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像是经济的内脏，没有自己的大脑，没有对社会直观的知觉。 所以，中产阶级看不到社会的真实状况，也无法形成独立生存能力。 经济还不错的时候，中产阶级依靠经济生存，看上去还不错。 而当中国经济瓦解的时候，中产阶级就是首先被社会淘汰、并被物理消灭的主要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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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能到来的粮荒
在某天，人们准备像“平常”一样买粮食，但是突然买不到了，所以人们就要高价去找粮食。 结果，粮食价格开始暴涨，甚至开始出现明显的短缺状态，这时候“粮荒”就到来了。 从2010年10月底左右，我开始在小范围内讨论2011年4、5月份可能发生的粮荒问题。 当时，我的思考假设是：1、粮储没有粮，也就是过去的粮食不够；2、农民种地少，未来的粮食减产因素；3、可能发生的旱灾，未来的粮食减产。 今天看来，这些思考假设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粮荒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而且，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已经相当严重，到时候粮荒的严重程度可能也会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 也就是说，如果粮荒真的发生，可能不仅仅是价格上涨甚至暴涨的问题。 考虑到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6亿（2009年6月社科院数据），而且还有大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以及失地的农民，这些人中大多数的家中存粮都很少。 一旦粮荒开始，恐慌的城乡军民进行集中抢购，就会直接导致很多人买不到粮食。
在可能导致粮荒的三方面问题背后，是国家思维小农化和小农思维国家化的对比。小农们的智商和知识越来越高，而国家则更短视和唯利是图，于是形成了明显的“中国特色”粮食问题。 在国际粮食市场，投资基金看到中国的粮食问题和潜在缺口，在中国持续买粮的同时，按照中国进口数量的多少，大幅拉高大豆、玉米、小麦的价格。 当然，国际粮价上涨还不是很大的问题，粮价上涨还意味着能够买到粮食。 大问题是粮食没有了价格，没有了价格就意味着可能买不到粮食。 假如中国在目前巨量粮食进口情况下，还加大粮食进口力度，可能导致国际粮食市场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也就是，世界上可供出口的余粮难以填满海量的“中国胃”，于是粮食形成从有价向无价的转变。美国、加拿大、澳洲、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开始为了自保，像俄罗斯那样限制粮食的出口，优先保障对本国和盟国的粮食供应，那么中国的粮食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那么，是否形成“质变”的局面，主要在于：一方面与世界粮食生产状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就是主要的问题，中国的粮食到底有多大的缺口。 如果中国粮食缺口大于世界粮食供给能力，那么“粮荒”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价格的问题，而是有人挨饿的明显短缺问题。
而要思考粮食的趋势，对可能发生的粮荒有所警醒，就需要分析以下三方面的粮食影响因素，思考粮荒的可能性：
1、粮储与粮价报复性上涨
粮储有没有粮食，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清晰。 粮食储备的作用，就是在粮食收割的时候，进行国家屯粮和商业屯粮。 然后，在新粮食下来之前的“青黄不接”时期，将粮食卖出去，也就是季节性粮储。 除此之外，国家的粮储还要进行跨年度存储，保障丰年和歉年的粮食价格相对平衡。 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这是人类社会开始学会种植之后，就已经具备的最简单思维。 而到了2010年秋天，在农民收获粮食之后，所谓的“粮食收储大战”刺激了政策的神经。 当粮食储备机构、粮食加工企业等大采购商入市的时候，当年粮食产量和中期粮食储备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在2000年前后的几年，粮食因为气候条件好、国储过于充足，导致收购价格一直处于地位。 农民们只能够按照最低保护价卖粮，国储还不很愿意收购。这是典型的粮食供大于求，形成“谷贱伤农”的景象。 而2010年，当国储进入市场开始大规模收粮的时候，不仅出现粮食价格跳涨，而且收购数量还明显不如往年。 这时候，中国粮食连续七年大丰收的实情，就明显展示在人们面前。 于是，就有言论出来说，农民因为价格上涨而惜售，国内国外“奸商”控制中国的粮食等等。 于是，政策开始出台，不允许粮储以明显高于“托市价”的低价格买粮，并且严格限制粮食加工企业收购粮食的数量。 很明显，政策制定者认为，农民们因为粮食价格上涨，所以不卖粮了；所以，如果收购的少，并且诱使粮食价格下跌，那么农民出于恐慌就会大量卖粮，然后引发粮价进一步下跌，或者让粮价保持稳定。 当然，这样做有两个基本假设：1、农民手中有很多粮食；2、农民是鼠目寸光的。 但是，从2010年9、10月份到2011年1月份的情况表明，不论粮食价格升还是跌，农民出售的粮食都不多。 这样的情况说明，农民或者比政策制定者想像得聪明，或者手中真的没有很多粮食，或者兼而有之。 因为，现在很多农民或者农民的子女也在上网了解农业情况和经济情况，农民自己种地也更清楚种地的成本，以及粮食收成状况，不会太关注所谓的全国粮食丰收。 因此，不论粮食价格如何，农民惜售的状况不会改变。 或者，农民现在主要给自己种出口粮，然后留给自己吃，剩下的粮食也不多。 即使粮价涨起来，农民还是没有多少余粮可以出售。 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收购价格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收购的意义，并且造成农民毫无售粮积极性的状况。
限制国储和粮食收购企业高价收粮，等于阻断了社会粮食价格均衡机制。 虽然粮食的价格弹性低，但是粮食收购的过程也是遵循经济规律的，打个比方，假如农民手中有100斤粮食，在1.00的价格上愿意卖35斤；在1.20的价格上愿意卖20斤；在1.5的价格上愿意卖15斤，在2.0的价格上，愿意卖10斤；在3.00的价格上愿意卖5斤。 那么，当粮食收成减少20斤，那么就等于 在1.00价格上的粮食就减少了20斤的销售。 那么，收储就应该持续提高价格，在2.00的位置、甚至更高的价格上收够粮食。 不论连年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市场上的粮食供应都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而且，粮食销售价格可以通过粮食收购的总成本进行平摊，比如说将粮价保持在1.5元左右。 因为，还有大部分粮食是在1.5块或者之下收购的。 这样，因为粮食价格总体相对平稳，所以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率也不会太高。 但是，因为粮食收购政策的决定，国家开始跟农民们耍心眼，希望以低价从农民那里收到足够的粮食。 但是，不少农民看清楚缺粮的状况，而且不少在外打工的农民子女，看到国家粮食生产状况，也不让农民父母卖粮。 这个时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家政策的小农心态和小农思维，与农民及其子女们的国家经济心态开始了博弈。 这种国家思维小农化和小农思维国家化的对比，就形成了粮储不收粮，粮食加工企业希望多收粮，但是被政策严厉禁止的状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粮食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晰。 粮食加工企业因为被限制屯粮的数量，必须要更频繁地补充库存，否则就会因为原料短缺而停工。 同时，人们也逐渐了解粮储的状况，人们发现不少储备库里已经基本上没有国家粮食储备了。 有的 这意味着一种概率较大的可能性：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一方面粮食加工企业需要购买大量粮食；另一方面粮储里已经没有粮食了。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粮食收购企业和粮储去农民手中收粮，可能都需要按照更高的价格买粮，甚至以最高价买粮。 如果不买粮，粮食加工企业断粮，也就意味着城市和乡镇中的非农人口面临断粮。 如果按照最高价买粮，不仅会再度大幅推高粮食价格，而且会让农民更加惜售。 当价格和饥饿相权衡的时候，天平将完全向挺住了的农民们倾斜。 这时候农民已经挺过了很长时间，大不了再多挺一两个月，钱早赚晚赚都差不多。但是，大量非农人口吃不上饭的时候，城市和乡镇是挺不了一两个月的。 人们没饭吃的话，整个系统就要乱套了。 所以，到时候所有议价权都在农民手中，农民就是将粮食价格翻倍、翻几倍都是可以的。 当被打压了几个月的价格重新开始上涨的时候，很容易形成价格失控。
一旦粮食价格失控，将对社会气氛形成突然一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问题越来越清晰。 在刚收获时高价收粮，农民还会踊跃卖粮，为了几分、几毛钱把自己的库存卖掉。 这样的结果，就是市场价格虽然较高，但是供应仍然相对充裕。 同时，高价收粮的结果，让粮食消费者认识到粮食短缺，并且通过粮食价格机制，限制人们的过度粮食消费。 通过这样的增加供给和粮食消费缓冲，整个社会能够保持一个紧张的粮食供应链。 当人们能够清醒面对粮食短缺，主动应对压力的时候，即使粮食供应有缺口，也能够进行相应的应对措施。 但是，社会上都认为粮食继续大丰收，国家有能力解决粮食问题，所以人们仍然大吃二喝，仍然认为粮食充裕而挥霍浪费。 如果突然粮食短缺，那么对人们的心理上可能形成严重打击。 这种打击的结果，首先就是粮食价格的报复性上涨。 而且，上涨幅度要远远超出在粮食收割时，粮价上涨形成的幅度。 一旦粮价报复性上涨，手里仍然有存粮的农民们，卖粮的意愿也就更低。 到时候，粮价涨得越高、缺粮的状况越显著，城市居民买粮的意愿也就越强。 尤其是中老年人群，对于柴米油盐醋的价格非常敏感，也更容易形成抢购风潮。 抢购风潮一旦形成，即使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本身不紧缺，也会因为抢购而造成紧缺的局面。 而且，由于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粮食运输问题，如果城市抢购风开始，即使粮食储备非常充裕，也会造成粮食紧缺。 更何况，粮食总量是有缺口的，一旦大量抢购需求启动，各地粮储和粮食加工企业的空空的粮仓问题就暴露了。 一个企业最害怕的是资金链断裂，资金链断裂的话，即使企业看上去经营再好，也都变成浮云；而一个城市则害怕粮食链断裂，粮食链断裂就意味着混乱的开始。 空空如也的粮储仓库和加工企业仓库，就是可能造成粮食链断裂的关键环节。 按照常理来说，不同地区的粮储和粮食加工仓库里的存粮数量也不一样。 有的地区粮储和加工存粮多，附近的城镇出现粮食链突然断裂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有的地区粮储和加工存粮少，而且周边的耕地和农户数量少，粮食链突然断裂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这样的问题在平常看不出来，但是一旦粮荒开始，对不同地区城镇就可能形成重大的不同影响。 因为，一旦粮荒真的出现的时候，除了少数大城市外，各地都会以自保为主，没有更多的余粮供应其它地区和城镇。 这时候，缺粮的城镇就要出现很大的问题，人们的粮食摄入就要面临困难。
2、压抑粮价与农民种地
关于粮食，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规则。 粮食贵了，种粮的农民就多；粮食便宜了，种粮食的农民就少。 这个事情，只要智商不低于80的人，都应该很自然地知道。 并不是出了经济学，这条规则就变了。 经济学是强化这条规则，并且通过研究这样的情况，分析粮食贵多少，才能够吸引农民更多地种粮食。 因为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强大的王朝都是从自身内部开始出问题，然后被外族所灭。 而绝大多数的内部问题，都是因为土地和种粮问题，导致人们或者无地可种，或者无粮可吃，并且引发内部的一系列裂变。 因此，经济学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可靠的粮食生产系统，通过合理的粮食价格机制，让农民愿意种粮，并且保持耕地的肥力，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而在社会制度的引导下，世界发达国家成功地长期解决了粮食问题。 而且，在可靠的农业支持下，逐渐实现了经济发达。 美国等大农场农业，通过补贴维持粮食低价，同时让农民有利可图。 如果没有补贴，即使美国这样的农业环境和条件，种田的农民也会很少。 而日本、韩国等小农经济国家，则支持国内的高粮价，同时对农民进行大量补贴。 即使这样，日本也在面临农村种田人口越来越老的问题，而且面临重大的农业难题。 不过，日本作为生存危机感极强的民族，不仅本国教育中对中小学生进行大量的农业教育，还在世界多个地方大量收购土地进行耕种。 即使本国的农业真的不行了，还有强大的美国可以依靠。 而到了中国，一直实施的城乡“剪刀差”，一直让农民处于贫困中，然后生产出粮食，优先供应给城市。 这种盘剥农民的做法，甚至到了1990年代，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给农民实施补贴或者高额补贴的时候，中国仍然以农业税在盘剥农民。 通过盘剥农民的经济路径依赖，在出口、房地产和铁公基的“三驾马车”支持下，中国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实现了世界经济“奇迹”。 这种“奇迹”又让中国开始有了雄心，希望重新定义经济学，认为粮食可以从天上掉下来。 在1980年代，国家还在说粮食紧张的问题，中国正在以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着20%的人口。但是，随着国家大量印钞制造通胀、大量占地发展工业和房地产，这样的“粮食紧张”反而不提了。 因为，中国的“经济学”认为，只要GDP增长了，粮食就不是问题了。 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终于要打破这个80以上智商的人们都懂的规则。 中国特色认为，认为即使粮食价格低、耕地少、而且耕地持续被侵占，中国15亿人口仍然能够活下去。 而且，中国民众也相信，中国不会让人们吃不上饭。 也就是说，经过中国经济学，中国民众已经不相信智商80以上的规则了。 而且，中国民众相信，就是中国缺粮，国家也能够解决问题的。
当然，农民们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利益。 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民是愚昧落后的象征，所以需要社会教育他们。 他们没有知识，所以社会就需要替他们“做主”。那么，整个社会就认为，农民们就应该在不赚钱或者赔钱的状态下，仍然会辛辛苦苦种田。 也就是说，农民不应该有80以上的智商，即使自己种田的利益受损，也还会继续种田。 农民自己很清楚，“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这种简单的道理。 所以，农民种田兢兢业业，而且时刻期盼老天保佑，才能够觉得自己的收入有盼头。 农民种地吃苦受累，而且承担很多风险，就是为了能够赚钱。 如果种粮明显不赚钱，甚至要亏钱的话，那农民肯定不干。 在前30年，国家通过户口制度，让农民不得不种田，否则无法生存下去。 但是，到了1990年代后，大量农村人到外打工；尤其是2007年之后，“人口红利”开始减少，市场上出现明显的“用工荒”。 2009年下半年之后，建筑工人更是能够得到高工资，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去做工。 在这样的环境中，农民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既可以种田，既辛苦、收入又低，还有可能亏本；也可以出去做建筑工人，一两个月就能够赚出来种粮一年赚的钱，而且现在大多数工头都不敢欠薪。如果觉得建筑工地工作太苦，也可以去工厂做工，收入稍微低一些，但是工作轻松很多，比种粮还是要好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自然会选择去建筑工地，保证自己的收入来源。同时，留老人在家种点地，够自己吃的口粮就行。有的干脆直接买粮食吃，反正粮食也值不了几个钱。既然各种工厂和工地需要人们干活，所以农民们对种粮的依赖感明显消失。所以，当粮价较低的时候，农民们自然没有种粮积极性，很多土地抛荒也很正常。 即使有一些年轻农民回家，觉得种粮没有面子，宁愿打打工也不种粮。 这个道理本来是智商超过80的人都能够理解，也是人们都能够亲眼看到的现实。 而且，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铁公基等系列工程，大量占用耕地，这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但是，人们就是相信，农民还会在粮价非常低的情况下，老老实实地种田，农田抛荒的情况不多。 而且，人们也相信，中国的土地还是那么多，在大规模“圈地运动”的情况下，也没有明显减少。 所以，人们也就相信，粮食还在连年丰收，国家不缺粮，不用担心粮食问题。 也就是对于粮食问题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相信智商高于80的分析思考，因此人们都相信粮食充沛，绝不会有粮荒。
价格是一种机制，在粮食上是预警机制、救命机制。 当2010年下半年，期货粮食价格一路上涨之后，这已经反映出市场的表现。 当粮食相对短缺的时候，期货市场往往最先有了预判，并且形成粮食价格上涨。 这个时候，市场经济国家就会承受这个高价，然后人们开始降低自身的粮食消耗，应对高粮价带来的各种成本上升。 同时，当价格高涨的时候，农民就会有更多的积极性种粮，然后通过多种粮获得更多的个人收益。 这就是期货价格机制的作用，当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后，约束人们的消费行为，促成短期的粮食消费减少，在较高的价格上实现新的粮食供求平衡。 更重要的是，当粮食价格上涨之后，大量与农业争夺资源的产业就会降低投入。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和建筑行业。 因为，一旦粮食价格明显上涨，甚至上涨1倍的时候，直接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压力。 人们生活支持大幅增加的结果，就是明显减少购买房屋的需求。 而在一般情况下，粮价上涨会迫使央行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降低其它方面的经济活动，保证人们在农业和相关生活领域活动足够的资源。 而提高利率也会直接导致房地产和建筑业进入萧条，把相关资源转移到粮食领域。 尤其是全球通货膨胀最后传导到粮食价格暴涨阶段的时候，连续的加息往往导致市场迅速变冷，并且导致石油、矿产等价格下降，也进一步引发农药、化肥等价格降低。在中期，高价粮食刺激农民对于土地和种粮方面的投入，同时由于粮食生产成本降低，也就更愿意努力种粮，增加粮食产量。 当价格涨起来之后，随着人们消费减少和供应增加，粮价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状态。 随着更多的粮食上市，粮价也会逐渐回落。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价格机制，能够保持粮食提前预警、社会自我约束、增加粮食产量、保持中期平稳的社会粮食机制。 通过这种机制，减少“谷贱伤农”和“粮贵伤民”的两种极端状况。 就像大蒜涨价，就是市场信息不同，农民和大蒜贸易商在种蒜、屯蒜亏了大钱之后，大家就都放弃了种植和储藏。 结果，蒜价因为没人种蒜和储蒜而“一飞冲天”。 当然，中国民众不关心蒜价为什么这么高，而是呼喊国家进行干预。
粮食期货价格在国家干预下，被明显打压下去。 按道理，在国际粮价持续暴涨的背景下，中国粮食应该有更多的价格上升空间，让农民能够按照期货价格卖掉粮食，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在中期增加粮食供应，保证社会的粮食供应安全。因为低粮价关系到房地产和工业用地的“圈地”，也就是关系到GDP的增长问题。 如果粮价涨起来，必然引发物价全面上涨，通货膨胀加剧，房地产就可能遭受致命打击，进而影响到外汇储备、股市、铁公基等地社会经济因素。 所以，国家出于战略高度，都不能让粮价涨起来。 同时，一些表演经济学家也在忽悠，要打击屯粮炒菜的行为，让粮食和蔬菜价格降下去。 而且，这样的表演获得无数极度自私的城市居民的支持。 所以，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愤”氛围下，国家不顾粮食和经济作用的现货价非常坚挺，通过行政手段把粮价打了下去。 而且，对于粮油现货市场，也开始实施政策性限价措施，保持粮价“稳定”。 那么，国家为什么不采取抛储的方式“稳定”粮价？ 很明显，行政限价只需要通过行政限令，而抛储则需要粮储拿出大量的平均粮食。 粮储库里到底有没有粮食，从这个措施上也可以看出端倪。 在打压期货价格和行政限价现货价格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保持了平稳，人们的情绪也开始变得“稳定”，很多人就认为这样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但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不会（也没必要）认真分析和思考，虽然粮食期货价格打下来了，粮食现货价格保持平稳了，但是农民们更加没有种粮积极性了。 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和环境恶化，化肥、农药、水利灌溉的成本开始了持续性的大幅上涨。 即使粮价上涨2－3倍，农民都要考虑种植主粮是否有利可图。 那么，行政命令硬生生地将粮价控制住，就意味着很多农民种粮亏本。 因此，中国期货市场的信息是虚假的信息，在短期，这种虚假让农民种粮的利益受损，也让农民进一步失去种粮积极性；在中期，农民决定不再种粮，就意味着中国的粮食缺口就更大，让大量的城市人口面临缺粮的风险。 虽然中国大规模进口大豆、小麦等主粮，但是从国内来说，缺口仍然比较明显。 而且，国际粮价在创出新高之后，中国还得进口，这可见中国的粮食缺口的数量。
因此，当政策打压粮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给中国的大规模“粮荒”创造了条件。 更重要的是，如果因为粮食价格过低而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到了中期更多农民不种粮食，引发粮食供求缺口进一步扩大，那么中国将从短期的“粮荒”转化成中期的“饥荒”。 当然，农村有水有田的地区不会出现“饥荒”，但是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没有地种，就必然要开始挨饿了。 总的来说，中国一直没有脱离农业崩溃的循环。 明末，朱家子孙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土地，让无数农民没地种，最后导致流民四起，满清趁机入关，导致人口死亡超过80%。 到了清朝，遍地种大烟，挤占了大量本用于种粮食的耕地，结果导致大饥荒，无数人饿死。 1958年“大跃进”，通过“大炼钢铁”毁掉大量的森林、草原、耕地等，引发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1990年代之后，房地产和铁公基开始成为“主角”，占领人们的生活。 不论任何一次，都没有对农业的认真投入，而是将农业当作“唐僧肉”随意割取。 人们每次都以为自己能够逃过规律的惩罚，但是每一次都无法逃得过。当无数农民决定放下锄头，扛起大锤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人们要挨饿 的结果。 但是，人们仍然以为自己能够扛过去。 只有大量土地被占据或者被荒废，相当一部分农民不再种粮，或者只种自己口粮的时候，挨饿的时候到来，人们才发现饥饿竟然如此恐怖。 而且，饥饿的规模竟然如此恐怖，无数人将再次因为饥饿而被世界淘汰。
3、旱灾与粮荒机制
当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的时候，天气能够让中期的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低。 天气不仅受地球的大环境系统影响，也与当地生态环境关系密切。中国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中南地区多次冰灾，重庆数年夏天的高温干旱。 这些不仅仅是整个地球大气候的变化，而更可以看作地区生态改变而形成的极端天气。 随着中国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到气候和天气，进而严重影响到粮食生产。 2009－2010年的西南大旱，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说明水资源最丰富的西南地区，也开始遭受到因为生态毁灭造成的旱灾。 据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计，截至3月20日，西南地区农作物受灾面积4348.6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940.2千公顷。云南省政府预计，全省小春粮食因灾减产50%以上，甘蔗减产20%以上。在西南大旱的同时，北方经历了严冬和几乎没有春天的天气。 这样的天气状况，让华北不少地方的作物受损。 不过，由于2009－2010年冬天，华北的降水比较丰沛，保证了土壤的墒情，虽然粮食减产，但是减产幅度不太大。 当然，低温和潮湿会引起粮食品质下降，等于间接降低了粮食产量。 如果把西南和华北联系起来看，那么就会发现系统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自古以来气候比较温和的地区，越来越表现出区域不均衡和地区性极端。 尤其是当植被破坏之后，局部地区在没雨的时候就干旱，下雨的时候就水涝。 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说，越来越表现为南旱北涝，或者南涝北旱的天气格局。 从2010年夏天开始，华北经历长期高温天气，而且丰沛的降水开始明显减少。 深秋入冬之后，华北大部基本上没有降雨。 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统计：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12日，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降水量普遍在50毫米以下，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六省区域平均降水量仅40.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53%，仅次于1970年，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少。 长时间降水偏少，致使华北、黄淮等地出现不同程度气象干旱，山东西南部、河南大部等地为重旱，河南局部地区达特旱。其中，北京至今（2011年1月18日）仍未出现降雪。北京常年初雪日期为11月29日，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晚初雪日期是1983年1月29日。
为什么华北在2010年初和2010年末经历了两种极端的天气状况？ 在2009年11月初，华北就开始下雪，多场大雪使华北非常湿润，看似华北将进入丰水期；但是，到了2010年末，干旱重新困扰华北。 这就形成了极端的天气变化，造成湿润和干旱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可以看作是大的气候系统的原因，但是更可以看作是小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之后，气候更受大气候系统影响的结果。 华北从湿润到干旱的快速转变，可以看作华北干旱的长期化征兆。 而这个征兆的原因在与，地表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 华北地表生态状况表现为两个特点：1、森林、草原等植被大面积消失；2、地表水源几乎干涸。 森林是天然水库，能够起到明显的调节降水的作用。 在多森林的温带地区上空，云层很容易因为森林的水汽蒸腾而聚集。 当遇到特定气流、或者温度变化的时候，就会进行局部降雨。 所以，森林地区降雨较多，而且空气相对湿润。 比如说，在一些仍然森林覆盖的山上，经常会有云团出现，并且形成间隙性降雨，让整个森林中的空气经常保持着湿润状态。森林的存在还能够在夏天降低当地的气温，在冬天保持当地的温度，减缓温度的变化和季节温差。另外，草原在作为另外一种生态系统，起到次级水库的作用。 水是生命之源，只要智商超过80的人们，都清楚水的重要意义。 而森林和草原作为重要的天然水库，必须要加以严厉保护，这是任何一个智商超过80的社会都应该知道的。 但是，中国人在2000多年以来，持续砍伐和毁灭森林与草原，让华北除了极少数地区，森林几乎已经被砍伐光，而且草原也大片被开垦、破坏。 除了森林和草原之外，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也在过去6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被全部破坏。 同样道理，河流湖泊也在保持着一个地区的空气湿度和地区上空的云层。 在气温变化的时候，这些云层和湿润的空气就变成降雨，调节当地的温度和湿度。 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要保护环境中的地表水资源，通过保护地表水而保护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在自然界中生存的人类，如果社会智商达到80以上，必须知道的基本规则。 但是，华北地区通过各种方式，终于实现了绝大多数河流断流、绝大多数湖泊进入死水位或者干枯。 即使仍然存在的水体，也大都遭受了严重的污染。 不论是对森林和草原进行毁灭性破坏，还是对江河湖泊等地表水源进行毁灭性破坏，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挑战人类社会的基本智商，不相信保护森林和水源这个基本的道理。 当华北失去了森林和地表水的支持的时候，就会自然出现昼夜温差大、冬夏温差大、天气干燥、降雨不平均的类荒漠化的相对极端的气候。
当本地水源稀缺的时候，就得依靠外来的水源供给。 当华北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接近干枯之后，迫切地需要进行南水北调工程。 这就是希望通过从域外调水，解决华北的严重缺水问题。 打个比方，一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内在的造血机能，因此需要持续进行外部输血，让自身能够维持生命。 那么，当人们关注南水北调工程，考虑着域外调水解决水问题的时候，实际忽视了更大的水资源问题。 而更大的水资源问题，就是降雨。 2010年夏天，华北持续高温天气，大量的水分蒸发之后，开始进入持续的干旱。 在干旱的过程中，居住在北京或者华北的人们可能不太注意，北京和华北大部地区几乎没有云层，长期保持晴空万里或者少云的状态。 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在高温蒸发之后，由于缺乏森林和地表水，华北平原的水汽已经基本上枯竭，自己难以形成自我降雨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北的降雨必然来自于外部的的输入，也就是来自于南方的太平洋暖湿气流的降雨。 如果没有太平洋暖湿气流带来的降雨，华北大部将像一个类似荒漠的地区，出现持续干旱的天气。 而暖湿气流降雨的关键，是冷暖锋交汇。 比如说，来自北极地区的强冷空气，和来自于南方的强大暖湿气流，在华北上空形成僵持状态。 这时候，由于两方在交锋的时候势均力敌，在争夺过程中形成大量的降雨或者降雪。 2009－2010年秋冬的数场大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但是，到了2010－2011年的秋冬，冷暖锋基本上没有在华北上空交汇，而是选择了在东北和中南的交锋。 所以，东北多次暴雪，然后冷锋长驱直下到了中南地区，在湖南、贵州、江西、广西等地形成冰灾。 而且，极端天气状况增多，也就意味着冷空气或者暖空气的力量更强大。 如果在华北和华东地区形成持续的冷暖锋交汇，说明冷暖空气的力量相对均衡，也就是天气相对温和。 那么，极端天气的结果是，冷锋力量强的时候，可能长期将太平洋暖湿气流压制住中南和华南一带。 冷空气长期保持着对于华北和华东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华北无法获得暖湿气流的水分补给。 也就是说，华北地区可能持续干旱状态。 更重要的问题在与，如果在开春之后，因为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冷锋迅速退却，而南方暖湿气流快速推到东北地区，形成在东北地区的冷暖空气交锋。 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华北将面临一个可怕的状态，就是一个冬天的有效降雨过少。
华北的天气状况，对于粮食种植具有很大的影响。 华北是粮食－尤其是冬小麦－的主产区之一，其中的河南是中国最大的产粮省。 目前华北的状况是，人们已经把几乎所有的地上水耗干、大量地下水抽干。 所谓的水利设施在没有了水以后，基本上也没有了用处。 这样只能形成一个结果，主要通过靠天吃饭，也就是依靠雨水进行灌溉。 一般来说，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还能在种植的时候，进行一定的灌溉，以保持土墒，让麦苗生长条件好一些。 但是，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随着地下水位越来越低，抽水灌溉成本越来越高，而粮价也不涨，农民越来越缺乏种粮积极性。 因此，农民基本上就只能够靠着雨水灌溉生长粮食。 如果雨水较好，那么农民还有一定的收成。 如果碰到冬天干旱的情况，就会造成的冬小麦减产，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 而且，由于2010年夏季的高温蒸发，以及后来的降雨稀少，导致土墒很低。 当寒流经过华北的时候，大量冬小麦的根部受冻，严重影响了成活和发芽。 另外，华北主要依靠外来暖湿气流的降水，因此干旱的概率更大、农民的欠收或者绝收的概率也就越大。 而且，农谚说：“春雨贵如油”。 对于北方来说，在以前植被较多和地表水比较丰富的时候，春天的降雨比较少。 而现在，华北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地表水和降雨机制，只能依靠大气冷暖锋交汇获得降雨。 如果在天气相对极端的状况下，冷暖锋仍然不在华北争夺，导致华北降水较少，那么整个华北的冬小麦可能将面临大面积减产和绝收的问题。 而且，冬天和春天降水稀少的概率会比较高。 因为，考虑到华北本身缺乏自身水循环能力的状况，降水稀少是正常的，而降水丰沛才是少见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到了春天，冷暖锋在华北交汇形成较为丰沛的春节降水，但是这样的情况又可能造成倒春寒，进一步影响冬小麦的收成。 也就是说，2010－2011年华北冬小麦减产已经成为定居，而且由于上述简要的推理分析，冬小麦大幅减产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到春节的时候，华北地区还缺乏有效降水，那么很多地区将陷入重旱。 如果开春之后还缺乏有效降水，那么大面积土地可能就会严重减产或者绝收，一些地区的冬小麦收成可能要减少50%以上。
华北只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2010年，西南大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睛，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到了2011年，华北干旱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由于到1月中旬华北地区仍没有降雨的迹象，所以华北的干旱是否会发展成为大旱、重旱，仍然需要时间的验证。 如果真的因为降雨稀少，华北到了普遍重旱，就会导致严重的减产，减产幅度可以达到30%以上。 而以华北为主的黄淮冬麦区，小麦面积及总产量分别占全国麦田面积和总产量的45％及48％左右。 一旦华北大旱或者重旱，对全国小麦的收获量都是严重的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在很多地方的耕地被侵占，而且还有很多土地抛荒的状况下，因为大旱或者重旱造成的减产。所以，如果到开春华北还缺乏有效降雨，那么小麦的形势就堪忧了。 而且，华北只是中国的一部分，生态被灾难性毁灭的一个地区。 西北地区同样干旱、东北和内蒙地区的零下40多度严寒、中南部的冰灾、长江中下游一些地方的大旱，都与生态被毁灭性破坏之后，形成的极端恶劣天气有关。 湘江、鄱阳湖等河流湖泊在2010年11月份，形成明显的枯水位。 而到12月底，鄱阳湖水量猛涨，又变成高水位。 这种河流和湖泊水量的巨大变化，反映出生态已经非常脆弱，一般意义上的极端天气将成为常态。 生态毁灭和极端天气的常态化，共同形成的旱涝不平均状况，意味着粮食的规模性减产也变得常态化。 华北的环境荒漠化结果就是，必须依靠不可靠的暖湿气流，才能实现地区较大范围的较多降水量；而这又容易形成旱涝不均，很容易形成惯例性的粮食减产。 推而广之，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像华北这样，粮食生产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风调雨顺”反而成为小概率事件。 随着粮食减产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农民种粮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成本。 因此，必须在粮价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农民才会有种粮积极性。 否则，农民基本上只种自己的口粮田，再多的粮食就不种了。 而农民如果继续减少商品粮的种植，广大城镇居民就要挨饿。 因此，如果不大幅提高粮价，农民就要大幅减少种植，然后引发供应短期的粮荒；而如果大幅提高粮价，保障农民的种粮利益，那么很多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就无法承受了。 那么，不论是短缺还是高价，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粮荒。
4、可能的粮荒节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粮荒”会在突然之间到来，让人们措手不及。 如果整个社会都关注粮食问题的时候，那么粮食问题就不是问题。 因为，都关注粮食问题，说明整个社会将粮食作为第一优先的问题进行处理。 所以，种粮食能够保证充足性原则，就是总的来说，粮食种植是明显超过需求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粮食减产，社会也能够通过基本上保障供应，或者加上少量的储备补充，保持整个社会的粮食充足供应。 但是，如果人们都不关心粮食问题，如果大家都认为粮食是别人关心的事情，而不是自己关心的事情，那么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必然降到很低。 这时候，没人关心粮食储备库存如何，农民收益如何，没人关心粮食生产是否因为天气原因而减产。 问题在于，当人们不关心粮食生产时，在最初并不会引起粮荒。 因为，上述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如果情况比较好，也就是“充足性定律”，都能够防止粮荒的发生。 只有当所以环节的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也就是“充足性条件”都没有了，粮荒就发生了。 而一旦粮荒发生，早已经麻木了的人们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没粮可吃， 到哪个时候，人们可能就会为了吃口饭进行铤而走险的活动。 这就像“狼来了”的故事，当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出了问题，孩子就会开始喊“狼来了”。 但是，当三个条件以上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孩子可能都喊了好几遍“狼来了”，人们都听烦了。 所以，人们不再理会小孩子在说什么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狼”真的来了。
而2011年上半年，这三个条件似乎基本上都开始具备了。 从多方面的消息角度来说，各地粮储仓库中的粮食，存量已经非常有限，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突发性粮食需求。 而且，为了防止粮食收购价格的上涨，2010年下半年粮储停止收粮和加工企业限制收粮，让库存更加有限。 到2011年1月，粮储在价格相对平稳的状态下，准备重新开始进行粮食收购。 这个行为可能表明，由于国际粮价的近期暴涨，粮食进口变得困难，所以希望通过国内收购减缓库存压力。 同时，这个行为可能也表明，粮储库存已经接近临界点，如果不再补充库存，可能就要面临库存见底的可能。 从粮储的各种表现分析，有一种可能性是，到3、4月份，一些地区的粮食储备和加工企业仓库的粮食就会极为紧张了。 这时候，正好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如果粮食供应紧张，就会引发非常明显的粮食价格上涨。 从这个角度来说，早一些时间重新进行粮食收储，要比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进行粮食收储，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 所以，粮储重新收粮，可能具有很强的动机。 当然，即使没有很强的动机，粮储的库存都可能不多了，3、4月份也就是重要的节点了。 不过，重新开始收粮，可能收到的数量也比较有限。 因为，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在持续降低，很多农民愿意背井离乡去打工，即使在家的年轻人也不愿意种粮。 那么，种粮食的任务主要由3860承担起来， 3860缺乏经营性生产和惯例的能力，因此主要保障自家的口粮。 剩下的少量粮食，才会卖掉换点钱，一般也在收割之后就卖掉。 而自家留的口粮，就是价格涨一倍两倍，多数的农民都不卖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多数农民又回到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 另外，随着华北干旱状态的延续，农民自身的安全感也会显著降低。 农民最关心粮食的生长状况，而且根据粮食生长调整自家的口粮储备。 而华北干旱让大量农民认识到干旱天气的严重性，并且更不情愿卖掉自己手中的粮食。 随着大旱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农民担心自己粮食的收成，所以更会减少销售粮食的意图。 也就是说，随着华北干旱的深化，农民会把本来准备卖的粮食拿回自己家，并且跟其他的农民进行相互沟通，引发其他农民内部的交易（或者说），但是就可能不会再卖给粮储了。 而一旦农民惜售风潮开始，人们就主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了。 所以，粮储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收粮；粮储开始规模化买粮，就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 这就意味着，越到粮储需要买粮的时候，粮食供应就会越枯竭。 而这种的状况，最后可能变成一些地区因为粮食储备不足，然后出现粮食短缺。 到时候，或者价格高涨，或者干脆没有粮食可吃。
同时，中国只有少数的规模较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供应着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居民粮食。 问题在于，一旦粮食真的短缺，这些基地能否“远水解近渴”，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这种粮食基地与大城市脱离的模式，就像 就像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带来的水汽与华北平原脱离，不仅不可靠，还很容易出现粮食不均衡的状态。 而基于中国的耕地被侵占和抛荒的状态，大城市周边的土地基本上消失，只能越来越依赖于随机性的大型粮食生产基地。 所以，因为总量短缺和地方不均衡造成的大城市生存隐忧，已经表现的非常清晰了。 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些地方粮食储备和粮食加工库存因为准备不充分，有可能会基本上消化光库存。 这时候，粮食链断裂的城市就会恐慌起来，对于粮储仍然较多的地区来说，即使其它地方非常短缺，为了自己的地区也要保留住粮食。 而粮食链断裂的城市，其传达出来的各种情绪，就可以影响其它城市或者地区的心态。 当6亿多的城镇居民都跑到有钱人家买粮吃，就成了最为麻烦的需求。
也就是说，4、5月份可能是重要的关键节点，到时候社会可能因为三个粮食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出现问题。 而一旦粮食因为粮荒而大幅上涨之后，房地产和铁公基等经济也就该尘归尘、土归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