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让中国获得了新的、更重要的经济支持。 当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将外汇换给中国政府，并且从中国政府手中换取人民币，存入中国的银行系统。 这个行为从两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让中国的系统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 首先，中国的系统拿到外汇后，可以对外大量购买其它国家债券，并且将外汇给国企和私人，到国外“投资”或者大肆购买各种产品。 从直观的印象角度，一个人花钱越多，人们就越觉得这个人有钱。 所以，当中国人在世界上大笔买债券、援助、投资、购买奢侈品的时候，世界都觉得中国人非常有钱。 于是，更多的游资进入中国，希望从中国“淘金”。 而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传销”表现：做传销的人通过花钱显得很“成功”。 而很多人们具有大脑具有思维功能障碍，也就是缺乏基本的思维能力。 人们觉得，这个人既然出手阔绰，就说明很有钱。 所以，人们将钱借给这个显得成功的人，让这个人就有了更多的钱花，并且通过花更多的钱显得更成功。 所以，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让中国有更多的钱可花，用来购买各种外国产品。 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中国后，将钱存在中国的银行系统。 这时候，银行系统就可以这些钱为基础，进行更多的房贷，支持各种相应的经济活动。 我在“货币-经济的血液”文章中，对这种状况进行过系统分析。 在2009年初，国家进行“四万亿”刺激的时候，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银行贷款配套刺激。 不论“四万亿”还是银行贷款，都是中国传销系统的“自主印钞”行为，通过印钞来“刺激经济”，力图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当时，传销系统没想到的是，外资加速进入中国，中国就要加印钞票给这些外资。 这些外资成为重要的“变量”，显著放大印钞的数量，结果导致社会上资金泛滥，经济非常“火爆”。 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一方面汽车销量大幅攀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价格暴涨，很多地区房价翻番。 因为，外资进入中国后，很多都积极参与到房地产市场，通过炒作房产赚钱。 结果，在国内炒房和外资炒房两股力量“合流”后，形成了2009年中国的楼市疯狂。 随着房价暴涨，进而引导社会形成对于楼市的整体疯狂。
随着外资的急剧增加，“出口导向”的作用显著降低。 既然中国的系统有了大量的外资，就要赶快花出去，因为花出去才是自己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体制经济获得大量的“投资”源泉。合法进入的外资，外管局也可以直接先花掉，将来再说怎么还。 另外，很多外资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不具有合法性，不受所谓的法律保护。 所以，当这些钱到了中国外管局手中，外管局更可以随意花掉这些钱。 所以，不论合法还是“非法”资金进入中国，外管局都可以花掉，而且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花掉。从传销系统的角度，外管局是外汇的收入部门。 不论中国出口企业卖东西获得外汇，还是外资拿着外汇进入中国，都需要把外汇换给外管局。 外管局收到这些外汇后，并不能自己把外汇花出去，而是需要有传销系统进行决策，怎么样将这些钱花出去。 而传销系统花钱的方向也很明确，必然是体制内优先。比如，铁道部在系统的支持下，有了大量的资金来源，也就开始了“高铁大跃进”。 需要说明的是，“高铁”的主要设备，都来自于国外，甚至很多车厢都从日本直接进口。 动车作为相对低速的高铁，是高科技的大规模系统集成。对于只会“拿来主义”的中国，必然是从国外进口，也就是所谓的“引进”。 “引进”之后，将外国的产品换成中国的牌子。 或者实际上还是外国的系统，中国人生产看得到的车厢外皮等附件，号称消化吸收。 因为，就靠传销系统的能力，即使别人给技术，7年都做不好一个汽车发动机，更别说大规模的铁路系统了。从2009年开始，高铁进行了20000多亿的投资，还不包括欠供应商钱没给的部分。 从万里大停工的角度，再加上铁道部欠供应商资金的情况，高铁到底投资了多少，谁都不知道。 在这些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设备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花在进口成套设备上。 如果按照这个投资分析，进口外国相关设备可能花掉上千亿美元。 而这还只是铁路，其它包括石油、电力（包括风电）、通讯、汽车、飞机等等等等，都通过大规模投资，消耗大量的外汇。 系统既然有了钱，而且这些钱是白来的，也就可以大把地花钱。 与出口创汇相比，这样的钱来的容易得多， 因此国家开始淡化“出口导向”，更加强化“外资依赖”。
当“外资依赖”形成后，系统的政策也逐渐改变。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不少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 因为，东南亚国家发现，因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导致东南亚国家产生逆差，最终引发了东南亚的经济金融危机。 但是，当时朱一直坚持不升值，而中国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受益者。而且，中国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也是支持“出口创汇”，增强出口能力的举措。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大量外资开始涌入中国，在中国设厂生产，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创汇”，也支持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 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招商引资”开始逐渐火爆，外国产业投资进驻中国的布局基本上完成。 这时候，人民币逐渐开始升值，从8.2的水平逐渐升到6.8的水平。 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国外金融资本（国际游资）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 游资进入中国后，首先抄底中国的股市、楼市。 不论股市还是楼市，从这个时候开始重新启动。 这些游资从底部很大支持了中国股市和楼市后来的暴涨，也吸引了更多的游资进入。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出口的利润越来越薄，但是由于出口规模也在扩大，所以对于出口影响不大。 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的两年时间，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6.8左右。 在这段时间，由于出口状况急剧恶化，因此系统不敢让人民币继续升值。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在出口状况继续恶化的情况下，人民币重新开始升值之路。人民币从6.8重新升值，是在出口加工厂利润非常微薄的情况下进行的。 每一点升值都意味着有一波出口加工厂倒闭，出口创汇能力进一步减少。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传销系统经过权衡，已经决定开始放弃出口，转而吸引和留住“外资”。 因为，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甚至贬值，都可能会形成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进而引发外资大规模撤离。 所以，在美国的压力下，传销系统正好“顺水推舟”，对人民币进行升值。 这种以出口为代价，保障外资留在中国的措施，表明传销系统已经抛弃出口，完全转向“外资依赖”。
实施“外资依赖”具有充分的理由。从利益角度，“出口导向”是外汇增量，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而“外资依赖”是外汇存量，想方设法充分保住现有的钱。 当“外资”少的时候，“出口”和“外资”的方向一致。 当“外资”数量足够大的时候，和“出口导向”开始发生尖锐的矛盾。 这就像一个人的血液，当体内血液很少的时候，就需要尽可能增加血液来源。 所以，“出口导向”起到主要作用，进而带动“外资”进入。 但是，当体内血液逐渐积累到很大规模的时候，保住现有的血液是第一位。 如果对人民币贬值，虽然从“出口导向”的角度，能够增加额外的收入现金流。 但是，贬值的结果是，引发既有外资恐慌外流，中国经济立刻瓦解。到2012年上半年，中国的外储达到30000多亿美元，看上去钱非常多，让世界都“垂涎三尺”。 但是，如果进行仔细计算，留在中国的外资早已经超过30000亿美元。 从钱的角度，这些外资可以分为4部分：1、官方承认的直接投资：根据官方数字，这个数额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2、直接投资的利润：这些直接投资在中国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利润总数不详，但是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外资基本上已经全面占领中国的中高端市场，所以累积利润很可能超过10000亿美元，甚至可能更多。3、直接投资的“留存”：很多外资将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基地，原材料进入后由中国加工，再返销国际市场。 这个返销的部分，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外资在返销后，大量利润留在中国，而没有直接汇出中国. 4、游资与利润：在2008年之前，根据业内人士的估计，数千亿美元的游资已经进入中国，而且通过炒股和炒楼获得暴利。 2009年开始，新的一波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规模更大、势头更加迅猛。 包括无数中小散户，都把自己十几万、几十万美元的资金弄到中国，希望通过炒楼赚钱。 将这四部分加总的结果，外资在中国的名义数量已经远远超过30000亿美元。 同时，中国持有美债、欧债数量超过2万亿，还购买两房债券4000多亿美元，另外还有其它数量不明的各种其它资产。 剩下只有数千亿美元，可以随时调用支配。 一旦外资开始恐慌逃走，这些钱随时会被抽干。 而如果中国紧急甩卖欧债、美债、两房债券，直接导致这些债券成为垃圾债券，有的债券会一文不值。 因此，中国的“外资依赖”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
具体举例说明，比如，中国的汽车销量从2008年的938万辆暴增到2009年的1364万辆，进而增长到2010年的1806万辆，再达到2011年的1850万辆。 2011年，在各个细分市场，轿车产销1013.75万辆和1012.27万辆，同比增长5.87%和6.62%；MPV产销50.62万辆和49.77万辆，同比增长12.24%和11.74%；SUV产销160.26万辆和159.37万辆，同比增长19.78%和20.19%；交叉型乘用车产销223.90万辆和225.83万辆，同比下降11.58%和9.38%。这些销量的增长，主要靠3部分组成：中国本土品牌汽车、在中国生产的外资品牌汽车、进口汽车。进口汽车以外汇现金购买，运到中国。中国本土品牌汽车不论生产、销售，都在中国，因此属于内资。 但是，即使在中国本土品牌的每一辆汽车里，都或多或少有外国产的核心零部件、重要零部件、或者发动机、变速箱等系统集成。本土汽车企业可以按照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方式，从外资零部件企业进行购买。 而这些零部件企业的产品：一部分是外资企业将国外生产的核心零部件产品运到中国，但是没有从中国将零部件的外汇现金拿走，而是以记账的方式，留在这些公司在中国投资公司的账上。这部分可以看作是外资公司的成本，不属于外资公司的利润，因此可以叫做外汇“存留”。 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国的合资公司赚了钱之后，形成丰厚的利润 。 同样道理，外资汽车公司进入中国，一方面在中国采购外资零部件企业的零部件，另一方面从本公司的国外采购关键部件或者总成，这些采购费用都可以看做“存留”。 另外，汽车公司将零部件组装成整车，卖到市场获得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存留”和利润的两部分，外资企业经常也不拿走，而是大部分记在投资公司的账上。根据汽车行业信息，2011年，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下降至42.23％，给外资品牌让出了3.37％的市场；自主品牌轿车的市场份额更是跌破了30％。 由于外资品牌汽车的均价较高，平均可以达到10万元以上。 再加上市场占有率超过50%，销售金额更占到绝对大头。 按照2011年的数据，外资合资公司的轿车市场占有率超过70%，也就是销售超过700万辆。 按照平均每辆10万元的售价进行计算，2011年的外资品牌轿车总销售额为超过7000亿元。其中，按照40%的包含在汽车售价中的价内税计算，传销系统从中拿走3000亿元左右。 因此，还剩下4000多亿元的运营成本、零部件成本和利润。 假设，外资的零部件生产企业和外资汽车企业从中获得零部件“存留”和利润为45%，即为1800多亿元人民币，约合300亿美元。 而这300亿美元的“外资”增加额仅仅包括外资品牌轿车，还不包括价格更高的MPV和SUV等，也不包括中国企业对外资零部件企业的采购。 按照日本的集群工业模式，日本零部件厂和汽车企业获得的利润比这个比例还要高。 当然，由于这些都属于商业机密，只能进行大致估算，以显示“外资”在中国的快速积累状况。
从上述计算可以看出，传销系统必须要尽可能留住“外资”。 当这些外资进入中国的时候，一方面带来了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带来了资金。 这些“外资”进入的时候，就记账成为中国外管局的负债。 这些“外资”的产业投资进入中国之后，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外资品牌汽车、手机、彩电、医疗设备、大型机械设备、大型工程设备等等产品，都带来巨额的投资额，并且获得丰厚的利润。比如，在建筑工程机械领域，大多数中国工程机械厂的产品关键零部件大部分是日本厂商供应。 另外，在大多数消费者看到的“国产品牌”上，往往也由关键的外资零部件组成。国产彩电占据了中国市场的主要份额，但是液晶面板模组和背光模组占到整个电视的60-80%，而这些产品主要是外资企业提供。 另外，音视频处理器、其它电子元器件、专利费用等，也占到10-15%的成本，而也主要由外资零部件厂商提供和收费。 中国彩电企业主要负责组装、创造和炒作概念，并且进行售后维修。 所以，除了房地产和铁公基创造的GDP之外，工业品领域中的相当一部分销售额被外资占领，外资产业投资在中国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外资品牌在中国市场赚了钱后，虽然以人民币形式存在中国，但是外资品牌厂商有权利将盈利汇回国内。如果外资需要离开，外管局就要按照当期汇率，拿美元换外资手里的人民币，这些就是“直接投资”部分。这意味着，不论外资直接将产品卖到中国，还是以投资设厂的形式在中国赚钱，理论上都是外国资本，属于中国的外储负债。 如果外资准备撤资离开中国，中国外管局有义务给外资换美元离开。 所以，所以，中国必须保持人民币升值的态势，稳住外资，尤其是游资。同时，传销系统也不能让出口死掉，导致贸易逆差。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贸易逆差过大、或者时间过长的时候，都会导致货币贬值。 所以，系统 一直在采取人民币小幅升值的方式 ，防止“出口”过快崩溃。 尤其是2010下半年之后，中国一直在号称人民币升值，而且似乎未来升值的空间很大。 但是，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人民币从6.8升到6.3，总升幅还不到7.5%。 通过这样的操作，既稳住了人们的心理，让人们觉得未来人民币还有很大升值空间，同时最小程度伤害出口。
在“外资依赖”模式下，中国经济也进行关键的转向，从“出口导向”转型为“拉动内需”。 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拉动出口，促进经济增长。 2008年之后，由于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系统看到“拉动出口”已经走到尽头。 尤其是在2008年底，上亿的农民工提前返乡，让系统大为恐慌。 因为，如果这些农民工不能得到妥善安置，就会成为无业游民，也会直接摧毁体制。 所以，系统一方面开始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另一方面为农民工寻找就业的门路。 当然，系统也清楚，“培训”只能解决短期问题，在几个月内稳住这些农民工。 同时，系统看到既然出口已经“熄火”，就只能重新考虑“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只有通过“拉动内需”，才能解决如此多人的就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经济问题成为系统主要关注的部分，各种“拉动内需”的方式也被设计出来。 总的来说，“拉动内需”的方式很简单，也是其它国家普遍使用的方式。 从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角度，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有出口、投资和消费。 当出口不行的时候，系统就要在投资和消费上下足功夫。 在拉动国内“消费”的时候，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鼓励民众买房买车。 因为，系统看的很清楚，房地产和汽车都是涉及到大量上下游产业的主导行业。 在朱的时代，就树立了房地产立国、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 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滞后性，到2008年底这样的政策才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 当然，鼓励中国民众买房也简单，只需要通过“75折”利率的吸引，以及房贷条件宽松的方式，引导民众大量买房，人们就开始踊跃购买，刺激房价开始连续上涨。 而买车则更加简单，降低汽车购置税，尤其是小批量汽车的购置税，减少民众的购车成本。 民众也觉得车价便宜了，开始大量纷纷买车，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重大差异在于“城乡差距”，发达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城乡差距”。 所以，中国又推出具有特色的项目，例如“家电下乡”，想法拉动农村的“内需”，让农民掏出钱来买东西。 当然，由于2008年底的形势过于恶劣，因此系统担心“拉动消费”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开始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将重点放到“拉动投资”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方开始“唱主角”，纷纷出台各省的“经济刺激计划”。 其中，由于内地各省市的差距与沿海地区的差异太大，因此内地省市的“经济刺激计划”更显得强大。这种“大干快上“的势头，让出口经济立刻相形见绌。
2009-2010年是传销系统的“巅峰期”。 在2009年初，体制充满悲观地对未来进行预测，并且推出“四万亿”的政策；到2010年初，无数人在“财富”中狂欢，体制自豪地宣布超额完成任务。 之所以超额完成任务，是因为不论传销系统本身，还是传销系统外的人们，都在跟随者传销系统的“指挥棒”转。 当国家推出小排量汽车“退税”的措施，小批量汽车销量暴增。 在年初的时候，各个汽车厂还非常悲观，削减销量预测，并且相应削减整年的零部件和整车销售计划。 没想到，暴增的汽车购买让汽车厂措手不及，即使加班加点也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小排量汽车的采购者基本上收入不高，以自己的钱购买的汽车。 为什么人们突然之间爆发出买车的“热情”？ 这和国家“退税”和鼓励消费的引导密不可分，也和人们之间的攀比密不可分。 当然，人们没有意识到，国家的退税只是将近40%的汽车价内税的一小部分。 即使有了这些“退税“，国家仍然可以赚到大量的税费收入。 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名义上的“退税”被减掉之后，汽车厂家立刻减少价格优惠，也就是事实上进行涨价，基本上把这些“退税”带来的降价好处弄到自己腰包里。 同样道理，进入2009年6、7月份之后，无数人开始为了房贷优惠，同时看到房价开始重新上涨，纷纷进入市场买房，让房价一个月一涨，持续刷新房价高度。 有什么样的民众才有什么样的体制，而相应的体制反过来在影响民众。 在1990年代末，朱也试图通过宏观的“房地产立国”和微观的住房按揭贷款两个方式，刺激民众的买房热潮，挽救当时已经濒临破产的系统，但是朱并没有成功。 因为，当时民众的反应消极，所以体制也没有好的办法。 2000年代中期之后，思想封闭的75后、80后们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完全接受系统的灌输，“买房”的热潮才开始席卷社会。在系统推出“四万亿”之后，并不确定其后果，所以在2009年前三个月仍然非常悲观，持续在媒体上进行相应的运作。 但是，第一季度过后，一方面货币效应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中国民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强有力地支持了国家政策。 不论买房、买车、还是家电下乡，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来自民众的巨大消费热情也刺激了体制的行为，让体制的扩张行为更加有动力。 随着人们疯狂买房、以及“投资”热情高涨，房地产、铁公基的建设开始“遍地开花”，而这种热潮在广大内地表现得更加明显。 房地产、铁公基建设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劳动力纷纷回流内地。 因为内地的大量打工者可以就近打工，“截流”了到达沿海地区的打工者，也加速了沿海地区的衰落。
2010年，在民众的支持下，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状态”。进入2010年，当中央的“4万亿”开始进入低调期的时候，各个地方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计划。 其中，湖北省宣布“12万亿刺激计划”，而重庆则宣布超万亿的刺激计划。 湖北和重庆的“刺激计划”反映出，内地省份已经立志要“赶超”沿海地区。 之所以内地能够有如此大的“手笔”，与社会民众的“支持”密不可分。 一方面，广大民众的买房热情在“75折”贷款的刺激下爆发出来，给各地方政府以强有力的刺激。 从对比的角度，内地房价一直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当沿海地区房价已经炒过两轮之后，内地房价才启动不久。 但是，内地民众比沿海地区民众具有更迫切的发财欲望，更希望从房地产“增值”获得利益好处。 当民众纷纷买房的时候，不仅给内地政府创造了巨大的收入，也让内地系统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地政府拥有更宽松的货币条件，也就有更强的投资冲动。 打个比方，沿海地区就像已经吃了“半饱”，所以相对比较理性；而内地就像饥饿很长时间的“饿汉”，表现得更加疯狂。 所以，当2009年刺激计划出台后，内地的民众和政府的反应都远远超过沿海地区，压抑的消费需求、压抑的财富梦都爆发出来。 另一方面，“外资”开始大规模向内地转移，也支持了内地的增长和沿海的衰落。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轰动效应的是“富士康”在重庆和河南开设“生产基地”。 在这个阶段，成都也在强调经济的增长，有多少跨国企业落户成都。 可以说，跨国企业的内迁具有显著的必然性，也是资本运作的基本规律。 因为，随着沿海地区“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结果是城市综合成本急剧升高。 如果沿海地区继续给“外资”巨大的优惠，这些成本无法收回；如果取消优惠，跨国公司又觉得难以承受。 所以，东莞提出“腾笼换鸟”，也是不得已的对策。 而“外资”们，不论是港台的小商人、还是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大量选择往中国的内地迁徙。 对于“外资”来说，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保持生产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不放弃中国市场。 尤其是2009年后，中国爆发的买车热潮和建设热潮，让“外资”更觉得必须加大对中国的投入，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随着房地产热在内地更加显著、大量“外资”内迁、以及大量农民工回流内地，“三合一”的力量让内地的经济显得异常“火爆”。
当内地经济“轻装上阵”的时候，更表现的“突出”。 和沿海地区相比，内地经济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因此，当人们消费和体制投资的热情迸发出来，其爆发力比沿海地区更强。 在次贷危机之后，沿海地区实际上已经陷入衰退。 虽然大规模印钞的结果，推动沿海地区房价上涨，但是出口下降导致的收入来源减少，对沿海整体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而且没有恢复过来。 内地经济并没有这样的问题，虽然开始也“虚惊一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突然萧条的钢铁煤炭等行业重新获得生机。 在开始“拉动内需”之后，中国巨大的需求将世界大宗商品价格重新拉上高位。 石油曾经暴跌到30多美元/桶、铜暴跌到3000多美元/吨，不过来自中国的巨大买盘支持其回到100美元和到达10000美元之上。而且，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已经不顾其它的相关影响。 再加上内地进行“经济刺激”的急迫心理，对于煤矿资源开采，开始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 因此，内地的资源开采进入更加毫无节制的采伐时期。 在资源高价的驱动下，资源开采更加疯狂，并且造就了大量的富翁，鄂尔多斯成为暴富的一贯典型。同时，这些高价的资源进一步造成了沿海地区的经营困难，以及后来进一步的衰落。 另外，内地政府对于企业的控制更加严格，也就是对经济的控制力更强。 比如，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基础来自于靠出口加工，而出口加工企业或者是私企，或者是“外资”。 但是，内地的企业大都是“国企”，或者紧紧控制住地方体制手中。 比如，山西作为煤炭大省，主要矿产都控制在当地的“国企”手中。为了保障利益独享，山西还低价强购大量浙江老板的私人煤矿。 虽然浙江老板请浙江政府出面进行交涉，并且派出较高规格的交涉人员，但是山西政府根本不接待浙江政府的交涉人员。 另外，中央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之后，对于内地的限制完全放开，甚至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将政策向内地“倾斜”。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地拥有资源“优势”、拥有对资源的主导权、拥有更强的“发展”欲望，同时没有沿海地区的高成本“基础设施”拖累、没有疲弱的出口拖累，因此内地开始了更强的经济“大跃进”。 如果说沿海地区是以政府为“主导”、那么内地则是以政府为“主力”的经济增长。 在加上沿海回到内地的人们，带回了不少积蓄，开始在内地做小生意，更让内地经济显得“繁荣兴旺”。
盛极必衰。 2010年，当内地的增长“如日中天”的时候，新的“内爆”已经开始形成。 当内地以地方政府为“主力”实施经济增长的时候，更容易获得“超常规”增长。 原因很简单，由于内地政府的经济“实力”，将各种收费项目做抵押，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所以，内地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大量的资金，实现了“超常规”增长。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房地产，房价反应社会资金的充裕程度，反过来再刺激房地产开工状况。 不过，由于内地政府的野心过于巨大，各地开工规模过于巨大，再多的资金都难以填满这些充满野心的扩张。更重要的是，资金扩张代表着经济扩张，经济扩张意味着资源消耗加剧。 而中国各级政府的扩张不仅仅意味着消耗国内资源加剧，更意味着消耗世界资源加剧。 一句话，按照中国的“经济刺激”规模，全世界的资源都不够用了。这种资源约束的结果，在社会经济中表现为“通货膨胀”。 所以，我在2009年底开始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具体分析并且得出结论，“大规模通胀一触即发”。 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我根据通胀的状况进行分析，判断北京房价已经基本上到头，建议人们在最后一波的房价上涨过程中，卖出房子-包括自己的自住房。 当时我的分析是，就像一个石头扔到水里激起涟漪，北京是第一波，然后逐渐蔓延到二、三线城市。 到 2011年初，我在“对shibor（银行拆借利率）思考”分析中，预计社会资金链即将断裂，而且基本上无解。 我之所以做出这些判断，基于对通胀和印钞两方面的通盘考虑。 虽然民众们从“点”的角度出发，进行小农“单线思维”的预测，认为国家还会大量印钞“放水”，房价还会继续上涨；但是，传销系统自己并不是“单线思维”，而是由精通经济操作的人们进行操作，这些人很清楚通胀对于传销系统的摧毁作用。 在大通胀的背景下，大量印钞是“找死”，不印钞是“等死”，进行政策操作的人会选哪个？ 肯定是选择小幅印钞的“等死”，因为坚持的时间可以长一些。 而国家开始大幅减少印钞之后，直接等于卡住了地方政府的“脖子”。 这样的情况，稍微思考一下就非常清楚了，假设各地政府的“投资”规模要在未来5年达到100万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要增加。 在2009年中-2010年中的时候，各省的计划和项目还没有完全“上马”，所以资金显得过于充裕。 从2010年中开始，地方“开足马力”的时候，中央的资金反而收紧，导致资金供需矛盾迅速激化。 到2010年底，各地的资金已经变得非常匮乏，于是上演“shibor”两次暴涨的剧情。Shibor的暴涨反映出，新一轮“内爆”拉开序幕。
2011年成为传销系统新一轮“内爆”的起点。 到了2011年，又回到我在开始说的内容。 总结一下，2011年是全国人民鼎力相助传销系统的一年，是“众志成城”的一年；是全国人民怀着美好希望，进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发展的一年；是全国人民藐视一切困难，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一年。 从2011年开始，铁道部等央企、各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就已经开始陷入困境，拖欠工程项目款、无法弄到更多的贷款，已经让这些单位开始陷入危机。 不过，当各地建立“债务平台”后，通过大量“理财产品”吸纳民众的资金。 另外，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还在香港等地进行了高利息的数千亿美元境外融资，让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更加充裕。 在民众的鼎力支持下，这些传销系统单位获得了更大的力量，有了更多的时间坚持下去。 而且，大量民众为了多获得一些利息，纷纷参与高利贷。本来，只要具有基本智商的人都知道，利率如此高的高利贷根本不可能持续，到时候必然“血本无归”。 但是，中国民众就“不信邪”、“不怕死”，纷纷将自己的家底投入高利贷。 当第四季度高利贷纷纷爆掉的时候，无数家庭愁云惨雾，很多人因此自杀。 到了这个时候，民众们还在做梦，纷纷要求政府“主持公道”，希望保障自己的资金“安全”，“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 不仅如此，就连铁道部这样的央企的资金链都断裂、“高铁万里大停工”，欠各种供应商款项数千亿，让很多供应商陷入“吃糠咽菜”的困境。 当一个个爆炸消息出现后，小农们仍然置之不理。 因为，对于小农们来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其他人怎么样根本不关心；而且，自己碰到问题，总是满怀希望，直到最后走进死路。 所以，当高利贷一个个爆掉的时候，还有更多的人参与高利贷；当做生意的人们看到别人倒闭的时候，不是思考自己是否也会像别人那样血本无归，而是继续“带伤坚持战斗”，直到亏损到倾家荡产，完全没有资金支撑下去，然后才关门倒闭。 可以说，到了第四季度，中国已经是“高潮迭起”、百态尽出。 但同时，还没耗光的小农们仍然坚定地支持体制，认为自己还有“机会”。 所以，人们还在把钱投出去，以实际行动支持传销系统。
进入2012年，小农式的老板们开始一波波地“倒下”。 “内爆”开始后，经济和社会就像“割韭菜”，首先割掉的是“先冒头”的。 越是“充满信心”的人们，越早成为“割韭菜”部分。 这就是“炮灰文化”的特点，冲在越前面、冲的越猛的，死的越快。传销系统就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当“炮灰”，才能够维持下去。 如果大家都不当“炮灰”了，传销系统早就垮了。 随着经济越差，很多人觉得没有出路，反而越想“创业”，结果没有“致富”，反而“致穷”。 到了2012年，做生意的人们的智商，和1996年相比都显著降低。 在1996年朱严厉限制期货市场之前，大量现货商开始了解期货，并且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但是，到了2012年4、5月份，囤积了大量天然橡胶的现货商开始恐慌起来。 因为，他们囤积了一年多的天胶，都想着通过囤积天胶赚一笔。没想到，天胶消费持续下滑，有的天胶开始发霉，都卖不出去。 而且，随着库存增大、天胶消费还在进一步减少，现货商想卖都卖不出去。 这时候，现货商才开始学习了解期货知识，看看自己有什么办法 。也就是说，这些现货商的视野已经狭窄到了极限，只有死到临头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风险”。 随着社会资金链断裂从“冰崩”深入到“雪崩”，中国广大小农们最终没有能力买房买车、也没能力大量购买理财产品了。 于是，多数房地产项目、铁公基项目开始停工，汽车销量严重滑坡，建材家具电器市场门可罗雀，服装百货经营惨淡。 聪明的人们迅速转让了自己的店铺，及时“止赢”； 还有一些人借了高利贷之后，“跑路”离开中国，拿着集资来的钱到国外享受生活；一部分小农们或者当生意的“接棒者”，然后经历惨重的损失，或者成为高利贷倒账后“血本无归”的放贷者。 当然，绝大多数小农们还没感觉到灾难的来临，还在对未来充满“信心”，讨论着买房买车炒股等等“发财致富”的门道。 当然，有些小农们在高价买房后，看到自己买房的楼盘降价，觉得心理上承受不了，就开始组织起来当“房闹”。 这些人哭诉自己刚买了房，就损失了几十万、上百万，说房地产商“价格欺诈”，要求房地产商“补偿差价”。 更有趣的是，有的“房闹”们组织起来，要求房地产商不能对本楼盘降价。 这些“房闹”们不想想，本楼盘不降价，就意味着房价不往下降了吗？ 我们在小时候就知道，“掩耳盗铃”是极其愚蠢弱智的行为。 我在小的时候总觉得，只要不是傻子，都不会做“掩耳盗铃”的行为。 但是，“掩耳盗铃”竟然上演了，而且是“中产阶级”、“白领”们在实际生活中“倾情表演”。 很多中国人说自己民族聪明的时候，仔细看看这些比比皆是的生活案例，从哪里能够表现出聪明？
不论中国民众如何支持传销系统，都撑不住整个经济。 进入2012年4、5月份，彭博社等西方主流财经媒体开始报道中国汽车市场滞销，生产商将大量汽车压到经销商手中，导致汽车市场库存严重胀库。 因此，这些媒体进行相应的分析，认为中国在第二季度面临经济相对停滞。 不过，这些媒体还认为，中国不会坐视经济停滞，因此肯定要进行经济刺激政策，所以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还会好转。 其实，如果能够深入社会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外媒的乐观是“一厢情愿”。 2009-2011年，中国民众已经通过支持国家经济，基本上耗光了自身的潜力。 在城市中，有钱买车、买房的人，基本上已经购置了房、车；剩下还没有购置的，绝大多数是买不起的。 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农村，农村民众在消费过程中的特点极为明显。 由于中国农村有着极强的攀比心理，在经济刺激下，民众的攀比消费主导了人们的消费行为。 在农村，当所有人家都是平房的时候，如果某一家盖起了二层楼，就会成为人们争相仿效的对象。 剩下的人们只要稍微有点财力，就是借钱也要盖楼，而且要想方设法比第一家盖的楼高档。当汽车开始在城市普及，逢年过节的时候，各家在外地的孩子回家，都在比谁家孩子的汽车更好。 如果一个孩子在外很长时间都没有买车，家长都觉得自己“脸上无光”。 而“四万亿”的结果是，刺激所有的人都要买车、买房、盖房。 所以，除非实在很穷的人家，大量农民们就是借钱来买车、盖房，也要跟上消费的“潮流”。当然，相对有钱的人已经不愿意在农村盖房，而是到县城、地区城市、甚至省城买房。 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一家买车、盖房，两三家人受穷。 比如，一家想买车，还要想着买好车。 但是，这时候钱不够，怎么办？ 很简单，从亲戚朋友手里借钱，来凑够买车、盖房的钱。 然后，双方会约定，等欠债者打工赚钱之后，再还钱给债权人。 在欠债者还钱之前，两个人手里都已经没钱了。 如果两个人在需要用钱的时候，都没钱可用。 这种情况就像城市中，一对年轻夫妇做“房奴”，让男方家父母也变穷。 另外，大量民众将自己的积蓄用来购买“理财产品”、投入高利贷等。 不过，当这些人在一次性消费之后，也就没有了后续的消费能力。 就像“房奴”一样，一次花巨款买房后，接下来的并不是更多的消费，而是压缩其它开始，用赚的钱还房贷。
当民众的消费潜力耗尽之后，传销系统开始加速“内爆”。 随着传销系统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也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但是，当民众消费无法持续时，传销系统不仅仅得不到更大规模的资金，连基本的资金都无法保障。 比如在汽车业，传销系统收取的汽车价内税费达到40%左右。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裸车价格里面，传销系统的各种税费达到40%。 这个价格还不包括“购置税”等其它各种价外费用。民众中有钱买车的人，大多数已经在2011年之前买过了，更新换代的时间还早。 而没买车的人，基本上是没钱买车的人，也不是汽车厂商的消费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2012年开始，汽车销量急剧下滑，汽车经销商库存爆仓。不仅汽车厂商非常恐慌，传销系统的税收也受到严重影响。 可以想像一下，2010-2011年乘用车销量都超过1800万辆，即使这样，体制仍然极度缺钱。 进入2012年之后，汽车销售锐减，大量汽车都变成库存，意味着系统的收入开始枯竭。 而汽车销售相对来说，仍是是一个较小的市场。 在房地产方面，市场低迷让地方收入更加难以为继。 在过去，大多数地方政府的收入都来自于卖地和房地产交易的相关税收，依靠卖地获得生存来源。 2012年前5个月，北京的卖地收入和2011年相比，下降将近50%。 当北京卖地都很难成交的时候，其它地区卖地收入更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卖地收入大幅下滑也反映出，房地产商基本上已经没钱。 否则，北京会像在2011年上半年那样，安排命令房地产商买地。而房地产商没钱的原因也很简单，基本上没人买房。 当房地产低迷的时候，说明地方政府开始失去主要收入。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的房地产、铁公基都大量停工后，水电油气的消费也急剧减少，煤炭钢铁水泥建材、机械电子家居家电、各种矿产的消费也急剧减少，导致各地采矿也大量停工。 这种情况就等于整个经济开始停摆，传销系统也无法从停摆的经济中获得收益。 所以，当民众的“一次性”消费完成后负债累累、或者钱都投入“理财”和高利贷后，再也没有能力继续进行消费，经济也基本停滞，各方都开始没钱赚。
对于传销系统，此时基本上已经走进绝路。 任何一个系统都必须有自身的资源依靠，或者叫做经济依靠。 在过去90多年，传销系统开始依靠苏联的经济输血，并且通过绑票、种鸦片、印金圆券生存下来。 在这个阶段，传销系统处于很小的规模，可以通过很少的资源生存下来。 等“打下江山”，又依靠“公有制”生存下来。 开始进行公私合营，结果很快弄不下去；后来再收回农民的土地，又饿死几千万。 之后，系统开始持续地“内爆”，保持自身的生存。 但是，最后实在维持不下去，从“闭关锁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 在这个阶段，传销系统依靠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生存。 但是，由于这个国家不对外进行联系，所以可供挖掘的资源有限。 等“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和“外资依赖”的不同阶段过渡，传销系统利用外资的能力逐渐增强，对于整个中国的自然资源榨取和人力资源榨取的效率更高，因此经济规模也更大。 尤其是数亿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员，更是系统压榨的主要对象。 在这个基础上，传销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占有的利益分成越来越高。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传销系统内的个人胃口也持续膨胀。 像张曙光这样的角色，就可以在国外拥有28亿美元的存款。 这个数字是毛时代，连毛都难以想像的。 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外，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让数亿人做奴工，并且吸引了大量“外资”，是张曙光能够存如此多美元的原因。 不过，走到2012年，中国在世界扩张已经到达极限，而传销系统对于中国资源的榨取能力也达到极限。 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停滞，整个资源榨取系统也开始停转，让整个传销系统“措手不及”。 传销系统是个庞大的机制，是由上亿人维护的机制。 这些人维护这个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保障机制的运转，实现自己“不劳而获”的结果。 就像无数人考公务员一样，目的不是要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发光发热；而是想能够找个“稳定可靠”的地方，做着轻松的工作，享受着不错的待遇。 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突然停摆，传销系统也无法再从社会经济中获得“上线”的利益。 而这些依靠传销系统生存的人们，则面临随时没饭吃的境遇。 而且，一旦传销系统“内爆”开始，首先就要让这些人拿自己的“肉”来喂系统。 就像在安利传销系统内，下线不能继续发展更多的下线，就自己拿钱来买高价产品。 而且，由于巨大的贷款负担、建设负担、运营负担，即使公务员们拿出钱来，也是“杯水车薪”，无法挽救传销系统。 可以说，传销系统已经到达极限，无路可走。 而且，经过3年半的巨大规模“投资”，传销系统到2012年的消耗速度已经不是2008年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2008年的时候，传销系统只是经受“内伤”的话，现在系统面对的就说不可解决的“致命伤”、大出血。
而更让传销系统感到恐惧的，是外资撤离的问题。 当“外资依赖”形成后，外资是传销系统的“命门”。 因为，传销系统对于中国人，还容易处理一些。 但是，如果外资开始撤离，传销系统的所有荣华富贵都会很快“烟消云散”。 因为，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在过去，传销系统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足够的力量来“背信弃义”。 在60年前，传销系统掌控中国大陆的权力后，直接将资本家们叫去开会，让资本家们主动献出企业，进行“公司合营”。 当时，所有的资本家一致“支持”公私合营的措施，主动不再做“剥削阶级”。 这些资本家为什么有如此高的“觉悟”，随意就将自己的利益献出来？ 原因很简单，他们敢不交吗？ 说话的人不是口头说说，而是有gun在背后支持！ 同样道理，当系统搞“人民公社”，将农民手里的地再收回的时候，同样有gun在支持。 到了1980年代末，连tank都用上。 到后来，系统征收逼死很多农民的农业税，并且最后导致极为严重的农村暴力冲突；让工人下岗，还宣称“只不过从头再来”，同样有gun做后盾。所以，传销系统不能让army国家化，而是坚持系统对army的领导。 因为，只要有gun，就有发言权，就有忽悠之后，可以不信守承诺的后盾。 不过，这个原则只适合中国人，适合中国范围之内。 涉及到外资的时候，传销系统就必须守信。 不是自己想守信，而是实力对比决定，系统不得不守信。 在山西强行赎买浙江人的煤矿前，曾经放出风来。 说某美资公司花数千万的低价买了某个煤矿，到了后来变成了数十亿，这是不正当竞争、侵占国有资产的事情。 结果，美资根本置之不理，山西也不了了之。 不久之后，山西采取行动，强征了浙江人的煤矿。 为什么山西对美资放话不了了之，而对浙江人连招呼都不打就“雷厉风行”？ 很简单。 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在中国有最多的投资、从中国进口最多的产品。 而这些“最”的背后，有超过十二艘航母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全球的海洋游弋。 别说山西，就是中央想随意抢夺美资的财产，也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同样道理，当经过备案进入中国的外资准备撤离的时候，拿人民币按照牌价换美元，中国外管局也必须兑换。 否则，美国可能冻结中国在美国的所有财产，用来偿还合法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
一旦外资撤离，中国将很快陷入瘫痪 。外资之所以进入中国，是因为可以在中国市场赚钱。外资的目的是趋利，赚钱的时候都涌来。 一旦外资无法在中国市场赚钱，就会大规模离开。 对于中国来说，外资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钱，更重要的在于核心产品、技术和管理。 从资金的角度，外资是支持传销系统的主要力量。 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占据销售和利润的主导地位，从经济活动上和税收上支持着传销系统。比如，外资汽车厂的产品很多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中国品牌汽车大多数在10万元以下。 如果外资汽车厂撤离，中国品牌汽车的平均售价也卖不到10万元以上。 所以，对于传销系统来说，外资品牌汽车的销售和利润贡献，是本土品牌汽车的数倍。 一旦这些外资撤离，传销系统 的一个主要支柱就倒了。 其次，当外资企业关门的时候，依附在外资周围的大量企业也要关门，也就是巨大的产业链停转。 届时，传销系统失去的是巨大产业链的各种税费和非税费收入。 更重要的是，一旦外资撤离，所有的外储可以很快兑换干净。 由于中国的外储不够外资的兑换额度，结果是中国政府违约，也就是破产。 什么叫做破产？ 就是别人不会再借给你钱，你必须自己依靠自己生活。 就像很多人说的：“大不了再回到计划经济，中国总有办法的。” 问题在于，当外资离开中国之后，中国几乎所有的工业就要瘫痪，整个经济完全停转。 大部分汽车都要停下来、铁路回到绿皮车、没法上网、没有手机，甚至人们现在使用的香皂、洗发水都会成为短缺产品。 因为，中国各种产品基本上都需要外国的核心零部件和技术，而且越是高精尖或者大型设备，需要的外国零部件、技术和管理就越多。 一旦外资撤离，中国人不仅没钱买东西，连管理都缺乏。 当外资撤走后，相应的管理者也会同时撤走。即使有了一定的产品和原材料，让中国人进行管理，生产相应的产品，中国人都管理不了。 比如，富士康的管理虽然低级、恶劣、非人性化，但如果富士康的台湾人撤走，大陆人连富士康都管理不了。 而且，富士康是低级、机械、接近小农方式的生产管理，如果涉及到更精密、复杂的产品生产管理，中国人的能力更达不到。 所以，一旦外资撤离、外储耗尽、中国信用破产，没人再赊货给中国的时候，中国直接重新退回到原始社会。
农业是完整的系统，具有“一环扣一环”的特点。 虽然系统通过大量的进口、地沟油、瘦肉精、激素、抗生素等方式，维持油脂和肉类供应，保证了人们能够“吃饱”的状态。 但是，民众生活状况的持续恶化，则无法避免。 在蔬菜的供求上，这个问题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蔬菜难以保鲜，所以难以通过进口解决，因此蔬菜成为食品价格上涨的新“突破口”。 本来，蔬菜具有生长期短、供应量大的特点，可以保障较为充裕的供应。 如果经济较为正常，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低的价格。 但是，当国家打压粮油肉价格的时候，蔬菜价格开始不断暴涨。 而蔬菜作为经济作物，其价格暴涨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价格扭曲，突出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 我在2011年10月进行的“社会资金链已经断裂”分析中，分析了高利率对于菜价的助涨作用。 因为社会资金紧张，利率高昂，很多菜贩子退出市场。 这样的结果是，大量蔬菜烂到地里没人收，同时消费市场短缺，造成价格迅猛上涨。 按道理，当价格上涨的时候，能够刺激菜贩子重新回到农田收菜，进而稳定市场供应。 但是，由于从收菜直到终端消费者买菜，需要多达3-4道运输和批发过程，因此需要“层层加码”，才能刺激各级菜贩子进行相应的收购、运输和销售。 更重要的是，在蔬菜运输的过程中，“两桶油”要征收高油价、各地路政要征收过路费和超载罚款、城市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需要征收高昂的租金，工商税务卫生防疫城管部门还要征收各种管理税费。 在这个过程中，“条块分割”坐着就可以赚取，没有任何风险，而且拿到收益的大头。 而各级菜贩子得垫付资金、承受风险、耗费大量的时间、劳力、脑力，才能够赚到可怜的收益。 当蔬菜到了消费者手中的时候，消费者还觉得非常贵。
随着经济的恶化，物价上涨将更加难以遏制。 当沿海地区经济恶化，大量人口开始向内地迁移，沿海地区人去楼空。由于沿海地区拥有最好的基础设施，最好的经济增长基础，一旦沿海地区开始被废弃，整个中国所谓的“工业”和“服务业”大部分都要停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传销系统的费用无法解决。 所以，传销系统必须将费用进一步转移到内地，加大内地的税费征收。 问题在于，随着经济恶化，内地的资源开采也大量停工，也就是第一产业的矿业也大多数停转。 这样的结果是，传销系统必然将税收重点放到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上。 经济越差的情况下，由于各种税费因素，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越高。 明确地说，就是房地产、汽车卖不动之后，传销系统就必须向生产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企业下手。 对这些企业进行税费征收，以保障自己的收入来源。 同样，不论公路收费、铁路收费、油价、罚款、超市税费等等，都要一步步加上去。 所以,经济越差的时候，人们的生活费用就越高。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做工的人越来越少，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越来越少。 但是，传销系统养活了数千万的人，如果加上附着在系统的人数，其数量更加可观。 如果再加上进入社保的老人，包括养老金和看病，不工作、但是需要花钱的人数更加可观。 当经济转差的时候，也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减少，人们还得继续以前的消费。 毕竟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难以减少，柴米油盐酱醋菜都得消费。 而当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持续减少，但是货币还是那么多，甚至越来越多，必然导致生活用品越来越贵。 传销系统再压制粮油肉价，也压制不了其它生活用品价格。 毕竟从中央到地方，系统都需要生存。 所以，又回到我在“2011波澜壮阔”中说的，随着私企的倒闭，多余税费加到剩下的私企身上，加速私企的倒闭。 而随着私企倒闭越来越多，社会供应和社会效率也越来越低，社会供应缺口越来越大，进而导致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只能持续上涨。 一直到2012年初，无数人还在讨论着房价，谈论着买房等内容。 但是，几个月之后，暴涨的蔬菜价格、持续上涨的其它食品价格、其它生活必需品价格、水电油气等基本生活产品价格，都让人们感受到不可遏制的生存压力。所以，关心房价的人们开始大幅减少，因为人们正在被生活品价格上涨压垮。 这时候，所谓买房的“刚需”理论开始破产，房奴们开始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做“刚需”。 但是，目前的物价上涨只是过程的中间状态，关键的节点还没有到来。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粮食供应。 虽然对于无数人来说，食品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越来越难以承受，但是人们还能够生存下去。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没有价格的时候，真正的节点才到来。 随着物价上涨，农资价格也持续上涨，农民种粮成本持续提高。 而且随着土地肥力的持续下降、农资产品的质量下降，农民必须投入更多的农资，才能够保持土地的粮食产出。 同时，国家压制粮食价格，不允许粮食价格上涨。 在过去一些年，农民如果不考虑工钱，还可以赚点钱。所以，很多老人在家，照顾着几亩地，生产出自己够吃的粮食，剩余的拿出去卖。 随着农资价格上涨、综合物价上涨，农民卖粮得到的钱，还不够花费掉的农资成本。 在这个时候，农民就会大规模停止粮食种植，让更多的土地荒废，或者希望国家来“征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国内粮食库存已经基本上空了，只要进口粮食不继续大幅增加，粮食供应一出现缺口，整个粮食供应链断裂，人们拿钱也买不到粮食，饥荒就开始了。 另外，一旦外资开始撤离，会在很短时间内将外储换得干干净净。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中国的粮食、食用油和猪肉进口就要中断，粮食缺口就会达到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 即使民众急剧缩减粮食消费，粮食缺口也最少达到三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中国再也没有钱购买化肥、种子、农药、激素，农业重新回到原始状态。 问题是，原始的农业种植系统早已经被破坏掉，短时间不你可能重新恢复。 而没有国外转基因种子和化肥，大多数地区粮食重新回到300、400斤的水平以下，没有高效农药的话，大量土地绝收。 也就是说，即使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中国粮食生产正在面临一个下降曲线。 如果外储减少或者消失，这个下降曲线将从曲线下降变成“直线下降”，也就是“断崖式”暴跌。 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生产需要多年的恢复，才能够回到古代水平。 问题在于，在水系和资源已经完全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在大多数地区的良田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想恢复也极为困难了。 从资源的角度，人必须得适应环境，环境生产能够多少粮食，人口总数就得按照粮食的状况进行适应。 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转基因种子、化肥、农药、激素，中国土地的粮食承载力超不过3亿人，甚至更少。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大物理”不可避免。（待续）
关于“刺激政策”的一点分析思考
很多中国人已经开始进入一种状态：不需要“刺激”，意yin就能达到高潮。 号称“8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还没出来，人们就开始狂呼房价要涨，认为中国要重新回到08-09年的情况。 有的地方还真的调高了房价，等着急迫买房的人们来买房。 如果意yin的高潮过后，“刺激政策”没有来，意yin到高潮的人们面对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心理的失落。
在2012年前两个季度，中国的投资、出口和消费的萎缩“势不可挡”。 一个中国人只要稍微愿意睁开眼睛看社会、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眼前最短浅事物，都知道中国经济已经相当萧条。 其中，在2009年“四万亿”中风光无限的铁道部，是萧条的典型。 铁道部在2011年三季度开始爆出“万里大停工”之后，国家似乎支持了铁道部数千亿元。 当时，很多人为之“欢欣鼓舞”，放了假的铁路承包商们又回到岗位，准备开始新的一轮建设。 没想到，铁道部的数千亿是“干打雷、不下雨”，嘴里说着有钱，但实际上根本没有钱给工程承包商。套个前苏联的笑话，铁道部假装有钱，承包商假装热火朝天干活。 等半年多过去后，铁道部在2012年5月又传出来好消息，各个银行给铁道部授信2万亿。 随着资金的逐渐到位，铁道部又可以开工了。 在这个好消息传出来的同时，铁道部又说吸引民间资金参与铁路建设。另外，配合这个利好消息，铁道部又在5月17日发行200亿短期融资券。 其实，很多事情自己思考一下，就会觉得非常有趣。 既然各大银行已经授信铁道部2万亿的贷款，即使贷款没有完全落实，先期只到位5%，也是1000亿元。 如果铁道部随时可以调动上千亿元，为什么铁道部还要专门发行这小小不言的200亿融资券？ 这对于资产庞大的铁道部来说，不是太掉价了吗？ 就像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跟别人说：“我现在银行里有2000万，先跟你借20万花花，在短期周转一下。” 这时候，如果稍微有一些理智的人，就要开始怀疑，这个老板是不是根本没钱，然后套自己的小钱。 当然，一般人不能以穷人之心，度铁道部这个“大财主”。 所以，人们可以选择相信，铁道部真的有20000亿随时可以使用，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被拖欠数千亿以上设备和工程款项的供应商们，应该欢欣鼓舞了。 （当然，没人知道铁道部总共欠了多少钱，反正在数千亿以上）
问题在于，中国经济不仅仅只有一个铁道部。 铁道部虽然是个巨大的行业，但也只是交通运输业中的一部分。 在交通运输中，还有公路、水运和航空等部分。 而且，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交通运输，还有房地产、汽车、市政、日常消费的衣食住行用等等不同行业。 首先，房地产销售已经低迷一年多、将近两年，连以前热闹非凡的房展会都变得很清淡。 有些地方的房地产商已经支撑不下去，开始大折扣降价售房。 但是，降价虽然刺激了一些“刚需”购买，总销量并没有得到提升。 而且，销售量和库存房相比，等于“杯水车薪”。根据2012年5月20日网上房地产的数据显示，申城新建商品住房可售面积再度突破千万平方米大关，达到1011.12万平方米。此外，商业地产（包括商业和写字楼）的存量有过之而无不及，总量达到近1148万平方米。 仅仅上海一地，新建的商品住房和商业地产就超过2000万平米。这个巨大的存量还不包括已经售出、人们用来“炒房”的二手房。 而且，也不包括房地产商已经买了地、但是没有形成新的供应量的房子。 从这个角度，房产供大于求的状况急剧恶化，套住了很多房地产商。 而且，房地产交易清淡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税费收入，进而导致各地政府卖地收入骤减，也套住了地方政府。 另外，中国的汽车销量也是一路下滑，而且库存急剧增加。 另外，不论钢铁水泥、各种机械设备、建材家居家电等工业部门，服装纺织鞋帽、玩具工具等加工出口部门，各种矿产部门，各种建筑服务、生活消费服务等等服务部门。 进入2012年，已经不是某个部门、或者某些部门状况转差，而是绝大多数部门的状况都在急剧恶化。 尤其是在房价上，虽然很多买房的人还对房价很有“信心”，但是有些人在降价后“房闹”，已经开始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一大“景观”。
经济萎缩的背后是“社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中国的小农式老板们只看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小农老板们无法理解社会经济运作模式，也没兴趣理解社会经济，总觉得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好就行了。 没想到，社会经济是整体的运行系统，任何社会经济运行都会影响到“一亩三分地”。 不论小农老板们如何想着避免风险、或者减少风险，风险都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进入2012年，大多数的行业和企业，收入都急剧萎缩。 私企倒闭就像“割韭菜”一样，一一茬茬地进行。 剩下的还维持的企业，也越来越感觉到恐慌不安。 很多私人老板都已经非常迷茫，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其实，只需要从社会资金链的角度，看看社会缺多少资金，做个简单的加减乘除的算术，就知道未来的方向。 这时候，很多人会问：中国的货币总量M2还在持续增加，都已经将近90万亿，资金还不够吗？ 但实际上，90万亿并不是资金链里的流动资金，相当一部分是“沉淀资金”，被很少数的人所控制，基本不进入社会流通。 另外，信用系统逐渐被破坏，也让流通中的资金沉淀越来越多，导致社会上快速流动的资金则非常少，可以说极为匮乏。 因为资金太缺乏了，所以除了生活必需品领域，其它行业都要经历“大淘汰”。对于绝大多数私企来说，未来是“死路一条”。也就是说，因为社会太缺钱了，人们就只够糊口生活，做不了其它的了。 也就是从消费的角度，人们纷纷离开非生活必需品领域，涌向生活必需品。 所以，除了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企业能够赚更多的钱（当然最后也要被体制刮走），绝大多数都要倒掉。进入2012年，资金链断裂已经从“冰崩”进入“雪崩”，在流通的资金也因为信用系统被破坏，加速资金的“沉淀”。 这个问题，我在“社会资金链已经断裂”文中，进行过具体的解释。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非必需品行业销售下降、库存积压、企业纷纷倒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当然，小农老板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学习，不关心社会经济运行，总想“用经验打败理性”、或者直接用自己的“信念”打败理性。 结果，大多数小农老板们遇到社会经济收缩的时候，开始大规模倒闭。 很多人的可怜之处在于，自己的钱都不知道为什么赔进去的。 这也预示着，很多人在未来死到临头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当整个社会经济都萧条的时候，“8万亿”只是杯水车薪。 当“8万亿”的消息出来后，很多人直接到“高潮”。 人们觉得自己已经非常艰难的时候，突然来了“8万亿”来救自己，心理上无比激动。 这种状况也比较容易理解，一个溺水的人抓住稻草都觉得有了希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仔细冷静思考一下，这“8万亿”够吗？ 即使“8万亿”够，能够救了自己吗？ 说到这个问题，就需要计算一下：中国到底缺多少资金，才导致现在的情况出现。 计算出资金的“缺口”，就知道还差多少。在2008年末，中国的货币总量M2是47万亿，2009年虽然号称“4万亿”，但实际上M2增加了13.5万亿，2009年底货币总量超过60万亿，因此才有房地产和铁公基的火爆。 我从2010年就分析过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印钞需求，分析印钞和通胀的必然性。 到2011年初，我开始强调资金链的问题，说当时的社会资金链即将断裂。 我就进行过大致的测算，中国在2010年最少印钞18-20万亿元；2011年印钞25万亿左右；以后按照类似的增长比例，以此类推。如果这样加总的话，到2011年底，中国的货币总量M2需要达到100-105万亿左右。 而且，还是在不考虑明显通胀的情况下，进行的大致测算。 如果计算通货膨胀，M2按照过去三年40%的比例计算，就得达到140万亿。 但是在2010年，中国印钞明显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而且，我在2011年初分析的时候，也明确说明，中国已经不敢印如此多的钞票。 在这样的情况下，到2012年4月货币总量M2还不到90万亿元，与相应的资金需求量差50万亿元。 因此，虽然体制动用各种手段，通过吸引民众资金来填补各个“缺口”。 仅仅在2011年上半年，四大国有银行就通过“理财”吸纳了民众9万多亿的资金。 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当时已经开始变得非常火爆的各种名目的“高利贷”。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到2010年第四季度，社会资金链也已经断裂（我在“社会资金链已经断裂”的文章中进行过分析）。 因此，到了2012年，社会资金缺口已经超过50万亿，相当于2008年末的货币总量。 在如此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之下，“8万亿”即使投放出来，对于整个社会资金匮乏，只能在很短时间内起到有限的延缓作用。
为什么国家会在2011年开始，坐视社会资金链断裂？ 中国的金融研究机构养了很多人，不是白吃饭的。其中很多人都是“学而优”，对金融系统非常了解。 而且他们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从技术层面支持体制。 如果没有他们从技术层面拟定政策，中国的体制也走不到今天。 在2009年底，我分析到“大规模通胀一触即发”，他们也必然预见得到。 2011年初，我分析社会资金链即将断裂，这些人也必然看得到。 为什么他们并不采取行动，继续印钞，而是坐视社会资金链断裂？ 其实，他们并不是没有采取行动，放纵银行骗民众参与“理财”、放纵“高利贷”，都是他们采取的具体行动。 只有在印钞问题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 所以，放纵“理财”和高利贷、不大量印钞，都是他们以“不行动”的方式，实施的行动。 只有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国家才会暂时进行“印钞放水”，紧急进行“救市”。 然后，市场立刻开始兴奋，期待新的“放水”开始。 但是，很快新的“放水”又没有了，市场重新回归沉寂，欠债的越来越多、倒闭的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通胀是体制最大的敌人。 如果按照我当时测算的印钞规模，中国在过去两年已经达到100多万亿的货币总量。 考虑到通胀因素，达到150多万亿的货币总量。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也都很清楚，就是津巴布韦。 当然，津巴布韦是个小国，即使津巴布韦货币被废弃，也能够继续维持。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大国。 如果人民币变成津巴布韦，国家也就解体了。 中国体制对于前苏联研究得非常深入，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在短时间内变成前苏联。 而前苏联最致命的问题就是通胀，当物资生产减少、钞票加速印刷，到91年通胀超过100%，苏联就系统格式化，然后重启。 这个我在之前的分析中，也论述过。 坐等资金链断裂是“等死”，是个相对较为漫长的过程；而大量印钞放水的结果是严重通胀，是快速死亡的方式，是“找死”。 从任何一个角度，体制都会选择“等死”，而不是“找死”。 当然，“等死”还有个好处，就是能够让民众“投入”，等耗干了民众之后再死亡。 所以，民众的积极性越高，体制的延续时间就越长。所以，国家在分析过各种形势后，从2010年开始收缩银根，并且坐视资金链断裂。
从这个角度，“8万亿”的出台非常及时。进入2012年4、5月份，中国经济急剧萎缩，所以国家推出“稳增长”的新版“刺激政策”。 说明一下，“促增长”和“稳增长”的概念具有决定性差异。 “促增长”是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加速经济增长、扩张。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做相关生意，都很容易发财。 但是，“稳增长”的意思是，尽可能“稳”住局面，不能让经济下滑“过快”。 更明确地说，目前的政策只是通过各种措施，想方设法让企业死的稍微慢一点。 当然，如果相关措施不成功，企业该死还是要死掉，时间也不会慢。 这也就是目前留给政策的操作空间，能拖一时是一时。 或者说，操作空间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更多的只是“提振信心”。 还是重复一句经典的话，“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国家通过这样的“刺激政策”，给人们以“信心”。 然后，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认为国家还要“救市”，经济还要重新“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数人本来快要绝望了，准备收手不做。 听到这样的“利好”消息后，砸锅卖铁、把自己最后的积蓄都拿出来“再赌一把”。 在这样的情况下，铁道部吸引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建设，也变得有可能；中小企业现在亏损严重，老板们也会多坚持一段时间；股市扩张“圈钱”更快、更多，也有更多的民众原因接盘。 因为，只要民众有了“信心”，就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家底都拿出来，支持国家的经济增长，支持体制的经济运营。 所以，虽然“8万亿”从整体规模上，远远不够弥补社会资金链的缺口，但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希望平台”。 国家通过搭建这个“希望平台”，让民众拿出钱来在这个“希望平台”上尽力“唱戏”。 可以说，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合作，国家和民众个人进行的完美合作。 在这个合作中，国家出“信心”，通过各种方式给民众“信心”，以“信心”这个最大的无形资产“参股”；同时，民众则拿出黄金，和国家进行合作。 在合作过程中，国家得到了黄金，民众得到了“信心”，两者相得益彰。 从“成功学”的角度，只要有信心，就能够成功；从“阳光心态”的角度，只要有了阳光心态，看到的事物都是美好的，世界也变得美好。 所以，民众只要有了“信心”，就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整个美国经济立即陷入停顿，就是因为民众缺乏信心，人们只想着“自保”，只想着减少自己的损失。 从这样的角度，美国民众是自私自利的，是不顾国家死活的。 与之相对比，中国人民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大家通过“众志成城”，让经济能够多维持一段时间。
当然，不论民众如何达到“高潮”，其作用都极为微小、时间效应都是极为短暂。国家真正担心的是外资，因为外资才是真正决定中国经济的力量。我在最近的分析文章“2012-大物理开端”（ “2010经济分析-11大难题”帖子中最近进行的更新）中，强调了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重点，就是“外资依赖”。 不论中国民众多么有“信心”，都没有太大意义。 在中国的50-70年代和现在的North Korea，一群穷棒子们把口号喊得震天响、认为自己已经“宇宙无敌”，都没有任何意义。 当别人扔过来一个白馒头的时候，马上跑去狼吞虎咽，再也不喊口号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仓廪实、知礼节”了。 因为，对于穷棒子来说，继续吃白馒头比喊口号重要亿万倍，就是喊口号也是为了白馒头。就像网上的很多“毛左”们叫喊半天，最后发现是因为给了钱，才喊得这么欢。 没馒头吃了，也立刻不喊了，开始自己之间“互咬”了。 同样道理，在目前的形势下，一般人在买房、买车、买理财产品、“高利贷”之后，还有多少人手里有大把的现金？ 另外，除了少数外资企业和体制单位在赚钱外，还有多少中国企业能够赚钱？ 从现金流的角度，甚至连体制单位都在迅速“失血”，因为体制消耗太大了。 所以，体制单位都在拼命地上市“圈钱”、再融资“圈钱”，因为所谓的盈利都是账面上的，实际上的资金“失血”是现实中发生的。 因此，技术先进、管理完善、品牌过硬、利润丰厚的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后一块“肥肉”。如果外资企业没有了“信心”，看到中国市场不行了，一旦开始撤离，中国经济立刻全面瓦解。真正要实现“信心”与黄金的合作，主要还是在于盯准外资企业。 因此，国家通过“8万亿”的刺激政策，给外资更多的“信心”，让外资觉得二季度的经济快速下滑是暂时的，中国经济三季度之后会反弹。 只有这样，外资才会觉得有“希望”，才会觉得有“信心”，才会继续留在中国。 当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非得留住外资？ 我在“2010-大物理的开端”中，已经将中国的经济模式分析的很明白。 如果现在外资开始大规模离开中国，人民币立刻变前苏联卢布，中国经济直接完结，“大物理”直接开始上演。
不过，即使号称有“8万亿”，中国也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在“2012-大物理开端”中分析过，中国任何一个经济刺激政策，或者一项大型的经济活动，都必须消耗外汇。因为中国人所有的“现代生活”，包括资金、技术和管理，都通过外汇购买，没有自己创造的东西。 如果没有外汇，中国经济立刻完全停滞，回到原始社会。而中国2008年之所以能够采取“4万亿”，也是基于外汇基础上。 2009年的外资加速流入，让经济能够迅速变得“火爆”。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火爆”意味着“外资依赖”，如果外资撤走，中国立刻完全“熄火”。中国外储迅速增加，并不是中国人通过外贸赚的钱，而是外资加速流入的结果。 这些钱在过去几年加速流入，也就意味着体制有更多的钱消费，才敢于大规模进行“刺激政策”。 如果没有外资流入，“刺激政策”就直接转化为通胀，让中国经济立刻“格式化”。 所以，随着2011年外资流入减慢，中国也一直不敢大规模进行经济“刺激”。 当然，即使没有“经济刺激”，中国还在加速消耗外资。 比如，2011年，中国多个房地产商为了生存下来，在香港借了数千亿美元的高利贷，利率普遍超过10%。 当时，这些钱进入中国，一方面支持了房地产商的生存，另一方面也支持了中国的外汇消耗，让人民币汇率更加坚挺。 另外，中国购买像波音飞机这样的产品，也都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实施，而不是购买的方式。 而外资流入、外国人借钱给房地产商、融资租赁等等方式，都意味着外资在中国经济中起到决定作用。 问题在于，2011年下半年以来，欧债危机让国际上的资金链逐渐紧绷，同时美国qe2效用基本上结束，而qe3一直在忽悠、一直不落实。 这样的结果是，国际资金链紧绷，美元逐渐走强。 因此，进入中国的外资也急剧减少，有时甚至形成净流出状态，让中国央行的技术官僚们无计可施，只能一天天往后拖，拖一天算一天。 问题在于，房地产商在香港的美元贷款即将到期，数千亿美元需要还账。 同时，融资租赁的飞机等大宗产品，每个月也都要付美元。 也就是说，这些每月归还和一次性归还的大量美元，正在给中国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如果在到期日之前，房地产商不能快速卖出房子，造成贷款违约，那就意味着房地产商都要倒闭。 中国房价“断崖式”下跌，房地产“气球”直接打爆。 如果房地产商卖掉房子拿到钱，还要换成美元，再还给债权人。 在外资流入减少的情况下，这样的大规模资金外流也要给人民币汇率造成极大的压力。
当所有因素汇集起来，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中国经济“猝死”。 虽然中国人经常看上去很有“信心”，但实际上的信心极为脆弱。 人们都觉得人民币在贬值，也就是钱“毛”了，想着买这买那保值。 但是，说起买美元保值，人们就立刻“嗤之以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们看到，在过去人民币一直在对美元升值。 人们回想，既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买 美元怎么可能保值？ 但是，随着欧债危机发酵，美元指数升破82，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改变想法，准备先换一些美元。 而一旦欧债危机全面爆发，美元指数升破89，大多数中国人就会大量恐慌购入美元。 这就是中国人的“羊群效应”，越是抢购的时候，大家就越抢购。 一旦中国人开始集中抢购，那点可怜的储备根本挡不住人们如“潮水般”的抢购。 即使中国人不抢购，外资在欧债危机爆发后，会紧急撤离大量资金，把钱拿回本国挽救本国企业。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国的外储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换光。 即使中国人不抢购、外资不大规模紧急撤退，单单中国房地产商还美元的欠债，对中国的外储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所以，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已经很难吸引到大规模的外资流入中国，同时中国随时面临大规模外债偿付的局面。 仅仅外债偿付就已经非常困难，而如果欧债危机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外资再有可能随时撤离，中国就可以很快“格式化”。 不论“4万亿”还是“8万亿”的“经济刺激”，都是建立在人民币还有信用的基础上。 而人民币的信用又建立在中国还有外储的基础上，没有了账面上的外储，人民币就是冥纸。 问题在于，中国外储只是存在于账面上，并没有真正经过试验。 就像“航母”和“四代飞机”，都是给人看看，供很多人意yin的一样。 等真的到了某个节点，人们用换美元来测试外储的时候，外储到底还剩多少，就可以一目了然。 相信到时候能够兑换的美元不会超过1万亿，这个可能还是乐观的估计。 当然，这1万亿美元的可动用外储在将近90万亿人民币货币总量M2面前，可以说不值一提。 如果中国只剩下几千亿的可动用外储，那随便一些民众“羊群”就能解决掉，不需要外资出动，到时候这些外资就“血本无归”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8万亿”很可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让人们意yin到高潮的一个心理刺激。 至于“8万亿”是什么效果，甚至还有没有“8万亿”，就是个很大的疑问了。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当然，即使没有“8万亿”，人们如果能够直接意yin到高潮，并且高潮至死，也算是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