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by 生于0715.第120页原创邦

　　
　　第三个10年的演变：

　　“外资依赖”是第三个10年的核心特征。在第二个10年，“出口导向”并不足以支持系统生存，所以系统进一步转向“外资依赖”。随着“外资依赖”逐步形成，中国进入“砸锅卖铁”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也可以叫做“卖血经济”。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自然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人力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未来的结果，必然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大减损。

　　在第二个10年，最惹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工人下岗潮。系统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宁愿国营企业完全碎解，也不能让国企员工们进行自由组合。首先，国营企业碎解是历史的必然。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工业进入完全的停滞状态。在“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下，中国从苏联引进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所谓“引进”的是机器设备，建成工厂，然后人们进厂当操作工。然后，整个工业进入停滞，就依靠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而实现社会运转。随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有能力的管理者和技术专家基本被清除干净。剩下的人再也没有研发能力，建设整个系统。而且，随着66年后大学基本瘫痪，人们退回到蒙昧时期。人们连操作简单的器具都不会，更别说研发和生产各种大型设备。这些从苏联引进的设备就一直在运转，只有折旧破损，没有改造升级。到了1970年代末，世界汽车工业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中国仍然生产一成不变地生产着“解放车”。进入1990年代，这些用了差不多40年的设备再也不可能坚持下去，所以都得进行淘汰。因为中国企业只能依靠机器设备生存，所以设备淘汰后，企业自然就倒闭。而大多数工人是依靠机器设备生存的操作工，没有了机器设备就没有了他们的岗位。所以，当大量设备遭到淘汰、企业倒闭的时候，这些工人就大量下岗。

　　下岗潮背后是企业倒闭潮。企业倒闭潮不仅制造了下岗潮，而且制造了大量呆坏账。 2003年11月26日，据国际债信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中国银行业实质上已经算破产，因为其不良坏帐比例在44～45%，坏帐总数高达3.5万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1999年已从银行剥离的1.4万亿坏帐），仅从1999到 2002年，四大国有银行体系就新增了1.7万亿坏帐。这段文字里，“标普”评级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如果按照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货币总量将近89万亿的规模，这些呆坏账只有不到4%，属于非常低的水平。但是，如果退回到1999年，当时的货币总量m2则只有11.99万亿，也就是不到12万亿。银行坏账已经国家从银行剥离1.4万亿，放置到国家的“资产管理公司”，而这个坏账占到整个货币总量的12%。所谓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国家替银行接坏账的公司。假设账面上有1万亿资产，实际上卖1000亿可能也没人要。除此之外，银行还有1.8万亿的坏账，如果两项加总，在1999年，银行总共有3万多亿的坏账，超过到货币总量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银行实际上已经破产，而且整个国家经济已经破产。到2003年，M2总量猛增到22.12万亿，比1999年猛增将近1倍。也就是说，这时候朱修改金融法律的手段见效，传销系统可以通过大规模印钞度过“破产难关”。即使这样，银行坏账还在迅猛增加，3年增加1.7万亿坏账。需要说明的是，不论1999年还是2002年，中国的坏账指的是已经明确收不回来的钱，还不包括呆账。 “呆账”就是大家都知道已经收不回来，但是还没有当成坏账处理。如果把呆账也计算成坏账，中国的银行银行系统不知道有多少坏账。而这些坏账都来自于国营企业，大量倒闭关门的国营企业。因为，在传销系统下，所有金融资源都向体制内机构倾斜，银行一般只给国营企业贷款。从这个坏账的数字可以看出，当时的国企已经大部分倒闭。而沈阳铁西区的状况，和呆坏账的比例基本吻合。

　　企业倒闭潮和呆坏账，对于传销系统产生致命的影响。呆坏账对于货币具有摧毁性的效果，进而对于经济具有摧毁性效果。我在“11大经济难题”的分析中也论述过，呆坏账意味着投资“沉没”。当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的投资都变成呆坏账，也就意味着资金都“死了”。当这些国企倒闭后，社会失去了大量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需要恢复，才能够保障国内的经济供应。但是，恢复生产能力就需要新的投资，新的投资就意味着新的资源消耗。比如，社会总货币量是10亿元，投入1亿元建设一个汽车厂，但是这个汽车厂建成后，很快就因为产品不对路而倒闭了。这时候，社会还需要汽车，就意味着另外要建汽车厂。但是，本来应该有的1亿元浪费了，就没有新增投资来建汽车厂了。这时候，社会有两个选择：1、不建新的汽车厂，社会中还是10亿元的货币，但是没有没有汽车了；2、建新的汽车厂，就需要加大投资。那资金从哪里来？印钞票。这就意味着，10亿元的钞票变成11亿元，而新建汽车厂的资金也增到了1.1亿元，也就是整个社会资金总量变成了11.1亿元。这也意味着，为了建这个汽车厂，人们手中的货币都要贬值11%。而中国的国企在1980年代投资建了大量的电器产品生产线等等，加上大量的原有设备投入，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都变成了废品，这些投资“打了水漂”，银行中的坏账也堆积如山。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家基本被逼上了绝路。因为，如果大量发钞，就意味着再次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大量发钞，就意味着经济垮台。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地方的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发不出来工资，急需大量发钞。所以，当时的政策是，进行较大规模的“印钞放水”，同时继续控制地方经济。通过这的方式，既能够让通胀不过于高涨，又能够通过发钞支持社会资金链的运转。而这样有一个主要问题，由于发钞的数量不够，新企业投资无法实施，所以社会产品供应开始出现大量短缺。这种产品大量短缺意味着，一方面很多产品的产能过剩，生产线闲置；另一方面人们真正需要的产品无法供应，人们生活水平停滞或者下降。这样的情况就是西方所说的“经济危机”或者叫做“经济萧条”，再一次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传销系统逼近“死角”。

　　
　　当经济深入到中微观层面，问题就表现得非常清楚。在1990年代中后期，长虹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之一。从1980年代末开始，长虹彩电通过一系列的“价格战”，一路“高歌猛进”，到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彩电市场的老大。当时，中国彩电市场基本上成为“寡头市场”，由长虹、康佳、TCL等少数中国彩电企业所掌控。本来主导中国市场的日本彩电品牌，主要只有索尼还占有高端小众市场，而这个市场的利润则极为丰厚。需要注意的是，长虹爆发的背后，是无数其它各省市建立的生产线被淘汰。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各省都纷纷引进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等生产线，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这些生产线基本上已经被长虹和广东等少数家电企业所淘汰。而到了1998年后，长虹也因为囤积彩管，误判消费形势，导致严重的亏损，开始进入下降轨道。再到后来，长虹投入巨资进行背投彩电的生产，并且在初期形成一定销量。但是，这时候液晶彩电开始发展，后来淘汰掉显像管和背投彩电。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初期的彩电生产线、长虹康佳TCL、各大显像管生产企业、背投彩电等等生产设备，都被淘汰。这些企业的投资无法收回，也无力进行再生产。这时候，有的人会说，再做液晶生产线，继续进行生产！但是，为什么中国彩电企业没有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外汇。需要说明的是，不论什么企业建立的生产线，基本上都以“引进”为主。 “引进”就是需要从外国进行购买，也就意味着需要外汇，需要大量的外汇。可以说，即使长虹等彩电企业号称“国产”，其生产线的全部或者关键部分也通过进口实现。不仅如此，“国产彩电”的关键零部件也都是进口，进口就需要外汇。本来，传销系统想着，还能够重复50年代的老路，通过一次引进“生产线”，实现“本土化”生产，就能继续维持几十年。没想到，当国门打开，民众能够接触到西方科技的时候，过去的路子就行不通了。当一部分企业引入黑白电视机生产线的时候，没想到很快有其它省市引入彩电生产线，淘汰掉这些黑白电视；当大部分省市引入彩电生产线之后，TCL、长虹、康佳等企业引入29寸“大屏幕”生产线，淘汰掉“小屏幕”；开始大量购买进口显像管，后来国内显像管厂大量引进生产线，实现显像管的“自主生产”了，没想到液晶面板开始淘汰显像管。在1950年代，传销系统通过“引进”之后的计划经济-也就是奴隶制度，迫使人们被迫生活在停滞的年代。但是，从国门打开后，就再也不可能再关闭，所以中国企业遭遇快速淘汰的过程。而“在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背后，是大量的外汇购买落后技术，然后被西方更先进的技术淘汰。然后，中国企业再花大笔的外汇，购买西方即将被淘汰的技术。

　　到了1990年代，传销系统已经承受不住外汇消耗。仅以彩电为例，在1998年前，一台29寸的索尼彩电约为8000元，也就是1000美元，这对于中国来说就像是在抢钱。传销系统很希望国内企业通过竞争，也做大屏幕彩电，对索尼彩电形成“进口替代”。所以，传销系统支持这些企业，给这些企业外汇，让这些企业引进生产线，而引进生产线需要花大量外汇。问题在于，传销系统的小农们没有经历过现代商业竞争，不知道什么叫做消费的“升级换代”。当中国企业引进大屏幕彩电和彩管生产线、开始替代进口大屏幕电视，需要一大笔外汇进行进口。这时候，外资开始生产液晶屏电视，又开始高价卖液晶电视，中国人赚液晶电视的外汇。这还只是电视行业，就消耗了中国巨额的外汇。其它家电行业，包括后来迅猛发展的空调行业，同样需要大量外汇，来支持其“引进-落后”的循环。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产品出现，消耗中国的外汇。进入1990年代后期，PC机在中国大城市开始第一波普及潮，之后越来越多的新电子产品涌入中国。而像PC这样的电子产品，中国连“进口替代”都谈不上，芯片、内存、显卡关键硬件必须进口，软件通过盗版降低成本。当各种产品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大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外汇像潮水一样涌出去。而这仅仅是居民生活的一个部分，更大的“重头”在工业生产领域。比如，中国的汽车、拖拉机等运输工具几十年没有进步，到了1990年代已经到了不得不全部淘汰的程度。不论工业机械还是农业机械，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进口一辆小汽车需要数千美元，载重汽车则需要数万美元以上。这种“全部淘汰”意味着，整个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升级更新”。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不论工业交通还是农业交通工具，其需求量远远超过对索尼高端彩电的需求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是单位金额，还是单位价格，其需要的资金都远远超过家电行业，也就需要海量的外汇。

　　在外汇支撑不住的情况下，传销系统开始被迫进一步“转型”。不论“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都行希望能够达到外汇平衡。但“进口替代”的结果是，不仅引进即将报废的生产线，还需要购买关键元器件，以及最新的进口产品，外汇一点都不少花。同时，虽然“出口导向”的思维已经形成，但是“出口创汇”的能力跟不上进口的速度。在1990年代，朱将人民币汇率降到1:8左右，以增加中国产品的廉价出口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出口能力逐渐建立起来，出口数量开始显著增加。问题在于，出口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关键的落差。在开始赚钱的适合，中国为国外出口加工一条牛仔裤，可能赚4、5美元甚至更多。但是，购买一台电脑就是1000美元以上，即使只买cpu也需要200、300美元。一台电脑可以换200条牛仔裤，cpu可以换50、60条牛仔裤。中国的“出口导向”再多，也架不住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对于外国高科技产品的需求。所以，外汇根本不够用，即使当时国家再强调“出口创汇”，也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这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外汇短缺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没有外汇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陷入新一轮危机。即使国企倒闭潮、大量工人下岗，也只能延缓危机的发生，而不能真正解决危机。因此，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大量城市陷入困境中，社会消费急剧减少。需要说明的是，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往往会反映在农业上。由于无数下岗职工大量减少肉食摄入，所以粮食立刻开始变得明显过剩。而且，由于社会经济普遍很差，种粮的农民感觉到还不如种粮，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库存日益沉重。当工业生产不足、农业生产过剩、社会民众没有工作、社会矛盾激化、外汇严重短缺等等各种因素开始作用，传销系统就必须进行新的转型。从这个角度，中国经济自身已经达到最大的承受能力，无法进一步支持传销系统的运转。如果没有新的收入来源，传销系统必然进入一个新的“内爆”阶段。而在中国对国外打开大门之后，传销系统再也经不住新的“内爆”。因此，传销系统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的“增长点”必然来自于国外。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外汇问题，如果外汇问题解决了，一切就“盘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传销系统转向“外资依赖”。从1990年代末开始，朱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要谈判进入WTO，或者叫做“流血入世”。如果从国家和民众利益角度考虑，中国是否加入WTO并不重要。因为，WTO只不过是双边贸易谈判，目的是希望从贸易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入世”本身就是做买卖，亏本的生意没人做，赚钱的生意打破头。但是，朱在“入世”谈判中做了完全有害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让步，让中国“入世”完全亏本。为什么朱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就像我在“拆机器、卖零件”里说的，为了传销系统的利益，可以卖掉整个国家。这种方法和毛将斯太林当做“伟大的父亲”、把大量土地割让给苏联、支持外蒙古独立、支持日本拥有尖阁列岛（钓鱼岛）、三工继续割让大量土地给俄国等方法一样，都是为了传销系统生存而做的“努力”。当然，“入世”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扩大中国的出口，卖点衣服鞋能赚多少钱？随便就能被进口的生产线和高价产品全面吞噬。 “入世”的更重要目的是，树立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的形象，然后吸引“外资”。而外资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增量”，是传销系统的“大救星”。比如，像摩托罗拉这样的美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动辄几亿美元，到后来增加到几十亿美元。一个5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下来，等于中国加工出口上亿条牛仔裤。所以，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又发生了重大的转向。 “出口导向”的宣传也开始逐渐淡化，传销系统转而开始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希望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吸引外资进入中国。从这个角度，中国经济的“外资依赖”已经形成，所有中国经济都开始围绕吸引外资而展开。

　　“外资依赖”对于中国经济的推动效果极为显著。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吸引外资的好处在于，一方面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外资引进落后生产线；另一方面还能够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在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基本上无法建立新的工业系统，所以经济开始停转。打个比方，伊朗具有丰富的石油储备，一直依靠石油开采和销售过着比较好的日子。但是，伊朗自己连开采原油、石油化工的设备都生产不了，必须依靠外国的设备，否则无法开采石油；另外，即使有了原油开采和石化设备，伊朗人也操作不了，需要外国人进行操作。一旦国际对其采取禁运措施，伊朗就陷入“捧着金碗要饭”的困境。中国面临的技术局面，和伊朗类似，只不过中国没有丰富的资源，相对操作能力较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带着生产线和资金进入中国，中国的问题开始解决了。中国传销系统规定，外资进入中国需要建立合资企业。外资拿着技术设备进入中国，而且还会拿一部分资金进入中国，和外管局换成人民币；而系统出土地、出厂房、出廉价人力资源。然后，外资进行生产管理、营销推广，而系统能够什么都不用做就“分一杯羹”。这样的好处是，中国不需要为“技术引进”再花大价钱，“外汇”需求大幅减少，工业设备生产能力大幅提高。而工业设备生产能力提高后，中国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也开始运转起来。另外，外管局拿到美元、外商拿到人民币后，外商可以在中国购买廉价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系统就有了更多的钱购买需要的消费品。这样就形成“一举两得”的局面：系统的外汇危机逐渐解决，外资也开始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随着“外资依赖”模式形成，中国开始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向。 “出口导向”和“外资依赖”不是同样的经济模式。 “出口导向”以贸易为主，也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双方不需要考虑对方的信用，只需要看看钱是否真钱，货的质量和数量对版，就可以进行交易。但是，如果涉及到“投资”，就需要对被投资国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而且，“投资”规模越大，企业需要进行的各种调查研究就更全面详尽。而系统经过多年的传销操作，对于吸引企业辕轻驾熟。系统深知，要通过钱来吸引企业，要让企业了解一些“阴暗面”-比如市场的混乱无序，这种“阴暗面”经常更容易吸引企业，企业想着能够“浑水摸鱼”赚大钱。另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系统通过“大市场”的前景来吸引企业。也就是说，系统通过“市场换技术、市场换资金”的方式诱惑外资后，知道外资需要看到“实际效果”。所以，传销系统开始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不论税收、政府采购、其它政策等等，都向进入中国的外资“倾斜”。所以，中国一直口头上喊着“振兴民族工业”，但实际上却把几乎所有的优质资源向外资倾斜。就是因为传销系统很清楚，“民族工业”并不能支持自己的发展，而外资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民族工业真的发展起来，直接就会威胁到传销系统的生存；但是，不论外资的规模多大，都不会想着威胁传销系统。而且，传销系统给外资的待遇和收入越好，外资会越支持传销系统。所以，当大众汽车、摩托罗拉、宝洁等企业在中国依靠“倾斜政策”赚取大量利润后，也引发各大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垂涎”。同时，传销系统对于进口产品进行高关税和高非关税壁垒，大幅减少“进口产品”的需求。比如，奥迪首先通过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中国就进行大量的采购。奔驰宝马进入中国较晚，其市场份额、品牌地位、利润状况和奥迪相距甚远。随着中国市场的开发，企业们都认为，中国“市场”是未来的方向，13亿人口的市场不可限量。如果不尽快进入中国，在中国当地实现生产，市场很容易被其它竞争对手抢去。于是，在“大市场”前景和竞争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进入中国。当然，这些企业在积极对中国投资，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们给传销系统带来大量的免费技术和资金。他们对中国的投资越多，中国传销系统的实力就越强大，市场采购也越迅猛，迫使他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在“外资依赖”中，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作用更加显著。需要说明的是，吸引外资并不仅仅要吸引“产业投资”，更要吸引“国际游资”。可以说，“国际游资”是吸引投资更重要的部分，更强有力地支持了传销系统的扩张。在吸引外资的条件中，有一个重大的要求，就是要进行“包装”。尤其是对于“国际游资”，这种包装意义更加重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自食其力，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需要所谓的形象包装。比如，爱因斯坦的“标签”是乱糟糟的头发，而他什么发型对他个人成交来说，毫无影响。但是，如果一个银行家穿着睡袍、留着乱糟糟的头发去见客户，就完全失去身份。因此，银行家们出门之前，都要把自己打扮的非常光鲜，只有光鲜的外表才能够吸引潜在的投资者。总的来说，越是没有内涵的行业，就越需要强调外表形象，比如传销、房地产中介等等。而中国要想吸引外资，就要进行“包装”，也就是让自己表面变得“光鲜”。至于内里怎么样，一般人也看不到、不关注。而产业投资往往更注重对于内部经济机理的分析，虽然形象很重要，但是重要性相对较弱。而对于“国际游资”，吸引资金时的“形象”就等于一切。所以，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开始起到重大作用，让中国显得非常“光鲜”。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这种不太注重包装、外资沟通能力相对缺乏、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地区，就变得不适合“外资依赖”的目的。于是，系统开始加大对于上海的投资，以上海带动江浙，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窗口。因此，系统对其进行大量的投资，使其起到“窗口（window-dressing）”的作用。按照中国的菜名，就是“盖浇饭”中将漂亮的菜都放在上面。其中，江苏苏州、浙江昆山等地的“招商引资”力度最强，“窗口”的意义也非常显著。在这些“窗口”的基础上，这些地区开始大力吸引“外资”对房地产业进行投资。上海市长在2005年上海房价下跌的时候，拍着胸脯对参加投资招商会的商人们说，他们投资房地产保证赚钱。所以，国际游资大量进入中国，在中国进行房地产开发和商业楼宇买卖。而这些游资在更大的程度上，支持了传销系统的运转和强大。

　　随着“外资”投入的迅猛增加，系统终于渡过危机，重新开始变得强大。以内需和外资主导的不同经济体，从表现上具有关键差异。美国是以内需为主导的国家，而中国以“外资”为主导。美国经济强调“消费拉动”，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支持美国的居民消费；而中国经济一直在强调“投资拉动”，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支持系统的投资。美国的资本进入中国，支持中国的“投资拉动”，生产出产品卖到美国，支持美国的居民消费。不论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资本项目）”，还是美国人购买中国产品的“消费（贸易项目）”，都意味着大量资金涌入中国。这些资金涌入中国，一方面支持了中国对于外资的需求，让中国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另一方面支持了美国人的消费需求。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有钱，美国人的消费越来越旺盛，同时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增长。中国通过10年巨额的资本项目顺差和贸易项目顺差的“双顺差”，从1999年12月的1456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12月的1946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12倍。在外资大量进入的情况下，传销系统开始形成“良性循环”。随着外商投资的外汇增加，让系统能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和设备等物品，社会经济开始“盘活”，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复苏又让中国的生产能力增加，中国可以加大对于沿海地区的建设，支持中国的“出口导向”，将中国产品卖到全世界，进而增加更多的贸易外汇。这些贸易外汇回到国内换成人民币，一方面进一步扩大生产，一方面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推高房价。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更高的房价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进一步增加系统从国外购买工业产品和设备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开发能力和出口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实现了数年的快速增长，而且中国货卖到了全世界，挤垮了不少国家的中低端产业。

　　如果没有“外向型经济”，中国基本要回到原始社会。不论“出口导向”还是“外资依赖”，都意味着中国进入“外向型经济”阶段。外资进入之前，中国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人们除了使用几十年前从苏联引进的老旧汽车和机械之外，还是处于人拉肩扛的状态。而且，这些老旧设备数量也非常少，远远不够基本的经济运行。即使进入1990年代，大多数城市的公交车仍然非常破旧，而且公交车数量很少。公交车的状况反映出，中国缺乏基本的生产能力。所以，从工业角度，传销系统也被迫进行“改革开放”。因为再不“改革开放”，中国几乎所有的设备都要淘汰，中国人自己又不会造机器设备，所以要完全回到原始社会。 North Korea就是从工业社会退回原始社会的典型例子。在1980年代的时候，在苏联的支持下，NKorea的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已经非常齐全。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NKorea的机械化就戛然而止，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农用机械还是平壤公交车，都在折旧和淘汰。很快，农业又回到手工时代，而大多数的人们也是“交通基本靠走”，也就是原始社会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NKorea已经没有经济可言，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问中国和国际要援助。另外，NKorea还印刷美元现钞，种毒品倾销到中国等。对内实施货币“改革”，用很少的新货币兑换旧货币。实在不行了，就直接把中国海域的中国渔船拉到NKorea海域，扣押渔船和人员，索要赎金。当然，NKorea的作为并不稀奇，只是向1930年代的红军学习而已。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也专门给底下的部队小册子，让部队如何对富人绑票，并且拿到较高的赎金。到了陕北之后，tg 进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种鸦片卖钱。后来，也印刷金圆券购买国统区的物资，并且加速金圆券成废纸。朝鲜战争后，旧版人民币也因为严重通胀成为废纸，然后用新人民币对旧版人民币。而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要回到朝鲜这种状态，并且再回到当年的状态。不过，中国太大了，总不能全国人都种鸦片、都印美钞、都去到其它国家和水域绑票。所以，只能够通过相互斗争“内爆”的形式，进行自我消耗

　　
　　“外向型经济”的结果是，中国对于资源的挖掘能力大幅提高。外商和外资进入后，首先带来的是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和扩张，尤其以港资和台资为主，还有韩资、日资企业等。这些企业有设备、有资金、有“管理”，还带来了“市场”。“市场”指的是海外的订单，让传销系统获得外汇。“管理”的意思是，能够以最高效的方式，榨取打工仔、打工妹的劳动。很多打工仔、打工妹在这些地区的血汗工厂做奴工，在恶劣的工厂环境中，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个月休息1-2天。等这些企业赚了钱，就需要当地建设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这时候，西方大企业开始进入，在中国进行投资，或者部分股权收购中国企业，或者与中国合资办厂。载重汽车、工程机械等大型设备生产线、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基本来自于外资企业。不被外资企业进行股权收购的，就要被市场所淘汰，因为技术差距太大。有了这些大型设备，就可以大规模进行铁路、公路、港口、市政、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当公路开始向内地延伸的时候，也意味着内地的资源开发可以更加方便快捷。而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建材等产品生产，大量外资或者从国外购买的设备，通过已经建成的公路运输，又支持了这些企业的快速扩张。当出口加工等轻工企业、大型设备等重工企业、钢材水泥建材等资源企业、各种建筑工地获得快速发展之后，水电油气等基本资源又变得稀缺。于是，大量水厂、电厂、炼化厂等设施需要上马，而外资企业生产的水处理设备、发电设备、炼化设备等各种基本资源利用型设备又开始大规模生产和配套。可以说，在出口创汇、外资投入、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管理投入等等投入的基础上，中国的生产和资源开发能力进入现代社会。在“改革开放”初期，系统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过了一段时间也不提了。因为，当小农们真正开始了解世界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和世界相比，不论人们的思想知识技术，还是社会系统能力，都处于原始社会状态。随着中国外资的大规模引进，确实依靠外资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但是“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等内容都实现不了。

　　“外向型经济”的结果是，中国社会从地域上差距变得更加巨大。由于整个经济向沿海地区“倾斜”，所以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显著。沿海地区是主要的出口加工生产基地，主要的外资企业集中地。因此，沿海地区聚集了主要的出口生产加工系统，主要的重工业系统，主要的港口公路、市政等基础设施，还有大量的电厂和石油炼化企业等等。而且，沿海地区汇集了中国的主要资金，所以很多当地民众变得有钱。而沿海的有钱人进行买房买车、大量购物、外出旅游等等经济活动，显得经济更加活跃。沿海经济活跃度高又吸引外国人和内地人到沿海工作和生活，进而增加沿海经济活跃度。总的来说，内地有钱人或者有能力的人，流向沿海地区的比例更大。随着内地人越来越流向沿海地区，内地越来越失去经济活力。另外，主要工业系统集中在沿海，就意味着资源供应主要来自内地。在这样的形势下，1990年代朱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开始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而且内地资金大量外流到沿海，也让内地对于沿海的“发达”也非常眼红。但是，由于内地的人才大量流失，或者基本没有人才，所以内地不能够依靠知识和技术赚钱。所以，内地只能通过出卖自然资源赚钱，比如出卖资源矿产。问题在于，任何资源矿产的开发，都会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污染或者严重污染。山西是中国的产煤大省，而山西的煤污染极为严重，而且全省六分之一面积的地下都被挖空。贵州、山东等地开发金属矿产，造成当地的严重污染。云南砍掉原始森林，开始种上巨桉树，提供造纸原料。生长迅速的巨桉树对土壤肥力严重损害，造成了很的地方的荒山秃岭。另外，在国家的能源规划上，通过西部发电供给东部，实现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格局。西南部水电的代表是三峡工程，不仅对中上游的重庆造成严重的气候灾害，也对中下游的河流湖泊造成严重的生态波动。西北部火电厂进行煤矿的“坑口发电”，给东部输送清洁高效的电力能源。而西北部一些“西电东送”的地区，一方面经历煤矿开采的污染，另一方面经历火力发电和废渣污染。另外，山西作为产煤、发电大省，基本上每周都经历断电。在冬天或者夏天的用电高峰期，甚至可以经常断电，有时一周可以达到2、3次。所以，沿海地区的先进、富裕、发达和内地的落后、穷困、污染破坏，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随着外资进入，“条块分割”更有效地刺激经济，也造成更强的“城乡差距”、“沿海内地差距”和“个人贫富差距”。在1990年代中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医疗“市场化”，因此医药费已经非常高，看一个感冒就可以花100、200元。随着朱实施“医疗市场化”，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经验”开始大范围向其它地方推广。在国家对城市居民实施“免费医疗”时期，医疗费用很低。即使农村人到城市医院看病花钱，也费用也相对较低。因为，国家已经负责了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城市医院只收农民人工费和医药费。当然，由于中国日益回归原始社会，因此绝大多数医院也都缺乏医疗设备，医院也越来越原始化。即使“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家越来越缺钱，即使知道国际上有先进的设备，国家也没钱购买。而随着“医疗市场化”的全面推广，国家不再负责医院的建设。不仅如此，国家还要从医院运营中收取各种税费，也就是从中牟利。这样的“市场化”结果，反而导致医院的“大发展”。医院按照广东的“经验”，贷款进行新大楼建设，并且大量购置进口新设备，并且对患者进行高收费。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产品获得大量的“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传销系统不仅卸掉包袱，还能够从医院获得大量的收入。而且，传销系统可以通过药物审批，对药厂、医疗设备企业进行大量收费和税收，获得丰厚的收入。医院可以通过对患者的高收费，偿还各种贷款，并且支持体制内中高层的庞大医疗费用。就这样，依靠医院的庞大产业链形成了，其中受益最大头是传销系统，其次是药厂和医疗设备厂，再次是医院，而患者则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由于医疗系统的传承关系，医院主要集中在大医院和沿海地区。当然，“条块分割”的作用在于垄断，通过垄断保障医院的利益，进而保障整个传销系统的利益。在“医疗市场化”过程中，王永庆曾经希望在大陆建立高质量、低利润、价格适中的非盈利医院连锁体系。本来王永庆计划开设数十家医院，让自己钱能够以慈善方式运营，造福整个社会，也让自己在历史慈善上留名。没想到，王永庆开了第一家医院后，不论从服务、技术、管理上，对整个医疗系统造成强大的冲击。为了防止王永庆对于整个医疗产业链的作用，再也不让王永庆开更多的医院。

　　医院、学校等系统对于加大“城乡”、“沿海”、“贫富”差距，具有显著的效果。在前30年，医院主要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为传销系统中的“上线”服务。“改革开放”后，沿海一些地区的医院也开始建立，开始为外国人和沿海经济服务。这意味着，中国主要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同时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则基本上没有高质量的医院，也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医生。所以，有钱人得病之后，大量涌入大量城市看病。有的人得重病之后，一家人陪同看病，少则一两个月，多则数个月。每个病人到城市看病，综合各种费用，少则上万元，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元。而且，随着内地环境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到大城市看病，给大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同样道理，中国的大学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形成重要的地方经济来源。从1990年代的“大学产业化”之后，大学生不仅需要交付高昂的学费，而且大学生活费也大幅上涨。最初，大学生上大学不用交宿舍费等各种费用，而且学校食堂有费用补贴。 “产业化”之后，各个大学开始进行巨资贷款，进行大规模建设，招收更多的大学生。大学生进入大学则需要缴纳公寓费以及各种学杂费，替大学的巨资建设买单。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往往都已经花掉家里很多钱。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贫困落后的中小城市和农村，而是选择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找工作。很多“穷二代”、“农二代”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成为生活在大城市边缘的“蚁族”。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呆在大城市，也不回本地老家。因为，虽然大城市生活艰难，但是能够感受到大城市的变化，看到大城市的“先进”。如果他们回到家乡，大学学习的知识基本上没用，而且还得天天感受小城市和农场的破败、萧条和污染。所以，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们在读书的时候，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成“抽血”作用。毕业之后不回中小城市和农村，造成这些地区的年前人才长期流失。所以，不论医疗还是大学，都形成加剧差距的重要手段，让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社会差距更大。

　　在“条块分割”的作用下，中国的“城乡差距”日益加大。不论“外向型经济”还是“内需”，不论沿海还是内地，传销系统都要获得利益，这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条块分割”同样按照行政区划进行，也就是央企和各部委、省市、地市、县镇的“层级”进行一层层“收割”。由于沿海经济的迅猛增长，也开始带动内地的经济。内地虽然没有沿海地区的钱多，但是通过为沿海地区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也能从经济链条中获得一定的利益。而内地的各央企和党政机关，一方面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从地方经济增长中获得主要的利益份额。比如，地方党政通过大力招商引资，或者吸引外资入驻，或者大规模进行资源开采。通过这样的方式，地方上也开始变得有钱。同时，金融机构向房地产倾斜，通过“大产权房”的界限，以房贷推动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如果不界定“大产权房”和“小产权房”的区别，那各大城市周边的农村的农民们都可以自己盖房子进行销售。因为，只要有土地，随便找个建筑公司和监理公司，从某个地方找一套图纸，就可以开工建房子、买房子。如果这样的话，房价很难上涨，因为农民随时可以盖出天量的房子。如果房价没有上涨，地方财政也没有收入。而通过“大产权房”的概念，金融机构对其进行贷款支持，让其价格走出“独立行情”。 “大产权房”的情况和中国大陆的股市一样，能够上市的股票虽然都是纯垃圾，但是就能够炒出高价。而如果没有股市支持，纯垃圾的企业早就已经破产倒闭，股票也不可能存在。随着“大产权房”的价格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从银行贷款，或者进行炒房，或者做“房奴”买房。随着房价上涨，地方开始大量卖地，并且征收大量房地产相关税收。从房价构成来说，土地拍卖价格和各种税费占到整个房价的大头，这些钱都进了地方传销系统的“口袋”。同时，由于系统压制周边农民们的地价和房价，所以形成极大的价差。传销系统通过低价对农民土地进行征收，然后高价进行土地拍卖。而，巨大的价差就意味着尖锐的利益矛盾，也就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因为利益差异过于巨大，因此强拆事件屡屡发生。其实，如果做个大致调查就会发现，除了北京这样的少数地区给一些拆迁户优厚的补偿外，都对拆迁户进行很少补偿，并进行强拆。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早期进行房地产开发时强拆，也成为拆迁的主要方式。就这样，通过强拆+卖地+“大产权房”贷款，传销系统有效地保持了“大产权房”的高价和被征地土地房屋的低价。

　　
　　从根本来说，只有农民的穷困，才有中国城市的发达。而传销系统通过强拆强征和“条块分割”，将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利益之外。在房地产上，房地产商在传销系统的授意和支持下，通过强拆的方式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到土地，然后再高价卖出土地上密集的房子。大量被强拆户对于地方的做法深恶痛绝，因此持续上访，希望省里、国家能够解决。这就回到中国的历史，中下层贪官越多、越凶狠，草民就越希望出来“清官”、希望“皇帝圣明”。实际上，这种低价强拆是支持系统生存的关键手段。因为，只有强拆，才能剥夺农民的利益，支持城市的扩张；同时让农民对城市具有畏惧心理，觉得城市“高高在上”。如果拆迁价格高，传销系统就不可能提供大量的免费土地来招商引资，就不可能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没有大量外资，中国的传销系统已经瓦解。所以，只有通过强拆或者威胁强拆的方式，传销系统才能保障自身利益，获得发展壮大。同样道理，传销系统还持续压制粮食价格，让种粮保持在基本上无利可图的状态下。因为，如果粮价高，农民获利丰厚，必然会保卫自己的土地，强拆成本和难度也会显著增大，大量低成本企业也不可能进入大陆。而低粮价让农民觉得种粮食无利可图，觉得土地不值钱，所以占用耕地也顺利得多。而且，在粮价高的情况下，农民们更愿意在家种地，而不是去“血汗工厂”没日没夜地做奴工。毕竟种田的农忙时间较短，而到“血汗工厂”做奴工是成年累月。如果粮价高，农民收入较高，做奴工的生活成本更高，农民做奴工要求的工资也以几何级数增长。所以，强拆可以通过暴力从精神上摧垮农民，而低粮价可以通过经济手段从精神上摧垮农民。两者相结合，让农民对土地毫无珍惜的概念，随时希望离开土地生活。所以，农民们羡慕城市生活，如果能够给点钱、再弄个城市户口，很多农民会非常乐意“国家”把地征走。另外，当农民不珍惜土地的时候，也不会在意工厂的污染问题。所以，各种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随意排放污染物。即使污染了土壤、水源和粮食，随便给农民一些补偿就可以解决。而且，农村赚钱很少，生活成本却并不低。在系统“条块分割”的形势下，农村的电费比城市贵很多，山西作为发电省和电力输出省，电费比北京还贵。另外，北京的生活日用品比山西太原还便宜，到了底下的县镇，则充斥着假冒伪劣。考虑到水电油气等央企收费、教育医疗、各个部委的政策，尤其是“腐败成本”，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好得多、中小城市比农村好得多。也就是说，根据传销系统的不同级别，级别越往下的地区，直接掠夺更加明显、更加激烈。而这些对于农民、土地、环境的掠夺，支持了大城市的发展和扩张。

　　农村的穷困也加剧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当农场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对城市的崇拜也有增无减。当然，农民们的崇拜也是有基础的，因为农村越来越破败。一些农民有钱之后，也会把钱存到银行吃利息，或者到城市买房住，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也就是不论农民有钱没钱，都觉得城市生活好，有钱人再到城市买房“发展”。不论山西县城的煤老板到太原、北京大量买房，还是温州为代表的小县城商人到杭州、上海和全国各地炒房，都是农民发财致富后，进一步将财富向大城市集中。山西很多煤老板可以买上百万的豪华汽车、可以在太原北京卖几十套房子，但是在本地连房子都没有。因为一出矿难的话，直接就可以离开本地，毫无牵挂。也就是将赚的钱带走，将破坏和污染留在当地。当技术都在沿海、资金都在沿海和大中城市，人们自然也会大量流向沿海和大中城市。所以，在1990年代到2005年左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期，珠三角和长三角吸引了大量的内地人口。当时，由于“外向型经济“还没有完全发育，所以内地大城市相对比较“沉寂”。表现在楼市上，就是广东和长三角的房价首先上涨。大致从2005年之后，“外向型经济”壮大，尤其是“国际游资”开始大规模进入，给传销系统创造了发展空间。这个时候开始，以北京和资源省的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地区，因为有了大量的资金，开始了“加速增长”的过程。而且，北京的房价开始大幅上涨，人口开始加速暴增，人口数量差距和上海相比急剧减小。当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始“加剧增长”，意味着城市对于农村的“抽血”日益严重。等内地大城市开始依靠体制，尤其是沿海波及效应，开始经济增长的时候，这些城市对于农村的劳动力形成了“枯竭式虹吸”作用。当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时，大量农村人口虽然羡慕沿海地区的经济，但是因为离家太远，因此只有一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等到了内地大城市扩张加快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年基本上被抽干，基本上都已经到城市里打工。而且，城市的繁华景象，对于青壮年有着绝对吸引力，大多数人直接为了这种吸引力到沿海或者城市。即使有青壮年留在农村家里，也被人们看不起，所以不论情况如何，都要到城市打工。留在农村主要是老弱病残，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的人们。在农村种田的，基本上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这些老人自己种点田够口粮，如果有剩余，再稍微卖点换现金。所以，在2005年之后，“城市化”和“人口红利”的概念开始变得非常火爆，人们一说就是经济和房价将随着这两个因素而持续提升。但是，人们不去农村做实际调查，不看看农村已经基本没有壮劳力，老弱病残又不可能到城市。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总之，农民们不论在土地、资金还是人工等方面，都为传销系统的“外向型经济”和“条块分割”做出了基本的贡献。

　　当“外向型经济”形成后，中国资源不知不觉中就不够用了。当“出口导向”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和资源还能够自给自足。毕竟“出口导向”时期，出口的数量较少，而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产品。不过，随着“外资依赖”形成，中国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汽车机械等重工业也得到迅猛扩张。之后，中国的资源就完全不够用，无法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从资源和农产品出口国，变成绝对的进口国，进而变成世界第一大资源和农产品进口国。其中，中国大量进口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澳洲和巴西的铁矿石、美国和巴西的大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一方面大量出口加工产品，并且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和建设，另一方面需要进口越来越多的石油、矿产、粮食等大宗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大宗产品价格逐渐攀升。尤其到了2006年之后，以股市大幅上涨为代表，中国的产品出口和内部工业建设开始进入高峰阶段。同时，中国需求的增加导致世界大宗资源和农产品完全失衡，大宗产品价格也开始的温和上涨，逐渐进入迅猛上涨阶段。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西方种粮成本显著加大，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粮食供应开始出现缺口。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因为经济停滞、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因此粮食消耗显著减少，因此还有沉重的库存。在加入WTO之后，尤其是招商引资日益活跃，大量肥沃的农田被侵占，而且经济也日益活跃，粮食消耗量增大，粮食开始慢慢不够吃。但是在这个时候，粮食的缺口仍然很小。因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开始向农民销售高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激素等产品。这些产品的推广普及，让农民在较少的土地上，都能够生产出较多的农产品。2005年后，胡温免去农业税，还给农民发一定的种粮补贴，也部分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了当时的粮食供应。而且，由于2000年代初期的沉重库存，即使粮食出现缺口，也可以通过库存消耗进行化解。不过，在2007年，因为养猪的税费过高、同时饲料等养猪成本增加，导致农民失去养猪积极性，进而引发猪肉价格暴涨。这种价格暴涨，虽然不表示中国已经缺粮，但是说明系统对于农民的压榨，引发的弄产品供求改变，进而形成价格的重大改变。而这个重大改变，成为后来经济变化的一种预兆。

　　
　　随着“外资依赖”的深入，“出口导向”终于被压垮。 2006-2007年，中国“招商引资”进入“大丰收”阶段。在外资的推动下，中国产品生产能力达到巅峰状态，大量的出口产品挤满了港口码头、公路。这些产品大量出口到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同时，中国内地建设也如火如荼，而且私人轿车也急剧增加，引发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在太平洋对岸，美国人一方面大量进口和购买中国产品，另一方面消耗着越来越昂贵的油价。终于有一天，美国人承受不了，再也没钱借贷消费了，结果“次贷危机”波及到世界经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直接跌入“冰窖”。中国大量的出口企业因为没有订单而倒闭。实力稍微强一些的企业也在苦熬。在危机初期，全球各国政府恐慌性进行大规模刺激政策，中国、美国、欧洲都以不同方式试图挽救经济。其中，中国进行号称“4万亿”的超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样的计划受到国际的普遍赞赏。结果，经过3年多的印刷钞票，中国货币总量增加了40多万亿，总量是“4万亿”的十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和铁公基等建设“如火如荼”，吸引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建筑工程市场。同时，全球范围超大规模的挽救措施，让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中国出口也一度回暖。当然，这时候的“回暖”和2006、2007年的“如日中天”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对于活下来的出口企业，明显感觉到经济复苏，订单开始增加。虽然利润越来越薄，但是因为订单比较满，所以企业觉得还能够接受。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让出口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另一方面，工人对于工资要求明显提高，让已经极为微薄的利润无法承受，出口加工企业老板难以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老板只能小幅提高员工薪酬待遇，同时大量打出广告招收员工。但是，由于工资太低，招工人招不满，因此出口企业老板减少接受订单的规模。老板们总觉得，只要订单比自己的生产能力多，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没想到，美国出口一直处于反复，而欧洲危机也在加温，结果到2011年底-2012年初，外贸订单急剧减少，引发更多出口企业倒闭。剩下的大多数企业也重新苦熬，希望自己能够挺过2011-2012年的萧条期。而这个萧条期比2008年的形势还明显恶化，而且除了面临继续恶化的局面外，已经看不到希望。即使有些订单因为季节因素而稍有回暖，但是基本都是中短期订单、散单，而长期订单、大单基本上消失。这样2010-2011年比2006-2007年差、2012比2008年的“冰窖期”甚至更差，也就是一波比一波更差的情况，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导向”已经基本终结。（待续）

　　作者：zjm0214　回复日期：2012-05-17 15:47:09　回复

　　楼主说了一大段，核心思想就是官如何控制民，好为自己谋利的。官民矛盾。另外一点是劳资矛盾，楼主似乎未曾涉及。当今社会，仇官与仇富并行不悖，不解决这两个矛盾，危机就会越发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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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帖子里说的很清楚，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企业家、资本家。银行都是国家的，能有个人资本家？这次是作坊式加工厂先关门倒闭，结果比奴工们还惨，并且导致奴工没工作、没饭吃，从哪儿来劳资矛盾？现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太多了，不论是故意的，还是自己无意识的。

　　作者：白骨树林　回复日期：2012-05-17 20:25:21　回复

　　@生于0715 2012-05-17 19:04:53
　　作者：zjm0214　回复日期：2012-05-17 15:47:09　回复
　　楼主说了一大段，核心思想就是官如何控制民，好为自己谋利的。官民矛盾。另外一点是劳资矛盾，楼主似乎未曾涉及。当今社会，仇官与仇富并行不悖，不解决这两个矛盾，危机就会越发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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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jm0214 2012-05-17 19:37:38
　　楼主此言差矣。我对当老板的向来并无恶意，但，仇富现象存在是事实。很多时候，我比较敬佩他们，但有时候，又觉得他们很可恨，假冒伪劣、偷税等等，多数情况下，都是老板指挥干的，打工的只是马仔，大头都被老板拿去了，工人只喝了点汤。当老板的又很可怜，操不完的心，要应付官家，还要防止手下的工人出内鬼，原因很简单，你老板的产业又不是我工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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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富现象之所以存在，有一大半的功劳要记在官媒身上，就好像几十年前宣传万元户，宣传下海经商，那时候需要甩包袱，需要降低就业率，现在则需要通过仇富的宣传转移民众对Zf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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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仇富是仇的谁，到底是仇依靠体制的富人，还是仇的自己辛苦赚钱私营老板？ 7、8年前，郎咸平忽悠无脑的小白们，说私营老板可恨，于是大家都开始仇私营老板，然后支持郎强调的“大政府、大国企”。现在，小白们发现，原来蛋糕都被体制弄走了，依靠体制的人富了，大家都穷了。而且，私营老板发电比电网价格低三分之一，大家也都看到了，周围的人也得到了实惠。这时候大家怎么想？还仇私人老板？不把富人进行划分，就直接说富人是资，这需要什么样无视事实的精神才能做到？

　　
　　尾声：

　　2009年之后，“外资依赖”快速替代“出口导向”，也决定传销系统走向终结。 “外资依赖”的结果是，国际游资成为支持经济的主力。 “出口导向”衰退的结果是，沿海地区开始瓦解。这个瓦解不是经济的衰退，而是整个社会的瓦解。 “外资依赖”在短时期刺激传销系统，让传销系统达到巅峰。但是，随着游资的枯竭，传销系统也快速衰落，社会资金链开始断裂。一旦国际游资开始撤离，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崩解，大物理就拉开序幕。

　　从利益分割的角度，中央单位享受外资，而地方则依靠人民币印钞。我在2011年初分析“资金链即将断裂”的内容中，对体制内的资金分配状况进行过分析。结合“外资依赖”的特点，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中国体制经济的状况。按照“条块分割”的级别，央企和各部委的“条”是体制内的核心单位，由传销系统的“最上线”们直接掌控。而“最上线们”只对国外的东西感兴趣，所以这些“条”在具有消费优先权的情况下，首先选择消费外汇。不论这些人的所有生活用品，还是办公场所的上千万吊灯，都通过外汇购买。2009年初的时候，我在北京和朋友一起开着车在路上走。当时，朋友提出一个疑问：“最近我看到路上突然多了很多好车，都是奔驰s级和宝马7系，而且还都没有上牌，这到底怎么了？” 他说的时候，我也突然意识到，进口豪华车在迅速增加。进入夏天之后，在一些北京的路段上，已经随处可见新的豪华进口车。这就是在北京-央企和各部委集中的地方，“上上线”们进行的消费选择的一个体现。同时，地方的“块”则属于体制的相对外围，不能直接获得外汇，因此主要消费国内的货币，也就是人民币的新增贷款。地方上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国产货拉动。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毕竟外汇比较少，而外汇能够在全世界买到好东西。尤其是地方开始大规模经济刺激后，如果都用外汇买东西，直接就可以把国家外汇储备快速消耗光。所以，系统内不同级别的单位，按照相应的级别进行质量和数量的消费。比如，高铁以消费外汇，大量进口系统设备为主；以国内的施工，消费人民币为辅。与之相对比，地方建设以房地产、公路、市政等国内施工，消耗人民币为主导；以进口小件产品,消费外汇为辅。所以，从“条块分割”的角度，分析外汇和人民币的消耗，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系统资金分配状况。当然，由于中国只有一个北京，以及少量的沿海大城市，而存在广大的地方机构，因此通过外汇购买的产品相对较少，而大多数都是通过人民币进行消费。当“外资依赖”和“内部印钞”两方面成为中国经济主导的时候，中国的内地经济开始火爆起来。需要说明的是，在传销系统经济开始火爆的同时，也意味着沿海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在“外资依赖”和“4万亿”内部印钞的共同作用下，内地经济开始变得火爆。由于内地打工者纷纷回流，沿海地区也日益冷清。从地理角度，沿海出现体制经济重点转移、打工者回流的“双重”效应引发的衰落；同时，内地经济表现得异常繁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走到了尽头。

　　沿海地区是“出口导向”的主要区域，其经济和社会主要依靠出口。当经济增长、赚钱多的时候，沿海地区能够吸引大量的内地人口，到沿海地区打工。以广东东莞这样的地区为例，其经济和社会基本依靠出口加工。根据维基百科，2006年东莞常住人口为1000万，而户籍人口为165万人。由于当地工厂存在大量瞒报情况，因此人们估计常驻人口更多。这意味着整个东莞人口中，将东莞当做自己家的人口只有165万，但是整个城市的人口容纳量达到户籍人口的6倍或者以上。这意味着，在东莞成为出口加工为主的城市之前，只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随着东莞加工业的扩张，大量人口开始涌入东莞。东莞的大量农田被填埋，修成公路、厂房、楼宇、其它设施等。随着人口大幅增加，人们需要食、住、行、购物、娱乐等等各种功能，对地区基础设施造成沉重的压力。于是，整个城市的市政建设以1000万的规模进行建设，通过这样的方式，新建的设施容纳了1000多万人口。另外，各种私人服务设施也大量完成施工，配合1000多万人的各种需求。比如，私人建设不仅仅反映在房地产商建房上，更反映在租房市场上。由于大量人员到东莞打工或者做生意，因此催生了当地火热的租房生意。很多本地人在自家盖起楼房，给收入相对较高的打工者、或者做小生意的人们居住。这些出租房条件尚可，和房地产开发的成片小区相比，价格又相对便宜。因此，这样的出租房吸引了大量的租户，也给当地房东带来比较不错的收益。另外，当出口工厂生意好的时候，东莞的各种服务业也变得非常兴旺。比如，东莞建立了大规模的商业贸易场所，包括服装市场、电子市场等等。另外，为工厂和商业贸易配套的还有各种酒店、酒店内各种相关服务等等。不论商业贸易还是中高档酒店，都属于中高消费的服务业。同时，城市中更多的是中低消费的服务业，尤其是给众多中低收入打工阶层提供日常衣食住行用的行业。不论出口加工业、相关配套行业，还是各种服务业，都有众多的从业人员。很多从业人员的家属也随着这些从业人员来到东莞，居住在东莞，支持了东莞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随着“出口导向”终结，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开始解体。沿海地区依靠“出口导向”发家，所以也要因为“出口导向”不复存在而瓦解。当东莞达到1000多万人的时候，很多人都为东莞的繁荣兴旺而叫好。但是，当人们在赞叹沿海地区兴旺发达的时候，却忽略兴旺背后的危机。从人口构成的角度，绝大多数人住在东莞都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了长久居留。也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东莞出口旺盛，收益多的时候，人们大量涌入东莞。但是，不论东莞当地人，还是外地到东莞的人，都不认为东莞是自己的家乡。比如，当创造GDP的时候，人们就会说沿海地区有多少常住人口。但是，计算人均GDP的时候，就会直接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将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排除掉。从这个角度，外地人在东莞没有任何归属感，不会把东莞当作自己的家。当然，即使他们想把东莞当做家，超过90%到东莞的打工者也因为收入很低，基本上只够吃饭，根本买不起房。所以，只要打工者收入降低、或者其他地方收入提高，就必然会离开东莞，到新的地方去打工。 2008年之后，“出口导向”经济急剧滑坡，用工需求急剧减少，东莞人口就开始明显减少。同样道理，一旦沿海地区的加工厂集中关门倒闭，也会直接出现外来人口大量离开的情景。在2009年初，无数加工企业因为订单消失，恐慌地让工人放假，导致大量农村到东莞的务工人员提早返乡。 2010-2011年，虽然国际需求有一定缓解，但是东莞人口开始经历显著减少的过程。 2011年四季度-2012年，东莞人口的下滑更加明显，人口减少已经不可掩盖。也就是说，随着东莞出口的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东莞。所以，即使东莞招工需求显著减少，但是仍然遭遇“用工荒”。进入2012年，东莞和其它沿海曾经靠出口加工而兴旺的地区，不仅面临经济急剧下滑，更重要的是人口开始显著减少。到了2012年，很多行业和企业老板认为形势比2008年还恶劣，但是经历过2008年之后，情绪变得“相当稳定”。但是，如果到了都撑不下去的时候，工厂老板们绝望地关门、让工人放假，就是另外一次“返乡潮”。在这个时候，经济下滑就不仅仅是经济下滑，而是整个社会完全解体的问题。可以想像一下，当基础设施都已经修好，房子也都盖好，但是没有人住，这是什么感觉。当整个社会都将以房子、车子、工厂、商铺等计算自己财富的时候，突然发现没人居住、使用这些东西了。

　　“出口导向”结束后，沿海地区的社会解体是个加速的过程。当人们只考虑钱的时候，必然会因为钱而聚拢在沿海，然后毫不留情地因为钱而抛弃沿海。不论东莞的服务业多么有名，但这些都是表面的浮华。东莞服务业能够兴旺，原因还在于深圳、东莞等地发达的出口加工业。一旦出口加工业不赚钱，所有为出口加工业提供支持的服务业，全都将烟消云散。从用人来说，出口加工业滞后于社会经济变化，而服务业滞后于出口加工业。比如，一个出口加工工厂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从小做起，业务极为繁忙，订单做不过来。过了一段时间后，工厂有了一定积累，开始扩大生产规模，进更多的机器设备，招更多的人。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进行大规模的扩展和升级。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很多工厂规模已经很大之后，各种中高档酒店等服务业、服装市场、电子市场等商业贸易、房地产、市政设施等才发展起来，整个城市看上去变得非常繁荣。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仍然拥挤在工厂中，为整个城市提供基本的收入来源。当外贸出口大幅减少的时候，大量工厂倒闭，很多工人因为没有工作而离开城市。初期，人们并看不出来太多的问题，因为这些人的减少只意味着城市经济“增量”停止。而且，因为工厂倒闭，工厂老板无法再进行企业运营，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手头的钱反而变得充裕。所以，从2009-2010年，更多的老板们开始投资房地产、放贷、买车、更多地消费娱乐等等，反而促进服务业的兴旺。不过，这种兴旺是“初期”现象，真正的困难时期还没有到来。只有进入“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老板发现势头不对。有的企业关门倒闭，有的进一步缩减生产，经济溃势开始明显表现出来。我在2011年初的时候写“2011的波澜壮阔”，就是因为经济社会解体已经进入中期，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很多人无法理解，觉得经济似乎回暖了，怎么可能会“波澜壮阔”。到了2011年中，还有人质疑我的判断，认为没那么快。结果，从下半年开始，溃势变得非常明显。到第四季度，不仅铁路万里大停工，工厂老板们也已亏损累累。这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着急，希望能够找到“出路”。很多有实力的还在坚持，希望能够“挺过寒冬”。但是，进入2012年之后，老板们发现，“挺”的结果不是形势变好，而是越来越差，很多人也因为“挺”而倾家荡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挺不下去，经济和社会瓦解速度也在加快。

　　
　　经济不好的时候，沿海地区的加工厂老板们面临“指数级”的困难。作坊式工厂的小农老板们，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很多工厂老板们觉得，虽然经济不景气，总有企业能够生存下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剩者为王”。老板们都在想着，等熬过一段时间后，其它工厂倒闭了，自己就会好起来。因为，不论经济怎么变化，业务总是有的。当市场淘汰一个竞争对手，自己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订单，也就有机会活下去。从很多人的角度，这样的思维方式看上去很合理，人们觉得这样想没有问题。不过，当人们这样想的时候，就表现出明显的小农思维，也就是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的想法。这就是小农老板们的死亡局限，不从时间的角度考虑，不从空间的角度考虑。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社会成本”问题，也就是体制成本带来的“指数级”负担。小农老板们只从自己的生意角度思考，但是不思考“社会成本”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设施”问题。我在“2011年的波澜壮阔”中也论述过，每当一部分工厂关门倒闭，剩下的体制费用就要集中压到还没倒闭的企业头上。这些企业的成本不会降低，只能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因为每一波工厂倒闭之后，也会引发相应的服务企业倒闭，人员进一步减少。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工厂倒闭之后，对于城市税源来说，是以三个层级的方式减少。而城市成本难以压缩，因此都要摊到剩余的企业头上。所以，越是经济困难、企业倒闭的多、剩余的企业在挣扎，摊到剩余企业头上的税费就越沉重。同时，这个税费还不是单级，而是指数级。我在“城市成本论”中说过的，城市是建设、运营、维护成本极高的“三高”经济运行体。随着城市的扩张，相应的成本也在“三高”的状况下，以三个层级增加。每当城市进行一轮扩张，比如从2环路扩张到3环路，即使面积只扩大一倍，城市建设成本都要增加一倍以上。这个建设成本不可能立即摊销，而是通过城市负债的方式摊销到未来，让未来的城市形成沉重的负债。当城市扩张到3环路后，整个城市的各种运营费用，包括交通、治安等成本也成倍增加。而且，各种修缮的费用也成倍增加，包括交通修缮、楼宇修缮等等各方面修缮。所以，城市每扩张一个级别，都导致城市成本的三层级增加。当城市扩张后，这些成本都要摊销到企业头上。这也意味着，每一波企业倒闭之后，剩余企业不仅要承担已经倒闭的企业费用，还要承担多出来的城市“三高”费用。所以，剩下企业的单位税收将以“几何级数”增加。即使仅仅考虑到这样的因素，还不考虑未来世界经济可能更差、出口更少，沿海地区的企业都没有出路。只不过，小农老板们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考虑不了这么多，所以老板们还都在撑着，希望有一天能够“好起来”。

　　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加速之后，将是“断崖式”的经济和社会的瓦解。小农们最不缺的就是“信心”，也就是“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因此，小农们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觉得“明天会更好”。即使小农们吃着瘦肉精的肉、避孕药孔雀绿的鱼、喝着三聚氰胺雌激素抗生素的牛奶、甲醛农药重金属的菜，而且即使这些菜价翻倍地上涨，小农们还是觉得未来有“希望”，所以个人“要理性”、“不要太悲观”。同样道理，小农老板们一直在“硬挺”，大家都在亏钱撑着，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每过一段时间，一部分老板亏光了，被迫关门。这些老板才发现，信心还需要黄金支撑。没有黄金支撑的信心，结果就是一贫如洗或者直接跳楼上吊。但小农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钱已经损失惨重、甚至倾家荡产，再也赚不回来。剩下继续“坚持”的小农老板们不关心已经垮掉的小农老板们的境遇，不思考自己的“退路”，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些小农老板们虽然还“撑着”，但是随着亏损的持续，“家底”也越来越少。不过，不论小农老板人如何“硬撑”，如何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都必须用黄金来应对“几何级数”增加的相关税费和非税费（比如说罚款）支出。不仅生意越来越潮，税收的负担更让剩下“硬挺”的企业更加速损，也让一直怀有“一线希望”的企业老板们逐渐绝望。到某个时间点，大多数企业或者血本无归、或者小农老板们“群体式”乌合之众的心理完全崩溃。当小农老板们都觉得没希望了，绝望情绪开始传染，就会在某一段时间集中关门。这个时候，大多数工厂就会集中关门，经济形成“断崖式”瓦解。同时，服务业也同样撑不下去，也会集中关门停业。在这些地方打工的人再也找不到工作，纷纷离开沿海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沿海地区就会面对“人去楼空”的结果，这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比如，东莞常住人口为1000万，户籍人口为不到200万。假如出口加工厂相当一部分关门，整个城市只剩下500万人，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变成“鬼城”。需要说明的是，到时候由于离开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而剩下的人大部分是曾经依靠体制、收租等生活的人群，缺乏基本的谋生技能。这些人别说生产产品进行销售，就是进行城市清洁工作，都难以胜任。当内地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沿海之后，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得饿死。

　　“断崖式”瓦解一旦开始，势不可挡。在2010年第三季度，我曾经分析过经济和社会的“断崖式”下跌。似乎一片欣欣向荣。这个时候，经济像是在“登山”的过程中，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攀登”。人们都为未来美好的前景而欢欣鼓舞，觉得明天会“更好”。但是，人们没想到的是，登山过程中的某一个“闪失”，直接就掉到悬崖下。 2012年，鄂尔多斯的高利贷爆破，无数人的发财梦破灭。之后，外地到鄂尔多斯的打工人员大量离开，整个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因为，除了挖煤之外，社会上基本已经没有可以赚钱的地方。所以，最初为“城市建设”服务的各种行业和相应的人员没钱赚，自然离开鄂尔多斯。需要说明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鄂尔多斯新城的房价达到过10000元/平米，而且人们觉得房价还会持续上涨。在这个时候，没人说房价即将下降，更没人说房子不好卖。而且，当时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号称超过香港，无数人对未来经济看好，自然会认为房价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到了2011年，有人爆出房价已经跌到3000元，后来被官方“辟谣”。而2012年之后，鄂尔多斯的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大多数人都离开鄂尔多斯后，新城的大片高楼就是卖1000元/平米，有谁还会买？鄂尔多斯就是这种“断崖式”下跌，到了某天高利贷维持不下去，不仅仅是经济出问题，而且是“人走楼空”。有的当地人本来开了饭馆，还准备依靠买饭赚钱，结果连人都没有了，做了饭卖给谁？而且，他的钱都投入了饭馆，没人吃饭，他靠什么生存？即使他有体力下井挖煤，但挖煤需要的人也是有限的，剩下的人们怎么办？沿海经济加速瓦解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加工厂老板之所以“硬撑”，其实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老板们都清楚，一旦工厂停工，工人就都要离开。这些人一走掉，以后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如果工厂没有一定的骨干员工，即使有机器、有订单，也很难重新开起来。尤其是购买了比较昂贵机器的老板们，这种困境更加明显。所以，工厂为了养着里面的骨干，希望以后能够“起死回生”，也不得不撑着。如果撑不下去，整个设备就基本上废弃，厂房也成一片废墟。问题在于，现实不是老板们决定的，不是老板想撑就能撑得下去，随着“断崖式”瓦解的开始，工厂老板们没有钱了之后，必然面临集中停工，并且集中遣散工人，就会形成大规模的新废墟。

　　
　　需要说明的是，传销系统一旦停转，就难以再恢复。传销系统和真实经济相比，关键差别在于原创技术和管理。传销系统在进行推销的时候，一般都是“拿来主义”。比如，做安利的人拿着安利产品说，安利产品是美国的好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只要努力销售，建立大量的下线，就能够发财致富。当然，即使安利的维生素只是让中国石药集团代为生产，传销人员也认为这个产品是好的。问题在于，当真正的消费者觉得安利产品价格太贵，或者发现是石药集团生产的普通货，大家都不买了。安利产品传销人员自己开始购买，自己给安利输血，这时候才开始遭到人们的诅咒。也就是说，传销的经营模式起点是“拿来主义”，然后就通过强迫、人情想卖高价，等东西实在卖不出去，就开始“自己食自己”，形成“内爆”的过程。而“自己食自己”和“内爆”开始，就意味着传销系统已经到头了。人们手里不论拿的什么东西，实际上都是废品，贱价都不一定能卖出去。同样道理，在1950年代，中国在消灭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后，再也不可能自己进行原创的技术和管理。所以，通过引进苏联的成套设备，觉得中国开始“大发展”，就要“超英赶美”了。等饿死人后，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实力，进入一轮轮的“内爆”过程。苏联设备简单粗糙，虽然低质、低效、高污染，但是运营维护成本较低。所以，可以在修修补补的过程中，持续运营几十年。而这种低效维持的状态，也支持了传销系统的“内爆”，让传销系统没有快速瓦解。也就是说，很多传销系统的人们即使到了80年代，还把几十年不变的解放车当做骄傲自豪的资本，用来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虽然解放车已经几十年不变，但是传销的人们还觉得它是好东西。因为，如果不把它当做好东西，那传销系统就没什么可吹的了。但是，随着进口货涌入中国，传销系统的人也不再说解放车好了，因为和世界脱钩太远了。再到了1990年代，这些设备实在维持不下去，很多国营工厂停工后，这些厂房也就成为废墟。因为，这样的设备即使能够生产出来产品，市场上也没人要，没人再愿意进这些厂房。另外，进行拆迁或者设备更新的成本太高，也得不偿失，所以这些设备被废弃、被遗忘。

　　“改革开放”后，传销系统面临着更加紧迫的状况。传销系统的人除了想着赚钱发财，大脑里其它方面都是一片空白。在“改革开放”之后，传销系统还是“拿来主义”。还想着通过“拿来主义”再坚持几十年，所以提出“四个现代化”。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这个“拿来主义”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中国人刚拿来黑白电视生产线，资本主义就彩电了；拿来彩电，资本主义成了大屏幕；拿来大屏幕，资本主义成了液晶；拿来液晶，资本主义成了液晶大屏幕、3d；到了这个程度，中国人终于“拿不起来”了。因为，最新一代的液晶大屏幕彩电投资过于巨大，连三星和索尼都得合作进行生产。一直“拿来”、一直亏钱的传销系统，终于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投资，只能眼睁睁看着“拿来”的东西报废。而且，更凶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芯片18个月性能翻一倍，价格降一半，也就是刚一“拿来”就已经落后。而且，美帝国主义连产品都不卖了，就卖点数字组合，号称是“知识产权”，就大把大把赚钱。虽然中国用“盗版”的方式减少了大量损失，但是钱还是止不住地外流。然后，美帝国主义又弄出一个“苹果”，一方面通过卖小玩意赚大钱，另一方面还买机器里储存的数字组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连通过“盗版”减少损失的能力都没有了。而且，无数中国年轻人就要买“苹果”，又让“苹果”大把大把赚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传销系统“联想”了半天，也雄心勃勃要超越“苹果”，实现“民族产业振兴”。结果，弄了半天、广告铺天盖地，但是东西没什么人要，又赔了很多钱。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设备买回来之后，还不能像1950年代苏联设备那样，可以修修补补。最初，很多人买回资本主义的生产设备，还准备拆了之后仿制，实施“进口替代”。没想到，拆了之后，连装都装不回去。而且，即使一些简单的生产设备，即使拆了仿制，但是仿制出来，效果完全和资本主义的产品不一样。打个比方，中国人就是生产个螺丝刀，和德国人的产品相差都很远。而德国钢材的质量是通过代际的研发和应用升级实现的，传销系统的人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耐心，按照一代人一代人的方式进行提升。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大多数生产设备，即使没有被淘汰，如果在运行中磨损，也要从资本主义手里买零件。而且，资本主义卖零件的时候，价格往往是整买时的几倍到几十倍。因此，一旦这些厂房和设备被废弃，再想重新启动的时候，就难上加难。因为，废弃之后重启，必然要涉及到维修、调试，经常还需要换关键零部件。这些工作自己做不了，如果请资本主义的工人飞到中国做，需要高昂的代价。也就是说，一旦机器停下来，再开起来就难上加难，经常还不如买整个设备。所以，在新时代的“拿来主义”，寿命也就是几年到十几年，不可能像苏联设备那样用几十年。而这些设备一旦废弃，厂房也废弃之后，很快就成为废墟，像最初引进的苏联设备那样，再也无法开动起来。所以，“断崖式”瓦解之后，就是一片废墟，很难再重新启动。

　　在新的时期，一旦城市成为“废墟”，比1990年代的工厂成为“废墟”的影响更大、更不可能恢复。 90年代，很多工厂周围都是配套的家属区、医院、学校等等，而且工厂的人员都是当地户口，大多数人从小生长在当地。当工厂成为废墟后，虽然整个社会开始衰落，甚至变得非常贫困，但是人们都在当地维持生活。由于人们都住在自己家的房子里，也没有所谓的房贷，再加上当时生活费便宜，所以人们生活艰难，但是仍然在本地坚持。而且，医院、学校等设施，仍然发挥着作用。当时，像玉门油田这样的地区，当石油开采完之后，人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被迫整体迁徙的，仍然处于少数。到了1990年代之后，沿海地区的状况就有了关键的不同。当一个地区的出口加工经济增长后，并不是加强其工业基础、教育基础、社会基础，而是开办各种商业贸易、吃喝玩乐等方面的服务业，依附于其出口加工。一个地区建立起来，往往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或者书店、没有学校等等文化设施。所以，一旦出口加工萎缩、或者瓦解，出口加工的大量工厂就要变成废墟。同时，建立在工厂基础上的服务业场所，也同样会形成新的废墟。比如，东莞的新华南mall，号称世界上第二大购物中心的地方，早已经几乎无人问津，可以称得上是“鬼城”。这还是在出口加工火爆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问题。一旦工厂经济不行，连生意火爆的酒店服务业都要停业，这些地方更要全面关门。所以，“断崖式”瓦解之后，是沿海地区的加工厂的厂房、设备、办公楼被废弃，同时各种相关服务设施被废弃。当外地人纷纷离开这些地区后，大量房地产被废弃，整个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地方都成为废墟。 1990年代上半期，海南和北海的“房地产泡沫”导致不多的烂尾楼，但是北海从此“沉没”，而海南也一直沉寂。如果没有2009年之后的“国际旅游岛”，让房地产重新“火爆”，海南仍然处于“拖后腿”的状况中。进入2010年代，沿海地区的建设规模超过1990年代海口规模的几万倍、几十万倍。在“断崖式”暴跌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其方向更加明显。未来很多沿海地区都像鄂尔多斯一样，成为高楼林立，但是没人居住的“鬼城”。

　　
　　很多改变不可逆转。 2011年底的一天，我和我母亲在北京北五环之外的北苑家园里走路。这个地方在10年前还是一片农田，用来种粮食的地方。到2011年底，已经到处耸立着十几层到二十多层的楼房。在2008年，有一块土地还是小树林，夏天能够提供一片绿色。 2011年，这片小树林也被砍掉，盖上了新的大楼。我当时和我母亲说，只要看看这两年这个地方周边盖起了多少楼房，就知道北京以后将有多少楼房过剩了。我母亲也回答，如果这些地方都是种着植物，不管是树、庄稼、还是蔬菜，还可以进行转换。如果今年一个品种卖不出去，明年可以改变种植的种类，种其它的产品卖钱。这样的改变很快就可以转过来，不用费太大的劲。但是，这些地方都盖了大楼，修了马路，就不好再变了。如果这些房子真的卖不出去，那只能空置在那里，不可能再转其它用途。我母亲说话的适合，我就在思考，有些事情做了可以挽回，有些事情做了后不可逆转。如果土地都是用来种粮食、种树，错了还可以换品种来种。即使种树的土地，转换成为种粮食也不需要几年。而如果土地都变成道路、房子，几十年、上百年都不可逆转。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做着不可逆转的事。沿海地区的人们开始依靠种田生存，不论江南还是广东，当地的水系发达，种稻谷产量较高，蔬菜也容易成活。即使这些地方的稻谷大多不好吃，也可以生存下来。随着出口加工的火爆，相关配套设施的建立，以及所谓“城市化”进程，让大多数水田都变成硬地或者建筑。当这些农村变成城市，土地变成硬地之后，当地居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只不过，有了大量的青壮年奴工涌入当地，给当地带来了收入来源。当地人即使靠收租、什么事情都不做，都可以生活得很好。广州和深圳的“城中村”，当地居民可以盖起几层、甚至十几层的楼房，然后靠出租这些楼房生活，一个月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甚至十万元以上。一旦内地打工者大量立刻，这些地方就只能空置。当地人也收不到租，无法再依靠外地打工者赚钱。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之后，留下来的并不仅仅是漂亮的市容，更是市容背后的债务。这些债务最后都要摊到每个人头上，或者城市整体破产。另外，当地的土地都已经成为硬地，水系都已经遭到破坏，就是人们想再种地，都没地可种。

　　很多人会说我分析得太“悲观”，觉得问题“不会那么严重”。这就是思维问题，关于立体的多角度思维，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的问题。其实，对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用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够思考清楚。首先，沿海地区能否阻止住出口下滑？大家都很清楚，肯定不能。因为，国际经济形势到了今天，人们已经看的非常清楚，欧美需求基本没救，只能持续下滑。另外，即使欧美需求稳住，考虑到基础设施成本日渐增大，也会更多地压到出口加工工厂的身上，导致这些工厂的成本持续上升，价格也被迫上涨。中国货因为缺乏技术竞争力，而且劣质低价，必然在涨价过程中导致出口大减。其次，出口大幅下滑，出口加工厂还能否保持现在的数量？答案也很明确，肯定不能。出口大幅下滑，出口加工厂必然大量减少，进而必须承担更多的系统费用，导致成本更高，进而引发更大幅的出口下滑。这样的“螺旋下降”曲线开始后，只能一步步恶化，直到绝大多数出口加工企业倒闭。第三，出口加工企业大量倒闭后，服务业还能维持吗？答案也很明确，肯定不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沿海经济都是靠加工业实现增长，然后才有了各种服务业。如果加工业都不行了，弄贸易、商务、会展、酒店、洗浴等等“服务业经济”，也同样赚不到钱，也同样得关门倒闭。而且，这些“城市服务业”的运行成本更高，更加脆弱。加工业老板们亏损“硬撑”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服务业就会基本上都倒闭。就像早期加工厂赚钱的时候，没有这些服务业，加工厂照样活着。但是，如果加工厂倒闭了，这些服务业就必然倒闭。第四，如果没有加工业和服务业，外地人会不会大量离开沿海地区？答案也很明确，肯定会。这些地方没钱赚了，呆在这些成本极高的地区，怎么活下去？所以，一旦没工作、没钱赚，这些打工者必然很快打起铺盖离开，寻找新的赚钱地区，或者直接回老家。有人说，他们已经没法回家，必然要呆在城市。而这种想法也站不住脚，没钱赚的话，怎么能够保障在大城市的衣食住行？第五，如果大量外地人离开，会不会导致沿海地区城市变成大片废墟？这个答案也显而易见，肯定会。到时候，住宅、厂房、办公楼就要在高含盐的海风中经受风吹日晒。当房子都没人住的时候，潮湿环境中的房屋内装修更容易损坏，不启动的机器也同样容易损坏。当房子和机器的状态变差之后，再启动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一方面技术落后，另一方面修缮费用比买新的可能还要更高。

　　当“出口导向”严重滑坡的时候，“外资依赖”获得空前的增长。从2009年开始，中国为了维持经济运转，进行“四万亿 ”的刺激计划。当然，“四万亿”只是代号，实际上2009年货币总量M2增长了将近14万亿。一时间，世界的眼球都集中到了中国，都为中国的“大手笔”感到振奋。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很多地方房价上涨超过一倍。汽车销量轻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德国汽车厂商依靠中国转危为安，倒闭的通用汽车也依靠中国市场获得丰厚利润，成功实现重新上市。中国的奢饰品购买更是连上台阶，中国人在香港和欧洲的奢侈品店排队的状况，也让欧洲人为之侧目。在这种表现下，世界对中国充满憧憬，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救世主”。无数人普遍预期，中国将在未来十几年到二十几年，全面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还有人预测，中国在未来十几、二十年，汽车销量将达到3000万辆。从经济的角度，多少人预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钱人怎么预测。而当彭博社强调中国未来汽车市场前景的时候，就说明商业界普遍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因此，当世界大企业都觉得欧美经济不行的时候，都将中国市场看做唯一的“主增长点”。这样的结果是，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在中国进行产能扩张，因为，资本家们都想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可以消耗数千万辆汽车。仅仅汽车创造出来的市场，就让汽车、电子、机械等产业欣喜若狂。另外，中国的高铁建设、地铁建设、高楼建设等等大规模建设计划，让世界各种相关厂商同样欣喜若狂。同样道理，大量外资机构也大笔投资，或者在中国开始分支行，或者直接购买中国的地方银行股份进行控股经营。而且，大量国际游资看到中国的美好前景，也大规模进入中国。尤其是很多中小散户，把自己的钱弄到中国买房，希望顺便从中国赚一笔。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虽然大幅衰退，而且各种产品进口外汇消耗大量增加，但是中国的外储加速增长。 2009年，中国外储从1月底的19000多亿美元增加到年底的将近24000亿美元，2010年底再增加到28400多亿美元，到2011年8月底达到326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