并且带动本地就业，本地人也会非常高兴。而这就是在自由市场竞争中，通过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做大蛋糕”。 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能够克服相互之间的成见，尽可能以“大局”为重。 而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新加入的人群不是给本地人创造更大的价值，而是让本地人变得没工作、更穷困，本地人必然对外地人非常讨厌。 比如，在19世纪修铁路的时候，劳资矛盾极为尖锐突出。 当时，爱尔兰等族裔的劳工群体准备联合中国劳工，共同罢工、要求提高薪资。 没想到，中国劳工根本不理其他族裔的劳工群体，仍然拿着很少的工资拼命干活。 结果，这些劳工群体的利益受损，无法和资本家讨价还价。 所以，这些劳工群体开始攻击中国劳工群体，甚至屠杀中国劳工。 后来，劳工组织操纵的国会提出“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入境。 这就是中国劳工打破劳工团结的规则，不和其它族裔的劳工“并肩战斗”。 在利益争夺的时候，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既然中国劳工不支持其它劳工组织，就是支持资本家，就是其它劳工组织的“敌人”。 所以，明确地说，并不是美国人在排华，而是美国的劳工阶层在排斥中国的劳工；不是民族矛盾问题，而是阶级矛盾问题，劳工和劳工之间的阶级矛盾。 在利益矛盾激化的时候，也就是“分蛋糕”到关键时候，激烈冲突不可避免。 同样道理，进入21世纪，中国以血汗工厂和廉价奴工抢占世界市场的时候，同样抢占的是美国劳动者的饭碗。 这时候，美国资本家很高兴，很喜欢中国、喜欢在中国设厂和采购，因为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而提高利润。 但是，美国劳工组织非常愤怒，对中国非常憎恨，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以美国劳工失去饭碗为代价，美国劳工的“蛋糕”没有了。
“条块分割”的特点就是加剧矛盾冲突。 沿海地区即使表面上实施市场经济，但实际上同样是“条块分割”的格局。 能够做大的企业，直接依附于系统，或者帮助系统加强出口、赚取外汇。 而且，随着各种政策的逐渐深化，离体制系统越近的企业，其收益就越明显。 在第二个10年的末期，这种形势就已经非常明显。 尤其在朱发现证券市场具有巨大的“圈钱”作用后，从压制股市改为支持股市，让股市经历了一次巨大的上涨。 在这个时候，很多私人的科技型公司因为被盗版的问题，已经开始纷纷衰亡。但是，股市中利用“高科技”、“互联网”圈钱的企业非常多，以“深科技”为代表的股票，只要和科技、互联网沾边，就能够创造一个个股价飙升的神话。 而这种模式，就是并没有真正创造出财富，但是通过分配既有的社会财富-“切割蛋糕”，体制的相关利益群体获得新的收入来源。 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条块分割”就是在确定了“蛋糕”规模之后，实施“切割蛋糕”的方法。人们都在想着“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在“分蛋糕”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出现争端。 因为，在“条块分割”的系统下，人们的大致利益格局已经基本上固化。如果一个人在“条块分割”中获得利益，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人或者很多人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失。 所以，“条块分割 ”的结果就是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 或者说，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共同相处而建立协作关系。反而，人们因为相互之间接近，而看到对方的问题，所以相互之间更加讨厌。 更重要的是，很多外地人不是带来钱的，而是来赚钱的-也就是“分蛋糕”，有的人还通过不正当手段赚钱，因此必然导致本地人的反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沿海地区的人认为，来沿海地区打工的人们，来抢饭碗、抢社会公共资源、并且给社会带来不安全感。 而外地人则认为，自己到了沿海地区之后，拼命打工干活，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沿海地区。 最后，自己的收入仅够租房子、吃饭，基本上没有剩余，沿海地区对自己剥削太狠。 同时，外地人认为本地人具有明显的歧视，不认可自己的价值。 所以，“地域攻击”只是人们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所以为表面现象而争吵。 这种争吵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分离隔阂，这种分离隔阂意味着社会越来越“碎片化”。
当人们之间越是相互隔离，就越希望“上层”帮自己解决问题。从人们的角度来说，刚刚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开放，对体制具有很高的戒心。 尤其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社会表现出高度的互助氛围。 只不过，这种氛围被tank碾垮，但是在心理上仍然有合作的意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体制很难直接控制社会的利益分配。而要实现这样的分配，必须将过去的社会系统打散，重新建立新的利益系统。 朱实施的大规模政策和动作，都是为了体制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第二个10年，“条块分割”并没有在利益上起到明显的作用。 但是，通过利益区划，开始从社会的角度进行隔离。 当人们争吵不休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觉得其他人不好。 这时候，就越觉得“上层”是好的，希望上层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逻辑。 而这是“条块分割”所希望看到的情况，因为平民之间争斗的越厉害，社会“碎片化”程度越深，人们就越希望依靠体制、依靠“上层”。 只有这样，“上层”才能够真正达到坐享其成的作用。比如，在21世纪之前，私人出去吃饭，如果没有报销的需要，并没有索要发票的概念。 而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年，很多人出去吃饭的时候，都问饭店索要发票。有的人并不能报销，但是仍然坚持索要发票。 因为，人们觉得饭店利润太高，所以通过索要发票的方式，让饭店多缴税、多给“社会做贡献”。 这种状态就反映出社会之间的相互隔离状态，然后人们认为“国家”是好的。 这就像广为流传的寓言故事：两个松鼠发现一个蛋糕后，因为分蛋糕不均，相互争吵、相互敌视，所以找狐狸来分蛋糕。狐狸走过来说：“为了表示公平，让我来给你们分”。说完就把蛋糕分开了。狐狸故意把蛋糕一半多一半少，说：“怎么样？”其中一个松鼠说：“不行，他的那一半多！”狐狸把多的一半咬了一大口，另外一个松鼠说：“不行，他的那一半又多了”。 狐狸又把多的一半咬了一大口，又引起第一个松鼠的不满。 结果，就在两个松鼠相互不满的过程中，狐狸左边一口，右边一口，把蛋糕就吃完了。 而松鼠和狐狸的故事，就是社会民众和体制系统的故事。 而随着“条块分割”的深入，社会中的不同经济体同样需要依附传销系统。 因为，不依附系统的企业，系统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和税收力量，让其无法生存下去。 在这的情况下，半奴隶半封建社会中，依靠“地域”和“阶级阶层”对人进行划分的状况，在社会中重新占到主要方面。
总的来说，“条块分割”的结果是，大致的利益格局已经明确。总的来说，在“条块分割”中，依靠传销系统、支持传销系统的人们，可以轻松地赚到大钱。 具体划分，不同的人群根据自身的利益特点，形成的相应的利益集团。 所以人们站在不同的利益基础上，相互指责、相互敌视。 比如，高速公路收费成为社会上民众普遍抱怨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忽悠取消高速公路收费。 但是，这些呼吁已经很多年了，高速公路的收费取消了吗？ 并没有。 为什么？ 因为高速公路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需要靠高速公路收费而生存。 这里不仅仅系统的上层，还有系统的中下层人员。很多在高速公路上收费亭的收费员，工作非常简单，而一年可以赚到10万以上。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能够希望高速公路取消收费吗？ 如果取消高速公路收费，他们就直接意味着没有饭碗，生存不下去的问题。 所以，整个高速公路系统都要誓死捍卫自己的利益，以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家人的生活支柱。 而在社会中，这些利益集团在主导着整个社会的运作，他们要工作、要生活的好，就要支持相应的“条块分割”系统。 他们根本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是否受损。 就像有的中国专家说，食盐价格上涨不是问题，因为人们总是能够吃得起盐。而每个利益集团都是这样的想法，稍微涨点价，人们总是能够消费得起。而自己必须支持这样的涨价，否则自己就没有饭碗。 当然，利益集团在执行收费措施的时候，也会遇到 种种阻力。 这时候，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雇佣额外的人手，执行自身的政策。 比如，街头摆摊的小商小贩严重威胁到高价商铺的利益，而高价商铺如果不行，又要威胁到房地产商、炒房者、地方税收等等问题。 所以，城市组建装备精良的“城管”来打击小商小贩，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 而每次出现城管爆出打砸抢、伤害人的新闻，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如果有关部门就会迫于压力进行追查，最后发现行凶者都是“临时工”。
什么叫做系统、理性思维？ 可以这样认为，理性思维主要关注负面信息。 从人生的基本生存角度，负面信息远远比正面信息强大。 任何一个具有理性思维的人，首先思考的是负面信息，已经相关负面信息的影响。 假设，一个人既有权、又有钱、又聪明、又英俊等等，综合条件世界上无人能敌，而且无数女人崇拜他。 这时候，他似乎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综合条件，也就是集所有正面条件于一身，也是世界上大多数男人们的理想。 但是，这时候有个负面信息出现，他被确诊不治之症，只能再活3天。 这时候，对于他来说，是所有正面信息有价值，还是活下去有价值？ 如果让他选择： 1、放弃所有的正面条件，成为一个普通人，再活30年；2、拥有所有最优秀的条件，只能活3天。 他会选择哪个？ 相信有一定理性的人，都会选择1。 又比如，人们爬北京香山的时候，不需要进行太多的准备，不用太考虑负面信息；但是，如果去爬珠穆朗玛峰，存在各种的艰难险阻，就需要提前全面思考和评估所有的负面信息。 如果按照爬香山的标准去爬珠峰，准备爬的时候很高兴，结果就是去送命。 所以，理性思维的重点，是积极搜集和思考“负面信息”，并且根据负面信息进行相应的分析和判断。 同样道理，在经济管理中，人们的重点也是关注负面信息，并且应对负面信息。 对于负面信息思考透彻、善于应对的人，是市场经济中的主导者。 比如，著名投机者索罗斯就是发现国家经济的关键负面信息，并且根据负面信息判断经济的健康程度。 如果发现经济系统已经病入膏肓，就进行投资决策，通过资金的调集和运用，对错误的经济系统进行打击。 另外，郭士纳本来是个并不知名的富人，但是他在IBM即将倒闭 的时候挺身而出，挽救IBM，成为世界企业史的重要案例。
缺乏理性思维的人，可以认为是无价值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对他人有价值的人，都是对负面信息进行过充分思考，并且积极寻找相应对策的人 。比如，世界上的知名医生，都是对尖端疾病领域有着独特思考和解决方案的医生。 只有这样的医生，人们才觉得动大手术的时候可以 信赖，有钱人才愿意花钱找这些医生做手术。 而且，这样的医生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都能够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待遇。与之相对比，一个人如果不思考负面信息，不想着应对问题、解决问题、不应对艰难困苦，这样的人对其他人、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当我高烧40°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一直和我说，我要“阳光心态”，要看到我的光明的一面，不要太专注于高烧这个“阴暗面”。 这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医生高明，还是觉得这个医生是神经病？ 不过，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因此对这个浅显的道理似乎都不懂。 所以，专注于思考负面信息的人，在中国并不受欢迎。 因为，人们普遍处于“要钱不要命”的状态，所以人们对于负面信息关心，也不喜欢。 比如，当一个人提出一个负面的问题，并且对此进行评论的时候，其他人不是对负面问题有所警觉，并且进行相应的思考和准备。 人们往往借此抨击这个人，认为这个人“杞人忧天”。 如果这个人经常提出来负面问题，就很容易被打上“烙印”。 人们会说这个人“太消极”、“不看积极因素，只看阴暗面”，“缺乏阳光心态”。 尤其关于“阳光心态”，很多人说一个人的心理想的，决定他看到了的。 当人们想的是阳光雨露，看到的就是生命的美好；想的是阴暗的内容，看到的就是处处黑暗。 所以，人们培养“阳光心态”就应该保持心理的“阳光”，因此也能够看到世界的阳光。 问题在于，只要心理想着“阳光”，世界上就没有阴暗了吗？ 这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什么区别？ 阿Q在一个个“精神胜利”后，似乎觉得自己很威武地走上刑场。但是，他的“精神胜利”成为人们的笑柄。 就像大多数中国人，不看看自身的条件，都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发财”；大学生们刚毕业的时候，就想着要买房、买车。 这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眼光心态”，都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 当然，这些阿Q们是传销的重要支柱，如果大家都会一些理性思考，多思考点负面信息，传销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理性思维可以这样认为：针对关键的负面信息，进行相应的原因、经过、现状和结果思考，降低负面信息造成的损失。 理性思维是工业文化的基础，社会民众的理性思维水平决定国家的工业化程度。 从作用上，理性思维通过评估负面信息、尤其是潜在的风险，并且加以防范，减少负面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负面事件造成的损失。 比如，我发高烧40°去看医生，医生就会对我进行相应的“问诊”。 首先，他会量我的体温和其它初步身体检查，了解我的综合身体状况，也就是现状； 他还会了解我发烧多长时间，如何发烧，然后可能还要开一些化验项目，以确认我发烧的原因。 然后，他再根据可能的结果，进行相应的医疗处理，比如开药、打针、输液等等。 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误诊的概率，并且减少我因为误诊而丧命的概率。 这就是理性思维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的反映，能够切实减少死亡的概率。 同样道理，当建筑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员设计建造桥梁、高楼、水坝、公路铁路等工程的时候，也会充分进行理性思维，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而工业化的实质，就是增加工业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使其能够负载更大的强度，减少高强度下的风险。 比如，在农业时代，人们走路、骑马或者坐马车，行驶速度很慢，所以对车、路、桥等相应设备要求低，人们手工即可完成。 到了工业时代，汽车要高速奔跑，所以对汽车本身、路桥等设施要求高，需要各类的工程师进行技术测算。 同样道理，工程师在建造大型水坝的时候，会系统计算水坝的耐受力，应对相应的水压。 而且，水坝运行必须有严格的操作规范，以防止出现垮坝现象。 在高性能、高强度、高速度等特点的工业环境下，工业设计和工程计算非常必要，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所以，做事需要慎之又慎，才能够保障质量，减少相应的损失。 而且，一旦发现问题，就需要立即进行排查，防止意外发生。当意外发生时，还需要及时进行故障鉴定，并且在其它类似工业化产品上消除类似故障。 而这种基础的理性思维，在工业社会很常见。 决策者也必需遵守这些基础理性，尊重和遵循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
小农文化思维是什么样子？ 如果在建设这些道路、桥梁、水坝的时候，让小农们进行决策和施工会产生什么结果？ 他们会聘请工程师进行测算、遵照工程师的意见进行实施吗？ 显然不会。 小农思维的人们往往认为“大工业”的重点在于“大”，也就是规模大。 因此，小农们在“赶英超美”的时候，也在追求“大”和“多”，丝毫不关心工业设计思想。 而且，小农们也没有相关工业文化的风险意识，也就无法形成和训练理性思维。 所以，小农们在不知道可能的后果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干快上”的进程。 在毛时代，中国“大炼钢铁”，弄“土法炼钢”。 人们弄起一个个“小高炉”，把森林砍了用来“炼钢”。然后，人们把家里的锅盆等钢铁成品都砸掉去“炼钢”，结果炼出来的都是一堆堆氧化铁的垃圾，连真正的铁都谈不上。 这时候，有人提醒过，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吗？ 肯定有专业人士进行过警告。 不过，当时敢于提醒的这些风险的专业人士，基本上都要被达成右派，然后提醒的声音也发不出来。 同样，当时弄了数千座所谓的大中水坝，根本没有进行过工程论证，也没有严格的操作方法。 结果，这些劣质水坝造成经常性垮坝，导致大量损失。 其中，黄万里一直在反对上三门峡水库，但是违反了毛的意思，被打成右派。 而三门峡水库很快淤积，造成严重的生命灾难和生态灾难，最后只得被放弃。 而三门峡水库废弃虽然有名，但是灾难还不够级别。 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更是劣质水坝加上毫无管理。 板桥水库一夜之间垮坝，造成不计其数的人员死亡。 有的数字说是24万人死亡（打捞尸体10万多具，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成为全球科技灾难第一名。 由原水利部长钱正英亲自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一书披露，在这次被称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垮坝的突然性，造成倒塌房屋将近600万间，所以死亡人数估计远远不止24万。 （相关链接：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s/blog_49ce98ce010003xs.html）
在经济问题上，不同的思维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经济的分析和工程分析的差异并不太大，都需要具有具备基本的理性思维。 只不过，经济分析需要的涉及的内容更宽泛一些，对负面信息需要进行思考的维度更多一些。 比如，从最微观的个人经济，个人发展与收入的关系，理性思维能够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来。 在人们听“成功学”的时候，讲“成功学”的人们经常和人们强调，要时刻想着“我能”，比如说“我能成功”，也就是“我能发财”！ 这时候，小农思维的人们听了之后，往往容易热血沸腾。 因为，小农们压抑很久了，一直生活艰难，生活非常迷茫。 小农们急需一个方法，让自己鼓起勇气去追求“成功”。 这时候，小农们不会思考，如果自己不成功怎么办。 这也就是小农们从“点”出发，进行“单线思维”的模式。 而具有工业化思维的人则思考：发财是个小概率事件，大多数人很难发财，我“为什么（凭什么）发财”？ 而在一个行业中，一个专业人士能够评估出，自己在行业内的状况，是属于高级、中级、还是初级。 另外，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还需要自我评估，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级别。 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最高收入，就代表这个专业人生的最大空间。 这就是工业化思维，根据相应的行业标准，界定出自己的级别，并且评估自身的发展状态和发展空间。 这时候，工业思维的人就需要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开始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提升自己的价值空间。 问题在于，当很多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比，比如中国和欧美日韩等国的工作环境，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问题。 在这些发达或者快速发展的国家，工程技术人员只要有一定思想，在持续地进行学习和工作，总能够找到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环境。 自己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也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且获得相应的待遇。 但是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往往没有技术研发、技术提升的环境，因为中国企业只想着做低级产品，不进行研发投入、不进行设备的持续改进和升级、不注重技术管理等等。 所以，工程师在中国的企业中，大多数没有提升的机会，发展空间基本上被堵住。 从这个角度，具有工业思维的工程技术人员，就能够意识到中国的问题，认识到“目标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传销系统本质。 因为，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不具备基本的工业基础、不进行大量研发。 而没有大量研发和自身技术进步的推动，所谓的经济发展只是“空中楼阁”。
如果按照工业思维的方法进行思考，中国社会经济模式就“昭然若揭”。工业思维需要培养熏陶，需要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进行理性的技术化思考。 尤其在关键问题上，个人的思考必须冷酷地像机器，必须像精密机器一样运转。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进行理性思考，或者将理性思考贯彻到底。 这种理性思考就是要事先对可能的负面后果进行评估，以明确自身的面临的处境和相应的决策。 比如，工程技术领域是极为严谨的行业，必须一丝不苟地进行工作、学习和生活。 即使个人的发展规划，也需要一丝不苟地计划。 其中，最重要的计划，就是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肩负多大的责任，相应地赚多少钱。 个人必须脚踏实地、不能好高骛远。 为什么不能好高骛远？ 因为如果按照理性思维，从原因-经过-结果进行顺序推理思考，就会发现关键的问题。 传销系统的主要特点，就是“好高骛远”。 通过“激励”一群实力达不到的人，追求过高的目标，让这些人做“炮灰”，然后传销系统从中获利。 比如，在大跃进期间，钱学森专门写文章说，根据光合作用等测算，粮食亩产可以达到几万斤到十几万斤，理论数量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在这样的数字激励下，不少农村开始上报亩产上万斤、几万斤、最高甚至达到十几万斤。 既然亩产这么高，国家就让这些农村按照上报的亩产几万斤的水平，以相应的比例交公粮。本来这些农村以为“吹牛不上税”，结果竟然要“上税”。农村干部就对农民家里翻箱倒柜进行搜刮，以应对交公粮的数量，后来这些农村的农民大批饿死。同样道理，“大炼钢铁”和“农民公社”的时候，大量粮食烂在地里不让农民收，也就是丰产之后颗粒无收，结果这些农村的农民也大量饿死。可以说，不论“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看上去都是非常美好的目标，但是结果都是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然后生产出垃圾货、破烂货。欧美的房子平均寿命可以达到100年，好的房子可以达到200年，教堂普遍耸立200年不成问题。 而这些房子主要是木结构，即使破旧后拆掉，也大部分可以实现降解。 而中国的房子很多都是30、40年、甚至更短。 从工业思维角度，只要将原因和过程进行理性思考，并且冷静地判断未来的结果，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远大理想”的结果并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走向灾难、甚至自我毁灭。
当然，并不是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工业思维。中国人学知识技术，都只是将这些知识技术当做“工具”，而不是学习这些知识技术所反映的思维方式。 所以，即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思考较多、工作能力较强，但是人们的专业思考仍然和自己的人生观不相关。 所以，很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小农思维，只从“点”出发，进行“单线思维”。 当这些人学习和工作的适合，不考虑自身的综合技术和能力，而想着通过自己的知识技术发财。 当然，很多人都会振振有词说：“难道我追求更好的生活有错吗？我就不能比别人赚得更多吗？”当然，不论个人怎么想、怎么做，都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如果以工业思维进行判断，这样的“赚钱目标”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往往看上去很美，就像“天上掉馅饼”；但是真的实现了，却发现实际上是“陷阱”。比如，有一些中国人在国外工作生活，受到中国公司的理由，偷了他们所在公司的技术，卖给中国的公司，并且因此获利。这些人偷技术卖了之后，好像得到钱了。 但真正的结果是什么？ 在工程和技术领域，竞争对手之间实际上都相当透明，各自对不同的竞争对手具有较为清晰的了解，也就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如果一个中国公司突然在技术上“突飞猛进”，必然是进行技术偷窃。 而且，每个公司的技术发展模式不同，技术优势和特点也不同，不同技术实际上都贴着公司的“标签”。 而被偷窃技术的公司很快就能发现，是自己公司的技术被盗。 然后，只需要查一下公司里有几个中国技术人员，并且了解这些技术人员的行为，以及他们的经济变化状况，就可以基本上确定谁偷的。 然后，这些技术人员就要坐牢，出狱后也不会有人再雇佣他们，一辈子就毁掉了。所以，赚钱并不是结果，赚钱之后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不论钱学森偷盗美国的尖端技术，后来成为美国等自由世界的敌人，还是李文和案，都让美国尖端实验室几乎对中国科学家关闭；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偷盗公司技术，导致各大公司对于中国人存在更多戒心。 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人的小农思想和行为非常大损害了中国人在国外的形象，减少了中国人接触高级技术的几率，对绝大多数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发展造成事实上很大的伤害。不过，大多数受害的中国人并没有强烈谴责这些“害群之马”，没有形成自身的中国人自律，而是似乎都“事不关己”。 这样的结果是，中国人即使在国外，发展 空间也越来越小。
工业文化还具有系统思维的特点。 工业思维还通过系统思维，将理性思维进行整合，形成涵盖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整体思考方式， 所谓时间，就是将时间纳入思考维多，达到足够的时间长度；空间就是将各种事物的理性思维进行排列和组合。 而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就形成工业思维的重要模式。 比如，不少中国工厂喜欢买德国的大型设备，因为德国机器有口皆碑。 有的用户使用德国设备后发现，德国设备有一定的质量保障期。 假设某种设备的质保期是10年，在这10年中，德国设备坚固可靠，连小故障都很少，往往进行正常的保养维护即可。 不过，10年保质期过了之后，整个设备就到处出毛病，很多重要零部件都坏了。 如果拿去修，费用将非常昂贵，还不如再买新的设备。 由于德国设备的耐用、可靠，虽然价格高昂，比国产设备高两三倍、甚至更多；但是人们为了买设备放心、减少机器维修时间，保障设备的运转和不延误生产，很多人还是购买德国产品。 从德国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的角度，这样既考虑到单个零件寿命、又涉及到整个系统寿命的思维模式就是典型的工业思维。 而且这些机械和电子零件结合起来，能够达到10年的质保期；等保质期过了之后，又几乎达到同步报废的程度。 其中，保障单个零件的寿命（时间）不难，或者保障整个系统的运转（空间）也不难，难的是整个系统的寿命（时间+空间）得到保障。 而从利润的角度：1、德国人的系统质量得到时间验证，被大量客户所认可，因此能够卖出高价，获得销售收入；2、保质期过后，尽可能所有零件同时报废，这样的系统能够减少总体成本。高价销售-相对低成本=可观的利润。德国设备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出高利润工业的主要特点。通过10、20、甚至100年的时间，印证大型设备、建筑工程等工业产品的可靠性。 而高售价、高利润品牌的建立，则需要多代10年、20年产品质量印证后，实现客户口碑的积累。
从工业产业链的角度，系统思维的意义更加明显。 在工业领域，像汽车、大型设备这样的大型工业产品是高利润的产品，是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 大型工业产品是大量零部件的系统集成，其中可以分为整备企业和零部件企业。 整备企业负责设备整体的设计性能和可靠性，并且以相对低价进行销售。比如，奔驰汽车可以卖到10万美元以上，看上去价格相当高昂。 但是，如果另外一个汽车企业采购同样零部件，并且进行设计和组装。其中整体成本比奔驰汽车还贵，而且整备质量和奔驰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同时，一个大型设备需要众多零部件，比如一辆汽车需要超过20000个零部件，起到明显作用的零部件上千种。如果其中一个电动门窗的驱动马达坏掉，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客户对设备的质量感觉。 这些众多的零部件的质量则依靠众多供应商的质量。在这上千种的零部件中，任何一个零部件供应商如果属于“小农思维”，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产品质量，都会显著影响整个设备的价值感官。 比如，一个非核心部件，比如电动门窗的马达，可能才几美元，但是坏掉后造成的顾客感官损失是几百、上千美元；而如果核心部件质量不过关，可能造成高速上车毁人亡的后果，对于车厂的损失是几十亿到上千亿美元。所以，一个高价值汽车的生产，不仅仅需要汽车厂严谨冷酷的工业思维，更需要所有相关零部件企业严谨冷酷的工业思维。 只有这样，少数大型汽车企业才能和众多相关零部件企业才能形成良好的生产合作关系，也就是进行产业链整合，做出高质量的整备集成系统。另外，所有零部件企业的技术和质量进步必须相对同步，这样才能够保障系统质量和效率。这种大型工业整备系统的整合、产业链中大量零部件企业进行系统支持，才能够创造出高价值、高利润的工业系统。从产业链角度，这样的系统由少数大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组成。其中，少数大企业直接在国际上进行竞争，是整个产业链的“脊梁“。 同时，大量小企业形成相应的系统，支持这些大企业。其中，小企业创造出来最大的就业机会，并且成为服务业的主要基础。
具备工业系统思维后，就会意识到时间的意义。 在工业系统集成过程中，具备工业思维的人就会理解，任何一个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 当然，即使长期艰苦努力，往往也只是缓慢地减小和对手的差距。而整个社会系统长期形成的差距，则在中期内难以弥补。 比如，将两万个零部件整合起来，做成一辆汽车，这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在整合的过程中，还得兼顾外观、动力、操控、燃油效率、安全、可靠等等重要标准。另外，在整合的过程中，还需要和全球的竞争对手进行对比，不能输给竞争对手。任何一个错误的决策，或者科技的迟滞，都可能导致汽车滞销、降价，然后企业亏钱。 所以，汽车厂在进行汽车开发的时候，必须数年的开发周期，才能够完成一款新车的开发和生产。 而且，新车的开发必须零部件企业相应的新部件支持，否则根本达不到“新款”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美日韩汽车工业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的竞争，是以5-10年为一个产品开发的小周期、20-30年为一个大周期进行的竞争。假设，韩国现代汽车开发新一代轿车的时候，要求使用寿命能够比上一代增加1年。这个要求不仅适用于现代汽车本身，还要求所有的零部件企业都得达到相应的标准。 因为，一个关键零部件企业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就意味着这样的目标失败。从1980年代开始，韩国现代汽车开始出口海外，和欧美日汽车形成竞争关系；到了2010年代，现代汽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在追赶着欧美日汽车，其整备质量与欧美日汽车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而日本车以德国车为追赶对象，从1980年代末也推出雷克萨斯和阿库拉等豪华车品牌，希望能够抢占奔驰宝马奥迪等德国车的市场份额。 但是，20多年过去了，虽然日本豪华车在北美的销量较大，其品牌与奔驰宝马奥迪相比，差距仍然非常明显。 德国车不论从售价还是服务，价格都比日本豪华车高得多，但是大量人群仍然选择德国车。 这就是，生产一个可靠的大型设备或者汽车，不仅需要大型设备生产商的时间积累，而且需要零部件生产商的时间积累，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时间积累。所以，汽车产业的竞争，根本并不是具体汽车厂的竞争、而是汽车厂主导的汽车产业链竞争，基础上不同社会系统的竞争。
产业链竞争决定社会民众的收入。工业的产业链系统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决定农业和矿业产出，另一方面是服务业的基础。 瑞士拥有世界上相对最高端的工业，也就有非常高的平均收入。 德国的高价产品卖到世界，也让德国工程技术人员获得很高的收入。另外，当德国设备出问题的时候，用户经常需要高价请德国工程师或者技师修机器，包来回机票和食宿，每天1000-2000多美元，包括旅途时间。这种工程师和技师的高价格，不仅仅让工程技术人员具有生活上的优越感，还有心理上的优越感。 而美国汽车厂的装配技术工人，学历高中毕业，小时工资可以达到80美元。只有在先进、发达、完善的工业系统中，工程技术人员才能够拥有较高的技术，并且获得较高的收入。 另外，大规模的工业系统带动各种知识和技术服务业的发展。 世界上主要有两大ERP系统服务商，一个是德国的SAP，一个是美国Oracle。 这两大服务商能够发展起来，都以德国与美国的强大工业系统为基础。同样道理，IBM，微软，google等企业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美国的发达工业系统，然后再扩张到整个世界。 当一个社会的产业链经济整体发展起来之后，民众通过相互协作，创造出优质的产品，自然就变得普遍富裕。 在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人。 这些人正好碰到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机遇，在别人错过机遇的时候，他们抓住机遇、贡献社会，成为富豪或者超级富豪。比如，比尔 盖茨就是抓住计算机行业的发展机遇，而且利用IBM、王安电脑、苹果、网景等等公司的战略错误，最后造就了微软公司和比尔 盖茨这个蝉联十几年的世界第一首富。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产业经济基础、产业升级浪潮、PC行业的发展、主要竞争对手的错误、个人的综合能力等等方面，都是必要的成功条件。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缺失，微软都不可能发展，比尔 盖茨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富。
因此，个人的发展和成功，都需要依托于社会。 如果具有工业化思维的人，稍微观察社会，并且对社会进行思考，就会理解社会对于个人发展的决定作用。尤其是人们想赚钱过上“好日子”的时候，社会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我们曾经讨论过，如果比尔 盖茨在中国会是什么样。 经过大家共同的讨论，会发现比尔 盖茨在中国会很惨。 在中国，比尔 盖茨不可能成为富豪，甚至不可能发展成功的企业。 因为，中国的软件企业都是盗版，比尔盖茨做了软件也收不到钱。他最多只是依靠自己的计算机技术，当个计算机高手，多赚点钱。 当然，由于他连大学都没毕业，没有大学文凭，去应聘都不会要他。 所以，他有可能去中关村的天桥上摆摊，给人的手机贴膜。 不过，即使天桥上摆摊也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很可能第一天就被人打跑了，连贴膜的生计都维持不下去。 其实，人们的设想，还不算是他最惨的情况。 在我看来，真正问题在于，他为人过于偏执，也就是“偏激”。 而且，他的偏执非常明显，他的母亲还带他看过心理医生。 这在中国完全就是“问题少年”，再加上网络成瘾，还两次破坏过企业的软件系统。企业系统崩溃后，会让家长赔很多钱。 家长对其严厉批评后 ，他还屡教不改。 所以家长又愤怒、又伤心，决定去找中国治疗“网络成瘾”的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对其进行鉴定后，认为他属于重度“网络成瘾”，必须住院进行治疗。 在医院，医生使用电击疗法，再辅助以大量的药物，比尔盖茨终于安静了。 当然，比尔 盖茨的智商从130直接降到80，这个问题人们倒是不太关心。人们只关心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危害到社会。 另外，比尔 盖茨从此对电脑极为恐惧，见到电脑屏幕、或者电脑形状的东西离开浑身发抖。 所以，比尔 盖茨也不可能去中关村的天桥上从事贴膜生意，而是天天老老实实在家呆着。 虽然这个推理比较“偏激”，看上去像是笑话，但是很多孩子的潜质被社会抹煞，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美国能够出现比尔盖茨，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即使很多人有比尔 盖茨的潜质，也到后来成为失败者。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知识精英阶层是社会的“脊梁”，肩负着对于社会的责任。 当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增税的时候，殖民地的知识精英阶层冒着砍头的危险，领导民众抗击英军。 当时，“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成为殖民地抗英的主要驱动力。如果这个口号放在中国，民众肯定觉得没意义，不为其所打动。 但是，为什么这句口号能够在殖民地起到如此大的反响？ 从信仰层面，当时美国是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社会，民众坚持对于《圣经》教义的遵循。 而《独立宣言》和“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又是来源于基督信仰的世俗表达。 而人们可以为了基督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很容易受到这样口号的鼓舞。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的理性思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圣经》的探索和分析解释。 因此，《圣经》和基督教会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为现代经济提供文化基础支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人们通过“圣经学习（Bible Study）”，培养理性思维。 比如，英国对殖民地随意征税的问题，就是理性思维的一个重要体现。 殖民地精英阶层首先是知识阶层，又是富人阶层。 他们就要思考，如果在英国最初随意加税的时候，自己不进行抵制，结果是什么？ 那英国就会“得寸进尺”，先征少量的税进行试探，如果殖民地民众顺从了，就开始持续进行征税。 随着征税越来越多，殖民地也会越来越穷。 也就是殖民地民众辛苦劳作之后，都被英国“寄生虫”拿走，那殖民地民众不是和奴工一样？ 人们辛苦劳作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要“防微杜渐”，从开始就要保卫自己的财产。 为什么开始就要“防微杜渐”？ 因为，最初征税的时候，殖民地的民众最为愤慨，大家同仇敌忾的意志最为坚决。 更重要是，征税是个力量“此消彼长”过程，从最初就抗击英国征税，英国最软弱，殖民地最强大。因为，这时候英军和殖民地军队打仗，所有军费都得英国本土出，而英国本土又无法支撑长期的战争支出。 如果征税已经很长时间，英国变得更加有钱，殖民地变得更穷，英国就更容易获胜。 所以，要开始抵制无端征税，就要从最初开始。 这也是理性分析“不自由、毋宁死”的意义，其实就是宁死不做奴工。如果进行划分，这样的思维就属于工业思维，也是美国后来工业强大的文化基础。 从美国政治的角度，美国的“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是这样的“防微杜渐”思维，而“保守主义”都是紧密与《圣经》相结合，也是这个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就是“轻佻”，这是小农思维的一个主要表现。 而传销系统早就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所以“两手硬”这招非常见效。 毛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比喻比较合适，不过更确切的表述是“小农知识分子”。因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表面上似乎很有知识，但实际上仍然是小农思维。这些知识分子和小农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考虑眼前，只从自己的“点”出发，只具有“单线思维”，缺乏基本的工业文化熏陶。 这样的结果是，缺乏对于社会和事情的深入分析和思考，就像孩子一样“意气用事”。当蒋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的时候，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得寸进尺。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知道，蒋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当蒋撤离台湾的时候，胡适之紧急制定计划，要拯救北平的知识分子。 当时，形势已经相当危急，蒋介石给胡适派了一架飞机，但是胡适坚持要两架。 没想到，飞机降落在台北，胡适在机场迎接，机舱门打开后，只下来三个人，胡适极为沉痛。相信胡适和自己儿子胡思杜说的：“gcd来了，没面包没自由”，和其他知识分子也说过。 但是，连胡适自己的儿子都不听他的，其他人更是很难听他说。当时，gcd通过吴晗喊话，让胡适留在大陆。而吴晗当时的口气已经是“我党……”,许诺胡适北京图书馆长等职。而当tg进北京的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喜迎”tg，想着能够通过迎合tg而“分杯羹”。 为什么以胡思杜、吴晗等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期盼tg 的到来，都投向tg的怀抱？ 很简单，“要钱不要命”。 他们觉得跟着得势的一方，就能够捞到更大的好处。 这些人不进行系统、理性思考，也就无法形成对社会的正确认识。所以，毛能够通过不同方式的宣传，将这些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方面，大唱美国赞歌，崇拜美国的自由民主；一方面，又给知识分子们许诺各种利益好处。 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相信gcd，抛弃了蒋介石，留在大陆，等着gcd给自己“论功行赏”。
正因为毛看透了知识分子的特点，所以能够有效地调动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记述：1957年，有人问（毛）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 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提问者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从周海婴的陈述可以看出，即使到了1957年，知识分子们还处于愚昧当中，还像孩子一样问这样的愚蠢问题。 而毛的回答才是真正的真实，也是理性的回答。因为毛很清楚，如果让知识分子自由发言，传销系统就不可能维持下去。 但是，小农思维的知识分子们，却看不到这个系统的可怕之处。 所以，在毛掌控权力后，主要在文化开始了两个工作：1、让知识分子们给tg“歌功颂德”，老舍、丁玲这些人都写了相应的作品，成为支持传销系统的重要著作；2、展开知识分子之间的互斗，通过一些知识分子打倒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然后再把这些曾经打倒过别人的知识分子打倒。 吴晗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先按照毛的意思，给其他知识分子罗织罪名，写文章批判毛需要打倒的人；没想到自己后来也被打倒。 在自己被打倒后，还想通过“认罪悔改”求得宽恕，结果没想到还是被弄死。 这样的结果是，达到毛将知识分子“名声上批臭，精神上斗垮”的目的。如果吴晗这些知识分子少点小农思维，稍微进行一些理性思考、系统思考，考虑一下“为虎作伥”的后果，也不会在最初帮助毛批斗别人，再让其他人把自己斗垮。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想着为传销系统服务，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又恐惧自己成为被整的一部分，所以传销系统让他么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的结果是，利益没有得到，个人还身败名裂，耻辱地灭亡，在历史上成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案例。 当这些知识分子趋炎附势，为了利益和出于恐惧，依照毛的意思相互斗争的时候，既给民众造成知识分子“自私、软弱”等印象，又增强了毛在民众中的权威感。 而这种增强的权威感让毛在一次次斗争中，获得了重大的支持，最后毛在残酷的“内爆”中活了下来。
在一个社会中，知识分子不赚钱，民众才有钱赚；如果知识分子想着赚钱，民众就没钱赚。 1990年代开始，传销系统仍然沿用“老套路”，只不过采取了新招数。 除了“刘灯塔”（波晓）等很少的人之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支持学生。 如果对于自己有眼前的利益，人们就支持，于是场面似乎非常热闹。 比如，如果实现耀邦所说的制度，这些人能够趁机依靠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获得更多的利益。 但是，当学生们被tank压之后，“知识分子”们立刻退缩，人们又一哄而散。 知识分子们又转而支持传销系统。 这种决策非常具体、明确，对个人具有充分的利益优势。 不过，传销系统基于自身的脆弱，已经不敢再进行50年代“相互斗争”的手段。 系统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支持自己的知识分子们进行“收买”。 既然知识分子们想的就是眼前利益，也就是想的钱，就给知识分子们一定的好处，让知识分子们为自己服务。 而三工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是系统经过思考后，进行的关键政策转向。 从社会角度，知识分子是“脊梁”，支撑起整个社会。 如果知识分子能够进行理性思考，从工业思维的角度认识社会，就会有不同的态度。 比如，1980年代末的事件不仅仅是简单的事情，而是影响到中国根本道路的关键转折点。 从此之后，中国不可能走上建立完整工业系统，通过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推动工业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民众富裕。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系统打破所有人性底线之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走向灾难。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即使眼前赚了一些钱、获得一些好处，结果也是必然走向灭亡。 而知识分子阶层本来应该是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对抗这样的结果，以自我牺牲来支持社会，使整个社会不至于沉沦。从微观角度，每个知识分子应该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学知识不是要自己赚钱，而是要支持中下层民众赚钱。但是，当知识分子们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只想着自己赚钱。 这时候，知识分子们的小农思维完全暴露出来，带动整个社会加速转向小农文化。
一旦社会中小农文化开始确立，整个系统的运转就变得非常容易。 从观察的角度，工业思维盯着社会，盯着别人，然后进行自己的相应决策；而小农思维则想着自己、想着钱，然后进行决策。 如果知识分子们坚持分析社会、揭示社会状况，以此对社会进行监督，那传销系统就很难行动，很多政策也执行不下去。但是，如果知识分子们只想着自己赚钱，就等于帮了传销系统。 比如，当工人经历下岗大潮的时候，如果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反对这样的决策，“下岗”就执行不下去。下岗工人也自然会团结在知识分子周围，一方面要求传销系统给政策，一方面共同寻找出路。如果这样的方式得到实施，中国社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支持系统抛弃工人。刘欢作为大学讲师，唱出“人生豪迈，只不过重头再来”。 刘欢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不是自身主动替工人着想，承担起为工人争取利益的社会责任；而是拿着钱帮助传销系统“唱歌”，通过典型的传销式语言，以精神鸦片灌输的方式，让工人来承受系统造成的后果。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成为体制的支持者，从不同角度帮助体制压榨整个社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们都在想着自己能够赚多少钱，而不再关心整个社会，甚至支持传销系统的各种行为。 连知识分子都不关心社会的时候，普通社会民众自然更无法理解社会状况，都只是想着自己能够赚到钱。 而人们在赚钱的时候，看不到传销系统开始重新通过“条块分割”的设计，开始对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榨取过程。这就像“螳螂扑蝉、黄雀在后”，黄雀也没想到后面有人拿着弹弓在瞄准着它。而在社会中，不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遍民众，在以“单线思维”想着自己赚钱的时候，也看不到传销系统已经通过“条块分割”的方式，开始抄人们的“后路”。 不论人们怎么赚钱，传销系统已经具备了条件，随时准备把人们赚的钱弄到自己兜里。 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小农思维，实际上支持了传销系统的壮大，对整个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计算机从娃娃抓起”，小农思维也一样。 如果仅仅靠年纪较大的一代，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即使传销系统想赎买，经常也会费比较大的周折。 而如果将这些资源用在“培育下一代”上，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年，邓摸着一个娃娃的头说“计算机从娃娃抓起”，据说这个“娃娃”后来不到20岁拿到博士学位。这个方式同样可以用在对孩子的小农思维培育上，让孩子从小就以小农的思维方式生存。而这种方式相对也比较简单，主要从学校开始抓起。 首先，学校将孩子束缚在课本中，用繁重的作业压住孩子，让孩子的知识面越窄越好。不再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口号，而是要让孩子考上好学校、获得好收入。而且，即使仅仅过去几年、十几年的重大事件，很多“好学生”们都不知道。 其次，强化赚钱的概念，将孩子们的注意力都转到赚钱上。 从邓南巡之后，“下海”大潮席卷全国。 当时，大学生也开始躁动起来，大家不再想着学习和思考，而都想着自己能够找到机会赚钱。 而且，很多有一定水平的大学老师觉得职业过于清贫，所以也选择离职，到沿海地区工作赚钱。而留在学校的大多数是羡慕赚钱的，而不是甘于清贫、对学术孜孜以求的老师。更重要的是，大学里对于老师和学生的思想控制越来越严，老师难以再系统地给学生们讲解社会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只能自己想像社会，而不是以正确的方式提前思考社会。 第三，培养孩子“热爱祖国”的态度，并且将传销系统等同于祖国。 对于外国反对传销系统的行为，让大学生们等同于外国反对中国，因此产生对外国的反感、甚至仇视。 另外，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在“新中国”的环境中成长，也就是主要受到小农文化的熏陶。 而且，这些家长从小就开始经历穷困、饥饿等艰苦生活，因此对于物欲、赚钱有更加强烈的欲望。 所以，家长从小就要孩子能够学习好，能够赚更多的钱。 因此，不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培养孩子追求赚钱的“理想”。
当赚钱成为理想的时候，一切又回到传销系统的轨道。 当孩子们越是想着获得眼前利益，也就越可以为了利益而做任何事情。 于是，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他们成为支持传销系统的主力，他们被称为“80后”。 当然，他们并不完全是80后，75年之后出生的人群基本上已经开始走向全面小农化。 很多人已经遗忘1980年代发生的事情，或者从来不知道 1980年代。因此 ，当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传销系统再次“强大”起来。比如，不论美国炸大使馆，还是南海撞机，大多数年轻人义愤填膺，而且很多学生坐上学校提供的公共汽车，在学校的组织下上街抗议美国。 当时，我问一些人：他们为什么去上街？其中有的人说对美国很生气，有的说就是去玩玩。 当克林顿访华到北大讲演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对克林顿提问，全都是指责美国的话题。 其中，著名的女生马楠则指出“象中国现在的繁荣发展正是我国人民自由的选择，主动贡献他们的力量的结果。”这位抨击美国人权的“反美北大女生”马楠，毕业后选择到“人权纪录极端恶劣”的美国留学，最终嫁给美国人而取得了美国移民身份。而且，当记者后来采访提问批评美国的学生，问他们对美国是什么印象的时候，他们嘻嘻哈哈说，对美国的印象不错。但是，他们在克林顿演讲中的“表演”，则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就是新一代小农思维的知识分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服从“组织安排”，说组织需要说的话，做组织需要做的事。 他们只需要考虑自己，精明地计算自己的利弊得失，而不考虑社会，不考虑自己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而在这些人对自己利益的精明计算下，传销系统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十几年后，中国处处都是相互坑害、相互“下毒”的情况，人们抨击整个社会“没有底线”。 但是，人们不意识到，这个“种子”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中国的大学“发芽”，到了2010年代只是“开花结果”而已。除了少数家庭条件特殊、或者本身性格特异的人之外，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上大学的人们已经基本上不可信。 因为，小农思维从他们上学的过程中已经被灌输到意识中，并且通过生活变成潜意识。
社会话语权实际上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知识分子的意见是“社会文化主流”。在1950年的，当知识分子们对tg和毛“歌功颂德”的时候，毛的力量就变得空前强大，毛也敢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当知识分子们相互斗争的时候，进一步削弱自身的力量，支持传销系统和毛的力量。 同样道理，在19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们都想着钱的时候，社会文化再次支持传销系统，支持“条块分割”的政策。 如果按照工业思维，推动中国发展进步需要大量而长期教育投入、农业投入、研发投入……，这些投入在相当一段时间都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如果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坚持呼吁进行这些投入，传销系统也无法建立“条块分割”系统。 但是，这些巨大长期投入对于传销系统不可接受，而对于希望赚钱过上“好日子”的知识分子们同样不可接受。 所以，当工人下岗、农民被迫到沿海打工的时候，知识分子觉得这个情况“理所应当”，而且还支持下岗工人们“从头再来”。 同样道理，每当传销系统宣布一项政策，知识分子们都在为这样的政策“歌功颂德”，而不是真正分析政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严重后果。而工人、农民本身缺乏知识文化，所以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政策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在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传销系统的“条块分割”政策建立的非常顺利，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系统化。 其中，知识分子也能够从“条块分割”中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形成了传销系统和知识分子“皆大欢喜”的局面。 在这样的环境下，反对传销系统和“条块分割”的人，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既没有经济利益，还要受到社会的压制。 不仅“偏激”的人不被认可，何女士写了几本很温和的经济著作，就直接被排挤出局，受到威胁后被迫出国。 何女士对于经济社会的分析和担忧，基本成为工业思维的“绝唱”。 自此之后，人们只谈论经济，从经济的角度谈经济，不再从社会的角度分析经济，或者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社会。再到后来，人们已经不关心个人的思考和主张，而是完全用钱来衡量。如果一个人没钱，在社会中就难以生存。像GDP、“人口红利”等词汇，都是知识分子们觉得欢欣鼓舞的内容。 因为GDP增长意味着自己的收入可以提升，“人口红利”意味着自己可以当寄生虫，很容易地从别人身上赚钱。
当知识分子们为了自己赚钱而想办法的时候，社会文化开始完全扭曲。 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赚钱和“好日子”上，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迅速蔓延。 人们为了赚钱，更愿意付出努力和劳动，也就是更具“敬业精神”。 当然，人们不会注意到，工业思维的“敬业”和小农思维的“敬业”有着关键的区别。 工业思维追求的是可持续地赚钱，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高效率，而业余时间则进行学习、娱乐（另外一种学习方式）、锻炼、进行家庭和社会建设活动等等；而小农思维的人们赚钱，只想着赚钱，只看到钱而看不到命，所以小农们过度工作，透支自己的知识和身体。 人们更不关注的是，自己的行为其实是体制操纵的结果；当人们努力工作赚钱后，体制在人们的背后通过印钞、发股票、卖房子、收税等等，随时从人们身上获利。 结果，人们越努力工作，身体损耗越大、知识损耗越大，而体制获利越多。 随着政策的深化，不同“条块”的部委和垄断央企也越来越有钱，能够深入操控社会。 比如，郎咸平成功挑起MBO的话题，强调私人侵吞“国有资产”，以此强调私营企业的“恶”，让民众感觉到“义愤填膺”。 当这样的社会舆论基本形成后，郎咸平开始强调“大政府、大国企”，并且强调“严刑峻法”。 通过这样的舆论和社会文化引导，无数人觉得私营企业坏，国家好。 于是，国企和政府-也就是“条块分割”-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更加名正言顺地进行扩张，挤占社会经济空间。 私营企业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只能做被宰的肥猪和羔羊。 当文化导向形成后，随着民众个体面临的经济状况越差，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越激烈，人们就越希望“国家出面”解决问题。 当国家名正言顺的“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造成民众生活越艰难，而民众就越想着依赖国家。 通过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互动”，“条块分割”系统越来越有钱，操控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因此也就有了500家族、天价吊灯、拉菲茅台、美美和玛莎拉蒂…… 即使这样，很多人还在为“大政府、大国企”辩护，认为必须要依靠国家。
本来，经济问题很简单，只要稍微从社会的角度分析，所有事情昭然若揭。 潘兴华本人是农民，一直在从事农业劳作，按道理最应当具有小农思维。 但是，当他看到人们为了短期获利，而毁坏土地的时候，就想着能够呼吁土地轮种，保持土地肥力。 在他遭受打压后，他开始在网上呼吁，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和支持。 随着他的坚持和他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发现问题出在整个系统。 他进而发现，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也是类似的系统，所以他还评论很多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 而且，他的分析和评论相当靠谱，比大多数所谓的经济学家都靠谱。这就是因为关注点不同，所以个人的认识就完全不同。 很多人劝他要“灵活”，但是这些人很难意识到，正是潘兴华基于对社会的认识而形成的固执，让他变得与众不同。 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真的关注哪怕一点点社会现实，关注自然环境或者社会环境问题，就会看到问题背后的原因。 必然，如果私营企业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少交一些税，员工收入自然会增加。 在过去十几年，外企的薪资待遇变化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反映出“条块分割”后的结果。 1990年代中期的北京，初中毕业进入外企工作的操作工，一个月都能够赚到2000多元。 按照当时的标准，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十几年之后，外企工资基本没有上涨。 因为其它各方面成本在“条块分割”的推动下，持续上升，所以外企自然就会通过削减员工工资来保障成本。 同样道理，1990年代末的时候，软件编程人员拿着高薪，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梦想着做比尔 盖茨；但是，十多年后，人们都称自己是IT民工、码农。 这也是在“条块分割”的系统下，无形资产不受到保护，it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的结果。 而且，随着人们的认识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问题，开始被迫思考，并且认清楚社会。 但是，绝大多数民众因为小农思维已经进入潜意识，“单线思维”无法改变，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钱不要命”。 而绝大多数人支持着传销系统的强大，让传销系统的“条块分割”政策得以实施和发展状大。
总之，第二个10年的“条块分割”系统重建，对于第三个10年的方向起到关键的支持作用。 另外，第二个10年的政策并不是没有后遗症，其中关键的一个后遗症是国企倒闭后的庞大呆坏账。 而金额庞大的呆坏账差点压垮了传销系统，也决定了第三个10年的发展方向。 （待续）
作者：涅磐╉小剑 回复日期：2012-05-13 22:51:13 回复
看到了楼主的回复 惊喜之情无以言表 感谢楼主不辞辛劳的分享研究成果 您的贴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现在也能试着分析问题脉络 期望逐渐达到能独立思考的层次
小弟的简历让人啼笑皆非:
高中时后进班 买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读了本科
大学时候和大多数一样游乐了几年
第一次出校门去广东找第一份工 笔记本被骗走 手机被偷 买手机竟是玩具
紧接着被亲戚带进传销
现在于家乡务农
由一个对世界充满憧憬的青涩男生到现在只为着能找到一点存在感的极端悲观者 只用了短短几年 一路走来不堪回首 其中滋味自不必说
10年末结束传销生涯 没有一个下线 也是在传销的时候喜欢看经济方面的评论和报道 每当看到精彩的的分析之后我都会惊叹他们的这种经天纬地 丈古量今的学识 于是尽量的翻找来看 可结果是我的判断能力并没有提高 甚至是他们说的对错我都无从分析 更无从说得见真相 只是觉得在信息时代生活有心算无心 我们的生活行为比木偶还木偶
看了楼主的帖子之后我经常会想我之所以会走到现在的境地的原因 经历过传销让我更明白传销式的统治能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在家呆了一年多 家人的态度让我万念俱灰 甚至有过厌倦生命的想法 为什么我只是想得到哪怕一丁点的承认都很困难 所以大部分时间足不出户 不是怕冷嘲热讽 是想反思出这一切是为什么 我还能重新拾回做人的尊严么 现在农村对钱的崇拜程度全面超出了我的想象 只要谁买了车不论以前他是流氓还是无赖 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成功者 有钱就是硬道理!这些让我痛心以至于晚上经常睡不着 让我感到深深的绝望 看不到一点希望 甚至连揭竿起义的念头都没有 因为思想的铁箍牢牢的套住了我们 我见过很多的和我一样刚毕业甚至没毕业进入传销的人 他们的情况或许会和我相差不多 直到读了楼主的文章才渐渐知晓了发展的始末 慢慢看清了本质
上大学时 一个初中毕业不上的同学 零八年存了四万块钱的大蒜 8分钱一斤 结果第二年 每斤一块五 净赚五十万以上 这些暴富的例子经常在身边发生 以至于身边的人都说上学没用 10年左右我家乡农村开始了期货热 不论知不知道什么是期货 仍然很多人参与 开户成风 这其中也包括我 谁谁赚多少钱会传的家喻户晓 当然赔钱跑路的不在少数但是大多数只看到好的一面 我身边的人大都是这种心理 这些都是我无力改变的 我甚至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才二十五岁 可我却是如此的悲观 我经常想是因为我缺乏面对生活煎熬和挫折时而奋起的精神力量 在不断地自责中 我眼神呆滞 表情僵硬 想积累起一点的自信都会被我不断的自责冲散 曾经的理想现在想来会让人觉得是个笑话 我想应该到做困兽之斗的时候了 我实在不想做个精神病患者
现在越来越喜欢历史 不只是因为朝代的荣辱兴替 更吸引我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有事实的真相 自从看了楼主的帖子后我渐渐的有所改变 不但解开了困惑我很久的问题 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定位 常听乡下人说黄鼠狼专挑病秧子下手 我惊讶于黄鼠狼的洞察力 更不想做病秧子 我应该做的是独立思考 多学知识 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与黑暗宣战
小弟第一次说出自己经历 有重负突释 一吐为快的感觉 语无伦次处请包涵 请楼主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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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的回复，我也激动，希望你能够一点点成长！ 我前几个月讲了几十万字的关于“个人成长”的内容。 等整理出来，一点点再贴出来。 希望对你个人成长还能有更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