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生活费用问题 –- 制度经济学的思考 （续）
1520年以来，世界上共有85个机构存活至今，其中50家是大学。 大学依靠梦想、依靠希望生存下来 － 这就是大学的历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李 C 柏林格
事物的表象和实际往往是相反的（强调过好多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在观察表象的时候，往往是片面地看问题，而不是多方面看问题；人们往往从局部看问题，而不是从系统看问题。 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往往看眼前的状况，而不关心长期的发展。 在这个社会中，能够全面、系统洞察问题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在股票期货市场中，大多数人赔钱，少数人赚钱。
如果用一个字总结德国的产品，那就是“贵”。 德国的机械、汽车都以高价闻名于世，而且就连厨具也卖得很贵。 但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德国产品形象并不像意大利法国的奢侈品牌产品，而是更加朴实、更加实在。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认知呢？ 其实，贵和便宜都是相对的。 尤其是耐用产品，产品卖得便宜，往往就意味着长期使用成本高，反而导致用户花了更多的钱，感到更贵；有的产品卖得贵，那可能是长期使用成本低，让用户花费更少。 从管理学的角度，这叫做“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或者“全生命周期成本”。 越是大宗耐用产品，“全生命周期成本”的意义就越大。 因此在耐用消费品、大型机器设备等领域，世界领先企业都在致力于通过管理与技术创新，降低用户的“全生命周期成本”，让用户觉得“贵得值”。 而德国产品就建立起了这个国家品牌形象，虽然前面东西卖得贵，但是后期使用成本很低，使用更省心，因此还是觉得非常实在。 而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从根本上也是研究“社会生命周期成本”，持续通过资源的更高效配置，让地球上的资源能够支持更多人的生存，支持人们更好地生存。
那么，什么是“产品生命周期成本”？ 就拿汽车来说，自从丰田推出雷克萨斯品牌之后，已经二十多年。 雷克萨斯创造了辉煌的市场成绩，在北美市场成为最畅销的高档汽车品牌。 拿雷克萨斯与奔驰相比，类似车型、排量的汽车，雷克萨斯比奔驰便宜将近一半。 雷克萨斯也在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设计更加符合审美的外形，使用最先进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主被动安全性也是达到最高级别，另外各种装饰也更多，另外也越来越耐用，跟奔驰车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小。 而且，丰田汽车的服务系统要明显比奔驰的好，让众多美国消费者觉得自己是豪华车车主。 同时，随着电子系统越来越多的应用，奔驰的小毛病也在持续增加，故障率反而比雷克萨斯还高。但是在全球市场，奔驰的产品虽然卖得贵，销量仍然要超过雷克萨斯。 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的富人更倾向于买奔驰车，奔驰宝马的高档汽车市场的领导地位难以撼动？ 是富人们有钱没处花，“只求最贵”吗？ 可以说，中国的富人可能这样做，但是欧美国家的富人已经“久经考验”，具有高度的消费理性，不会盲目崇拜某个品牌的。
2010年，丰田汽车的故障问题发酵，引发美国国会传唤丰田章男到美国回答问题。 据说，是因为丰田汽车的油门和刹车问题，导致美国已查明有数十人出车祸死亡。 在传唤过程中，场外丰田车主愤怒地声讨，场内国会议员或者出于真心，或者出于表示自己作为民众代表的立场，声色俱厉地质询为什么丰田要长时间隐瞒问题真相。 而在出现问题的车型中，就有雷克萨斯品牌的汽车。 这时候，富人们宁愿出高价也要买奔驰宝马车的道理就清楚了。 加油和刹车是决定乘车人生命的部分，丰田因为持续无原则地缩减成本，导致了致命问题的发生，而且还故意隐瞒问题的严重性，极大地增加了乘客的生命成本。 尤其是对于富人来说，自己的命是最值钱的，人们动辄花费数万美元、十几万给自己家里安装更先进的安全系统，花钱找比较好的医生做手术，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更安全，让自己的家人更安全。 那么，仅仅从生命安全角度来说，在汽车这种高速移动的产品上，多花几万美元，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性，甚至说减少自己的恐惧成本，都是很划算的。 除此之外，还有实际驾驶感受或者乘坐的舒适性，审美的品位等等，都是奔驰车高价也能卖得好的原因。 比如说，在内部乘坐的时候，丰田的雷克萨斯看上去似乎更加豪华，有更多的乘客电子装置、更多的乘客服务功能，而奔驰给人感觉明显要朴素得多。 但是，对于真正理解高端消费的人们来说，能够明显体会到，雷克萨斯豪华装备的堆砌并不是真正的高档。 真正的高档是持续地做减法，最后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品质。 就像评论真正的美女，少一分太瘦，多一分过胖；多一件首饰庸俗，少一件首饰寒酸。
那么，为什么德国汽车能够持续保持高品质，在全球“高价畅销”？ 众所周知，日本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世界学习仿效的典范。 日本企业通过学习美国戴明、德鲁克等大师的管理思想，引进德国生产系统精神，形成了追求“精益求精”的企业文化特色，而丰田的“精益生产”成为其中的典范。 但是，丰田的刹车系统暴露出来的致命问题，以及丰田刻意隐瞒问题的情况，让很多人对丰田汽车，乃至日本汽车产生强烈的怀疑。 这时候，德国车的品质优势就更加凸现出来。 其实，更需要思考的是，大多数德国企业并不为人们所了解，表现得非常“低调”。 德国汽车企业也没有刻意宣传自己的文化，或者强调自己的管理方式，而且似乎是很自然地做出高品质的汽车。 比如说，在一些汽车评论中谈到，有的新款奔驰汽车需要经过超过十万公里在不同气候条件下、不同路面条件下的运行，然后找到潜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然后才能上市。 但是，奔驰汽车往往也不刻意强调这些内容，反而是主要强调自己的豪华。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 强调品质的企业，产品品质成了问题；而不强调品质的企业，产品品质反而好。
高利润的企业都是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的企业。 德国企业高品质的形成，是社会消费氛围、或者说消费文化的背景。 就拿德国汽车为例，德国汽车生产厂商自然就认为汽车必须非常坚固耐用。 因为，德国公路很多地方不限速，想开到300公里以上都可以。所以，很多人在不限速路段就经常把汽车开到200公里以上。 而汽车在高速跑起来之后，才是对汽车各方面品质的考验。 而且，在高速路上驾车，随时可能因为小的问题，导致车毁人亡，所以驾乘者也才对汽车的品质和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 跑过高速的人知道，时速超过100公里的话，开国产车就已经比较担心；时速 130公里以上，开一般的日本品牌车就开始提心吊胆；超过180公里，就需要奔驰、宝马、奥迪、沃尔沃等欧洲车，或者美国高档车。 而对于德国汽车生产商来说，因为国内消费者总在开快车，而企业员工自己也是开快车的人，所以理所当然认为汽车必须做的坚固耐用，因为任何机械系统上小的瑕疵都会导致车毁人亡。 而且，那个车毁人亡的人可能就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 所以，在消费需求的导向下，德国汽车不需要强调所谓的企业文化，人们就自觉地生产高品质的汽车，对每个可能发生致命问题的环节都绝不含糊。 这样的结果，就是费时、费工、废料，再加上德国的技术工人工资高的可怕，所以德国车的成本很难降下来。
“环境造就人”。 其实，当人们称赞德国汽车高品质，感叹德国汽车生产商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的时候，还不如称赞德国“不限速”的道路交通法规好。 而德国的道路交通法规敢于让人们不限速，基础是德国道路的质量超强。 当很多汽车高速行驶于公路的时候，对公路的要求甚至比对汽车的要求都高。 在持续高速汽车的压力下，道路不会破损，不会出现凸凹或者小石子脱离路面，成为高速汽车的“杀手”。 所以，真正需要强调的并不是德国的汽车质量，而是要强调德国道路的质量。 所谓“好马配好鞍”，而从交通系统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好马”是道路。 如果道路质量不行，再好的车也不敢高速行驶，或者根本跑不起来。 而高质量的道路就需要高质量的设计、高质量的材料、高质量的施工装备、高质量的工程队伍和严格的工程监理。 或者说，德国车高质量的背后，是追求高质量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那么，德国如何形成高质量的产品文化？ 这就需要从心灵家园、物质依托和文化传承进行思考。
当我们在不同国家旅游的时候，往往会发现社会的不同形态。 西安和北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迹旅游城市。 西安的兵马俑和唐代陵墓，北京的故宫、北海、颐和园、圆明园、十三陵、香山等等知名的旅游景点，都是规模极其巨大的工程，而这些工程都是为历代皇帝服务的。 在欧美国家的城市旅游，游览名胜古迹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 总的来说，欧洲从东向西，皇宫和王宫规模逐渐缩小。 东部的俄罗斯有规模巨大的皇宫，越向西的国家，皇宫或者王宫就越变成众多建筑中，并不是非常出众的一部分。 如果把美国看作是欧洲的向西延伸的分支，那么美国就没有了王宫。 从华盛顿坚拒做美国国王开始，就意味着美国不再仿效其宗主国英国的立宪体制，而采取宪政共和的体制，美国老板头衔也变成了总统（President）。用中国话说，就是总裁，现在也经常被称为CEO。 而美国总统的府邸“白宫”也变成了White House（白房子），除了保卫设施和警察FBI军队人员多一些以外，跟平民住的房子没有太大区别，就连中国的地方富豪或者地方政/府都盖得起。 到加拿大就更显得“散漫”，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人声嘈杂”的国会，或者说是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相互之间吵闹的“政/治集市”，对总督府或者总理府都不太关心了。
需要关注的是，欧美国家有大量历史悠久的教堂，或者教堂群。 在欧洲旅游，有很多的博物馆、歌剧院和市民公园（花园）等等景点，居民区的房屋经常也可以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地点。 不过，除了这些地方之外，欧美城市中最为突出的是教堂。 大多数旅游发达的历史文化名城，都有知名的教堂。 在古代，当中国的主要资源都用来建设皇宫、官府和城墙的时候，欧洲的大量资源用来修建大教堂。 基督教在经过近千年的艰难挣扎成长之后，逐渐形成罗马教皇领导的宗教体制，并且与欧洲封建王权形成制衡。 从经济角度来说，每个宗教都是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基督教也不例外。 基督教作为当时欧洲人的心灵家园，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欧洲，封建王权通过武力和荣誉的传承维护自己在国家的经济地位，并且通过收取地租或者商业交易税，实现自己的收入。 而基督教则通过教化人民，并且代表广大民众约束封建王权，然后主要靠信众自动缴纳的“十一捐”获得收入来源。 后来，基督教成为联合整个欧洲，抵御蒙古人和伊斯兰教入侵欧洲的核心力量。 随着基督教地位逐渐巩固，大部分欧洲都在信仰基督教，广大信众的捐款也就汇集成为巨大一个收入来源，而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变成了修建大教堂的建设资金。 就这样，在整个欧洲尚处于贫困之中的时候，大规模的教堂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展开了。
很多人知道管理大师德鲁克关于“三个石匠”的故事： 有人问三个忙碌的石匠他们正在干什么。第一个回答道：“我在挣钱谋生。”第二个回答道：“我在做全国数一数二的石匠活儿。”第三个石匠目光炯炯有神地说道：“我在建造一座雄伟的大教堂。” 德鲁克将第三个石匠作为管理者的典范，强调目标管理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德鲁克会强调石匠和大教堂？ 因为可以说，石匠和大教堂是欧洲制造业文化的起源。 世界知名的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整座教堂在1345年全部建成，历时180多年，是著名的“跨世纪工程”。 而德国科隆大教堂(Kölner Dom)则是建筑时间跨度最长的大教堂。科隆大教堂是德国最大的主教座堂，始建于1248年，一直到1880年建成，从开工建设到彻底完工历经632年。整座大教堂全部由磨光的石块建成，整个工程共用去40万吨石材，加工后的构件总重16万吨，并且每个构件都十分精确。 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家世代为石匠，在科隆大教堂做工，而每代人的年龄间隔为21岁的话，那么要经过30代人的努力。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快速实现回报，而如果告诉一个人，他的工作只有在30代人以后才真正得以实现，那么他将是什么样的想法？ 可以说，只有出于教会的需求，出于信仰的要求（上帝给予的任务），出于建设心灵家园的目标，让其中的建设的人们即使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果，也在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可以说，只有为人们的心灵找到家园的信仰，才能够穿越时空，让人们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仍然能够善始善终，最后竣工。
文化就像鱼生活的水，而文化本身来自于最佳实践。 已经习惯于教堂的欧洲人自己可能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在我这个非欧洲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来看，古希腊的雕塑和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是决定欧洲制造业文化的两个关键象征。 尤其是对于德国人来说，科隆大教堂虽然经过了600多年的建设，但是它的建筑者都持有同样的信仰，而且绝对忠诚于原定计划，另外建设执行者（工匠们）也在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品质。 在这个过程中，信仰这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激励着人们，最终让后人看到科隆大教堂圆满完工后的效果。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往往会仿效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也就是“最佳实践”具有强有力的文化榜样效应。 比如说，中国1959-1976年间完工的建筑中，会场往往仿效人民大会堂，楼房仿效苏联式的方盒子。 改革开放之后到21世纪，不同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开始仿效不同的建筑。 比如说，有的地区仿效故宫和天安门，有的仿效白宫。 而在北京，这些仿效的结果汇集起来，就形成了很多以欧美城市或者文化命名的小区，或者直接就叫做“CBD”、“燕莎商圈”，给人感觉进了“联合国”。 而在德国，人们只需要天天看着外观、结构和做工都非常精湛的教堂建筑群，就应当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如果生产出质量低劣的产品，那就跟教堂创造的社会文化氛围“格格不入”。 而教堂建设过程和结果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可以理解为“环境造就人”的一种方式。 所以，德国的机械、汽车工业发展虽然缓慢，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保持着在世界市场的强大竞争实力。 而经历“刹车门”事件，追求发展速度，车型推陈出新速度很快的丰田汽车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损，也提升了奔驰宝马奥迪等德国车的“含金量”。 可以说，这些都与教堂和石匠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教堂可以看作城市的关键支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格局。 欧洲教堂的建设耗资巨大，曾经差点让教会破产，后来迫使教会通过销售“赎罪券”集资，也引发了由马丁路德为开端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此，新教（基督教）从以前的教会系统（天主教）中脱离开来，并且改写了世界历史。 那么，前期巨大的投入，通过强有力和精巧的结构、坚硬的石材作为主材料，以及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让这些教堂非常稳固，可以长久耸立和使用，修缮成本也相对较低。 这样的建筑看上去成本很高，但是如果考虑到持续的使用，不用经常的“推倒重来”，那么从长期是成本较低的一种方式。 而且，德国不少城市以教堂（心灵家园）作为城市发展关键支点，开始进行有系统规划的城市发展建设，逐步形成城市市政设施网，为城市的良性发展和功能完善的创造基础； 在城市功能完善后，主要进行建筑的建设和翻盖，实现居民合理的生活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建设在基础设施和各种建筑已经基本成熟的基础上，开始了进行建筑修缮和提升，创造适宜人居的生活空间； 最近，德国开始了“生态型可持续城市”的尝试，推动城市的集成化可持续生存。 有的人看到德国的市政和建筑似乎没有改变，就以为德国的城市发展停滞不前，这实际上是非常表面和浅薄的看法。 因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美城市发展，是真正社会发展的体现，反映出“一次做好，循序渐进”的社会财富积累模式。 那么，我们就通过欧美城市发展的方式，思考消费思维和社会财富积累，探讨制度经济学及其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 （待续。 还有较多内容，我将加紧写，并且尽量及时更新）
1520年以来，世界上共有85个机构存活至今，其中50家是大学。 大学依靠梦想、依靠希望生存下来 － 这就是大学的历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李 C 柏林格
事物的表象和实际往往是相反的（强调过好多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在观察表象的时候，往往是片面地看问题，而不是多方面看问题；人们往往从局部看问题，而不是从系统看问题。 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往往看眼前的状况，而不关心长期的发展。 在这个社会中，能够全面、系统洞察问题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在股票期货市场中，大多数人赔钱，少数人赚钱。
如果用一个字总结德国的产品，那就是“贵”。 德国的机械、汽车都以高价闻名于世，而且就连厨具也卖得很贵。 但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德国产品形象并不像意大利法国的奢侈品牌产品，而是更加朴实、更加实在。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认知呢？ 其实，贵和便宜都是相对的。 尤其是耐用产品，产品卖得便宜，往往就意味着长期使用成本高，反而导致用户花了更多的钱，感到更贵；有的产品卖得贵，那可能是长期使用成本低，让用户花费更少。 从管理学的角度，这叫做“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或者“全生命周期成本”。 越是大宗耐用产品，“全生命周期成本”的意义就越大。 因此在耐用消费品、大型机器设备等领域，世界领先企业都在致力于通过管理与技术创新，降低用户的“全生命周期成本”，让用户觉得“贵得值”。 而德国产品就建立起了这个国家品牌形象，虽然前面东西卖得贵，但是后期使用成本很低，使用更省心，因此还是觉得非常实在。 而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从根本上也是研究“社会生命周期成本”，持续通过资源的更高效配置，让地球上的资源能够支持更多人的生存，支持人们更好地生存。
那么，什么是“产品生命周期成本”？ 就拿汽车来说，自从丰田推出雷克萨斯品牌之后，已经二十多年。 雷克萨斯创造了辉煌的市场成绩，在北美市场成为最畅销的高档汽车品牌。 拿雷克萨斯与奔驰相比，类似车型、排量的汽车，雷克萨斯比奔驰便宜将近一半。 雷克萨斯也在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设计更加符合审美的外形，使用最先进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主被动安全性也是达到最高级别，另外各种装饰也更多，另外也越来越耐用，跟奔驰车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小。 而且，丰田汽车的服务系统要明显比奔驰的好，让众多美国消费者觉得自己是豪华车车主。 同时，随着电子系统越来越多的应用，奔驰的小毛病也在持续增加，故障率反而比雷克萨斯还高。但是在全球市场，奔驰的产品虽然卖得贵，销量仍然要超过雷克萨斯。 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的富人更倾向于买奔驰车，奔驰宝马的高档汽车市场的领导地位难以撼动？ 是富人们有钱没处花，“只求最贵”吗？ 可以说，中国的富人可能这样做，但是欧美国家的富人已经“久经考验”，具有高度的消费理性，不会盲目崇拜某个品牌的。
2010年，丰田汽车的故障问题发酵，引发美国国会传唤丰田章男到美国回答问题。 据说，是因为丰田汽车的油门和刹车问题，导致美国已查明有数十人出车祸死亡。 在传唤过程中，场外丰田车主愤怒地声讨，场内国会议员或者出于真心，或者出于表示自己作为民众代表的立场，声色俱厉地质询为什么丰田要长时间隐瞒问题真相。 而在出现问题的车型中，就有雷克萨斯品牌的汽车。 这时候，富人们宁愿出高价也要买奔驰宝马车的道理就清楚了。 加油和刹车是决定乘车人生命的部分，丰田因为持续无原则地缩减成本，导致了致命问题的发生，而且还故意隐瞒问题的严重性，极大地增加了乘客的生命成本。 尤其是对于富人来说，自己的命是最值钱的，人们动辄花费数万美元、十几万给自己家里安装更先进的安全系统，花钱找比较好的医生做手术，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更安全，让自己的家人更安全。 那么，仅仅从生命安全角度来说，在汽车这种高速移动的产品上，多花几万美元，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性，甚至说减少自己的恐惧成本，都是很划算的。 除此之外，还有实际驾驶感受或者乘坐的舒适性，审美的品位等等，都是奔驰车高价也能卖得好的原因。 比如说，在内部乘坐的时候，丰田的雷克萨斯看上去似乎更加豪华，有更多的乘客电子装置、更多的乘客服务功能，而奔驰给人感觉明显要朴素得多。 但是，对于真正理解高端消费的人们来说，能够明显体会到，雷克萨斯豪华装备的堆砌并不是真正的高档。 真正的高档是持续地做减法，最后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品质。 就像评论真正的美女，少一分太瘦，多一分过胖；多一件首饰庸俗，少一件首饰寒酸。
那么，为什么德国汽车能够持续保持高品质，在全球“高价畅销”？ 众所周知，日本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世界学习仿效的典范。 日本企业通过学习美国戴明、德鲁克等大师的管理思想，引进德国生产系统精神，形成了追求“精益求精”的企业文化特色，而丰田的“精益生产”成为其中的典范。 但是，丰田的刹车系统暴露出来的致命问题，以及丰田刻意隐瞒问题的情况，让很多人对丰田汽车，乃至日本汽车产生强烈的怀疑。 这时候，德国车的品质优势就更加凸现出来。 其实，更需要思考的是，大多数德国企业并不为人们所了解，表现得非常“低调”。 德国汽车企业也没有刻意宣传自己的文化，或者强调自己的管理方式，而且似乎是很自然地做出高品质的汽车。 比如说，在一些汽车评论中谈到，有的新款奔驰汽车需要经过超过十万公里在不同气候条件下、不同路面条件下的运行，然后找到潜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然后才能上市。 但是，奔驰汽车往往也不刻意强调这些内容，反而是主要强调自己的豪华。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 强调品质的企业，产品品质成了问题；而不强调品质的企业，产品品质反而好。
高利润的企业都是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的企业。 德国企业高品质的形成，是社会消费氛围、或者说消费文化的背景。 就拿德国汽车为例，德国汽车生产厂商自然就认为汽车必须非常坚固耐用。 因为，德国公路很多地方不限速，想开到300公里以上都可以。所以，很多人在不限速路段就经常把汽车开到200公里以上。 而汽车在高速跑起来之后，才是对汽车各方面品质的考验。 而且，在高速路上驾车，随时可能因为小的问题，导致车毁人亡，所以驾乘者也才对汽车的品质和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 跑过高速的人知道，时速超过100公里的话，开国产车就已经比较担心；时速 130公里以上，开一般的日本品牌车就开始提心吊胆；超过180公里，就需要奔驰、宝马、奥迪、沃尔沃等欧洲车，或者美国高档车。 而对于德国汽车生产商来说，因为国内消费者总在开快车，而企业员工自己也是开快车的人，所以理所当然认为汽车必须做的坚固耐用，因为任何机械系统上小的瑕疵都会导致车毁人亡。 而且，那个车毁人亡的人可能就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 所以，在消费需求的导向下，德国汽车不需要强调所谓的企业文化，人们就自觉地生产高品质的汽车，对每个可能发生致命问题的环节都绝不含糊。 这样的结果，就是费时、费工、废料，再加上德国的技术工人工资高的可怕，所以德国车的成本很难降下来。
“环境造就人”。 其实，当人们称赞德国汽车高品质，感叹德国汽车生产商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的时候，还不如称赞德国“不限速”的道路交通法规好。 而德国的道路交通法规敢于让人们不限速，基础是德国道路的质量超强。 当很多汽车高速行驶于公路的时候，对公路的要求甚至比对汽车的要求都高。 在持续高速汽车的压力下，道路不会破损，不会出现凸凹或者小石子脱离路面，成为高速汽车的“杀手”。 所以，真正需要强调的并不是德国的汽车质量，而是要强调德国道路的质量。 所谓“好马配好鞍”，而从交通系统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好马”是道路。 如果道路质量不行，再好的车也不敢高速行驶，或者根本跑不起来。 而高质量的道路就需要高质量的设计、高质量的材料、高质量的施工装备、高质量的工程队伍和严格的工程监理。 或者说，德国车高质量的背后，是追求高质量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那么，德国如何形成高质量的产品文化？ 这就需要从心灵家园、物质依托和文化传承进行思考。
当我们在不同国家旅游的时候，往往会发现社会的不同形态。 西安和北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迹旅游城市。 西安的兵马俑和唐代陵墓，北京的故宫、北海、颐和园、圆明园、十三陵、香山等等知名的旅游景点，都是规模极其巨大的工程，而这些工程都是为历代皇帝服务的。 在欧美国家的城市旅游，游览名胜古迹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 总的来说，欧洲从东向西，皇宫和王宫规模逐渐缩小。 东部的俄罗斯有规模巨大的皇宫，越向西的国家，皇宫或者王宫就越变成众多建筑中，并不是非常出众的一部分。 如果把美国看作是欧洲的向西延伸的分支，那么美国就没有了王宫。 从华盛顿坚拒做美国国王开始，就意味着美国不再仿效其宗主国英国的立宪体制，而采取宪政共和的体制，美国老板头衔也变成了总统（President）。用中国话说，就是总裁，现在也经常被称为CEO。 而美国总统的府邸“白宫”也变成了White House（白房子），除了保卫设施和警察FBI军队人员多一些以外，跟平民住的房子没有太大区别，就连中国的地方富豪或者地方政/府都盖得起。 到加拿大就更显得“散漫”，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人声嘈杂”的国会，或者说是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相互之间吵闹的“政/治集市”，对总督府或者总理府都不太关心了。
需要关注的是，欧美国家有大量历史悠久的教堂，或者教堂群。 在欧洲旅游，有很多的博物馆、歌剧院和市民公园（花园）等等景点，居民区的房屋经常也可以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地点。 不过，除了这些地方之外，欧美城市中最为突出的是教堂。 大多数旅游发达的历史文化名城，都有知名的教堂。 在古代，当中国的主要资源都用来建设皇宫、官府和城墙的时候，欧洲的大量资源用来修建大教堂。 基督教在经过近千年的艰难挣扎成长之后，逐渐形成罗马教皇领导的宗教体制，并且与欧洲封建王权形成制衡。 从经济角度来说，每个宗教都是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基督教也不例外。 基督教作为当时欧洲人的心灵家园，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欧洲，封建王权通过武力和荣誉的传承维护自己在国家的经济地位，并且通过收取地租或者商业交易税，实现自己的收入。 而基督教则通过教化人民，并且代表广大民众约束封建王权，然后主要靠信众自动缴纳的“十一捐”获得收入来源。 后来，基督教成为联合整个欧洲，抵御蒙古人和伊斯兰教入侵欧洲的核心力量。 随着基督教地位逐渐巩固，大部分欧洲都在信仰基督教，广大信众的捐款也就汇集成为巨大一个收入来源，而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变成了修建大教堂的建设资金。 就这样，在整个欧洲尚处于贫困之中的时候，大规模的教堂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展开了。
很多人知道管理大师德鲁克关于“三个石匠”的故事： 有人问三个忙碌的石匠他们正在干什么。第一个回答道：“我在挣钱谋生。”第二个回答道：“我在做全国数一数二的石匠活儿。”第三个石匠目光炯炯有神地说道：“我在建造一座雄伟的大教堂。” 德鲁克将第三个石匠作为管理者的典范，强调目标管理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德鲁克会强调石匠和大教堂？ 因为可以说，石匠和大教堂是欧洲制造业文化的起源。 世界知名的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整座教堂在1345年全部建成，历时180多年，是著名的“跨世纪工程”。 而德国科隆大教堂(Kölner Dom)则是建筑时间跨度最长的大教堂。科隆大教堂是德国最大的主教座堂，始建于1248年，一直到1880年建成，从开工建设到彻底完工历经632年。整座大教堂全部由磨光的石块建成，整个工程共用去40万吨石材，加工后的构件总重16万吨，并且每个构件都十分精确。 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家世代为石匠，在科隆大教堂做工，而每代人的年龄间隔为21岁的话，那么要经过30代人的努力。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快速实现回报，而如果告诉一个人，他的工作只有在30代人以后才真正得以实现，那么他将是什么样的想法？ 可以说，只有出于教会的需求，出于信仰的要求（上帝给予的任务），出于建设心灵家园的目标，让其中的建设的人们即使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果，也在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可以说，只有为人们的心灵找到家园的信仰，才能够穿越时空，让人们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仍然能够善始善终，最后竣工。
文化就像鱼生活的水，而文化本身来自于最佳实践。 已经习惯于教堂的欧洲人自己可能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在我这个非欧洲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来看，古希腊的雕塑和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是决定欧洲制造业文化的两个关键象征。 尤其是对于德国人来说，科隆大教堂虽然经过了600多年的建设，但是它的建筑者都持有同样的信仰，而且绝对忠诚于原定计划，另外建设执行者（工匠们）也在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品质。 在这个过程中，信仰这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激励着人们，最终让后人看到科隆大教堂圆满完工后的效果。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往往会仿效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也就是“最佳实践”具有强有力的文化榜样效应。 比如说，中国1959-1976年间完工的建筑中，会场往往仿效人民大会堂，楼房仿效苏联式的方盒子。 改革开放之后到21世纪，不同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开始仿效不同的建筑。 比如说，有的地区仿效故宫和天安门，有的仿效白宫。 而在北京，这些仿效的结果汇集起来，就形成了很多以欧美城市或者文化命名的小区，或者直接就叫做“CBD”、“燕莎商圈”，给人感觉进了“联合国”。 而在德国，人们只需要天天看着外观、结构和做工都非常精湛的教堂建筑群，就应当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如果生产出质量低劣的产品，那就跟教堂创造的社会文化氛围“格格不入”。 而教堂建设过程和结果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可以理解为“环境造就人”的一种方式。 所以，德国的机械、汽车工业发展虽然缓慢，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保持着在世界市场的强大竞争实力。 而经历“刹车门”事件，追求发展速度，车型推陈出新速度很快的丰田汽车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损，也提升了奔驰宝马奥迪等德国车的“含金量”。 可以说，这些都与教堂和石匠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教堂可以看作城市的关键支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格局。 欧洲教堂的建设耗资巨大，曾经差点让教会破产，后来迫使教会通过销售“赎罪券”集资，也引发了由马丁路德为开端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此，新教（基督教）从以前的教会系统（天主教）中脱离开来，并且改写了世界历史。 那么，前期巨大的投入，通过强有力和精巧的结构、坚硬的石材作为主材料，以及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让这些教堂非常稳固，可以长久耸立和使用，修缮成本也相对较低。 这样的建筑看上去成本很高，但是如果考虑到持续的使用，不用经常的“推倒重来”，那么从长期是成本较低的一种方式。 而且，德国不少城市以教堂（心灵家园）作为城市发展关键支点，开始进行有系统规划的城市发展建设，逐步形成城市市政设施网，为城市的良性发展和功能完善的创造基础； 在城市功能完善后，主要进行建筑的建设和翻盖，实现居民合理的生活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建设在基础设施和各种建筑已经基本成熟的基础上，开始了进行建筑修缮和提升，创造适宜人居的生活空间； 最近，德国开始了“生态型可持续城市”的尝试，推动城市的集成化可持续生存。 有的人看到德国的市政和建筑似乎没有改变，就以为德国的城市发展停滞不前，这实际上是非常表面和浅薄的看法。 因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美城市发展，是真正社会发展的体现，反映出“一次做好，循序渐进”的社会财富积累模式。 那么，我们就通过欧美城市发展的方式，思考消费思维和社会财富积累，探讨制度经济学及其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 （待续。 还有较多内容，我将加紧写，并且尽量及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