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富人密度 - 消费的思维模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脑，目的是让人们进行独立思考。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因为各种原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人们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上学受到老师的影响，走上社会受到社会的影响。 在中国的环境中，整个社会在制度的支持下，形成强大的经济和媒体力量，试图通过洗脑的方式，让人们失去自己的思考，然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利益。 而社会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威逼和利诱。 在房地产行业，利诱就是让买房的人们坐看房价上涨，然后“发财致富”；而威逼年轻人的方式是，如果人们不买房，连结婚都没有机会。 而且，通过媒体的宣传，扩大买房“致富”的神话意义，让买房的人们从心理上得意洋洋；同时，强调不买房的痛苦，让大量的女性把房子作为一个人“成功”的基本标准，而大量的男性就得生活在这样的标准之下。 通过实际利益和社会问题的影响，绝大多数的人们在思想上屈服了，随意让自己的思想受他人控制。 所以，人们再也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转而相信社会的媒体舆论。 而当人们失去独立的理性判断的时候，杯具实际上已经发生。而当人们按照社会的要求，将自己的思维注意力集中在房子上的时候，更难以想像，房价最高的大城市将变成一个个的大茶几，而无数的房子将会变成一个个餐具，而自己就是杯具。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 北京是中国最有名的高校集中地，有将近130所高校。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在校大学生人数在100左右。 除了大学之外，北京有中国最多的社会研究机构和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以及众多的盈利和非盈利文化机构。另外，北京有中国最多的国有垄断企业总部，形成了大量的所谓“总部经济”。 另外，大量的外企、外国留学生、外国旅游者也来北京，让北京成为国际化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 而且，每年还有无数大学毕业生，从其它城市毕业后涌向北京，让北京成为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 按道理来说，北京应该是人口素质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而且应该具有年轻与活力。 但是，如果走在北京市中心或者主要商业区的街上，看着大量衣着较好、来去匆匆的年轻人，并不会让你感觉到他们真正具有年轻人的活力，更多地是看到无形的沉重负担下的艰难、无助与冷漠。 当然，人们可以说，这是年轻人在大城市里“打拼”，所必须承受的压力。 问题在于，这些年轻人似乎忽视了，“打拼”的目的是什么。难道透支自己的青春、知识和身体，以获得车子、房子等物质就是“打拼”吗？ 这样的“打拼”对于个人有什么益处呢？ 人们上十几二十多年的学，就是为了让自己通过短暂的“打拼”快速衰老和贬值吗？ 更重要的是，无数学历比较高的中青年人群，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努力，获得了较高的收入，然后在北京买房买车“安定下来”。 有不少还买了两套以上的房子，还把自己的父母也接到北京生活。 表面上看，这些中青年高学历群体在北京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因为在北京拥有一套房子，就已经是比较“成功”的标志。 考虑到房子“成功”带来的安全感，买个房子能够让人们安定下来，所以女性结婚也要首先考虑对方有没有房子。
“安定”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心理的最大渴求，成为人们消费的主要方向。 人们买房子是为了“安定”，有了房子就有了“家”，“家”是安定的象征。 那么，人们不论房价多高，都按揭贷款买房子，就是为了“安定”。 人们把自己过去积蓄拿出来、把父母的积蓄拿出来，作为按揭贷款的首付；然后，人们规划了自己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还款期，每个月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有时候是绝大部分）拿出来，偿还按揭贷款的数额。 当然，偿还按揭贷款还是根据自己的收入预期进行筹划的：有的人现在每月收入是1万元人民币，那么人们认为自己未来的收入可以持续提高，比如说未来5年将达到1.5万元，未来10年将达到2万元，所以现在办每个月还款5000元的按揭，人们觉得心里还是能够承受的。 人们为了偿还房屋贷款，就要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甚至是人生规划。 在这些“规划”中，人们也考虑到未来二三十年，要努力工作，并且持续学习各种技能，然后一步步走向自己的职业目标。 当然，有了房子还不是目的，房子只是一种手段，是现在很多人能够结婚的“门槛”。 那么，人们在按揭贷款买的房子里要结婚生子，目的是过上“安定”的家庭生活。 有了孩子之后，很多经济条件仍然不错的年轻人群，开始买车，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很舒适的环境中长大。有了房子和汽车之后，孩子上学又成了主要问题。 所以，人们又要考虑换房子，购买“学区房”，让孩子能够上比较好的学校。 于是，对于年轻的父母来说，买学区房、支持孩子的教育，又成了工作的压力和动力。 当然，这时候年轻人自己的父母也开始老去，需要自己在时间、精力和经济上的照顾。 那么，人们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就更需要人们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支持家里老老小小的经济需求。 只有各方面经济需求满足了，人们在心里才会觉得“安定”。 所以，人们就要想方设法赚钱，满足自己的各种经济需求。 问题是，大多数人的收入非常有限，并解决不了各个方面的经济需求。 而且，人们的收入增长停滞、甚至收入降低的状况，同时各种费用却日益增长，于是人们开始陷入经济紧张的困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偿还“按揭贷款”的数额是固定的，是“刚需”。 物业费、取暖费、水电油气等各种硬件费用也是固定的，也是“刚需”，而且价格还在持续上涨。那么，面对越来越紧张的经济状况，人们习惯性地采用了中国人特有的“节衣缩食”策略，比如说在外面吃工作餐，尽可能挑便宜的吃。当然，大家都知道，便宜的饭菜经常是地沟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猪肉、便宜大米白面等等原材料加工而成的。 但是，人们“立足长远”，为了获得“安定”，宁愿吃地沟油，也不把房子卖了，然后吃上相对健康的食品。
当然，人们为了“安定”的时候，绝对不会忘了房价持续上涨这个关键因素。在十年前，人们结婚的时候，还主要考虑双方的个人条件，比如说个人印象、知识和能力、两个人的感情等。当时，是否有房是结婚的次要因素，人们并不是非常在意。 经过过去的十年，北京大多数地区的房价上涨5-10倍，甚至更多，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2007年之后，尤其是2009年之后，房子似乎成了人们的首要“个人条件”。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跟房子结婚或者跟什么房子结婚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跟什么人结婚的重要性。 没有房子的话，即使个人能力出众，大多数女性也难以接受。 因为，女性们的思考非常实际，谁也不愿意结婚之后到处搬来搬去，到时候要孩子和养孩子更是需要“安定”的环境。 而且，大家也都看不到房价下降的可能，因为控制房价上涨的问题已经说了七年多，但是房价越控制、越暴涨，每次调控都要变成空调。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年轻人买房的“刚需”，就是在房价持续上涨的过程中被逼出来的。 据说，就连Google这样的世界顶级企业，在中国的大学招收顶尖的人才，都出题问一个年薪40万的技术员，多长时间买得起现价200万、每年涨价10%的房子。 而且，本来到了2010年中之后，年轻人的“刚需”和老板的炒房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似乎让人们看到房价下跌的希望。 同时，中央大力调控房价的措施持续出台，看上去决心极大，又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实际形势并非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 城市周围的大量农民拆迁，并且给农民们大量的耕地和宅基地补偿款，结果又创造出大量的“刚需”，让房价变得更高。 就连北京远郊县的农民们，都在等着城市规划里的拆迁补偿，然后拿着钱“上楼（买楼房）”。 这种通过拆迁创造出来的房价坚挺，让无数希望通过买房在北京结婚、“安定”下来的年轻人更加感到绝望。
人们普遍认为房价上涨，以及很多人绝望的背后，是无比强大的中国政策。 而强大的政策背后，是各种权力和利益持续向房地产聚集。 在1990年代，朱将房地产定位为“支柱产业”的时候，人们并不以为然。 当时，北京的房价非常低，而且仿效西方给人们“按揭贷款”，让人们低价买房。 但是，当时人们竟然不领会政策的意图，在当时那样低价的情况下，大家都还觉得房价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不得已”地利用大量发钞、鼓励出口、加大央企垄断的力度等等方式，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就是房价的上涨。 而且，不少地方领导亲自喊话，明确告诉中外资金，“投资”房地产必然赚钱。 即使这样，广大的民众仍然“执迷不悟”，认为房价过高。 这时候是2005年，民众们因为自己的“执迷不悟”，错过了价格上涨之前的“最后一班车”。 “炒房”开始只是温州一些商人的“小打小闹”，通过大量资金涌入，炒某几个好地方的楼盘，然后吸引跟风买家，并且获利退出，跟操作小盘股区别不大。 从2006年开始，房价的猛然上涨从上海这样的“点”开始，蔓延到其它一些地方，开始创造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 这时候，人们开始因为房价的上涨而声讨“温州商人炒房”，把房价上涨的原因归结到他们身上。 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这些温州商人只是市场中的“小鱼小虾”，真正的大头还在后面。 从2006年开始，大量外资开始进驻房地产，开发楼盘或者直接购买成熟商业楼宇；众多房地产商开始在香港和大陆上市，而像万科这样的上市公司也开始增加圈钱的数量。 随着，这些资金“需求”的扩大，房价开始了节节上升的态势。 随后，主业非房地产的上市公司看到房地产的丰厚利润，也逐渐参与到房地产中来，甚至联想这样的“高科技”企业都想染指房地产。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又看到了房价下跌的希望，认为世界经济不行了，中国房价下跌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没想到国家直接出手了，2009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10万亿银行贷款刺激让房价真正经历了强大的“高潮期”，重要表现就是央企“国家队”参与到房地产中。 到2010年，则更加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把40%多的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到70%以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且，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主要以城镇化为主，所以《中国发展报告2010》中强调“中国特色”，让希望房价下降的人们完全绝望。 这时候，即使是曾经最坚决的空头都认识到政策的力量，放弃了抵抗，新的“刚需”买盘再次涌出。 事实再一次“教育”了人们，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只能让自己无房无妻。 而从最开始就领会政策意思，紧跟政策的人们则不患“无妻”。房子多的人则不仅不用担心无妻，而且可以弄多个妻。 而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与当初的公务员一样，随着zf对全社会控制的增强，变得越来越受人们“青睐”。
更重要的是，房价瓦解了人们的意志。 《孙子兵法 军争篇》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在《战争论》里，打击敌人的士气、动摇敌人作战的意志，也是战争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当敌人的意志发生动摇，那么很多事情都好办了。 而瓦解敌人意志，往往需要时间，让人的意志在一天天不知不觉地消磨掉。而在房地产市场，让人们在房价越高的时候，相信房价永远跌不下来、永远还会涨，就是通过时间来实现的。 在十多年持续的政策主导下，各方主要经济力量的大力支持，房价以“势如破竹”的方式节节上升。 在这个过程中，认为房价过高，不相信房价上涨的人们屡屡成为错误指标。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需要注意的是，在房价上涨的过程中，房价总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于是，中央每年开始了例常的“喊话”，也就是每年都说要对房价进行调控。 而每次在“调控”言论之后，预期房价下跌的人们，就要说房价下跌。但是，每次“调控”之后，迎来的是房价的再次上涨，打击一次“空头”的士气。 空头的意志再坚决，大多数也承受不住接二连三、三番五次的打击。与此同时，房价的上涨一次次证明了“多头”的正确，买了房子的人们都在高兴地看着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值。。到后来，“多头”总是谈起自己买的房子价格升了多少，自己赚了多少的时候；与此同时，坚信房价过高的“空头”们，则成为人们共同讨论的笑柄。 更重要的是，不少坚持认为房价下跌的人们，在被人们嘲笑的同时，还一次次错过了买房的时机。 无法买房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在女性越来越重视房子的情况下，难以结婚生子。 于是在社会上，绝大多数没房子的人被认为是失败者，还有不少人被认为是怪胎。 因为，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大事，尤其是中国社会，人们更觉得不结婚生子，似乎就不是正常的生活。而连房子都买不起的人，也就没有权利结婚生子，也就是失败者。 至于一些“死空头”，更是让人们无法理解。 所以，在整个社会环境下，绝大多数人屈服了，将房子看做是财富的基本指标。 当房子成为一切的时候，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导向就表现出来。 房子已经成为社会中，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人们也按照房子的多少，来衡量人们的财富。 根据房子，社会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人：1、有多套房子的、有钱买房的、已经买房的，或者买房不是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的；2、钱很紧张，于是东凑西凑，从父母那里拿钱、跟亲戚朋友借钱贷款买房，然后背上沉重负担的人，也就是普遍所说的“房奴”，为了房子把自己卖掉的人；3、连房屋首付的钱都没有的，就是想当“房奴”都不得的人们。 那么，无数房屋首付的钱都没有的人，反而很羡慕做了“房奴”的人们。
人们对房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这个时代，人们竟然为了一个水泥壳子让自己成为奴隶，然后还有很多人为自己连奴隶都当不上而痛苦和绝望。 这看似是非常荒谬的一种社会现象，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人们已经完全相信政策的力量，政策通过房价操控着整个社会。 大多数大学生毕业之后，已经没有什么真正专业技术工作机会了，因为房子垄断了整个社会经济。然后，大量的大学生“蜗居”、“蚁族”在城市中，盲目地寻找自己的机会。房子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决定了年轻人能否结婚生子。人们为了买房，儿子可以压榨父母的养老钱，然后用来作为房贷的首付。女性可以为了房而结婚，人们也可以因为房子而离婚。 其中，表现最明显的，一些拆迁户也可以为了多分到房子，排队去办离婚手续。 人们希望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关注着政策的每个微小的变化，希望从政策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信息。 但是，每次政策出台之后，最初似乎给了人们希望，但是结果总让人们更加绝望。可以说，人们已经陷入为房子疯狂的状态，而这样的疯狂已经很像40多年前。40多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时代，人们为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可以学生打死老师、儿子批斗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当毛的“最高指示”发布的时候，人们可以半夜起来，上街敲锣打鼓迎接“最高指示”。 那么，为什么如此荒谬的情况，会反复地发生？ 因为，在强权之下，人们的意志早已经崩溃，或者人们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意志。 人们习惯于权力崇拜，习惯于跪求权力的怜悯。 而因为一次次的运动或者“热潮”，人们的命运受到权力的摆布。 所以，人们更加崇拜权力，而且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氛围，让剩下不屈服于权利的人们也被迫屈服。 在毛时代，对于极少数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负隅顽抗”的个体，直接进行肉体消灭。 而到了现在，对于少数仍然坚持认为房价要下跌、坚持不买房的人们，其他人就会觉得这些人顽固得无可救药，甚至神经有问题，然后用舆论的力量直接“淹没”这些人。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社会舆论和氛围的压力，经常比暴力更加可怕，所以很少人能够坚持下来。
因此，在强大的政策力量面前，人们形成了共同的普遍预期，预期房价要长期上涨。 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策的强大，也就不得不根据政策对未来进行展望。而展望的结果是，房价将持续上涨。 而这个预期来自于中国的“长期城市化”，当央企的力量也参与进来之后，政策最后依赖的力量就是广大的农民了。 于是，各地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弄成城市居民。 当然，现在的“城市化”不足以支持目前庞大的城市空房率和热火朝天的建设。 因此，需要更加迅猛的方式，支持“城市化”，也就是房价的坚挺。2010年9月21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10》，提出我国要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并建议废除“重点发展小城镇”这种不符合我国城市化规律的方针。 报告指出：“把调整空间结构纳入经济结构的内涵，把推进土地城市化的着力点放到调整和优化空间结构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上。同时扩大城镇居住空间、绿色生态空间、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空间，确保农业生产空间。 推动和培育20个城市群的发展。优化开发3个特大城市群，即环渤海(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重点发展8个大城市群，即哈长地区(黑龙江省的哈大齐和吉林省的长吉地区)、闽东南地区(福建沿海地区)、江淮地区(安徽皖江地区)、中原地区(河南中部)、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南的长株潭、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江西的昌九地区)、关中平原地区、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培育发展冀中南城市圈、太原城市圈等9个城市化地区。”从这几十年来的政策历史经验来说，这样的“报告”实际上就是政策的前奏曲。 这样的报告有两个好处，一方面试探人们的心理反应，如果人们反应过于激烈，那么就把政策进行改头换面，然后重新“包装上市”；另一方面，这些“报告”就像价格听证会一样。 中国的价格“听证会”并不是“论证”价格是否上涨的会议，而是让人们“听到、证实”价格上涨的会议。 然后，让人们形成价格上涨“预期”，到时候价格上涨的时候，别怪没有提前通知大家。 同理，这个“报告”也是给人们一个强烈的预期，就是大中城市的房价不可能降，因为不仅要把大中城市周边的居民赶到城市里来，更要把边远农村的农民赶到大中城市中来。这是个多么宏大的远景规划，没有5-10年完成不了主要的步骤，没有10-20年收不了尾。 5-10年的时间对于一个适婚女性来说，就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所以，女性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因此女性结婚的条件越来越集中到房子上。 因此，无数的人们“立足长远”，为了个人生活的“安定”和后代的延续，在感情和物质之间选择了物质，房子成为人们关系的主导物质。 而有钱的人们则选择买房或者买多套房子，也使自己的资产能够保值增值，让自己“安定”下来。
不过，当人们因为政策而预期房价持续上涨的时候，往往也就无法看到还有另外一种预期。 在未来10年之内（更可能是5年之内），北京可能变成一个局部或者大部被废弃的城市。现在北京很多的人声鼎沸的大规模居住小区和商业区，到时候可能将变成人烟稀少的“鬼城”。因为，当人们都在关注政策的时候，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北京的水已经不够了。 当然，在北京买房的人们，不论是高学历还是低学历，似乎都不关心水的问题。 对于人们来说，水的问题远远不如房价问题明显、不如政策的力量大，因为水是人们看不到的，房价是人们随时能够注意到的，而政策是决定房价的。 所以，既然人们看不到水的问题，就可以当水的问题不存在。即使是高学历的人群，也认为水的问题没有买房、买车重要，因为买房买车意味着结婚、生子，意味着自己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没有成为社会的另类。而水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没有水的时候，是大家都没有水喝，不是自己的个人问题。所以，当北京已经面临极度缺水的时候，人们还在大量涌入北京，有钱人还在 买北京的房子。 因为，人们觉得自己不需要考虑水的问题，而北京的房价还在节节攀升，而房价上涨比其它所有问题都来得实在。 不过，规律之所以成为规律，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不可抗力。 水的问题可以一直不爆发，人们可以一直过度用水。 但是，当水问题爆发的时候，那是谁都无法抗拒的，而是是在短时间内爆发。 打个比方，人们在使用一个蓄水池。 当蓄水池里有水的时候，人们可以随意饮用、随意使用、随意浪费、随意污染，这都没问题。 但是，当某一天蓄水池见底的时候，那么人们不要说使用，就连饮用都没有了。 那么，北京就面临这个问题，人们现在都在拼命使用、随意浪费所有的水资源，导致地表水和地下水正在全面枯竭。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还在大量地购买住房。那么，北京还在拼命地扩张，大规模地开发房地产，建住宅楼、别墅、写字楼，而且建设各种市政配套设施。 而一旦水资源枯竭，人们喝不上水的时候，就得离开北京，到其它地方找水喝。 那时候，北京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而这个时间已经近在眼前。因为，5-10年的时间看上去似乎不短，但其实一晃就过。 而这个时间的预期，还是在中国GDP能够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 而一旦中国经济有问题，导致GDP增长不可持续，或者人民币快速贬值，那么北京随时会被遗弃。
在未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相对比较好的情况是，假设北京人口缩减1/2-2/3，那么4/5的区域可能会被遗弃。 那么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人口决定城市规模。 根据官方数据，2010年初，北京总人口已经达到2200万人。2009年末北京市公布外来人口是509.2万人，实际上目前北京市的外来人口已经有800-900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而根据相关报道，在十年前北京市规划修编之后的最新的“总体规划”中，当时制定的目标是，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到2020年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 也就是说，北京已经提前10多年“超额完成目标”。 与之相对比，2000年北京市常住总人口为1381.9万人；1990年，北京市的总人口为1081.9万人（根据其它统计数据，在1986年就已经达到1000万人）；1978年，北京人口为871万人；1958年为660万人。 假设，在未来10年内的某一天，北京人口因为严重缺水而大量减少，那就不是减少到2200万这个规模，而是有可能减到现在的一半，1100万的规模，也就是1990年的水平；也有可能减少到700万，也就是差不多1958年的水平。 从北京城市的规模来说，北京三环路于1994年竣工通车，四环在2001年竣工通车。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1949年，北京的建成区面积只有109km2，这个数字大致反映了1950年代时，600多万人口的北京面积；而根据规划，到2020年（1800万人口），北京城市建成区面积将扩大到1650km2，也就是在1949年的面积上扩大15倍。而如果到时候，人口缩减到700-1100万的时候，即使考虑到人均面积增加的因素，北京面积可以缩减到规划面积的1/5，也就是350km2左右。 而根据相关数据，北京四环之内的面积大约为300 km2。 也就是说，如果北京的人口减少到700-11000万，北京四环路以内及外围周边的地区，就足够所有北京人居住了（现在北京四环内也居住了差不多的人口）。 而如果算上一部分人仍然住在远郊区，那么市区内三环之内及三环周边就够人们居住了。
那么，如果北京出现人口萎缩，为什么北京城市面积的减少，比人口减少要迅速的多？ 关键在于两点：1、发展预期；2、城市功能。 什么是发展预期？ 2010年初，北京人口已经达到2200万人，但是有露宿街头的吗？ 基本上没有。 也就是说，总量上即使北京不再进行建设，现有的城市规模也足够北京2200万人口的居住。 而从具体房屋分配的角度，北京仍然有大量的空置房，因为人们炒楼的需求，宁愿空着也不愿意出租；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蜗居”和“蚁族”。 假设把这些空置房和“蚁族”平均开来，大量的“蚁族”可以明显改善居住条件，所以北京的房屋总量仍然足够。 假设，北京就此停止扩张，进行更加合理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系统安排，适当减少人们的居住面积，还可以在不明显降低人们的居住感受的同时，让现有的北京住房可以容纳更多的人。 当然，由于土地财政和相关各个环节的具体利益需求，政策导向必然是鼓励拆更多的房子，然后盖更多的房子。 于是，现在北京市区外围和远郊县，仍然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从直观感觉来说，现在进行建筑的房子，还可以增加北京10-15%的住房供应面积，也就是达到2500万人口的居住要求。而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盖下去，到2020年北京的住房容纳3000-3500万人居住也是很容易的。 当然，随着如火如荼的居民区建设的展开，尤其是像天通苑这样的世界最大居民居住小区的建设，也就需要大规模的城市配套基础设置的建设。 那么，北京就需要盖更多的城铁、更多的公路、更多的商业服务配套、更多的生活处理系统配套等等。 尤其是在天通苑、回龙观等地区，居住人口过多，各种相关城市基础设施过少，因此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非居住建设，才能够保障人们的工作生活需求。 另外，即使每天有1/5的汽车禁行，北京的堵车也开始达到全城瘫痪的程度，那么大规模的道路建设也必需加快实施。 所以，一方面“面多和水、水多加面”的北京城区扩张“摊大饼”还要加快，另外一方面，昌平、通州、顺义、大兴、丰台等地“卫星城”的建设也要更加注重“功能区划”，也就是腾出更多的地方给各种相应的配套设施。
另外，城市扩张是随着城市功能的增强而扩张。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科技等中心，正在吸附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份额。 本来，北京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中心。 从1990年代开始，政策上通过中央财政加强份额、金融功能扩大（加大印钞票、放开保险等措施）、央企垄断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北京的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这样的措施在2000年之后，开始明显显现出效果。 尤其是2005年之后，中国的外贸出口形势火爆、大量的游资进入，而这些资金都要兑换成人民币进行流通，再加上央企垄断进一步加强，因此北京的扩张速度加快。 而2009年则达到“新高度”，4万亿财政+10万亿银行贷款、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油价坚挺，都标志着北京成为中国绝对的金融和经济中心。 到了这个时候，北京的“大zf”以绝对的实力，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巨大的人口数量、汽车数量的增加，都追随着无与伦比的经济力量而来。 在大而全的“大zf”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北京庞大功能社会功能区形成了：以长安街的中心点开始，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长安街沿途的各个部委，代表着传统的zz力量；西二环金融街的证监会和一系列的中字头银行和保险机构，代表着北京对中国金融的掌控；东二环大量的央企写字楼，代表着央企对中国经济的垄断；东三环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新址，则代表着对于中国文化传媒力量的垄断；规模宏大的北京西站、南站火车站和北京机场，则代表着对于中国基础交通运输业的垄断；而在中关村向北的上地产业园，则代表中国的航天科技力量。 这些力量形成了“大机器”的核心力量，控制着中国巨大的经济资源。 其中，大机器最具代表性的固态标的，就是北京众多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之所以存在，就是需要进行“跑部钱进”、维稳等各种功能；同时，最具代表性的动态物品，则是北京众多的豪华汽车，尤其是2009年之后，北京的高档豪华汽车数量猛增，似乎一夜之间无数不挂牌的新车涌到街道上。权力的特征是无限制的自我膨胀，只要有膨胀的空间，再加上足够的时间，就能够吞噬所有的资源。 可以预见，北京的经济实力将随着中央权力的膨胀而持续增强，或者说有钱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集中到北京。
围绕这些经济资源和有钱人，是其它的经济组成部分。 从“摊大饼”的角度，四环周边地区，或者“卫星城”核心区，成为一级外围地区。 比如说，东二环之外的使领馆区再向东延伸的“赛特燕莎商圈”和CBD，形成了重要的外资公司和外国人聚居区，以及为垄断力量服务的相关机构。 在北京有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人群。 而在“全民经济”的环境下，人们纷纷参与到市场大潮中。 而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学校腾出地方来弄写字楼。 另外，在资金力量的支持下，以高科技为口号，也建立起大量的写字楼，尤其是中关村的庞大写字楼和卖场楼群。 而且，这样的经济人口带，已经延伸到上地的“科技产业园”。 同时，北四环亚运村一带向北，也形成密集的人口区。 另外，顺义、亦庄的“现代工业园区”也形成较大的规模，支持北京的经济。 而在五环之外的地区，形成二级外围区，比如说回龙观、天通苑、顺义、通州、大兴、丰台、石景山等等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外围居住区。 不能忽视的，就是出了北京地界、位于河北境内的燕郊，其中的上上城楼盘达到50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这些二级外围地带，居住着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或者直接为垄断大机器服务，或者为一级外围地区的机构服务，或者为二级外围地区的机构或者人口服务。 就这样，北京通过一层层的“摊大饼”过程，形成了级别分明的居住模式。 在CBD等区域，美女出现的频率很高，人们大都整齐，似乎让人感觉到北京确实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而一直向北一个小时左右，到了天通苑地区，人们很有可能会发生错觉。看着大量农民工打扮的人挤公共汽车，说着明显的地方口音，人们会感觉到自己似乎已经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某个外地城市边缘。
北京作为大机器核心的布局方式，不可避免地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北京。 随着垄断力量的持续增强，无数的高楼大厦在北京拔地而起。每当一栋大楼建立起来，就必然要把更多的人塞进去。 只有这样，雄踞在大楼顶端的人们，才会感觉到自己不仅拥有整个建筑，更主宰着这些建筑中的人们。那么，就需要不同级别的人们，为这些建筑而服务。 中高级的白领阶层在这些大楼中办公，看似办公条件非常优越，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大楼表明自己存在的道具。 另外，这些大楼需要很多人做保安、清洁、设备维护等等，也就是另外一批人直接为大楼服务。 那么，中高级白领阶层大都需要条件较好的生活居住条件，让自己的一家能够在北京“安定” 下来。 于是，又有另外很多的人，为这些中高级白领阶层的生活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那么，这些为大厦和生活服务的大量中低收入人群，只能生活在拥挤的空间内，或者住在偏远的地方。我认识一位健身房的清洁工，跟他聊天的时候，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来北京6年，竟然没有去过tian安门，更不要说颐和园、长城等地。 他每天上班坐公共汽车，甚至连地铁都没坐过，虽然健身房离地铁很近。 我建议他在国庆休息的时候，坐地铁去tian安门、中山公园、景山公园等地方去玩一玩。 但是，他自己不敢一个人坐地铁去这些地方，明显是害怕自己走丢了。 当我听说他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当时最强烈的感觉是，他真的住在北京吗？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没有真正到过北京的人，在为这样一个城市提供着自己的必要服务。 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低收入劳动者，那么健身房的清洁就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而如果小小的清洁问题解决不了，这个健身房就不可能存在。 如果二级外围地区的健身房、饭店、超市等等都因为没有清洁工而关门，那么为大机器直接服务的人们在生活上就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然后在北京呆不下去。 而如果人们的生活保障不了，那么这些垄断机构也无法运转。 也就是说，看似一个与北京没有什么关系的清洁工，实际上也是一环扣一环的大机器的服务者，只不过是末端的服务者。 而且，只要大机器在运转，自然会持续扩大自己的规模，以保持自己对社会越来越强的控制。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机器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也必然就会需要越来越多人来维持大机器的运转。 所以，只要大机器存在，北京人口的快速膨胀是无法遏制的。
而且，随着大机器的加速膨胀，北京人口也在加速膨胀。 按照北京市人口普查的数据，在2000年的时候，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381.9万人，比1990年增加3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0万人。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要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2020年北京市城镇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600万人左右，占全市人口的比例为90%左右。总人口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外来人口，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为45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考虑到人口流动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本次规划的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指标暂按2000万人预留。 但是，这样的规划在仅仅几年后，就提前10年被轻易打破。 按照2010年的2200万人计算，比2000年增加8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0万人。 2000-2010年十年间，与1990年代相比，人口增幅达到2.7倍。 为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这个《规划》只是闭门造车的结果，根本没有看到宏观社会经济对北京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2000年之后的10年，是大机器加速扩张的10年，是zf税收占GDP比例持续提升、垄断国企加速扩大、股市加速扩容、保险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显著增加的10年。 那么，大量因此而诞生，这些富豪需要大量的“中产阶级”为他们服务，“中产阶级”需要大量的农民工为他们服务。 同时，大量的新毕业大学生也以农民工的价格参与进来，通过为“中产阶级”间接服务而间接为富豪们服务。 由于大机器垄断了大多数的资源，导致远离大机器的地区被大量“抽血”，导致工作机会匮乏。 那么，大量毕业的大学生无法回到本地就业，因此只能留在北京。 而且，还有大量的大学生源源不断涌入北京，与农民工一道寻找工作机会。那么，即使根据2000年-2010年的北京人口膨胀速度，每年还有80万人涌入北京，让北京的人口持续膨胀。 而且，北京试图控制人口的各种措施，基本上都已经失效，等于是眼睁睁地看着人口的迅猛增加。 如果按照现在的人口膨胀速度（不考虑加速度的问题），北京到2015年的预期总人口将超过2600万，到2010年将达到3000万。 如果考虑到大机器的集中度还在增强，比如说zf税收还在快速增加，占GDP比重还在持续扩大，钞票印刷也在加速也刺激金融业的扩张，垄断央企价格和利润提升等等因素，北京的钱会越来越多，富豪也会越来越多。 而根据实体经济的滞后性，2009年印刷的钞票造成的人口增加可能在2010-2011年显现出来，那么北京面临的就是更大规模的人口涌入，以及更大规模的城市膨胀。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于房子的态度，以及房子背后的政策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北京作为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在1980年代焕发出空前的活力，而到1990年代初期仍然保持着较为浓厚的文化氛围。 浓厚的文化氛围则意味着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淡化，以及对于个人兴趣的追求。 不过，当外地人如潮水一般涌入北京的时候，整个文化氛围被冲得七零八落。 而新进入北京的人们，虽然很多属于高学历阶层，但是因为缺乏文化的熏陶，也就是属于“有知识、没文化”的状态，所以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 等人们找到工作之后，开始了在北京的“事业发展”。 这时候，这些人们家乡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在迅速变得越来越恶劣，也就反衬出北京的“好”。于是，人们“扎根”的欲望更加强烈，而“扎根”的主要标志就是买房。 在最初，北京的文化对于金钱和物质仍然有较大的抵抗力，除了对于物质的相对淡薄之外，人们的思考仍然相对理性。 人们理性地认为，北京的房价过高，因此克制自己的买房冲动。 所以，当上海房价持续暴涨的时候，北京的房价仍然保持缓慢上升的状态。 但是，当外来人口迅猛增加，文化的影响力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形势开始发生重大逆转。另外，早期“安定”下来的外地人，在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开始买更多的房子，支持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进入北京，全面推动北京的文化改变。再加上北京土地政策的变化，跟风炒作的资金也开始大量涌入，推动北京的房价出现暴涨。这时候，“北漂”本来作为文艺青年追求自己文化成长机会的特殊名词，已经被“扩大”到大多数到北京寻找生存机会的人群。 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大量的高楼拔地而起，人们生存在越来越拥挤狭小的空间之内。 叔本华说，一个族群的智商优劣反映在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上，优等智商的族群要求的个人空间大，而劣等族群则自然地喜欢挤到一起。 而当人们越来越“扎堆”到北京，也就意味着北京平均智力的急剧下降。 在高楼林立的环境中、在拥挤的场所里，人们的眼光越来越短浅，考虑自己最眼前、表面的利益。 当年轻女孩聚到一起，相互比较的是谁的男朋友车子更好、房子更好。时尚杂志社的女孩们整天接触到的都是高档消费品，相互攀比的心理更强，如果男朋友没有汽车，都觉得不好意思见人。 而“成家立业”的人们则把兴趣放到相互攀比各自的钱多钱少，谈论房地产、股票等“投资”项目，或者直接开一些带颜色的玩笑。 就连以前喜欢神侃国家大事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作为北京的一大“风景”，也变得沉默，或者更多地喜欢谈论股票、房价、或者生活压力，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功利与庸俗也淹没了北京的文化界。 随着大机器力量的增强，大多数文化人群也被大机器收编，成为大机器的附庸。 而少数不被收编的人则被压在底层，或者离开文艺或者学术领域，或者远走他乡。 从文化表象来说，北京失去了传统的剧场京剧和现代的摇滚、用嘴说的相声与用笔表达的文学、特立独行的电影，尤其是失去了学术研讨和交流；同时，取而代之的是洗浴城里的二人转、张贴着无数商标的商场与汽车4s店、消费和娱乐至上的杂志和媒体，而学术研讨也变成了捧脚。 在一个迅速变得拥挤、走向弱智的群体中，高雅的文化是不可能受到青睐的。 高雅文化的本质是对精神思想和个人独立的追求，对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含蓄蔑视。 于是，粗俗、甚至低俗的表达最能够成为吸引人们的方式，然后开始变得流行起来。 而不男不女的人能够在一夜之间红遍中国，将低俗发挥到了极致。 而低俗的主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崇拜，为了利益可以让自己变得毫无人格。 另外，一些进行所谓经济评论的人们，在各种大机器的媒体上“为民请命”，引起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支持，则是粗俗的另类“表演”。 而这些粗俗的表现，主要都集中在人们眼前的利益上，让弱智的人们忽视了问题背后的原因。 尤其是在人们希望买房“安定”的时候，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房价之上。 然后，智商越来越低的群体，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大机器能够“开恩”，通过政策把房价降下来，自己能够以比较低的代价买到房子。 弱智群体的文化反应，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有些人最初坚持认为房价要跌，但是房价一次次地上涨，让这些“空头”成为了人们的笑料，因此人们急不可耐地买房。 那么，看到这个巨大的商机之后，房地产开发商和炒作资金共同行动，推动北京房价的暴涨过程。 而房价越是暴涨，低智商的人们就越把注意力放在房子上面。
当低俗开始摧毁文化的时候，“新知识无用论”开始蔓延开来，也就意味着弱智的人们开始走向自我灭亡。 打个比方，一个人得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医生给他的建议是，要停止暴饮暴食并戒烟，并且要加强锻炼，保持一个合理的作息规律。 这个人可以说自己非常强壮，然后认为医生的建议自己都知道，所以根本不改变，还是继续自己这样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这个人可以认为医生的“知识无用”。 但是，当这个人突发心肌梗塞或者脑溢血的时候，就会证明知识是有用的。 同样的道理，大机器操控下的社会运转模式，可以轻易地摧毁一切高雅文化。在摧毁文化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敌视或者诅咒高雅文化，但是时间会证明高雅文化的价值。在毛时代，通过“引蛇出洞”、实质上关掉大学、号召学生打老师、倡导“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维，想法设法从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或者不让知识分子说话，然后形成整个社会反知识的社会氛围，让人们觉得“知识无用”。 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仅不受重视，更是被进行敌视。而一般人看到知识分子的遭遇，因此相信了“知识无用论”。但是，一般人从心底里是尊敬知识分子的，而且也看到因为知识分子被系统消灭，国家经济早已经崩溃，人们的生活难以维持。 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上学读书的热潮迸发出来。因为，在前二十多年，人们知道自己吃够了知识匮乏的苦，需要通过学习知识改善自己的生活。 但是，1980年代再次证明，知识分子对于大机器是极为有害。于是，大机器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系统消灭知识分子。 这种方式就是让能够睁眼说瞎话的“知识分子”胜出，既获得荣华富贵，而且能够频频“出台”发表自己的理论，支持大机器；同时，坚持个人看法的知识分子则被压制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那么，当民众在媒体上能看到“出台”的经济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净是睁眼说瞎话，因此开始形成知识分子的整体恶劣印象。同时，人们看到不少有知识的人，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反而在物质生活上过得越来越差。因此，人们也觉得，如果即使个人学富五车，但是连自己的生活都改善不了，那么学习知识还有什么用呢？ 如果两者相对比，毛时代完全“棒杀”知识分子，让人们觉得“知识无用”，但是后来很快就被人们的求知热潮所抛弃。 而1980年代之后，大机器则通过“一打一拉”的方式，一方面把睁眼说瞎话的人当作“知识分子”典型树立起来；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扩招和官员读博，以“灌水”的方式让人们觉得知识贬值。 通过这两种方式，让人们敌视和轻视知识。 另外，大机器一方面从宏观环境角度渲染消费、美化奢侈浪费，刺激人们追逐物质享受，间接增强人们的权力崇拜；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即使是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人们小范围内有所了解，也会看到这些人的物质生活境遇并不理想，有很多甚至生活在贫困 之中，然后人们更觉得“知识无用”。通过这种多维度的“立体整合传播”方式，让整个社会进入“新知识无用”时代。 而这个时代比毛时代鼓动暴民实施“知识无用”，对于摧毁人们的认知更加彻底。
“新知识无用”论通过驯化大量“有知识、没文化”的高学历群体，摧毁整个北京的社会文化支柱。 在大机器的所有构成部分中，能够快速升迁、掌控大机器物质财富的人们，主要由儿子和孙子们构成。 从血缘上，本朝元老的儿子们组成了强大的力量，然后在内部形成权力分配，掌控着大机器的主导权，也就是中国主要经济财富和经济方向的主导权；在精神上，跟元老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只能通过给上级当“孙子”，然后从中获得实惠。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高雅文化虽然改变不了这样的局面，但是可以通过戏谑这样的局面，表达出对其的蔑视。而北京早期的出租车司机则在无意识当中，以社会“最底层”的身份大谈利益格局，显得自己像中央领导，表达出高雅文化对于大机器的态度。 不过，随着大规模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北京、或者涌入北京，希望在北京生存下来，大机器获得了与高雅文化抗衡的“新鲜血液”。 大机器通过利益引诱，让这些希望生存下来的人们，学习“当孙子”的技能；同时，引入国际上的“职业化”观念，主要引导人们增强自己的技术技能。 于是，以厚黑学、潜规则和儒家为突出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大行其道，引导人们进入体制“当孙子”。 而人们为了获得利益、在北京“扎根”，主动放弃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权力的蔑视，转而顺从并迎合大机器。 随着房价越来越高，人们对于“扎根”的欲望越来越强，也就形成了学习“厚黑学”的热潮，进入体制“当孙子”甚至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另外，“职业化”则借助西方的概念，通过帮助大学生们“规划”人生的“职业发展”路线，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最为狭窄、短视的目标上，然后形成只关注技术的“工具人”思维模式。 问题在于，西方的“职业化”重点并不是技术能力的提高，而是人文素养的培养；另外，在大机器的环境下，也没有西方那样的技术发展空间，所以“工具人”只能在最低级的技术上打转。 而不论是学习“厚黑学”，还是进行“职业化”，根本都是通过引导人们的错误学习方向，增强人们对于权力的崇拜。 而当大量高学历的人们为了利益而“当孙子”或者“工具人”的时候，整个社会因为众多“有知识、没文化”的高学历分子的大量“注水”，导致北京的高雅文化被稀释。 另外，在“老北京”内部，早期的郊区农民通过土地拆迁涌现出大量的“富人”，颠倒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改变了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对比，让高雅文化的根基被摧毁。
从根本上来说，现在北京文化的变化，是“小农文化”最终战胜现代文明的结果。在民国时期，北京就拥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主导城市之一。即使在毛时代，通过一系列的暴民运动整死大量的知识分子，并且让大学瘫痪十几年，都没有完全摧毁北京文化，因为文化已经扎根到整个社会中。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文化改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决定了一个社会文化的改变程度，也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对于一种文化来说，如果不能通过打压来抑制它，就可以通过“灌水”来根除它。从1990年代后期，随着大机器的势力越来越强，进京的人口越来越多，文化“灌水”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早期，北京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各种问题，而这些年轻人中更多地希望文化表达，来排解自己的心理、找到前进的动力。 比如说，王朔的“痞子文学”表达方式虽然粗糙，但是其中表现出来对社会的洞察和对人性的刻画，另外冯小刚的电影也大都是“聊”出来的，崔健则在家庭的音乐熏陶和社会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吼出“一无所有”，开创中国了中国的摇滚。 而这些不同人所代表的文化表现形式，虽然从最初比较稚嫩，但是都反映出北京文化对于个人成长的熏陶作用，让人们在面对社会各种问题是有自己的观点表达。 而个人的观点表达则引导人们采取更加超越的思维模式，表达出对于利益和权力的反叛，形成多样的文化形态。 而多样的文化形态也开阔了文化受众的眼界，启发文化受众的思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少北京的年轻人仍然具有强烈的创业冲动，愿意丢掉工作、跟朋友借钱发展自己的生意。与此同时，仍然有大量的人们在关注社会问题，关注自己的居住环境问题。 但是，当大量“有知识、没文化”的人涌入北京，只想着生存“扎根”，只想着通过为大机器服务而获得车子房子。 同时，大量北京本地的精英移民北美，而且北大、清华成为美国各大学的“预科班”，加速北京的人才流失，也就是文化流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北京人口达到2000万以上的时候，北京的文化根基基本上就被摧毁，北京也快速变成了“文化沙漠”。人们像蚂蚁一样为了生存而忙碌，目的就是最低级的建窝、结婚、生殖。 在其中，只有很少的人们真正去关注社会、关注人们内心、关注自然环境。 当人们拜服在权力脚下的时候，越来越少的人持续学习历史人文知识、去积极追求真理。 可以说，2200万人的城市相比，把自己的眼界超越利益的人，数量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而当短视人们将注意力放在房子上面，踊跃买房、装修房、买车、结婚生子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灾难已经临近。 当蚂蚁为了筑巢而辛勤忙碌的时候，无法看到这时候有个人正在铲除整个蚂蚁窝。 同理，当人们像蚂蚁一样辛勤劳作，像小农一样想法实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也不会注意到，规律这只“大手”正在摧毁人们辛勤构筑的“窝”。 而在未来几年，规律将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让北京的部分或者大部地区，变成人烟稀少的“鬼城”，人们投入这些地方的资金也将成“沙尘”。
今天的北京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让人感觉到一派繁荣的景象。 而且，大机器通过掌控全国的资源，还在持续向北京投入，支持北京的各种设施建设。 不论是站在古建筑群紫禁城遗址的午门之前，还是走在新建筑群2008年奥运旧址鸟巢和水立方之间，或者开车穿行于长安街、东西二环和东三环的CBD或者“燕莎商圈”，人们都不得不赞叹北京气势之大。 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谁说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将要成为“鬼城”，大多数的人们将毫无疑问地认为，说这个话的人是疯子。 因为，人们有成千上万个理由认为，甚至14亿个理由认为，北京作为伟大中国的首都，而且世界都看好中国的发展，指望着中国来拯救全世界走出经济衰退，所以北京绝不可能变成“鬼城”。 不过，不论多少个看好的理由都顶不住一个理由：缺水。如果在强盛的伟大首都里，人们不喝水、不用水就能实现生存，那么北京可以永远膨胀下去。 但是，如果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们离开水就无法生存，那么北京未来的部分地区、甚至大部分地区，就很可能成为“鬼城”。 打个比方，假如北京全城停水2天，那么2200万人口的北京将会陷入混乱，商店里的水将被抢光。 然后人们纷纷逃离北京，去寻找有水源的地方；如果停水7-15天，那么北京大部将变得荒无人烟。 如果不是全城停水这样极端的情况，而是因为水量不足，然后对北京部分地区进行停水，那么很多地区也会被废弃。 按道理来说，停水会从北京的外围开始，优先保障核心城区。 而外围则是很多工业项目、以及大量的居民区。 在这些居民区中，主要居住的是部分“中产阶级”、大量中低收入“白领”、以及大量低技术服务的人员。 如果这些地区停水，大量低技术服务人员因为无水可用而开始离开北京，那么北京将失去大量清洁工、服务员等等维护城市基本运转的人。这样的话，会直接导致大量北京的部分功能停转、大量服务行业机构因为服务人员大量流失而关门。 而这些人的离开和服务行业的关门，则直接推高服务行业价格。 而这也将直接导致大量中低收入“白领”，因为承受不住生活成本的上升而离开北京。 同时，“中产阶级”也立刻处于困境之中，并引发一些“中产阶级”离开北京。“中产阶级”离开北京，也会进一步让北京丧失大机器的核心功能。 也就是说，一旦北京部分地区停水，服务人员、大量“白领”离开北京，北京的大机器运作也要受损。 而大机械的特点符合“破窗理论”，当一个大窗户中的一小块玻璃被打破之后，其它部分的玻璃也会随之被打破。 这样的情况也像一些商场，当一些摊位撤摊之后，如果不很快补齐，会明显影响人气，导致整个商场快速破败、然后关门。 而一旦大机器的部分功能丧失，也会立刻影响到其它功能的运作，并且导致整个大机器的停转。 到时候，北京的高楼林立和车水马龙都将成为遗迹，告诉人们北京曾经的辉煌。 就像北京的明十三陵，用自己的破败告诉人们，自己曾经的辉煌。
另外，北京还可以在消除浪费上做文章。 现在，北京有大量的自来水浪费，而这样的浪费可以说触目惊心。 根据《新京报》2010年03月25日的文章“西南干旱 北京要未雨绸缪”：“目前，我们北京每天有约22万吨自来水浪费在冲厕上，如此计算，每年消耗大约8000万至1亿吨自来水，相当于40个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量。这样的庞大消耗，有关部门一直没能拿出应有的办法。北京市区存在隐患的供水管网700公里，管道老化、超负荷运行排水管网100公里，雨污合流的排水管网756公里，这些造成了管网的漏水率高达15.9%，目前，按北京市区自来水的日均供水量245万立方米计算，每年跑冒滴漏的水相当于71个昆明湖的水量。在公共场所，关不紧的水龙头，一滴一滴地流水，从它旁边走过时，我们看到了吗？ 北京拥有庞大的洗车业，全市的洗车点超过9000处，估计每年洗车用水量超过3000多万立方米，洗车的年耗水相当于15个昆明湖的水量。北京一共有38个标准高尔夫球场，每个都需要巨量的水资源维护，据估算，这些高尔夫球场一年耗水量约为20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10个昆明湖的水量……中水被认为是减少水资源消耗的“法宝”，但是北京市水政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汪政良坦言，在北京全市100多个小区中已开通中水系统并正常运行的不到20%。多数小区都安装了中水系统，但启用的非常少，多数物业都将自来水接入小区中水管线。”另外，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在京联合发布《2010中国环境绿皮书》。报告指出，北京是严重缺水城市，但却存在着严重的奢侈性水消费，仅洗浴中心洗澡一项每年消耗水资源就高达8160万吨，相当于花掉41个昆明湖水。 不过，如果仔细审视这些浪费的类型，就会发现，在大机器制度下和“有知识、没文化”的庞大群体思维下，这些浪费是难以消除的。 自来水冲厕所、跑冒滴漏和雨污合流的排水网，是从最初设计的时候，就为了降低工程造价而采取的措施，是“多快好省”的施政小农意识的具体体现。 而洗车、高尔夫球场和洗浴中心，都是为特定强势群体服务，所以降低它们的消耗也非常困难。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专家提出以“市场价格机制”来降低水资源消耗。 比如说，2010年修改的《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规定，社会单位继续实施累进加价的用水制度，而居民用水将逐步实施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同时，逐步建立居民生活用水节水激励机制，如果居民家庭实际用水量低于用水定额的，给予奖励。 但实际上，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实施起来难度大，另外作用也比较有限。 因为，它并不能实质上解决用水浪费的问题，反而有可能加重穷人们的生活经济负担。 因为，富人们是不在乎钱的，所以即使水价上涨，用水也不会减少太多。 因此，消除浪费的可能性比较小，北京未来水资源使用量持续增加的压力也就很大。
那么，面对每年30亿立方米、以及未来持续增长的天然淡水需求，北京有多少水源可以使用？ 那么，首先要分析北京的现有水资源存量，然后进行流域水资源状况分析，并且探讨外部调水的部分。 打个比方，北京地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就像人身体里的血液存量，而流域水资源来水就像人自身的造血机能，而外部调水就像外部输血。 一个健康的人首先需要自身的血液比较充足，然后依赖的是自我造血能力，而不消耗自己的血液存量或者外部输血。 当然，碰到紧急情况，可以暂时依赖自身的血液存量或者外部输血解决。 而如果一个人长期依赖消耗血液存量和外部输血存活，那么很快就会死亡。 那么，任何一个大城市在建设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水资源承载能力。 因为水对于城市的重要性，就像血液对于身体一样。 一个贫血或者无血的身体，是随时死亡或者已经死亡的身体；而一个贫水或者无水的城市，是随时死亡或者已经死亡的城市。而从北京来说，北京的从地表水源在2010年只有1亿立方米，说明北京的地表水来源基本上枯竭。 如果地表水枯竭的情况持续的话，北京只能完全依靠抽取地下水和从外部调水来解决饮水问题。 而一旦地下水抽完，北京也就完全失去了本地水源，就只能依靠从外部调水解决问题。 到时候，即使到时候调入的水源再多，也最多延缓北京的完全“死亡”。 而如果调入水源出问题的话，北京将“猝死”。这就像前面说的，如果北京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都耗光，就像蓄水池已经见底，这时候就必须流域内的水资源大量进行补给，否则到时候人们将连饮用水都成问题了。 而一旦真的到了“蓄水池见底”程度，人们就是再后悔自己的过去的愚蠢行为都不可能了。 而北京如果没有了水，那么整个城市将像完全失血的人一样，顷刻之间就会“死亡”。 到时候，在北京买房“扎根”、或者买房“投资”的人们，将看到自己的积蓄“见财化水”。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2200多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大迁移”的时候，将有无数人因此而无法生存。 到时候，人们就会悔不该当初，只看到自己的眼前利益、只看到房价上涨，而不看到整个城市正在因为水源枯竭而快速死亡。 套句话，到时候人们所有的水，就是见到棺材时的眼泪。
那么要了解北京的“城市健康”状况，或者说“城市死亡”的速度，就要分析北京水资源的供应和需求的现状，并且思考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个城市只要有水，其它问题都容易克服；而一旦没有水，直接就会死亡。 而水来自于城市所在的整个水资源系统，因此要分析大城市的生命力，也要对周边的水资源能力进行分析。 比如说,日本的东京的人口约13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0%；整个东京-横滨都市圈拥有约3500万人口，占到整个日本人口的30%，看上去数量非常庞大。 可以想像，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是非常压抑的。 但是，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仍然涌向东京，就是因为东京作为日本的政\治、经济和金融、文化、商业和娱乐等多功能中心，具有其它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发展机会。从水资源的角度来说，因为日本降水丰沛、人均水资源达到3300立方米，因此东京-横滨都市圈所需要的水源，可以轻松地通过搜集附近水域的水而获得。 这意味着东京根本不存在缺水的问题，而且基本上不抽取地下水。 因此，只要日本的经济模式不完全垮掉，东京还保持日本多重中心的地位，就可以保持现有的人口数量，并且持续生存下去。 即使这样，日本人的节水意识也相当强，因为节水不仅仅意味着减少水资源的直接消耗，也同样意味着减少水资源的污染，让东京城市和人口生活得更健康。 与1300万人的东京相比，2200万人口的北京处于中国人口稠密、降水不多的严重缺水地区，水源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北京的地表水来源主要是河流和湖泊，其中湖泊是直接来源地。 当然，湖泊本身没有很强的造水功能，而主要功能也是承接和积攒河流水源。 而北京总的地形地貌是西部高、东部低，北部高、南部低。流经北京的主要河流都是从西北流向东南，然后在北京的西北和北部形成湖泊，也就是水源汇集处，成为北京地表水的主要来源。而因为北京基于缺水地区，而且人口很快将达到东京人口的2倍，因此北京需要更大的水资源来源。 而这个“更大”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河流水源，来自于整个河流流域的水源。 因此，流入北京的河流，反映的不仅仅是北京本地和附近地区的水源状况，而是整个河流流域的水源状况。 如果北京所在河流的上游和中游没水了，那么作为这些河流的中下游的北京，也得不到水源。 更重要的是，北京周边还有天津、石家庄等众多大中城市，都处于饥渴状况。 因此，对于北京河流上游的水资源进行分析，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的来说，北京的主要河流发源于河北、内蒙等地区，因此分析北京的地表水增量来源，也要对河北和内蒙的水源状况有所了解。 因此，首先可以分析北京自身的水体状况，包括北京地表水（湖泊）和地下水的水资源现状，了解北京水资源的状况； 然后 然后对北京主要河流上游的内蒙和河北水源地状况进行了解，分析未来未来北京的地表水来源的状况。 通过这些分析，对北京自身和河流流域的未来水资源潜力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的评估。
在北京，地表水主要表现为湖泊，而湖泊又主要分为“海子”和水库。 “海子”主要指小湖泊，就像中南海、北海等。 而海淀之所以叫海淀，就是因为以前海淀地区有众多的大小湖泊。在河北地区，把一些大的水面叫做“淀”，比如白洋淀。 根据王建先生的论述，海淀在过去的历史上，很多地方是永定河的故道，永定河从三家店出山以后，七千年前向北流，流向今天的昆明湖，今天的清河这一带，像圆明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党校等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水面。包括国际关系学院，都有很多大水面。在海淀还有很多泉，这些泉跟永定河的流淌有关系。几十年前以前，北京有很多小的湖泊，而这些小湖泊现在都消失了。北京的地名“万泉河”、“王府井”等等地方，都是当时市郊和城市水系非常发达的标志。 王建先生说：“今天，北京林木覆盖率下降，泉水消失，河水枯竭，湖泊萎缩，湿地干涸，让我们意识到过度依赖水利工程强行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一解放，就建了80多个水库，这些工程都是为了防洪，洪水防住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防洪的结果，使我们的水资源衰退了！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开工。这些巨大的工程防住了大洪水，但却使我们从此陷入了另一个难以想象的困境。水利工程的大跃进引发了工业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大跃进。结果这些工程刚刚完工，北京市就发生了城市用水困难，水危机开始伴随我们发展……到2003年11月底，密云水库蓄水7.6亿立方米，官厅水库蓄水2.1亿立方米，比1999年初分别减少了20.8亿立方米和 3.2亿立方米。地下水连年超采，水位持续下降。缺水怎么办？北京水务部门先后建成怀柔、张坊、平谷、昌平4处应急水源，是抽深层地下水，水源非常深，上千米。这么深的水源它是多少年才蓄起来的，这水从哪里流来的，搞不清楚，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水按照道理是不能动的。除非是发生战争，实在需要水了，可以用， 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没有水，不得已，也用这个水来解决燃眉之急。同时从山西大同的册田水库、北京延庆的白河堡水库、河北的友谊水库、壶流河水库、响水堡水库、云州水库等向北京紧急调水，我今天刚从山西回来，册田水库的水是四级水底，很大的死鱼就在水面漂浮着，怎么造成的呢？水污染，水质很差。我们每年花很多钱，从山西调来的水，就是这种水。工业大发展，城市人口有增长，在海河流域有20所城市，人口130000万，海河流域的水从400亿立方米，现在降至于150亿立方米。完全是过度开发。北京现在真的是有河皆干。很多河流都是干旱的。即便是夏天，降雨量比较多的时刻，很多的河道还是干的。”
经过60多年违反自然规律的水库建设和城市扩张，北京已经成了地表水干涸、地下水接近枯竭的一片区域。 这是王建先生在论述中阐明了一个关键概念。 王建先生还说：“北京年来水量呈严重衰减趋势：1955—1960年官厅水年来水量是20.3亿立方米（这个时候密云水库还没有建成，所以没有数据）。到1960年时，从20亿变成了13.7亿；1970年变成了8.4亿；1980年变成了4.1亿；1990年变成了3.9亿；2000年变成的2.0亿；今天才9000多万方。密云水库也变化，从11.5亿立方米，衰减到现在4亿立方米。这两个大水库控制着北京地表水的92%，这两个水库如果没有水，北京市非常危险。与60年代相比，北京的地下水大致减少了106亿立方米。这导致了地面沉降的出现，地面沉降又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三分之一地下网管的破裂就与此有关。” 而王建先生所说的数据，也得到其它相关信息的支持。 根据东方网2006年2月10日消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的北京市水务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北京已连续七年干旱，水库蓄水入不敷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已超过二十米。目前密云水库蓄水十亿方，仅能满足一年的城市供水。而南水北调北京段最早也要到2007年年底才能建成通水。焦志忠提出，现在到了应对北京水资源最紧缺的关键时期。为此，他介绍了北京已紧急制定了水资源保障计划，其中包括全部完成水源区清洁小流域建设，治理水土流失；对地表水、地下水、应急水源和再生水联合利用，形成境内水源保障体系；全面建设南水北调北京段工程，今年实现西四环暗涵成洞计划，到2010年底实现河北水到京。” 而到了2010年，根据北京水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至6月中旬，累计降水量比去年同期多出近50%，比多年平均同期降水量多出60%。不过，这对于极度干渴的首都，如同杯水车薪。位于北京东北和西北方向的密云、官厅两座水库，与北京城几乎呈一个正三角形。多年来，两个水库是拱卫首都供水安全的重要依托。位于北京东北和西北方向的密云、官厅两座水库，与北京城几乎呈一个正三角形。多年来，两个水库是拱卫首都供水安全的重要依托。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的库容均超过40亿立方米，水库如果蓄满，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供北京一年的用水。但是，根据6月中旬的数据，两个水库的蓄水量共仅10.7亿立方米，特别是密云水库蓄水不过9.2亿立方米，比去年少蓄2亿多立方米。而密云和官厅控制着北京地表水资源的90%以上。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在丰水期，北京还需要河北输水支援，这也就是河北三大水库联合调水的意义。 而由于地表水可用量越来越“金贵”，除异地调水之外，北京市供水大部分来自地下水，接近供水总量的三分之二。
如果再考虑到地下水，那么总的来说，北京已经面临非常危险的状况。根据北京的地表水的水源状况，虽然按照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口径，北京天然资源消耗从2000年前的40亿立方米下降到2009年的将近30亿立方米，但是北京的地表水来源也从1990年的12亿立方米，下降到2000年的4亿，再下降到2010年的1亿。 那么，在过去20年平均算起来，每年除去地表水水源供应，每年大约还有25-30亿立方米的缺口，20年总共加起来就是500-600亿立方米的缺口。 这些缺口除了少量从河北、山西等地调来的水之外，基本上都需要通过北京自己进行解决，大都需要通过抽取地下水来解决。 也就是说，北京过去20年用水的500-600亿立方米的水缺口，大部分需要通过抽取地下水来解决。 而这500-600亿立方米的水缺口，还没有计算进去一个关键的变量：自备井。 这500-600亿的缺口只是北京市水务局的水源消耗数据，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还有很多单位拥有抽取地下水的自备井。 根据北京市水务局负责人在2009年3月做客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表示：“过去，北京自来水管网不够发达，单位建得比较多，为解决饮水问题，很多单位都自己打井。 现在比较大的单位如一些大学、部队大院都是使用自备井，还有一些新建的小区也在使用自备井。 据统计，北京约有4万口自备井，约占供水量的五分之一。 2009年，北京市开始制定自备井置换规划，一方面要建设一些水厂，比如南水北调的南干渠等，把水量补足。另一方面要制定管网并网计划，等2014年南水北调进京后，就置换下来。”而根据北京市水务局负责人的介绍可以大致估算出，拥有自备井的都是人口多、耗水多的大单位，几十年来这些大单位利用这4万口自备井，到底从北京地底下抽取了多少水，实际上人们并不知道，只能进行大致的统计。 即使按照负责人所说，约占供水量的五分之一，那么按照一年北京自来水供水量35亿立方米的平均水量， 这部分也达到每年7亿立方米，20年达到140亿立方米，50年来抽取了多少地下水就更无从统计了。 另外，根据《水资源价值论》（作者：姜文来）中的所引用的数据，北京的地下水从1965年开始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北京平原区2000年开采地下水25.15亿立方米……北京地表水水源主要有密云、官厅、怀柔和海子4座大型水库，总库容88亿m3 。但由于1999年后连续干旱，水库来水量锐减。2000年4座大水库来水量只有7.97亿m3，年末蓄水量20.18亿m3。” 所以，王建先生所说的“与60年代相比，北京的地下水大致减少了106亿立方米。” 这个数字并不一定准确。 具体地下水抽取的数字，就等于成了一个“黑洞”。 那么，唯一知道的，就是北京地下水已经到了接近干枯的水平。 在《新京报》2010年9月25日文章“专家激辩北京水资源能否承载激增人口”中：“据北京地勘局近年研究，至地下150米北京地下水储量约600亿立方米。但北京2001-2008年均缺口12.7亿，累计缺口102亿。1960年北京打井深度不到10米，今天一些平原地区100米井已经废弃，新井直达150米，几乎触及基岩。” 所以，通过上述大致的数字推算（虽然很粗糙简陋，但是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姜文来先生的著作，王建先生的论述，以及新闻的描述，几方面相互印证，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过去几十年，北京的地下水抽取可能已经接近600亿立方米的水平，同时地下水平面已经接近150米的底部。 而如果出现新的用水需求，就像王建先生说的那样，只能到深岩层去取水。 也就是说，北京范围内水体的“蓄水池”已经基本上干了，北京的自身水资源状况已经相当危险了。
当北京自身的水资源面临全面枯竭，那么就更需要依赖河流上游的来水。 如果没有河流上游的水域的水资源补充，北京随时会因为水资源枯竭而成为“死城”。根据资料，北京地区的主要河流有属于海河水系的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和属于蓟运河水系的泃河。这些河流都发源于西北山地，乃至蒙古高原。它们在穿过崇山俊岭之后，便流向东南，蜿蜒于平原之上。其中泃河、永定河分别经蓟运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直接入海，拒马河、北运河都汇入海河注入渤海。而这些河流就是北京的“生命之源”，对于维持北京的运转具有关键意义。 而如果希望这些河流有足够的水源支持北京的生存，就需要河流上游具有很强的水源生成能力。 也就是说，这些河流的上游来水能力，就是北京能够生存下去的依靠了。 如果这些河流的上游有能力形成更多的水源，给北京增加水供应，那么北京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如果这些河流上游也没有水，那么北京“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北京地表水和地下水基本上已经接近于枯竭，如果上游缺乏大量的供水，那么北京的“死亡”的时间也将不会太长。
2004年11月18日，一则消息很不引人注目地出现，然后很快就又消失了。 这个消息说的是，华北第一大高原内陆湖“坝上明珠”安固里淖干涸。 根据《河北日报》刊文“华北第一大高原内陆湖今秋干涸 10万亩水域变成盐碱地”报道，安固里淖，蒙古语，意思是有鸿雁和水的地方。位于河北省张北县境内，是华北地区第一大高原内陆湖，水域面积最大时达１０万多亩，湖畔草原面积２３万亩。从辽、金到元代，一直是皇家游猎、避暑的胜地。现在每年夏季来这里的游客多达上万人次。近年，安固里淖水域面积迅速减少，去年只剩下８００多亩。2004年秋天，安固里淖彻底干涸了，昔日的旅游胜地变成了一片荒滩。由于失去水源，安固里淖周边草的质量迅速退化下降，草地的土壤已经出现沙化迹象。据向导介绍，过去这里牧草丰盛，水域辽阔，鸟类繁多，气候凉爽。如今昔日“风击水，浪拍岸，摇橹撒网捕鱼忙”的景象已成梦境。当地农民告诉记者，坝上连续多年大旱，平均降水量不足350毫米，安固里淖被蒸发掉了。据史书记载，安固里淖已存在上千年，为什么10万亩的水域，在最近短短的几年内就消失了呢？专家分析，“淖”是降水径流汇集洼地形成的自然湖泊…… 据了解，坝上高原的“淖”有200多个，但目前真正有水的所剩无几。张北县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坝上地区的浅层地下水严重超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了十几米，过去用来补充浅层地下水的“淖”渗入地下，再加上连年干旱少雨，一个个生机勃勃的“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荒滩。 环保部门的调查显示，坝上地区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荒漠面积正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 《河北日报》进行报道的时候，主要是站在河北的立场上，站在坝上的角度进行描写和论述的。 那么，人们之所以没有真正关注这个新闻，是因为安固里淖似乎跟自己没有很大的关系。而记者邓大洪写的“华北高原内陆湖干涸影响北京水源”文章，则更明确地指出其对北京的影响：“安固里淖干涸给当地旅游业带来的损失，相对于其对生态造成的危害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安固里淖周围是20多万亩草原，没有水会使草原沙化，可供牧民喂养牲口的草料将会减少，不利于当地农民的脱贫致富……由于安固里淖干涸造成其周围的草大量枯死，草地保水储水能力就会减弱，草地沙化加剧。大风一过沙尘暴四起，受害的就不仅仅是张家口了，还包括北京。10万亩干涸的湖泊裸露在外面，时间一长完全可能成为沙尘暴的源头。记者走在带盐的湖区，大风一起伴随着记者的脚步已有沙尘飞起。据统计，目前张家口地区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99.53万公顷，占到全市总土地面积的27％。其中,康保、尚义、张北3县的沙化面积已由1958年的2.9万公顷增加到了现在的66.7万公顷，沙化面积扩大了23倍。荒漠沙丘已经从张家口北部扩展到距天安门广场70多公里的怀来县。安固里淖干涸使坝上草原沙化，对北京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沙尘暴，还有更为直接的影响，那就是影响北京的供水。人们知道，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是北京的两盆生命之水，这生命之水从哪里来？就是从张家口来。安固里淖虽不直接给北京供水，但它的干涸会造成周边几十万亩草地沙化，使保水储水能力减弱，从而间接影响到北京的供水。‘位于两库上游的张家口的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影响着北京的供水安全。近几年，密云和官厅水库每年的来水量也已大大减少，密云水库今年的储水量已经降到近几年的最低点。’ 中国气象局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任福民对此深感忧虑。”
作为北京的直接上游，安固里淖的干枯所代表的北京周边环境的迅速沙漠化。 而沙漠化就意味着，北京将面对越来越干旱的周边环境。 而这样的周边环境，已经造成北京的地表水来源急剧减少。 随着官厅水库的实际“死亡”，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储水量不足北京一年的使用。 这等于北京的水资源状况已经非常脆弱，随时面临水资源风险。 根据2006年5月的新闻，在“北京节水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宣布的信息：截至2006年４月底，由于北京连续经历了７个干旱之年，当时密云水库可利用来水量仅为０．６亿立方米，比2005年同期减少３２％，比建库以来多年同期平均值减少４１％。北京市１６座大中型水库共蓄水１３．２１亿立方米，其中官厅水库的可利用水量降到０．２５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少１４％，比多年的平均同期值少９１％。据统计，已经过去的４个月北京虽然有几次降雨，但降雨总量只有９毫米，比去年同期少降水７２％，也比多年同期降水量少１４％。 到2009年初，北京的水资源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这让人们也“松了口气”。 根据北京水务局的数据，2008年北京平均降水638毫米，是近10年来降水量最多的一年。大、中型水库蓄水量一年间增加了2.3亿立方米。到2009年2月，密云水库蓄水量增加近2亿立方米，达到11.3亿立方米，官厅水库增加0.2亿立方米，蓄水量达到1.64亿立方米。而且，境内白河堡、遥桥峪等水库向密云水库输水1亿立方米，境外册田、云州等水库向北京集中输水7000万立方米。 另外，京冀两地开展合作，白河、潮河流域上游10万亩农田“稻改旱”，为密云水库增加5000万立方米水源。 当然，在上述的数据中，并没有加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河北对北京的水源支援。在2008年3月，为保障北京奥运供水，中央就批复河北省通过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四座水库向北京市应急供水3亿立方米。所以，不论是雨量增多，还是2008年的奥运调水，还是水田改旱田，都通过“增收节支”实现了2009年初，北京密云和官厅水库的水量增加。 但是，到了2010年，水资源情况又“急转直下”。 根据《成都日报》8月12日报道，“乐水行”领队张峻峰数年以来踏遍北京所有的大小河流和600多个水库后，得出的惊人结论“水环境专家称密云水库告急 北京或爆发水危机”。 文中指出：10日，十三陵水库蓄水量在761万立方米，实际蓄水量不到库容量8100万立方米的1/10，已经失去给北京供水的意义。北京第二大水库官厅水库，10日蓄水只有1.29亿立方米，只占41.6亿立方米库容的3％左右，也丧失了向北京供水的能力。密云水库情况也很紧急。8月10日该库的蓄水量为9.54亿立方米，尽管比历史最低的8亿多立方米稍微有些增加，但是相对43.7亿立方米的库容而言也只有20％左右。此外，密云水库上游的白河堡水库等地区的水量也在减少，8月10日的蓄水量为1444万立方米，比去年减少508万立方米。“尽管这些水库上游的白河等河北地区实施水田改种玉米，但节约的水有限。上游水量减少，往下调的量也不会太大。”张峻峰说。水环境研究专家王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密云水库能维护生态的蓄水量为6亿多立方米，每年需向北京供水三四亿立方米，因此库蓄水量不能低于10亿立方米。“目前密云水库低于10亿立方米，说明水源已经开始严重告急，北京可能需要加大地下水开采力度，并从外省赶快调水，否则明年用水难以保证。”而按照这样的速度，密云水库的水几个月就用完了。而这个报道透露出，北京在2009年之前实施的水资源“增收节支”的各种措施，已经实施到了极致。 北京的水源问题，在短期内没有很大的“挖潜”空间了。
报道还说：河北三大水库调往北京的水，由于路上要跑、渗、漏，实际最后到达北京的，并没有2亿立方米水。在密云水库蓄水量比去年减少2.2亿立方米的情况下，北京缺乏的用水从何处而来是个问题，北京加紧开始寻找本地的应急水源。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曾透露，目前北京市正在加紧新的大勘测，并新建地下应急水源地，找出除怀柔、平谷、昌平、房山外的第五处水源地。但记者获悉，目前新的水源地仍无多大进展。根据安排，北京今年还要继续实施从河北四座水库向北京应急输水；强化力争从上游册田等水库向北京集中输水；加紧做好引黄济京、海水淡化等战略水源的前期工作。据了解，向北京准备供水的第四座水库，是王快水库附近的西大洋水库，目前库容有限，暂时没有向北京供水。而册田水库，由于已经被大同化工行业污染。根据张峻峰和王建的现场调查，目前水质已经在4类－5类之间，已经失去对北京供水的意义。而北京目前用水量还在加大。8月9日，北京自来水集团日供水达到300万立方米，其中有1/3的水来于河北水库。北京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戴育华则指出，2014年南水北调只给北京解决10亿立方米水，不可能完全解决水资源匮乏的问题，北京将加大中水利用力度，为未来的水来源找到新出路。随着北京人口的迅速增加，水资源紧缺压力在加大。为此，北京开始减少工业用水数量，从过去的10亿多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5亿立方米。同时中水利用也在每年6亿立方米左右。但张峻峰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增加，人均水资源紧缺的情况还会加重。2014年南水北调10亿立方米的水，仅仅弥补超采的地下水而已，由于密云水库每年都在下降10％，3－5年后可能会出现大的水危机。据了解，北京已经开始建设第10个水厂，并可能使用应用膜处理技术，这似乎是海水淡化的信号。
信息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信息的关键在于动态性、连续性。 比如说，历史就是一种信息，必须围绕关键事件，持续不断地对历史上的时间，进行系统性、连续性地分析，才能够得到相对真实准确的历史观。 如果一个朝代有60年，但是只让人们看到其中30年、而且只是某方面片面的信息，那么这个朝代所标榜的历史必然是假的历史。 而人们要想知道真的历史的话，就必须自己去寻找信息资料，用关键事件把整个历史的过程贯穿起来。 这时候，历史才开始形成真实性，而真实的历史才能够具有对未来的指导意义。 就拿房地产来说，很多（或者说大多数）居住在北京的成年人对过去十年北京房价上涨的历史都非常了解。 因为，人们总是在关注着房价，动态地搜集房地产和房价的信息。 然后，人们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房价上，可以为房价上涨或者下跌争论几个小时，甚至经常性地讨论与房价有关的各种问题，比如说，世界上其它国家采取的抑制房价、或者防止炒房的措施。 甚至可以说，关于房地产、房价、房地产政策，很多人都是专家。 人们谈到房子和房价、中国和外国、住房和商铺等等问题，说起来可以头头是道。当人们都在关注房地产信息和房价走势的时候，轻易地忽视掉根本性决定城市存亡、让房子价值归零的水资源状况。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房价就像“沉重的大石头”，不论是已经买了房子的人，还是没钱买房子的人，都被房子压着。 但是，当人们关注脚下的“大石头”的时候，却忽视了头顶上的“阴云密布”。 可以说，这些所有关于缺水新闻，本身都应该像“阴云密布”，随时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影响人们的一举一动。但实际上，这些新闻都像浮云一样轻轻飘过，并没有得到人们真正的重视。 为什么房价这么多人关注，而缺水人们却关注不多？ 从媒体角度来说，炒作房价有巨大的内在利益，而谈论水的问题则没有什么“油水”。 所以，媒体可以把楼市最小的新闻放大，然后连篇累牍地进行渲染。而播送水的新闻时，都只是在一个个孤立地进行播出。 每当看到这些新闻，北京的人们都会再次警惕，认为北京处在水危机之中。 然后，人们转眼就似乎已经忘记这些新闻，并且开始思考、讨论房子问题。 但是，如果把话题转移到水资源上，人们就觉得索然乏味。 因为，人们都决定缺水是国家和市里该管的问题，而不是自己该管的问题；都觉得是大家都不关心，自己也没必要关心；大家都不怕水资源问题，自己也不怕。 另外，也没几个人真正知道水资源的状况，于是大家碰到这个话题，也谈不出什么子丑寅卯。 所以，如果说到这样问题，人们一般就会沉默，然后自动散去。而人们对于房价上涨的一举一动都关注的时候，忽视的是水源减少的一点一滴。而在过去50年，北京从地表水骤减，到大量开采地下水，再到地表水基本上消失。 尤其是过去十年，在北京房价节节攀升的时候，北京的可用水资源节节减少，从地下水基本上枯竭，再到以安固里淖干涸为代表的北京周边的河北地域水资源枯竭，北京经历了水资源走向全面枯竭的快速“下降曲线”。 而且，从2009年，北京水务局对于密云水库水量提升的欢呼，以及仅仅一年后的2010年，水务局重新陷入缺水的恐慌，已经说明北京的水资源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只有向更大的范围要水，才能够保障水源的基本供给，让北京不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也就是说，一方面，北京需要河流上游的来水量更大，只有这样才能够支撑北京的生存。 而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水需要从内蒙过来。 另一方面，还需要周边更大的支持，也就是河北方面更多的水资源输入。 但是，把眼光向北京周边更远的上游，就会看到北京上游的来水空间越来越小。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05月24日 刊文“内蒙古乌拉盖湿地因缺水干涸 全区草原普遍退化”：乌拉盖湿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北京西北方不到1000公里处。伊和淖尔曾经是一片42平方公里的湖泊，十年前，泡子里还长着一人多高的芦苇，水面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在湿地之外，是更加广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东乌珠穆沁旗农牧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该旗有天然草场6917万亩。这些草原以草甸草原为主---与典型草原不同，它生长发育在中等湿度条件之下，草层更高更密，种类更为繁多。乌拉盖湿地---乌拉盖水系曾经维持着广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的网站上，一直自豪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草原”。令人不愿相信的是，自2004年以来，由于上游截断水源发展矿业及附属产业，乌拉盖湿地已干涸。曾经近5万公里的乌珠穆沁草原正奄奄一息。伊和淖尔谷地肆虐的风沙借此一路向南，不仅席卷北京、华北，还深入中原、华南。乌拉盖湿地的境况在内蒙古并非孤例。这个自治区国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约十分之一，而自产水资源总量只有全国水资源量的不到2%。虽然近年来中央及自治区对草原的保护和恢复进行了不懈努力，但是经济、特别是矿业的迅速发展，仍旧使全区用水矛盾相当尖锐。内蒙古的经济增速自2002年开始连续8年居国内第一。而研究人员也注意到全区草原普遍退化的现实，并认为大大高于了官方公布的70%这一数字。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辛晓平近十年来跑遍了内蒙古的所有草原，“乌拉盖湿地的消亡只是内蒙古草原退化的一个缩影。”官方公布的草原退化面积为70%，辛晓平则认为几乎全部草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她说，草原的退化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产草量下降，另外一种是草原物种的改变和减少。她告诉本刊记者，科尔沁草原沙化严重，呼伦贝尔正在退化中，锡盟境内的这些草原现也在沙化和退化。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史海滨介绍说，内蒙古自治区是严重缺水地区，虽然水资源总量变化不大，但近年来工业用水量大幅增加，加剧了缺水窘境。一位地方官员说：“因为有限的水，发展和草原保护，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内蒙草原也开始大面积严重退化。 这是人们为了追求GDP，大肆破坏草原造成的结果。 而这样的结果不仅仅影响到内蒙古本身，也成为北京更加干旱的原因。 因为北京的河流的水源，或者水源来自内蒙，或者途经内蒙。 而内蒙已经通过开发，截流这些水源、破坏草原植被，导致流向北京的水资源基本上消失。 王建先生也说：“这条流域上（途径北京的海河分支的各个河流）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发展了很多采选、冶炼、电力、化工等高耗水工业。这些项目耗水量非常大，桑干河的水不够，怎么办？国家引黄河水，打一个90公里长的隧道，把黄河水分到这儿来。黄河上游已经修了几千座水库，过去年年断流，最长断流是297天，断流的间隔越来越短，每次断流的时间越来越长，黄河在生态上已经呈现了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非常大，怎么办？搞了引黄工程。在那个水库上游，兴建了30多座蓄水工程，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采选、酿造等高耗水工业也有很多。” 这些相关信息都表明，北京基本上已经无法获得河流上流的水源供给。 而内蒙草原的湿地干枯决定北京河流的上游来水枯竭；而河北坝上草原的很多“淖”干枯，决定了北京的各个河流将长期裸露着干枯的河床，北京也将得不到上游来水的补给。
既然没有了上游水补给，那么北京就更加急迫的需要来自周边的水。 而这个周边的水主要是河北的水，让河北给北京输更多的水。 但是，河北自身也正在干枯见底，支持越来越庞大的北京，也将越来越成为Mission Impossible。 根据2007年3月22日河北电视台《世界水日前细算河北省水资源“家底”》的节目：魏智敏，河北专家献策服务团的成员，多年来一直从事水利研究。他说：“据统计，河北近年来年均降水量为500MM左右，排在全国的23位，人均水资源量只有300立方米，居全国第28位。京广线以东、京山线以南的中南部平原地区是河北的水资源极度匮乏区。“尤其是衡水、沧州地区人均水量只有144米立方相当于世界上排最后位国家的水平。”目前，河北每年可利用的水资源量为170亿立方米，而实际用水量为200亿立方米以上，每年都要超采40至5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来弥补缺口。由于地下水超采，致使全省形成了近４万平方公里的、全国最大的地下水超采漏斗群，地下水深层水位平均下降50米。魏工最后告诉记者，如果不在全社会树立起水资源危机意识和节水意识，那即使有再多的水源也不够人们的消耗。而作为省会的石家庄市，近年来人口不断增加，但是许多人也许还不知道，这座城市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 石家庄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石家庄市区一共有8座水厂，除了润石水厂是用地表水供水以外，其余的7座水厂都是靠抽取地下水来供水。对此，石家庄市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金树华说：“石家庄现在的供水主要来自滹沱河水系，一方面是岗黄水库，另一方面就是地下水，从60年代，石家庄的供水还是采水和补给平衡，到了70年代，城市开始缺水。”金总说，石家庄地下水每年的可开采量为2.2到2.4亿立方米，但现在每年都要超采1亿立方米，才能保障城市的生产生活用水。由于近年来城市干旱，地下水得不到补充，地下水的水位已经超过了40米的警戒线，市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漏斗区：“石家庄最早的漏斗出现在华药，随后就是棉纺厂，后来高新区开始建设，那里又形成地下漏斗，现在整个石家庄市区已经形成了以印染厂为中心的370平方公里左右的漏斗区。”记者了解到，石家庄市是全国35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48立方米，为全国人均水资源的1/8。 对此，金树华工程师告诉记者：“1980年，滹沱河断流，地下水失去补给，1998年黄壁庄水库除险加固地下水的补给来源又断了。没办法只能因岗黄的水。”金总还告诉记者，岗南和黄壁庄两座水库，可用库容为3.3亿立方米，城市可调用的水只有1.32亿立方米，这些水也仅能满足省会的短期用水。 石家庄市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金树华忧虑的说：“08年奥运的时候，这两座水库，还要向北京紧急供水，如果没有大的降水，石家庄市的地下水如果几年没有大的降水，就将枯竭。”
根据《科学时报》2007年7月9日文章“（有河皆干，有水皆污！）谁来为河北水资源现状买单？（作者：祝魏玮）”：在石家庄郊区，排污河从村旁流过，村民长期生活在恶臭的排污河边，深受其害。由于市郊排污明渠沿岸村民多年用污水浇灌蔬菜，在20年的时间内蔬菜中砷含量增加了31.73倍，铬含量增加了32.15倍。“50年前，你可以坐小货轮从天津（原河北省会）沿漳卫南运河直到河南安阳，沿子牙河可以直到邯郸、邢台，沿大清河可以直到保定；1960年，海河通航3100公里，一年有180～300天的通航时间。现在，海河流域航运基本里程为零！50年前，你可以在海河任选一条河来游泳，现在，你看不到哪里的水是干净的！50年前，你可以用一根扁担从井里提水，现在不仅要打深井，还要配一个质量好的水泵。” 经过几天在子牙河流域的采访，《科学时报》记者在听到河北省水利专家魏智敏说这番话时有着真切的感受。魏智敏说：“我个人认为，海河流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河北水资源矛盾如此尖锐的原因在于客观因素，而不能单纯怪哪些人：首都周边这块‘土’比较适宜人类居住；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过快，全社会的用水量超过了本地的负担能力。”而在20世纪50年代，河北省只有3000万人口，全年用水量为40亿立方米。而现在，河北省人口增长了一倍多，每年需要用水近300亿立方米，甚至更多。现已70多岁的魏智敏，自20世纪50年代就与河水打上了交道，他说：“那时候人们怕水。河北省受洪涝灾害的面积2000多万亩，受旱灾则只有300多万亩，现在倒过来了。原来地下水位很高，下点雨就有径流，现在河北平原地下浅层水位平均下降14米，深层水平均下降了40多米；过去叫蓄满产流，像沧州、衡水平原，在一次降雨50毫米的情况下，准有老百姓报告淹地的情况；现在蓄不满了，一次降雨200毫米根本找不着水，当时就渗下去了，所以叫超渗产流。”据了解，20世纪50年代，河北省自产地表水有235亿立方米，外省流入100亿立方米，有200多亿立方米的水常年在河道中流动，为湿地、湖泊提供了充足的水源。现在河北省自产水量只有50多亿立方米，外省流入水量只有22亿立方米，减少了70%多。魏智敏说：“缺水方式有3种：其一，工程性缺水。比如：西南的重庆、云南属于有水但缺水利工程，修一个水库或者建个扬水站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其二，水质型缺水。这主要是水污染造成的，相对也好解决，使用净化方法将污水处理一下，还也可以继续利用。其三，资源型缺水。海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量是全国的1/7，世界的1/25；按照国际标准，为保证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河流径流量的使用量不能超过其多年平均径流量的30%，最多不能超过40%，而我们对海河流域径流量的使用量达到了90%。河北省的使用率更高。你们在采访中也可以看到，大河小河都没水！过去河流的污径比为12∶1，有一份污水就有12份净水来稀释，现在已经没有径流入海了，自然也就有水皆污了。海河流域属于资源型缺水，谁也没招！”
在滹沱河岗上水库的上游，山西省正在酝酿建设坪上水库。有专家认为，坪上水坝一旦建成，岗上水库和黄壁庄水库会面临枯库的危险，会打破这两个水库现有的平衡。其实这对矛盾不仅在河北与山西之间存在，在河北河南之间、河北京津之间同样存在。魏智敏说，在水权分配上，河北为保障京津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牺牲。他向记者透漏了下面一组数字：20世纪80年代以前，北京的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都有河北的用水指标，河北曾经对两座水库分别拥有6亿立方米和3亿立方米用水量。但是1981年，北京提出现有的水资源已经难以满足首都社会经济发展，河北遂放弃了这9亿立方米的用水指标。1983年，河北省的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成为引滦入津工程的水源，开始向严重缺水的天津年供水10亿立方米。此外，位于天津蓟县的于桥水库，建设时属河北，后随蓟县划入天津，但仍保留向河北年供水6000万立方米的指标。随着引滦入津工程的修建，于桥水库成为主要的在线调节水库，河北不再享有当年的保留供水指标。魏智敏说：“这样等于河北每年应分的19.6亿立方米水无偿调给了京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首都必须得保。但是河北现在缺水怎么来平衡？” 对于河北来说，南水北调实现后将每年得到约40亿立方米用水指标，但是河北每年超采的50多亿立方米地下水如何来平衡？已经超采的1000多亿地下水如何来平衡？ 魏智敏说：“从目前来看，海河流域现在情况难以很快好转。水污染、地下水超采最根本的还是客观原因，人为原因是次要的。明知道是饮鸩止渴，但人口压力、经济发展的压力逼迫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而根据上述对于河北水资源的多个报道可以看出，河北自身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水危机。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白洋淀。 根据一份备忘录，过去五十年来，白洋淀湖面从50年代的561.6平方公里锐减到今天的366平方公里。湖水的容量也大量减少，整个淀区已经完全干涸，水位持续下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白洋淀的入淀水量为10亿立方米，到了八十年代仅为2亿立方米左右，其中1983年至1988年连续5年干淀，1997年2004年连续八年干淀，水生生物遭到毁灭性破坏。淀内湖水的富营养化非常严重，湖水水质从三类退化到四类和五类。
白洋淀干涸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游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用水量持续增加，开发利用地表水，超量开采地下水。在此背景下，白洋淀承接上游河流水量大幅减少，同时由于地下水位下降，白洋淀接受周边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甚至反补地下水。白洋淀出现干淀现象也是必然的。1960~1969年10年间入淀水量约为17.5亿立方米，1970~1979年入淀水量减少为11.0亿立方米，20世纪80年代，入淀水量锐减，并连续出现干淀现象。保定市环境监测站高级工程师于世繁说，地下水超采也加速了白洋淀的萎缩。由于水资源严重短缺，河北省多年用水主要靠超采地下水维持，近年来年平均超采地下水约50亿立方米。地下水超采严重导致了泉水断流、含水层疏干、海咸水入侵、地面沉降等难以逆转的严重后果，形成了可怕的“华北大漏斗”。而正架在大漏斗上面的白洋淀，即使“满负荷”，也难以填满这个缺水窟窿。随着水危机不断加剧，黄河以北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已陷入了靠挤占生态环境用水和大量超采地下水来维持的困境。地下水的长期超采，已导致一些地区地下水位的大幅下降和地面的沉降、裂缝。天津近年来的地面沉降速度居全球第一；河北平原地区发生的地表裂缝已超过200条。 也就是说，河北的地表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而地表水的问题同样与地下水枯竭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河北向北京调动2亿立方米的水，对北京来说基本上是“杯水车薪”。 但是就这点水，仍然需要河北的三大水库联合供应。 这说明，河北的水库也基本上到了极限。而且，如果山西开始建水坝的话，河北的水库也将进一步枯竭。 那么，这些水库不仅支持河北的水供应，而且还是河北为北京调水的主要来源。 而山西大坝的建设反映出，随着水源日益紧张，未来的水资源之争就更加明显，北京能够获得的水资源也越来越少。
“南水北调”这样的外流域调水似乎成为北京的救命稻草。 北京地表水和地下水已经基本用光，北京河流的上游也基本上无水，北京周边的水也快无水可用，那么“南水北调”就成为北京急切盼望的“远水”了。 根据百度百科，南水北调是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工程。中国南涝北旱，南水北调工程通过跨流域的水资源合理配置，大大缓解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促进南北方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后，经过几十年研究，南水北调的总体布局确定为：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调水，以适应西北、华北各地的发展需要，即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成后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联接，将构成我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而根据规划南水北调工程可用引10亿立方米长江水量进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缺水的状况。 而10亿立方米意味着，北京用水的1/3缺口可用解决。如果计划能够实现，北京的供水压力会大大缓解。 如果再加上更严厉的节水措施，即使外部水资源状况没有明显的好转，北京也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时间。 而根据规划，本来“南水北调”工程在2010年可以完成，北京就可以享受到来自的长江供水。 但是2009年5月10日，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在举行的节约用水大会上透露，南水北调引水进京规划延后五年。按照最新建设计划，南水北调引江水进京推迟到2014年，这使未来六年北京水资源紧缺的形势更加严峻（中新社电）。 那么，这个消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南水北调工程并没有像预期计划的那样在2010年实现，本来想像中应该得到的水源是10亿立方米，但是北京没有得到想像中应该得到的水源。 这就像一个人出血不止，而且血快流光了，这时候本来说血源马上就到，结果去拿血的人跑回来说，血还到不了，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当然，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人们还觉得北京会继续发展，不用担心北京的状况。 但问题是，如果这样的盼望最终落空呢？ 那样的话，北京将如何?
实际上，预期中的南水北调可能无限期延迟。 可以说，北京在规划过程中，应该已经考虑到了水资源的瓶颈问题。 根据北京的《现代商报》2003年6月23日消息“南水北调 北京水系大改善”的文章：“到２００５年，京城水面面积将扩大２倍。据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关专家介绍，南水北调工程完工后，北京市居民的饮用水源将告别密云水库，居民用水和部分的工业用水将全部用调来的“南水”，被替代下来的水将用于城市环境建设。按照这样的治水规划，到２００５年，在市区内增建生态、森林公园、湖泊４４座。“水景住宅”概念也从城外搬到了城里，就连二环沿线的护城河也成为地价昂贵的“水景带”了。据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项文娟教授介绍，到２００５年，北京城郊将建成１６座污水处理厂和１４座污水深度处理厂，在市区新建自来水十厂。实行上述措施后，雨季可增加供水８亿立方米，可弥补部分供水缺口，但遇枯水年还将缺水７亿立方米，而且还会逐年增加。而南水北调工程完工后将为北京年净引水１０亿立方米，从根本上解决本市水源紧张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中，人们期待着因为10亿立方米的“南水北调”，北京的水资源状况得到根本性缓解。 而这样的“期待”，其实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在《缓解2010年北京水资源紧缺矛盾的主要对策》（作者：陈志恺）的文章中提到：“按照原来规划：在“九五”期间实现中线南水北调工程，2000年后北京市水资源短缺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从目前实际进展的情况来看，中线南水北调工程已不可能在2000年以前完成。因为中线南水北调，引水线路长，工程艰巨复杂，投资大、成本高，对很多技术经济问题有争议，目前尚处在论证阶段，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因此，在中线南水北调工程引水进入北京以前，北京市水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水资源将面临十分紧缺的严峻局面。 根据水利部最近组织的调查。1993年北京市全市用水总量已达40．16亿m3，供水水源的组成：地表水占36．1％，地下水占63．9％。”这篇文章说明，“南水北调”工程早就“预期”在2000年实现对北京的供水，但是这样的“预期”并没有实现。 然后，在“北京水资源严重紧缺 密云水库仅能满足1年供水”（2006年2月10日）中提到，“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在十日举行的北京市水务工作会议上透露……而南水北调北京段最早也要到二00七年年底才能建成通水。” 然后，根据2006年6月29日中证网 “2010年后长江水进京 北京将首征农业水资源费” 的消息：“2010年后，每年都会有10亿立方米长江水浩浩荡荡奔赴北京，届时将占北京总供水量的1/4。南水北调北京段工程自2002年底开工以来进展顺利,2007年底将达到通水条件，2008年则可引3亿立方米河北水库的水进京。到2010年南水北调工程全线建成后，每年就将有10亿立方米的长江水进京。毕小刚（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在北京市水资源新闻发布会后对记者表示，长江水资源丰富，每年10亿立方米的引水不会对长江的蓄水量及沿途生态构成威胁。” 当然到了2010年，前面的新闻出现，说“南水北调”的水将在2014年到达北京。
总结上述一系列的信息，我们会发现北京的水资源枯竭过程。 从50年前，不顾自然规律修建水利工程之后，北京开始出现严重缺水。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自身的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逐渐干枯。 而同时，北京河流的上游来水也因为恶性开发逐渐枯竭，让北京因为失去河流的滋润而快速干枯。 这时候，预计从2000年就引入北京的1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的外来水源，一直拖延了14年还没有实现。 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人在持续失血，开头失血不多，而有人告诉他血源马上就到。 然后，这个人开始加大活动量，导致更大程度的失血。这个人总觉得因为血液马上就到，所以失血多也不怕。但是，到了预定的时候，这个人突然被告知，血液还来不了，还要再等一会儿，所以这个人的血有可能很快流光。 但这时候，血已经止不住了，还是在大量失血，所以这个人只有等着。而又过了一会儿，这个人的血液已经基本上流光了，急迫地需要血液了。 结果又被告知，血源还要等一会儿就到。 那么，按照一个正常人理智，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而这个人再三再四被“忽悠”，忽悠的问题还不是小问题，是决定这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个人本身已经危在旦夕，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一段。 而且，即使挺过这一段，到时候又被告知，血液还来不了，那就完全杯具了。 而北京就像这个失血的人，随时可能成为杯具。 因为，自身的水源基本上枯竭，“南水北调”的仍然是“海市蜃楼”，似乎就在前面，但是永远达不到。这个时候，还有人提出海水淡化也是北京解决水资源的出路，理论依据是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经比较低，达到4-5元钱。 而且，因为北京离海边只有100多公里，因此进行海水淡化输送北京在经济上也可行。 当然，这样的言论更不需要考虑，供应北京数十亿立方米的水源，需要多大的海水淡化厂？ 因此，到2010年9月份，北京水资源严重危机的问题又被提出。 专家建议，北京通过控制人口数量、控制企业数量，达到控制北京用水量的目的。 当然，专家的合理建议也不会不被采纳的，因为这涉及到北京的GDP增长。 而这个时候，专家的建议也已经基本上没有意义了，因为北京的水已经没有了。 经过了50年的历程，北京这“盆”水的表面和地下已经基本上干枯，北京河流“进水管”也没有了水，“南水北调”还是个泡泡，而水资源消费的“出水管”还在大量的向外流。 到某一天，北京的“水盆”完全干枯，“出水管”无水可流的时候，也就是2000多万人中的部分或者大部分逃离北京的时候。 而根据北京地下水已经接近底部状况，这个时间点正在快速逼近。
人们的智商、知识和教育，不仅仅反映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更反映在发现问题上。 “夏虫不可以语冰”的意思是，你不可能跟一个视野短浅、思维狭窄的人争论高级的宏观问题。 在影片《盲区（the Blind Side）》中，最后说智商不到80的迈克尔进入大学后，经过几年的学习成长，智商提高了20，达到了接 均水平。 而在中国，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再到社会教育，成功地把很多本来高智商的孩子们成功地洗成脑残。 这些人中间的相当一部分留在了北京，形成了北京高学历人群密集的特点。 但是，高学历并不代表高智商、高知识和能力。 很多人在大学毕业后，在生活上“蜗居”或者“蚁族”，然后拼命考研或者做各种推销员、尤其是保险推销员。 然后，他们还对未来充满信心，觉得自己未来也能立足，也能像很多“中产阶级”那样，到30多岁能够月薪1万或者2万以上。 严格地说，这种心态已经属于“精神分裂”，就跟住在阴暗的地下室、啃着干馒头、躲避查暂住证的人，盯着世界地图思考世界大战略，具有类型的心理。 而这种高学历人群的大规模整体性“精神分裂”，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而更多有一定经验的高学历人群，则表现出更为隐性的“精神分裂”。 人们在北京工作时间长了，有了一定积蓄之后，就考虑着在北京买房子“扎根”。当然，为什么买房子才能“扎根”，不买房子就不能“扎根”，人们有很多自己的理由。 而在北京“扎根”的人们，则要买更多的房子和“学区房”，将自己的父母也带到北京（顺便帮自己看孩子），然后让孩子上好学校。 而在北京的“大机器”环境中，人们深刻感受到权力的力量和知识的无用，因此“自觉自愿”地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然后跪拜在权力的脚下，以获得个人的“经济增长”，满足越来越多家庭成员的各种需求。 当然，这些高学历的人们，在自己崇拜权力的同时，还在鄙视“专家教授”，认为“专家教授们”在误导政策、误导民众。这时候，高学历的人们读报、上网的时候，也会看到王建、魏智敏这样的专家谈论北京、河北的水危机。 但是，人们看完就完，或者直接选择无视。 那么，鼓吹经济的“专家”就是专家，研究水资源的专家就不是专家吗？中国的高学历人群虽然读了很多年书，但结果并没有让自己聪明起来，甚至有的变得更愚昧。 人们不关注这些水资源专家，因为这些水资源专家给自己带不来金钱上的利益，而经济“专家”会影响自己赚钱的判断，更有可能影响决策，影响自己赚钱的方向。 但是，连大雁都知道冬天要迁徙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去；连日本、新西兰这样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在高知识人群的规则制定和社会教育下，社会民众的节水意识都到了变态的程度。 而中国的高学历人群面对北京水资源严重枯竭的情况，不仅不考虑节水，不考虑选择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视野开阔的地方，而是继续把自己的积蓄投入房子，并且越来越多地买车，让北京更快地耗光所有的水源。 也就是说，人们要在快速变成“沙漠”的北京更深地“扎根”。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高学历群体，没有能够像中国的高学历人群这样，短视到了极为愚蠢的地步。
而北京不是孤立的现象，多数大城市都存在严重的水资源问题。根据“水资源严重浪费 京沪在消耗自己发展的未来”一文：因为污染严重，上海地表水资源中仅有20％的淡水可供使用，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200立方米，低于北京，属于典型的缺水城市。 由于对水基础知识和水资源状况不了解，甚至有误解，许多企业和个人节水意识淡薄，认为水价便宜，多用点水也花不了多少钱，生产、消费、生活中的水资源浪费现象屡见不鲜。据上海市水务局统计，上海有70％左右的加油站附设机动车清洗，约为550家－600家；持经营许可证的洗车站（点）为315家；无证经营的洗车摊点约有300家。洗车站（点）的年用水总量约为1000万立方米。而在数以千计的洗车站（点）中，目前仅有8家安装使用了机动车污水循环净化系统。大型公交公司的洗车站虽然具备洗车水循环回用能力，但由于洗车设施不适应公交车结构、机械洗车成本高等原因，大都仍采用耗水量更高的人工清洗。 按道理来说，深圳在降雨充沛的广东，水资源应该很丰富。而在文章“干旱引发深圳缺水之忧 全市水库蓄满不够用一个半月”中说到：深圳是全国严重缺水的七大城市之一。据市水务局分析，深圳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18.72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175立方米，不到全国平均的十分之一，也大大低于全省的人均水平，属资源型缺水城市。“进入21世纪，受环境条件的限制，深圳继续增加境内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总量难度极大，若无新的市外水源补充，将会出现新的供水危机。”水务专家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在成立之初描绘特区蓝图时，是按照100万人口规模来规划水、电、交通网络的。而如今，深圳人口从1979年末31.41万增至2009年末常住人口891万，实际管理和服务的人口更是高达1400万。人口基数快速膨胀，必然带来农业和工业品的需求急剧增加，这意味着农业和工业用水量的快速增大。资料显示，深圳经济特区1986年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总量为8156万立方米，而1993年增加到27800万立方米，是1986年的3.4倍。2008年深圳全市供水总量为156956万吨，比1999年增长36.5%。“在现有径流分布状态下，深圳每年能够提取的水量难以有大幅度提高。这样，一方面是人口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年取水量的缓慢提高，自然形成了人均水量日益减少的趋势，”市水务局有关人士指出，“在深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植被、林地与土壤大量消失减少了稳定的径流量，也是导致淡水资源紧张的重要原因。”水务专家指出。稳定的径流量是城市用水的基本保障，植被、林地和土壤又是实现径流量稳定的基本要素。而在深圳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大量水泥化、沥青化，大面积的天然植被被毁，林木被砍伐，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大机器的特点就是让人变成像“螺丝钉”那样的附庸。 在大机器中，人们习惯于“向上看”，希望获得施舍给自己的利益。 所以，当大机器以强有力的“大手”支持房价上涨，然后通过“城市化”和“城市群”持续让房价坚挺的时候，人们相信了大机器是“无所不能”的。，政策是决定人们几乎所有行为的导向，人们觉得政策可以包揽一切。 在过去的十几年，顺从和紧跟大机器的人，获得了大量的好处，比如说高收入和低价住房；而与大机器不同步调的人，则大都 利益受损。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会听从大机器的政策指导，按照大机器的意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同时，大量的人口迁徙进入北京，相互之间非常陌生，而且即使是高学历人群，也是“鱼龙混杂”，人们无法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因为人们对大机器的利益诉求，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陌生，所以人们在心理上越来越倾向于大机器。 很多人在反对大机器、甚至诅咒大机器，但是目的并不是真正的反对大机器，而是因为自己希望能够成为大机器的一份子，但是“理想”无法实现。 同时，整个社会媒体也在无时无刻地进行全方位的传播，强调大机器的力量，同时弱化人们的精神和意志，让人们更加关注利益，让利益腐化人们的意志和精神，并且为了利益而蜷伏在大机器的脚下。 不论是拥有多套住房的“中产阶级”，还是天天吃着地沟油食品的“蚁族”，都是在想着将来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在社会阶层中能够爬的更高，实现“更好”的生活。 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也对自己的生活道路非常怀疑，感觉到自己失去了个人的人生方向。但是，人们看看周围的人也是做着跟自己同样的事情，于是在心理上安全了很多。因为，人们总觉得，自己如果错了的话，周围的人不会也都错了吧？ 既然周围的人们都是这样，自己也觉得这样是正确的。 这时候，如果有人说大机器的问题，人们必然觉得不是大机器有问题，而是这个人有“问题”。 尤其是如果有人说，现在的状况不可持续，将发生重大逆转，人们就会直接反驳，政策不会让情况发生，政策能够控制局面。或者人们会说，中国的情况确实不会持续，但是怎么也能够维持到10年之后。 而人们天天看着众多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建设，看着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觉得经济一片“欣欣向荣”。 这时候，人们如果碰到“崩溃论”者，人们不会思考大机器可能出问题，而是觉得说经济会崩溃的人在精神上出了问题。 而且人们会问“经济崩溃了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样令人不知道怎样回答的问题。 于是，这又等于是《Matrix》的场景重现，在大机器中时间久了的人们，往往已经无法弄清楚真实与虚幻。人们已经无法理解，真实是必然发生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从经济规律的角度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 比如说，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花钱的时候多，赚钱的时间就少；而且，一个人赚到的钱总是有限的，花在这里的时候，那里就缺了。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很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且让自己赚钱的能力大于花钱的水平，只有这样才不会变得穷困潦倒。 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政策必然是过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提升另外一些人的利益。那么，在前30年政策是通过持续牺牲农民的利益，实现城市的生存和低成本运转；然后，在最近十几年，通过控制粮食价格，也就是继续牺牲农民利益，实现了房价上涨，让房地产产业链上的人们获得巨大的利益，进而推动了城市的大幅扩张，极大支持了了铁公基和汽车业的扩张。 而高房价的承担者不仅仅是着急准备结婚的人们，而且是整个市民阶层，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在基本生活用品上。 高房价大幅提高了城市的房租价格，比如说我居住的一个小区，在2006年的时候，某套两居室的房租大概在1500-1800元/月，到2010年同样户型的房租达到3500元/月。 而且，类似房租也在大幅上涨，而菜场、超市商店、小餐馆等等营业场所都需要租房子，然后转嫁房租上涨的成本，提高了各种生活日用品的价格。 同时，在大机器的控制下，人们赚钱的渠道越来越少，经济日渐失去活力，人们的收入无法增加。 另外，随着大量的钞票印刷，和房价上涨共同作用，引发物价狂涨，让中低收入阶层陷入严重的困境。 而人们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越把注意力放在就业和收入上，希望自己不至于陷入贫困的“泥潭”。而在大机器的环境下，独立发展的私营经济全面萎缩，或者大量死亡，剩下的就是大机器和依附于大机器而生存的私营。 那么，人们想的就是成为公务员或者垄断国企正式职工，或者成为大机器 的少数幸运者之一。 可以说，越是经济困难，人们越是“向上看”，就越仰望着大机器， 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掉，当大机器力量越强的时候，社会绝大多数人就越贫困。 尤其在09年将近14万亿的货币发行之后，大机器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让背靠大机器的人们因为暴富而开始了消费狂欢；同时，绝大多数人随着货币发行而导致的物价狂涨而接近个人经济崩溃的临界点。但是，人们越来越不关注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崩溃临界点，反而因为“向上看”而认为大机器的强大，觉得经济还能够持续增长。虽然有少数人在强调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风险，人们也在看着社会不稳的事件每年以N倍的数量和规模在增长，但是仍然相信这样的社会和经济能够持续。 这就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虽然感觉自己的痛恨体制，但是在心理上已经完全依附于体制，相信体制是万能的。
当我们分析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发现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且形成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而人们的心理反过来又影响整个社会制度与经济。 在中国，当资源都集中在大机器之后，人们形成越来越典型的心理和行为特点。 比如说，一位在体制内呆了很长时间的典型个体，把几乎所有注意力放在个人的眼前利益上。这位仁兄非常关心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像社会经济、食品安全、婴儿奶粉、幼儿园的黑幕等等。 需要明确的是，他关心的并不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关心自己的健康，生了自己的孩子后，害怕自己的孩子受罪。 那么，根据他的思维方式，为了自己和孩子能够少受这些问题的影响，他就需要赚钱、更多地赚钱。 所以，从他内心来说，希望体制能够尽可能地延续，自己能够赚到更多的钱，然后买进口食品，或者移民出国。 同时，当人们谈起其它社会事件的时候，他毫不关心，因为跟自己没有关系。 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完全就是对他人的漠视、对社会的漠视。 也就是，在他的眼中，除了体制和赚钱来让自己家庭过得更好之外，再没有其它的事情值得自己关注了。 那么，当整个社会的人们或多或少地都像这位仁兄的时候，中国的人们就成为大机器之下的“一盘散沙”。 当然，这样的情况对于大机器来说，是最好的情况，因为大机器最怕人们自我协作起来。 如果人们自我协作起来，就会在很多经济层面绕过大机器，让大机器赚不到钱，那么大机器就失去了收入来源。 所以，大机器制造和庇护体制内的人们，而体制心态的人们反过来再支持大机器。所以，价格“剪刀差”压榨农民，没人为农民说话；强拆的时候，没人为被拆迁户说话；城管砸摊的时候，没人为小商贩说话；三聚氰胺的时候，没人为孩子说话…… 当人们之间都没有了相互关心和爱护，互相以漠视对待各自的时候，人们就加速了自我毁灭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当人们连周围活生生的人都不关心的时候，对周围默默无闻的花花草草就更不会关心了。 当人们连可见的环境都不关心的时候，更不会注意远在城市之外的水资源问题了。人们能够看到的是，自己每天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更不可能想到整个城市的水已经基本上见底了。 所以，当大机器在制造出庞大的城市和“城市群”的时候，也就是毁灭性地消耗自然资源。 每一个高楼的建设都耗费巨量的钢筋水泥砖头，而这些钢筋水泥砖头在制造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空气、水、矿产、土地、植被等资源。 而公路修了挖，挖完再修，修完在推倒重来，更是毫无意义地毁灭性地耗费这些资源。 而当人们看到城市里如火如荼建设的时候，应该也知道这些少数城市建设和扩张的代价，就是广大非城市的环境毁灭。 但是，人们连自己周围都不关心，谁还会关心广大非城市地区的环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景：中国的城市周边，就是污染地域、垃圾场，然后再往外扩，就是水资源严重缺乏、或者严重污染的广大农村地区。 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全面毁灭中国自然环境的过程。在最初城市规模小的时候，人们虽然穷一点，生活相对艰苦点，但是资源消耗相对较少，对资源的破坏还不太严重。因为，当时虽然环境也在恶化，但是也是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很多从农村地区成长起来的80后，仍然能够回忆起小时候家乡的青山绿水。但是，随着城市的大幅扩张，尤其是深圳、上海、北京这些城市的人口膨胀的时候，环境加速了破坏。在1990年代，广东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大量砂石场出现了，炸山开石头，而且烧石灰，很多青山变成秃山。 随着“投资拉动”力度的增强，各地逐渐开始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再加上大量的出口换汇，无数的山被炸开取石挖矿，无数的耕地被挖土、河道挖沙、山上砍树、拦坝截水，用来支持冶金、化工、水泥石灰、烧砖和陶瓷，然后运到城市用来建筑房屋、让道路有铺了挖、然后挖了铺的材料。这样的结果是，在城市大规模扩张的同时，广大的资源产地、水源地、土地被大规模地毁灭。 随着城市的扩张和提升，京沪深等城市大量的现代化 建筑拔地而起，看上去跟世界一流国家“接轨”了。 但是，接轨的只是表面，在巨大的资源“砸”出来的市中心、飞机场、高速公路背后，是水资源已经因为过度消耗和污染面临全面枯竭。 而北京也像一座“孤岛”，不是大海中的孤岛，而是一片污染、干涸土地上，耸立的巨大钢筋水泥丛林。 虽然钢筋水泥不需要水，但是居住在钢筋水泥中大量的人口需要水。 钢筋水泥耸立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上游来水逐渐减少并且枯竭的时候。 原来所有的水源被断绝之后，北京就只剩下所剩无几的密云水库和将要到底的地下水。 南水北调已经比预定计划延迟了14年，而到了2014年还可以继续宣布延迟，因为长江的水文状况本身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且，剩下的水不仅仅由北京独享，而是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宣化、承德、保定、沧州、廊坊等京津冀的“城市群”都在等着用水。 而且，即使南水北调即使能够在2014年能够成功开通，到那时候京津冀这些城市是否已经干枯，还不好说。而在2006年，北京已经进行过水源只够一年，紧急打深井进行水资源储备的“预演”。 当然，即使北京能够挺到2014年，即使南水北调顺利完成，水资源供应能够达到10亿立方米。 但是，区区10亿立方米，仍然远远不够北京的水源消耗，因为到时候北京的用水量在增加，同时地下水和地表水基本上没有了。 因此，北京已经逼近极限，到了一定时间就会突然没水。 等到没水之后，北京就会出现部分地区、或者大部无人居住的状况。
如果北京没有了水，“扎根”北京的人将怎么办？ 我母亲的高中同学聚会，每年到其中的一家。 而做东的每一家，面积都是150平米以上、有的甚至超过200平米，基本上也都是比较新的房子。对于她们来说，这些或者低价分房、或者低价买到的房子，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少则200多万，多则500万以上。而且，这些房子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所有财产了。 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能够在这样的大房子里生活，享受退休生活就满足了。 她们也不会去考虑水的问题，因为在她们就没有“缺水”这个概念。 那么，等北京的水干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北京水干了以后，即使供水量能够达到10亿立方米。 那么，即使按照最低的数字，每人平均150立方米的水资源消耗，北京也最多只够700万人口。如果按照2010年的城市规模和房地产建设状况，北京可以达到2500万人口的规模容量。 如果北京还继续像2010年这样“如火如荼”地建设，那么2012-2015年，北京的建筑容量就可以轻易达到3000-3500万人。 这是个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到了2012-2015年，北京的住房可以容纳3000万人以上，而水资源的最大承载量只有700万人。 那么，到时候人们因为缺水而纷纷离开北京，剩在北京的人口不超过总建筑容量的25%。 也就是说，大量住宅开始闲置，空宅的数量将超过3/4。 那么，现在北京买房的人就像是在沙漠上炒作期房，人们可以通过买卖期房来赚钱。 但是，真当房子建起来，而北京成了沙漠，人们看到房子无法在沙漠上居住，就会纷纷弃房离开。 到时候，买房和炒房的人们，再想把房子转卖给别人，那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了。不论未来北京的水资源承载力是700万人还是1000万人，都意味着50%以上的房屋空置率。 而这样的房屋空置率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房价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房子如果没人住的话，内部装修等因为缺乏空气流通，很快就会坏掉。 因此，很多人把房子给朋友住，不仅仅是帮助朋友，也是帮助自己，让自己房屋里的装修、家具和电器能够保持更长的时间。问题在于，将来50%以上的房屋空置率意味着，人们想让别人住自己的房子都没人来住。 那么，不花钱都没人住的房子，能够值多少钱呢？ 所以到时候，不论是150平米还是200平米的房子，都将变得一文不值。 如果没有水，再好的房子没有水也没法住，即使白给别人，别人要不要还是一说。 而在北京，很多人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投到了房子上，还把自己未来二三十年卖给了银行，贷款买的房子。 而没水之后，这些人会发现，自己辛苦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就剩下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到时候还没法住。 可以说，当北京没水的时候，整个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餐桌。 这个巨大的餐桌上是数百万套房子，也就是数百万个餐具。 而围绕每套房子的餐具都有几个人，也都成为杯具。 到时候，这些杯具只能离开自己投入巨大的餐具，然后盲目地寻找其它地方再去“扎根”。 问题是，大量的城市和城市群已经对中国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造成了最后的毁灭性破坏。 很多人在离开环境被毁灭的地区，然后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那么，如果北京没有了水，他们还能去哪里？ 这是个问题
回到房地产问题上，房价将会如何下跌？ 考虑到水资源的问题，北京房价在不久的将来将大幅下跌，甚至可能一文不值。 按道理，北京有数百万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如果人们既有知识又有文化，就会在花上百万、几百万元买房的时候，对北京的发展潜力、个人的未来方向进行全面的评估。 如果进行评估的话，只需要搜集上述的信息内容，就能够得到跟我一样的分析结论。 因为，我做的也是用几天进行Google搜索，然后汇集起来就能够形成很简单的理性判断。 而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人们如果看到北京的缺水前景，自然就会思考对未来的合理判断。 而合理判断必然是，不在北京购房，防止这些钱随时会因为缺水的问题而“打水漂”。 另外，严重缺水的大城市是人们必然要躲避的，尤其不能把自己的生意或者职业定位在这样的地方。 所以，受到过合理教育的人们，进行的合理选择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连人带财都离开北京。当然，如果大量的高学历人员做出理性选择，及早离开北京的话，北京也不会积聚如此多的人，也不会形成今天这样高楼林立但是极度缺水的状况。 那么，为什么无数高学历人员仍然留在北京，而且大量购房“扎根”？ 归根结底，人们经历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之后，没有真正变成知识分子，而只是学历分子而已。 人们从小学习的核心思想，一直是权力崇拜。 很多人跟我说，我写的很多内容都对，但是中国的局面还会持续，因为高层绝对能够控制住局面。 也就是说，人们更相信权力，而不是更相信规律。 所以，人们最后的结果，总是见到棺材的时候才掉泪。 很多人在2007年的时候，听说要“增加资产性收入”，于是相信股市要涨到10000点，就在5500点以上入市，购买中石油等大盘股进行“价值投资”。没想到，“价值投资”的结果是损失惨重，不少人欲哭无泪。 而现在，人们还在一直迷信，觉得“上面”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仍然持续买房，或者希望靠着房子来“扎根”，或者实现自己货币的贬值。 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北京真的到了水管里流不出水来的时候，人们才会知道上面是救不了自己的。 到时候，人们可能就像“兵败如山倒”。 那么，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人们继续往北京涌入，推动房价持续上涨，支持北京继续扩张，然后废掉更多的水。 然后，某天突然停水，几天之后北京的人空掉一半以上，然后人们知道北京完全没水了，成了沙漠。 那么，大部分都成了废弃房，也就再没有房价一说。
当然，房价可能不会到了那个时候，才出现“一夜崩盘”情况。 因为，经济规律本身还在发挥这作用，而经济本身就是调节房价的一个重要杠杆。 在过去十年期间，北京不少地方的房价翻了差不多十倍。 同时，随着北京的房改政策和北京地盘扩张，商品房的交易量也增加了十倍不止，有可能达到几十倍。 那么，十倍的房价加上十倍以上的房子，需要支持价格的货币量就达到上百倍，甚至几百倍。 尤其是2009年到2010年，大量的资金在此财政和金融刺激的情况下，大规模进入北京楼市这个大机器的核心区。 一时间，无数人似乎突然有了大笔的资金，到处寻找买房，而房地产中介也纷纷成立，支持和诱导人们的买房行为。在这样的力量推动下，在已经高企的房价上再次翻倍，有的价格甚至提高了两倍。而这样的火热场面一方面让很多人欢呼雀跃，同时也也意味着需要更大量的资金来支持盘面。没有更大规模的资金，房价根本是无法继续上行的。 从经济规模的角度来说，商品房从最初起步，占据整个经济微不足道的份额。 即使在北京，2005年的8.31大限之前，商品房仍然是经济中不大的部分。 但从此之后，房价一路飞涨、房地产规模快速扩大，成了经济的大头。2009年12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表示，中国现在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到世界总量的50%。 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一方面，地方zf 的大多数财政收入都开始依赖房地产的收入；另一方面，全国人民2009年买东西用的一半的钱都花在房地产消费上（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曾在11月6日举行的《经济观察报》2009年蓝筹地产评选峰会上表示，2009年1-10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达2.7万亿元，预计到年底这一数字可以达到3.8万亿亿元，如果再加上二手房成交额，总计可能达到6万亿元。而2009年1-10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12月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司长王炳南预计全年能达到12万亿元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上半年的房价还在继续上涨，而到下半年北京的楼市开始相对停滞，三四线城市和县级市价格上涨更加凶猛。 而三四线城市房价暴涨说明，房地产这个“经济支柱”在十多年前从核心大城市的“星火”，到2010年已经变成席卷全国的熊熊“大火”。 大火吞噬掉整个经济、吞噬掉各种资源，吞噬掉人心。 而这样的蔓延，意味着楼市膨胀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气球已经完全鼓起来了。
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大机器的中心，正在悄悄发生关键的转变。 在思考经济问题的时候，稀缺性是一个关键的思考因素。 当人们把钱都花在房子、车子上的时候，结果往往是没馒头可吃，也就是顾此失彼。 顾此失彼的原因就在于，资源是稀缺的，你注意了这个方面，就会忽略那个方面，从来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平衡。 同理，在特定时期内，货币的发行也是固定的，在这个地方用的多，在其它地方就剩的少。 当三四线城市房价开始暴涨的时候，北京的房价自然就会开始冷却。 因为，印钞的货币效应通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终于逐级传递到了三四线城市。 由于三四线城市的房间暴涨和大规模铁公基的新项目开工和老项目进入最花钱的阶段，需要用钱的地方更多，所以更多的钱被分流到了其它地方。因此，北京开始表现出一个重要的特点：在楼市规模急剧扩大，而资金又开始被其它地区和其它行业分流，资金在相对减少的情况下，楼市从热得发“烫”迅速降温。 其中，从2009年年中之后开张，已经开的多过米铺的房地产中介，逐渐感受到楼市的寒冷，甚至能够感觉到严冬正在一步步接近。 虽然人们并不相信宏观调控，认为调控已经多次被证明是空调，中央三令五申降房价的时候，人们仍然相信房价不会跌。 但是，当所有人都在关注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实际上又忽略了实际的社会背景变化。 尤其是，现在有钱人都已经进入房地产市场，没钱的人只能“望房兴叹”。 这时候就像“全民炒股”，当人们都觉得价格要涨的时候，转变已经发生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决定房价的就已经不是人们的认识，而是基础的货币供应量。 如果货币供应量不足，人们即使看涨的期望再强，房价也无法上涨。 2010年6月之后，随着北京房价继续膨胀，同时货币发行相对不足，导致房地产“气球”无法再吹大，北京房价从开始的“内热外冷”快速转化成为“外热内冷”。我居住的一个比较大小区，整个小区超过三万套的房子，而且新的楼盘还在加速建设。 就在工程大规模施工的同时，市场交易已经基本上停滞。 2009年6月之后，房地产中介非常频繁地带着人看房子，所以路上总是看到一拨一拨中介和潜在买房人的身影。 但是，2010年6月之后，这样的状况基本上已经消失，即使中秋和十一长假，也基本上没有人来这个小区看房。 而几乎完全消失的买房者，和众多房地产中介贴出来的大量房屋出售信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石头扔到水里，开始最中心的地带溅起最大的波纹，也最引人注目。 但是，随着波纹逐渐向外扩散，内部的波纹就会开始减弱。 而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更重要的特点，外部波纹的实现是通过内部成为“洼地”实现的。 而大机器发钞就像这样的一个“水波”机制，外部扩散得越多，内部的洼地就需要越大；也就是说，三四线的房价涨得越猛，北京的房子也就越无人问津。 对于楼市来说，最怕的不是价格下跌，而是没有成交量。 如果一个市场有巨大的房屋存量，价格也涨到了天上，但是成交量没有，这对于卖家来说是最恐怖的。 因为，当有的人想把房子卖掉换现金的时候，不论价格如何，想卖都卖不掉，这时候价格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不进行更大规模的印钞，北京将陷入“有价无市”的境地。 房价作为房地产“气球”的外皮，虽然名义上还在上涨，但是如果失去资金的支持，会很快“扁”下去。 在表面上，新楼盘的价格成为一个地区的价格主导。 而新楼盘能够通过市场营销，吸引炒房者的资金，以涨价刺激名义房价上涨。 但是，二手房才是最致命的，反映出整个社会的资金状况。 而随着北京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二手房供应量也越来越大。 同时，已经膨胀了的市场失去了后续资金的支持，而且很多资金还进入二三线城市，这让北京的楼市严重“失血”，因此表现得越来越冷。 随着大量楼盘的持续推出，越来越少资金也会很快被耗干。而且，炒房的持有周期是有限的，当某个时点到来的时候，一些炒房者就会开始集中出货。当这些炒房者出货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想像中高价接盘的买房者并不存在。如果没有了买房者，炒房者因为房价上涨而实现的“纸上富贵”，就会像气球一样破裂成为碎片。 从资产特性来说，房地产作为流动性极差的资产，价格其实是一个次要因素。 如果没有人看房买房，无法形成有效的成交量，这些价格就是涨到天上，也是卖家自己跟自己玩，实际上毫无意义。 从市场交易特点来说，中国楼市的上涨跟中国股市有一些类似：当股市上涨的时候，一二线股涨完之后，往往是三四线股开始暴涨的过程。 因为，人们觉得一二线的价格已经基本上到位，没有炒作的空间。而当人们爆炒三四线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资金被用到了极致，股市中的资金很难再支持整个大盘。 三四线股涨过之后，随着卖盘持续出来的时候，市场资金就开始枯竭，整个市场进入大幅下跌的轨道。 与之相对比，中国的楼市从2000年左右开始启动，还没有经历下跌的过程，这也是楼市的特点使然。 而2010年6月之后，在三四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的时候，北上广深的房价已经明显停滞。 这时候，楼市才开始表现出股市上涨最后阶段的特点，楼市的见顶下跌征兆已经非常明显。 更需要注意的是，楼市跟股市在流动性表现上具有显著的不同。 股市因为单笔金额小，很多人还可以在股票下跌的过程中持续进行“补仓”，拉平成本。 这样的补仓让希望卖掉股票的散户可以随时逃跑，而股票价格可以走走停停，缓慢而持续地下跌。 但是当人们预计楼市下跌的时候，因为楼房所需要的资金量太大，没有人敢于“补仓”。 而且，就是人们敢于“补仓”，有钱“补仓”的人也是少数，跟大量的买盘相比不成比例。另外，中国的楼市涨到今天的程度，就像股市的操纵自己连续把一个股票打上十几个涨停板，然后等大户出货后，再以多个跌停板结束行情。 因此，一旦楼市因为缺乏资金下跌，必然是“断崖式跳水”。 而一旦北上广深的房价“跳水”，那么全国房价也会立即“跳水”，然后大量的贷款停止还贷，银行呆坏账剧增；地方zf卖不出土地，无法持续运营，同样形成银行呆坏账；汽车、建筑机械的销售全面停止，同样形成银行呆坏账。 因此，随着房价越来越可能“断崖式下跌”，政策必须要支持北京，以及上广深津等大城市的房价。 而因为楼市规模已经占到经济比例的绝对份额，其它的方式已经无法支持楼价。 政策支持的主要方式（或者说现在的唯一方式）就是印钞，必须比2009年更大规模地进行发钞。 因此，在自然的水资源完全干枯之前，钞票之“水”将持续加大，在必要时形成钞票“洪水”，支持房价的稳定。
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发钞已经成为大机器的主要运转方式。 1980年代之前，大机器通过军事化和配给制实现运转，主要特点是垄断一切资产，结果到后来人们穷的一塌糊涂。 当大机器核心死亡的时候，大机器开始改变操作模式。 而改革开放之后，大机器开始采取交换经济机制，主要特点是卖掉资产，通过价格机制进行控制。 经过30多年的演化，大机器把能够卖掉的资产基本上卖光，剩下的就是土地。 那么，土地销售一方面通过价格管制，另一方面通过发钞来支持资产的销售和利润。 而在2009年6月-2010年5月的差不多一年时间，大机器力量因为巨额的发钞量而得到空前的强化。北京作为大机器的核心，其房价也得到充分的上涨。 不过，盛极而衰。 从2010年6月开始，因为巨额发钞的货币效应减弱，导致房地产、汽车、建筑机械、家居建材、钢铁水泥等等房地产行业立即陷入困境，而这样的状况立即形成了大机器的困境。 这些行业作为大机器的主要支柱，支持大机器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 而且，行业经济的表现非常明显，人们很容易从市场价格和产品积压看得出来。 不过，大多数人没有注意的是，货币效应的减弱直接影响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是大机器运转的关键。北京房价作为中央力量的一个侧面反映，其价格停滞反映出中央力量的减弱。 同时，更多的货币流向三四线城市，支持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暴涨，说明地方力量的增强。 也就是说，不论是纵向的行业经济表现，还是横向的地域经济特点，中央的控制能力在快速衰减，这对于大机器的运转形成致命的影响。 因为，一旦北京，还有上广深津等大机器的重点地区房价下跌，离开会形成巨大的波及效应，直接让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也跌入“冰窖”。 所以，大机器要在未来控制整个局面，同时支持庞大的房地产市场，继续通过卖土地赚钱，就需要更大规模的钞票发行。 而在房地产市场规模超级庞大、绝大多数民众已经非常穷困的背景下，发钞是大机器进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控制的最后手段了。只有继续大规模发钞才能支持房地产，只有房地产才能支持大机器。 而且，从目前中国房地产和汽车及相关上游产业的运作周期来看，如果大规模发钞之后过了货币效应期之后的6个月，就会出现严重的产品积压和资金短缺。 因此，大规模发钞的间隔应该不会超过6个月，这样才能够保持大机器的运转。 那么，一波一波的大规模发钞就不可避免了。
对经济的思考需要一个系统性结合的过程。 对搜集整理的信息进行全面评估，并且对问题的系统矛盾进行分析，容易形成对形势较为明确和系统的判断。 在社会中，曾经争论过“通才”和“专才”的问题。 其实，这样的争论本身是个对于伪命题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只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对人们面对的伪命题的一种分析。 所谓的“专业化”其实必然是人们具备基本的系统思考能力基础上，在专业领域进行的深入思考而已。 不论是学者、作家、金融投资者、律师、政客等典型的通才领域，还是工程师、高级技术工人、商人、企业家等专业领域，要想做好自己的职业，必须在“通才”的基础上进行“专才”发展。 当然，中国的文化语境的目的在于培养思维具有明显局限性的工具，因此故意忽略对与人们系统思考能力的思考。 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大学课程，通过所谓“专业化”的安排，让学生们的视野更狭隘、思考更表面，目的就是扼杀人们的系统思考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思维被割裂，失去了系统逻辑思维的能力。因此，人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容易从问题的表面认识问题，容易孤立地看问题。 在思维过程中，人们往往片面地搜集信息，然后分析某个孤立问题，或者对问题的某个方面进行片面、孤立地分析。 这样分析的结果，往往跟实际发生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纸上谈兵”。 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人们，很容易形成思维上的极端（不是观点上的极端），也就是所说的“钻牛角尖”。 比如说，不少大学生虽然脑子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毕业后甘愿做“房奴”，很多人还为自己做不了“房奴”而愤愤不平。 而说起做“房奴”的原因，就是没房子无法结婚。 所以，人们为了结婚，就可以甘愿为“奴”。这种为了结婚就把自己卖掉的生活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问题的思维结构。因为，一个人的一生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结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现代生活中甚至是一小部分。 每个明智的人首先要对自己的人生进行统筹规划，分析结婚在自己的人生中占什么样的比例，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生。 另外，即使结婚，住房也是结婚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整个婚姻和家庭需要多个方面的经营。 而这些经营都需要成本，也就是需要钱。 如果一个教育健全的人，从小就应当形成系统思考权衡的能力，认识到婚姻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房子又是婚姻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很不重要的一小部分。 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放弃房子而选择人生。 但是，以“专业化”为口号的工具人教育，就是要让人们的思维局限在眼前、狭隘的住房上，将买房看做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形成了众多“房奴”的社会状况。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房价持续上涨和众多“房奴”的形成，是社会系统教育的结果。
而在中宏观方面，人们对房地产的认识更停留在表面、眼前、片段的问题上。很多“刚需”或者“房奴”之所以急于买房，主要是看到房价持续上涨，觉得如果再不买，以后就买不到了。 从事物的重要和紧急两个方面来分析，买房虽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但似乎是最紧急的。 所以，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是做“房奴”也要把房子买了，防止以后连房奴都当不成。 那么，人们判断房价的标志是什么呢？ 在人们看来，房地产是“稀缺”的，人多地少，所以房价不会跌；或者人们说，国家操控的，国家不让跌的话，房价就跌不下去。 但是，如果人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10年前价格只是现在的1/10，当时房地产更加“稀缺”，国家也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扶持。 但是，国家扶持了半天，人们还是觉得贵，大家都不积极购买。 那么，为什么当时价格低的时候，人们觉得房价高；到了房价涨了10倍之后，人们反而觉得房价还要上涨？ 人们只是孤立地看到某个因素，而不看房价上涨的基础。 从系统的角度来说，房地产作为城市的基础部分，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结合体。 房价上涨受两者影响，缺一不可。 而分析房价和房地产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要分析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另一方面要分析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承载力。 现在，人们说到房地产，往往会强调国家不让房价下跌，这就是对于社会背景的分析。 而不下跌的原因大家也都能看到，就是大量发钞来支撑的。 但是，房价上升的结果必然是城市的急剧扩张。 城市和房地产的扩张在吞噬着自然资源，如果城市扩张不停止甚至不缩减，那么所有的水资源都要被耗尽。另外，当房地产的规模过大，到了社会经济无法承载的时候，房地产就非垮不可。 而如果大量印钞支撑着房地产不垮，那结果就是整个经济垮掉。 在过去10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是从小到大的过程，所以可以通过印钞来支持房价，通过从外调水来支持城市运转。 而2010年往后，是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致。 那么，不论是水资源到某天枯竭，然后人们被迫迁出北京，导致房价趋近于零；还是因为过度发钞，到了后来导致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价格暴涨，大量人口离开北京，同样让大量房屋空置。
如果进一步，系统思考整合自然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就会发现新的思路。 事物的发展并不是呈线性分布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动态结果。 孤立地看上述每个问题，似乎情况都不很急迫，还有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把自然和社会整合起来考虑，也就是说将城市缺水和货币发行相结合的时候，就会形发现北京的房地产价格的发展趋势。 根据前面的水资源分析，北京自身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水。而要保持其运转，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1、北京菜地从17万亩减到1万亩，大量的稻田也变成了钢筋水泥丛林，都节约了用水；2、从河北等地进行调水，缓解北京面临的水危机问题； 3、河北部分地区水稻改旱地作物。 这些措施从内到外，增加了北京的水来源、降低水消耗，从自然资源方面延长了北京的城市寿命。所以，从水资源的角度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而且，河北也为北京的用水做好了准备，通过充分节水保障北京的供应。 另外，北京压缩菜地和河北的稻田的用水，同时也意味着对工业用水进行了非常大的压缩，也提高了北京的水资源使用效率。 不过在社会经济角度，这些措施的实施让北京形成了更强的经济对外依赖性。 北京作为大机器的核心基础，已经失去了自我经济生存能力。 几乎所有的粮食和蔬菜都需要从外部调入，大量的水资源需要从外部补给，工业也尽量压缩，所以也没有了工业。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第一、第二产业都已经压缩到了最低的限度，北京只剩下了第三产业的服务业。 而这样的服务业大都也是在为大机器服务，其所有的生存来源也由大机器供给。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低端服务业，为高端的大机器服务。 在现在的大机器环境下，北京获得外部资源供给的方式，除了河北省的无偿水调配之外，其它的都是通过市场行为实现。 所谓的市场行为，实际上就是价格行为。 北京需要通过从大机器来的钱，购买所需的粮食、蔬菜、日用品、汽车、钢铁水泥、水电油气等等产品。 这时候，就出现了主要的矛盾，也就是需求和价格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让北京的运转面临关键的问题。
而从经济角度考虑，北京的节水措施让自己更虚弱。 在大机器强化之前，北京有17万亩菜地，本地的蔬菜在很大程度上能让北京实现蔬菜自给自足。 这样种菜的方式对于市民来说非常便宜，因为农民直接进城卖菜就行了。 而城市扩张和节水之后，这样的菜地没有了，所有蔬菜都得从外界运来，直接拉长了蔬菜供应链，导致菜价快速上涨。 而且，房价上涨导致的房租上涨，和蔬菜收购价上涨两者共同推高蔬菜的零售价格。 这样的变化，让很多曾经的低收入者开始陷入困境，人们越来越觉得在北京生活得艰难。 不仅如此，大规模的印钞又给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尤其是低收入的人们感觉到越来越难以生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打工者难以承受生活费用上涨的压力。 当北京自产土豆白菜，白菜1毛多一斤、土豆两三毛的时候，菜价上涨即使给人们造成压力，人们也可以通过吃土豆白菜过冬。 但是，当菜地全部消失，土豆白菜都2元一斤的时候，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就成了问题。 而且，随着大机器为保持房地产和铁公基而发钞的数额越来越大，这些钞票效应开始明显传递到基本生活领域。 在菜价上涨之后，小杂粮的价格“飞”起来，然后是棉花和食糖，而食用油涨价也“蓄势待发”。 等这些价格都涨起来之后，主粮价格也必然上涨。 一旦主粮价格上涨，就会带动一系列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 另外，水电油气的价格也随时会上涨，以应对通货膨胀，保障自己的利润。 水电油气的价格上涨又会影响各行各业的价格上涨，形成价格上涨的螺旋循环。 这时候，因为北京所需的产品都需要从外地运输，因此必然会经历各种价格上涨带来的终端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而且这个过程将是个反复上涨的过程。 一旦这个价格上涨 过程形成，已经生活在边缘的中低收入服务业人员会大量离开北京。因为，大量人口来到北京是赚钱的，如果人们赚不到钱，反而倒贴，那么就没有理由留在北京。 而一旦这些人口离开北京，那么北京就又出现前面说的，大量低端服务机构关门，社会服务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中低收入的“中产”陷入生活困境，然后引发更多的人离开北京，北京作为大机器的核心也开始瓦解。 而北京一旦瓦解，那么大机器也就无法运转。
需要明确的是，过去30年大机器的运转方式是“经济机制”，而不是30年之前的军事化的配给制。 “经济机制”的本质是货币与价格。 不论什么样的利益，人们最终都要在心里量化到货币上。比如说，大量的粮食蔬菜水果等终端消费品进入北京，原因在于人们为了赚取货币，自觉自愿地把东西拉过来。 而河北能够长期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北京调水，也是基于北京给河北带来的各种利益或者效益，最后也要归结到货币上。 那么，一旦物价大幅上涨，人们就会形成更加强烈的价格上涨预期。 于是，农村的人们觉得储藏粮食比持有货币更保险，人们会大量增加存粮而减少卖粮，其它的生活日用品也类似，因此产区就会大量减少向北京的供应。 同理，如果河北认为获得的利益不足以补偿失去的水的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会停止向北京供水，北京的水资源短缺将明显加剧。 北京没有粮食、蔬菜和日用品，也没有了水的话，很快就会陷入瘫痪，进一步导致大机器陷入瘫痪。 那么，有的人说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征用的方式，重新回到配给制。 但实际上，通过分析北京的状况就可以看出来，这样的设想是无法操作的。 过去的配给制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就是本地生产的蔬菜和粮食基本上能支持本地的消费，然后通过军事化配给调入少量的物资。然后保持人们最低的生活水平。 现在，北京的物资都要从外面调入，而且是2000多万人口的巨大消费，那么征收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耗。而且，现在是跨省市甚至跨国分工，让人们跑到山东去征收冬天的蔬菜，这更是mission impossible。 即这样征收的方式可行，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征收。 但是，如果征收开始，山东的农民如果因为没有经济利益，停止种植反季节蔬菜，那么征收的人也无蔬菜可收。 而山东无蔬菜可收，就只能到海南去大量征收。 哦，对了，海南刚被洪水淹没过，蔬菜种植一时半会还恢复不了。 所以，除非让人们自觉自愿地生产各种产品来供应北京，否则北京随时会失去各种物品的供应。 而这种“自觉自愿”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的，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而经济手段的媒介是货币，所以一旦通货膨胀加剧，北京将迅速陷入困境。 那么，北京有办法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吗？目前看来已经基本上不可能了。 现在M2供应超过70万亿人民币，如果继续加大钞票印刷供应，那么就会逼迫大量的资金进入日用品领域；如果停止发钞，导致房价、汽车和铁公基产业停运，现在沉淀在这些行业的巨额资金、以及沉淀在股市中的资金，也会转而扑向日用品。 所以，不论发钞还是不发钞，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都在加速。 这样就意味着北京的控制能力在加速瓦解，为北京供应的商品数量将呈现急剧减少的状况。 因此，发钞或者不发钞，这就是“2难”，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是一个结果。 而且，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两者的相互作用，让本来各自可能在几年之后才会发生的情况，可以更加快速地到来。 而这就是通过系统整合性分析，可以看到的事物发展过程和结果。
那么，如何解决北京的水资源和经济面临的难题？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首都应当建在水源充足、地理平稳（别经常大地震）、周边资源供应充足的地区。 而2000年后，北京作为大机器的核心，增强了作为中国zhengzhi、经济、军事、金融、文化传媒等等中心的地位，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膨胀。 这个时候，已经有人提出来要“迁都”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北京还是北京周边，都已经呈现沙漠化的状况。 而且，北京也开始进入随时会因为缺水而瘫痪的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将首都迁到其它地方，似乎更有利于现在国家的延续。 但是，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并没有得到“重视”？ 是上面真的没有重视这样的问题吗？ 绝对不会。 很多年纪较大的农村妇女，如果碰到家里粮食少于1年的储量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焦虑，因为担心自己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挨饿。 经历过60年代大饥荒的人们，很多会储藏2年的粮食，因为对于饥饿的恐惧太大了。 可以说，就连农村老太太都知道储备1-2年的粮食，那么上面真的不知道提前5-10年应对水危机吗？ 但是，为什么没人动，都在眼睁睁看着北京因为缺水而等着未来数年内部分地区成为鬼城，或者因为缺水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双重作用，在更短短时间内陷入物资短缺？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容忍大量的人口涌入北京。 其中有一个解释，可以进行思考。 大机器的特点就是“大”，只有形成规模才能够影响人们的心理，让人们出于权力崇拜而相信大机器的力量。 打个比方，我和其他人曾经分析过为什么富士康会出现“十几跳”。 其实，很多“血汗工厂”的条件比富士康恶劣的多，但是人们也不会跳楼。 因为，这些血汗工厂规模小，对人心理不会造成压倒性的影响。人们打工的时候，觉得自己跟血汗工厂势均力敌，如果觉得能够忍受就继续干，如果不能忍受就离开。 不论什么样的选择，个人都是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干还是不干都是个人的独立选择，也不会涉及到自杀的问题。 但是，到了富士康这个庞然大物里，个人就产生明显的无力感，自我意识被富士康庞大的规模所吞噬。 另外，富士康的管理方式也很特别，就是“独立王国”，而且人们进去之后并不容易出来。 不论是富士康的规模还是管理方式，都让个人失去自我，这样就非常便于管理，成为任工厂摆布的工具。 与此同时，很多人心理非常痛苦，加上富士康的氛围又让自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因此一旦有人轻生，立刻产生连锁反应。 同理，只有大机器的核心把zhengzhi、经济、军事、金融、文化传媒这些力量整合到一起，才能够形成对社会与个人的系统控制。 如果大机器只是一个个小的分割的部分，就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系统控制整个经济。打个比方，如果金融在上海、经济外贸在广东、文化传媒也分布在各地，那么北京将无法控制各个部分。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中的个人意识就会显著增强，大机器就会自然而然瓦解。 但是，中国已经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像北京这样容纳所有的大机器功能。 因此，从大机器的角度来说，多生存一天算一天，那么宁愿呆到把北京所有的水资源和社会资源耗尽，也不能换地方。
因此，北京将一如既往地实现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带动房地产建设。现在已经建好和在建的房子够2500万人居住，再过两年可以够3000万人居住。 直到某一天。北京的水资源耗尽，大家恐慌离开北京，留下无数的空房。 考虑到经济因素，可能在更早的时间，因为粮食蔬菜日用品等等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北京失去外部补给来源，然后人们恐慌离开北京，留下无数空房。 到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发生：有野外生存能力、不需要水就可以生存的人，可以随意打开任意一个空房进去居住，独享一栋楼，甚至一个小区。 当然，这样的小区可能因为没人居住或者物价问题，导致停水停电停气，而且相关的公共交通也比较少，所以居住可能还不如在农村。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如果真到了那一天，这样的房子是不值任何钱的。 不过，人们不会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才着急把自己手里的房子卖掉换钱。 所以，人们抢卖房子的“热潮”应该在这一天之前发生。 那么，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就要看经济和水资源的状况。 如果现在的经济可以持续，那么北京的房地产有可能挺到水资源枯竭的那一天。 不过，如果粮食蔬菜和日用品的价格开始大幅上涨的话，那么北京的房地产将很快就会出现没人买的状况。 从馒头经济学来说，当人们觉得自己的馒头还够吃的时候，会考虑买房结婚的问题；但是，连馒头都没得吃的时候，结婚买房就是人们最后要思考的问题了。 而一旦通货膨胀加剧的时候，人们将加速流出北京。那么，卖房子的人们就会增加，买房子的人们就会明显减少，并且快速枯竭。 而一旦这个时点到来的时候，不论价格多少，人们都很难把房子卖掉。 到时候，人们就会看到北京到底有多少空房了。 另外，北京是中国城市的一个样板，大多数大中城市都跟北京的状况类似。 现在，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已近接近于个人经济崩溃的临界点，而大城市周边的菜地和粮食产地也基本上消耗干净。 而一旦粮食蔬菜日用品价格大幅上涨，城市低收入阶层陷入崩溃，大量在城市打工的人员返乡，也会留下大量的空房。 到时候，人们就会看到到底有多少空房存在了。 更重要的是，一旦人们开始迁徙离开北京的时候，就意味着北京的思维，也意味着大机器的瓦解。 也就是说，当北京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炒房“致富”的人们和体制内的人们将面临财富缩水和生存危机。 因为，在大机器体制内生存时间较长的人们，已经失去独立生存的意识和能力。 到时候，如果在北京等大城市“扎根”的人们，再因为资源和经济的原因必须重新迁徙的时候，多少人能够生存下来，就成了个问题。
每个人在社会中生存，最关键的是具有超前的眼光，也就是“长智”。 十年前看到城市扩张，赌房价上涨的人，可以通过买房发财，也可以通过高杠杆的贷款买房买地成为富豪。 那么，这些人呢个个发财致富的原因，就是合理地搜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看准了大机器的导向而实现的。 在未来，随着大机器盛极而衰，人们就需要重新搜集信息，全面系统分析信息，思考未来的中国走势，然后制定相应的个人对策。 “随大流”的人们在过去十年已经变得非常穷困，而未来十年的生存机会可能会很小。 “物竞天择”的竞争将从知识开始，“知识就是力量”将在竞争中充分展示出来。 无知无识的人将被社会淘汰，有知无识的人也要被淘汰，只有有知有识才有竞争胜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