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晚秋-两宋繁华往事(第一部 最爱东京)我用心写 你认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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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最后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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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蔡京、蔡卞兄弟,先后回到东京城。
  不过,大放异彩的,还是蔡卞。
  实际上,自中进士以来,蔡卞的官职一直高于兄长。
  回京后,蔡卞复任中书舍人,蔡京任权户部尚书。
  兄弟俩,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据说,在章惇回京任宰相的路上,蔡京就曾拜见过他。蔡京提出一整套的治国方略,包括军事方面、教育改革、社会福利等。蔡京提的这些方略有个共同点,都是朝野关注的热点问题,好多还是民生类的事项,是容易博取好名声的。很显然,他是精心考虑过的,也是借此向章惇输诚。
  蔡卞,则技高一筹,他上书哲宗请求重修《神宗实录》。这个建议,一下子抓住了哲宗的心。
  哲宗八岁登基,朝政完全由太皇太后高氏做主。《神宗实录》的修撰,被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把在手里。他们虽然不敢直接否定神宗,却借机极力抹黑王安石和新法。如今哲宗亲政,要继承父皇遗志,首要的就是以正视听。
  蔡卞此举,有公也有私,甚至私心更重。
  作为王安石的女婿,他始终以王安石的继承人自居。他知道,抓住修改《神宗实录》的机会,就是抓住了对王安石变法的最高解释权。如此,哲宗想全面恢复神宗之政,抓住了新法最高解释权的蔡卞,其政治地位必将牢不可破。
  坐稳位子后,蔡卞立即开始反攻倒算。那个低调、恭谨的谦谦君子不见了,他展示出几乎完全不同的一面。
  这一面,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其时,朝政已牢牢控制在新党手中,以三人最为显赫,宰相章惇、知枢密使曾布和中书舍人蔡卞。
  蔡卞,冲的很靠前。
  对苏轼兄弟的贬谪,就是由蔡卞亲自操刀的。
  在宋朝,官员被贬,朝廷会有一段制词,讲清楚贬谪的理由。在制度设计上,这原本是用来展示朝廷公正无私的,演变到后来,却变成了大泼脏水的好机会。这样的好机会,蔡卞不愿假手于人。他亲自制词,将苏轼兄弟骂的狗血喷头。
  别忘了,蔡卞也是大才子。
  当年,苏辙痛骂蔡氏兄弟,如今蔡卞狠批苏氏兄弟。都是弟弟官职高,都是由弟弟出手开骂,也都是极尽污蔑之能事。
  前后相隔,不过数载而已。
  政治变幻莫测,人生浮沉荣辱,风云变幻、世事沧桑,都在其中了。自古,搞政治的人,不仅得有一副好皮囊、一身好才学,还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脸皮得厚、身段得软。得势时,能大开大合,落魄时,能苟且偷生。
  当初,苏轼不愿意骂,应是性格使然,他始终是个文人,而不是政客。如今,蔡京不愿骂,或许是顾忌和苏轼的一段师生情。但更大的可能,是相比弟弟,他更有城府、更加明哲保身。毕竟,痛打落水狗这种事,除了感官上的愉悦,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收拾完苏轼兄弟,天下为之侧目,但蔡卞犹未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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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蔡卞,剑指司马光和太皇太后高氏。
  这两位都已过世。收拾完活人,连死人也不放过。
  这是典型的打击扩大化。
  在蔡卞的反复建议下,哲宗下诏追夺了司马光等人的赠官和谥号。就连司马光墓前的神道碑额,都被砸成了碎块。朝廷下严令,让天下官员,对已去世的旧党人士,逐个坟头检查,凡有官修的碑额、统统砸烂,凡有奉敕所刻碑文,一律磨平。
  士可杀不可辱。到了这一步,真是斯文扫地,哪有半点斯文?党争、权斗之下,连坟头都成了工具,还有什么底线吗?
  底线?至少,对蔡卞是没有的。
  他建议章惇,对司马光发冢斫棺,就是从坟墓挖出来,碎尸万段。对于太皇太后高氏,则要追夺她的封号。这架势,是要追杀到阴曹地府了。
  章惇,还真就去请示了哲宗。据说,哲宗一度同意。后来有官员反复力谏,发冢斫棺恐非盛德之事。哲宗这才收了手。
  至此,党争已不仅仅是血淋淋,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了。
  如此,就解恨了吗?
  当然没有,蔡卞等人又搞出了新花样。他们开始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就是把元祐期间大臣们的上疏,全部审查一遍,然后分门别类。很显然,这就是要大兴文字狱了。搞因言获罪、以言定罪,将所有哪怕是言语上,攻击过新党和新法的旧党一网打尽。元祐,哲宗前期年号,朝政由太皇太后把持。
  至此,章惇、蔡卞打击报复旧党,与此前旧党打击新党相比,更加疯狂、更加野蛮、也更加无底线。如此险恶用心,如此霹雳手段,蔡卞等人,已走火入魔。
  遥望数十年前,仁宗朝的宽容敦厚,犹如梦幻。
  说起来,令人伤感,历史的发展不是始终向前的,也从来不是今时一定好旧世。有时候,那些被抹得一团漆黑的过往,反倒可能是一段黄金的岁月;而那些明晃晃的阳光灿烂,却可能是一块黑幕下的假象。
  新党、旧党,斗到这时候,无论他们打的什么幌子、说的多么动听,都已经背离了他们曾经的理想和抱负。仇恨取代了宽容,疯狂取代了理性,权力取代了道德。从身体到灵魂,他们在党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朝野上下,喊杀声四起,暴戾之气笼罩着东京城。
  时有民谣云:一蔡二惇,必定灭门;籍没家才,禁锢子孙。又云: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
  民谣,就是民意。虽然可能是被制造、被操作的,但能流传开来,还是得有民意的支撑。虽然章、蔡权倾天下,但民意如刀,刀刀直指他们的致命处。
  造成如此局面,章惇是宰相,自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蔡卞的责任或许更大。这在当年,就有很多人指出来了。
  时人有句名言:惇迹易明,卞心难见。意思是说,章惇脾气火爆,但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蔡卞则不同,少言寡语,心思缜密,心机深不可测。
  还有人干脆说,章惇名为新党领,但其所作所为,都是蔡卞教唆的。如此说来,倒是有些贬低章惇了。不过,蔡卞至少是章惇的主要帮凶,这点应该没有任何异议。
  时至今日,在旧党看来,当初收拾蔡氏兄弟,对蔡卞留有的脉脉温情,实在是多余,简直是妇人之仁。又或者说,蔡卞原本就是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之人,他靠着完美演技,骗过了旧党的眼睛。
  有人说,是环境改变人。蔡卞原是谦谦君子,因为党争受到贬谪,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才捡起屠刀的。实际上,这话经不起推敲。一块石头,永远磨不成一块玉。环境可以改变人,前提是这个人,有可以改变的基础。
  蔡卞,原本如此,环境只是点燃和助长他内心的恶。
  入仕以来,蔡氏兄弟始终同进同退,荣辱共尝。不过,眼见弟弟大权在握、风头强劲,蔡京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
  不过,更不是滋味的,还是章惇和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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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哲宗亲政,章惇、曾布、蔡卞三人,成为王安石之后新党的旗帜性人物。章惇官居宰相,至少是名义上的旗手。
  在打击旧党、恢复新法上,三人高度一致。这是他们共同的最高纲领,或者说是志同道合的最大公约数。但除此之外,这三人实在差异甚大。
  从性格上来说,章惇耿直强势,曾布外宽内忌,蔡卞最为阴柔。章惇嫉恶如仇、快言快语;曾布,貌似忠厚、笑里藏刀;蔡卞,心机深厚、为人阴沉。
  三人如此性格,若不是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估计做朋友都难。但纲领毕竟是虚的,尤其在遇到权力之后,纲领对三人的约束,就如同用一根藤蔓,牵着三只脾气暴躁的野牛。
  冲突在所难免。
  很快,他们就有了矛盾,且矛盾越来越深。看上去,有性格差异的原因,也有对具体问题认识不统一的原因。这些都是表面上的。最本质的,还是用人和权力相争。
  说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旧党掌权时也是如此。任何团队掌权后,都是如此。没办法,这不仅是政治的死结,也几乎是人类的死结。
  蔡卞,一回京就抓住修改《神宗实录》的机会,抢夺了对新法的最高解释权,再加上王安石女婿的身份,一时风头无两。当他再由中书舍人升为尚书右丞,进入宰执重臣之后,就更是位高权重了。
  最先爆发冲突的,正是章惇和蔡卞。缘由很简单,对王安石的态度。蔡卞,时时事事以王安石为标准。凡是王安石当年推行的,就是好的;凡是王安石当年反对的,就是坏的。在蔡卞的嘴里和笔下,王安石是圣人,比肩孔孟。而圣人,是不容质疑的,是只能仰视、只能膜拜的。
  已经位列宰执的蔡卞,还继续扛着王圣人的招牌,想干什么?不管别人怎样想,也不管蔡卞怎么说,在章惇看来,这就是奔着他去的,准确的说是奔着宰相之位来的。
  章惇对王安石,很尊敬但并不神话。据说,章惇曾当面对蔡卞说,王荆公,我以前知道他是王介甫,如今他还是王介甫,不会称呼他为圣人的。这个态度,让蔡卞万难接受。
  实际上,蔡卞高高扛起王安石的招牌,到底是出自尊敬,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很难揣测。很可能是兼而有之,至于是哪多哪少,可能只有天知道了。历史上,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获得晋升的阶梯,将前人神位扛在肩头之人,比比皆是。
  蔡卞动机可疑,倒是章惇的话,透露出几分真诚。他这么说,当然不是轻视王安石、更不是否定王安石,而是一种客观和实事求是。
  不过,皇权之下,玩政治的人,客观和实事求是都是大忌。说说可以,表态也可以,如果真当作圭臬,凡事依此而行,那就是政治上的肤浅和不成熟。
  如此说来,蔡卞就比章惇更成熟。这也是章惇,虽然官居宰相,却怎么看怎么像个枪手的原因。蔡卞,则更像那个坐在后面,虽身影模糊,却运筹帷幄之人。这样看,在官场上,蔡卞始终领先哥哥蔡京,倒也是实力使然,并无多少侥幸。
  章惇、蔡卞,矛盾不断、冲突不止,旧党人士很高兴。毕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不过,最高兴的还是曾布。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章惇、蔡卞,就是鹬蚌,旧党就是渔翁,曾布也是渔翁。不过,曾布离得最近,也最容易得利。
  是的,得说说曾布了。
  @未央0810 2019-08-19 14:16:01
  (39)
  这点,也是有迹可循的。
  比如,向太后说,哲宗皇帝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言下之意哲宗很看中赵佶。这话有水分,至少不足为凭。
  事实上,哲宗并非突然死亡。他的病断断续续拖了很长时间。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身后事,立下明确的遗嘱更是分分钟的事。
  可是哲宗并没有这么做。
  一方面,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还抱有希望。另一方面,可能是膝下无子让他有些心灰意冷,对于身后事缺乏足够的兴趣。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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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冠中人不入流辈 2020-07-03 09:31:42
  楼主看起来不大喜欢章惇这个人呢,文章里若有如无的都在贬低他。哲宗是正月病重开始无法上朝的,正月的十二日也就是过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去世了。这么短的时间,简王和章惇就能成为政治同盟了么?我觉得不可能,风险太大了。起码章惇没有必要和人结盟,他是当朝宰相,只要他无大过错,谁继位他都是有功无过的,就算要结盟,他大可以和向太后结盟,毕竟向太后才是后宫之主,对于由谁继位这个问题有拍板的权利,而且他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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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台的评论,言之在理。
  稍后,我再认真的查下资料。
  章惇结盟朱太妃,确实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
  这只是,结合当时朝局的一种推测。
  之所以不结盟向太后而是朱太妃,这里面或许有党争的因素。
  从后来的史实来看,向太后是支持旧党的。
  如此,如果向太后垂帘,或者说向太后支持的人选上台,
  章惇宰相的职务,是很难保住的。
  至于章惇说的那句名言,或是性格使然,或是最后一搏。
  当然,往事已千年。
  能与君探讨,实是快事!
  再次致谢!
  @未央0810 2019-08-19 14:16:01
  (39)
  这点,也是有迹可循的。
  比如,向太后说,哲宗皇帝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言下之意哲宗很看中赵佶。这话有水分,至少不足为凭。
  事实上,哲宗并非突然死亡。他的病断断续续拖了很长时间。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身后事,立下明确的遗嘱更是分分钟的事。
  可是哲宗并没有这么做。
  一方面,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还抱有希望。另一方面,可能是膝下无子让他有些心灰意冷,对于身后事缺乏足够的兴趣。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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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冠中人不入流辈 2020-07-03 09:31:42
  楼主看起来不大喜欢章惇这个人呢,文章里若有如无的都在贬低他。哲宗是正月病重开始无法上朝的,正月的十二日也就是过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去世了。这么短的时间,简王和章惇就能成为政治同盟了么?我觉得不可能,风险太大了。起码章惇没有必要和人结盟,他是当朝宰相,只要他无大过错,谁继位他都是有功无过的,就算要结盟,他大可以和向太后结盟,毕竟向太后才是后宫之主,对于由谁继位这个问题有拍板的权利,而且他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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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央0810 2020-07-04 11:27:24
  兄台的评论,言之在理。
  稍后,我再认真的查下资料。
  章惇结盟朱太妃,确实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
  这只是,结合当时朝局的一种推测。
  之所以不结盟向太后而是朱太妃,这里面或许有党争的因素。
  从后来的史实来看,向太后是支持旧党的。
  如此,如果向太后垂帘,或者说向太后支持的人选上台,
  章惇宰相的职务,是很难保住的。
  至于章惇说的那句名言,或是性格使然,或是最后一搏。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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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冠中人不入流辈 2020-07-04 12:24:26
  我的看法也有些片面了,让楼主见笑了。我对宋史了解的也不多,天涯写宋史的作者里楼主才是方家。我是真的对章惇这个人物恨不起来,哪怕他对老朋友苏轼那么绝情。从那句掷地有声的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话语中,我看到了章惇作为一个读书人和朝廷宰辅并没有泯灭最初的良知,仅此一点,章惇就不该被列入奸臣传里。能够和楼主交流探讨,我也学到不少知识,也向楼主致谢。希望本帖人气越来越高,大作早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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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感谢兄台鼓励。
  天涯里面,高人很多。
  每个人观察历史的角度不同,写出来的东西也都是自成一体。
  其实,这样更好。百花齐放,才是春。
  历史就在那里,也会始终在那里。
  关于章惇
  我谈不上有意见,更没有偏见。
  只是有些可惜
  替他可惜,也替大宋可惜。
  司马光也好、章惇也好,包括苏辙、蔡确、蔡卞、蔡京、曾布等等,
  他们是有机会把大宋朝,从悬崖边上拉回了来的
  他们都是大儒 、饱学之士 ,也都是千古人杰
  可惜,他们都随了自己的性情。
  这是最让人遗憾的。
  @dondon7758521 2020-07-05 07:28:08
  @未央0810 :本土豪赏1个 膜拜大神 (100赏金)聊表敬意,写的太好,我给你跪啦。【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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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感谢兄台重金鼓励!
  (103)
  曾布,生于1036年、大宋仁宗年间,小章惇1岁,大苏轼1岁,大蔡京12岁、蔡卞13岁。
  在后世看来,曾布身上最大的标签,或是曾巩的弟弟。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实,曾布同样不凡,他也出自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科举龙虎榜。
  让我们再回顾下,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主考官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章惇(后放弃再考)、张载、程颢,曾家四兄弟,曾巩、曾布、曾牟,堂弟曾阜,等等。
  那年,曾布21岁,风华正茂,正青春。
  相比哥哥,曾布在文学上,可能稍有逊色。不过,要论做官、仕途发展,曾巩远胜其兄。
  关于弟弟做官优于哥哥,倒是个有意思的现象。苏轼兄弟、曾巩兄弟、蔡京兄弟,都是兄弟齐登科,入仕后也都是弟弟发展的好。例外的是蔡京,他在人生后半程飞黄腾达、权倾天下,替哥哥们扳回了局面。细究起来,苏轼、曾巩都是典型的读书人,即便官服在身,终究是书生本色。
  曾巩,出生在江西南丰。曾姓,是当地望族,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家中长子,早熟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十二岁时曾写《六论》,提笔立成,文辞优美、气势磅礴。
  曾巩三十岁时,父亲病故,家中顿失顶梁柱,留下了继母、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长兄如父,曾巩顶起了日渐衰败的大家庭,他不仅侍奉继母无微不至,还努力抚育弟妹们。
  困境中,他刻苦读书,同时督促弟弟们上进。这个日渐艰难的大家庭,急切地需要再登科举,光耀门楣、重振荣光。
  不过,曾巩的前几次科举,都名落孙山。
  这与曾巩的才情和名气,严重不符。
  其实,但凡考试都有侥幸的成分,历史上大名鼎鼎、又屡试不第的,比比皆是。对曾巩来说,落第与考试内容有关。曾巩落第的几次科考,都是以诗赋为主取士。直到嘉祐二年,欧阳修为主考官,他是古文运动倡导者,在他力主下,一改惯例,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这给擅长策论的曾巩,带来了机会。
  及第之年,曾巩已然38岁。放在普通人身上,这个岁数中进士,完全能接受,但在群星闪耀的北宋,这个年纪确实晚了些。不过,或许正因为入仕较晚,他才能有时间悉心教导弟弟们,实现四兄弟同登科的辉煌,也才有了曾布的光辉未来。
  不仅如此,曾巩还给弟弟们铺平了未来的路。青年时,曾巩游学东京,进入太学学习,拜在欧阳修门下。这期间,他还与青年王安石成为了挚友,两人同样才学过人、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志同道合、无话不谈。除此之外,他还和范仲淹等人,有诗文来往。
  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等人,无一不是大宋朝的柱石之臣。曾巩在京城的这些人脉,都成了曾布仕途发展的垫脚石。
  果然,有了这层关系,在王安石进京拜相、开始变法后,曾布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推行新法的干将。又因为王安石的大力举荐,曾布被神宗所欣赏,成为天子信任的宠臣。
  这时的曾布,不过三十多岁的年纪,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他有哥哥的庇护,有宰相的眷顾,有天子的恩宠。
  曾布的未来,一片光明。
  (104)
  或许是太顺遂了吧,曾布有些膨胀了。
  时间来到公元1074年,曾布开始对新法有些条文不以为然了。这原本也是正常的。有不同意见,如果仅是私下发发牢骚,也无可厚非。但是,他却公然上书神宗,直指新法之弊,而且言辞激烈。这就是公然反对新法、公然背叛新党了。一时间,朝廷上下舆论大哗。
  当年的朝堂,新旧两党正激烈交锋,旧党以天下大旱、灾民四起为借口,猛烈攻击新法,王安石正四面受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曾布,就在这个时候,从背后捅了一刀。
  王安石盛怒,痛骂曾布忘恩负义,旋即将其罢官贬黜。
  不久后,王安石也黯然下台,是他第一次罢相。
  这件事,成为曾布一生的转折点。孰是孰非,众说纷纭。
  有人说,曾布此举是仗义执言,对事不对人。新法确实有不妥之处,作为新党骨干,他能不避家丑,是有勇气、有担当的体现。
  也有人说,此事恰恰说明曾布是真小人。新法之弊,并非一日所有。实际上,任何变法革新,都会有不便不利之处,需要在执行中不断调整。看出问题,应该力陈意见,在内部去推动解决问题。曾布,却选择公开上书,这就是背叛。
  似乎都有道理。
  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现场看看吧。
  曾布,这年38岁,入仕17年,任地方官12年、京官5年。年岁上,已不是毛头小伙子了;在政治上,也有了相对丰富的积淀了。如此年纪,如此阅历,还有冲动和激愤吗?或许有,但更大的可能,是曾布想赌一把。原因在于时机。
  他选的时机很微妙,正是新旧两党相持激烈,新党岌岌可危之时。他早不上书、晚不上书,偏偏选择这个关键时刻,这难道是巧合?会不会是他审时度势、看准时机后,用对旧主的反手一刀,作为给旧党的投名状?又或者,在此之前,他已经秘密倒向了旧党,此举正是为了向新主表忠心?
  可惜,他看准了局势,却输了赌局。王安石确实被罢相了。不过,他却在坠地之前,将曾布一脚踹出了京城。
  这一踹里面,不仅仅有王安石的寒心和愤怒,还有新党同僚们的鄙视和不屑。所以,曾布,这一贬,就是十一年之久。直到公元1085年,神宗驾崩,旧党上台。
  当年可能的投名状,终于变成了回京的通行证。
  曾布,这位曾经的新党骨干,被旧党光荣地召回了京城,荣升户部尚书。在章惇等其他新党骨干,被贬的凄凄惨惨之时,曾布却迎来了人生的春天。这是否更能坐实他当年的举动,确实是背叛、至少是和旧党的勾兑呢?原因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春天很短暂。回京后,曾布并没能站住脚,仅仅一年,便又被旧党撵出了东京城。
  真是里外不是人啊。
  这一去,又是八年。直到公元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皇帝亲政,曾布这才回到了京城。
  这次,他的标签,还是新党。
  越是如此,越是替他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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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此时的曾布,已年近花甲。
  这前后二十年,从38岁到58岁,曾布辗转地方无数,围着东京城东南西北的迁徙,无数次路过京城,却只进城待了一年。那些漂泊的日子,那种苦,应该痛彻心扉。
  二十年,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要说,曾布无恨无怨、心如止水,估计没人会信,只是他笑眯眯的样子,让人们以为历经沧桑的他,已经淡然了。
  这二十年,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曾布的人生,也模糊了他身上的党派色彩。他成了不新不旧、又新又旧的人物。
  他出身新党,师从王安石,却又被王安石贬谪地方;后来,他投靠司马光得以回京,又再被司马光所贬。算起来,新党收拾了他十年,旧党再收拾他十年。
  时光荏苒,满脸的笑容,已成为他游走新旧两党之间的利器。只是,夜深人静时,他还是会忍不住地自问,真的遗忘了吗,那些朋友们、那些敌人们?可,谁是朋友、谁又是敌人?
  当须发如雪的曾布,再回到东京城时,无论世人给他贴上什么样的标签,都只是形式而已,没有人再能洞察他的内心。实际上,在他心里,早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只为自己奋斗。
  至此,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所谓的理想抱负、政党同盟,统统都是假的。权力,唯有权力才是真的。
  东京城内,王安石、司马光等曾经的重臣们,俱往矣。
  再回京城的曾布,已是朝堂上的顶尖人物。环顾四周,他的身边只有章惇、蔡卞等少数几人。能与他过招的,能和他争夺权力的,也只有这些人了。
  首当其冲的,正是章惇。
  哲宗亲政后,章惇长期为独相,权倾天下。
  而且,章惇为人跋扈,根本没将曾布放在眼里。确实,论年纪、论资历,他都在曾布之上。别忘了,他们还是同年进士,只不过章惇不耻名次较低,主动放弃而已。
  官大一级压死人,曾布恨的牙痒痒。
  实际上,在很多事情上,曾布都与章惇、蔡卞意见不一。比如,对旧党,章惇、蔡卞都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曾布则主张留有余地。对新法,章惇、蔡卞都是主张全面恢复,曾布则强调适时而变,应该有所损益。
  曾布的这些主张,倒未必是仁慈、也未必是出于公心。
  二十年来,他被新党、旧党轮番折磨,犹如油锅里的烧饼被翻来覆去。无论哪一边,他都谈不上忠诚,只是恨多恨少而已。他之所以留有余地,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以保持自己在两党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他是想两党利益均沾,挟两党之力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客观上,又能为己博得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好名声。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曾布这点小心思,或许能瞒过别人,但很难瞒得过章惇、蔡卞。在他们看来,曾布是在耍滑头,是政治上不坚定。
  在政治斗争中,想着两头讨好、左右逢源,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边都不满意。在激烈的斗争中,那些政治上的骑墙派,最终都会摔下来。而无论摔到哪一边,都不会有好下场。
  说起来,政治权斗,没有是非,只有成败。想要大赢,首先就得坚定的选边站。所谓坚定,就如同赌博,选定离手、认赌服输,从来就没有什么中间路线。
  想走中间路线的曾布,与坚定的章惇、蔡卞,斗争不可避免。不过,他缺乏正面冲突的勇气。想想也好理解,自古以来,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人,还有另外一些称谓,比如中庸派、投降派、妥协派等等。总之,在他们身上,多少都缺少点刺刀见红的血性和勇气。
  曾布也是这样。他斗争的方式,主要是靠一张嘴。
  在哲宗皇帝面前,反复地打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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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打小报告,就是在人后搬弄是非。
  人后讲是非,似乎是八卦女人们的专属。其实,未必如此。女人的是非,很多时候不过是费些口水,无伤大雅。而政客们的是非,可是刀刀见血。多少忠臣良将、股肱之臣、名士大儒,都毁于君王身边人的口舌之下。
  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多如牛毛。
  痛骂这些打小报告的人,没有什么意义。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讲是非,似乎是人的天性;讲是非的,也未必都是小人。毕竟,权斗本身,都谈不上道德性。再去骂斗争的手段方法,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曾布,还有个习惯,喜欢写日记。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关于哲宗朝、徽宗朝的故事,都来自曾巩的记录。
  很多向哲宗打小报告的事,曾布都写在了日记里。
  很显然,在曾布看来,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甚至还有些洋洋得意。因为,这起码说明了,他圣眷正隆。毕竟,能向皇帝打小报告不易,能让皇帝批准小报告更不易。
  据说,有次哲宗与曾布闲谈。曾布眼看时机合适,就开始打小报告,说章惇、蔡卞一遇事就起争执,朝政常有延误。哲宗听完,便问原因。这时,曾布就故意打马虎眼,装傻充楞。待哲宗追问,他便迅速插刀说,章、蔡二人不心系国事,只考虑自身富贵。而且,话里话外的说他们结党。
  在皇帝面前,一个宰相、一个副宰相,被评价为不忧心国事,只考虑自身富贵,且结党营私。曾布下手太重了。
  靠着一次次的小报告,曾布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也不断巩固着自己的权位。即便章惇、蔡卞心知肚明,也奈何他不得。
  除了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曾布还利用章惇、蔡卞的矛盾,渔翁得利。尤其是在用人上。
  一般程序是这样的,章惇或者蔡卞,刚提出一个重要官职人选,对方就反对并提出己方人选。待哲宗犹豫不决时,曾布便会恰到好处的提出自己的人选。最终,曾布的人选过关。
  章惇、曾布、蔡卞,三人之间,相互斗心眼、耍计谋,却谁也扳不倒谁,维持着斗而不破的格局。这倒未必是他们有默契,而是在他们头顶之上,还有哲宗。
  亲政的哲宗,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这位少年天子,前半生都活在祖母高氏的阴影下。虽然,身为皇帝,却饱受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漠视的苦闷。亲政后,他对旧党的雷霆之击,与其说是为恢复父亲神宗的事业,倒不如他是在发泄压抑多年的怒火。
  哲宗,也是个被严重弱化的历史人物。后世,将这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很多事,都归结为章惇、曾布、蔡卞等人所为,只能说,这是古人为尊者讳的老把戏。
  很难想象,皇权之下,没有哲宗的默许、同意,乃至纵容,章惇等人能够肆意妄为。说到底,章惇也好,曾布、蔡卞也罢,都只是哲宗复仇的利剑。
  哲宗,始终牢牢把握着朝廷大局。这从他熟练地控制着章、曾、蔡三人,就可以看出来。这三个人,之所以既争斗、又斗而不破,既合作、又相互掣肘,归根到底这是哲宗所希望的,也是哲宗的最大利益所在。
  哲宗,也给过蔡京机会。
  (106)
  打小报告,就是在人后搬弄是非。
  人后讲是非,似乎是八卦女人们的专属。其实,未必如此。女人的是非,很多时候不过是费些口水,无伤大雅。而政客们的是非,可是刀刀见血。多少忠臣良将、股肱之臣、名士大儒,都毁于君王身边人的口舌之下。
  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多如牛毛。
  痛骂这些打小报告的人,没有什么意义。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讲是非,似乎是人的天性;讲是非的,也未必都是小人。毕竟,权斗本身,都谈不上道德性。再去骂斗争的手段方法,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曾布,还有个习惯,喜欢写日记。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关于哲宗朝、徽宗朝的故事,都来自曾巩的记录。
  很多向哲宗打小报告的事,曾布都写在了日记里。
  很显然,在曾布看来,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甚至还有些洋洋得意。因为,这起码说明了,他圣眷正隆。毕竟,能向皇帝打小报告不易,能让皇帝批准小报告更不易。
  据说,有次哲宗与曾布闲谈。曾布眼看时机合适,就开始打小报告,说章惇、蔡卞一遇事就起争执,朝政常有延误。哲宗听完,便问原因。这时,曾布就故意打马虎眼,装傻充楞。待哲宗追问,他便迅速插刀说,章、蔡二人不心系国事,只考虑自身富贵。而且,话里话外的说他们结党。
  在皇帝面前,一个宰相、一个副宰相,被评价为不忧心国事,只考虑自身富贵,且结党营私。曾布下手太重了。
  靠着一次次的小报告,曾布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也不断巩固着自己的权位。即便章惇、蔡卞心知肚明,也奈何他不得。
  除了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曾布还利用章惇、蔡卞的矛盾,渔翁得利。尤其是在用人上。
  一般程序是这样的,章惇或者蔡卞,刚提出一个重要官职人选,对方就反对并提出己方人选。待哲宗犹豫不决时,曾布便会恰到好处的提出自己的人选。最终,曾布的人选过关。
  章惇、曾布、蔡卞,三人之间,相互斗心眼、耍计谋,却谁也扳不倒谁,维持着斗而不破的格局。这倒未必是他们有默契,而是在他们头顶之上,还有哲宗。
  亲政的哲宗,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这位少年天子,前半生都活在祖母高氏的阴影下。虽然,身为皇帝,却饱受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漠视的苦闷。亲政后,他对旧党的雷霆之击,与其说是为恢复父亲神宗的事业,倒不如他是在发泄压抑多年的怒火。
  哲宗,也是个被严重弱化的历史人物。后世,将这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很多事,都归结为章惇、曾布、蔡卞等人所为,只能说,这是古人为尊者讳的老把戏。
  很难想象,皇权之下,没有哲宗的默许、同意,乃至纵容,章惇等人能够肆意妄为。说到底,章惇也好,曾布、蔡卞也罢,都只是哲宗复仇的利剑。
  哲宗,始终牢牢把握着朝廷大局。这从他熟练地控制着章、曾、蔡三人,就可以看出来。这三个人,之所以既争斗、又斗而不破,既合作、又相互掣肘,归根到底这是哲宗所希望的,也是哲宗的最大利益所在。
  哲宗,也给过蔡京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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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不过,哲宗真正的欣赏,蔡京似乎从没得到。
  在哲宗亲政的几年里,蔡京虽然也是新党骨干,但与上面三位相比,他的地位和权势还是低了一个层次。
  换句话说,朝廷的权力核心,蔡京并没有入局。
  实际上,蔡京原本也是自信满满,以为可以大展拳脚的。在掌握朝政的章、蔡、曾三人中,章惇是老乡、蔡卞是弟弟,即便与曾布没有太深交情,也是三人之中有其二。
  章惇是宰相,领袖群臣,蔡京对他寄予厚望。有一段时间,章惇和蔡京非常亲近,对他言听计从。时人评论,章、蔡二人亲密无间,以至对朝局的议论都如出一辙。
  蔡京,满心欢喜,以为升迁在望。结果,章惇首先提拔的却是蔡卞。蔡卞是弟弟,蔡京也不好说啥。不过,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只好等着下次机会了。
  时间不长,机会还真来了。
  当时,曾布由同知枢密院事升为知枢密院事。由“同知”到“知”,就是类似由主持工作到扶正,算是晋升。可惜,曾布并不领情。在他看来,凭功劳、讲资历,他早该进入宰执行列、当副宰相了。
  曾布,往前迈了一步,就空出了原来的位子。在蔡京看来,这是章惇为他创造的完美机会。于是,蔡京便痴痴地等着,没想到,幸运儿却另有其人。章惇为掣肘曾布,居然提拔另一个亲信担任此职,将蔡京晾在了一边。
  蔡京大怨。从此,他与章惇行如陌路。
  实际上,以章惇的火爆性格,性格阴沉的蔡京未必喜欢。多年来,为了升官,他刻意攀附章惇,想章惇所想、行章惇所想,就是等这样的提拔机会。而章惇关键时刻的选择,意味着蔡京在他那里,远不是什么核心的亲信。
  这几乎是,蔡京走进权力核心最好的机会。这次失之交臂,让蔡京有些颓废了,甚至有些信命了。
  官场之人,很多人都信命。这不是迷信,也不是唯心,而是历经辗转、饱经搓揉之后,深刻反思反省后的心得。
  在这条艰难的仕途上,有着太多不可预测的人和事。有时候,哪怕远在天边发生的一件事,跟你八竿子打不着,转了几个弯后,也会深刻的影响到你,甚至改变你的命运。这样的人和事,怎么防?防不胜防!
  官场,如同一张巨大的网,又好像一个巨大的迷魂阵,任何身在其中的人,几乎都是身不由己、只能随波逐流。即便位高权重、位极人臣,也未必能摆脱被操纵的命运。充其量,不过是只更大的棋子罢了。
  都说世事如棋局,其实最像棋局,是官场。
  如此,哲宗亲政的时代,蔡京虽然安坐京城、高官厚禄,但这并不是他的时代。在核心权力面前,他依然是个小角色,距离舞台中央,还有一大步的距离。
  想要跨越这一步,还得看天时、看命运。
  不错,属于蔡京的时代,还没有拉开序幕。

  (108)
  虽然,无法走进哲宗的核心圈子。
  蔡京,却也没有闲着。
  京城里面,有的是机会。
  何况,蔡京还有独步天下的书法。
  事实上,有着书法等多门绝杀技的蔡京,在京城的高端文化圈里,是很受欢迎的。当年的蔡京,也远非后来历史里那么不堪的形象。不过,他虽受欢迎,却算不上是主角。
  当年的东京城,在书画界有两位大牛人。一位是王诜,英宗皇帝的驸马,娶的是神宗的妹妹。王诜,书画界的风云人物,为人风流潇洒、洒脱俊逸,苏轼兄弟、米芾、黄庭坚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客。王诜府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另一人,便是赵佶,哲宗亲弟弟,爵封端王。花样少年,天潢贵胄、贵不可言,更难得是他天赋异禀、异乎常人,可谓书画天才。
  蔡京,便是王诜和端王的座上客。
  这里的席位,论的不仅仅是官职,更是才学。以蔡京在书法上的造诣,他是完全有资格坐在宴席之上的。实际上,无论是王诜还是端王,都对蔡京尊崇有佳。
  驸马爷,有宋一朝,几乎都是荣衔。当了驸马,几乎就注定了没有出将入相的机会,这是朝廷制度。所以,王诜虽贵,却无多少潜力可挖。
  端王赵佶,其实也差不多。尽管,他贵为亲王、皇帝的弟弟,但是按照大宋祖宗家法,一辈子也只能是富贵王爷。实际上,自真宗以后,大宋王爷们,几乎没有在朝廷担任过实衔。
  所以,一开始,蔡京走进这个圈子,更多是应酬的性质,也是自娱自乐,玩票而已。对他来说,书法不过是门技艺,用来装点门面而已,他可没想过以此为业。
  不过,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因为,哲宗病了,而且一病不起。皇帝生病,非同小可。何况,这个皇帝,还没有儿子,没有继承人,那就更是非同小可了。哲宗的病,断断续续拖了一年多。
  东京城内,流言四起。所有的流言,都围绕着皇宫的御座。大家都在猜测,一旦哲宗驾崩,谁将坐上皇帝宝座?这是天大的事,事关天下安危,无数人的富贵荣辱。
  蔡京,岂能无动于衷?
  此时,蔡京再看赵佶,已判若两人。
  仕途之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事事循规蹈矩,做官只是份职业而已。想要有大富贵,就得抓住关键时刻的大机遇。而所谓的大机遇,本质上就是赌博。赌注越大,富贵越大。若是赌上了身家性命,那便是天大的富贵了。
  求富贵,拼的是脑子,拼的也是胆子。有才无胆,莫求富贵。对蔡京来说,才华不缺,胆子更不缺。
  随着,哲宗油尽灯枯,赌局也要开盘了。
  蔡京,应该下了大注。尽管,历史并没有相关的记载。不过,纵观后几十年的历史,我们是可以想见的。否则,他那非凡的富贵,从何而来。
  果真是靠他的书法?别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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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时代开始了。
  这个崭新的时代,至少属于两个人,一个是宋徽宗,另一个就是蔡京。而宋徽宗和蔡京,几乎是连在一起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只不过,拉开时代大幕的人,却是另外几个人。他们是,向太后、章惇、曾布和蔡卞。不错,在哲宗灵柩前的御前会议上,这几个人正是主角。
  这次会议,通过决定皇位的归属,决定了一个时代的起伏、一个王朝的兴衰,也决定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即便放眼中华历史,这也是个重大的历史拐点。
  当然,这几个当事人的人生命运,也被决定了。
  章惇,因为那句“端王轻佻,不足以君天下”,在徽宗登基后,坎坷悲催的下半生就被注定了。
  曾布,也及时发言了。不过,他说的是:章惇并没有与我等商量,章惇的意见只代表他自己,皇太后的圣谕极为妥当。正是这句话,为曾布捞取了最大的政治资本,让他成为几位重臣中的最大赢家。
  蔡卞,也赶紧附和,全凭皇太后定夺。
  多年来,看上去有些唯唯诺诺的曾布,在这关键时刻,犹如顿悟一般,头脑极为清醒,行事极为妥帖,让人刮目相看,也让人印象深刻。
  比如,在会议议定结果之后,众人等待赵佶之前,曾布就对太后说:皇位继承,天下最大之事,为慎重起见,请让几位朝廷重臣亲自查看哲宗遗体,以确保万无一失。
  向太后听后,频频点头,深以为然。可以想见,在如此千钧一发之际,还能提出这般心细如发的建议,可见曾布是个内心多么缜密的人。
  在这皇位传承的千钧时刻,蔡京也在场。不过,他的角色,远没有以上几位吃重,他甚至连御前会议的门都进不去。蔡京,只能候在门外,他的职位是翰林学士承旨。
  不过,能够守在门外,已非一般人能比拟。果然,会议刚有结果,蔡京便被召入,负责起草哲宗的遗诏。这也是天大的事。当时尚未发丧,消息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先帝遗诏,也是后继之君的继位诏书,说是帝国最重要的文书,也毫不过分。能起草如此诏书,对臣子来说,真是无上的荣光,再配上蔡京那独步天下的书法,堪称人间佳话。
  在场的三位重臣围在蔡京一旁,曾布捧砚,蔡卞磨墨,章惇递笔,人人都不愿意错过这关键时刻。若干年后,蔡京回忆此刻,依然非常得意。他说,直到那一刻,才知道大儒是怎样的尊贵。显然,在别人眼中他是权臣,可他却自诩大儒。
  虽然,这些执笔并围观的人,都是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但遗诏从来不在文字,而在内容。妙笔生花的蔡京,略加思索,便用他那天下第一的书法,挥挥洒洒,一蹴而就。遗诏内容,包括三部分,指定赵佶继位、哲宗的病情、国丧的安排。
  赵佶阅后,提出再加上一条,请向太后垂帘听政。听完新君旨意,蔡京手快,现场很快又重写了一份。赵佶再读,颔首称是。这是赵佶和蔡京君臣的第一次合作,堪称完美。
  众臣入殿,宣读遗诏,恭贺新帝登位。
  魂归九霄的哲宗,再无人间牵挂。坐在御座上的赵佶,则是百感交集,思如泉涌。跪在前排的章惇、曾布、蔡卞,各怀心事。跪在后面的蔡京,则看到了新希望。
  是的,这天之后,一切都变了。
  (110)
  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曾布。
  实际上,曾布根本不是什么顿悟,而是本色使然,之前的种种更多的是假象,或者是谋略而已。为了这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他应该是蓄势已久。
  其实,但凡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人,翻翻他们的履历,一定有几次神来之笔。而这神来之笔,就是抓住了关键时刻,实现了一种质的跨越。
  曾布,就是抓机会的高手。继在御前会议和新君登基时的高光时刻之后,曾布,继续有着精彩的表现。
  按照徽宗意思,在哲宗遗诏上已经写明,要请向太后垂帘听政。登基大典之后,大臣们便商议如何具体执行垂帘事宜。凡是这种大事,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找先例。本朝有先例最好,若本朝没有就参照前朝,前朝再没有就寻查古籍。
  对大宋来说,太后垂帘,根本无须参照前朝,仁宗、英宗、哲宗,三朝都有类似情况。细究起来,仁宗朝和哲宗朝类似,英宗朝单列。
  仁宗和哲宗登基时,年纪尚小,太后亲临朝殿,与皇帝一起听政。大臣们名为同时向太后、皇帝两人报告,实际上只是向太后禀告,并由太后裁度。英宗朝则不然,在英宗生病期间,大臣们先在朝堂上参见皇帝,再去宫中拜见太后,凡大事请太后最终拿主意。
  这两种方式看似相同,实际上大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太后听政是制度性安排,后者只是权宜之计。
  那么,向太后垂帘,究竟该参照哪朝先例呢?
  这当然是件大事。天大的事。
  宰相章惇,在御前会议上已经输了一局,把新天子彻底得罪了。眼下,他正急于扳回局面。他的意见是,参照仁宗、哲宗朝旧例,由向太后和徽宗同时上殿听政。显然,他想重新讨好结盟向太后,避免皇帝和太后两边都不靠的尴尬局面。
  对于向太后,章惇也未必衷心拥护,他有着自己的考量。当年,刘娥和高滔滔临朝听政都有十多年,即便向氏没有那么久,只要有个几年时间,他这个宰相便有了转圜腾挪的空间。
  蔡卞的态度,则很暧昧,几乎就是没有态度。很显然,他没看好局势,便想在这件事上打马虎眼。
  曾布,态度很明确,他坚持英宗朝先例。无论其他人提什么反对意见,他就死死咬住一条:当年仁宗、哲宗,都只是个孩子,当今天子年方十八、已然成年,岂能相提并论?
  最终,曾布的方案获得通过。
  在具体细节上,向太后的生辰无须定为国家假日,不仅不用辽、夏等国来朝恭贺太后生辰,甚至连太后听政这件事都不通报辽、夏诸邦。如此垂帘,即便相比英宗朝旧事,也是比权宜之计更权宜的安排了。
  如此安排,谁是最大收益者?当然是徽宗了,刚刚登基的新天子。天子欣慰,曾布自然受益受宠。
  曾布,再胜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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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新君登基,当然要有新政。
  徽宗的新政思路,充分体现了在年号上,建中靖国。这个年号的背后,很显然有着曾布的影子。他对登基之初的少年天子,有很大的影响力。
  四个字的年号,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相对较少。北宋出现过三次,在此之前,太宗朝有过“太平兴国”、真宗朝有过“大中祥符”。
  建中靖国,这个年号是有深意的。徽宗是想以此来诏告天下,他的新政不偏不倚,立足于居中调和,使新旧两党放下争议、终止三十余年的恶斗,开创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的朝廷新局面。
  这自是一片好意。可惜,好意难为之。多年的争斗,双方很多人手上都沾满了血。沾过了血,往前一步是嗜血,往后万步才成佛。嗜血容易,还是成佛难?不言而喻。
  回望历史,仔细品来,这个年号可以有另外的解读,很不吉利。建中靖国,建,是建隆,这是太祖建国的年号;靖,是靖康,这是徽钦亡国的年号;中,就是终,结束。连起来,恰恰就是北宋由建隆开始、到靖康结束的意思。
  当然,这不过是牵强附会、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放在徽宗继位之初,能有这样的年号,其本意还是好的。
  既然是调和、中立、不偏不倚,首先就要在人事上做出调整。从权力的分配上,就要打破哲宗去世时,新党垄断朝政的局面,让旧党也重新参与朝政。
  这对于旧党,自然欢天喜地,皇帝诏书一下,许多旧党人士纷纷由贬谪地回到朝堂。韩忠彦是代表人物,他是前朝功勋宰相韩琦的孙子。
  对于新党,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无论把谁的权力割出去,不管多大多小的一块,都很疼。尤其是对新党三位领袖,章惇、曾布、蔡卞,该何去何从呢?
  实际上,经过徽宗登基前后的几件大事,哲宗朝一直明争暗斗的三个人,已经分出了胜负。章惇虽仍在相位,但已结怨新君,被贬只是时间问题。蔡卞,无所作为,有了边缘化的趋势。此消彼长之下,先前一直落在下风的曾布,行情大为看涨。实际上,这时的朝堂,已经形成了徽宗、向太后、韩忠彦、曾布为首的新的权力核心。
  眼看时机已到,曾布,该出手了。他的策略是各个击破。
  按朝廷惯例,由宰相担任大行皇帝山陵使,章惇负责哲宗陵墓修建和安葬事宜,将会离京一段时间。因此,章惇可以暂且放下。那剩下便是蔡卞了。而蔡京、蔡卞兄弟,互有表里、互为援手。曾布决定先易后难,先对蔡京下手。
  对于贬谪蔡京,章惇没有反对。或许,章惇从来就没拿蔡京当臂膀;又或许,章惇已自身难保、无暇他顾了。不过,他提出给蔡京更高的名位,作为离京的安慰。章惇此举,更大的可能是物伤其类、触景生情吧。
  蔡卞,则看穿了曾布的伎俩,坚决反对。
  不过,蔡卞的反对无效,因为曾布已征得了徽宗的批准。很显然,此时的蔡京,还没有真正走进徽宗的内心。很快,朝廷议定,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出知太原府,算是给足了章惇、蔡卞面子。
  首战眼看告捷,曾布洋洋得意。
  看上去,蔡京,又得被贬离开东京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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