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晚秋-两宋繁华往事(第一部 最爱东京)我用心写 你认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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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吕夷简就官复原职、回到了京城,带着一颗复仇之心。回来后,他敏感地捕捉到了仁宗有废后的心思。君臣二人,都在静候机会。
  令人意外的是,送来了机会的正是郭皇后自己。
  对郭氏来说,刘太后靠山已去,仁宗已亲政,她又没有生下皇子,这时应该收敛、低调些了吧。这是人之常情。在宫中,这也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啊。可惜,她完全不了解形势,没有这个政治智慧。又或者,她也明白这些道理。是女人的嫉妒心,毁掉了她的理智。
  一日,仁宗正在宫中与美人闲聊。这是仁宗的新宠。仗着皇帝宠爱,美人便在背后损起了皇后。偏偏就被跟踪至此的郭皇后听个正着。郭氏怒不可遏,上去就是一巴掌,仁宗本能地站起来阻挡,结果打在了他的脖子上。郭氏也真是用力,指尖还尖銳,仁宗脖子上留下几条清晰的红印。这下事大了。
  皇后打皇帝,郭氏就这样青史留名了。
  郭氏吓坏了,仁宗气坏了。
  他找来内侍,问此事该如何处理。这名内侍,正是吕夷简在皇宫的内线。内侍建议,把伤痕给宰相看,听宰相的意见。吕夷简终于逮到了机会。
  皇帝、宰相共同发力,即便朝臣们反对的人不在少数,郭氏还是被废了。很多重臣还因此受贬,比如范仲淹。
  当然,仁宗还是个宽厚之人。废后的诏书,就写的非常委婉克制。诏书说,郭氏是因为没生下皇子,主动辞去皇后之位,入道观修行。算是给足了面子。仁宗封其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别居他宫。在朝臣的压力下,那位多嘴的美人,也被贬出宫。算是替郭氏出了口气。
  这年,郭氏,也不过21岁。如花般的年纪,还没完全盛开,就要在冷宫中,静静地等候岁月的凋谢。
  数年后,仁宗想念郭氏。曾派人前去探望,还附诗一首,郭氏也回赠了一首。事情似乎又了转机。或是念及旧情,仁宗曾想秘密地接郭氏回宫。郭氏则回答,偷偷摸摸不行,要在百官面前正式册封才肯回宫。此事,不了了之。
  能说什么呢?好听点说是有性格。难听点说,是太不懂世故。人生之路,有上坡、有下拨,上坡的时候,该费力要费力,下坡的时候,该小心要小心。认清形势、找准位置,是人生在世最起码的智慧。郭氏,可惜了。
  后来,郭氏忧郁成疾、身染小恙,仁宗派内侍带太医去医治。还是上次那个内侍。结果,小病未愈,郭氏暴亡。终年23岁。
  虽然皇宫内外,都怀疑是内侍做了手脚,而内侍又是吕夷简的铁杆,但没有确切证据,终究不了了之。仁宗念及九年夫妻之情,恢复了郭氏的皇后名位。算是留下了最后的温情。
  (185)
  刘娥离世,仁宗亲政。
  她虽然离开了,却早已在仁宗身边留下了影子,皇后郭氏。当年,刘娥为十五岁的仁宗选后,广征天下绝色。最后的人选,有郭氏和张氏。
  仁宗看中了娇艳动人、小巧玲珑的张氏。而,刘太后则看中了姿色平平、举止大方的郭氏。先前还有位四川女孩,生的更是美艳如花,却被刘娥赐给了前夫龚美的儿子。仁宗,只能咽口水。
  从小到大,刘娥安排了仁宗的一切。在婚姻大事上,仁宗更是毫无反抗之力。12岁的郭氏,毫无悬念地被立为了皇后。仁宗拧巴一生的婚姻生活,就此开始。
  郭氏,出生官宦世家,知书达理、举止端庄,立为中宫,也在情理之中。刘娥选择郭氏,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可惜,感情这东西,从来就是没道理可讲。外人看起来,再怎么天造地设的一对,当事人不认可,都是白搭。何况,年轻人有几个不爱颜值?
  仁宗不敢反抗刘娥,却从心里抵制、排斥郭氏。而郭氏呢,身为皇后,又有强势太后的支持,再加上小女生泛滥的嫉妒心,让她在后宫里有些过于任性了。仁宗被她看得死死的,甚至被限制亲近其他嫔妃。
  如此夫妻,貌合神离。只要一出现变化,就难长久。
  刘娥刚离世,仁宗就动了废后的心思,只是静待机会而已。皇帝后宫,永远连接着朝政。立后、废后都是重要的朝政,刚刚亲政的仁宗必须谨慎。
  再说,仁宗亲政后,首要的任务还是树立权威,这些年太后实在太过强势,满朝文武几乎都是太后的人。
  立威,就得调整人事。太后晚年重用的大臣,是仁宗重点清理的对象。兹事体大,仁宗便与宰相吕夷简商量。
  这位吕宰相,就是当年建议刘娥厚葬仁宗生母的人。这份恩情,也是仁宗亲近他的重要原因。而他能提出如此建议,足见此人对世事的洞察之力。
  清理工作进展很顺利。仁宗有些得意,便与郭皇后闲聊起此事。郭皇后听完,不假思索地说,吕夷简也是巧言令色之辈,否则他又是如何在刘太后面前恩宠不衰的?
  仁宗想想,也确实那么回事。很快,吕夷简也被贬。得知缘由的他,对郭皇后算是恨到了骨子里。
  郭皇后这番话,可能是出于夫妻间的直言。但帝、后之间,哪有绝对的随意,所有的话岂不都是政治?尤其是涉及到大臣和朝政。只能说,郭皇后在政治上还是太稚嫩了。首先,她不应该随意评论宰相级的官员,这些人都是手眼通天,消息灵通;再说,本质上,她也算是刘太后的人,物伤其类的道理,她应该懂的。
  结了冤家,锁定了悲剧。
  (187)
  郭皇后的遭遇,真是让人唏嘘。不过,又很难真正同情她。
  性格决定命运。皇宫里更是如此。
  美女是种资源。但,对于皇宫这种美女集中的地方、对于皇帝这样拥有无数美女的人,颜值从来都不是核心竞争力。颜值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宠幸,但却无法长久地保持恩宠。毕竟,容颜易老,色衰而爱驰。即便驻颜有术,也架不住男人的喜新厌旧。
  喜新厌旧,男人本色。
  皇帝,作为男人中的极端特例,手握无限的权力,也将人性中的喜新厌旧,放大到了极致。这无可指责。即便指责,也改变不了。人性如此。最高权力下的人性更是如此。
  正因为这点,真宗对年老色衰的刘娥不离不弃,才显的难得。仁宗对幽居冷宫的郭氏还留有温情,才显的难得。郭氏,或许只看到了刘娥人生的辉煌,却没有看到刘娥的隐忍、对于真宗的顺从、对于孤独寂寞的坚守、对于嫉妒之心的压制。
  说起来,人生的路上,容貌、出生、门第等等,或许只是入门的钥匙。而想要活的长,过的好,最终比拼的永远是脑子、是智慧,是智商、更是情商,是对人生的认知、对人性的把握。
  皇宫,也是女人们的战场。
  战场,就有敌我。想要最终取胜,除了自身的实力,还得有同盟,还得分化对手。原则就是,同盟越多越好,对手越少越好。看看刘娥,即便大权在握,她也只是重点清除几个人而已,她最终没登上帝位,也是不敢站在群臣的对立面。
  郭氏,在后宫,几乎是孤家寡人,在朝廷,甚至连宰相都是死敌。皇帝不宠、后宫不宁、外朝无援,清高自傲、性格刚烈、不懂迂回,郭氏的悲剧,几乎是注定的。
  人真的就怕比。比起来,优劣、高下立现。刘娥,郭氏自然难以望其项背,而她的后任,她同样难以企及。说实话,做人就怕这样,被夹在了中间。前人有、后人有,唯独你没有。
  她的继任者,就很不一般。
  (188)
  刘太后不在了,郭皇后也废了,仁宗以为自己可以做主了。他想立宠爱的张氏为后。可惜,依然没能如愿。这次,站在他对面的是大臣们,他们选中的是曹家的女儿。最终,仁宗迎立的便是曹皇后。
  曹皇后,大有来头。她是曹彬的孙女。
  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熟悉下曹家的历史和辉煌,这会让我们更好的了解曹皇后,对于她的性格和行为,也会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先从曹彬说起。
  曹彬,北宋名将、开国功臣。
  这个人,非常值得多说几句。他的姑姑是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这样算起来,曹彬在后周就是皇亲国戚。大宋建立后,他追随赵匡胤平定天下、立下赫赫战功。他为人谦和,礼贤下士,朝廷上下,德高望重。他病重时,真宗不仅多次上门探视,还亲自为他煎药。对臣子来说,这是何等的荣耀?再考虑其武将的身份,这在崇文抑武的宋代,就更不简单。
  更牛的是,配享太祖太庙,文臣是赵普,武将便是曹彬。
  毕竟,生逢乱世,大开大合,建功立业的人很多;功成之后能够保住晚节,生前、身后都有贤名的,却很少。曹彬,却做到了生前有功、身后有名。这里面,既是性格使然,更是智慧使然。
  据说,在后周时,曹彬管理宫廷御酒,赵匡胤有意拉拢结交他,经常开玩笑的找他要酒喝。曹彬以国家有制度、宫中有禁令为由,一口回绝、毫不通融。不过,转身他就会自掏腰包买上好酒,托人送到赵匡胤的府上。
  于公伤了面子,于私马上又给补上。真是高明。
  曹彬曾与潘美一起攻打北汉,眼看就要攻破太原城,胜利在望,曹彬却力主撤兵,这让潘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事后回京奏报,赵匡胤虎着脸问,为何没能拿下太原?曹彬答,陛下英明神武,尚不能攻克太原,我辈岂能取得胜利。赵匡胤曾经折戟太原城下。赵匡胤听完,若有所思,不再追问。
  后来,曹彬领兵进攻南唐。行前,赵匡胤说,只要他平灭了南唐,回来就封他为宰相。潘美听闻,就提前过来恭贺。曹彬却不动声色,只说了一句,北汉还在呢。潘美听了有些莫名其妙。果然,曹彬马到功成,灭了南唐。这是灭国之功,天大的功劳。他却轻描淡写地向赵匡胤报告,微臣南方办事回来了。
  庆功宴上,赵匡胤对曹彬说,本来是要封你为宰相的,只是北汉还在,只好暂且委屈你一下了。一旁的潘美听完,大为折服。
  这能说明什么?曹彬的所思所想,还是个赳赳武夫吗?非也。他绝不是,只会使蛮力、耍枪弄棒、只知道打打杀杀的武将。相反,他有着文臣一样细腻的心思,一样聪明的对朝局的认识,一样智慧的对人性的把握。
  说起来,智慧不分男人、女人,也不分文臣、武将,只分聪明人、蠢人。曹彬,就是有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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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靠着过人的智慧和刻意的低调,曹彬作为前朝的皇亲国戚,成功地过渡到新朝的核心层。他不仅手握重兵、战功赫赫,还非常罕见地得到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天子的信任,长期担任枢密使,也就是最高军事长官。作为武将,这在北宋,非常不同寻常。
  更难得是,不仅皇帝信任他,文官们也很推崇曹彬。要知道,北宋的文官们,在皇帝的刻意的尊崇下,普遍看不上武将。不过,他们对曹彬却都高看一眼。说到底,还是曹彬做得好。
  据说,曹彬即便官居枢密使,出门时都非常低调,不仅没有排场,而且遇到文官,不管官职大小,都主动礼让。这对经历过五代武人跋扈的文官们来说,无疑是一股清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曹彬的仁义。
  曹彬领军攻南唐,一路摧枯拉朽。眼看就要拿下南唐都城金陵,曹彬却病倒了。领军大将们纷纷来营中探望。大家看到曹彬卧于榻上,面色红润、声音洪亮,不禁有些诧异,又不便发问。曹彬解释说,他这是心病,只要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他的病就无大碍。众将恍然大悟。
  后来,宋军入金陵,果然军纪严明,不枉杀一人,街市照常营业,百姓安然自得。想想历史上灭国之战的血流成河,曹彬此举真是天大的功德,怎么称颂都不过分。
  而曹彬的仁爱之心,也让后世之人大为拜服,并作为榜样。
  数百年后,蒙古铁骑席卷天下。忽必烈进攻大理前,有位汉人官员便向他讲述了曹彬平南唐的故事。据说,忽必烈听完,感慨不已,钦佩万分。结果,在大理杀了蒙古使者的情况下,忽必烈依然下令不得滥杀一人,保住了大理国数百万生灵。
  又过了数十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灭南宋。行前,他将曹彬的故事又原原本本地讲给伯颜听。伯颜同样听进了心里,南宋的数千万生灵,也因此躲过了蒙古人的屠刀。
  前有南唐,后有南宋。天道轮回,有因有果。
  一个人的道德,或者说一个人的仁义,正是体现在他有能力做恶、甚至拥有完全正当理由作恶的时候,他选择了良知。不为名、不为利,甚至不为求得感激,仅仅是顺从内心的善。
  仁义,就是回归人性的善。
  (190)
  仁者爱人。
  作为赳赳武夫,曹彬得到了北宋文官们心照不宣、又众口一词的推崇,他们甚至有些迫切地将曹彬立为楷模,成为天下武人的榜样。说起来,文官们心里也藏着小心思。
  而文官的小心思,与皇帝的心思又是不谋而合的,而且统一于一项国策,崇文抑武。这项国策,影响深远,后世争议不断。
  如果想更好地理解宋人的国策,还得回到历史的现场。
  五代时期,武人跋扈,有兵就是草头王,动辄起兵叛乱,天下百姓悬于武人刀口之上。天下人苦之久矣。
  赵匡胤就是武将出身,对武人之恶,自然是感同身受。可以说,对武人的忌惮和骨子里的不信任,是赵匡胤制定国策最大的心里基础。太宗和太祖的心思是一致的。太宗两次伐辽失败,统一战争基本结束,治国之策更是全面转向文治。整个社会弥漫着重视文人、重用文官的风气,而武人则被刻意地打压。
  从结果上来说,崇文抑武至少有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方面是北宋的灿烂文治,文化发达、名家辈出,可谓华夏文明的一座高峰;另一方面则是军力废弛,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外战外行、丧师辱国,直至亡国。
  除了这些直接的后果,还有很多后续的影响。
  比如,自宋之后,武将在朝堂上便彻底失去了一言九鼎的位置,也再无武将篡国的现象,类似五代之乱再无发生。文官领兵,出将入相,反倒成了一种常态。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是典型。
  如果上面算是积极的影响,那负面的影响,就更多更广了。比如,因为军力羸弱,两宋屡败于辽、夏、金、元,更两次亡于胡虏。而南宋之亡,更是亡天下。甚至有人说,两宋的崇文抑武,让汉人自此失去了勇武血性之气,华夏文明更因此被腰斩。
  孰是孰非,莫能辨别。
  这些论调,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更多的还是后人的眼光。不错,后人的视角,能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纵深,但也容易脱离时代的背景。而任何有关人和事的评论,离开了特定的历史背景,都会有失偏颇。
  想想,北宋初立之时,太祖、太宗作为开国者,他们从五代的硝烟处走过来,最大的考虑,就是不能让悲剧重演,确保宋朝国祚绵长。崇文抑武,正是太祖、太宗汲取前朝教训、总结自身经验,所能采取的自然的国策。
  如此国策,受惠者不仅是赵宋天子,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厌乱思治,自然也是欢迎的。当然,最欢迎的或许还是士大夫。
  北宋的士大夫,在崇文抑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凭借着与君王共治天下的便利,建立了与之配套的、空前的文官治理体系,武人被牢牢控制在这套治理体系之中,再也没有了骄横跋扈、犯上作乱的空间。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制度设计。如果放在历史的纵深处去比较,北宋的文官体系,应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这应该不是过誉的评价。
  很显然,将武人置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这是制度设计的胜利。即便千年之后,这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而宋人,在千年前,就能有此制度设计。
  岂不让人叹为观止?岂能有错?
  (191)
  如果有错,那就是时代之错。
  毕竟,历史经常会惩罚两种人,走到时代前面的人和丢在时代后面的人。宋人,太超前了。
  千年前,北宋帝国,靠着制度上、国家治理上的优越性,文化灿烂、繁荣锦绣,鹤立鸡群于东亚乃至世界舞台之上。
  再来看看北宋的邻居们,无论大辽、西夏、吐蕃、大理,还是后来的金,他们在政治制度、国家治理上,都远远落后于宋,而且差的不是一个维度。
  人与人之间,但凡维度上有差异,就注定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和理解。国与国也是如此。你和他谈诗歌,他对你亮马刀;你和他谈建筑,他对你亮马刀;你和谈礼法,他对你亮马刀。
  这些邻居们,羡慕北宋的文化,但更垂涎北宋的富有。在他们眼中,北宋就是只大肥羊,而且羊圈扎的还不牢。北宋越富有、武力越孱弱,他们就越垂涎欲滴、跃跃欲试。
  历史就是这样。谦谦君子,斗不过无赖泼皮;诗词歌赋,敌不过弯刀利刃。落后文明屠灭先进文明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样的事情不仅经常发生,还会被涂抹的光鲜靓丽。没办法,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不过,史实就在那里,不会改变、也不曾改变。
  作为后来人,我们不能因为先进文明被屠灭,就否定其文明的先进性。那样不仅颠倒黑白,也有失厚道和公允。
  当然,再好的制度设计,也需要不断的纠正完善。制度终究还是要服务现实的。崇文抑武的国策,让北宋走出五代的魔咒,开启了国家安定繁荣的大幕。但历经百年后,这项制度已经千疮百孔了,在对辽、西夏战争中,不断地丧师辱国,就是例证。
  北宋朝堂之上,也有明白人。无论是仁宗的改革,还是神宗的新法,都是试图对制度进行调整、完善,无奈都功败垂成,错过了让制度再优化、再发展的机会。
  很多时候,制度本身没有对与错。关键是能否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去完善革新。当然,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执行。说到人,这里面更多的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不同的人去做,或许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这也是历史无奈之处。
  (192)
  据说,曹彬临终前,宋真宗问他谁堪大任,曹彬推荐了儿子曹璨、曹玮。举贤不避亲,真是光明磊落之人。而他举荐的两个儿子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单说曹玮。
  曹彬第四子,沉勇有谋,喜读书,加上自幼随父亲征战四方,可谓将门虎子。他前后戍守西北近四十年,是北宋前期最出色的西北主将。他所制定的修筑寨城、疏浚堑壕、招募弓箭手、屯田备边等御敌之施,一直为后代沿用。可以说,北宋对西北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手段,基本都是沿用曹玮的战略思路。
  早在太宗年间,李继迁袭边,太宗问朝臣谁可领兵退敌,曹彬便推荐了曹玮。太宗大喜,让曹玮领兵出征,正是19岁的少年将军。自从,曹玮常年征战西北、为国戍边,西夏李继迁、李德明父子两代人杰,都没在他这里占到太多便宜。
  曹玮,不仅军事了得,也颇有智谋。据说,他在主政西北时,有一次部下来报,说有几十名士兵叛逃西夏。曹玮正在与客人下棋,便没有理会。见那军士还在陈说,他假意怒斥道,士兵们是奉我命令去的,你喋喋不休,是想将事情公开吗?消息传到西夏,夏人果然上当,以为降兵是曹玮派来诈降的,将他们全都处斩。
  好一招借刀杀人。
  曹彬死后,谥号“武惠”。曹玮去世,谥号“武穆”。他是北宋的武穆,南宋还有个岳武穆,岳飞。
  近二百年后,南宋理宗年间,朝廷确定二十四名功臣,画像挂在昭勋阁,史称昭勋阁二十四功臣。这24人中,北宋16人,南宋8人。文臣19人,武将仅有5人。而这5人中,就有曹彬、曹玮父子。
  这是何等的勋荣。尤其是身为武将,身在两宋。
  曹家,声名显赫、威名远扬。如此家族,该有着怎样的荣耀;如此家族,又该有着怎样的家风。
  曹皇后,就来自这样的赫赫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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