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省思： 39岁的孤独前行
39岁反思自己，感觉自己走着一个方向基本正确的人生之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在崇拜金钱和崇拜真理之间，大致选择了崇拜真理。 虽然中间有很多曲折，基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当然，每个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崇拜真理在中国的社会中就意味着金钱的损失。 从金钱（也就是外界世俗）的意义来说，自己可能是大学和MBA所有同学中最为失败的一个。在以权力和金钱为核心衡量标准的中国，我是个标准的失败者。 不过，从个人内心来说，通过追求真理，让自己在知识和精神的积淀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将外在的金钱看得相对较轻。而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提醒自己，该做的事情还没有按照计划进行，自己仍需努力。 在未来的生命过程中，应当崇拜真理，让自己的生命可以获得持续的成长。 那么，整个世界正在为自己的贪婪和物欲受到惩罚，也从外部印证了自己当走的路。
我最近意识到，“愤怒”是我的立身之本。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愤怒”算是自己的核心词。 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愤青”（愤怒青年）；到了现在，可以说是“愤中”（愤怒中年）。 “愤青”的时候，愤怒像大海中的浪花，随时可能迸发出来，形成很大的声响；逐渐过渡到“愤中”的时候，愤怒开始像洋流，表面上开始沉寂，但是蓄积了更大、更持久的能量。 自己也曾经长期被误导，也是愤怒让我认清大的方向。在我人生的每个关键节点，“愤怒”及时发挥作用，推动我深入地思考，引导我回归自我，朝着适合我自己的方向发展。所以，我的幸运在于，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是思想能够回归到正确的轨道。 因为，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丢钱，而是思维被误导。 比如说，人们丢一次钱，第二次就会注意，下次丢钱的概率就会小得多。而思维被误导之后，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然后反复在经济上受损。 这时候，人们不会反省自己的思维问题，反而会怪罪于外部的环境。 我的思维也被误导，让自己损失了很多的钱，也差点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幸好，我一直在自、由的环境中挣扎，必须选择正确的道路，才能够让自己生存下去。 与之相对比，很多人生活在停滞的经济环境中，比如说落后地区或者是垄断企业，即使想选择了正确的路都极其艰难，最后人们大都随波逐流。 从这点来说，愤怒是我的朋友，是引导我走向精神自、由的“独立人”道路的关键力量。
1、愤怒的意义
关键词：愤怒 -- 情感 -- 分清敌友 -- 过程艰难 -- 结果满意 – 社会意识 -- 避免绝望陷阱 -- 独立人 -- 成长 -- 坚忍 --性格 -- 希望
“愤怒”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动力。 二十世纪，“人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追求金钱和追求享乐的世俗力量，已经成为世界风潮。比如说，以戴尔 卡耐基为重要代表、以世俗利益为导向的“人性化”，以及“追求快乐”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恐惧、忧愁、哀伤、愤怒等“负面情感”，被认为是“追求快乐”的障碍，成为人们尽可能减少、甚至避开的情感。 但实际上，“人本主义”就像曾经构想的“乌托邦”一样，都属于人们拼命想抓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的举动，引导人们走向虚浮的歧途。 当人们强调“人性化”和“追求快乐”的时候，实际上就像水中捞月一样，看上去似乎唾手可得，但总是得不到。 因为，快乐本身是不存在的，而“负面情感”才是最为真实、最为强大的情感，塑造着每个人，或者说构成了每个人。 尤其是面对艰苦环境时，这些“负面情感”是人们生存的前提和导向。 如果说“负面情感”是皮的话， 那么“快乐”则是这些皮上的毛。毛依附皮而存在， 只有“负面情感”存在，快乐才能够依附这样的情感而生。人们只有深刻地经历了这些情感，才能够理解和体会快乐。 没有对“负面情感”的理解和体验，人们追求快乐的体验就会变成对于虚幻的追求。 而在这些“负面情感”中，愤怒可能是最强大的力量。 所谓兔子急了还咬人，而一头愤怒的狼可以赶走一头雄狮，都是愤怒激发出来的内在潜力。
“愤怒”这种情感，按照定义是当愿望不能实现，或为达到目的的行动受到挫折时，引起的一种紧张而不愉快的情绪。愤怒被看作一种原始的情绪，它在动物身上是与求生、争夺食物和配偶等行为联系着的。愤怒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出现较早。当幼儿的目的性行动受到阻挠或威胁时，就能唤起愤怒情绪。 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愿望不能达到或与同伴争吵，也常引起愤怒。在成人身上，愤怒依赖于人已形成的道德准则，常属于道德感的范畴。 什么是道德感的范畴？ 比如说，一个小偷因为偷东西，结果被人抓住了，这时候他往往表现出惊恐、沮丧等情绪。 一般来说，他不会因为被人抓住而感到愤怒，除非他从小就被持续地灌输，认为偷盗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 另外，恶贯满盈的冷血连环杀人犯，在谋杀了很多无辜者之后，被判处死刑。 这时候，杀人犯可能满不在乎、甚至可能洋洋自得，但是他们往往不会感觉到愤怒，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那么，在多数情况下，成人什么时候会表现出愤怒？ 在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不正当侵害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愤怒。 比如说，一个人上街买菜，结果回到家看见自己的房子已经被强拆，这时候他会有满腔怒火。 当一个无辜的人被残忍地枪杀，然后凶手还逍遥法外，甚至凶手还宣扬自己的正确。 这时候，凶手逍遥法外的这个事实，将引起人们的愤怒。
愤怒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从表面上看，愤怒的力量可以强大到让人失去理智。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因为愤怒而失去一般意义上的理智，然后做出极端的行为。 当中国经历了文\革之后，人们在街上可以为了一点点小事，或者相互看了一眼，或者碰了对方一下，然后就变得非常愤怒，并且大打出手，甚至弄出人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愤怒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或者精神健康程度。 如果让现在的人们进行回顾，就会觉得30年前的社会民众野蛮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现在的年轻人往往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人们随时就可以相互拳脚交加，没有理由地就动砖头动刀。 其实，这只是社会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当权力机关严重侵害人们利益的时候，人们的愤怒没有了，就像绵羊一样温顺。 比如说，文\革期间有无数的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不仅仅针对敢于说真话的人，也打击了一些很嚣张的人。 这些人在对待其他人的时候，看上去经常很愤怒，然后以自己的愤怒欺压弱者，打击他人。 但是，当这些人面对别人对他们的“专政”的时候，却完全变成软骨头。这时候，人们的“愤怒”就是欺软怕硬的表现，属于懦夫的行为。 而文革期间，社会民众的普遍状态，就是这样的懦夫行为，通过“愤怒”对象反映出现。 懦夫们对于手无寸铁的弱者“就像秋风扫落叶”，而对待拿着枪的强权，温顺得像绵羊一样。 那么，文明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育，在面对生活小事的时候，尽量容忍克制。 比如说，在街上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相互之间都说“对不起”。 但是，面对强权对社会民众的利益侵害时，人们（尤其是社会精英集团）则愤怒起来，然后不畏强权，不惜牺牲自己，捍卫弱者的正当权益。 可以说，愤怒的对象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国家。
前几天，我深夜重温戴尔 卡耐基《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变化。 戴尔 卡耐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从小很受大家的喜爱，但是上小学之后，就发现自己失去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到了初中之后更是受到班主任的打压，而老师越是打压，自己感觉自己也变得更加叛逆。 初三的时候，我接触到《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打开了全新的窗口，让我以不同的视角认识世界。 于是，我按照书上说的去做，老师和同学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观。 之后，戴尔 卡耐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我的行为指南，我就开始按照这样的思维，去 “赢得朋友”和“为人处世”。从思维连贯性来说，戴尔 卡耐基是“成功学”的铺垫，因为卡耐基说的原则，都是让人们通过实施一些具体的方法手段，得到具体的利益；而“成功学”是戴尔 卡耐基的延续，因为“成功学”是引导人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思路。 上了大学之后，我阅读了多本经典的“成功学”著作（当时还是台湾版的，没有卖到大陆来）。 我也努力学习“成功学”的原则，并且应用到实践中。 1990年代，戴尔 卡耐基在中国开始流行，而在2000年之后，戴尔 卡耐基之后的“成功学”风靡中国。 当“成功学”风靡一段时间的之后，我这个亲身实践多年的人，开始有了不同思考。 我回顾自己历程，发现不论是戴尔 卡耐基还是“成功学”，似乎在短时间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应用到实践中后，反而是我个人人生最失败的部分。
那么，为什么卡耐基和“成功学”成为我人生最失败的部分呢？ 我也在持续反思，并且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逐渐发展的时候，逐渐发现我自己失败的原因。比如说，戴尔卡耐基的“赢得朋友”、“克服烦恼”，以及“成功学”，都以世俗的标准为标准，强调获得金钱和社会地位（“朋友”的多少）。 那么，从他们的标准来说，朋友多、金钱多的人，比朋友和金钱少的人，要更值得推崇和赞赏。通过这种方式，引导人们追求世俗的成功标准。 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们的假设前提是，“世俗成功标准”是正确的，朋友多是正确的、钱多也是正确的。 那么，人们“应该”赢得朋友，“应该”去赚钱和获得社会地位。 但是，世俗的“成功”标准真的是正确的吗？现在看上去正确的“标准”，在未来5-10年还是正确的吗？ 那么，如果现在的“朋友”在5年之后没有用了怎么办？如果新的社会领导者对于“朋友”交往的方式变了怎么办？ 那么，人们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赢得朋友”和“追求成功”和“快乐”，5年之后不就白费了吗？可以说，卡耐基和“成功学”其实是引导人们，以讨好迎合世俗标准为导向、以获得短期利益为导向。 那么，这样的引导在细节上会给人们一些甜头，比如说在短期通过“赢得朋友”获得一些利益。 但是。这样的方式如果固化下来，会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引入歧途。 其实，在我内心之中，一直在抗拒着这样的标准。 我在实施的过程中，觉得这样做并不对，但是从道理上和实践上都看不出哪里不对。 另外，他们的思想给我带来的直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有了更多的“朋友”，大家没事就在一起喝酒吃饭，我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怀疑：“难道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朋友多就好吗？现在社会‘成功’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怀疑逐渐成为我的主要思考，并且最终相信，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到了今天，我终于可以明确的说，按照我自己的个性，我宁愿独来独往，也不愿意有很多“朋友”。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最应该做的并不是赢得朋友，而是应该挑选朋友，或者说“拒绝朋友”。世界充斥着欺软怕硬的人们，我们每个人的周围绝大多数也都是这样的人。 尤其在中国，大多数人崇拜强权，并且依赖强权（西方发达国家因为信仰和相应的社会机制问题，情况要好得多，但是这样的现象也很普遍）。当人们拥有暴力或者权力（以暴力为基础保障的经济力量）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的暴力或者权力来欺压你。 你就是拿出你所有的真诚，想当他们的朋友，那都是不可能的；当他们变得虚弱、你变得强大的时候，他们希望你主动与他们“交朋友”。如果你不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就会强调你“不近人情”。 而他们要求你跟他们“交朋友”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希望和你成为朋友，而是希望从你身上获得利益，并且把你变得虚弱。 当你因为跟他们“交朋友”而利益受损，并且衰弱下去之后，他们又会恢复凶狠的本相。我学习卡耐基，是希望通过“赢得朋友”获得利益，而卡耐基讲的“赢得朋友”的思路，都是一些迎合他人的小技巧。 所以，我去学习察言观色、迎合他人、或者“换位思考”，经常还牺牲自己的利益，去获得他人的好感。 但实际上，这二十多年以来，我没有通过这样的方法赢得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得到的都是“损友”。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到处都是处心积虑的人们，这些人们通过操纵“朋友”这个概念，显得像是我的朋友，但实际上“损人利己”的人们。 而且我损失了时间、精力和金钱之后，一无所获。 那么，随着我个人经历的积累，我逐渐认识到卡耐基作为精神鸦片，对我的洗脑作用。 回顾过去，我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损友”太多，真正可靠的朋友极其难以获得。 所以，宁缺毋滥，在确定真正的朋友的标准之前，“拒绝朋友”总体是有益的，而“赢得朋友”总体是有害的。 而当一个人敢于拒绝“朋友”，敢于因为拒绝“朋友”而失去利益的时候，才真正能够开始以独立思考去观察世界，理性分析周围发生的现象，愤怒也因此开始发挥作用。
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因为愤怒而导致的“拒绝”挽救了我自己。 我的初中老师是66年时的“红小兵”，喜欢整人，把他们60年代的文化传统充分用到了我们身上。 她教我们的时候，确切地说不能叫做“教”，用我们班同学的话说叫做“整”，以60年代文/革的方式整我们这些80年代的学生，不少方法和手段都一模一样。 后来，在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我的初中班主任要求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考中专，不要上高中。 当时，我坚持不报中专的时候，她的本性就暴露出来（因为当时学生上中专，对于她的升学率和教课分数更有好处）。 她在家长会上，当着全班家长的面，以训斥的口吻对我母亲说：“班里的好学生都报了中专，你儿子在班里只是中等，就这样的学习成绩还不报中专？ 就是考上了高中，他能够考上大学吗？” 我母亲在单位非常受人尊敬，碰到这样的事情感觉到很窝囊。 于是，她回到家跟我说，让我报中专算了。 我当时非常愤怒，坚持跟我母亲说，我就是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高中，我也不上中专。 可以说，为了她自己的成绩，我从《人性的弱点》里学的，讨好她的很多语言和行为都没有用。 因为，对她来说，利益永远大于这些毫无实质意义的言行。 其间，我们高中班主任听说她动员所有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考中专，专门趁她不在的时候，到我们这个初中班，跟我们班同学说，要尽可能靠高中。 而且，高中班主任到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两个同学家，动员他们考高中，保证他们能够考上大学。 后来，那个女生婉拒了了我们高中班主任的好意，让高中班主任非常沮丧。 于是，高中班主任几次到那个男生家，拍着对家长和学生拍着胸脯说，保证让他上北大。就这样，高中班主任和初中班主任的矛盾公开化，并且进一步引发高中和初中的矛盾公开化。 但是，高中老师在学校处于强势，他们是一个精诚团结的集体，连校领导都不放在眼里，而且我们高中班主任又是这些老师的头，所以根本不怕矛盾公开。 另外，高中班主任的行为也激励了我，我也同初中班主任“势不两立”，绝不屈服于她的压力之下。 后来，听初中班主任话、上中专的那个女同学生命非常坎坷；高中班主任拍胸脯做出承诺的男同学，后来上了北大法律系，现在是一家美国律师行的中国代表处代表。 后来，在一群优秀老师的“纵容”下，我们度过了三年自/由、宽松、扬眉吐气的高中生活。 然后，我也考上了我认为极为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这次的愤怒，以及愤怒之后的坚持，让我知道人生必须掌控在自己手中。 宁愿自己折腾得所谓失败，也不能在人生重大决策上被“朋友”坑害。 因为，“朋友”往往在关键时刻，会变成可怕的敌人；就像我们初中班主任，表面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看上去在教书育人，但在关键时刻，她为了自己小小的利益，就成为坑害多个学生一辈子的关键凶手。 她的多个“好学生们”听了她的话，大都上了中专，现在都在痛苦中挣扎。 其中，有另外一位女生，涨得不错、家教好、学习好、性格温柔。 在初中的时候，我都是在“仰视”她。 但是，她听了班主任的话，考了中专护校，在我们那儿的厂矿医院做麻醉科护士。 我大学毕业后，在那儿做了个手术，那时候已经变成她仰视我，而我看着她觉得太可惜了。 另外，我初中最好的朋友的人生道路已经看不到前途，另外还得了抑郁症，现在完全毁掉了，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北京散心，但是他没有丝毫兴趣，甚至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而我不仅自己没有得抑郁症，还通过聊天谈心，治愈过几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朋友。 我们两个家庭状况、智力程度、学习成绩、兴趣爱好都非常相似，但是就因为人生决策的一个差异，造成了今天截然不同的生活。可以说，他的命运跟他报考中专有着直接必然的联系。 在初中三年，他是初中班主任巴结的对象（他父母都是医生，班主任很用得上）。 然后，他和他父母觉得我们初中班主任对他好，于是就听从了她的建议，考了中专。 现在，我看着曾经最要好的朋友，就像看着镜子中另外一个命运的我。 当时如果我不愤怒，没有用我的愤怒顶住她的压力，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 而初中经常挨她整的人，有十多个上了高中，后来考上了大学。 等我考上大学之后，她就跟其他人说，我在初中的时候知识面就很宽，就很有发展潜力（意思是她教的好）。等我出国然后回国，有一次碰到她，她说她的女儿也在北京（她让她的女儿考高中，然后考大学，还是必须考北京的大学），希望我有空去她家，大家在一起交流交流，看看能否一起做点事（赚点钱）。 后来我听说，她经常跟别人提起我，仿佛我就是她的得意门生。 没想到这些，看着我那些因为上中专而被毁掉的同学们，尤其是我多年最要好的朋友，我心里对于班主任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无耻”。在这个社会中，到处都是像我们初中班主任这样无耻的人，这些人表面上像你的朋友，但是随时准备弄走你的钱，甚至在背后“捅刀子”。 所以，《圣经》（新约 彼得前书）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自己不容易辨别自己走上正确或者错误的道路时，就经常需要听从潜意识中，来自心里最深处的良知的引导。 而良知往往由愤怒充分表现出来，那么愤怒的指向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方向。
强烈而持久的愤怒，让我快速清醒地认识了社会，并且保持着持续的热情。可以说，因为个人小利而引发的愤怒，容易让人丧失理智，然后做出愚蠢的行为。但是，越是因为公共福利、越强烈、越持久的愤怒，则越容易让人变得清醒和理智，然后做出明智的行为，引导一个人长正确的长期发展方向。 我1990年考上的大学。 在此之前的一年，也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经历了当时最大的社会变化。当时，忧国忧民的我们也参与了进去，于是我们的老师们带领同学们去散步。 在散步过程中，通过良好的组织，很好地保护着同学们，并且成为当时最秩序井然的散步群体。 一个多月之后的早自习，我们的历史老师突然戴起了黑纱，然后我听说了让我极度愤怒的事情。 很快，在北京上中专的我最要好的初中同学从北京跑了回去，当晚他从学校里跑出去玩，目睹了整个过程，自己也差点没命。后来，很多在北京上学的师兄师姐们也回去了，有不少哭诉着他们的遭遇，以及失去同学们的悲痛。 我上大学之后，是一个月到军队中的军训，正好去了当时的先头部队，当时的兵们都没用退伍。 然后，我专门问过几个兵，以及有的人自吹自擂，和他们之间矛盾之后，向我们揭发各自当时的老底，印证了我当时听到的关键信息都是真实的。 这样的印证让我的愤怒有了真实的依据，决定了我之后二十多年的人生，也将深远地影响我的未来方向。 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一方面因为愤怒而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另一方面在戴尔 卡耐基给我形成的迎合世俗（或者说“媚俗”）的观念中希望自己做一个功利的人。 于是，我就在这两个矛盾中反复地徘徊。 同时，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人们的理想迅速泯灭，犬儒功利性心态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开始为了钱而奔波，人们觉得自己像猪一样肥了就一好百好了。 同时，血缘传承的利益垄断集团越来越没有限制，通过垄断社会的各种基础资源，开始了“杀猪”行动。 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越来越烈，结果是犬儒的民众虽然辛苦赚钱，但是都成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自己赚到的钱被掠夺而愤怒，对于社会的种种不公而愤怒。而经过二十多年的过程，我内心的愤怒已经强大到敢于质疑社会的世俗标准，敢于按照与世俗标准相反的方向努力，敢于在别人追求物质财富的时候，我可以安然享受金钱上的贫穷。
而这样的愤怒让我真正认清了“朋友”和“财富”。 从1990年代开始，戴尔 卡耐基的流行和“成功学”的流行，实际上是社会变化的必然产物。 戴尔 卡耐基“赢得朋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关键是利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 人们在内心深处，恐惧自己变得孤独，因此人们希望获得朋友。 那么，戴尔 卡耐基利用这种恐惧，打出“赢得朋友”这个噱头，吸引了无数精神上软弱的人。 而“成功学”也一样，因为人们崇拜金钱与权力的特点，在心理上给人们压力，让人们觉得自己追求“成功”就能得到朋友，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能让自己变得不再“孤独”。 那么，依靠暴力起家，牢牢掌控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就通过建立金钱与“名声”等方面的世俗标准，通过吸引人们去赚钱，让人们忽略对于自己福利中最重要的部分。1990年代之后，表面上社会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然后人们开始不顾一切地赚钱，希望通过赚钱来弥补自身内心的软弱和对于孤独的恐惧。 但是结果如何？人们实际上变得更穷，喝的水和吃的东西都不安全，而且在上学、医院、住房等任何一个方面，都能够让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破产。而大量贷款、入不敷出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表层之下，是垄断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全面的收紧控制，也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猪养肥了杀。 那么，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忽略自己穷困和失败的真正原因，就开始用“朋友”和“成功”给人们洗脑。 通过给人们洗脑、用舶来的“文化”压迫人们“敬业、奉献”，迫使人们通过“赢得朋友”的方式获得社会认可（更确切地说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可），然后迫使人们学会“理解”，然后牢牢地保护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而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血腥手段和卑鄙手段。 当他们处于强势的时候，他们可以表现得大义凛然，似乎自己就是真理正义，这时候不讲“赢得朋友”，不讲所谓的“理解 ”和“人性”。 反过来，他们却让弱势群体努力“赢得朋友”，也就是向自己表示友好。 然后，通过让农民重新变得非常穷困、工人下岗、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房价暴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之后，他们从中大获其利。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变得相当虚弱，他们又要求弱势群体要“理解”、要“感恩”，要把自己当“朋友”。可以说，这种方法披着西方文化外衣，实际上延续着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禽兽不如”的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愤怒”这个词的意思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这个社会中，无数人在想着操控别人，而操控别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一软一硬”，“软硬交替”。比如说，当你顺从他们、符合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作出牺牲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得很软，对你很好，说你是他们的“朋友”。 那么，当你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好言好语规劝你、让你顺从他们的意志。 在这个时候，他们会表现得很软。 但是，如果你“执迷不悟”地不符合他们的意志，比如说坚持不做他们的“炮灰”，甚至反对他们的利益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变得很硬。 他们开始疏远你、打击你、甚至要消灭你。 通过这样的操控手段，缺乏信仰和坚定意志的大多数人就屈服了。然后，形成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用这样的文化氛围孤立、压抑和消解不愿意屈服的人们的意志。 比如说在中东，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一直扬言要消灭以色列，并且持续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袭击。 而当以色列开始反击的时候，巴勒斯坦又不堪一击，显得自己是“弱者”、受害者，从国际上弄大笔的救援资金，并且经常假造所谓“屠、杀”的证据，利用国际压力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 然后，双方进行和谈，巴勒斯坦获得谈判利益。 等事情平息一段时间之后，巴勒斯坦没钱了，又重新开始这个过程，从国际社会弄钱，并且让国际社会压制以色列。当然，巴勒斯坦面对的是用强大的知识和信仰武装起来的以色列，而且以色列不惧怕整个联合国的偏袒压力，曾经通过自己的发言，以及揭露联合国在中东问题上的造假和偏袒，让联合国颜面扫地。 但是，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以色列这样的强硬，因此只有几百万人、地域极为狭小、沙漠半沙漠为主的小小以色列是世界军事大国、高科技强国、工业强国和农业强国。那么，很少有人能够有丰富的知识和坚定的信仰，顶住整个社会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所以，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样的伪“愤青”就是在这“一软一硬”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父母在“硬”的压制之下胆怯、屈服了，然后把胆怯和屈服遗传给他们；而他们在“软”的环境中，相信了操控者是对自己好的，操控者是应该操控自己的（如果不相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自己就会被其他人孤立，而孤立对于这些胆怯的人是无法忍受的）。19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很多“愤青”。 但是，这些“愤青”属于被“遥控”的“愤青”，让他们“愤”的时候他们显得群情激昂，不让他们“愤”的时候他们立刻又变得非常温顺。 而且，他们总是对远在天边的事情“愤怒”。比如，很多愤怒美国人在骂美国总统，认为美国总统愚蠢到了极点；而很多中国“愤青”也在骂美国总统。 但是，他们对近在眼前的社会不公却表现得熟视无睹。 他们自己的父母被下岗了，或者父母是农民，在社会上辛苦工作赚取极为微薄的收入，他们不愤怒。 然后，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给自己交高昂的学费，他们不愤怒；交了高昂的学费之后，学不到应该学的知识，然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最后只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不愤怒。 而远在天边的某件事，本来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就能够让他们“愤怒”，让他们“群情激奋”。于是，这些“愤青”就按照操控者的意图，进行着“愤怒”的表演。 而这些“愤青”就是奴性深入骨髓、是非不分，在精神上被毁掉的青少年。
这时候，发自内心的“愤怒”看上去是有害的，很容易“孤立”自己，很容易遭受物质和精神上的眼前损失。 但是，“愤怒”如果表达出来，也让其他人不敢过于放肆，也给自己创造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这个世界，人们都是“柿子捡软的捏”，愣的拍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而对于不要命的人，大家往往都退避三舍，能不招惹就不招惹。 那么，什么人会不要命？ 愤怒的人往往会不要命。所以，愤怒的人可能不招人喜欢，但是受到侵害也少一些。 打个比方，一个人请了个包工队给自己盖房子。 但是，包工队不按照要求进行施工，反而是胡来，乱破坏这个人的土地。 这时候，这个人提出异议，包工队不仅不改正，反而痛打了这个人一顿。 那么，这个人有两个选择：1、极为愤怒，然后竭尽全力，要把这个包工队赶走，并且绳之以法；2、胆怯退缩了，然后让包工队为所欲为。 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之下，不论包工队力量多强，到最后都打不过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进行自卫反击。 而且，这个人每一次愤怒的反击，都是打垮包工队的过程，让包工队感到恐惧，直到把包工队打垮。 那么，如果这个人胆怯退缩了，要和包工队“交朋友”，就会是另外一种状况。 包工队不仅把房子弄得一塌糊涂，而且还要得寸进尺，霸占这个人的妻女，糟蹋这个人的土地。 如果这个人继续忍让，包工队就会把这个人的子孙变成自己的奴隶，然后告诉这个人的子孙，当初是他们的祖先选择了包工队，他们祖先的选择不会错。
在我高二发生的事件之中，上海的工人主动组织起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上海表现得很安稳。 可以说，上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海的工人在那个过程中首功一件，而当时的工人整体上也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到后来，上海工人首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下岗”，而北京则尽可能小心谨慎地进行。 而且，上海人“享受”着比北京高得多的各种费用，包括交通费、城市各种收费、整体物价，而上海“强/拆”和“钓/鱼执/法”屡见不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当时人们不同行为的结果。 既然上海人支持当时的政策，那么上海人就继续通过大量下岗和高生活费用等实际行动，再次支持政策。 而北京人需要安抚，那么就要很谨慎地进行，并且国家资源大量向北京倾斜。 同理。后来的政策首先拿工人开刀，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潮，这也是政策的延续。 既然你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自己的“朋友”，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而“下岗”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成了后果之一。 而且，从那时起，农民也从最初的富裕，重新开始了贫穷之路。 不仅如此，因为后来的教育产业化，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孩子上大学和社会竞争的道路也基本上被堵死，现在成为标准的“穷二代”。 那么，政策开始用利益收买中国的高学历的人群，因为利益集团认识到，最可怕的力量来自于这个人群。 那么， 收买了这个人群，就等于后面的各种政策消除了障碍。农民和工人作为短视的群体，稍微忽悠一下就可以糊弄过去，“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根本看不到政策背后的利益机制，以及政策的一系列后果。
现在，很多80后开始处于痛苦和绝望状态，原因也在于自己的过去的言行。 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大学“愤青”群体，是标准的“好孩子”。 这些人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天天好好学习，然后花父母的钱上了大学。 到了大学之后，听上面和学校的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让愤怒就愤怒，让平静就平静。 那么，这些人不为自己社会的不公而愤怒，就说明对这个社会很满意。 既然对这个社会很满意，对上面很满意，那么上面做什么都是对的，社会怎么样对待他们，都是可以的。 可以说，当80后的父母在别人为他们争取权益的时候，却选择支持侵害自己权益的人；而80后自己在需要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时候，也选择支持侵害自己权益的人。 那么，80后们就必须承担“认敌为友”的后果。 可以说，所谓“80后脑残”并不是说80后不聪明，而是说80后有点太聪明了。大家继承了从父母那儿得到的懦弱、自私、虚伪的特点，跟着其他人一起“随大流”，别人让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希望因为自己“不合群”而导致哪怕一点点利益的损失。 然后，大家都在想着投机钻营，希望以此获益。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付出就没有得到，用英语说就是“no pain，no gain”。 那么，80后大学生们就像我在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好学生们”一样，在关键时刻认错了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理所当然地走上现在的绝境。
可以说，如果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不处于绝望状态，天理不容。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这就是规律。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人普遍懦弱、麻木、冷漠、短视、自私。而且在关键时刻，经常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认敌为友”。人们在选择错误之后，又不敢付诸行动，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还能够获得很好的生活，那么“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还有什么意义？而如果没有“优胜劣汰”的规律，“若为自/由故，两者兼可抛”的普世价值观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大多数人要为二十年多前的懦弱麻木和认敌为友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 从这点来说，大多数中国人现在只是思想上开始绝望，那么下一步将是生活条件上的绝望。 现在，很多人的生活状况日益艰难，而且情况还在持续恶化，只要看看大学生就业和社会物价发展状况，就知道大学生整体已经无路可走。 问题不仅于此，中国绝大多数人未来的老年将极为悲惨，因为当年轻人已经自顾不暇的时候，哪里还能顾得上老人。 另外，现在人们子女的子女也将经历悲惨的境况。 因为按照现在资源环境损毁的程度，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后遗症最少要持续200年之上，然后才能够逐步恢复水资源和森林资源。 也就是说，最少六七代的子孙都要因为人们当时的行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大量年轻人还在想着进入体制，希望在体制内讨口饭吃，说明很多人早已经失去是非观念，只是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就去做为虎作伥的事情。
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的“愤青”在痛苦中承受，在承受中成熟。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忽略掉自己眼前的利益，就会发现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 人们看别人炒股票赚了钱，于是一哄而上都去炒股。 在这个时候，如果人们能够研究一下股市规则，就会发现根本性的不公平。 而每一个社会不公，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伤害到人们的合法权益。 比如说，人们有时候看到街头有很多残疾儿童在乞讨的时候，会觉得他们非常可怜。 但是，如果后来知道，他们本来都有幸福的童年。 但是，人贩子把他们拐走之后，对他们实施暴行，故意把他们弄成残疾。然后，人贩子让他们上街，用他们的残疾来换取路人的同情。 当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应当愤怒。首先，应当愤怒人贩子的残忍，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残害社会的未来。那么，人们应当立即将他们绳之以法。更重要的是，应当对社会机制产生愤怒。 在发达国家，如果发现父母打孩子，那么都会把孩子带走，可能会剥夺父母的监护权，甚至可能剥夺父母对其他孩子的监护权。 因为在文明社会的理念中，孩子必须享受一个不受暴力侵害的童年，不能够有失学上街乞讨的儿童。 而在文明社会中，如果听说人贩子敢于残忍地伤害孩子，并且把孩子扔到街上乞讨，那么根本不用警察动手，黑社会就会采取残忍的手段对付这些人贩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人们准备勤劳致富的时候，就有大量的“相关部门”出现，来分一杯羹；而当人贩子如此残忍地对待被拐卖儿童的时候，却没有“相关部门”的身影。 更让人愤怒的是，人们都在冷漠、麻木地对待这样的残忍的情况。
对于我来说，不同的愤怒都会根据程度，在我的心中留下一道印记。 这样的情况，就像刀在心里割的一道伤口。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结痂”，然后表面上逐渐恢复。但是，不论如何恢复，都是心中的深刻印记。 这样的印记都无法像电脑清理内存那样抹去。 随着愤怒的累积，印记也就层层沉淀。随着“愤怒”的伤口、“结痂”、印记，愤怒的层级也发生着改变。 那么愤怒的状态就会逐渐变化，从最初的敏感到后来的深刻。 可以说，最初看到社会不公，会立刻表达出强烈的愤怒。 这时候，愤怒属于表面上的反应，就像水上的浪花，反映明显而且直接。 而随着愤怒的积累，愤怒逐渐在表面上变得平淡，但是在深处更加汹涌，这就像大海的洋流。 在我高二的时候，是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被打破而愤怒，这时候个人愤怒的表现非常直接，很容易就形成愤怒，这时候属于感性层面的表达。 到了后来，个人的利益因为不公而遭受严重的侵害。 于是，我为了个人的美好前途被打破而愤怒，也开始对社会产生绝望，这时候是意识层面的表达。 而随着时间的延续，看到一系列的社会不公，看到无数人因为社会不公而失去生命财产，这时候的愤怒已经不在是表面的愤怒，而且积累到内心的深刻的愤怒，开始在我的潜意识层面积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也从“愤青”逐渐过渡到“愤中”，愤怒也从“浪花”变成“潜流”，从最初间断性地希望做点什么，转变成持续的强大的动力，要改变这样的社会现状。 而在最初的时候，愤怒的表达是需要让别人理解的，当遇到别人不理解自己愤怒的时候，心中还不满，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觉得其他人也应该对社会不公而愤怒。 再往后，看着社会不公越来越多，而人们却越来越麻木冷漠，自己的愤怒更加得不到理解，于是感觉到失望、沮丧、无助。 到了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愤中”过程，已经不在乎别人的反应，而是愤怒在潜意识的层面，推动自己在下意识的情况下，致力于思考问题的根源，然后能够解决这些根源。
可以说，愤怒累积和深化的过程，就是我自己的“独立人”思想意识形成的过程。不论是摧残孩子的人贩子、“大头婴”奶粉和三聚氰胺奶粉等有毒食品，面子工程和劣质工程，环境污染和毁灭性破坏、还是渗透在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送礼收礼拉关系，都反映出来令人愤怒的邪恶。 而且，这已经不是某个人、某个部门的邪恶，而是整个社会的邪恶。 在一个社会中，邪恶力量自己不能孤立存在，它的维持需要众多帮凶和广大的民众基础。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帮凶，而是民众基础。北Korea之路是所有人共同铺就的，大量懦弱、麻木、短视的民众支持着庞大的邪恶力量。 现在，每个人可以有两个选择： 1、麻木、冷漠甚至为虎作伥，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积极参与到这样的社会运转中，成为加剧社会不公的一分子；2、愤怒，不与这样的邪恶社会同流合污，但是需要牺牲一些个人眼前的利益，尤其是“失去朋友”。 我跟一些朋友聊起天来，总是在谈这些社会的负面新闻。 而我的态度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属于“不健康”的情绪，我的情绪“太负面”了。 我的朋友则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望我应该“改变自己”，不要去考虑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他们看来，似乎每个人都不去考虑社会的，那么问题就会自动消失。 那么，我认为他们是严重的心理病态，因为他们麻木、冷漠，对太多的邪恶表现得熟视无睹，然后他们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而他们觉得我是心理有问题，因为我有太多的“负面情绪”，缺乏“阳光心态”，总是操心跟自己无无关的事情。 既然每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具有根本性的不同，那么自然也就做不成朋友了。
“独立人”是通过“失去朋友”实现的。 当大家的根本性分歧无法解决的时候，戴尔 卡耐基的那一套就完全失去了意义。而戴尔 卡耐基以“赢得朋友”为噱头，只是讲述技巧层面的内容，但是在真实生活中在作用并不大。 比如说，在邪恶的社会中，人们不仅麻木冷漠，而且积极参与邪恶。 这时候，缺乏愤怒情感的人往往因为缺乏自己的强烈立场，就会考虑着“赢得朋友”，然后屈服于周围环境的压力，成为麻木冷漠的人群的一分子。如果一个人对这样的社会感到愤怒，不论戴尔 卡耐基所说的多么好，都无法与麻木冷漠的人成为朋友。 这些人因为愤怒的情感，形成强有力的个人立场，自然就与其他人分别开来。 在股市升到5000点之上，全民炒股的时候，老A坚持说股票要跌到2000点以下。在他看来，股市就是“圈钱”的场所，等人们都进去之后，就开始下跌，把大家都套进去。 这时候，他周围的同事都觉得他疯了，觉得他说的话不可思议。 他跟他们争论也没有结果，每次大家都不欢而散。 当大家都在大谈股票的时候，他成为“圈外人”。 后来，股票真的跌到2000点之下，那些炒股的同事们损失惨重，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 但是，他已经跟同事们已经开始“格格不入”，无法成为“朋友”。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同事们没脑子，对于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透，所以不愿意跟同事们有太多的交往。 而同事们并不因为他正确了，就要过来清教他关于股市的看法。 大家反而因为他的存在，感觉到了自己的愚蠢，所以也不愿意跟他有太多的交往。 在这样的情况下，各自从心底里就不愿意跟对方成为“朋友”，他就是再有卡耐基鼓吹的技巧，也不可能“赢得朋友”。
“独立人”的成长是个痛苦的过程。 不论我和朋友之间对于社会认识的根本差异，还是老A和同事们对于股市认识的根本分歧，都是成为“独立人”过程的一个小小部分。 虽然从结果上最终证明，老A对问题的独立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想像一下老A的处境，每天面对着一群观点根本分歧的同事，大家仅仅是因为工作而打交道，那么也就毫无“融洽”的关系可言。 而且，每天在令人不愉快的环境中，对于个人的心态也是一种折磨。 老A面对的工作环境，只是“独立人”经历的最小的事情,这件小事反映出“独立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每个人要想成为“独立人”，必须要付出各种类似的代价。而“独立人”实际上就是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过程，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自/由，所有的自由都要付出“失去朋友”的代价。而在生活中，“失去朋友”往往意味着孤独，或者说长期处于孤独之中。 而这种孤独在短期内，人们可能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时间长了，精神上的孤独经常会比肉体的痛苦更艰难。 人们对于失去生命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们对于孤独更加恐惧。 根据一项调查，军人们最恐惧的事情，并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让队友失望”。这种“让队友失望”所形成的恐惧，超过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以人们在打仗中舍生冒死。 在社会中也一样，无数人出于对孤独的恐惧，因此屈从于社会的舆论压力和文化氛围压力，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有很多人其实看到了大家都在走向毁灭，但是害怕自己被孤立，所以宁愿跟大家一起走向毁灭，也不敢做出“离经叛道”的行为，这就是对于孤独的恐惧给人们带来的压力。 说到这里，人们归根结底是在自己的内心里进行着斗争。 大多数人屈服于社会文化，是因为无法克服内心中对于孤独的恐惧，所以人们选择了“随波逐流”。 而只有少数的人敢于面对孤独，承受因为“特立独行”所带来的各方面的痛苦，这些人才可能成为“独立人”。
“愤怒”是支持一个人成为“独立人”的一种重要情感。 当一个人满腔热情做事的时候，做成事情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因为，这样的热情能够是人更加积极主动、认真细致，而且能够感染他人，同心协力把事情做好。满腔热情不是来自于对金钱的追求，而往往来自于深刻的痛苦。 就像在北美，很多人因为亲人得癌症而失去生命，所以把大量的资金捐献给对于癌症的研究，并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忽悠人们保持健康的身体，减少得癌症的机会，而且自发去安慰那些得癌症的病人和家属。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愤怒经常是激发人们极大热情的关键动力。对我来说，我获得人们认可的欲望极为强烈（也就是对于孤独的恐惧非常强），而为了“赢得朋友”和“成功”，我也更愿意做出牺牲。 但是，从我初中开始的人生经历中，“愤怒”推动我做出了极端的抗争举动。从此，我开始一次次进行“独立”选择，成为我在关键时刻进行个人人生选择的关键。 而从高中开始，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成为决定我的生命之路的主导力量。 而比社会不公更让我愤怒的，是麻木冷漠势利短视的民众，经常可以为了眼前的一点点蝇头小利，出卖帮助他们的人们。 随着我个人经历的增加，对社会各种认识的深入，就对中国民众的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晰。 到后来，我宁愿孤独地面对人生，也不愿意与支持邪恶社会的民众为伍。 在我心理的天平上，“愤怒”的砝码远远要高于对恐惧孤独的砝码，因此“愤怒”让我克服了对于孤独的恐惧。 我宁愿选择与这个社会为敌，也不与这个社会为伍。 可以说，我的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一系列经历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愤怒，然后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大的过程。 最终，愤怒引导我个人向着孤独、更加孤独的方向前进。
“痛苦产生坚忍，坚忍产生性格，性格产生希望，希望不会让我们失落。” 愤怒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情绪”，结果是心理上的创伤。 可以说，每一次因为愤怒而产生的痛苦，都在我心中留下一道印记。 回顾我个人过去的成长历史，很多就是被这些愤怒的印记所记忆。 可以说，我个人的历史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关键事件相联系，被这些愤怒的印记所标注。 那么，就像一个学武术的人，首先学的不是打人，而是要学习挨打，提高自己的“抗击打”能力。 同样，对于我个人来说，而每一道愤怒形成的印记，都是提高我的承受能力的过程。而随着承受能力的提升，也就更加能够忍耐。 忍耐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于忍耐，在痛苦中的坚持能力更强。 同时，愤怒和痛苦促使我学习和思考，而忍耐中的坚持则促使我坚持学习和思考，提高面对痛苦和困难的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过去几年，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变得很平和，很少生气。平常人们生气，往往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对于我来说，学习和思考的意义在于，帮助我超脱个人的利益得失，将自己放置在空间更广阔、时间更长久的维度中进行思考。 所以，当自己因为社会更广层面的不公而愤怒，当持续学习和思考的目的是能够解决社会不公，那么个人的鸡毛蒜皮就显得无所谓了。 另外，我是无车无房无钱的人，而且保持着锻炼的习惯，这些都更让我“轻装上阵”，很少有个人的重大的事情来影响我的心态。 当然，社会不公是令我愤怒的主要原因，当我遇到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现在的愤怒并不比20年前来得少。
愤怒是让我感受自我存在，推动我持续前行的动力。 当愤怒的时间长了，加上学习和思考的多了，就意味着个人心理和能力上的成熟。每一次的愤怒，都促使我进行深入的思考，激发我探寻解决方法。 那么，承受力、学习思考和性格变化，让我的思维从具体的事件思考，像整个社会性系统、整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另外，一个人的感情是有限的，总是关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比如说，一个人月收入2000元的人，可能为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收到了50元假钞而愤怒，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自己3天的菜钱。 但是，如果这时候他发现自己股票账户中亏了30000元，合15个月的工资，那么他考虑的就不是50元的假钞，而是30000元的亏损。 同理，愤怒引导我从最初事事关心，逐渐聚焦到关心最重要的事情上，关心这些事情的问题根源上。 那么，在最初，我也曾怀疑过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确，因为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自己错了。但是，愤怒本身让我从明确，我的思考可能是正确的。而随着个人的知识和思考的成长，我越来越确信自己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是应该认真思考和“跟着感觉走”的。 因为，每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不公都令我愤怒，而我每一次的愤怒都意味着，社会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那么，当令人愤怒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社会加速走向变化。 每一次令人愤怒的事情发展，往往都是“随波逐流”的人们受到了侵害。 而令人愤怒的事情集中爆发的时候，也就是“随波逐流”的人们变得越来越绝望的时候。 但是，对于我来说，大多数人绝望的状态才是希望的所在。
出来混，欠下的迟早要还。 人们在一个邪恶的社会中，都痛恨邪恶，但是不知道邪恶什么时候结束。 这时候，愤怒的人们会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努力去结束邪恶。 北美殖民地因为英国的盘剥而愤怒，于是各殖民地共同协商之后宣布独立，从英国脱离出来，建立了自己理想的社会。 美国就是人们在愤怒之后，努力结束邪恶，然后建立起来的国度。 而在中国，麻木冷漠的人们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都在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邪恶之中去。 于是，食品是有毒的，生产的人自己不吃；工业品是假冒伪劣的，生产的人自己不用；股市楼市是忽悠的，供应的人自己不存；教育医院是牟利的，服务的人自己不信。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发现，自己生活在相互制造的地狱中。 那么，如果这样的社会不崩掉，那是天理不容。 而且，既然人们都积极参与到邪恶中，增大邪恶的力量，那么最后也会被邪恶所吞噬。 所以，麻木冷漠的人们不愤怒，就要因此感受到绝望。中国在“全面炒股”之后，无数人损失惨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绝望。 比如说，在2008年，上证指数从6000多点跌到1600多点的过程中，无数人非常愤怒、焦虑，希望政策救市，让自己的股票能够解套。 后来，在财政金融刺激政策的支持下，资金涌入股市，将股市推到3500多点，反弹一倍多。 这让很多人赚了不少，也让很多人看到希望。 但是，人们没想到，股市在不经意之间再度急转直下，又跌回到2300点，这时候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绝望的氛围开始笼罩整个市场，呼吁“救市”的挣扎的呼声也基本上销声匿迹。
当人们开始绝望的时候，希望才悄悄地开始出现。 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代表性领域和重要支柱，中国股市从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支持国有企业“圈钱”、危害中小散户利益的邪恶市场。 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知道中国股市的性质，但是人们出于发财的心理，故意漠视股市的性质。 那么，当人们把自己的积蓄大量投入股市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支持了邪恶，壮大了邪恶的力量。 那么，如何削弱邪恶的力量？ 就是当股市下跌，人们都深度被套牢，开始变得绝望的时候。 不仅如此，人的本性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中国人的特点是“见到棺材也不落泪”。 绝望还只是中间的过程，因为中国人只要手里有钱，还会重新获得希望，然后再进入市场去“赌”。 只有让股市把人们所有的积蓄全部搜刮干净，让人们连饭都没得吃，完全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绝境，人们才能够深刻地记住教训，不再进入股市。 只有股民们不进入股市，股市才有可能最后垮塌。所以说，绝望只是一个中间步骤，人们支持邪恶，然后邪恶将人们推入心理上的绝境。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希望才会悄悄进入社会。 因为，少数人或者因为愤怒，或者因为对环境敏感，看到人们绝望的状态后，感觉到自己没有进入股市是正确的，然后逐渐坚定地远离股市，通过“不认可、不合作、不参与”的态度，让邪恶的市场因为没有后续的“新鲜血液”而开始垮塌。 当然，希望在这个时候只是开始悄悄地“潜伏”到社会中。 等绝大多数人都亏得倾家荡产，再也不敢拿钱到股市里“玩”，希望才开始真正像曙光一样，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显露出来。 楼市也是一个道理，积极参与买楼的“房奴”和炒家们，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个市场。 当然，楼市跟股市的不同之处在于，楼市一旦开始垮塌，将是“疾风骤雨”式的房价无量空跌，当人们精神绝望的时候，往往就是“纸上富贵”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很多人还得倒欠银行的贷款。而只有让这些人精神上完全绝望、物质上陷入绝境，也就是说麻木冷漠短视的人们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向着正确的方向回归。
一个邪恶的社会不可能持续，在吞噬完支持自己的民众之后，然后走向自我毁灭。 这就像癌症一样，癌细胞通过吸收身体的营养而实现增长，并且把更多的好细胞异化成为癌细胞，并且群聚起来，形成肿瘤。 这时候，如果人的抵抗力比较差，癌细胞聚集成为肿瘤的可能性就大。 成为肿瘤后，就会开始大量吞噬好的细胞，并且吸取人身上的营养。 等人身上的营养被搜刮干净之后，人的生命结束，然后大量癌细胞自己也被消灭。 在过去几十年，癌细胞先是通过工人起家，然后通过农民成为肿瘤，开始吞噬整个自然和社会环境机体。 虽然主要在1980年代，通过切除部分“肿瘤”，社会获得有限的恢复。 但是，因为“病灶”没有除去，主要的“肿瘤”都存在，所以很快重新发病。 然后，大规模企业工人下岗之后，实际上工人这个群体已经消失；然后大规模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农民这个群体也成为“3860”为主的人群，农民实际上也瓦解。 那么，癌症的“宿主”基本上被吞噬之后，就开始吞噬环境和社会最后的一点营养。 于是，股市、楼市、垄断国企、教育、医疗等新的异化“肿瘤”出现，形成全身性癌扩散，吞噬最后剩余的社会财富；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源和环境的毁灭性掠夺，吞噬最后剩余的自然财富。 可以说，现在肿瘤已经吞噬到了极致，随着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竭泽、焚田”，规律最终要开始显示强大的威力，开始清除肿瘤和提供给肿瘤营养的组织。 而规律开始发挥威力的时候，一直能够坚持与肿瘤对抗，通过持续让自己变得更强，不让肿瘤侵蚀和吞噬自己的人们，将成为幸存者。 幸存者的意义不仅仅是通过让自己变得更强而幸存下来，而且通过言传身教，让自己的子女从开始就学到以强有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成长，展开自己的人生，在未来的竞争中得到持续的生存和发展。
在这样的社会中，愤怒的人通过认识规律而产生希望。 越是持久的、出于道义上的愤怒，越能够支持人们“洁身自好”，越能够看到希望的曙光，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面对一个人们为了赚钱，可以犯下各种罪恶的社会，只有胸中持续燃烧愤怒之火的人，才能够不与这个社会同流合污。 不同流合污，也就意味着赚不到钱，然后生活清贫。 但是，生活清贫并不全是坏事。 在现在的社会中，麻木冷漠的人们为了能够赚钱，扔掉自己的良知、技术和综合能力；同时，愤怒能够支持个人在比较清贫的生活状态下，持续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技艺持续提升，并且日趋精湛。在有毒食品比比皆是的情况下，麻木冷漠的人们仍然选择胡吃海塞。而愤怒的人尽量注意选择饮食的品种，更不在外面瞎吃，将有毒食品对自己的毒害降到较低的程度。 麻木冷漠的人们参与炒股、炒房的时候，愤怒的人不炒股和高价买房（防止自己孩子的进口奶粉钱轻易被人“圈走”），然后省下来的钱给自己的孩子买进口奶粉。 炒股炒房看上去很热闹，但是阻碍个人的知识和能力的成长；而不炒股、不关心房子，就能够省下大量的时间，持续进行自我学习和教育，在自己的工作上持续精进。 不参与到天天的饭局中，既能够节省出大量的时间学习，又能够有时间进行身体锻炼，降低个人未来的医疗成本。 孩子最重要的教育是来自于父母的教育，只有愚蠢的父母才把孩子的教育寄希望于中国的学校。 而让孩子获得优良教育的前提，是父母首先自我教育好。 那么，因为愤怒而“洁身自好”的人，通过持续的自我教育，提高自己的个人素质和知识水平，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教育了自己的子女。 当邪恶社会开始垮掉的时候，参与到邪恶中的人们会发现，自己在参与邪恶之后，失去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金钱，失去了子女教育，可以说变得一无所有。 而当邪恶垮掉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失去生存依托，被社会淘汰的时候。反过来说，虽然愤怒的人在选择“洁身自好”之后，不能够赚到很多钱，但是持续地积累着知识和技能、保持身体健康、培养健康积极的子女，并且个人因为 这些内在的个人优势积累，保持或者提升自己创造收入能力，形成具有独特能力的“独立人”。 等邪恶开始垮掉的时候，整个社会会出现混乱和困难局面。 但是，对于“独立人”来说，因为自己在邪恶中经历过的困难，所以对以后的困难并不陌生，也更有信心去应对；自己在平时的巨大压力下，持续充实自己的头脑，强健自己的体魄，因此可以轻松应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持续教育子女，让子女能够从“更高的起点”起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而这一切，往往都是在愤怒的情感支持下，选择的个人道路和个人能力的成长。 而这样的道路和个人能力的持续成长，就是个人的希望所在；子女因自己成长而受到的教育，就是个人的希望所在。
2、追求真理
关键词： 愤怒与冷漠 – 恐惧感– 恐惧的背后是真实（Truth） -- Truth是个过程 – 人们恐惧Truth过程的发展 – 人们更恐惧Truth反映出来的丑陋内心 – 因为害怕Truth，人们疯狂追求金钱 – Truth与死亡，儿童的思考 – Truth与死亡，成年人的思考 – 自我警省
对我来说，如果说海浪是社会方向，浪花是社会事件，那么真理（Truth）就像潜伏于其下的“洋流”。 虽然真理不容易为人所洞察，但是决定社会潮流与事件的发展方向。 而追求真理就像是透过大海表面的海浪和浪花，追寻造就浪花的底层“洋流”。 真理的“洋流”虽然很平静，不如海浪的变化起伏；虽然很隐秘，不如浪花的灿烂多姿；虽然很可怕，不如浪花的欢快，但真理是它们的源泉。 考虑清楚了源泉，社会的趋势也就迎刃而解。 随着我的年龄增长知识积累，我开始有能力透过社会方向和社会事件，看到驱动社会发展变化的力量。 而这样的力量让我能够平静下来，不再追逐金钱等浮于表面的“浪花”，而是更加积极思考底层的潮流。 因为，追随真理的方向，思考清楚底层的潮流，就意味着我可以朝着自/由的状态发展。 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我的个人努力也就有了方向。
在我个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充满了担心。 作为她的小儿子，我是她最大的希望。十年前一说起我，她就比较扬眉吐气，因为当时我赚钱多；现在一说起我，她就唉声叹气，觉得我不务正业。 因为，本来我上了不错的大学的好专业；然后读了不错的MBA，我只要随便找个工作，就可以赚到高收入。 但是，她看着我天天在家，也不出去工作，也结婚成家，因此对我最担心。 她觉得，我连一个正经工作都不做，天天就这样混着，未来我该怎么办。 她总在想，我上了那么多的学、读了那么多书，最后纯粹学傻了。 她还说，她同学的女儿（现在居住在日本）回中国跟我聊过以后，说我“似乎生活在梦中”。因为，全世界似乎都看好中国，都要到中国发展业务，只有我在那里说着中国经济要崩溃。 所以，她从加拿大探亲回来之后的前一些天，反复在跟我说，希望我去赚钱，“像别人一样生活”。 我是个知名的孝子，从各方面都关心照顾我母亲。 但是，对于我母亲的这些话，我直接就顶了回去，丝毫不采纳她的建议。我是孝子，但是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我自己的道路，别人无权干涉。 长时间以来，我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最大的阻力都来自于家庭。 对于我的母亲，最初她的意见，我表面答应，但是该干嘛干嘛；后来我置之不理，我母亲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也就不说了。 当她感觉我现在连工作都不做、更加担心的时候，我也就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 当然，我母亲虽然思想上跟其他中国家长一样，但是毕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对于我的态度，她选择了退缩。 虽然她还是天天为我担心，但是不再提让我去赚钱的事情了。
我母亲对我的态度，主要来源于她对贫穷的恐惧。 在我个人看来，恐惧是驱动人们行为的最强大心理动力。 甚至可以说，人们所有行为都源于恐惧。 人的一生其实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之中，而人们的行为反映出对于恐惧的态度。 其它的心理状态，都可以看作是恐惧的表象。 比如说，在前几年，“浮躁、焦虑”成为非常流行的词汇，表现出中国社会的普遍心理状态。 而浮躁、焦虑等心理状态，可以认为是轻度到中度的心理恐惧，折射到人们的心理表象和言行之中。 而到了现在，“浮躁、焦虑”已经说的不多了，因为人们的心理恐惧在快速深化，大多数人开始陷入绝望的状态。 而绝望可以说看作是人们陷入深度恐惧，但是找不到出路，所以人们在心理表现上不能自拔的状态。 而愤怒和麻木冷漠也是人们心理状态的表象，反映出绝望的心理状态的、最强的两种心理表象。 需要说明一下，愤怒的反义词并不是高兴、喜欢、爱在愤怒，而是麻木冷漠。 在愤怒的表象下，是人们强烈的心理恐惧，是人们绝望状态的一种心理反射；而麻木冷漠的表象下，也是人们强烈的心理恐惧，同样是人们绝望状态的一种心理反射。 它们虽然表现方式和结果截然不同，但是其心理本质是一样的。 这就像金刚石和石墨，虽然形式和状态截然不同，但是都由碳分子构成的，只不过碳分子的排列组合形式有所不同。 因为人们对于恐惧而采取了不同的心理“排列组合”，所以也就形成了愤怒和麻木冷漠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愤怒或者冷漠，成为主导社会进程的决定性力量。
从表象上来看，中国人对贫穷充满了恐惧，人们恐惧的来源是贫穷，就像我母亲对我的未来充满担心一样。 但实际上，贫穷只是一种表象，是人们失去对真理的认知之后，形成的一种外在状态。 而人类恐惧的根源是真理（Truth）。真理，通常被定义为与事实或实在相一致。 从中文字面意思来说，真理是指真实的道理；在英文中，直接指的是真实（Truth）。在社会中，人们经常会提起，追求“真善美”。 提到“真善美”，人们往往直接联想到美好的事物。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误解。 而对于“真”的误解，是问题的关键。 人们喜欢面对善，因为善对自己有好处，而且让自己心情愉快。 比如说，当一个人与善良的人们相处的时候，会感觉到心里非常的温暖。 人们喜欢面对美，因为美也让人赏心悦目的，现在很多人喜欢去风景名胜旅游，就是要享受大自然之美。 这时候，人们可能会顺便觉得，“真”也是人们喜欢的，让人们心情愉快的。 但实际上，这是个错误的认识。 一般来说，Truth并不让人感觉愉快，甚至是可怕的、令人恐怖的。 甚至可以说，Truth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事情，而人们普遍最害怕的就是面对“真”。 人们对于“真”的恐惧，甚至到了连说都不敢说的程度。 所以，人们相互之间总是在用谎言来掩盖“真”。 假设，我们每个人回顾自己过去的一天，想想过去一天说过的话。 然后，计算一下对其他人说的100句话中，谎言所占的比例，可能让我们每个人感觉到吃惊。 因为，在很多人的一天中，如果对其他人说了100句话，可能连10句（也就是10%）的真话都没有。 在人们的语言中，有彻头彻尾的谎言，有善意的谎言，有半真半假的谎言。 而唯独缺少的，就是缺少发自内心的真话。 可以说，说谎是我们每个人的习惯，真话反而是稀缺品。 人们很少说真话（尤其是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就是因为人们对于Truth的恐惧，往往超过一切。
人们的愤怒或者麻木冷漠，都是面对Truth时产生的恐惧反映。 当人们面对Truth的时候，内心往往充满了恐惧。 这时候，不同的人面对恐惧，就形成了不同的反应。 比如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之后，Truth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让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这时候，有的人选择了非常愤怒，有的人选择了麻木冷漠。 其中，愤怒是对真实（三聚氰胺这个事实）而恐惧，恐惧三聚氰胺给自己带来的危害。 尤其孩子是自己未来的希望，孩子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甚至比自己受害更令人恐惧。 不过，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麻木冷漠。或者说，中国人作为整个群体，选择了麻木冷漠。 于是，这样一个严重性不论如何夸大都不为过的事件，就像“一阵风”那样迅速吹拂过去，很快社会又回到了平静。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人们对真实本身产生恐惧，害怕真相被揭露之后，给自己带来危害。 三聚氰胺的问题不是毒奶粉本身，而是在食品安全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且如果三聚氰胺问题被认真对待，那么将围绕毒奶粉而展开一系列连锁反应。 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也不是其问题本身，而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如果大多数人们因为三聚氰胺而愤怒，那么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将是巨大的，将从乳业扩散到食品行业，再扩散到整个社会，让人们真正认识到社会的真实面目。 而人们惧怕面对社会真实，惧怕连锁反应造成的结果，因此 纷纷选择了麻木冷漠。 通过麻木冷漠，人们让自己不用面对社会真实，不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真实，然后仍然生活在自己给自己编造的谎言世界中。 而只有活在谎言世界中，人们才会感觉到安全，不用面对真实给自己的恐惧。
比如说，食品安全是全球性、长期性、普遍性的难题。 现在，人们越来越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恐惧。 而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文明国家民众和中国民众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文明国家的民众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变得极为愤怒。 比如说，一位日本食品企业老板在食品安全问题被揭穿之后，选择了自杀谢罪。 他知道，他企业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社会民众的愤怒，即使他不选择自杀，社会也会罚得他倾家荡产，然后人们的愤怒和对他的蔑视也将持续围绕着他，跟他一辈子。这样的情况生不如死，所以他选择了自杀，以求得社会的原谅。 而中国人在比比皆是的食品安全问题上，则普遍选择了麻木冷漠。 三聚氰胺奶粉问题爆发后，某企业的老总还在恬不知耻地推卸责任。 结果，推卸责任成功了，人们又开始买他企业的产品，而且他还成功卖掉了股票，从“纸上富贵”变成了坐拥大量现金的富豪。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命运的如此不同？ 是社会民众态度的截然不同。 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日本的食品非常安全，人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吃到有毒食品。 因为，日本的企业老板都在以生命为保证，监控着食品安全。 而中国人也不用担心有毒食品，人们必然要吃到有毒食品。 而中国企业老板则可以随便给食品里投毒，然后从劣质有毒食品上，赚取最大利润。而食品安全问题，则反映出恐惧在不同人群上，产生的不同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Truth不是孤立的事件，而应该看做是一系列事件的连锁反应。现在，很多人拿一些堆砌的、支离破碎的事情，告诉人们这就是“真相”。实际上，这样的的认识是错误的。 比如说，三聚氰胺曝光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应该被称为真相。 这些事情只能叫做情况（facts），或者最多说是证据（Evidence），而不能叫做“真相（Truth）”。 Facts或者evidence只是truth的表象，多名儿童死亡、数十万住院治疗、成百上千万儿童受害，这些都是facts，都是三聚氰胺事件的evidence。 但是，它们不能被称为Truth。 还是以海洋为比喻，facts和evidence像是大海中表面的海浪和浪花；而Truth则是潜在的洋流，制造海浪和浪花；facts和evidence作为海浪和浪花，反映出Truth这个洋流，但不是Truth这个洋流。 而Truth洋流不是单独的事件，而是一个综合了各种外界因素，并且持续演化的动态系统。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会关心facts，比如说多少孩子受害了。 但是，真正关心的Truth的中国人并不多。 因为，Truth既不好看，又不直接，而且Truth是令人恐惧的。 这就像人们看大海一样，都喜欢看海浪和浪花，已经海浪冲刷而成的沙滩。 但是，没有什么人会有兴趣潜到海里，去感受黑暗中洋流的移动状况。 那么，回到三聚氰胺事件上，为什么Truth会让人感受到如此大的恐惧。
如果将Truth看做整个事情的过程，那么很多问题就清楚了。 我们看美国电影电视中，控辩双方对关键的凶杀疑案进行法庭辩论，探讨案件可能的Truth。 所谓的疑案，是在evidence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尽可能想像出当时的Truth，并且根据想像的Truth对凶杀案被告进行判决。 这时候，双方律师站在对自己有利的角度上，根据已经掌握的evidence，对整个案件的过程进行假设性推演，并在推演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辩论。 那么，因为人们都不确定当时的Truth是什么，所以只能通过evidence进行分析与推演，假设性地“重放”案件的环境背景和过程（也就是Truth），然后得出对被告的行为结论。同理，三聚氰胺事件的问题关键并不是三聚氰胺本身，而是三聚氰胺事件的整个过程。 因为过程不同，整个事件的本质也不同。 假设，三聚氰胺的发生按照另外一个过程进行：在三聚氰胺的问题被发现的时候，企业或者监管者就立刻采取措施，停止在奶粉里掺入三聚氰胺，并且立即召回所有市场流通的奶粉，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就不是后来的三聚氰胺事件了。 因为，如果立刻采取措施进行奶粉召回，并且对受害婴儿进行赔偿，那么大部分家长们就会出现担心、焦虑等表现，也就是程度较轻的恐惧。 而且，当时的症状较轻、受害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可能会像“大头婴”事件一样，很快被制止，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个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无良企业把不安全的成分掺入奶粉，虽然得到及时补救，但是也害了不少儿童，因此要进行严厉的惩罚。 而惩罚的结果，就是各个食品企业将慎重往食品中添加化学制剂。 尤其是婴儿食品，标准更加严格，执行更加严厉。 如果事件这样发展的话，中国民众在食品安全方面，就基本上具备了文明社会的基础。
但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并不是按照上述的过程发展的，而是按照“中国特色”的方式演化。 因为演化过程的Truth不同，形成了表面上看都是“三聚氰胺惹的祸”，但是性质却根本不同的三聚氰胺事件。 我们现在知道的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过程是这样的：三聚氰胺牵扯到三鹿这个“国有企业”，而且是一个在乳业有数十年历史，奶粉产量全国第一的大型“国有企业”。 然后，当人们发现奶粉有毒，而且牵涉到成百上千万的孩子生命健康的时候，这个消息竟然可以被封杀大半年。其间，任由受害者成倍增加，孩子受害程度严重加深。 当时的家长呼吁，网上传播都没有用。 报道受害婴儿的记者和报纸，还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恰巧，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入股三鹿，并且加大了投资。 恒天然了解到情况后，跟河北当地zf交涉未果，最后就相关情况，报告了新西兰zf。 然后，新西兰副总理直接介入，向中国进行了官方的通报。 就这样，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事件才得到曝光。 根据过程可以看出，三聚氰胺事件已经超出了企业不良行为的范畴。 因为，一个企业无论能量如何的大，都不可能封杀媒体的曝光。这样的情况，只有在监管者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 也就是说，在文明社会，监管者应该保护消费者，严惩不良企业。 但是在中国，监管者站在企业一边，支持企业坑害消费者，形成与企业的共谋关系。 而且，地区性监管者还不行，因为地区性监管者没有能力封杀媒体的报道。 当然，监管者的力量只限于中国，到了国外就不行了。 而且，监管者严重依赖世界经济和国际认可，所以当新西兰副总理介入的时候，监管者被迫放开媒体报道，结果发现无数儿童已经严重受害。 另外，在处理三鹿倒闭后资产的问题，广大受害儿童和家庭被排到了最后。 也就是说，最严重受损的消费者，一分钱赔偿都没有得到。 按道理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共谋而且压制媒体的监管者需要负主要责任，在企业破产之后，应该实施国家赔偿。 但是，涉及到国家赔偿，就又是另外一个故事。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国特色”的，也就是Truth：支持犯罪企业，压制媒体报道，屈服外界压力，不补偿受害消费者。
如果深入思考的话，Truth就变得令人恐惧了。 我们假设一下，新西兰的恒天然集团不是三鹿股东，三鹿完全是国有资本控股，问题的发生只是单纯的国内事务，也不涉及到出口。那么，也就不存在恒天然集团报告新西兰zf的问题。而且，如果不是一个外国股东（规模很大的集团）报告自己国家的zf，如果不是外国国家高官介入，没有演化成国际事务的话，谁都不知道这个问题还要掩盖多久。 而只要问题多掩盖一天，就不知道还有多少孩子将因此丧命或者入院。 那么，对于大量的中国家长来说，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就因为一天天的掩盖，最后导致丧命或者残疾。 相信绝大多数中国家长们恐惧到不敢想这个问题。 另外，问题不仅仅在于奶粉，涉及到所有婴儿用品领域。 对于中国家长来说，当自己孩子的安全需要一个外国领导人来干预，才得到一点点保障。在其它几乎所有领域，外国领导人根本不可能照顾到，那么孩子是不是随时会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危害？ 任何一个危害，都会导致孩子残疾或者死亡。 而对于家长来说，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整个暴露在各种危险中，自己可能在某天突然就会失去孩子。而如果失去了孩子，自己数年到十数年的时间、精力、金钱和希望在旦夕之间就完全被摧毁。 想到这里，即使只给孩子喝进口奶粉的无数家长，也是不寒而栗，更不用说那些喝三鹿奶粉的孩子的家长了。 还有，三鹿奶粉倒闭后，受害孩子基本上没有得到赔偿，也让无数家长愤怒。 自己的权益白白遭受损害，孩子白白遭受痛苦，但是损害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既然损害者几乎没有犯罪成本，那么就会有的损害事件出现，威胁到更多人的安全，也就意味着孩子受到生命威胁的机会更多。所以，如果细想三聚氰胺事件背后的一系列真实，那么很多中国家长就会不寒而栗。 因为不寒而栗而感到愤怒，这就是对Truth的心理感受。
但是，这还不是Truth的全部，如果深入挖掘Truth，那更是令人恐惧的一个图景。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绝大多数家长“情绪平稳”地面对整个事件，让事件像“风”一样地很快过去，确切地说，人们并不是情绪平稳，而是冷漠麻木。 为什么人们选择冷漠麻木？因为，人们知道，如果不麻木冷漠的话，就会发现更令人们自己恐惧的Truth。 首先，三聚氰胺事件已经超越企业的范畴，涉及到了整个监管系统。 因此，如果家长们愤怒，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谈到“代价”，那么就立刻映射出中国民众懦弱、自私、虚伪的Truth。 而这样的Truth甚至比三聚氰胺这样的Truth，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加令人恐惧。 一直自诩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们，在三聚氰胺事件面前，开始露出真正的本相。 所以，小算盘打得山响的中国人，宁愿集体选择麻木冷漠。 打个比方，本田零配件工厂的工人因为工资低而停工，要求工厂提高工资，并且成为全国有名的事件。 工厂跟zf协商后，同意给工人加工资。 同时，工厂在获得zf的同意后，解雇带领大家停工的两个工人。而这样的结果，其他的工人也都同意了。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这两个工人出于愤怒，反对中国工人受到极度歧视的待遇。 于是，他们冒着被解雇的危险，甚至冒着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险，带领其他工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这两个工人来说，愤怒对于他们来说是明显弊大于利的。 因为，他们由愤怒而采取的行动，如果进展顺利，自己也得不到很多好处；而如果进展不顺利，他们受到的损害会很大。 而因为网络新闻的力量，争取工人权益的事情进展顺利，众多工人获益很大。 但是，在众多工人获益的时候，这两个工人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同时，当本田零部件工厂其他的工人们得到了增加工资的承诺之后，就“忘”了冒着危险带领他们的那两个工人，任由工厂解雇他们。 为什么工人们选择“遗忘”？ 因为，其他工人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 工人们不敢丢掉自己的工作，不敢为这两个人争取权益而失去自己的眼前利益，所以人们选择了沉默。 从这样意义上来说，大多数的工人只需要一个奴工的位置，就可以选择抛弃自己的朋友，就可以成为“汉奸”，以事实上与日本人的合谋，来让为中国人争取权益的人们无法生存。
所以，当对相关事件进行系统分析的时候，Truth就表现得让人觉得恐怖。 在《圣经 旧约》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震怒，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惩罚。 可以说，如果第一次通读《圣经 旧约》，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人，很容易对上帝充满了厌恶。 因为，从上帝做的一系列事情来看，都是让人恐怖的事情。 人们会因为上帝的恐怖，而对上帝感到厌恶。 而实际上，《圣经 旧约》中反映出上帝特点，就是Truth的特点。 当Truth被曝光之后，人们可以从整个发展过程中，看到令人恐怖的丑陋。 比如说，在孤立的事件上，看上去中国的很多工人们开始觉醒，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停工。 表面上，这是个非常好的情况，很多中国人应该为这些工人而高兴，因为他们勇于争取自己的权益，并且成功地争取到自己的权益。 但是，当整个事件持续演化，Truth逐渐展示出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Truth是如此的丑陋。 而丑陋的Truth反映出来的，是其他工人的丑陋内心。 这时候，就需要“息事宁人”了，让这个事件从人们视野中消失。 因为，如果这件事被持续提起，让人们看到事件持续的进程，Truth就会映射出人们丑恶的内心。 所以，人们选择麻木冷漠，媒体不再追踪报道，让这件事悄悄地过去，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只有这样，丑恶的人们才能够维持自我的良好感觉，忽略了自己实际上是日本人的共谋，是帮助日本人坑害自己的“汉奸”。 当然，通过“息事宁人”的方法，让Truth被隐藏起来，人们会在心理上好受很多。 因为，人们有很强的能力面对世界的丑陋，但是往往没有能力面对自己心理的丑陋。 而选择冷漠麻木之后，如果权益再次受到侵害时，人们就会显得自己像是受害者，显得自己非常可怜，而不是上次邪恶的共谋者。 这就是，冷漠麻木是人们对Truth本身恐惧的表现。
既然面对小日本的企业、面对一个低价的工作，人们都通过麻木冷漠来保住自己的眼前利益，那么三聚氰胺的状况就更好理解了。 在三聚氰胺事件中，人们面对的看上去是更加强大的力量。 在这样的力量压制下，无数懦弱、自私的中国人很“方便”地选择了麻木冷漠。 因为，愤怒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样的代价将会比本田两个工人要付出的代价更大。 另外，即使少数人准备付出代价，那么大多数人也要选择麻木冷漠。 一旦少数人的愤怒成功，那么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能够“搭顺风车”；一旦少数人付出代价，那么麻木冷漠的人们就会感觉到庆幸，麻烦没有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另外，人们为了一点点小的折扣，疯狂购买被检查出三聚氰胺的牛奶品牌。 这样的行动，反映出人们对于作恶者的“宽容”，而这样的宽容事实上也是与作恶者的共谋。 因为，如果人们都选择停止购买这些作恶者的牛奶，这些作恶者很快就会全部破产。 而只有让这些作恶者破产，才可能建立起来一个乳业行业的新质量标准。 而人们蜂拥购买的结果是，让这些作恶者生存了下来，并且还在继续赚钱。 而根据乳业的综合成本分析，这些作恶者的扭亏为盈，只能通过降低牛奶浓度和品质标准，也就是继续通过危害消费者的利益得以实现。 当然，只关注眼前蝇头小利的人们，根本不注意这些问题，还在为自己能够低价购买的“牛奶”而沾沾自喜。 如果让文明社会的人们看看中国人的行为，他们一定会惊呼中国人是个神奇的群体。 因为，中国人将懦弱、自私、短视等内心丑陋的特点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跟“国际接轨”的国家，其民众能够在苏丹红、福尔马林、三聚氰胺、地沟油等等食品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仍然情绪平静、甚至充满兴奋地大吃大嚼呢？
奴隶思想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语言反映出来的。 有的网友问我：“你不去赚钱，你父母同意吗？” 这样的问题经常会让我无语。 我明显感觉到，我在中国属于另类，这些人无法理解我的行为。 不过，中国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群体。整个世界放眼望去，有哪个社会的文化说，25岁的成年人走自己的路还要征得父母的同意？ 25岁！ 成年已经7年了，按道理来说，早已经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了。 但是在中国，很多大学毕业生还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按照父母的意思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可以说，这些大学生虽然真实年龄已经很大，但是心理年龄还不到12岁，甚至处于“未断奶期”。 而我已经39岁，从知识结构和思想深度上，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母亲，是在思想反过来教育她的年龄。 而中国的年轻人中，有的理解我的行为，但是迫于来自家里的压力，只能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有的甚至都无法理解我的行为，认为我应该听父母的。 可以说，理解我的年轻人是被迫型的奴隶，而不理解我的年轻人是自愿型奴隶。 人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追求，没有自己思考的独立发展道路。 人们有的只是他人的思想，按照父母或者配偶的意愿来安排自己的行为。 ，不论一个奴隶的学历多么高，其精神上是奴隶的话，其行为方式和生命轨迹都是奴隶式的。而这些高学历的精神奴隶们，之所以成为奴隶，来源于其从小就被父母灌输的奴隶思想。 而在懦夫本性灌输下形成的奴隶思想，造成了现在很多80后大学生们的绝境。 在社会环境已经比较开放的今天，大多数80后大学生作为“好学生”，仍然只知道毫无鉴别地学习，缺乏社会竞争意识。 在就业形势不好的时候，蜂拥地去考根本毫无希望的公务员。 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为了多赚点钱，牺牲自己的学习思考和休闲锻炼时间，很快就耗光了自己的潜力。 总之，奴隶的学历再高，还是奴隶。
耶稣说：“真理使你自/由”。 同时，耶稣并没说：“真理使你心情愉快。”在我看来，自/由是克服恐惧之后，获得的一种心灵的解放。 而既然Truth是最令人恐惧的，那么勇敢面对Truth，并且追寻深层次Truth的“潜流”，克服掉对于Truth的恐惧，个人就获得了自由。 而中国人作为一个缺乏信仰的群体，恐惧的主要根源来自于怕死。 因为人们怕死，所以宁愿做奴隶，也要生存下去。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不仅仅怕死，更怕正视死亡现实，恐惧谈论死亡的话题，因此形成懦弱、自私、短视的特点。 因此，在面对社会罪恶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不是愤怒，而是麻木冷漠。 这种麻木冷漠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一代代教育出来的，让中国人这个群体充满奴性，也让中国历史充满了“跪着死去”历史轮回。 因为，人们的恐惧，源自于外界对人们形成的心理映射。 人们在婴儿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死亡，所以对死亡的威胁并不恐惧。 但是，婴儿害怕饥饿、孤独，因此对饥饿、孤独表现出强烈的恐惧，也就形成了大哭等行为反应。 到了儿童时期，有的儿童开始知道什么是死亡，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但是，与饥饿和孤独相比，死亡仍然是较为模糊的意识，因此儿童更加关注饥饿和孤独。在这个阶段，儿童对家长的依赖性非常强，也容易因为一块糖被陌生人骗走。 在婴儿和儿童期，家长的教育就成为儿童成长的关键。 有的家长开始引导孩子，克服对饥饿和孤独的恐惧，然后让孩子尽早了解真实的世界，将孩子的恐惧关注点转移到外界。 而中国的家长，则本身出于对死亡这个话题的恐惧，因此在教育过程中，不是对孩子避而不谈真实，就是故意对孩子撒谎。 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奴性传递给孩子。
有一个母亲在偶然之间，给儿子讲述了关于死亡的事情，跟儿子说死亡是孩子跟母亲分离。没想到，儿子竟然给哭了，然后追问了很多关于死亡的问题，并且真正开始对死亡形成恐惧。 从中国家长的一般观念来说，孩子那么小，不应当让他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母亲觉得，跟孩子就要说真话，让孩子了解真实世界时是什么样子。 结果，母亲后来看到了儿子的巨大变化。 一次，母亲带儿子去医院打针的时候，前面的一个孩子在嚎啕大哭。 在打针之前，前面孩子的家长一直在哄骗孩子，说不打针了。 但是，打针是必需的，骗过孩子之后，到后来还得打针，结果孩子就在那里折腾。 家长、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弄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的劲，才给前面那个哭闹的孩子打完针。 这时候，儿子看到前面孩子的折腾，他也觉得很害怕，也不想打针了。 于是，母亲跟孩子说，针必须要打，不打针的话就有可能死掉。 结果，这个孩子跟母亲说，自己很勇敢，不怕打针，轮到他的时候主动坐到打针的位置上。 打针的时候也不哭不闹，就跟没事一样。打完针之后，还跟护士和母亲高兴地说，自己很勇敢，不怕打针，打针不哭。另外，儿子非常喜欢在水龙头前玩水，母亲跟孩子说，水是生命之源，中国现在非常缺水，如果人们继续浪费水，很多人就会因为没有水喝而死掉。 结果，孩子看到水龙头没拧紧的时候，就主动去拧紧水龙头，然后告知家里人要节约用水。这就是孩子开始对死亡产生恐惧时，为了防止出现死亡这个最大的恐惧，于是克服打针这样的小恐惧，并且自我克制，节约用水。 另外，母亲每次出门的时候，儿子总是要多次叮嘱母亲，过马路要小心看车，一定要小心。 可以说，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儿子很小就开始具有了责任意识，主动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当时，这个孩子只有3岁！
现在，中国很多成年人连这个3岁的孩子都不如。 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责任。 很多人在急匆匆地奔忙，希望多赚钱，偿还做“房奴”的沉重债务，支持孩子教育、家庭买车、旅游、娱乐消费等各种费用。 对于这些人来说，似乎自己在承担着家庭的责任。 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种对家庭“负责”的行为是对社会极不负责的行为。 我建议人们卖掉房子换美元，于是不少人问我：“如果我卖掉房子，自己住在哪里。” 我说：“不买房子可以租房子，我没有房子，但是也没有住在大街上。 未来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到那时候也就顾不上房子了。” 但是，人们仍然觉得我危言耸听，甚至有人觉得我思维有问题。 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有的人有钱买房，有的人有能力当“房奴”，有的人连买房当“房奴”的能力都没有。 人们在为房子操心的时候，在为自己小家庭操心的时候，把整个注意力放在了局部、表面上的事情，却忽视了中国生态环境大系统的真实情况。 人们不去关心大系统，不考虑水资源短缺是要人命的、没有粮食吃是要人命的。 人们为了赚钱、为了眼前的买房，可以无视西北缺水极为严重、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现实。而随着缺水继续加重，很快必然会有大量的生态难民出现；那么这些人往哪里去？到华北？ 华北的水井也打到了300米深，也在面临着水资源全面枯竭的局面，华北的民众还不知道往哪里跑。 到西南？ 西南大旱赤地千里的景象，刚刚在2010年上半年给人展示出来。 人们自己不思考，难道没水喝、没粮食的时候，去啃自己房子的砖头瓦块？ 可以说，中国人在面临巨大而全面的生存危机的时候，不是积极想办法节约用水、制止各种污染、禁止砍伐森林、停止耕地被占；而是为了赚钱，为了房子，任由污染继续严重侵害水源、土壤和空气，任由森林被砍伐，耕地被占。 有人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崩、溃论反复出现，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崩溃，反而是高速增长。 但是，人们不睁开眼睛看看真实的中国环境，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没有崩/溃的结果是，自然环境开始彻底崩溃、水资源开始彻底崩溃、矿产资源开始彻底崩溃、粮食和食品产业链开始彻底崩溃、社会意识开始彻底崩溃、大量民众的精神开始彻底崩溃。 当中国GDP高歌猛进的时候，表面上的繁荣之下，是断子绝孙的疯狂。 如果把这些事情告诉那个3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必然觉得这些大人们都疯了。 但是，中国的成年人们根本不觉得自己疯狂了，也不考虑这样疯狂的行为能够坚持多久，自己能否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去。 人们更加疯狂地想着能够赚到钱买房子，人们还在想着买房之后，可以结婚、生子…… “要钱不要命”的文化传承又一次显现出来。
从1990年代开始，“人性化”或者“人本主义”的西方思潮给中国人“要钱不要命”的思想穿上了时髦的外衣。 二十世纪，“追求快乐”的哲学思潮在西方逐渐流行起来，人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抛弃信仰，并且不再认为坚忍、节俭等等行为是美德，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逐渐泛滥。 这样的“潮流”从短期来看，满足了人们“自我解放”，也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看上去非常“人性”、“人本”，是对人们的更细致的关怀、似乎更加让人觉得贴心。 但是，当我们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潜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人性化”和“人本主义”，实际上是对生命的冷酷和蔑视。 在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们，如果不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转回到传统的价值观，必然会成为经济失败、家庭失败的典型，并且让自己的孩子陷入痛苦、贫穷、无助的状态中。 2000年之后，美国人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好”，超出自己的经济收入去买房、买车、并进行过度消费，这看上去很符合“人性、人本”的特点。 但是，过度消费的结果，是大量人口陷入严重的债务之中。 当经济开始转冷的时候，这些人随时面临失业的威胁。而一旦失业，人们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将跟着自己挨饿。可以说，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的萧条周期，即使在最富裕强大的美国，大量孩子也会像在1929年经济萧条期间一样，因为缺少食物而导致营养不良。 而在中国，社会操控者和媒体从1990年代开始，通过借助“人性”和“自我”的西方思潮外衣，对80年代之后出生、没有经历过缺衣少食时代的孩子们从小进行“洗脑”，鼓励孩子们只想着“让自己的生活更好”，然后只想着索取和消费，不想着责任与克制。 而且，更突出的是，倡导人们的幼稚化思维，鼓励人们的思维倒退。 当时，很多十几岁的孩子流行用奶瓶喝水，强化吃奶婴儿期的思维。 随着“人性化”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满足于廉价、低级趣味的快餐娱乐方式。 一方面，偶像剧渲染着虚假的城市、虚假的生活、虚假浅薄的人物性格；另一方面，一些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也开始火起来，在这些电视剧中，“真实”被表现 出来，丑陋的演员形象、丑陋的故事梗概（以“钱”为中心）、丑陋的人物心理刻画等等。这两种电视剧作品的形成了表面形式的鲜明反差，同时在实质上都反映出中国低俗化的价值取向。 而2009年，一个不男不女的怪胎红遍中国，给低俗一个大大的注脚。
从80后们的“婴儿化”表达，到全国的娱乐低俗化趋势，看上去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但本质上都是对于生命的麻木冷漠。 当有人批评“婴儿化”的时候，不少80后高喊这是他们的权/利；当有人批评娱乐低俗化的时候，更多的人们高喊这是他们的权/利。 但是，高喊自己拥有这些权/利的人们，正在把自己送上绝路。 现在，大量80后处于绝望的状态，是因为自己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在工作之前，父母可以容忍这些人们“婴儿化”的行为。 但是，当自己步入社会之后，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社会的时候，“大婴儿们”才发现自己无法适应。 无法适应的结果，就是被社会竞争所淘汰。 因为，残酷的竞争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Truth。 想要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拼杀出自己的生存道路。 拼杀就意味着必须看清楚Truth所引导的方向，并且在期间承受各种相应的痛苦。就像那个3岁的孩子，为了活下去，保持自己的生命，就必须忍受打针的痛苦。而80后生存的环境，是家长们欺骗自己的孩子，社会欺骗年轻人，让80后们失去了对社会现实的警惕，从小缺乏应对残酷竞争的锻炼。 而长大之后，人们还以为自己是孩子，在不想付出自己的血与泪的情况下，就想得到西方的生活水准，包括房子、汽车、旅游、奢侈消费等等。 这种比3岁孩子更加天真的想法，让很多人快速当上了“房奴”、“卡奴”，然后人们赚着非洲的收入、消费着欧洲的价格、买着中国的质量，然后才开始体会社会的残酷。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切都已经晚了，人们就像已经上了套的牛马，开始体会奴隶生活的艰难。当人们成为物质的奴隶之后，逐渐在精神上也成为奴隶，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 就像现在网络上盛行的50 cents，为了难以糊口的收入，就变成邪恶的帮凶，虽然自己也是邪恶的受害者。这时候，低俗化的娱乐出现了，迎合了奴隶的低下口味。如果大家进行分析归纳，就可以看到低俗化娱乐的本质，就是崇拜名和利，然后为了名利可以进行自我的精神阉割，形成变态的心理特点，就像不男不女。 而喜欢低俗娱乐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更加强化奴隶思维。而奴隶除了变态的娱乐之外，剩下的就只是麻木、空虚和冷漠。 而现在，中国的社会氛围就在人们麻木冷漠的状态下迅速变得绝望。
不论“婴儿化”还是娱乐庸俗化，都是对严肃生活态度的反扑。 一个人一辈子要成千上万次地过马路，而一次车祸就可以让人缺胳膊断腿，或者直接失去生命；一个人一辈子要吃数万顿饭，喝数万杯水，只需要一顿饭、一杯水有毒，就可以让人送命。 所以，人们必须随着每次过马路都必须小心谨慎，每次吃饭喝水都要注意，防止因为一时不慎，导致自己的残疾或者提前丧命。 同样，每个人从小就需要具有足够的知识教育，随时准备应对来自不同方面的威胁，以保证自己生命存活和后代延续。 比如说，人们必须学会“量入为出”，根据自己的收入安排自己的生活，然后在生活中精打细算，克勤克俭。 人们必须坚持锻炼，保持健康的体魄，防止疾病，并且应对人生中的艰难时刻。 也就是说，人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活，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在所谓的“人性化”和“追求快乐”的思潮引导下，人们认为这样的严肃束缚了自己，因此要过上更加“自由”的生活。 而“人性化”在中国的传播，人们有了新的正当理由，可以不为自己负责、可以不为社会负责。 很多人喜欢“轻松愉快”的话题感兴趣，同时很讨厌分析真实世界的沉重话题。 人们喜欢消费、喜欢娱乐、喜欢……,所以人们就要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在不考虑自己的收入能力、不考虑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不考虑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的情况下，要过上高消费的生活。 而为了高消费生活，人们又严重透支自己的身体，拼命去赚钱，同时拼命毁坏资源环境。
而且，人们把无知当有趣，大叫着自己要“快乐”，然后以游戏的心态对待严肃的生活。 人们以为，自己叫喊着要“快乐”就能够得到快乐，而且很多人短时间内没有受到天理的惩罚，就以为天理不存在。 然后，通过媒体颠倒黑白的渲染，给丑陋的Truth蒙上快乐的面纱。比如说，“房奴”本来是贬义词，但是在强势群体的操控下，硬是把“房奴”这样最可怜的奴隶们都被包装成“快乐的人”，比如说房奴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会更努力、更敬业、更有家庭责任感等等。当然，媒体在美化“房奴”的时候，选择性地失明，不说房奴们为了支付沉重的房贷，必须给雇主当奴工，没日没夜辛苦劳作，换取微薄的工资，在扣了大量杂七杂八税费之后，才留下一点点去付放贷；不说房奴们不敢随便跳槽、随便请假，有小病也得自己撑着，来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且不让老板扣工资；不说房奴们为了省钱，吃着最便宜的外卖饭菜（几乎确定是地沟油饭菜）、穿着廉价的衣服（即使是高技术工作者也无法体会到自己的体面），给孩子喝着三鹿奶粉（如果还能够养得起孩子的话）；不说房奴们天天面对沉重的心理压力，生怕自己得病、生怕世界经济转差、生怕行业竞争加剧、生怕自己随时被年轻人取代。 在媒体的成功渲染下，“房奴”的娱乐化实现了。 人们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把做“房奴”都当成一件好事，投入到做房奴的“大潮”中。 这个时候，人们又选择性地失明，不看看大量黑灯瞎火的小区，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建设，越来越少的青年人，超美赶日的房价等等Truth，然后顽固地认为房价还会继续上涨。 所以，人们急于买房、急于做房奴，自己也要体会做房奴的“快乐”。
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面对人生，就像刚刚到大城市的农民面对繁忙的公路。 在人们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会明显看到一些来自农村的人们，他们因为无知，所以缺乏谨慎过马路的意识。他们经常把高速公路或者繁忙路段当做自己家后面的打谷场，不顾车水马龙的状况，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愿乱穿马路。 他们过马路的时候，往往是突然出现在马路上，经常让驾车的司机们措手不及。 而且，他们在乱穿马路的时候，眼睛只看前方，只看到马路对面，而不是左右看来往的车辆。 可以说，他们往往难以想像，高速行驶的汽车会随时撞上他们。 很多农村人因此丧命，有的则缺胳膊断腿，落下终生残疾，更是一辈子痛苦。 这些乱穿马路的农民经常让开车的人们感觉到愤怒，因为这些农民的无知，将农民自己和车里的人都置于危险之中。 而这些农民在被车撞了之后，往往只觉得自己的受害者，而不觉得自己是肇事者。 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面对人生，也像这些农民繁忙马路。 人们眼睛里只看到钱，只想着能够得到物质上的满足，然后人们不顾一切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在人们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却不看看自己周围的环境，不考虑自己面对的各种危险。 当人们想着赚钱，结果“全民炒股”亏了钱的生活，就像自己被这个社会的汽车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这时候，人们会怨恨这个社会。 但是，人们并不考虑，自己虽然是受害者，但也是肇事者。如果人们不只是一心盯着钱，不注意股市中蕴含着的巨大风险，人们也不会赔钱。这个世界没有卖后悔药的，农民在被汽车撞上成为终身残疾之后，再“吃一堑、长一智”也没有用。 而现在人们“要钱不要命”的状态，等到自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时候，再后悔也无济于事。
奴隶们的特点就是，无法理解什么叫做“对自己负责”。 3岁的孩子为了避免自己的死亡，还要老老实实地去打预防针，认认真真地吃饭。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为了赚钱，或者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或者没日没夜地加班，或者为了省钱吃着各种有毒食品，然后人们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因为缺乏锻炼而身体虚弱，而且经常有病不治。 然后，人们或者把3岁儿童都不如的行为看作是自己的付出，或者因此埋怨社会的“不公”。 尤其是埋怨社会不公的人，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社会的错，自己没有一点问题。 因为，人们根本不敢面对自己丑陋的内心，检讨自己作为罪恶合谋者的身份。 而人们这样的反应，也给了郎咸平之流一个巨大的市场，通过抨击一些社会的表面现象，告诉人们“不是你们的错，而是社会的错，是美帝国主义的错”，来迎合人们的愤怒，从人们手中赚取高额的出场费和版权费。 奴隶们听了郎咸平的演讲、看了郎咸平的书，感觉到“很解气”。但是，这样的“解气”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 除了让自己更加不敢面对自己丑陋的内心之外，毫无意义。 奴隶们会觉得一切都是社会的错，是社会造成了自己的生活困境，这看上去是意识的“觉醒”。 但实际上，当人们只关注利益的表面，而不思考利益背后的Truth，以及Truth所反映出来的人们自己的丑陋内心的时候，只会让自己离Truth更远，错误的方向也就更深。 人们越是不敢面对自己的丑陋内心，也就越不敢面对真实的社会，就越会变得更加绝望。 而作为成年人，本来应该比3岁孩子更加理解生命的意义，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连3岁孩子都不如。 这样的情况，就等于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落后了几十年，被具有成年人思维的人们远远地落在后面。 所以，这些3岁孩子都不如的奴隶们，即使学历再高、工作再努力，也只能陷入穷困，因为儿童思维是无法在这个社会上竞争的。 这时候，人们应该做的是，正视自身的问题，省察自己的内心，然后让自己的思维成熟起来。 但是，当人们把自己所有不幸都归罪于社会的时候，就等于是“南辕北辙”，在朝着心智更低的错误方向越跑越远，而暴民就是这样产生的。 而人们可以跟3岁儿童讲道理，但是无法跟暴民讲道理。 孩子可以通过学习道理，逐渐成长壮大，然后成为社会的希望。 而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无数次暴民运动的结局告诉人们，毫无辨别能力、毫无理智的暴民将在一些人的引导下，走向死路一条，没有任何例外。
连3岁孩子都不如的奴隶们（以及奴隶演化成的暴民们），更是无法想像独立的成年人的思维方式。 有的人在看我的帖子后，感觉到我建议大家移民。 于是跟我说，移民并不是好的出路，因为“美国并不是中国人的避难所”。 我的回答是：“‘美国是移民的避难所’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确切地说，美国应该是中国移民的战场。”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是坐享其成得来的财富，而是其国民经过艰难困苦的竞争之后，才成为发达国家的。 看看欧美日等国家的环境，就可以看出他们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持续努力的结晶。 这种努力不仅仅是大量的辛苦劳动，更是无数思想创新、系统规划、标准制定、严格实施的成果。 这些成果是奴隶做不出来的，只有充满竞争进取精神的自\由人才能实现。 而且，发达国家如果维持发达国家的地位，其国民也必须持续进行艰苦地竞争。 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具有世界上最强的综合竞争实力，这是大量美国精英天天在进行了关乎生死存亡竞争，然后创造出更好的产品，贡献更大的价值，然后实现财富的结果。 而中国移民到了美国，不是去享受那里的蓝天白云、便利交通和大房子的，而是应该像美国精英一样，在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通过拼尽全力的竞争，通过贡献自己的价值，实现个人的发展壮大。 当然，即使是这样，中国移民也只能够成为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富人，而成不了社会的领导者。 因为，要想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就必须付出更大的牺牲。 每一个发达社会的领导者群体，都不是利用竞争环境，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财富积累的；这些人而是通过创造出更好的竞争环境，让别人去实现个人发展和财富积累。 这就是自/由社会中，领导者群体的意识和行动。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社会精英群体，对于“死亡”具有成熟的认识。 如果说，家长在3岁之前，应对教育孩子从“对死亡恐惧”的话；那么在孩子成长成人的过程中，要逐渐教育孩子要“超越对死亡的恐惧”。 世界的竞争是残酷的，这是稍有一些正确教育的独立成年人就应当知道的Truth。 而面对世界的残酷竞争，人们必须对“生与死”的问题具有清晰的认识，要理解什么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因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正确引导孩子形成“对死亡恐惧”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将促使孩子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开始具有独立成长的意识，形成社会竞争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从这点来说，中国20多岁的成年人，在大学毕业后还依赖家长给自己找工作、买房子、找配偶，而且做什么还需要“征得家长的同意”，这放到世界上都是笑话。 而这样可悲但不可笑的笑话，可以说来自于孩子从小缺乏对于死亡的意识教育，孩子自己也缺乏独立成长的紧迫感。 而到了成年人的世界中，仅仅“对死亡恐惧”已经远远不够。在成年人的世界中，只有敢于死亡、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们，才能够在残酷的竞争者生存下去。 我在期货市场活了五年，除了学习和思考之外，防止自己过度亏损之外，更关键的是在绝境中“以命相搏”。我在初中对抗班主任的压力，一方面与班主任决裂，另一方面对于高中之后的前途未卜，最后以“豁出去”的心态报了高中，让自己冲出一条活路；在高考的时候，我在第一门拿手的语文考“砸”了之后，以“豁出去”的心态对待后面的几门考试，让自己冲出一条活路。 而在期货市场上，我在损失惨重之后，同样延续了“豁出去”的心态，让自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新的冒险征程。 所以，多次的损失惨重没有打垮我，我还坚持活了下来。 不论是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毕业后没有进银行而是进了期货市场、国外MBA之后选择回中国，都是我面对明天巨大的不确定性的“以命相搏”。
随着我学习的深入，发现所有能够生存下来的、并且活的不错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一群社会精英，为了自己社会和家庭，进行着“舍生忘死”的战斗。在所有的奴隶社会，都是奴隶主通过战争屠/杀等暴.力手段，对奴隶们进行武力征服，然后再进行奴化思想的灌输。 而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就是开始因为怕死，因为怕死而苟且偷生，然后甘愿做奴隶，成为奴隶主征服其他自/由人的帮凶。 那么，在自由的世界中，社会精英则通过舍生忘死的战斗，让自/由社会得以延续。比如说，欧洲的骑士们驰骋疆场，抵抗住了伊斯兰对欧洲的征服，并且逐渐收复欧洲，保护了欧洲的自/由，世界的现代文明也从欧洲开始发源。 而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冒着砍头的危险，领导北美殖民地开始了独立战争。 这些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们，保护了自己的社会免受他人的奴役和压榨，让民众能够有自主发展的空间。 而在美国建国后，仍然进行着持续的斗争，社会领导者以“超越死亡”的姿态，领导人们为自己的独立自/由的生存环境而奋斗，这包括后来对英国的战争、南北战争、一战、二战、黑人运动等等，林肯、马丁路德金等等人们为了这样的环境，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正是因为这些独立的自/由人“超越死亡”的努力，才创造了美国优秀的竞争环境，让人们在其中发挥自己的潜力，在竞争中实现个人的价值。 反观中国，人们在长大之后才开始恐惧死亡，而且成年人们将死亡看作是人生最大的恐惧。 所以，当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中国的成年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随着准备付出自/由的代价。 于是，成年人们往往忽悠未成年人或者年轻人去面对死亡威胁、去送命。如果年轻人成功了，这些成年人享受成功的结果。如果年轻人失败了，于是大家就成了威胁者的奴隶。 二十多年前，当年轻人失败了之后，大多数人成年人就因为恐惧而屈服了，人们再次成为奴隶。 而成为奴隶，结果必然是耻辱地死去。 后来的工人大量下岗、农民越来越穷，再到后来的年轻人陷入绝望，都是这样的结果。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种什么样的树，得什么样的果，人们今天的绝望就是二十多年前的结果，更是六十多年前的结果。 而且，这样的结果并不是结束，仅仅只是人们走向地狱的一个中间过程，这才是令奴隶们最绝望的。 现在，恶性疾病开始大规模出现，很多中国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而更多的中国人虽然没死，但是生不如死。 原因就是，人们想着能够活下去，像奴隶那样活下去。 现在，人们经常说，中国经济 将高速发展某某年，因此需要抓住这个发展的机会，跟着中国一起富裕起来。 同时，人们却 拼命回避一个Truth，即使国家发展得再强大，所有的经济成果都是奴隶主的，根本没有奴隶什么事。 奴隶即使在短时间内看上去赚了点钱，生活好了点，最后也会让奴隶主全部拿走。 中国有句话，叫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已经当惯了奴隶。 因为惧怕死亡，人们习惯了屈辱地活着，这样的奴隶是不配获得好生活的。 但是，人们越穷，就越愿意为了钱而自动为奴；做奴隶后，人们缺乏自己的独立意识，人们就变得越穷，这就形成了奴隶的穷困循环。 而在奴隶-贫穷循环的过程中，中国人就更难以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思考。 中国人无法理解，在关键的时刻，只有“超越死亡”，在必死的决心之下，人才能真正活下去，才能够活出人的尊严；中国人也无法理解，只有“超越赚钱”，才能够赚到可持续的钱。 因为中国人无法“超越死亡”，在暴力威胁下变得胆怯，所以被奴役；然后，中国人无法“超越赚钱”，因此在蝇头小利的引诱下，为敌人歌功颂德，通过愚化民众、尤其是奴化年轻人，增强奴隶主的地位，让奴隶主可以持续奴役剥.削广大民众。 结果，中国人就在被奴/役和穷困的奴隶境况中打转，变得无法自拔。
奴隶是不追求真知的群体。 有的朋友问我：“你写了那么多，看上去写的也很真实，但是你真觉得大家会相信你吗？” 我跟他说：“我写的东西并不是让别相信的，而是希望通过时间验证的。” 在中国，我不期望大多数人现在相信我写的内容。 甚至说，我不相信很多人看了我写到内容之后，思想上会有多大的改变。不过，我相信一点，看了我的帖子中的不少人，在将来见到棺材落泪的时候，会回想起我写的内容，然后会说“如果当时我能够听他的话就好了”。 但是，人们现在即使看了我的帖子，觉得我的帖子里说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逻辑推理已经很合理，但是人们就是不相信我说的内容，或者说不相信我说的结论。因为，人们只关心现象，而不关心现象背后的道理。 这样的情况在欧美非常普通，但是在中国尤其明显。 因为，在欧美的知识分子集团，对于道理是非常关注的。 如果在一个新颖的观点背后，有基本的事实做支撑，然后还有严谨的逻辑推理，给观点以系统支持，那么就会引发人们的深入研究。如果人们认为道理正确，很多人也会开始转变观点。 但是在中国，人们只关心自己眼前的利益，看到表面现象，根本不关心现象之下的事物运行机制，也就是演化的道理。
人们都在说，“知识改变命运”。 但是，80后大学生们的绝望状态说明，“知识”并不能改变命运。 知识不仅没有人“穷二代”变富，反而陷入穷困到绝望的境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知识”的可以说是独立的自由人思考与行为的方式。 “知识”不是印在课本上，让人们来死记硬背的。 “知识”是包含了形式上的主动和被动，反映出人们内在的主动状态，并且贯穿于人们思想行为中，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行为方式。 而奴隶们则在奴隶式的思维方式中无法自拔，所以根本无法理解什么是“知识”。 具体来说，从字面意思来说，“知识”这个词包括两部分，一是知，知道，是一种心理上被动接受的状态，是手段；二是识，认识，是人们心理上主动思考辨别的过程，是目的和意义。 “知”是表层的手段，是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谁都可以实施；但是“识”这种主动的状态，只有独立的自/由人才能具备。 现在，80后的大学生们虽然看上去拥有了高学历，但实际上只有“知”没有“识”，本质上是高学历的奴隶。 因为，大家从小就只被训练死记硬背，毫无辨别力地去知道别人已经知道的内容，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奴隶主必须让奴隶们接受的内容，从小就形成奴隶的思维。 而“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是人们主动进行自我探索，追求真理的一种状态。这种主动、自我的探索过程是认识真理的必由之路。 而且，“知识”本身就是生命的过程，只有思想独立的自.由人才能达到。 而奴隶们无法理解“识”的意义，所以并不理解什么是真知，更无法去主动追求真理。
比如说，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名言。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真正“识”这句名言的内涵呢？ 教育对于男孩来说，就是要培养“大丈夫”的。 但是，现在中国的教育中，有几个家长或者学校在培养男孩的“大丈夫”气质呢？ 我的一个同学的女儿，在学校里经常欺负男孩，甚至有一次还把一对双胞胎男孩都打哭了。老师经常因为这件事叫家长，希望家长约束这个女孩，不要去欺负那些男孩。 我的同学觉得女儿欺负男孩也没什么不对，所以自己承受了老师和男孩家长的教育，然后每次跟女儿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过去了。就这样，女儿还反驳我的同学：“你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看着我就来气，我不打他们就心里不舒服”。 女儿的反驳让我的同学无话可说，我的同学想，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到时候再叫家长，我的同学担着，然后给老师和男孩家长道歉就算了。 据说，我同学的女儿并不是孤立事件，据说在中国的大城市学校中，经常是女孩不仅学习好，经常打架也很厉害。 那么，这些男孩的家长们不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丈夫”，而是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娘娘腔”吗？ 这些家长们不知道“大丈夫威武不能屈”这句话吗？ 相信都不是，相信大多数男孩儿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但是，中国的家长没有认识到的是，“大丈夫威武不能屈”不是某一天突然变成的，而是从小就要让孩子经历风霜雨雪，经历各种挫折打击，然后锻炼出孩子的坚强性格，未来才有机会成为“大丈夫”。 所谓的“有机会”指的是，并不必然能够成为，往往还需要在成年经过更加艰苦的考验，经历真正的挫折打击和死亡威胁。 美国让孩子从小参加各种体育运动，日本家长有意识地锻炼孩子的忍受艰苦环境，都是为孩子能够成为“大丈夫”做准备。 而中国的家长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是因为家长们本身就不懂得如何成为“大丈夫”。 或者说，中国的家长们大都是奴隶式的思维，所以无法理解自.由人是如何训练自己的孩子成为“大丈夫”的。 那么，奴隶式思维父母往往就形成奴隶式思维的孩子。 连女孩都打不过（不是故意让着女孩）的男孩们长大之后，想成为社会的领导者，本身就是痴人说梦。 这样的男孩们在长大之后，同样是受奴/役的命运。 可以说，对于大多数中国家长来说，我揭示的Truth非常令人恐惧。 因为这样的Truth本身就让家长们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同时预示着未来孩子的命运。 这样的Truth对于一些把自己所有希望都寄托到孩子身上的家长们，是更加恐怖的事情。 因为一般来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除非出现特别的教育环境变化，只有自强不息的父亲，才能够培养成自强不息的儿子。 自己窝囊的家长也不敢让孩子去大胆冒险，因此也培育出窝囊的孩子，最后为他人所奴役。 而这样的人又不敢面对自己窝囊的Truth，因此对Truth采取麻木冷漠的态度。 即使知道“大丈夫威武不能屈”，但是到时候还是要屈服。
同理，除了傻子之外，中国人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人没有水的话，会很快渴死。这是一个简单到3岁孩子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虽然人们“知道”水的重要性，但是人们并没有“认识”水的重要性。 所以，人们在哀号自己没钱买房的时候，却没有考虑一下自己如果没有水喝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人们没钱买城里的商品房，可以租商品房住，可以住农村的平房。 即使再差，如果在南方的时候，还可以在露天居住。 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都可以生存下去。 但是，如果没有水喝的话，人们都得渴死。 而人们虽然知道自己没有水喝会渴死，但是根本不考虑节约用水，不考虑保护水资源。 人们任由少数人通过乱砍滥伐、随意的污染排放、随时可能发生的污染泄露，过度抽取地下水等方式，毁灭性地破坏着大家共用赖以生存的水资源。每个人只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眼前最小的那一点点事情之上。每个人似乎都觉得，能否住上好房子是自己的事情，但是能否用上清洁的水源就不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人们不会考虑制止破坏水资源的行为，人们不会考虑这些水资源是自己的生命来源。 而且，一些人就是认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也不敢行动起来，保护水资源，保护自己的生命之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奴隶知道知识，但是不认识知识；即使认识到知识，也因为懦弱而不敢贯彻自己认识到的知识。 然后，因为不敢贯彻，自己最后失去生存空间。这样的原因，还是无法认识到Truth对于人们生存的根本意义。 可以说，奴隶们只有“知”，没有“识”，然后大量奴隶们将被自然淘汰。 以色列人在荒漠上建起了大片的绿洲，发展了大量的绿色农业，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真正有知识。而对于水和农业的“知”与“识”，也让以色列在狭窄的地方供养着数百万人，而且发展成一个农业、工业、服务业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强国。 而中国人将本来郁郁葱葱、气候良好的大陆，变成了光秃秃、污染严重、极度缺水的地方，然后还在为了房子、车子以及其它消费，毁灭着土地与水资源。 这样的结果，正在导致生态难民随时大规模爆发，数亿人的生命遭受着直接的威胁。 当然，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奴隶们是无法想像这样的状况。
对我自己来说，当我开始认识真理的时候，也就开始认识到各种现象的原因。Truth是令人恐惧的，而只有敢于面对Truth，我才能克服恐惧，实现心灵的自由。而在我未来的个人人生道路上，我需要做的就是，持续地追求Truth，让自己不偏离这个轨道。 然后，在追求Truth的过程中，克服Truth给我自己带来的恐惧，并且根据Truth看到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跟随Truth的方向，就有了希望，即使在最黑的夜晚，也有了希望，能够坚持前行。 在前行的过程中，必定会碰到艰难困境，甚至可能会感觉陷入绝境，但是只要追求真理、背靠真理，然后追随真理的巨大动力前行，同时勇于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自我牺牲，那么必然能够看到未来的曙光。 希望我能够在未来的生命岁月中，尽我最大的能力和努力，去追求真理，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不因为无关紧要的问题而耽搁。 希望自己随时与真理同行，获得个人的自由。
权衡生命
在《圣经 新约》（马太福音 25章）中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帐。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马太效应”的那段话。
当我的母亲跟我说，希望我能够多赚点钱的时候，我也想赚钱。 我也经常考虑，自己是否应该腾出一些时间来，赚点钱成为富人，回过头来再写东西。 但是，左思右想之后，考虑还是安于贫穷，先把我想写的内容写出来。 而我有太多的思考需要写出来，而自己码字的速度又太慢，因此越发感到自己的生命有限。 在自己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只能是first things first。 而39岁生日更是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紧迫。
对于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次生日越来越从祝福（blessings）变成诅咒（curses）。 对我来说，也不例外。 十几岁的时候，每一个生日就像是希望的铃声，提醒自己真正的生命即将开始，未来光明的路在等着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每一个生日就像休息时间（break time），告诉自己正在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三十岁之后，每一个生日越来越人生的一个标记，提醒自己又老了一岁，离死亡又靠近了一步。 两年前的生日，我跟朋友说，我的另一半生命即将开始。 如果我能够活到75岁（虽然有很大的难度），那么我还有一半的生命时间，而这一半生命将比前面的一半生命结出更多的果实，真正开始实现自我的成就。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看上去似乎仍然非常积极乐观向上。 但是，在我的潜意识中，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思想变化。在此之前，我似乎一直觉得自己有无尽的明天，所以从来不需要思考自己的寿命有多长。 而那天开始，我已经从潜意识层意识到，自己的明天开始变成可数的日子，所以通过丈量自己的生命长度，来思考剩下日子需要做的事情。 39岁生日，这样的感觉逐渐从潜意识层向意识层发展。 不少人祝我生日快乐，从我的心里来说，这样的行为是安慰多于祝福。 这就像在人老的时候，举行盛大的生日party，表面上看上去非常喜庆热闹。而对于年长的被祝福者来说，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落寞和凄凉。 因为，不论多少人的祝福，都比不过一个简单的规律：人最终要走向死亡，而年长者的生日就是走向死亡的重重的标记。
39岁的生日进行自我反省，就越来越觉得生命有限。 而且，感到生命的紧迫之后，就越发现自己的思维在发生关键的变化。 在年轻的时候，重视的是目标，希望自己达到外在的目标，比如说自己曾经的目标是30岁之前资产达到1000万。 然后，总觉得自己只要去学习，什么都能够学会，也相信自己努力，什么都能够达到。 所以，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各种不同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现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其中，既有外在环境因素，也有内在个人因素。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内在个人因素。 当回顾自己的历程，发现自己的综合实力还没有达到，所以只能够生存下来，而无法成为富人。 那么，作为一个独立奋斗（而不是依靠外界力量）要实现自己目标的个体，首要任务还是自我充实。 也就是说，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 通过这样的思考，自己开始对追求外部目标的热情减退，开始感觉目标只是一个“空壳”。 于是，开始了追求个人内在生命的成长，提升个人的生命质量，感觉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 而在过去的经历中，外在财富的目标并没有促进自己生命质量的提升，反而降低了自己对于生命本身的追求，延缓了自己生命质量的提升。 随着个人的年龄越大，就越感觉到自己没有做的事情就越多。 而且，生命的流逝正在日趋加快，5岁的时候经常会觉得1天就像1年，而到了39岁则经常感觉1年就像一天，而且越觉得自己的生命开始所剩无几。 所以，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需要明确自己需要做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只有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才能够持续提升自己生命的质量。
当考虑到时间有限，需要提升自己生命质量的时候，对“马太效应”的思考就有了新一层的认识。 总的来说，我算是这个社会中的幸运儿，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智商较高，到了高中遇到一群恩师，进入武汉大学的热门专业，遇到另外一群敬业优秀的老师，工作后研究并且进行投资实践，然后再出国学MBA，再遇到另外一群敬业优秀的老师。 按道理来说，我本来可以获得比现在高得多的成就，不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上。 但是，我就像“马太效应”中，那个懒惰的仆人一样，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智力和精力，最后所获甚少。 结果，自己不仅在经济上变得穷困，学术上缺乏成果，更是在思维上变得懒惰。 如果我这样下去，思维变得越来越懒惰，那么我就不仅仅面临经济贫困的问题，而且我自己最重视的知识和思想都要被夺走。 在期货市场中陷入困境的次数比较多了，所以我不怕没有钱，因为我只要有思想和 知识，随时可以赚到钱。 但是，如果我因为思维懒惰，在知识上变得落后，在思想上僵化的话，那么我就全完了。我就将成为那个无用的仆人，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然要爱哭切齿。 我治愈过几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知道他们抑郁的原因，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就像那个无用的仆人，突然生活在了黑暗中，见不到一点希望的光。 如果我的知识和思想被夺走，那么我也要像他们那样陷入严重的抑郁。而且我相信，到时候不会有人来治疗我、挽救我。 所以，我必须更加积极地学习和思考，不能再挥霍浪费我自己的天赋、知识以及命运曾经给我的巨大眷顾。 需要补上的“欠债”太多，而且剩余的生命越来越短，所以时间越来越紧迫。
同时，我还需要留出时间来休息放松，尤其是身体锻炼。 我的父亲只活了55岁。 他在去世前几年，几年如一日地进行试验开发，经常一周只回家两次。 我去他那里玩，晚上跟他一起的时候，发现他睡觉的时间很短，而且定时起来看试验的进程。 几年这样的工作下来，积劳成疾。 而且，他基本上不锻炼，同时抽烟、喝酒。 尤其是做实验和写报告的时候，抽烟更凶，有时候一天两盒烟。 在他去世前半年，我母亲突然觉得他 瘦的厉害，但是因为谁都没有知识，所以把各种征兆都忽略过去了。 当他突然去世的时候，没有人有心理准备。 那么，我如果按照他的寿命，还只剩下15年的寿命。 这对于我想做的事情来说，时间太短了。 所以，我希望比他的寿命长，那么首先就需要比他更加健康。 因此，我需要让自己每天的工作量不要太大，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生活状态，不能为了工作而不要命。 另外，现在的空气污染已经非常严重，因此不吸烟是必须的，防止害上加害。 而且，喝酒也主要喝啤酒，其它酒也要尽量控制。 面对无处不在的各种有毒食品，尽可能不到外面吃饭，不买熟食，尽量在家吃饭。 而且，即使购买生的食品的时候，也同时谨慎选择危害相对较小的生食。 也就是买好米、好面、好油、好肉、好菜，这样的方式成本虽然高点，但是比在外面吃便宜，安全、营养、健康。 同时，保持锻炼的习惯，而且还大量喝水，促进新陈代谢。通过这样的方法，尽可能保持身体健康，降低医药费支出，降低其它相关支出。通过这些措施，我希望寿命比我的父亲长，能够多做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情。
回想过去的39年，虽然我基本上走上了正确的路，但是更多存在的是错误和问题。从我整个人生的轨迹来看，在过去的人生历程中，幸运的成分占了主要部分。 我个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走了很多弯路，也犯了很多不该犯的错误。 对于我个人来说，未来的方向虽然已经比较明确，但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则更加艰巨，就是减少时间的浪费，更少地走弯路，更少地犯错误，这些都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更需要“润物细无声”地改进和提升。 同时，感觉自己的任务越来越沉重，而且方方面面都需要思考清楚，保持一个均衡的生命状态。 未来不是鲜花扑救的道路，而是更加艰难的状态。 那么，就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思考，以便应对未来的挑战。 另外，对于自己的生命质量提升，还有更加艰巨的工作等着自己，因此还需要保持着正确的方向，并且持续学习与思考。 希望我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持续提高我自己的生命质量，朝着既定的方式走下去。 对我来说，死亡只是一道门，门的后面是一片光明。 求神带领我未来当走的路，然后收获丰盛的成果，并且最终走过那道充满光明的门。
自我省思 – 補充
我曾經自認為是堅定的儒家子弟，也讀完了《四書》，而且是讀過很多遍。 因為，對於一個現代社會中，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人來說，讀那一點東西用不了多少時間。 早在80年代，社會文化氛圍還在以負面形象對待“孔老二”的時候，我就已經讀完了那些書，而且以其作為我個人的生活準則。 現在，當“孔子”又被大力宣導的時候，我卻成為了反對者。 不到不說，這是一個比較絕妙的諷刺。 我似乎總是跟這個社會不相容，更不聽檔的話，也就是說我不是“好孩子”，也就沒有“糖”吃，所以到今天我還這麼窮。 放到今天評論孔子，我覺得他自己也比較無辜。 本來是個比較落魄的老人，在當時還算有一些想法，然後自己說出來。 本來他也沒想怎麼樣，結果這兩千多年來，把他折騰來折騰去。 而他的孝子賢孫們則打著他的旗號，想方設法混吃混喝。 我想，這也根本不是他的本意。當然，他的這些想法放到今天，看起來就非常樸素，或者說非常簡陋了。而孔子簡陋的想法跟老子對世界的樸素觀察相比，可以說差了很多。 如果跟莊子相比，孔子想法的差距更大。 打個比方，飛翔天空是人類長久以來的夢想，終於在20世紀得以實現。而且，飛行員是一個令人神往的職業，因為他們有機會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 在我個人看來，如果拿孔子與莊子的思想相比，孔子的想法就像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而莊子的想法就像翱翔天際的飛行員。 當然，並不是農民不好，飛行員就好。 但是，對於我個人來說，我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夠像飛行員那樣翱翔。 與之相對比，西方文明則更像是宇航員，把思想推進到外太空，然後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文明成果。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我個人覺得，誰家的貨好，我就選誰家的。比如說，我認為我母親的想法不對，我也要反駁她，我有時候甚至直接否定她，不給她第二次的機會跟我說她的想法。她過好自己的生活，我過好我自己的生活，然後她照顧照顧我，我也照顧照顧她，這樣算是不錯的母子關係。 至於兩千多年前，跟我八百竿子打不著關係的孔子，不管他的思想多麼簡陋，都讓我去維護他，說他是聖人。除非我腦子灌了水，才會那麼做。 當然，如果高價收買我，我也可以說說他話裏的一些優點，比較作為一種樸素的價值觀，優點還是有的。 但是，要讓我說他的思想多麼多麼厲害，應該是中華復興的基礎，那麼花多少錢我都不會去做的。 現在，我把自己的價值看得比金錢高，所以我不會為了金錢出賣自己的良心。 況且，捧他的人也沒有什麼真正的富人，也花不起那個銀子來讓別人吹捧他。
那麼，為什麼相信儒家的人們普遍都比較窮呢？ 我就拿我自己對孔子思想的知識進行一些分析。 我在這裏說的“知識”，不僅僅是“知”，而且還有“識”。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通過“身體力行”孔子的思想，獲得的對於孔子的認識。 從這點來說，我比絕大多數所謂的“國學大師”都有資格的多。 現在，大家都把孔子放在口頭上，說起孔子和他的思想，大家都“知道”。 然後，大家就拿“知道”的東西說來說去。 但是，大家按照他的思想去做了嗎？ 很少！ 尤其是天天說起孔子就充滿崇拜的人，在實際生活中根本不把孔子的話當回事。 大多數人就像“藍威天空”朋友一樣，連《四書》還沒有讀完，根本不知道“儒家”是個什麼東西，就說儒教如何如何。 然後，一些“國學大師”就通過背背孔子的話，然後給大家講一講他們自己根本沒有經歷過的膚淺的所謂“心得”，騙騙大家的錢而已。 而真正按照孔子說的話去身體力行的極少數人們（只有知識份子才會這麼做）中，我相信到最後，其中的大部分人（如果不是全部）都會轉而批判孔子。 當然，我是不會批判孔子的，孔子作為兩千多年前的一個落寞老人，自己也不容易。 我只說一點，經過“身體力行”孔子的言論，我深刻體會了儒家對人的誤導。 我學知識是為了我自己走上正確的道路，然後讓我自己生活的更好；而不是為了走上錯誤的道路，最後離正確的目標越來越遠。我敢說，如果讓那些把孔子言論背的滾瓜爛熟，然後通過忽悠大家賺了很多錢的“國學大師”們到社會中自己實踐一下，不出十年，他們會窮得自己都找不到自己。 這些人跟“成功學”講師一樣，通過忽悠大家要“成功”，然後獲得自己的成功。 如果大家不相信“成功學”了，讓他們自己去社會上試試，他們的本色就暴露了。有一篇文章是，《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用他的切身經歷告訴別人他對於城鄉差別的認識，這是真正的“知識”；那麼，套一下他的話，我奮鬥了15年，才知道儒家的路是錯的。 這條路不是走向成功之路，而是走向奴役之路。 幸虧，我從小學 的知識技能都是西方傳過來的，我憑藉這些知識技能開始了思想的根本轉變。
有時候想想，人生實際上就是文字遊戲。 文字遊戲的特點，把同樣的文字改個順序，結果就完全不同。 而人生也是這樣，表達的順序不同，人們的命運也就完全不同。 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說是“內聖外王”:也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 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要想平天下，首先要格物。 其中，平天下是目的，格物是手段。從格物開始，要致知、誠意……,最後達到“平天下”的目的。 如果理解了這句話，那麼對於我們自己的人生就理解了。 在儒家教化下成長起來的人們，讀書的時候首先考慮要有“宏圖大志”，要“教化萬民”，也就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不僅如此，還要讓天下太平。 也就是說，要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完成兩件大事，這是何等的“宏圖偉業”！ 從這個角度來說，學 儒家思想的人首先就把自己擺到了一個偉、光、正的位置上。 如果自己是偉光正，那麼跟自己觀點不同的人就都成了小人，乃至禽獸不如。 我們知道，希臘哲學是以蘇格拉底的“我不知道”為里程碑的。 蘇格拉底到處用“我不知道”來引誘那些“知道”的人，然後讓他們上套，最後蘇格拉底總是要羞辱他們。或者說，不是蘇格拉底羞辱了他們，而是蘇格拉底用邏輯辯論，讓他們自己羞辱自己。 同理，如果讓蘇格拉底跟儒生們溝通一下，也會讓儒生們啞口無言。 但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果是，不論儒術多麼的荒謬，大家不准跟儒術進行辯論。通過這樣的方法，儒術就有了作為偉光正的資本，可以隨時教化民眾，不管自己的理論多麼荒謬。 反正也沒有人揭穿它，因為反對者已經被罷黜了，不能說話了。這就是中國的儒家文化傳承！ 2000年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 雖四十年前，從表面上打倒了“孔老二”，但只是表面上變了，文化實質並沒有變。 一個新的偉光正代替了舊的偉光正，只有打破舊的才能夠豎起來新的。
那麼，儒家的偉光正地位是怎麼實現的？ 儒家必須要依靠暴力勢力，才能獲得生存的空間，實現“獨尊儒術”的目的。 因為，如果儒家不依靠暴/力的力量，它是不能夠讓“百家”閉嘴的。 只有通過暴.力：“如果你不說儒家好，我就滅你的口”這種方式，儒家才能夠獲得社會地位。 否則的話，社會就會像在春秋戰國時期，大家可以隨便說話的情況下，形成相互爭鳴的“百家”。 在大家能隨便說話的環境下，儒家只能重蹈孔子的覆轍。雖然孔子到處推銷自己的想法，但是總是被其他人蔑視，最後經常像“喪家之犬”。 那麼，又有一個關鍵的問題，為什麼暴/力（也就是皇帝）願意支持儒家？ 皇帝們為什麼不去支持道家、墨家等，而同意“獨尊儒術”？ 其實也很簡單，說白了就是“利益交換”。 皇帝庇護儒家，儒家向皇帝效忠。 而儒家又宣揚“克己復禮為仁”等理論，再到後來變成“三綱五常”，支持自己向皇帝效忠的目標。 然後，在向皇帝效忠的情況下，實現“平天下”的目標。 而這樣的“平天下”，本質上只是將自己所學所用，當作成為皇帝高級奴才的方法，然後替皇帝籌畫怎麼樣統/治民眾。所以，儒生們想的，就是如何被皇帝招安，然後通過獲得皇帝的賞識，爬到最高的級別，然後實現自己“平天下”的目標，也就是所謂的“內聖外王”的目標。從這點來說，儒生們的目的並不是真正的“欲明明德於天下”、並不是真正的“內聖外王”，而只是通過跪倒在皇帝面前，然後讓自己生活好起來，得到“顏如玉”和“黃金屋”。 可以說，儒生們的本質是說的一套、做的一套，滿口仁義道德而已。 中國2000年的儒家文化歷史，但是為官清廉的寥寥無幾，包拯、海瑞等極少數人因為不收賄，竟然成為歷史性的楷模，可見儒生們“內聖外王”的實際人品。而且，這樣的人品發展到最後，就成為“厚黑學”，在明朝成為你死我活的相互傾軋，幾乎沒有什麼大臣能夠善終。 到今天，大學畢了業的人們蜂擁想擠入體制，也是儒家文化的傳承。 而一個國家的知識份子都急著、擠著去當奴才，那麼民眾的奴化也無法避免，這就是現在無數大中小學生的處境。 所以說，中國的文化從來沒有變過，一直是儒家文化，也就是走向奴役之路的文化。
太監奴才適合在“盛世”，依附皇帝生存；而將軍則在戰爭時期才能夠顯出其作用。 我個人經過15年的痛苦經歷，真正體會到如果真正貫徹儒家思想，結果就是在競爭中自取滅亡。 儒生們的目標都是“平天下”，然後去格物、致知……。但是在競爭社會中，誰讓你去“平天下”，沒人希望自己被別人管著。 想成為社會的領導者，每個人必須要靠自己的實力打拼出來。 也就是說，人們需要經歷血與火的考驗，在真刀實槍的競爭中積累經驗，總結出適合自己、適合特定環境的戰爭經驗。 不僅如此，要做領導者還需要獲得他人的認同與擁戴。 那麼怎麼獲得他人的擁戴？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做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做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 而儒生們在做什麼呢？ 首先，鑽到自己的小屋裏，讀著不知所謂的“聖賢書”，然後開始誇誇其談，以為自己學的紙上談兵的東西，就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同時，看其他人都是低等人，如果不同意自己的話還成為“畜生”。 儒生這樣的特點，給皇帝出出主意，讓皇帝不太寂寞還行；真碰到治國打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更重要的是，儒生不僅實踐不行，還自視甚高，總覺得自己是偉光正，結果必然是讓人討厭。 在自由競爭的社會中，誰會找能力很差、但是有覺得自己無所不知，還看不起其他人的儒生。 所以，儒生們只能依附皇帝而生存，舊的皇帝倒了就依附新來的皇帝。 而西方發達國家的領袖，都是培養出實際的能力，然後以作僕人的心態來領導大眾。 華盛頓本人作為大種植園主，有著豐富的打仗經驗。 雖然他自己不願意打仗，但是在受到“大陸會議”委託後，免費當總司令。 然後，他又勉為其難地免費做總統，為民眾服務。 然後，第二任總統到期，急匆匆離開位置，回到自己的家園。 並且通過生產和銷售燒酒賺了一大筆，成為實際意義上的企業家。 而在美國，這種富人免費甚至貼錢為公眾服務的情況很多，也是知識份子階層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中國的儒生們有幾個能在實際環境中打仗、賺錢、並且免費服務社會的？
就我個人來說，也想著以“振興中華民族為己任”，也就是儒家“平天下”的“升級版”。 當然，格物、致知的過程中，我學到的完全是從西方流傳過來的知識和技能。 因為，儒生們“格物、致知”了兩千多年，沒有給中國的學校留下一點供我們現在“格物、致知”的內容。 即使這樣，我仍然認為我將來應該“平天下”，也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等我上了大學，當時真是“天之驕子”，覺得未來自己也能夠成就“宏圖偉業”。 結果沒想到，到了社會上以後，連“中華民族”的門都沒摸到。 誰能夠說清楚“中華民族”到底是什麼? “天下”在哪里？什麼是“振興中華民族”？ 本來仰望了半天星空，突然發現天空模糊了，因為淚水打濕了自己的眼睛。 而滿眼的淚水是因為，根本沒人準備讓自己去“平”。而且自己突然發現，自己的麵包還沒有著落。 於是，“平天下”的夢 破滅了，需要用自己學到的“夷技”去混飯吃。 在做期貨的過程中，最需要儒家思想支援的時候，也就是我賠錢的時候。 這時候，我反復在讀、體會思索儒家思想，希望從儒家思想中得到慰藉。 但是，儒家思想真的只是慰藉，除了慰藉之外沒有任何用處。 而我只能回到我的本性，回到我過去的經驗上，以豁出去的心態“以命相搏”，然後把虧的錢撈回來。 當然，即使到後來虧了錢，我仍然覺得我自己很強大。 然後，我支持我哥讀研究生，既然不能治國，就先“齊家”。 這樣的做法也讓我自己感覺非常良好，因為我通過幫助我哥，改變他的命運。 我又覺得，我有了將來可以“治國、平天下”的精神依託。
後來，我在突然之間，認識到孔子思想的簡陋，以及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毒害。於是，又激起我要“平天下”、救苦救難的新熱情。 可以說，文化對人的影響，不是一朝轉變觀念就能夠解決的。 而是需要一個長期艱苦的過程，經過持續地反思，推翻過去錯誤思維對自己的影響，然後一點一滴地扭轉方向，最後回到正確的軌道上。 那麼，我當時雖然已經從儒家思想的堅定支持者，開始反對儒家思想。 但是，儒家思想“平天下”的觀念在我思想中深刻地紮根，根本無法一下子提出。 有一天跟朋友聊天，我突然意識到，我整天還想著救別人；其實，我連救自己都很難。 從這個意識開始，我不再真正關注救別人，先把自己救起來再說。 當我的目標從救別人變成救自己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知識非常貧乏、對其他人的態度經常很傲慢、遇事很容易斤斤計較（現在我也非常斤斤計較，但是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正在逐步地改變）。 尤其是，我有著成年人的知識，但是只有少兒的心智（雖然在期貨投資的時候心理素質超強，但那只是單一的方面）。另外，我的知識散亂而不成系統，學 思考了狠多，但是並沒有讓其發揮 實際的效用。 另外，為人處世的方向錯誤，雖然我交友的能力很強，但是並沒有獲得真正的知心朋友。 這些問題體現到賺錢上，就是我因為缺乏靈活性，知識不能學以致用，因此賺錢能力很弱。 最重要的是，做事缺乏規劃，缺乏足夠的自我約束。 而這些問題只是我各種各樣問題的一小部分。 一個人成功是有原因的，失敗更是有原因的。 我在過去有著各種很有利的條件，可以找到賺大錢的工作。 但是，因為這些自己從未認識到的問題，導致我經濟上的失敗。 而因為長時期對於“平天下”這種大而空的目標的關注，讓我忽略了人生真正的重點，那就是“修身”。
而文字遊戲的關鍵就出現了，這個就是價值觀。 對於每個人來說，孔子說的這些內容，都是人們需要關注的，在任何文化中都被關注，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說出來。 關鍵問題是，哪個內容是最重要的！ 孔子認為，目標是“平天下”，而格物、致知等等都是手段，修身也同樣是手段。 也就是說，“平天下”的重要性是最高的，而“修身”的重要性則是較低的。 而這種重要性的引導，就讓眾多的儒生忽略了真正自身的修養，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偉光正，然後大家去爭著治國、平天下。 但是，當我經歷了15年之後，終於意識到“治國、平天下”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修身”。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蘇格拉底根本沒有理想和追求，只是每天沒事就跟人辯論，用“我無知”騷擾別人，甚至惹別人踢他。而蘇格拉底這種行為，在儒生眼中是典型的“不學無術”，只會“詭辯”而已。但是，對於蘇格拉底來說，他的辯論本身就是最重要的。 他天天思考問題，都歸結到辯論上，這是他的樂趣，也是他的生活重點。 這種價值觀的差異，形成了孔子和蘇格拉底不同的道路。 孔子一生漂泊，到處銷售他的思想，被諸侯認可了，他就非常高興，被人趕出來，他就非常惶恐，甚至像是“喪家之犬”；而蘇格拉底則因為他的死，告訴審判他的人，雅典因為他的死而在歷史上被釘上恥辱柱。 這就是因為目標的不同，導致個人價值觀的不同，也就是對自己的價值判斷不同。 如果細讀兩個人的歷史，就會看到兩個人的不同思想層次。
更重要的是，孔子“不知生，焉知死”的論斷，讓自己的追求只留在現世。 而現世中，“平天下”已經成為了最高目標追求。 對於儒家來說，因為孔子的論斷，再也不敢討論死亡的問題。 因為，儒生們的嚴重只有現世，只有眼前，只有所謂的“平天下”。 儒生們不敢去想，人的生命只是短短的一瞬，人到七十古來稀，那麼這短短的一瞬之後將是什麼。 也就是說，儒生只考慮死以前的事情，死以後如何，根本不去考慮。 所以，儒生們把死看成最大的事情，因此大多數貪生怕死。 而這樣的情況，讓儒生們更追求現世的利益，盡可能活下來，所以也就變得更加奴性，也就是對暴/力崇拜，對弱者蔑視。 當我開始有了永生的盼望，那麼在我死之前的短短幾十年，就成了為死而做的準備。 在這樣苦短的人生中，更需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到“修身”上，金錢和權力這些外部的事物相對來說重要性就會變低。 當然，沒有人能夠真正抵禦金錢和權力的誘惑，我作為一個意志相當薄弱的人，也不例外。 但是，對我來說，如果金錢和權力的獲得，是在我“修身”的過程中實現的，而且不明顯影響我修身的進程，那才是可以接受的。 這也是我需要持續進行自我提醒和鞭策的。
當然，“退而結網”的修身，肯定讓金錢和權力的獲得變得更加容易。 我讀過一篇文章，說的是一種密度極大的行星，一顆籃球大的行星的品質能夠超過地球（記憶模糊了，不一定很確切）。 我當時就想，如果這樣的行星與地球相撞，一定會把地球撞得四分五裂，而它自己沒事。 這個世界就是雞蛋碰石頭，你是雞蛋，別人是石頭，那麼別人得到財力；如果你是石頭，別人是雞蛋，那麼你得到財力。 而修身就是通過持續的鍛煉，將自己持續濃縮，從地球的密度變成籃球行星的密度的過程。 在過去幾年，我“救自己”的修身過程，明顯感覺到自己的“密度”在持續增強。 我越考慮自我的“修身”，個人能量就越聚集，能夠幫助他人的地方也就越多，服務他人的能力也越大。 所以，我現在並沒有什麼“宏圖大志”，也沒有什麼人生規劃。 我希望能夠通過“救自己”的修身，順便多幫助點別人，順便賺點錢，讓我的人生沒有過於虛度，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