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的 波澜壮阔
历史就像一幕幕的大戏，以情理之中的方式开端，以意料之外的方式结束。 2009年是大戏的序曲，刚刚形成一个开端；2010年。时代的大幕开始徐徐拉开，追求享受的人们开始看到部分的场景，开始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2011年，“波澜壮阔”的场景开始展现在人们面前，为以后的磅礴进程作出强有力的铺垫。 2010年的“由奢入俭难”，是因为人们在心理上难以放弃过去的“美好时光”。 当人们“没有”的时候，可以平心静气地继续“没有”的生活；但是当人们“得到”之后，已经形成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这时候再“失去”的话，就开始面对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 不过，历史潮流无法抗拒，能够提早收缩战线，主动“由奢入俭”的人们，在克服了心理难题之后，生活就会变得相对容易；而在仍然追求奢侈享受的人们，将经历被生活压垮的难题。 打个比方，一支箭射向蓝天之前，首先需要拉满弓，积蓄箭发射的力量。 而人生也是一环扣一环，进行“由奢入俭”的行为，只是主动为新的时代提前做好准备。 当“波澜壮阔”历史开启的时候，做好准备的人们，将更有机会在磅礴的历史进程中生存下来。 而只考虑眼前利益的人们，拒不做出改变，将来只能被动对付变化，被历史的大潮所淹没。
2010年，经济以情理之中的经济火爆局面开场，然后以情理之中的“经济增长”结束，没有一丝悬念。 根据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GDP）应该能够达到10%，因为这已经是很最保守的数字了。 从各种数字来看，中国仍然处于一片欣欣向荣之中。 从推理来说，这些数字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毕竟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统计局的计算都用上了电子计算机。 随着电子计算机越来越强大，统计局的准确率应该比50多年前的误差要小很多。 50多年前，由于各种度量衡不很准确，所以误差大了点，在实际亩产几百斤的情况下（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出现了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数据，误差上百倍到几百倍，最后饿死了几千万人。 那么，国家吸取这个“教训”，通过计算机的大规模应用，让各种数据的误差更小，误差不会再发生了。所以，GDP一如既往地按照8%这个关键“底线”指标，实现“稳健快速”增长，也在意料之中。 而能够实现这种长期的“稳定”增长，一方面跟银行的发钞数量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机功不可没。 而且，统计局计算机的强大在于，不论所有的中国经济数据，都能够通过“精确计算”当中，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 比如说，根据中国人们银行的数据，2009年1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与2008年同比增长27.68%。 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8.7%。 到了2010年1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大约为72万亿元，与2009年同比增长不到20%。 而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大约保持在10%左右（统计数据尚未明确）。这样的数据表明中国统计局计算机的强大：1、增长幅度高度稳定，不论是2009年印钞将近30%，还是2010年印钞不到20%，虽然印钞的数额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统计局的计算机都能够让GDP“稳定增长”，处于8.7%到10%左右；2、对印钞和GDP的“纠偏”，虽然从印钞比例上，2009年印钞比2010年明显高出很多，但是2010年的GDP可以比2009年稍微高一些，反映出统计局的强大纠偏功能；3、对于地方和全国的纠偏， 打个比方，假如各地的GDP增长都超过了15%，那么，经过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机的强大计算，到了整个国家就变成了10%。 这就是计算机的强大之处，通过超高度计算纠偏能力，不让各种数据太“出格”。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个人来说，意料之外的结局就是“通货膨胀预期”。 如果2010年，国家经济的“主旋律”是GDP增长的话，那么对于民众来说，个人经济 的“主旋律”是大规模通货膨胀。 2009年，根据人们自己的观察，房价到了年末比2008年上涨1倍以上。 所以，人们经过一次次的经验教训，开始坚定地相信，房价不会下跌，只可能一路上涨。 2010年，当社会为了房子而疯狂的时候，人们拼命想赚钱，并且按揭买房的时候，没想到物价上涨抄了自己的“后路”。2010年初，人们经历了菜价明显上涨之后，北京的自由市场中的蔬菜比上一年价格上涨超过50%。 到了下半年，物价上涨从蔬菜到小杂粮，再引发主粮价格开始上涨。 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一旦主粮价格上涨，那么通胀就不可抑制。 所以，人们面对各种物价的上涨，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因为，人们都感觉物价涨幅很大，很多人认为物价上涨超过30%－50%。 当然，这时候强大的统计局计算机出面，又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人们的认知。 对于统计局的计算机来说，人们对通胀认知不够正确、缺乏系统思考、而且精确度较差。统计局的计算机计算出的通胀状况，也就是CPI,大致为3－5%，而且保留小数点的状况。 比如说， 9月份CPI同比上涨3.6%。 可以说，从计算机的精确计算来说，连小数点都能够计算出来的话，明显要比“少数人”的30%、50%这种只靠感觉估算的数字要准确的多。 因为，全面、系统、准确的数字总是比模糊的概念要更加令人信服。 比如说，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5%。 这样的数字就比个人的1倍、2倍价格上涨判断要更有说服力。 因为，没有一个人调查过70个城市的房价，只有国家统计局做到了！其次，统计局的数字是经过系统计算的，而不是一些人只凭观察感觉进行的；第三，统计局精确到了小数点之后，这个更加比一个人看到自己附近小区的房价来说价格，更有宏观性的说服力。 所以，人们说的30－50%%的通货膨胀不算数，只有统计局CPI的3.6才真正“可靠”。 如果人们的感觉不算数，那么只能够被看作“通货膨胀预期”，一个新的名词。 通过这个方式，国家告诉人们，国家的计算是正确的，统计局的数字才是真实的，人们亲身经历的事情的认识是虚幻的。
2010年明确了一个问题：国家是国家、个人是个人。 在2010年之前，无数人还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狗不嫌家贫，认为国家和个人紧密相连。 2009年初的时候，人们因为看到经济面临困境，认为4万亿财政刺激将对国家有巨大的支持作用，因此也会对自己的生活有好处。 所以，人们再一次将国家等同于自己，认为国家好了，自己也就好了。不过到了2010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国家有钱并不意味着自己有钱，国家一年印钞达到20%，但是自己的收入一点都没有增加，而且个人的银行存款也相应缩水20%。国家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好，国家的GDP增长达到10%，而且对外进行大规模采购和投资。 当非洲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国不仅给以“亿美元”单位计算的援助，还一句话就免掉以“百亿元”为单位计算的债务。 连欧美等国家，都认为中国是这次经济危机的“救世主”。 希腊、西班牙在面临国债危机的时候，法德两个欧元区的主要国家都不积极救助，还是中国对这两个国家“慷慨解囊”。中国每次出访，都给外国商人带去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采购订单。 这些“大手笔”的动作，都让无数人感觉到自豪，认为中国已经强大起来，逐步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当然，对于个人来说，即使每个月收入不到2000，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只能“群居”、“蚁族”，都很难维持自己的温饱，但是该交的个人所得税、社保等各种税费都必须要交，一点都不能少。当个人遇到急病的时候，必须首先交治病押金，一点都不能少。当有的大学生通过捡剩饭菜维持生存，学校的费用也一点都不能少。 而且，一个人去买房的时候，如果跟准备卖房的人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5%，所以卖房的人应该按照2008年的房价，加上这个房价上涨比率，然后把房子卖给自己。 这时候，卖房的人肯定会觉得买房的人是神经病。 当然，买房的人也不会这样想，因为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拿着国家数字，在真实生活中进行交易。 同理，人们买菜、买肉的时候，也不可能按照CPI加了小数点的涨幅，去跟肉菜贩子讨价还价。 所以，无数人开始希望自己生活在新闻联播中，按照新闻联播的价格租房、消费、工资上涨等等。另外，当有一个人保钓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家已经被拆了，更成为个人和国家需要区分清楚的事件。 而且，强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国家和自己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或者说经常处于矛盾之中。 国家的利益更大的时候，实际上往往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而且个人根本无力跟国家利益抗衡。 这时候，一些个人开始才意识到，个人的利益正在以不可抗拒的方式被剥夺。
在宏观层面，国家与个人更加广泛的利益不一致，就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经济高增长有利于国家经济，而高通胀危害民众利益。 经典经济学进行过证明，经济增长（GDP）和通货膨胀存在高相关性，经济高增长往往会引发高通胀。 也就是说，经济高增长形成更强大国家的同时，必然导致高通胀造成更弱小、穷困的个人。 所以，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位的西方国家，经常会在高速经济增长的时候，通过提高利率等手段降低经济增速，使通胀降低，保护个人利益。 不过在中国，国家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发展（GDP）”，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机制。 比如说，人总行负责印钞票，发改委负责GDP增长和水电油气的涨价，而统计局负责管理通胀（CPI）。 而民众利益就变成了“通胀预期”的问题，人们觉得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两位数了，但是统计局告诉人们自己的感觉是虚幻的。 那么，为什么国家要坚持“经济增长”？ 这是因为，有“经济发展”就有现在的中国经济；没有“经济发展”，现在的中国经济就要灰飞烟灭。而这样的局面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 在现行经济的前30年，国家经济反复折腾，最后变成以“越穷越光荣”为目标。 而这种目标与人性完全背道而驰，丧失了民众基本的信任和支持。 所以，为了挽救自己的经济，执政者只能“改革开放”，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主题，开始了“黑猫白猫”，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经过这样的转向，现有经济已经完全建立在了“发展”基础上，如果没有了“发展”，整个经济就要颠倒重来。 所以，有了“发展”的这个合法性依据，也就可以让弱小的个人为之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 1980年代末的高通胀引发后面的行动、1990年代无数工人下岗、2000年后的房价持续上涨，以及持续的大量印钞，这些可以说都是为国家经济服务的。 因为，只有这些大量牺牲个人利益，通过“壮士断臂”实现经济增长，经济操控者才能够说自己是正确的。 所以，为了国家经济的稳定，国家号召利益被牺牲的人们也要行动起来，积极支持现有的经济，毕竟“大河有水小河满”。 而中国在过去十年，实现了GDP的迅猛增加，GDP总量已经跟日本相当，让执政者充满了自信。 2008年“次贷危机”后，中国在2009－2010两年之间，印刷了超过25万亿人民币的钞票。 按照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接近4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货币总量才8万多亿美元。 通过印刷钞票、强拆等手段，中国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大多数人在希望国家经济“更好”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困难。 而且，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就越恶劣。
“由奢入俭难”，难就难在能否主动克服困难。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很自然地在追求着更好的生活享受。 对于国家经济“崩溃论”等悲观论调，人们大都没有听的兴趣。 有的人还会说：“崩溃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心态？ 首先，人们希望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所以往往只希望听“吉利话”，不愿意听真话。 这在中国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整体经济好了，自己的经济也会好。 人们难以接受一个观念，自己是被统治者。 人们总在虚幻之中，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即使暂住、下岗、被强拆，人们仍然幻想着自己是主人。 “主人们”无法理解，国家的强大是通过个人的弱小实现的，所以国家越是强大，个人就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的利益。 通过思考自己的切身利益，认清楚自己到底从GDP增长中得到了什么，同时失去了什么。 当然，如果没有现实真真切切地教训人们，人们永远会生活在虚幻中。 所以，崩溃的好处就是给人们上课，让人们增加自己的知识，用英语来说，就是teach a lesson。 就像亩产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之后，人们必然要饿肚子、饿死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这样的教训才能够让人们长点见识，知道人生不是游戏。 这就是崩溃的意义，虽然大多数人习惯于“好了伤疤忘了痛”，但是还有少数人牢牢记住这一课。 也就是说，崩溃来源于规律，规律不可抗拒。 那么，人们要想生存下来，必须遵从规律，顺规律者昌，逆规律者亡。 这种生存或者死亡（To be or not to be），往往没有一丝可以商量的余地。 所以，如果想抗拒规律，在困难的时候还硬挺着，要实现“人定胜天”，最后人们的结果更惨。 而中国经济在“发展”这个“硬道理”之下，一直在不歇气地进行GDP增长，看上去能够打破经济规律。 但实际上，在国家经济看似火爆的状况下，个人经济已经迅速恶化，很多人的经济已经到了生存临界点。 这就像人们吸毒，虽然精神上很HIGH，但是身体各个器官已经接近衰竭。 那么，在历史上，人类就像总在玩火的顽皮孩子，不相信自己会被火所伤。 等人们被火烧伤、甚至被焚之后，自己或者其他人才知道火真的能够伤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痛”，继续玩火，等着下一次被伤、被焚。 这时候，能够看到人们在玩火，并且自己为即将到来的“火灾”做预防的时候，才能够相对安全地活下去。 而在经济刺激形成的高潮中，人们以“没有明天”的末世心态，追求所谓的财富、追求物质、追求享受。 那么，一些人意识清醒的人们开始回归简朴，并且为后续的困难做准备。 这些做了准备的人们，能够更主动地应对灾难，个人生存的几率也会更大。 当然，大多数人跟随着国家经济high，追求更多享受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掉队”了。 现实的冷酷开始打破人们的幻觉，让人们回到真实的个人经济中。 人们面对着越来越困难的经济状况，开始手足无措。
一步被动，处处被动。 人们被迫“由奢入俭”的原因有两条：1、个人收入降低；2、综合费用上升。 一个人如果不克制无止境的欲望，生活得越来越奢侈，那么必然会因为个人收入降低或者/和费用上升，导致入不敷出。 不论这个人多么富有，总有一天会耗光自己或者祖上留下来的财产，然后被迫“由奢入俭”。 在2010年，尤其是到了下半年，大多数的个人越来越感觉到，社会在逼迫自己“由奢入俭”。 在这个时候，人们应当顺应规律。 可以说，在经济状况明显转差之前，人们就应当认清现实，不再在现实中挣扎。 而是通过思考国家经济和个人对策，为未来做好相应的准备。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而大多数人是现实的俘虏，不会自己由奢入俭，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们为了赚更多的钱，维持自己的现状，因而不知进退，导致结局悲惨。 在大多数人的内心中，都在认为中国的“盛世”可以持续维持，幻想着自己能够越来越过得舒适或者奢华。 能够主动安贫乐道的人，在社会中越来越少。 另外，在整个社会传媒系统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下，人们把 “赚钱”当作成功，大多数人都想着怎么赚更多的钱。 因为，人们一想到赚钱，就立刻联想到各种各样的物质享受和精神胜利。 所以，如果一个人说，自己能够让别人赚到更多的钱，马上会有无数人蜂拥过来。 但是，如果一个人跟大家说，自己不能帮大家赚更多的钱，而是让大家进行节衣缩食，那么这个人就不受大家欢迎。 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喧闹惯了，让人们生活得更简单、更简朴，那么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的。 在喜欢热闹、相互之间攀比的社会中，人们不喜欢自己太“寒酸”。 所以，人们经常觉得，过把瘾就死，也比长期寒酸地活着要强。 而且，简朴往往也被看成贫穷，被其他人看不起或者看不惯。在这个歌社会压力下，很多节约的人们自己也会觉得很难受。 在这样的个人心态和社会环境下，社会只有让人们快速变穷，以金钱这个“硬约束”，才能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开始由奢入俭。 2010年下半年，年初还处于朦胧阶段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到下半年变得非常清晰。 尤其到了第四季度，通货膨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气候开始骤变。 上半年“一片火热”的经济形势，突然之间就开始转向。除了与体制非常紧密的人群之外，大多数人们正在面临急剧增加的财务压力。 在上半年没有及时“由奢入俭”、收缩企业和个人财务的人们，下半年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问题在于，当人们没钱之后，更是急功近利，也就更倾向于被动应对社会变化。 所以，当人们陷入未曾预料的困难，越在痛苦中挣扎，也就越陷入更深的困境。 当人们越来越只注重眼前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无法适应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也就更快地被社会淘汰出局。
当然，很多人不同意“由奢入俭”这个概念。 人们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地赚钱，然后扣扣嗦嗦地攒钱，并没有“奢侈”的行为。 “奢侈”这个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 中国人收入仍然很低，生活费用却越来越高，怎么也无法跟“奢侈”搭上关系。 不过，人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社会是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相互交织的社会。 当人们辛苦工作、获得很低收入、然后自己节衣缩食、并且持续攒钱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支持了“奢侈”。 因为，从社会角度来说，钱总是要花出去，不是赚钱的人们花出去，就是借钱的人们花出去。 在大多数人辛苦工作和低收入之间，有一个“剩余价值”的价差部分，而这个部分被企业和税费所抽走。 而这个价差就是奢侈的来源，路上跑的豪华车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个价差。 其次，人们节衣缩食攒钱的时候，攒下的储蓄也给奢侈创造了机会。 银行在大量印钞，稀释这部分储蓄，也造就了相当一部分豪华车。 另外，人们在大量购买价格远远超过欧美的房子和车子，这样的“高价消费”也造就了另外一部分豪华车。 那么，当大多数人辛苦工作、挣着低工资、节俭进行储蓄、并且拼命当“房奴”的时候，就造就了一部分人的奢侈。 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智力状况反映整个社会的整体状况。 而中国大多数人的行为，反映出人们处于很低的智商状态，也就是中国社会低智商。 中国社会低智商反映外部，就是中国长时间做“国家民工”，把最好的低价卖到国外，同时把差的东西高价卖给中国人，而且中国的对外投资亏损累累。 而且，中国每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已经将近700万人，但是在国际上表现出越来越低智商的状态。 而且在社会中，大学生的平均收入，甚至比建筑工地的民工还低。 这也说明，中国“教育”并没有提高社会的智商，反而让人们变得更加短视，也因此更加弱智。 成都大学生上街，最后演变成打砸商店的暴民行为，也表现出中国教育的本质。 当人们只关注自己、只考虑眼前、只看到利益，结果就是小事上看似精明，但是整个人生变得非常愚蠢。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中国的教育和文化把人们引向更低级的水平之后，人们就更加处心积虑地赚钱。 没想到，这种处心积虑变成了愚蠢，让别人利用自己的处心积虑，轻轻松松地实现享受。 可以说，世界上找不出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注重教育、精明计算、辛勤劳动，但是生活艰难痛苦，而且越来越绝望。 同时，少数并不聪明的人，利用大多数人的短视和愚蠢，轻松实现丰厚的收入和奢侈的生活。 如果大多数人不认清自己面对的现实，继续辛苦工作，继续支持少数人的奢侈，那么让这些少数人主动“由奢入俭”，将会异常困难。
在2010年，大多数人已经陷入困境，有的刚刚开始开始陷入困境；而少数人则正在狂欢。 在一些事情上，人们因为自己的低智商的行为而陷入困境，但是陷入困境并不会给自己带来高智商，结果导致更加陷入困境。 比如说，1980年代末，上海的工人们希望自己保持稳定的工作，而且为了几十块钱而主动“维持”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结果，没想到自己到了1990年代中期开始被抛弃，大量工人被卸包袱下岗。 这时候，工人们不是思考自己的境遇，而是为生活“所迫”，赶快去找工作赚钱养家糊口。 这样的行为进一步支持了国家政策，让下岗措施能够在全国推开。 可以说，如果1980年度末，还有少数工人进行简单思考的话；到了1990年代中期，下岗工人们连基本的思考都没有了。 只能在痛苦中，被迫寻找工资更低、更没有福利保障的工作。 而国家“壮士断臂”的政策顺利实施后，也就开始了一部分人奢侈享受升级的过程。 所以，低智商的人们遇到困难，无法通过思考解决困难，而是更注重眼前，因此变得智商更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早而不论陷入困境的，还是狂欢的，都只顾着自己的眼前，忽视了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图画。 在这样的民众心理状态下，国家实现GDP的持续高速增长。 到了2010年，GDP高速增长的结果显现，大规模通货膨胀成为整个民众经济的“主旋律”。 从民众个人角度来说，通胀问题并没有影响到所有人。 因为，中国社会是分割，不同的人群因为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同，面对不同的问题，也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状态。 有的人在享受着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奢侈，在GDP中进行狂欢。这些人构成了CCTV和高端时尚媒体的主要部分，因此人们只需要看看CCTV和时尚媒体，就知道这部分人的幸福生活状态。 有的人虽然体会到了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但是更加关注因为通胀造成的个人资产问题。 这些人反映在大多数网络报纸杂志的社会新闻、财经、生活等版面，以及电视上的电视剧中。 其中，一些专门的网站集中反映了这个群体的忧虑。 还有，数量最大的群体则“默默无闻”，因为根本没有国家价值和商业价值，所以直接被媒体所遗忘。 而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问题时，整个社会反映出不同的现实。 当不同的现实碰撞时，就形成了“鸡同鸭讲”的局面，也形成了分割的状态。 在中国的网络上，不仅是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考方式也在表现自己的态度。 有的网站希望回到过去30年，通过批判现在社会的不好，以反映出过去“越穷越光荣”的好；有的希望活在现在，反对打压对现状的不同思考；而有的则认为现有的状态不可持续，未来只有通过崩溃，才能开始一个新的机制。 那么 ，不同群体出于不同的处境和思考，有的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的虽然沉默，但是通过行动表达自己的观点。 随着国家经济日益增长和个人经济日益分化，整个社会也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分化状态。
总的来说，中国社会的个人经济状况，大致可以按照以下五个群体划分。 这些群体因为国家经济的增长和通胀形势的发展，面临着各自的主要问题，也表现出不同的状态。 这五个群体和他们分别面对的问题，可以大致进行概括：
首先，食品价格上涨让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开始了入不敷出的状态。2010年是“食品化学”和“食品生物”工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一年。 三聚氰胺“重出江湖”、“性早熟”奶粉又一次续写了乳制品行业的“神话”、转基因主粮曝光让社会“熙熙攘攘”、“地沟油”丰富了市场上的油品供应、饭店中的炒菜辅料和火锅底料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人的“创造性”，饼干蛋糕中的“植物奶油”也引起不小的反响，更不用说人们没有看到的陈米“翻新”和做米粉、像喂饲料一样给家禽家畜大把地喂抗生素、激素、瘦肉精等等各种措施。 在强调创新的世界中，说中国人缺乏“创新”，那是对十五亿中国人的严重误解。在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颁奖后，有一位网友对奖项的归属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认为诺贝尔奖明显忽略了中国的“贡献”：“诺贝尔奖为什么还不颁给中国人，这里都已经肌溶解了啊！你们太欺负人了！” 可以说，各种“化学食品”和“生物食品”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吃饭问题”，为中国人吃饱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即使这样，食品涨价还是以迅猛的方式向人们袭来。 年初的蔬菜涨价，之后是小品种粮食涨价，年中开始的主粮涨价，四季度的食用油等涨价，一波波的涨价潮袭来，让没过多久“安稳日子”的民众又开始了极度焦虑的生活。 在相对贫困的地方，傍晚去菜市场捡菜叶子的贫民显著增加。 而基础食品价格上涨，同时大量食品加工企业和饭店的价格难以相应上涨，反过来促使加工企业和饭店通过采购地沟油、化学原料的配给剂，让食品保持鲜亮诱人的状态，加剧了食品行业化学化的程度。 就这样，食品价格上涨不仅明显影响到中低收入阶层，也让生活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陷入恐慌之中。 “中产阶级”可以相对容易消化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但是却越来越担心自己吃的食品安全问题。
其次，大多数“中产阶级”心系房价，否则别无依靠。 当大规模通胀开始，并且传导到资产领域，“中产阶级”开始体会到痛苦和忧虑。 “中产阶级”是现在经济的主要支持群体，是维护现有系统的关键力量。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除了出国的以外，大都利用自己的知识，开始买房买车。 然后，有人告诉大家，大家现在的生活，就像是西方的“中产阶级”。 于是，人们更加支持现有的经济，更努力地工作，希望自己过得更富裕，成为更高级的“中产阶级”。 而且，不少“中产阶级”还通过买房投资，获得了不错的回报，自己的财富感也越强。 房价更让“中产阶级”更觉得自己有盘头，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 不过，到2010年下半年，“中产阶级”们开始恐慌起来，虽然财富并没有明显减少，但是明显感觉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 食品涨价和食品化学化，让“中产阶级”从财富增长，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 不论“早熟奶粉”、邮寄进口奶粉收税，还是ipad收税，都让“中产阶级”感受到明显的压力。 因为，“中产阶级”们在努力赚钱的时候，已经无法避免，别人正在用各种方法“抄自己的后路”。 因为，“中产阶级”有太多的后路可以被人“抄”了。 人们都想着赚更多的钱、买房子、给父母买房子、买车、孩子成长和教育、理财投资、医疗保障、休闲旅游等等。 但是，“中产阶级”们发现，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别人“抄自己的后路”，然后让别人赚钱的方式。 仅仅燃油税“改革”后的油价上涨，就让“中产阶级”明显感受到用车成本增加的压力。 而且，除了公务员、金融和垄断国企等体制性行业，“中产阶级”从下半年开始明显感觉到日子越来越艰难。 由于收入增加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窄，再加上油价上涨、食品价格上涨、各种费用上涨等等各种消费迅速攀升，让“中产阶级”们也面临净收入增幅下降的问题。 所以，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投资。 在中国，投资主要由股市和楼市构成，股市已经让很多人丧失了信心，只剩下楼市还涨得不错。 问题在于，房价上涨就那么靠谱吗？ 如果对经济有一定清醒认识的“中产阶级”，都会感觉到房地产的潜在危机。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产阶级”们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内部、工作场所、社交圈子等等都要应付，各种负担已经非常严重。 而且“中产阶级”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在持续恶化。 而现实越来越困难，给“中产阶级”的心理上造成沉重的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中产阶级”的心理和身体都已经到了“临界点”。 如果房价出问题，那么“中产阶级”最后的结局就是“老无所依”，就像1990年代的下岗工人。 所以，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内心，房价不能降，绝对不能降。 那么，如果房价大幅下降怎么办？ 如果房价下降引发经济问题怎么办？ “中产阶级”是不敢想像的。
第三，民营企业的实体经营“急转直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倒闭。 经过2008年淘汰之后，很多民营企业在2009年的状况明显好转。 2010年，很多做实业的老板们在上半年仍然充满信心，不论生意好还是一般，都觉得比较有指望。 尤其是出口加工企业，更是让人出乎意料。 人民币升值并没有给外贸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上半年的出口相当不错。 而下半年开始，很多企业更是火爆，有的订单排够了一年，加班加点都忙不过来。 当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用工荒”，越来越难以招到工人。 而外贸的火爆，也部分调动了内贸企业的信心。 不过，到了下半年之后，老板们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原材料价格暴涨、工人工资成本增加、竞争日趋激烈等让企业老板头痛的问题。 棉花一顿从去年的1.5万元左右，突然之间启动，不歇气地涨到3万元；鸭绒从15万元一吨涨到了30万元。 而且，随着这些天然材料的上涨，合成衣料也大幅上涨，导致大量原材料存货不足的纺织企业停工。 对于仍然能够运营的内贸企业，必须对产品涨价。 而产品涨价和商场租金、各种税费上涨结合起来，就变成了商场中天价的服装鞋帽，让已经钱包扁下去的消费者望而却步。 虽然一些外国客户能够接受价格上涨，但是由于原材料价格不稳、工人工资成本不稳、人民币汇率不稳，外贸生产厂家随时都要调整报价，调到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而剩下生意仍然很好的企业，没想到遭遇到了“减排限电”，很多无法正常生产、无法满足客户订单。 快到年底的时候，不论内贸的消费萎缩全面袭来，外贸的不少行业需求也明显减少，给“多灾多难”的后半年划上了一个年尾句号。 经历了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冰火两重天”之后，在上半年没有“全身而退”的民营实业，绝大多数感觉到生存艰辛，而相当一部分已经被淘汰出局。 老板们开始感慨，方向走错了，即使再努力，效果往往也不会好。 因此，不少闷头做工厂的老板们，经过多年的现实“教育”，也终于开始实现“转型”。 有的全关了实体工厂、有的只是维持现有的状态，然后拿着手里的现钱进入“投资市场”，具体地说，主要就是楼市。 中国富豪榜的绝大多数都涉足房地产，大多数上市公司也涉足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是其主要的收益来源。 所以，楼市是坐着赚钱、赚大钱。 这个与做实业站着和趴着赚钱、赚小钱、经常还亏损，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因此，越来越多的老板进入房地产市场，“跟着市场赚钱”。
第四，体制狂欢是2010年的突出特点之一。 根据《经济观察报》年底的消息：“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8.1万亿，全国财政支出达到8.9万亿。全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均超过了年初的预算。年初，财政部发布的预算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73930亿元，支出84530亿元………据悉，2011年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部预算提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8.9万亿元，全国财政支出9.8万亿元。” 而将近一年前的消息表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1月10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增长11.7 %。” 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增长还在加速，在2009年财政收入比2008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再度实现的更大幅度的增长。 另外，据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内土地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比2009年）增幅达70.4%。 财政税收和土地出让金两者相加，2010年政府总收入已超过10万亿元。财新网进一步测算指出：中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远超30%，接近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当然，比财政收入更强大的是财政支出。 依靠财政的主要单位，总是担心钱花不出去，难以拉动内需。 所以，即使财政赤字，也要在2009和2010年底分别突击花掉2万亿。 另外，2010年又继续印钞达到12万亿左右，给房地产、国企和铁公基以强有力的支持。 通过把刚修好的路挖开，然后再修路，创造出强大的GDP。 虽然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印钞的速度有所减弱，导致房地产行业比较清淡，但是房地产商们非常镇定。 2009和2010年两年的楼市火爆，让房地产商们积累了雄厚的财力，有能力度过房地产“调控”，看到新的印钞“曙光”。 房地产商们雄厚的实力更反映在“逆市扩张”的力度上。 到2010年下半年，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火爆交易，让整个社会对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充满信心；而更让人们感到“鼓舞”的，是快到年底时，地方土地拍卖更加强劲。 通过买地、卖房、盖房的整体流程链操作，成功实现了对地方的输血，显著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 另外， Wind资讯显示，2010年总募资金额达到10016.32亿元，已经突破万亿大关，成为全球首位。 这个数字一举超越2007年7985.82亿元的历史纪录，而且更是让2009年的融资额4466亿元“相形见绌”。而且，这个数字还主要由IPO、增发及配股融资三部分组成，还不包括已经流通的“大小非”随时可以卖出离场的数额。 当然，在国家的支持下，以汽柴油价格的坚挺为代表的央企产品服务价格上涨，也是体制狂欢必不可少的部分。 体制狂欢让广大体制内的人们尝到了甜头，更加支持经济增长政策。 而这种信心和支持也意味着，公路上跑着越来越多的豪华汽车，富人身上名牌手表、服装、手提包等代表的钞票分量越来越沉。 那么，对于获利颇丰的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如何在2011年扩大利益“战果”，实现更好的生活享受，是摆在面前的关键问题。
第五，农民习惯性被人们遗忘。 下半年，粮食价格开始上涨，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阴谋论”也趁机抛出，说国际粮商控制了中国的粮食，要人们反对国际粮商渗透中国市场，并且支持中国的粮食企业。 当然，“阴谋论”并没有告诉人们，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粮食系统还基本上控制在中国粮食储备单位和央企手中。 而这个系统的运行下，以主粮种植为主的农民，其收入在十几年明显停滞。 种粮收入低，就意味着农民们种粮缺乏积极性。 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深入，进入建筑业的农民工工资越来越高。 一个人出去打工两个月可以赚到5000元，差不多等于在家种十亩田地的收入。 既然农民们能够通过打工赚钱，那么没有多数人愿意再以种田为主业。 所以，很多农村种粮以“3860”部队为主，够自己家粮食就差不多。 而且，由于种粮收入低，所以农田水利建设就只能省了，种田甚至越来越多地依赖靠天吃饭。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南大旱等不同地区经历了“自然灾害”之后，人们有理由担心粮食减产。 虽然根据国家的数据，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而且库存很多。 但是，到粮食收割的时候，当粮食储备单位和粮食加工企业像往常一样收粮的时候，缺发现粮食收不上了。 所以，不同单位和企业开始加价收购，造成主粮价格快速上升。 这样的状况造成了国家的担忧，因为一旦粮食收购价格快速上升，通货膨胀就失控了。 于是，国家开始了控制措施，要求粮食储备单位停止收购、粮食加工企业限制收购，而且通过行政措施控制菜价。在这样的情况下，粮价被有效控制住了，停止了大幅上涨。 民众看到粮价和菜价停止了上涨，心理上也感觉安全了很多，人们认为粮食价格控制卓有成效。 当然，人们在考虑自己的粮价和菜价的时候，往往不会考虑到农民的收入。 而因为化肥、农药、种子、柴油等各种农资价格还在上涨，在这样的措施压制住粮价之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更低。 而且，国家以行政手段抑制菜价之后，不少农民也开始减少了蔬菜的种植。
罗素说，金钱是权力的反映。一个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观察社会的权力结构。 权力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组织运转的支点。 权力分布的模式，形成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并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状态和发展潜力。 在发达国家，社会的不同阶层通过斗智斗勇，相互之间争夺社会权力。 而随着竞争进化，高学历阶层代表不同社会阶层，通过争夺社会权力，获得社会主导权。 另外，高学历阶层作为社会领导者，带领自己的国家与其它国家展开竞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权力，实现本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只要实现权力的主导地位，随时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 同理，中国五大人群的经济状况，反映出中国的权力利益格局，也基本上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主要模式。 而自认为精明的中国人，将自己的精明主要用在打“小算盘”上。人们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把小算盘打得更精，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尤其是中国的高学历人群，不像西方高学历群体那样争夺社会主导权，而是更倾向于通过精明的计算，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当然，在中国人的精明计算中，并没有忽视强权，也不可能忽视强权。 而中国高学历群体的精明计算在于，通过依附强权，希望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个人收益。 高学历群体通过学习和掌握知识，更有效地为强权服务，以获得自己的个人收益和生活享受。 而这样的方式，和发达国家的高学历阶层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就形成了中国明显的群体划分方式。 强权在高学历群体的技术支持下，轻松地实现对社会的系统控制，以最大化的方式从整个社会获得利益，并且实现体制的狂欢。 而高学历群体也通过为强权服务，强化既有权力格局的利益，让自己成为“中产阶级”，实现了“喝汤”的利益。 而强权和高学历群体的关系，进而决定了中国五个主要群体的经济状况。 而中国的权力格局下，人们的心态和综合能力，也与西方的状态形成很大的差异。
中国和发达国家权力和经济对比，可以通过一些人的表现反映出来。 不少中国人去了欧美国家之后，抱怨在国外受到歧视，因此认为中国人最好的地方在中国。 当然，对于这些人来说，欧美国家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这些人抱怨国外的歧视，并不是因为欧美歧视本身不好，而是这些人自身的问题。 在任何一个社会或者组织，歧视都是存在的。 比如说，一个新兵要受到老兵的歧视，这是所有军队的正常现象。 对于不懂规矩、扰乱秩序的新兵，老兵更要采取歧视性措施。 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对于衣着较脏、说话大声的农民工，歧视直接写在脸上。 另外，中国的不同阶层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界限，所谓的上层对下层可以随意呼来喝去。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生活的一些人，自认为欧美国家就是天堂，就不会有任何歧视。 而且，这些人认为，自己去了欧美国家之后，当地似乎就得有鲜花掌声等待着自己。 即使自己英语很差、即使自己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当地社会的基本规范，也希望获得跟别人同样的工作机会。 如果别人不给自己机会，就认为别人在歧视自己。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很多人就开始抱怨欧美社会，认为自己遭遇到“隐形歧视”，并且认为中国人在那里是“二等公民”。 而且，这些人还认为欧美生活过于单调，不符合中国人爱热闹的习惯等等。 因此，这些人习惯性地劝别人，如果在中国有车有房、生活得很热闹，就没必要出国“受苦”。 如果有人表达了自己对于欧美国家的认可，这些人也要跳出来反对。这些人的言行表现出，自己根本不具备适应能力，或者不喜欢“入乡随俗”，而是希望欧美社会随自己的“俗”。从人之常情来说，这些人在欧美社会受到歧视很正常，也不可能进入所谓的“主流社会”。当然，这些人也被大多数了解欧美社会的人所讨厌。 因为，这些人在说话的过程中，直接就代表了“中国人”。 这些人一方面以为其他中国人和自己一样不受欢迎，把自己受歧视，当成所有中国人受歧视，抹煞了大多数华人收入高，而且获得越来越高社会地位的事实；另一方面，代表了所有在国内的中国人，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喜欢热闹，喜欢生活中狭窄、拥挤、脏乱差的空间中。 这样的人在中国还能够混点钱，或者赚不少钱；但是，到了在欧美社会，他们不可能受到社会的认可，也不可能持续提高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形成这样的心态？其实，这些人在中国生活的不错，和在欧美社会生活的憋屈，反映出中国和欧美社会的关键差异。 关键在于欧美社会和中国社会的整体差异。
总的来说，欧美社会是“能力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站队社会”。在欧美社会－尤其是在美国，个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基本上由个人能力所决定。 人们不太关心个人的社会利益立场，而主要关心个人能力。 一个人如果技术和综合能力都很强，既可以在微软做事，也可以在google做事，还可以自己出来自立公司。 从风险和收益角度的综合分析来说，这三种选择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 总的来说，如果A和B相比，不论在学历、能力、经验、专业成就等等各方面，A都比B强。 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A的个人收入和社会专业地位，也要比B高。 这就是，个人的收入和潜在发展空间，主要由个人素质和专业能力所决定，也就是“贤者居上”的社会机制。而且，美国保护个人隐私，不得强迫他人公布自己的宗教、党派、经济社会观点等等。这种隐私保护，就是防止老板因为这些问题而自动让这些员工“站队”，并将一些有能力的人排除在组织之外。 因为，这不论对员工本人和社会经济，都是重大的损失。所以，美国社会既不强迫人们就利益立场，以“站队”的方式表态。 而且，就是“站队”表态出错，也会给站队的人足够的生存空间。其中，一个著名的的例子是美国名将罗伯特 李将军。 在美国南北战争因为宪法的模糊地带而爆发后，林肯力邀当时的名将李将军做北军总司令。 但是，李将军本人是南方人，拒绝了林肯的邀请，做了南军总司令。 李将军的“站队”，以其智慧、英勇、顽强，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南方的败局，明显延长了整个南北战争的过程，导致南北战争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会认为这样的人“罪大恶极”。 但是，当南军失败之后，李将军作为败军之将，整个美国社会并没有把李将军当作叛国者，没有对李将军实施绞刑。当时，李将军申请了赦免，但是因为当时国务卿的理所当然，认为李将军已经被赦免了。 然后，错误地把呈交给他，让他批示的赦免文件，当成已经实现赦免，仅仅用来存档的文件，进行了归档，因此李将军一直没有得到赦免。这个细节说明，虽然李将军“站错队”，但是人们的意识中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情。只要投降之后，表示自己不再“站错队”，就没什么问题了。而且，整个社会仍然把李将军视为英雄，不论南北方都对李将军极为尊敬，也自然而然地以为他获得了赦免。在法律上并没有被赦免的情况下，李将军应邀担任华盛顿学院（今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校长。在超过五年的任期中他将华盛顿学院由一所不知名的小学校转变成美国第一所提供商业、新闻、与西班牙语课程的大学。 而且，后来法院改正了最初没收李将军财产的决定。 这就是不考虑“站队”，而是因为李将军自身的能力、对于家乡的忠诚（个人立场其实倾向北方）、在打仗过程中的英勇智慧、以及在败局已定的时候及时投降，减少过大的战争损失。 这时候，人们就不再关心他的立场是什么，而是看到他个人的优秀品质和卓越能力，然后尊敬他。 李将军的例子反映出，美国通过能力导向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得到公平的机会（All men created equal），对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通过“贤者居上”而不是“站队正确者居上”的机制，让人们有机会实现个人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强大。
“站队社会”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不是由个人的能力和社会贡献所决定，而是由个人和权力人物的远近所决定。 一个人如果“正确”站队，即使个人能力素质再低、行为再恶劣，都能够飞黄腾达、鸡犬升天；如果“站错队”，即使能力再强、素质再高、贡献再大，也很难得到善终。如果对站队进行更细化思考，就会发现，站队其实就是跟权势的距离远近。比如说，一个权力者的司机，可以说是站队位置非常紧密的人。所以，这个司机可以当上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投资决策就可以轻易为公司带来数百亿元的亏损。 然后，自己还能够一年赚几千万，而且认为这是市场机制下的定价。同时，反对者就是站队最远的人，也就是“站错队”的人。比如说，黄万里一直反对三门峡，于是因为反对而被打成“大右派”。等三门峡造成巨大灾难后，证明了黄万里的正确，结果黄万里更不可能被容忍，因为他直接证明了毛的错误。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反对毛鼓励的生５个以上的“英雄母亲”，被打成右派；梁思成反对毛拆北京城，反对毛希望把北京天安门附近都耸立起工厂和烟囱，被打成右派。这就是按照以中心权力为中心点站队，按照个人交往、观点、利益等方面的远近，就形成了明显的立场社会。 一般来说，越是缺乏真知和能力的人，越容易和权力者立场“一致”。 司机和领导在个人关系上非常亲密，司机没有自己的观点，总是和领导的观点保持一致，另外司机在综合能力上很弱，不可能威胁到领导的地位，从利益上完全依赖于领导。 因此，司机最容易成为立场最紧密的人，也就最容易因为立场而获得收益。 而且，像张铁生这样的“白卷英雄”，通过戏剧化的方式让自己脱颖而出，表明自己和毛的反知识立场相一致，也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另一方面，专业能力和技术强的专家，则越容易看出权力者的错误决策。 如果专家指出权力者的错误时，也就完全站到权力者的反面，也就是“站队”站到了对立面。 这时候，专家就可能被冷落、被贫困、被封杀、被打倒、被劳改、甚至被肉体消灭。 这就是在站队社会，个人地位和利益不取决于个人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而是取决于和权力者关系的远近。 而且，站队社会经常会逼人们表态，甚至通过人人过关的方式，让人们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并因此而进行“排队”。 这时候，沉默的人也根据情况，被视作立场对立者，进行相应的打压。 在“市场经济”提出之后，“站队”开始更多地跟个人收益挂钩。比如说，上海最初在房地产价格低迷的时候，领导亲自发话，保证投资房地产的人赚钱。 于是，进入上海开发房地产、趁“零首付”的时候大量买楼、并且持续炒楼的人们，即使是一个毫无知识技能的人，也可以实现极高的收益，成为众人所瞩目、羡慕的富人。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是能力社会的主要表现载体之一。 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主要依赖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经济越强大的国家，往往拥有越强大的跨国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赚取的收入，成为支持发达国家高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在各国的国内，企业作为现代国家的显性经济载体，掌控着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主要经济权力。 因此，企业拥有最强大的财力，和企业相关的人们收入也更高。 施瓦辛格当了多年州长，不仅一分钱州长工资都没有拿，而且还在当州长过程中自己负责自己的交通等各种费用。对于很多中国网友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极为敬佩的行为。 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很多，比如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不仅不要工资，还给纽约捐了大笔的钱。 因为，布隆伯格是企业老板，而施瓦辛格曾经是最高薪的演员，也就是最高级企业员工。 这些人或者做企业，或者离企业的中心最近，因此获得的金钱也最多。 所以，他们在企业里赚了大钱之后，觉得赚再多的钱也意义不太大了。 所以，出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他们不赚钱，转而担任公职部门的职位，施展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满足感更强。 另外，不拿公职部门的工资也无所谓，这些工资对他们来说毕竟太少了。 所以，他们还不如不拿工资，树立自己更好的形象。 那么，在强大的企业背后，是整个社会背景的支持。 首先，一个教育方向正确、教育投入巨大的社会，才可能出现强大的企业。 其次，支持企业强大的，还有美国的分散式联邦体制，也就是权力分散的制度。 美国的社会权力离散式分布在各州，然后给予联邦政府少量的权力。 各州和联邦通过自己的权力行使，限制企业的过度发展。 所谓“过度”发展，就是企业通过不正当方式，实现垄断或者金钱等市场地位。 第三、除了企业和公权部门之外，美国社会的非营利组织力量也非常强大。而民间的各种个人和非营利组织也在随时监控着企业，防止企业侵犯个人和社会权益。 所以，通过公职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制约企业，形成社会组织“三足鼎立”，相互制约的状况。 通过这样的方式，即使企业的权力较大，但是无法达到一股独大的程度。所以，企业必须在社会的约束之下，进行市场竞争，生产出畅销产品、并且按章纳税、也需要尽到各种社会义务。 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综合知识背景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职业人士，能够从社会中脱颖而出，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 这些人之间的竞争，就是眼界、方向和专业能力的竞争，谁拥有更强有力的专业知识团队，也就拥有更强的综合知识和专业能力，才就能够在竞争中胜出。 因此，各个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为了保持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必须向人才倾斜、以保证自己的竞争生存能力。 那些想在内部进行“站队”的组织，在外部竞争中很快被淘汰，剩下的组织只能是最大化利用人才的组织。
而随着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权力的网络化分布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未来大师”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到世界权力从过去的暴力转向“现在”的资本，然后转向未来的信息，所以未来信息将统治整个世界。 虽然托夫勒对于世界历史和权力转移的认识并不很准确，但是他对信息的强调，突出信息对于世界的决定性作用，反映出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方向。 西方社会在“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的推动下，充分强调“information is power（信息就是权力）”。竞争也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能力。企业作为信息竞争最敏感的单元，积极按照信息时代的规则，通过抢夺信息主导权，获得经济优势和财富积累。 更重要的是，信息本身的离散性特征，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导致经济竞争方式产生关键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权力按照知识模式，形成越来越强的扁平化和网络式分布的特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鸿沟”反映的“知识鸿沟”越来越明显，而“知识鸿沟”借助于数字技术，更加放大社会中的职业精英群体。比如说，在手工记账时代，一个大公司的财务经理需要很多的人手，进行记账和编制财务报表，这时候一个高水平的财务经理和一个普通的会计差别不是很大。 到了信息时代，高水平的财务经理通过功能强大的Excel表格加上功能强大的数据库，再加上两三个精干的人手，就可以做出以前二三十个人需要共同进行的工作。另外，知识精英群体因为网络的传播，形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也赚取更多的财富。 比如说，像facebook 这样的企业的发明，可以借助互联网快速传播，改变人们的生活形态，其老板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亿万富翁。 那么，不论是高水平的财务经理，还是facebook 的老板，都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通过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提升了自己的富裕程度。 这就是三星李健熙说的，“一个天才等于10万人”的时代。想逼迫天才们站队的组织，更快地被天才们淘汰进入历史的垃圾堆。当然，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知识的传播能力更强，促进了知识从少数精英向大众普及的过程。 这个过程又促进了社会智商的整体提升，反过来限制了知识精英群体的知识垄断。同时，由于每个人的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专业化知识和技能在竞争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所以，权力随着知识的流动而转移，金钱随着权力的转移而转移。 谁能够更快地学习知识，提升自身的能力，并且能够创造和传播知识，谁就能够获得权力，提升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人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学习和思考，通过提升自己的知识和综合素质，才能够保持自己在知识领域的能力。
而中国的“站队”社会，本质是暴力为中心的社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依靠暴力实现的权力垄断。暴力是相对稳定的状态，主要以枪为代表物。围绕垄断的暴力权力，社会就形成圆圈形的社会。整个社会以暴力为中心，向外一层层扩展。 不同层面部分的“站队”，就形成了体制外和体制内，体制内又包括体制核心和体制外围。 那么， 越处于体制中心的人，就越容易获得利益。 即使是中心人物的一只宠物，也比最外围成百上千个人的生命要更有“价值”。 所以，做宠物的相对来说比较快乐，其次是奴才，而外围人群则往往处于痛苦之中。 比如说，一位从事高技术研发的名牌大学博士，2010年比2009年收入增加不少，看上去很不错了。但是，不论从个人来说社会，关键不在于自己的状况，而需要进行横向对比。 假如他有一个初中要好的同学，初中上中专后，进入一个体制单位里做勤杂工。 博士研发人员和勤杂工相比，工作要求的技能高、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经常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而勤杂工天天过得非常舒服，但是博士的收入比勤杂工还低。 不仅如此，这个勤杂工可能还有免费午餐或者一元的三餐、报销各种费用加上种类繁多的奖金、而且还可能有分配的高质量“经济适用房”。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博士再努力，甚至作出了成绩，也达不到勤杂工的综合福利水平。 而在2011年的预期收入上，即使博士还能够收入更高，也难以和勤杂工相提并论。 因为“水涨船高”，到时候勤杂工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待遇会更好。 因此，博士在努力的过程中，希望与自己2011年生活的更好。 但是他知道，自己无论多么努力，都追不上一个中学毕业的勤杂工。 所以，博士再努力也没用，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大都是一个人。而勤杂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是强大的体制。 另外，博士越努力，勤杂工和博士的综合福利差距往往就越大。 因为体制通过税收、房子等资源的分配机制，尽可能从博士和绝大多数人的努力过程中抽水，然后分配给勤杂工一点点，就比博士赚得要多。所以，这些博士们心理上必然充满沮丧、甚至可能会感到绝望。 也就是说，中国仍然与现代信息社会无关，社会仍然按照“站队”的方式来决定人们的利益，以及社会地位。
2010年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让“站队”更加明确，也就是体制和社会的金钱差异更加明显。 从社会来说，体制的力量正在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已经强大到正在拯救全世界。 因为，体制已经充分展示出自身的实力，也不需要获得非体制的认可。 什么“水载舟”、“人在做、天在看”都是非体制人们怯懦的表达，根本不在体制的眼中。 而且，这种情况已经维持了几十年了，舟还在水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门道。 而且，对于体制来说，日子在过得越来越好。 可以说，体制已经好到钱多得花不完，因此经济表现“火爆”。 当希腊、西班牙这些小国濒临破产的，中国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国能够达到这样的力量，关键在于中国社会以暴力为权力中心，而暴力权力也就是国家权力。这样的经济模式也可以叫做国家权力经济，2009、2010年国家权力经济达到空前的规模。这时候，不仅非洲国家通过“站队” ，让自己的债务得以减免；而欧洲的小国也开始选择“站队”，这种国际“站队”显得更加重要。 欧洲小国表明自己需要中国的帮助，和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甚至可能帮助中国购买武器，增强中国的国家权力经济。 然后，这些小国就可以实现比中国国内的体制外的人们更多的收益。 当然，要维持一个经济，就必须有收入，然后才有支出。 既然国家权力经济开始拯救世界，也就意味着支出将持续扩大，因此也需要将收入继续扩大。 而仅仅10万多亿的财税和卖地收入，不够如此大规模的扩张。 因此，围绕国家权力而生存的体制机构，包括以政府和关键事业单位等社会公职部门，以及房地产、央企、铁公基等为代表的经济领域，就要获得丰厚的收益。 这些收益一方面要给国内站队的人们很高的待遇；另一方面要让国外“站队”的国家也获得好处。 所以，除了各种税费和卖地收入之外，国家权力经济还要实现央企资源性收入、房地产产业链收入、印钞收入等方面的综合收入。 那么，在实现这些收入的过程中，离收入渠道越近的人们，也就容易获得越丰厚的收益。 比如说，虽然房地产公司表面上看，都是民营企业或者上市公司，但是由于房地产是体制的“贴身小棉袄”，因此实现了丰厚的利润。
当然，“站队”收益也需要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首先，体制企业的收益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收益方式完全不一样。 西方的企业需要吸引消费者，让消费者自愿掏腰包，高价买他们的东西，企业才能赚钱。 就像微软、Google、Facebook等企业，主要利润来源都是软件。 因为，软件开发完了，生产成本就基本上没有了，用的人越多，企业的纯利越多。 但是，这种自由竞争中“一本万利”的买卖，国家权力经济是没有能力做的。 那么，体制最擅长的就是，下一个命令增加税收，钱就源源不断地进入腰包。 那么，如果人们不缴税怎么办？ 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暴力保障体制的征税能力。 比如说，根据大河网2011年1月10日报道，河南禹州一农民为了逃避过路费，拿着两套假军车牌照营运，8个月里免费通行高速2361次，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拉沙挣了20多万元。事发后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这个新闻反映出两方面的主要信息：1、农民拉沙挣了20万，而如果要正常交路费的话，要倒亏348万。也就是说，干的越多、亏的越多。这样的收益机制，和西方企业的收益方式有明显的不同。 因为，微软、Google这些企业提供的办公软件和网络广告，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效率、提升知名度，降低整体经营成本，所以客户愿意高价购买。 但是，高速公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农民要缴费过路的话，必然要亏损，所以选择使用套牌。而体制不能不收这个钱，因为这是体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体制赚到的这种钱，可以说是通过减少非体制部门的财富实现的。 2、根据网易网友的跟帖反馈：“根据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交通厅发布的《河南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每公里收费0.45元计算，3680000通行费，需跑8177777.8公里，每个月要跑1022222.2公里，按每月30天计算每天需跑34074.07公里，按每天24小时算每小时达1419.75公里。时速已经可以与飞机相比。车主神人神车。” 那么，为什么对创造汽车“连续运营世界记录”或/和“时速世界记录”的一个拉沙子的农民判处无期徒刑？ 关键就在于展示国家权力经济的力量，保护体制的收益。 同理，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的垄断利润，也是通过打击走私而实现。 房地产则通过强拆加上土地垄断供应，实现地方卖地收入、房地产税费收入、房地产企业利润和房地产产业链的利益群体收入。当无数80后为了买一套房子结婚，倾注三家两代所有积蓄作按揭首付的上海，同时上海一个房管局的副局长可以轻松弄到二三十套住房。 而如果没有强拆，也就是暴力拆迁，房地产行业也直接瓦解。 另外，钞票印刷和税收一样，都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收入。 而在暴力的支持下，体制通过随意地创造出各种收入，这些体制性单位的收入持续大幅增加，进而支持体制消费的大幅增加。
体制和非体制的差异，只要不是智商太低，都能够看出来。因此，人们想方设法进入体制，通过“站队”实现自己的利益提升。 于是，这也形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将近150万人报考公务员的考试热潮。 因为，人们都希望通过自己“正确站队”，能够成为社会中利益受到保障的群体。 当然，无数实业企业老板纷纷关闭自己的实体经济，并且将资金投入房地产，也是投靠体制的一种方式。 而在国家权力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可持续国际竞争发展能力的企业。 既然中国企业无法在国际上竞争，那么就只能在国内蜷伏在国家权力经济之下，成为体制的附庸。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央企，也表现在民营企业。 而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成为支持着体制运转主要力量，贡献了大部分税收、央企垄断收入、房地产收入等等。不过，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先天不良，无法与体制形成制衡。 在美国，大企业基本上都是从私人公司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上市而成为公众公司，这是美国以企业为主要权力载体的一种表现；而在中国，因为体制的权力集中，害怕私人企业的发展，因此民营企业不可能做强、做大。 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企，也就是体制的延伸，其公司治理和运作方式都不算是企业（enterprise）。因为体制经济的强大力量，大多数中国的智力资源都都倾向于进入体制。 同时，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也都是通过“站队”开始起家，而不是依靠企业家个人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开始的。 因此，民营企业普遍都是低技术、低质量、低工资、高劳动强度、高污染、高消耗的“血汗工厂”。 这些企业一方面缺乏市场抗风险能力，一方面缺乏财富灵活性。 而这“三低、三高、两缺乏”，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弱不禁风”。 那么，再加上体制的力量展示，民营企业如果不做体制的附庸，就只能被市场和体制所淘汰。 不过，这就形成了民营企业面临的两难：1、如果“站队”离体制比较远，那么各种税收、通胀、市场的劣质竞争等等方面，都会压垮企业；2、如果“站队”依附体制，虽然短期活下来了，但是体制想民营企业那里索取多少，就可以索取多少。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做实业已经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想生存下去基本上都是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民营企业被国企兼并、投资房地产开发、或者炒房就成为正常现象。
同理，绝大多数的中国“中产阶级”，也缺乏独立生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依靠自己的综合知识和专业能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明确自己的立场、“站队”而实现的。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学界”看上去很热闹，多种观点都在交锋。 但实际上，这些热闹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经选择了“站队”。 因为，从体制的本质来说，真正有思想、看问题敏锐、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自愿“站错队”的经济学家，不会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其实，就连一个姓袁的高中历史老师，讲历史课的视频流传到网络上，就直接被封掉，而且网路上所有流传的视频也被清理干净。 那么，敢于说出中国真实问题的经济学家，更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中国能够经常上公开媒体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体制内的宠物经济学家和体制外的表演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不论如何表演，大家都知道该怎么“站队”。 那么，如果一个担任某重要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不再选择“站队”的时候，就直接在这个岗位上被解职。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出国后，感觉自己没有机会，受到社会的歧视。 比如说，刚毕业的优秀大学生们可以通过考托福、GRE等方式，拿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读博士。 经过读博士的过程，这些大学生可以持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学术水平，大都也能够圆满完成学业，然后在美国找到工作，顺利开始自己在美国的专业生存之路。 但是，当优秀大学生毕业之后，如果在中国工作十年，那么绝大多数就已经达不到美国相应的职业标准。 因为，大多数人都把自己大量的时间用在“站队”上。 人们在忙于“站队”的时候，也就是无法进行系统的职业素质培养、工作技能提升、沟通与协作能力发展。 所以，这些人即使有钱、或者按照技术移民到了欧美等国，也只能进行低级的工作，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而且，这些“中产阶级”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站队社会”，无法理解欧美能力社会中，人们需要的综合知识和专业技能。 当这些人仍然按照自己的技能水平和行为模式，希望在欧美社会混入“主流社会”的时候，这种“站队”的思想实际上受到当地人们的内在鄙夷。 所以，这些人一方面想代表在美国生活得很好的华人，认为美国进行种族歧视；另一方面想代表少数仍然在学习进取、喜欢欧美安静社会、能够适应欧美职业要求的人。 其思维都是按照“站队”的思维，通过强调欧美歧视中国人，说中国人“二等公民”，掩盖自身缺乏竞争力的事实。 就像一个人在美国可能连专业工作都找不到，但是到了中国因为正确站队，而且善于包装，号称自己是美国名牌大学博士，然后通过忽悠人们实现自己的高收入，并且号称自己的成功可以复制。 而这些善于“站队”的人们，即使早期学习好、成绩好，但是到最后也只能依靠体制、依靠包装、为维护体制而生存。 如果失去了体制，这些习惯于站队的“中产阶级”将失去自己的生存根基。
在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下，体制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 体制的力量就在于其庞大，以及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力。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说的，当时间足够长，人们就开始依赖体制。 不论民营还是“中产阶级”，在体制之下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已经完全失去了在国际市场竞争升级的机会，因此只能够通过支持体制而生存。 即使曾经“学而优”、曾经对自己充满的希望的“中产阶级”，也只能直接、间接依赖体制而生存。 当体制倒掉，“中产阶级”也就会倒掉。 所以，“中产阶级”和体制一样，都希望体制能够继续、希望房地产能够继续。 所以，“中产阶级”也就更加努力，希望通过支持体制，让自己也获得利益。 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人们已经完全放弃了对于体制的抵触。 一个事实非常清楚，这十年中在房地产市场“站错队”的人们，已经失去了巨大的收益，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处在痛苦之中。 不论是做实业的民营老板们，还是一直想等等看的“中产阶级”们，通过自己的痛苦经验，体会到自己是无法抗拒体制的。 所以，2010年的市场上，“空头”已经基本上消失。 不论是歇业或者缩减规模的民营企业老板、还是收入不错的“中产阶级”，还是凑齐家里所有的钱贷款按揭买房的“准中产阶级”，都认为房价已经不可能下跌了。 所以，人们除了拼命向体制内挤以外，砸锅卖铁也要买房子，感觉不买房子似乎就生活不下去。 即使“宏观调控”多次打压房价，人们都不需要思考，就知道房价还会上涨。 因此，即使收紧货币、两次加息，都不能阻挡住人们买“一手楼盘”的热情。 同时，“中产阶级”们克服了越来越高的汽油价格、车船使用税、过路过桥费、以及其它各种税费，踊跃购买车辆。 通过体制、民营企业老板和“中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中国蝉联世界汽车销量第一的位置。 这些消费为体制创造了大量即时的税费和企业利润，而且也创造了未来的收入。 当然，民营企业老板和“中产阶级”在买房、买车之后，手头的现金明显减少，大多数的财富都变成了车子、房子。 可以说，这种表现就是，当体制需要他们“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也只能“甘于奉献”，这就是作为体制附庸的义务。 中国的国情跟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一样。 当体制需要的时候， 整个社会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自身的“割肉卖血”来维持体制越来越大的消费。 而且，社会还显得非常兴奋，为国家经济权力的强大而喝彩。
不知不觉之中，“拐点”在2010年已经形成。 当人们开始为考公务员而疯狂的时候，2010年的社会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割肉卖血”供养体制的模式已经接近终结。 从表象来说，2010年初的时候，无数人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 人们认为，只要自己更努力一些，即使体制从中赚得更多，自己也还能够有所收益。 所以，不少民营企业在2009年仍然在加大投入，试图在2010年获得更好的“发展”。不过，人们总是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乐观预估未来的前景。 比如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持续投入的时候，忽视了本身“小而散”的虚弱状况。然后，民营企业认同“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因此大量通过花出去黄金而获得信心。 但是， 对内，税收、资源垄断、印钞等原因造成的通货膨胀，让民营企业不堪重负；而对外，汇率的变化进一步加剧出口企业“不赚钱”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各种随意增加的税费、房价上涨形成的“房地产税”，民营企业都必须进行自身消化这些成本。但是。民营企业因为自身实力问题，根本消化不了。而且。 结果只需要短短的一年，民营企业大量陷入困境。 尤其是内贸企业，因为国内需求明显减弱，导致自身的收入剧减。 同时，因为各种成本激增，因此内贸企业作为一个领域，整体陷入困境。 尤其是到了年尾，大量企业纷纷关门倒闭。剩下的相当一部分企业，也在痛苦中挣扎，不知道进还是退。 在下半年，很多老板在被迫关门的时候，相信会对自己的坚持、或者扩大规模的决策非常懊恼。 老板们悔不该当初，看不清楚形势就乱投资，最后自己的投入“血本无归”。 这时候，老板们将自己的钱从实业撤出，投入到房地产中。 从经济结果来说，他们支持了房地产的火爆。 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后续的资金，房地产在失去主要的收入来源。 而且，为民营企业工作的“中产阶级”，也在面临经济状况快速恶化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多数“中产阶级”的资金也大都买了房子。 可以说，这些“中产阶级”手上的现金也越来越少，也意味着失去后续的房地产购买力。 而且，随着通胀加剧，很多“中产阶级”也会面临入不敷出。至于城市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更是已经陷入贫困或者非常贫困状态。只要经济情况恶化（失业增加或者/和通货膨胀），大量中低收入者将难以生存下去。 而农民则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基本上只能够通过种粮维持自己的温饱，也无法创造更多的价值供体制消耗。 因此，当民营企业纷纷倒闭，“中产阶级”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已经在生存的边缘的时候，体制的狂欢也在面临的失去来源的问题。
癌细胞通过依附身体生存，导致身体死亡，并且导致自我毁灭。 癌细胞是身体里的异化细胞，它并不起到正常的细胞功能，但是大量从血液中吸收养分，并且具有无限繁殖的能力。 一个得癌症的人，随着癌细胞的无限繁殖，身上的癌症会长成巨型肿瘤，然后扩散到全身。癌细胞吸收大量本来供给病人身体其它器官的养分，导致病人的养分消耗和供给失衡。 于是，很多病人表现为体重迅速减轻，有的甚至会“皮包骨头”。 这时候，从身体来说，应该调动起内部的机能，产生更多的好细胞，尽可能抑制和消灭癌细胞。 但实际上，大量新的好细胞不会产生出来，所以癌细胞就加速变异繁殖，进一步吸干身体的养分。 可以想像一下，好细胞跟癌细胞做斗争是艰难的，当好细胞面对大量癌细胞的时候，斗争起来更加艰难。 这时候，如果好细胞无法克制癌细胞的加速变异，那么癌细胞从身体中吸收的养分就更多。 越到癌症晚期，癌细胞繁殖扩散的速度也就越快。 问题在于，癌细胞只是生物性生存繁殖的本能反应，只是按照自然方式，通过变异繁殖从身体中争夺养分。因为这些癌细胞本身没有思想，不会想着由于自身的过度繁殖，会导致人体这个癌细胞的宿主垮掉。 最后，当人的身体最终因为养分“入不敷出”而垮掉死亡的时候，癌细胞也就失去了养料来源，自己也随之整体死亡。 同样道理，在一个骗子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骗子总是越来越多，傻子也就越来越少。 在骗子少的时候，骗子能够很容易赚钱。 随着骗子增多，傻子减少，骗子的收益也就越来越低。 当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的时候，骗子经济模式走向终结，骗子就得转型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三番五次受骗上当之后，非常生气，自己也决定要当骗子，通过骗别人发财致富。结果，当最后的傻子转型后，社会就没有傻子了，骗子也就没有了市场。 也就是说，当骗子社会崩垮的时候，再“转型”做骗子的人本身就成了傻子，再一次受骗。而这个人开始向骗子转型的时候，最后还是发现自己受骗了。 癌细胞走向自我灭亡，不是自身生存发展能力不够，而是因为生存能力过强，导致自身的生存超过系统承载能力，然后癌细胞和系统共同灭亡。 而傻子之所以是傻子，不仅仅在于自身容易受骗，更体现在看不到社会的变化，也就是大环境的变化。 即使想学着做骗子，也因为社会中的傻子已经没有了，即使骗术学得再精，最后也当了另外一种傻子。 而傻子花钱学习骗术的过程，就是再次受骗当傻子的过程。
其实，当体制和社会整合起来，所有问题就会变得简单清晰。 本来，2010年是趋势非常明确的一年，因为主要经济问题早已经在2008年出现，而且到2009年凸显出来。当然，习惯于只看眼前的人们，并不思考未来的方向。人们只关注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关心这些问题。 所以，无数人对未来充满迷茫，看不到未来的变化趋势，只能选择随波逐流。 这种状态，让人们很容易被忽悠，成为骗子社会中的受害者。 而体制培养人们随波逐流的心态，并且利用人们的随波逐流，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 在2010年中期之前，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买房者来说，算是最佳的出逃时机。 在当时房地产的一片火爆之中，其实房地产已经达到“强弩之末”。 因为，从价值根基上来说，中国拥挤、狭窄、脏乱差的大城市中，只有几十年使用权、随时可能被强拆的劣质“鸽子笼”，其建筑平方米的价格，可以比美国环境优美的环境中、免费送车库和地下室、高质量house的实用平方米价格更高，跟日本坚固耐用、抗震、完全产权的房子的实用平方米的价格相当。 这种价格本身就是一种荒谬，但是中国买房的人们就相信这种荒谬，像人们在股市5000点的时候相信10000点指日可待一样。 另外，中国缺失独立的经济知识普及机制，让准备花“血汗钱”买房的人们了解，大通胀和房价呈现显著的反比关系。 到2010年中，大规模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表现出征兆，即使炒房投机都已经没有了前途。 因为，一旦大规模通胀开始，房地产必然要垮台。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自己不为自己负责，并不去了解房价和通胀这个基本的道理。 人们自己也不动脑筋，去思考这个只需要稍许分析就可以得到的结论。 然后，房地产商和中介告诉人们，钱不值钱的时候，买房子能够保值。 于是，人们更加踊跃地买房子，希望自己的钱能够保值、或者希望通过投机赚钱。 而且，不仅是国内的人们，不少移民出国的人们同样如此。移民出国的人们虽然非常清楚中国房价的荒谬，但是很少有人批判这种荒谬的现象，也很少批判荒谬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 与之相反，这些国外移民仍然在国内拥有多套住房，有的甚至还在汇钱回国买房，一方面搏房价上涨，另一方面搏人民币上涨。 另外，大量国际游资也大量涌入中国，忽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问题，忽略中国大规模通胀的问题，同样在博人民币升值。 这些力量都在支持着发钞、房地产，让现有的经济能够多活一些时候。
这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身体，已经完全失去判断好细胞或者癌细胞的能力，错把好细胞杀死，留下癌细胞快速无限制地生长。 这时候，不论癌细胞繁殖多么快，癌细胞发展到多么强大，最后都要因为身体垮掉而垮掉。 同样道理，体制完全依赖社会生存、自身不为社会服务，只大量消耗社会的资源，同时体制还在无限扩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体制表现得再强大，也要随着经济的瓦解而死亡。 而广大的中国人以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耐力，以及自己的勤劳和节俭，通过节衣缩食支持体制的发展和强大。 人们将自己的辛苦积攒的钱用来买房、买车、买下乡的家电，支持了体制的税收和体制的销售收入；人们面对三聚氰胺，地沟油，激素、抗生素和瘦肉精的“三合一”猪肉、农药高超标蔬菜、毒米粉等等食品的时候，毫不畏惧地吃下去，情绪非常稳定，体现出“视死如归”的精神，为减少食品短期、降低通胀压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而且，人们还辛苦卖力地工作，一方面为体制创造税收，另一方面和劣质食物一起弄垮自己的身体，然后更多地去看病，连最小的小病也要输液，为医疗系统的收入增长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当然，仅仅依靠国内人民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体制的发展还需要来自世界的支持。 欧美等国故意忽略世界贸易中的质量条款、环境条款和工人福利条款等多种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直接或者间接大量进口中国“血汗工厂”的廉价产品，让中国的体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另外，欧美企业看上中国给予自己的各种特权，跟随港台日韩企业进入中国，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将本国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另外，“二等公民论”的宣传,让不少本来想出国的人开始观望，让一些出了国的中国人本人回国，让更多还在国外的中国人把钱拿回中国炒股、炒房。 这些人加总起来，是一个重大的力量，不仅这些人本人带回来规模巨大的外汇，还吸引了更多外资进入中国，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增加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的部分，就是中国海外华侨、华人的钱到海外旅游之后，回到中国进行投资。 另外，外资的游资也在大规模进入中国，赌人民币持续升值。 这些钱汇聚起来，就形成大量的税收，以及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可以说，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共同大力支持下，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体制获得了空前的力量。 持续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让体制可以宽松印钞、购买国外各种奢侈品、铁公基等关键进口零部件，并且可以拯救世界，购买欧美日的债券，减免非洲债务。
规律必然发生。 规律的本质在于公义，当一个社会违背公义，必然要遭到惩罚，这就是规律。 离公义越远的社会，即使一时能够显得强大，但是到时候也必然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由于各方面的支持，体制能够持续扩大，而且单位消耗更多。更重要的是，体制优先消耗掉社会的优质资源。 因此，在经济按照算数级数增长的同时，体制的资源消耗按照几何级数增长。 既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砸锅卖铁也要想法赚钱，支持国家权力经济。 那么，社会就需要承受相应的后果。 在支持体制发展的同时，社会在持续衰败，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以民营企业为例，在2010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大量民营实体经济经历了倒闭的过程，还有大量的实体经济也考虑关门。 从市场经济来说，当大量企业关门之后，剩下的企业竞争压力减小，日子就应该好过一些。 但实际上，在中国国家权力经济中，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 当大量企业关门之后，但是体制的经济负担不会减少，而是继续增加。 也就是说，这些倒闭企业不再承担的体制负担，都要转移到剩下的实体经济上。 另外，随着经济的，体制的消耗承几何级数增加，而实体经济还在继续减少收入。 因此，快速增加的体制消耗负担，正在加到更少、更弱的实体经济上。这样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加速实体经济的死亡。 因为，税收、垄断央企、铁公基、大规模印钞等体制经济必须收更多的钱，而且主要依靠从实体经济上实现。 可以预见，2011年将是体制重压之后，虚弱的实体经济全面垮掉的一年。 因为经过2009－2010年，实体经济跟着“信心比黄金更宝贵”的后面，大大“信心”了一把之后，发现还是黄金最实在。 但是，信心容易用黄金来支持，但是黄金无法通过信心得到。 当大多数实业经济经过两年的入不敷出，已经消耗得“摇摇欲坠”。 所以，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实体经济垮塌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一旦一部分开始关门倒闭，立刻就会影响到上下游的企业。 而且，一家倒闭之后，相应的各种体制费用必须转移到剩下的实体经济上。 到2011年，更多的实体经济将关门倒闭，“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逐步形成。 更重要的是，随着大城市房租和其它各种费用的暴涨，而且大量商业销售开始明显下降。 尤其是服装百货、电器电子手机、家居建材等商业场地面积大、竞争“白热化”、受居民消费影响大、消费低迷已经较长时间的行业，商场、大卖场关门倒闭的事件将普遍出现。 而且，一旦这些商业零售环节出问题，将会影响整个产业链。 因为，各商场对供应商压货收费数额大，而且关闭的时候往往会毫无征兆，然后直接可以拖欠上游供货商的货款和其它预付费用。 那么，一旦商场开始普遍关门，那就意味着上游产业链的资金链断裂，引发纵向产业的倒闭潮。 而且，从过去两年，北京各种商场、大卖场的表现来看，这样的关门倒闭会随时发生。 因此可以预见，2011年很容易成为中国实体经济全面崩溃的一年。
2011年的“波澜壮阔”将会体现在“多米诺”的连续倒塌。 当社会形势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按道理人们都应该知道未来该发生什么。 但是，社会表现却是，人们反而对未来越来越迷茫了。 不论做外贸出口的，还是做内贸生产和贸易的，大量企业和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干一天算一天，哪天实在干不下去就关门停业。 那么，为什么形势如此清晰，但是人们反而越来越迷茫？ 其实，这是社会机制所决定的。 在中国，几乎所有实体企业都局限在自己的小框框之内，只关心自己的那部分。 就像中国特色的小商品市场，一格一格地把大家隔离开来，每个商户都只关心自己的生意，而不了解整个市场的状况。 那么，只有体制是强大的，全盘考虑社会经济。 就像小商品市场的管理者，了解不同商户的经营情况，然后按照不同商户的状况，进行相应的税费征收。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增长，都以规模化的方式进行，比如说大规模房地产建设和房价上涨、铁公基、外汇储备。 而且，媒体铺天盖地宣传经济增长，让实体经济感觉到信心。 这就像小商品市场，大力宣传市场的交易有多么火爆，然后吸引想赚钱的商贩入住，而且是高价入住，市场可以从中多赚很多钱。 同时，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以分散化或者小群体的方式进行，比如说下岗、强拆、三聚氰胺、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等等。 通过淡化这种个体化、小规模的经济问题，集体主义（实际上只考虑自己）的中国人民也只关注系统性的经济增长。 这就像小商品市场中，人们只关注谁赚了大钱，而不关注那些亏本的商户。 更重要的是，市场也不会让这些亏本商户张扬，如果这些亏本商户有意见，市场直接让这些人闭嘴。 所以，民众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同时忽略他人的个人或者小规模问题。 当然，当一些民众自己的个体利益受损，或者个人经济垮掉之后，也不会受到别人的重视或者同情。 那么，只有到了经济全面开始崩溃以后，人民才会意识到经济已经不行了。 就像有的小商品市场，只有大批商店干不下去，开始撤摊之后，花了大价钱买摊位、装修和囤货的摊位，才开始害怕恐惧。 但是，到这个时间已经晚了，小摊主自己的投资实际上已经“打水漂”了。 这种情况又像一个干枯的大草原，到处已经开始了火苗，而且局部已经成片开始了燃烧。 这时候，人们不会相信大草原会着火，而是继续很放心地在草原中玩耍、放牧。 而等这些火苗和小规模燃烧的地方连结起来，已经变成燎原的熊熊大火，人们才会意识到出了问题。 然后，人们才会想着跑出草原，或者在草原中设立防火隔离带自保。 但这时候，人们再想准备，实际上已经晚了。 人们只能等着被大火吞噬，活下来的也将一无所有。 而2011年，将是“小商品市场”大规模撤摊。或者说“草原上的大火”全面燃烧的一年。
“多米诺”问题将从实体经济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 随着实体经济崩溃，大量的依靠实体经济的“中产阶级”将成为新的贫困阶层。 “中产阶级”在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切实成为获得利益的阶层。 不论从工资收入、房地产投资增值、还是个人的物质生活方面，“中产阶级”都快速实现了“现代化”，越来越朝着西方发达经济国家的“中产阶级”经济标准看齐。 但是，“中产阶级”主要作为“站队”成功而富裕的阶层，并没有培养出相应的社会竞争力。 一旦中国现有的体制经济出问题，这些“中产阶级”立刻会失去生存的依靠。 随着实体经济连锁倒闭，大量“中产阶级”必然会失业。 那么，这些失业的“中产阶级”既找不到过去的工作，本身也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所以只能在就业上“束手待毙”。一旦“中产阶级”开始批量失业，立刻会全面影响到经济的氛围环境。 消费锐减的状况，已经在2010年下半年表现的非常明显。 “中产阶级”是本国产品的社会消费主力，“中产阶级”开始节衣缩食，已经造成了实体经济感受到“寒冷”。 如果“中产阶级”再批量失业，会让消费直接跌入“冰窖”，进而打击剩下的本国实体经济。 “中产阶级”的问题在于，看上去收入较高，生活也比较风光。 但是一旦失业，同样随时面临着生活陷入困境。 因为，中国“中产阶级”大都赚着美国人贫困工资，进行房子、车子、衣服、奶粉、汽油等比美国人高得多的消费。 而且，大多数“中产阶级”相对年轻，自身积累少、超前消费倾向显著。 所以，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线都非常脆弱，一旦失业，就会直接陷入生活困境。 到时候，“中产阶级”必须通过卖房子、卖车来获取现金，降低开支，以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支出。 如果大批“中产阶级”失去工作，房子、车子都卖不掉的时候，很多拥有房子、车子的失业“中产阶级”就直接面临挨饿的问题。 实际上，当“中产阶级”抱怨买房、孩子上学等问题，让这些问题占据很大篇幅的时候，真正“沉默的大多数”已经被社会所遗忘。 大多数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已经被各种生活费用榨干，实际上已经处于贫困线上。 一旦2011年实体经济开始大量倒闭，中低收入人群失业的数量将更多。 这些人一旦失去收入来源，将直接面临饥饿的问题。 而一旦饥饿开始，饥荒将快速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 那么，人们为了吃上饭，开始大规模的系统行动。 这就像一个癌症大规模扩散的肌体，几乎所有养料都被肿瘤截留。 当肌体再也得不到养料的时候，就会发生全身的突变。 当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波澜壮阔的全面社会大变化必然要开始。
在社会发生全面变化的时候，体制经济将以同样的速度瓦解。 人们总觉得，体制的力量非常强大，随时可以大规模调动各种资源，因此当社会出问题的社会，体制生存情况能比较好。所以，人们拼命挤进体制，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水平。 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情况也只是幻觉。当肌体思维的时候，肿瘤和癌细胞也必然死亡。 当实体经济开始以“多米诺”方式倒闭的时候，体制也要经历严重的税收减少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体制因为失去从实体经济而来的税收和其它费用收入，陷入财政欠收的状态。 尤其是地方税收，一旦商业等实体经济多米诺倒闭，地方体制立刻陷入经济困境，其时间滞后性不超过几个月。 更重要的是，地方体制现在已经负债累累，希望商业发展带来的税收提升，填平沉重债务的利息（偿还本金基本上不可能）。 一旦实体经济不增反减，地方财政就要出现大规模的亏空。 在很短的时间里，大规模财政亏空就会变成欠薪，地方体制的人们将失去工资来源。 比实体经济本身垮掉更可怕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垮掉。 虽然人们都对房地产市场充满信心，但是中国人的信心往往与现实脱节，就像58年开始的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信心。 如果分析2010年的房地产轨迹，就会发现房地产已经进入困境。 总的来说，“中产阶级”是楼市的主要支持者。 虽然市场上一手房销售火爆，但是二手房已经成为市场的主要部分，而大多数的二手房都在“中产阶级”手中。 2010年下半年，北京二手房交易开始急剧下降。 从贷款的角度来说，这跟贷款减少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仅仅贷款还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实体经济。二手房交易状况与实体经济状况类似，冷清的二手房交易和冷清的实体经济相吻合。因为，随着贷款资金的逐渐减少，房地产销售应该是平稳回落。 但是，北京的房地产似乎很快消失，经过几个月“门可罗雀”之后，有的房地产中介已经关门。 也就是说，虽然人们普遍预期房价上涨，但是买房的人越来越少，很快连看房的人都不见了。 卖房者在没人看房买房的情况下，形成了房价的“僵持”（其实失去了僵持的目标，不知道跟谁僵持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手房卖盘越来越多，同时还是不见买盘。 这说明，二手房市场基本上与实体经济同步，实体经济可以直接影响到房地产。 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垮掉的时候，“中产阶级”必然要开始大量出手二手房。 因为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比较差，承受能力弱。 一旦实体经济垮掉，很多“中产阶级”只能停止贷款支出，并且通过卖房变现。 而二手房市场一旦开始开始垮掉，一手房市场也会支持不下去。 所以，实体经济的垮塌，也会形成房价的迅速垮塌。 而房价垮塌就意味着体制垮塌，到时候也毫无悬念。
如果分析两大经济要素，思考2011年的中国经济，也会得到简单明确的认知。 不论是五大群体和各自的状况，还是体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学中的两大基本要素：劳动力和土地。 在中国，劳动力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体制内和体制外外劳动力。 在表现形式上，生产民众生活消费品的民营实体经济，大都可以看作体制外劳动力；而央企、房地产、铁公基等企业，都可以看作体制内劳动力。 其中，房地产公司表面上看都是民营企业，但是整个经营模式完全依靠体制而生存。 房地产公司不论是土地、贷款、拆迁、预售、买房者的按揭贷款、建筑质量等等，这些主要经营运作环节都直接来自于体制。 如果没有体制对房地产进行全方位支持，如果房地产在任何一个环节失去体制支持，房地产产业链和房地产企业都直接垮塌。 因此，房地产企业不需要提高自身的效率和质量，而主要依靠体制的支持，因此房地产公司也可以看作体制内的劳动力。 同理，其它依靠体制生存的企业，比如说消防器材定点采购企业，也属于体制内劳动力。 从生存状态来说，体制外的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因此需要艰苦的努力。 那么，努力的结果是，持续提高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在保持质量的同时，相对降低产品售价。 当然，中国没有完全体制外的企业，绝大多数企业都要依靠体制而生存。 即使出口企业这样相对体制外的企业，也主要依靠体制制造出来的奴工而生存，几乎没有企业是依靠科技创新和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实现企业发展的。 不过，总的来说，离体制越远的企业－也就是体制外企业，总体体制内的企业效率高得多。 但是，由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经济结构，体制外企业比体制内的单位生存状况要差很多。 在2010年，在体制外的企业中，不论老板还是员工，即使辛苦工作、经受市场的考验，但是大都面临严重困境。 同时，体制经济单位的机构庞大、效率状况人们也能看得到，但是生存的有滋有味。 比如说，如果把统计工作外包个私人企业，统计局需要两个半人基本上就够了，两个full－time，一个part－time。 两个人通力协作，利用Excel等先进技术，做出完善的系统数字。 然后，两个人轮流作为发言人，对数据进行分析解答。 当然，在工作过忙的时候，或者某个人请假的时候，增加一个part-time人手就行了。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光编制结构，就分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调查总队三个部分。其中，行政单位部分又分为十七个局司，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 从这点可以看出，统计局的效率和效能。
当然，体制的主要功能就是印钱和收钱，效率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统计局通过公布CPI等关键数据，将通胀数据精确控制在5%以下、将房价上涨控制在1.5%。这些数据为保持低利率、稳定民众情绪，起到了重大、或者关键的作用。 而且，在这些数据的支持下，国家可以继续发钞，低利率吸收民众存款，并且持续将贷款向房地产、铁公基方面倾斜，支持体制坐着就可以赚大钱。 可以说，统计局是个为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部门，人多点问题也不大。 更重要的是，统计局如果只有两个半人，那么统计出来的数据也不容易让人看得懂，所以需要很多的人来表明统计工作的艰苦和统计数据的精确。 从这点来说，体制经济必须要庞大，越庞大越显得重要。 当然，体制内的员工们也没有闲着，很多人都非常繁忙，应对各种“局”，比如说饭局、牌局等等。 而且，体制内员工在饭桌上酒精考验，对于人们来说也非常的辛苦。 因此，大多数公务员认为自己压力大，这也反映出体制内的工作并不轻松。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住房商品化已经实施了多年，但是考虑到体制内人们的工资不高，所以体制给自己的员工盖好了大量住房，位置好、质量高、价格低。 既然体制需要让有效地解决自己员工们的问题，那就等于体制外的经济就要做出一点点牺牲。 既然体制外和体制的经济利益存在矛盾，优先照顾体制内员工们的福利也是体制应该做的。 当然，随着房价越来越高，体制内员工们不容易买得起房，体制重点解决自己员工的住房问题同样可以理解。 即使具有显著体制性质的“民营企业”，也不需要提高效率。 比如说，体制指定的定点产品企业的目的不是降低价格，而是要提高价格。 通过高价多销，实现丰厚的利润。 不论房地产这样的大宗国民产品，税票打印机这样定点的行业小产品，还是高速公路这样的“服务行业”，都是商家坐着进行销售，而且是高价销售实现丰厚的利润。 人们只要通过印钞和收钱就能获得丰厚利润的话，谁还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降低售价呢？
在2011年，体制成本将压垮人们的生活。 在宏观上，不论体制的印钱还是收钱，都会把成本转嫁到整个社会中。 2010年末，国家开始采取行政限价措施，“稳定”各种产品价格，其中蔬菜价格是一个重点领域。 而从蔬菜来说，其产地售价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到了销售地就可以翻几倍、十几倍、二三十倍。 因为，体制中的高速费用、高速超载罚款费用、高价汽油柴油费用、销售地房地产导致的摊位费用，这些都在持续、大幅上涨。 这些费用构成了蔬菜的主要成本，让蔬菜价格居高不下。 那么，限制蔬菜的价格，并不能有效降低这些体制成本，因为体制收益“一个都不能少”。 这样的结果，只能通过让菜贩无利可图，进而让菜农无利可图。 菜贩和菜农的生产销售积极性降低，结果将是未来的蔬菜短缺。 蔬菜短缺的结果，就是未来更加迅猛的蔬菜价格上涨。 同理，大城市中的商业等服务业实体经济，受到高额税费、高价房地产、人力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的压力，即将开始各个行业的大规模倒闭过程。 而这些商业企业倒闭后，会引发城市的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 即使新的民营企业建立起来，希望通过弥补旧民营企业的“市场空白”而获利，但是新的企业会发现各种成本高昂、自身运营效率低，很快陷入亏损，然后形成新的一轮倒闭。 2010年，这样的过程已经开始，而2011年将是新一轮倒闭潮的大爆发。 倒闭潮爆发后，将引发城市日用品的相对短缺，也就意味着价格的快速上涨。 不论蔬菜价格，还是日用品价格的快速上涨，都会造成一个后果：绝大多数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将陷入饥饿之中。 中国人是最能够忍耐的民族，为了能够能够活下去，什么都能够忍受，可以没有任何底线。 比如说，人们吃着地沟油、喝着三聚氰胺、吃着农药高超标蔬菜，都可以不出声。 但是，这又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陷入挨饿境地，再也活不下去的时候，那么所有情绪都会爆发，然后形成毫无底线的破坏行为。 而且，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这种状况更加不可预测。 1960年的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主要是农民，城市人口饿死的比较少。 到了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防止吃不上饭的青年人聚集在城市弄出乱子来。 而2011年，农村城市化的速度还在加快，也就是说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人们居住越来越集中。 一旦蔬菜和日用品短缺、或者价格暴涨，那么饥饿的中低收入人群就会爆发，城市就会进入失控状态。
当体制外经济系统垮塌的时候，体制内经济也将面临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农民不再种菜、民营商业倒闭之后，体制经济必须做出决策。 这些人们普遍认为，体制经济可以采取两种方案：1、重新国营化：体制经济进入这些领域，控制这些领域的生产和销售，保障社会的相关产品供应。 2、配给制：通过配给制减少人们的消费，维持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生存。 但实际上，人们认为的这些方案，都是虚幻的方案，或者说海市蜃楼。 因为，不论前30年，还是现在的体制经济，都说明一点，体制最擅长的是印钱和收钱，不会生产价格合理的产品。 一旦蔬菜生产和商业实体实现体制化，那么只可能出现价格的进一步暴涨。 而且，体制经济从天然上，都是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所以体制经济将意味着更多的失业。 这两个方面，都会让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完全失去工作岗位，并且进一步没有钱购买蔬菜和其它生活日用品，使饥饿更加快速到来。 而如果因为产品短缺，实施社会配给制，能够让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吃上饭。 但是，配给制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让经济完全停滞，大家都实现“均贫”，走上共同贫困的道路。 一旦开始“均贫”，现在的房地产、汽车、餐饮娱乐、百货商场等等经济系统就会完全消失。 因为，配给经济不需要这些经济单元，也无法支撑得住这些经济单元。 这些经济单元消失，也意味着铁公基、央企、房地产经济的消失，进而意味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几乎所有贷款都无法回收。 而金融系统倒闭，又意味着人民币成为无效印刷品，进而引发外汇的大量出逃。 外储耗光又意味着无法实现粮食、石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 人民币无价值和外储耗光又导致中国经济完全停转，民众面临更大的饥荒。 也就是说，在1976年，体制为了让8亿人能够吃上饭，开始了非体制化经济的过程，允许人们自己劳动生产粮食。 而30年后，体制将人们创造的财富基本上吸干，并且让人们无法持续经营。 如果再回到体制经济，那么15亿人的吃饭问题，无论如何都解决不了。 因此，随着体制经济已经形成压倒性规模，体制外劳动力被迫大量关门倒闭的时候，大规模的饥荒、挨饿已经难以避免。 而体制经济为了自己的奢侈享受，不会真正关注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状况的。 所以，城市中低收入阶层陷入大规模饥荒的可能，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当人们吃不上饭的时候，统计局的数据再强大，人们也还是吃不上饭。而只有到了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已经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这时候体制经济再做改变，也已经来不及了。而2011年，就是这个“来不及”过程的开端。
说到吃不上饭，这就涉及到经济的第二要素：土地。 总的来说，中国的土地同样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 体制内的土地卖价高，因为体制主要的功能是印钱收钱，而通过土地收钱是这60年来的一贯做法。 同时，体制外的土地主要用来生产，因此土地价格必须要低，或者很低。 总的来说，体制内的土地主要反映在房地产上；而体制外的土地主要反映在农田上。因此，中国土地用途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种粮和“种”房子。 因为中国的耕地有限，种粮就不能种房子，种房子就不能种粮，所以人们必须决定耕地是用来种粮还是种房子。 这时候，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两者是冲突的，难道房子不能建在非耕地的地方上吗？ 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了，因为中国人就习惯把房子建在耕地上。 越是肥沃的耕地，人们越是愿意盖房子。 所以，有耕地就没住房，有住房就没耕地，没有其它路可走。 那么，体制经济选择“种房子”，民众选择种地。 从整体经济表现来说，房地产经济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已经占据了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份额。 房地产带来的巨额销售收入和丰厚利润，成为中国经济GDP增长的主要来源。 也就是说，强大的体制需要强大的房地产，通过“种房子”支持自身的运转。 而体制要“种房子”就需要土地，需要大量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房子本身需要大量土地，而且相关配套设施需要更多的土地： 1、在小区范围，为房子配套的区域道路、绿化、医院学校、商业等其它居住区相关设施；2、在城市范围，为了居住区进行配套，就需要城市公路地铁、水电煤气、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3、在国家范围，为了给城市进行配套，就需要城际和省际的公路铁路、电厂、燃气管道、水泥厂和钢铁厂等原料生产工厂、以及各种衣食住行产品生产工厂。 也就是说，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运营，就需要大量的土地进行铁公基建设、工厂建设、能源和原材料挖掘、工业和城市垃圾废弃物填埋、废水排泄等等土地。 这三个级别的房地产及其相关配套措施，都需要大量的土地，或者说耕地。 而体制越强大，体制外的抵抗力就越弱，本来用来种粮食的土地，向“种房子”的土地转变过程也就更快。 尤其是在2010年，“大城市群”的建设目标，让种粮食的耕地，全面转向“种房子”的土地。
从形式来说，不同层级“种房子”需要的土地，对于种粮食耕地的影响也不一样。2010年，“强拆”成为一个重点词汇，影响到整个社会心理。 当北京在高房价的支持下，在体制的强大力量背景下，主要以高补偿的方式利诱，让农民搬迁“上楼”的时候，大多数地区则采取强拆的方式。 因为被强拆而自焚或者被压死的新闻，极大地触动了人们的神经。 另外，还爆出新西兰公民在上海因为用自制燃烧瓶对抗强拆被拘留的消息，说明强拆的对象已经超越本国的居民，延伸到外国的公民身上。 但实际上，“强拆”主要集中在小区范围，虽然表面的影响恶劣，但是并不像人们关注的那样重要。 而更主要的问题，则发生在人们很少关注的城市发展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 在城市层面，城市消耗着大量的产品，同时也排出大量的生活垃圾，包括城市建设、家居装修、平时生活垃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通过严格的建筑规范和垃圾分类规范，城市这些垃圾的数量和影响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但是在中国，各大城市毫无节制的扩张和生活，造成了毫无节制的垃圾，然后毫无节制地堆放在市中心体制看不到的城市周边等地方。 这些垃圾在城市周边，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垃圾带。 除此之外，城市扩张毫无节制地使用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水源生态的扭曲甚至枯竭。 不论是城市垃圾带，还是过度用水，都对城市周边的大量耕地造成灾难性的侵占和污染。 可以说，通过城市用水和垃圾毁掉的耕地，面积要远远大于城市扩张占用的耕地面积。 那么，为了支持体制经济和城市扩张，大量的工业区建立起来，大量的铁公基项目得以实施，大量的钢铁、化工等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并且促进了毁灭性的煤炭、矿产等资源性行业的扩张。 更重要的是，大量高污染工业建立在水源地旁边，然后将毒性极高的污水直接排入江河湖泊，或者排放到沿海地区。 黄河、海河的断流，淮河的严重污染加断流、长江珠江滇池等地的严重污染，以及这些污染和断流造成的土壤沙漠化、土壤毒化，都造成严重的耕地减少和退化。 而大量耕地减少又造成剩下的耕地进行掠夺性使用、大量进口粮食、以及有毒食品泛滥，才能够填饱中国人的肚子。 否则，中国人随时面临挨饿的结果。
中国人对于“种房子”的追求，正在让自己面临没有粮食可种的境地。 有人说，美国的耕地如果充分利用起来，足够养活世界十几亿的人口。 而这种思维是只有中国人的 思维中，才能够想出来的荒谬理论。 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的农业生产潜力已经基本上达到尽头，美国不可能在短期内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 如果将轮种休耕的土地也进行农业生产，那么美国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将遭到严重破坏，形成不可持续的生产状况。 而美国农民作为土地拥有者，不仅仅考虑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而是要考虑一百两百年的土地持续种植。 所以，即使世界粮食价格再高，基于法律的限制和人们的可持续意识，美国zf和农民也不会大规模将休耕轮作土地投入粮食生产。 进一步说，美国的耕地和粮食潜力，其实表明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挖掘潜力已经不大。 或者说，美国3亿多的人口，还需要大量的石油等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即使这样，除非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否则美国也已经基本上到达可持续的人口承载极限。 而中国在过去60年，通过大力生育，让人口从5亿多增长到将近15亿，同时通过58年大跃进和最近的大跃进，几乎完全破坏了中国的土地和资源承载系统。 也就是说，中国能够维持15亿人的生存和严重浪费的消费状况，完全是通过耕地、水、矿产、森林等“竭泽而渔”的土地消耗实现的。 经过最后的“种房子”大跃进，中国的土地资源承载极限已经到来，人们必须要开始面对水、耕地、矿产全面枯竭的土地。 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中国的土地资源连2亿人的可持续承载力都无法达到。 即使按照日本、以色列的标准，中国的土地资源承载力也不超过5亿人。 因为，日本丰沛的降水和大量的森林覆盖形成的水资源是中国所没有的；而以色列在海边的海水淡化，以及大规模的科技应用，也是仍然处于原始农业的中国土地所无法实现的。 即使现有的土地和资源承载力能够达到5亿人，那么剩下的人口怎么办？ 这就是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从体制“种房子”开始加剧，也将从2011年开始暴露。2010年各种有毒有害食品的爆发，只是其中最小的一贯开端。 当中国“种房子”、买房热潮过后，中国人将面临粮食和水从哪里来的问题。 中国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如何生存下去，就是2011年开始，人们将逐渐面对的问题。
总之，2011年开始，人们将看到各种问题从具体地方的“点”和具体行业的“线”，开始汇聚成整个社会变化的“面”。 不论印钞和通胀问题、实业经济开始“多米诺”倒塌、粮食和水短缺、房地产和汽车销售停滞、中产阶级陷入困境、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开始挨饿，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深化，都会引发整个系统问题的爆发，形成燎原的熊熊大火。 而系统问题爆发之后，社会对于自然资源竭泽而渔的能力下降，粮食、水和能源矿产资源短缺，将成为吞噬整个社会最强有力的“大手”。 到时候，不愿意在国外做“二等公民”的人们，可能会哀叹自己连生存都没有了机会。 经济的意义在于规律，规律的意义在于不可抗拒。 违背经济规律的社会，即使短期看上去能够“赶超”，但是最后要被规律“之手”打得七零八落。 所以，在体制中狂欢、为房地产而疯狂的中国人，结果就是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没饭吃，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2011年正在拉开帷幕，成为未来5－10年，在世界上都前所未有的历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