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八、 生活费用问题 –- 制度经济学的思考 (续)
  
  消费与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技术层面,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两方面的问题:1、宏观背景下的个人行为,2、个人出发点的宏观资源配置。 通过这两个方面,制度经济学思考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软规则)、法律规则(硬规则)、经济模式、经济发展阶段等等各种因素对个人心理的影响,以及个人心理形成的行为对上述各种因素的反作用,思考动态的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方向。 制度经济学将被割裂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内容重新整合起来,构建起一个动态的图景,让人们的思维更开阔,也更加易于理解经济模式和方向。 比如说,博弈论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 而从消费角度来说,制度经济学可以分析:1、大家的钱谁花了;2、个人的钱花到哪儿;
  
  1、 大家的钱谁花了:
  
  从欧洲中世纪开始,教士阶层(后来演化成为西方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了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权。 教士阶层和世俗力量的结合,开始形成了骑士制度的勇敢为“表”,知识分子的智慧为“里”的社会精英文化模式,也塑造了今天西方的政/治经济形态。而美国的发展就是为了美国利益,总统的强硬和智囊团的智慧相结合发展的过程。 用吴子话说,就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内政外交机制和“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的内部运作机制。 在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背后,强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中坚。 总的来说,大家的钱让知识分子阶层来花,那么社会发展,国家富强;否则,社会倒退,百姓困苦。
  
  在现代社会,西方国家领导人和军队作为一个国家的“门面”,主要的作用是表达自己的强硬姿态,实施国家竞争。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和富兰克林两个强硬派联合起来,打败了“轴心国”。 二战后,英国工党上台,实施“国有化”的措施,美国J F肯尼迪最初对苏联的温和态度,法国明显偏向苏联,都给苏联以“西方国家软弱”的感觉。 所以,苏联“得寸进尺”,试图把导弹部署在古巴,最后肯尼迪重新采取进行“核战争”这个最强硬的立场,让苏联退缩。 1980年代,里根代替软弱的卡特,和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大力实施私有化,强化自由市场经济,扭转被动局面,并且通过“星球大战”骗局迫使苏联巨额投资在军事上,最后导致苏联体系瓦解。 19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的主要矛盾变成日本,克林顿通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再一次把日本甩在身后。 但是,克林顿在内部经济方面强势的同时,在军事外交上过于软弱,让恐怖主义的实力增长导致了后来的“9.11”,联合国对伊拉克“石油换粮食”的严重腐败导致萨达姆在国内的力量更强,以及现在的索马里海盗埋下了伏笔。 2000年开始,是小布什和布莱尔联手的时代,推翻了萨达姆、压制了塔利班、基本上解决了基地组织。
  
  乔治 W 布什总统作为西方政/治经济运作模式的典型代表,遵循了作为总统的“角色”。 在他任内,他同时面临着经济恶化和恐怖袭击,他牺牲经济而专注于打击恐怖,导致了日后更大的经济危机,因此公众支持率低。 但是,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作为美国总统的职责,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安全做出了很好的基础保障。 他在内政外交和工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像里根。 里根作为一位演员出身的总统,一改其他总统“废寝忘食、日理万机”的习惯,经常“睡觉睡到自然醒”,成为一个最清闲、同时极富成效的总统。 而他的作用跟当演员时差不多,就是把总统的角色演好,剩下的事情留给智囊团来解决。 乔治 W 布什总统也类似,经常回德克萨斯农场度假,同时很好地承担了自己作为美国总统的职责。 主要问题是,小布什的主要问题是不像里根那样演技出众,小布什以本色演出,给人很强有力的“牛仔形象”。 他的表现就像比尔盖茨在和欧美等国政/府打官司的时候,在自身实力非常强大的时候还表现得过于强硬,因此不容易赢得人们的同情,容易不招人喜欢。 所以,有的人非常讨厌小布什的态度,嘲笑他的“智商”,嘲笑他的语法错误。 当然,有的人非常喜欢小布什,因为小布什勇敢地坚持理想,而且小布什亲民,奥运会的时候不赶快回国,而是跑到体育馆给美国队加油,另外小布什留下了一些经典的言论,尤其是“以暴制暴”、“笼子理论”等。
  
  在政/府运作上,小布什的“弱智”给了内阁很大的操作空间。 在克林顿时代,美国主要是“文人内阁”,副总统戈尔作为主要的“智囊”,通过制定“信息高速公路”的国家战略,引导美国经济的复兴,可以说成就卓著。 但是,在如此强有力的业绩支持下,戈尔在竞选中还败给了小布什。 从公众的反映来看,戈尔作为学者型的人物,虽然大家都认可他的政绩,但是并不非常青睐他本人。 而小布什虽然说话错误很多,但是因为其强硬的形象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因为小布什就是美国总统形象。 而小布什组阁则是典型的“鹰派”班底,当时国内声望非常高、军人出身的国务卿鲍威尔反而是“鸽派”,副总统切尼是鹰派的代表人物,而鹰派的核心人物是与切尼亦师亦友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拉姆斯菲尔德曾是福特总统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在乔治 W 布什任内是最年长的国防部长,具有强硬的作风、对军事具有深刻的洞察和丰富的经验、另外还通过强有力的手段让企业“起死回生”。 在“9.11”之前,小布什是温和派,鲍威尔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经济政策也主要采取有限参与的方式。 但是,世贸大楼被炸之后,整个鹰派行动起来,出兵阿富汗,追击本拉登。 同时,拉姆斯菲尔德加快改组美国军队,而拉姆斯菲尔德的措施在世界军事史上可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经过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专家讨论后,一致认为应该打伊拉克。 那么,拉姆斯菲尔德制定作战方针,极为高效地解决了萨达姆。小布什出兵伊拉克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国际专家智囊团、军事专家智囊团、参众两院的精英讨论、大多数国民支持。 通过伊拉克战争,在中东地区树立样板,开始引发中东的变革过程。不过,当美国人在伊拉克死亡超过两千人、耗资过于巨大的时候,美国民众实在不耐烦自己人为他国的民众而丧命,拉姆斯菲尔德辞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更主要的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布什成为一个支持率很低的卸任总统。 但是,小布什的政策无疑是符合美国长期利益的,小布什的角色是符合美国体制的。
  
  奥巴马在竞选中高喊着“Change”上台,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 在竞选中,奥巴马具有多重优势:奥巴马出身于平民家庭,对于广大民众具有非常强的号召力。 他以极优等的成绩从哈佛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在竞选中奥巴马给人的印象是年青、精瘦、并且充满活力。 他经常亲自撰写演讲稿,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深受广大年青人的喜爱。 他竞选的时候,正好碰到美国在伊拉克耗资过大和人员伤亡、以及经济转差等社会背景,而且共和党竞选人麦凯恩年龄过大等多种不利于共和党的情况。 因此,他用Change的口号吸引了广大的民众,而且他充分利用自己的黑人肤色,吸引了绝大多数美国有色人种的选票;他利用年轻的优势,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力量,筹集到了历史上最大数量的竞选资金。在各种优势的整合下,奥巴马相对轻松地成了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并且很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奥巴马竞选胜利后,对于广大美国人来说,奥巴马似乎就是一个新的希望,以年轻与激情带领美国人进入新的四年或者八年; 对于奥巴马来说,自己也充满了灿烂的前景,因此他的就职之旅是乘坐火车专列,以当年林肯就职时的形式开始了自己的就职历程。 在上任之初,奥巴马是世界共同认可的"人气总统",支持率最高达到76%,一切都在以最美好的方式开始奥巴马的任期。 问题在于,奥巴马上任后民众支持率一路走低。 在2010年3月2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奥巴马的民众反对率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1%,而其支持率仅有46%。 奥巴马上任仅一年,就已经有超过30%的民众“倒戈”,原因在于奥巴马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
  
  奥巴马在2004年民/主党大会上进行演说:“人民并不指望政府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但他们能感到,深入骨髓地感受到,只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政策优先权,美国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机会获得良好的生活,机会能向每个人敞开。他们知道我们能做得更好。他们希望这样的选择。” 但是,奥巴马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所说的话。 他在上台后,并没有着手针对民众最关心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政策优先权”处理,这让奥巴马政策乏善可陈。 一方面,奥巴马在外交上无一建树。 首先,由于伊拉克局势迅速好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最初推翻萨达姆并且重建法律和秩序的目的,证明了小布什当时出兵的正确,也让奥巴马这个“反战派”失去了关键的着力点。 其次,奥巴马上任之初就签署文件,承诺在一年内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结果,在处理囚犯的过程中才发现,这样的承诺根本无法实施。 因为,关塔那摩监狱关押的是最危险的恐怖分子,在前期释放的最为轻微的恐怖分子,离开监狱后就立刻重新开始恐怖活动,那么剩下的更危险的恐怖分子,如果释放后将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奥巴马最初因为自己的“反战”形象而要求关闭关塔那摩,但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却发现关塔那摩监狱的必要性,因此关闭计划也无限期推迟。 另外,在其它多项外交政策中,奥巴马最初采取的亲和策略失败,造成很多外交方面的被动局面。 可以说,他最初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的欢迎,并不意味着就是对美国有利的。 在很多地方,他个人获得的“面子”,是以损害美国价值观的“里子”为代价。 在外交过程中,他的“亲和”并没有被看作是善意,而被认为是软弱。 经过了一年,当奥巴马从最初“受世界欢迎”的表象中回过头来思考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亲和”形象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已经形成,扭转这些损害的话则更加艰难,因此被迫向小布什在任时的强硬路线回归。 所以,刚就职的时候,奥巴马充满灿烂的微笑,一年后则是面对巨大压力时,越来越强硬的表情。
  
  更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国内。 最初,奥巴马的路线是外交从伊拉克撤军,内政主要推进医疗制度改革。 对于美国这个极为昂贵的医疗系统,奥巴马希望在降低综合成本的同时,覆盖几乎所有的人群。 奥巴马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美国的医疗系统也接近非改不可的地步。 主要问题在于,奥巴马改革的时机和改革的方式。 首先说改革时机,如果从“政策优先性”的角度来说,所有问题都应该按照“紧急”和“重要”分类,先处理最紧急的,然后投入最大的资源解决最重要的。但是,奥巴马因为缺乏全局观念,导致矛盾越来越突出。从2009年开始,美国最紧急并且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尤其是10%的失业率。其实,10%的失业率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美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总体来说是正确的,关键问题在于缺乏足够的合格技术人员,支持美国的经济方向。 同时,失业人员又缺乏足够的技能来补充这些岗位,因此造成一方面社会发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 所以,奥巴马真正应该做的工作是,从整个经济全局的角度出发,大量进行国家投入,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顺便解决医疗系统问题。 也就是说,将医疗系统作为最紧急且最重要的经济结构失衡的一部分来解决,而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单纯医疗系统改革。 但是,奥巴马因为不懂经济,缺乏宏观经济的战略想像力,突出了医疗系统改革这个错误的重点,因此失去了对整个国内宏观局势的掌控,甚至导致美国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失去大局观是极为可怕的。 2009年,奥巴马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 但是,这个经济刺激计划跟70、80年前胡佛和罗斯福的经济计划基本上如出一辙。 当年,胡佛以个人奋斗史和出众的演讲能力上台,遭遇经济危机之后,采取各种措施,忙的不可开交,但是结果把美国乃至世界拖入大萧条泥潭,被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 在胡佛(“罗斯福新政”也类似)的政策中,以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为主导,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重刺激,在货币政策上,通过降息和银行系统支持,像打“吗啡”一样,短期稳住了经济。 在财政政策上,大规模进行公共建设,支持建筑业和人们的贷款买房行为,实际上加剧了落后产业的供求矛盾,挤占了私人企业的创新发展空间,导致后来的市场供应过剩更严重。 而且,胡佛还通过禁止做空来支持股市,结果就像“堰塞湖”,导致后来股市下跌更加猛烈;通过货币贬值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从股市短期危机变成长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且间接引发了世界大战。 奥巴马上台之后,在2009年采取的政策跟当时胡佛的政策如出一辙,也就是说采取的仍然是过去已经被证明错误的政策。 而且,由于美国已经从当时的“小政/府”转变成现在的“大政/府”,所以经济刺激强度相对更大。 问题是,即使奥巴马采取了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但是美国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失业率没有明显变化。 因为,这种经济刺激的“拖延”不仅仅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而是将美国经济进一步拖入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在医改上遭到各方的反对。 共和党人集体反对医改,而民主党内部分歧严重。此外,自由派、中间派、反堕胎集团各有各的主张。保险公司等企业更是不惜血本地大打反医改广告,动员民众抵制医改。2010年1月,民主党在马萨诸塞州选举失利,失去参议院绝对多数地位后,医改陷入停滞。奥巴马改变了一直以来由国会主导医改的策略,先是提出"白宫版"医改方案,进而主持召开两党医改峰会,在医改立法进入决战阶段后,又屡次到全国各地宣传医改,并两度推迟出访,留在国内主持医改大局。 虽然医改方案获得通过,但是如果美国经济再度恶化,那么再好的医改方案都不是人们的福利,而可能是加速美国经济进入更深程度萧条的“关键稻草”。 如果在3年之后,奥巴马被评为有史以来最差总统之一,那么“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将是奥巴马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更大的问题是,奥巴马解决方式的错误,正在危害美国的成功模式。 由于在世界上高度受欢迎,可能让奥巴马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因此,他要像“超人”一样去解决问题,要改变他认为应该改变的东西,而且在参众两院因为医疗改革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以”一己之力”迫使参众两院通过医疗改革方案。 这种方式实际上打破了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力量均衡,或者说严重侵蚀了美国的社会运行模式。 从运作模式来说,医疗改革就意味着建立更大的政/府,将更多的权力掌握在总统手中,形成总统“一股独大”的局面,必然导致社会效率更低,内部交易乃至腐败将越来越频繁。 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在奥巴马除了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鼓励人们买房买车(等于和次贷危机之前的银行做法类似),就是推动将近一万亿美元投入的医疗保险。 而加起来超过两万亿美元的项目,主要都是支持纯消费、纯消耗的项目。 这意味着,奥巴马没有具体措施帮助美国民众提高个人技能,降低失业率和结构性经济风险,让人民形成更强的收入能力。 本来这些钱可以用于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研发、技术改造等等更加能够创造价值的地方,但是奥巴马并没有相应的对策。 奥巴马的着眼点就是“花钱”和“花更多的钱”。从这点来说,奥巴马浪费了美国民众一年的时候,也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 当然,奥巴马利用自己的超高人气和讨好中下层短视的人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对美国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
  
  公共消费是社会关系的缩影。 对于伊拉克战争,美国经过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各种专家的深入讨论,认为推翻萨达姆是有利于维护中东局势稳定、减少恐怖主义、保障美国安全的措施。 这种讨论对于美国人从全球视野思考美国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知识启发作用。因此,民众支持率很高,所以参众两院内部的异议不大,多次拨付巨款和追加款项用于战争经费和伊拉克重建。 即使后来民众对伊拉克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美国人的生命负担非常不满,但是也实现了“善始善终”。 但是,在医改过程中,奥巴马在医改的优劣问题讨论不充分,人们没有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亲自上阵“强行闯关”。 这本身就意味着缺乏知识分子阶层的深入思考分析和合理规划,因此也将造成社会内部的矛盾激化。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每一项社会开支都必须有人买单。 在奥巴马强调医改会让更多人受益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有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么,谁在受益,这些受益者是否应该受益;同时,谁买单,这些人是否应该买单。 在没有成熟的思考和规划的情况下,奥巴马就贸然推进医疗法案,必然导致社会内部矛盾激化。 更主要的是时机,现在世界经济正在面临长期萧条的局面,美国人已经开始明显地节俭。 但是,奥巴马如此大手笔的花钱,从宏观上进一步替美国人“寅吃卯粮”。 在微观上,当经济繁荣的时候,人们对于税费负担的容忍度高,因此即使医改方案激进一些也问题不大,但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这样的政策正在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更加尖锐的利益冲突。 说得严重点,奥巴马事实上起到了分/裂美国、而不是在困难时期凝聚人心的作用
  
  在中国,因为没有知识分子阶层,所以一切反而变得非常简单。 4万亿的中央财政、10万亿的银行贷款、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刺激了房地产和汽车业的“火爆”。 另外,国有企业在获得大笔贷款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垄断价格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汽车、房子、奢侈品、出国游等等。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呢? 很简单,就是从人们的储蓄中分离出来,通过通货膨胀达到让人们存在银行里的钱贬值的目的。 当然,这也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比如说,郑民/生作为一个具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医生,在中国医生资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无房住、无工作(也就无收入)、无家庭。 最后,郑民/生专门打摩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当地最好的小学(普遍被认为是贵族学校),然后专门杀小学生。 他疯狂行为的背后是极端的冷静理性,就像被城管收缴摊位的小贩未成年儿子愤怒的眼神,都在反映既得利益者和被剥夺利益者之间的深刻对立。 (待续)
  
  八、 生活费用问题 –- 制度经济学的思考 (续)
  
  消费与制度经济学分析 (续)
  
  一个人怎么样变富? 怎么样变穷? 变富的方式就是积累。 复利就是其中的一种。 有一段时间,“复利”这个词被炒得很热,成为基金吸引股民的概念,甚至成为传销的方式。 而复利这个概念,甚至成为一本书中的理论基础,把欧洲一个小型投资银行夸大成为拥有数万亿美元财富的家族,“阴谋”操纵世界金融与经济。 从概念上说,复利就是利上加利,俗称利滚利。 比如说,存入一笔存款之后,投资者并不把利息提走,而是让利息积累起来,再成为本金进行新一轮投资。 通过本金和利息的持续积累与循环,复利就形成了可观的回报。 比如说,投入1万元,每一年收益率能够达到28%,57年后复利所得为129亿元;如果是单利,同样的收益率,同样时间后却只有16.96万元。可见复利与单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复利模式下,一项投资所坚持的时间越长,带来的回报就越高。投资1万元,年利润15%,20年后连本带利为16万多元。30年后变成66万多元。40年后是267万多元。 复利的时间多了一倍,但是收益多了16倍多,也就是几何级数的上升。就像“滚雪球”,开始很小,越滚越大,这也是巴菲特传记《滚雪球》的意思。巴菲特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每年两位数的收益回报,再加上极为节俭,把收益都重新进行投资,因此“白手起家”成为身家数百亿美元的富豪。 那么,一个人怎么变穷? 方法更简单! 把自己所有的收入都花光,然后再把自己的积蓄花光,这样的话人们就很快没钱了。 根据美国知名媒体的一项调查,50年前的富豪们,到了今天仍然能够维持富豪地位的是少数。 总结的原因是,人们总是在有钱之后就乱花钱,尤其是“富二代”的奢侈行为加上乱投资,让财富保持超过50年的人寥寥无几。
  
  同理,国家跟个人一样,富强或者贫穷也都来自于财富积累的差异。 财富积累大于消耗的国家,就会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消耗大于积累的国家,就会变得穷困。 而财富积累的基础是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力量,是否能够在与领导人的博弈中获得主导权。 一个国家知识分子阶层的力量越强大,那么国家积累的能力也就越强,国家经济发展和富强的速度也就越快;一个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如果被压制,失去话语权,那么国家就会走向穷困,快速的穷困。 1806年,拿破仑打败普鲁士,逼迫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而且拿破仑关闭了当时多所普鲁士大学。 当年,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了“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大声疾呼德国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自立。 普鲁士国王出血本建立柏林大学,著名教育家洪堡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新设的文化教育专员,费希特出任新建的柏林大学校长,全力推动德国的“平民教育”,产生了众多各个领域的大师。 这些知识分子推动德国从落后民族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欧洲的发达国家,并且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德国作为一战和二战的战败国,都像在19世纪初的时候,通过大力投入教育和研发,在短时期内恢复元气,并且重新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或者说,通过教育和科技系统的积累,德国保持着强大的科研能力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能力,保持自己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
  
  对于德国的快速发展与富强,大多数人忽略了更重要的财富积累部分。 在中国,人们往往基于表面、局部的认识出发,主要关注德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这种“显性”财富因素。 人们一说起德国,很容易想到德国汽车、机械、化学等生产部门。 但实际上,德国的“消费积累”这个“隐性”因素,对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富强起到更大的作用。 从工业革/命开始,社会生产与消费开始实现迅猛发展。 而在社会消费的过程中,主要社会财富聚集到以大学为基础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手中。 通过知识分子的想像与规划,社会消费中的大部分变成了财富积累,支持了社会经济的“阶梯式发展”,让子孙后代能够在更高的平台上继续发展。 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工业革/命意味着城市的兴起,并且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 那么,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主要反映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上。(这就像在中世纪,教士阶层作为社会的“大财主”,致力于规模宏大的教堂建设,奠定欧美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并且形成了农业经济时代的主要社会地理面貌特征) 去过德国人们会注意到,德国城市布局合理、景色优美、特点突出、适宜居住,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这是因为在知识分子阶层的领导下,德国城市建设在通过系统规划、逐步推进、优化升级的方式,实现消费过程中的财富积累。从实施阶段的角度来说,德国城市通过城市规划和建设、建筑建设、建筑提升与城市完善等步骤,实现建设的财富积累过程。在建设的过程中,德国城市建设就像教堂一样,每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对未来城市的发展奠定基础。 与之相对比,中国的城市拆了盖,盖了拆的反复折腾,让人们很勤劳但是很穷困。
  
  德国是城市区域规划的发源地。 19世纪中期开始,工业革命使得德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城市扩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这时,原有的道路控制规划已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了。1858年,普鲁士政府正式颁布命令,由柏林市警察当局负责编制大规模的城市扩展规划。 但是,由于规划仅仅是一个空间布局的轮廓,缺乏对私人开发商的指导和控制,因此导致了开发商将地块高强度开发,将居住密度提高到前所未闻的程度。 为了解决上述劣质公寓的增加,开始出现了区域规划(zoning)。1891年,法兰克福市在富有远见的市长领导下,通过了德国第一部区划法规——《分级建筑法令》。该法令对城市进行了区划,根据不同的分区提出了不同的控制要求,并加入了对建筑物的控制规定,如建筑高度等。 到20世纪初,大多数德国城市都已经采用了这个规则,通过定性、定量和定位的手段来控制城市空间,既规定了城市主要道路的用地范围和走向,又规定了各个地块上建筑物的建造要求,在刚性的规划框架内保持了建造活动的弹性范围。很快,德国的区划方法被引入美国、日本等国。 而这些城市区域规划和建设形成了今天德国城市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1960年代之后),德国城市发展开始广泛实施区划立法和公众参与的方法,更好地体现了规划的法制化和民/主化。 通过这个方法,城市规划和建筑景观方面的专家和工程师在系统协作的规划基础上,听取当地民众对于具体区域和建筑规划的需求,形成更加合理的城市功能布局与建筑景观要求规范。
  
  通过这样具有超前预见性的合理规划方式,德国城市虽然经历二战的大规模毁坏和50、60年代汽车社会的兴起等大规模的变化,仍然有大量的城市设施和建筑保留下来,节省了大量的城市和房屋建设成本(包括拆除成本)。 另外,地域空旷、而且在二战中没有遭遇战火的北美地区,城市发展建设成本更低。 由于北美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进入汽车社会,因此主要城市规划和建筑都考虑到汽车的因素。 所以,北美城市发展过程中,拆除的项目很少,基本上就是向外扩张的过程。 只是在20世纪末开始,大城市市中心实现“复兴”的过程中,有少量的houses或者工厂仓库被拆除,盖起了高层住宅或者商用写字楼。 富有远见的合理城市规划主要有两个好处: 一是让人们天天能够感受到知识、远见和想像力规划对于财富积累的意义,所以德国人宁愿慢一点,也要把事情想周全,并且一次就做好; 二是人们不用为了房子而折腾,只需要在现有的城市基础上进行渐进性的城市扩张,加盖少许的房屋,或者少量进行拆建房屋,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所以人们在城市里很少见到建筑施工,社会中建筑工人的比例也很少,而更多的人们在相对稳定的城市环境中,能够致力于学习高精尖新的知识和技术,并且心平气和地致力于自己的工作。
  
  如果说德国的城市规划的重点在于建,那么中国的城市规划的重点在于拆。 1949年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也开始规划城市建设方案。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 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完全保留北京的旧城,然后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在旧城留下做文化旅游功能之外,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然后,建设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像扁担一样连接新旧二城,联系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但是“陈梁方案”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建设单位开始在外城施工现场附近就地取材,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1957年,“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而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 因为北京的城墙修葺得非常坚固,需要打眼放炮才能够拆除城墙,因此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 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 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当时,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 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d内就开除他的d籍!”然后,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随后,北京城墙被拆毁。就这样,北京的古城墙先是城门被拆毁,整体城墙被拉开豁口,然后逐段被肢解、蚕食,最后被连根挖掉。北京的古城墙和一些极具文化价值的古建筑,从人们的视线中被彻底抹去。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 当然,不仅是北京,除了西安、平遥等个别城市的城墙在一些学者的不懈奔走下保留之外,其它所有城市的城墙都被拆除。
  
  中国人为什么穷? 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知识分子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建设,但是对于社会财富的处置权并不在知识分子手中,所以人们并不听知识分子的意见。另外,对于大多数无知的人们来说,破坏更能够让人们产生兴奋感。 当美国人在保持原有的建设成果,并且持续进行新的建设,积累自己的财富的时候,中国人在进行着破坏的过程。北京的人们在亢奋的状态下破坏北京的城墙和建筑之后,拿着拆下来的砖瓦回去给自己家的四合院里多搭起几个小屋,然后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些简陋的屋子里居住。 有的单位则是拆掉四合院,然后盖起了简陋丑陋的方盒子住宅楼。 当然,如果人们有拆城墙、拆四合院、在四合院里搭小屋的功夫,完全可以按照“陈梁方案”,在不毁坏城墙和其它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的情况下,在城外规划建设更好的房子。 那么,不论是四合院还是外面的建筑都将成为人们积累的财富。 不过,既然人们选择了破坏,那么人们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 即使在首都北京,人们在折腾了三十多年之后,发现自己也是“一贫如洗”,大多数人都挤在简陋的小屋里,然后骑车去污染严重的企业上班。 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人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开始知道自己多么的穷困,知道自己如此可怜可悲。 于是,人们“要把失去的过去补回来”,要像西方人一样进行“现代化”。 所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拆”的过程,把年久失修的拥挤狭窄阴暗潮湿的四合院成片拆除,然后盖起新楼。 对于当时大多数居民来说,自己住进了楼房,再一次幸福兴奋! 拆到后来,不仅仅是老房子、破房子要拆,而且很多新房子、好房子也要拆,拆完之后人们再去建。 就这样,人们就在“拆-建-拆-建”的轮回中折腾。 虽然中国人很勤劳,但是一直在做着低级的无用功。 在一个社会中,除了少数天才或者幸运儿之外,都需要从父辈继承物质财富的积累,然后支持自己未来生活的继续提升。 德国人美国人都是一次建好,可以用上百年或者两三百年,然后大家就留给自己的子孙。 而子孙有了房子之后,该干嘛干嘛,去创造新的财富。 而中国人几十年已经经历了两轮以上的“拆-建”折腾,而且这样的过程还在继续,结果大家除了生产出大量的建筑垃圾之外,大多数人仍然没有适于自己居住的房子,实际上仍然“一无所有”,还需要为房子去折腾。
  
  二战后,德国城市开始重建,有的按照战前的格局和面貌的基本恢复;有的城市基本上被炸毁,因此完全抛弃原有的格局,因此按照新的建筑理念来进行建设;还有的城市部分保留,部分新建。 在重建城市的过程中,由于全民参与讨论城市建设的规划理念和方向,德国城市从最初强调规划向强调宜居的方向过渡。 经过激烈的讨论,城市设计规划师向大家宣传新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理念,而广大市民逐渐接受了新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建筑思想,认为过去的城市规划过于拥挤,缺乏人性化功能,缺乏足够的城市植被等等。 同时,人们也意识到理想的城市应当是开阔、有序的,人们能够享受阳光、绿色和新鲜空气。 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和汽车进入家庭,而且人们越来越接受国际化的风格,所以根据各种需要,城市规划通过改造老城区,适应汽车时代的发展,逐步形成不同的功能分区。从1970年代开始,生态问题成了热点。年轻的知识群体倡导以质量增长代替数量增长,反对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 而且,城市内部的生态问题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并逐渐被吸收到城市规划立法,将生态环境建设融入到城市建设之中。 波恩是典型的花园城市。早在1970年代,波恩市就制定了有力推进城市绿化发展的大规模的规划设计方案,其中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愈是开阔的绿色空间,就能愈快地使未来的建筑和植物紧密联系在一起,融合成一个整体。 根据这个原则,波恩城市建设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修建大楼上,而是大面积进行绿化。 遍布全市大小公园多达1200个,森林和公园总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1/3。 所以,在波恩看不到几个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也看不到喧闹异常的街道,能够看到的是被绿色笼罩的景色。法兰克福市绿地占城市总面积的70%,人均占有公园绿地40平方米。为了增加城市自然景观面积,改换城市景观状况,采取了“指状发展”的模式,使城市绿地、森林公园楔形插入市中心。一切污染工业都迁出市区,将原厂址由国家或企业收买作为园林绿化设施用地。而且,城市中公园、植物园、林荫道和街心公园,各种类型的园林绿地星罗棋布。
  
  而在北京,在城墙被拆毁之后,整个城市扩张就没有了底线。 而且,人们只想着赚钱,然后住进更新更大的房子,根本就想不到城市规划的概念。 1990年代开始,随着中央财政的力量越来越大,垄断国企的力量越来越大,货币总量快速增长以及主要金融机构汇聚北京,北京被推动着加快扩张的步伐。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规划就是没有规划,而是“面多和水,水多和面”的“摊大饼”过程。 从二环到三环,然后四环、五环、六环,持续进行极限式扩张。 想出一个“燕莎商圈”的概念,然后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建设,多座高楼拔地而起,还有大量的房地产项目。 造出一个CBD的概念,于是周边的地区房地产价格开始疯涨。 然后,巨额资金“砸”到国贸周围1-2平方公里的地区,无数的高档写字楼和“豪华”公寓楼也耸立起来。 在西二环的金融街,巨大的建筑也在悄无声息地接连建设起来;东二环沿线也在稍晚的时间形成各个规模巨大的建筑。 同样,中关村也耸立起大量的巨大建筑,亚运村的建设也“如火如荼”。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小小的问题出现了:1、当这些巨大的建筑拔地而起的时候,并没有相应的绿化做配套,也可以说是完全让绿色失去了发展空间;2、要填满这些超级巨大的建筑,就需要大量的人,非常大量的人。 而非常大量的人进入这些区域的话,就意味着交通极为拥挤,即使很少数的人开车的话,也都意味着严重的堵车和空气污染。 另外,相应的生活服务设施严重不足,难以承载如此巨大的人流,所以这些区域的生活成本高昂。 那么,为了满足中央财政(为获得财政而成立的2万多地方办事处,还有其它大量相关机构)、国企、国家机关的需求,以及为这些经济服务的更大量的人们的衣食住行需求,就需要扩大北京的体积。 那么,北京通过“居住疏散”的方式进行城市“摊大饼”,让在这些巨大建筑里工作的中低收入的人们,以及为这些人们服务的人们有地方可住。
  
  “摊大饼”的结果就是城市居住成本高昂。 当CBD、燕莎商圈、东二环、金融街、中关村、亚运村,加上各部委军队等机关、都聚集到北京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形成了“中心密集”的工作区。 另外,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外围生活居住区,北面的天通苑和回龙观,东面的通州,西面的石景山都成为人们居住的地区。 人们早上从这些地区(或者近一些)汇聚到北京中心地带,然后晚上再回到各个居住区。 人们或者在公交车上慢慢挪动,或者在地铁中“贴相片”,或者在自己的车里经历一个个“肠梗阻”的路口。 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大量的车流向城外运动或者回城,经常性地形成通向北京的高速公路的“大塞车”。 就这样,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路上,让人们一天上班之后筋疲力尽,再加上空气污染,导致人们的折旧过程明显加速。 而对于城市来说,交通压力、空气污染压力、物资运输压力、城市废弃物排放压力等各种压力聚集起来,形成巨大的城市综合成本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根本无法提供基本合格的综合服务。 2009-2010年的冬季,北京出现多次降雪过程。 在每次降雪过后,很多离市区稍微偏远一些的主干道已经没有了除雪车对道路进行系统清理,而多数进入大型社区主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积雪被压成冰路,然后依靠人们自发铲雪。
  
  房地产价格“金律”有三条:地点(Place)、地点、还是地点。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当居住在城市外围的人们每天上下班花3到5个小时(上班、下班各1.5-2.5小时),而且是这么长时间在拥挤的交通中苦熬,筋疲力尽的人们必然对居住在市中心充满渴望。 所以,人们即使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要购买市中心的房子。 于是,市中心的“高档住宅”和城市周边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差异。 在人们的心目中,市中心的高档房子是“豪宅”,而“经济适用房”则是“贫民窟”。 因此,阶层之间的划分开始变得非常明显,市中心可以归类为有权有钱的人们居住的地方,而且随着社会的演化,两者越来越“合而为一”;城市中部是所谓的中间阶层,2000年之后“中产阶级”的词汇开始被引入中国社会,并且在2006-2008年被炒得非常火热,但是有的人后来发现,中产阶级只是个“泡沫”而已;城市外围的拥挤住宅里,大多数住的是中低阶层的人们;再往外的居住条件更差的本来是底层外来打工者,现在“蚁族”也加入进来。
  
  根据房地产金律的“Place”,在“拆-建”和城市无规划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社会“拆-建”的反复折腾过程中,大多数人们处于“一无所有”,房价又把人们按照与城市的远近分成明显不同的阶层,而且知识分子阶层缺位,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是按照知识和能力划分,随着城市成本日益高昂、人们实际收入降低,就形成越来越尖锐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对立。郑民/生是矛盾焦点的缩影,而且引发了无数相似处境人们的相似想法。 二是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基本上一文不值。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资本对物品的价值进行全球化衡量,优质优价,劣质低价或者零价值。中国的城市与欧美城市相比,属于各种条件不合格的贫民窟。 这就像美国城市的贫民窟一样,虽然在市中心附近,但是因为脏乱差,经济环境不稳定,所以人们在买房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考虑一样。 另外,中国的房产没有地权,而只是几十年的租用权。 而进入中国炒楼的资金基本上都是游资,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会进来,顺便炒楼赚钱,然后撤走。
  在美国,奥巴马只看到医改,忽视了整个经济,将损害或者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运行,也将影响世界经济; 同时,中国的前车之鉴意味着,奥巴马试图通过个人影响力推动医改法案,压制知识分子阶层的辩论空间,这也严重危害了美国的社会经济模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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