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晚秋-两宋繁华往事(第一部 最爱东京)我用心写 你认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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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曾布又失望了。
  为了撵走蔡京,曾布几乎打通了所有的环节,却卡在了最后的关口,向太后那里。
  曾布,只好去拜见向太后。太后甚至都没有耐心听完曾布的话,就坚决又坚定地驳回了他的意见,坚持留蔡京在京城。曾布自恃有皇帝力挺,也不甘示弱,居然语带威胁地说,如果太后执意留下蔡京,他就将请辞、告老还乡。
  这是明目张胆地和太后叫板。近来红的发紫的曾布,有点过于膨胀了。太后微微一笑,反问道,蔡京留京与否,关你枢密使何事?言下之意,朝廷有法度,上有太后、天子,下有宰相,朝政之事自有体统,枢密使是管军事的大臣,如此行事是否越权了?曾布辩解道,君子和小人岂能共处?向太后抓住话头,立马反驳道,你等都是先帝重臣,不也共事数载吗?
  曾布还想争辩,向太后没再理他,拂袖而去。曾布心中即便是万马奔腾,也只能徒呼奈何?就这样,蔡京继续留在了京城,继续任翰林学士承旨,主修神宗实录。
  凡事皆有因果。向太后如此袒护蔡京,自然也是有原因的。说起来,蔡京与向家相交很久了。
  当年,向太后弟弟为在向家祖坟修建佛寺,强拆了祖坟四周的数间民宅,惹得百姓告到官府。其时,蔡京任户部尚书,此事原本与他八竿子打不着。不过,蔡京担任过开封知府,早有旧属将此事报告给他。正苦于无法结交向家的蔡京,立马来了精神。在他的上下走动打点下,很快就替向家平了官司。
  不过,事后蔡京还是被御史参了一本。倒并没有伤筋动骨,只是罚钱了事了。倒是向家建起的寺庙,巍峨壮观,甚得太后欢喜,赐名慈云寺。蔡京的功劳,自然也就入了太后的心。据说,在太后授意下,慈云寺的匾额,便出自蔡京之手。
  此事过后,向家子弟在京城的麻烦事,多由蔡京出面摆平。有此渊源,向太后力主蔡京留京,也就顺理成章了。
  蔡京,有垂帘听政的向太后庇护,暂时动不了。曾布一脚踢空,便调整了计划,发动台谏官员重点攻击蔡卞。这次,很快得手。蔡卞被贬官,罢了副宰相之职,知江宁。
  算起来,未及十年,蔡卞再次被贬江宁。上次,对他动手的是旧党,这次换成了新党的老战友,曾布。
  不知,赴任江宁的路上,蔡卞是怎样的心情?
  蔡卞走后,朝局再生重大变故。
  垂帘不过数月的向太后,归政天子。徽宗亲政了。
  章惇被罢相,旧党韩忠彦接任了宰相。
  对蔡京来说,这两条都不是好消息。
  在曾布的上一轮打击中,蔡京一只脚都已跨出了东京城,只是因为向太后力挺,才又硬生生的留了下来。如今向太后撤帘归政、弟弟蔡卞也已被贬江宁,还有谁能保他呢?果然,三个月后,蔡京被撵出了京城,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
  至此,自哲宗去世不足一年,曾布费尽心思、接连出手,终于将老战友兼老对手,章惇、蔡卞、蔡京等,一一扳倒,并都贬出了东京城。这口郁积心底多年的恶气,终于出来了。
  好事还在继续。
  在蔡京被贬六天后,曾布被擢升为副宰相,仅次时任宰相韩忠彦。虽名为副宰相,但曾布在朝中年头更久、资历更深,在天子的恩宠和权力的含金量上,他倒更像是宰相。
  曾布,终于扬眉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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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布的扬眉吐气,来自徽宗的信任。
  赵佶初登大宝,最头疼的就是错综复杂的朝局,亟需有人来帮他理出头绪。曾布,就是这个人,也是徽宗信任的人。
  在施政思路上,徽宗听取了曾布的建议,联合新旧两党,走中间路线。这在用人上体现的很鲜明,宰相韩忠彦算是旧党里的温和派、副宰相曾布算是新党里的温和派。不过,曾布这个副宰相更有实权,对朝政的影响也更大。
  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去看,自王安石变法引发新旧党争以来,大宋朝就在激烈的党争下,一面不断损耗着国家的元气,一面正急速地向悬崖边奔去。
  徽宗登基后选择的中间路线,是大宋朝自我救赎的绝好良机。如果能长期坚持下去,天长日久、固本培元,渐渐修复朝廷的元气,定能扭转帝国坠崖的势头。
  在路线的选择上,曾布确有建议之功。可惜,最终毁掉这条路的,恰恰也是曾布。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说起来,曾布这个人挺可惜的。他错过了一次力挽狂澜、名垂青史的机会。
  当其时,徽宗对其言听计从,他算的上是徽宗的第一宠臣。如果,他真能心底无私,真正践行他倡导的中间路线,用心调理朝政,极力弥合两党多年争斗的裂痕,或许,北宋朝堂真能重新形成一团和气,那真是天下人之福。
  可惜,曾布从提出这条路线时,就没想过好好的去走这条路。说到底,这不过是他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障眼法而已。
  看看他的建议,就知道了。
  他反复向徽宗进言,嘴上说的要破除党派之见,在用人上持平用中,实际上利用皇帝的信任,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他还再三强调两党领袖皆不可用,劝谏徽宗: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听上去,大公无私。实际上,他是借此打击两党领袖,把那些比他资历深的、能力强的两党领袖全部撵出京城,让两党群龙无首、好让自己成为共主。
  他这么做,是基于权力基础的考量。这些年来,曾布看上去左右逢源,实际上新旧两方都涉足不深。所以,只有选择中间路线,才有他的位置,也只有去除两党领袖,他才有可能唯我独尊。这是典型的权力思维。
  这是曾布一生中,最野心膨胀的时刻。可惜,曾布膨胀的私欲,让他在朝政中失去了公允之心,也注定得不到两党的信任和支持,相反成为两党共同的靶子。
  而新旧两党,在短暂的观望之后,很快便识破了曾布整日鼓吹的所谓中间路线,不过空有虚名罢了。他们很快便又重新斗在了一起。大宋朝,彻底错过了这次良机。
  要说,曾布完全没有考虑过国家、没有考虑过朝政、没有考虑过百姓,那应该也不符合实际。毕竟,他也是读圣贤书、登科举的饱学之士。可惜,这些高尚的想法,敌不过权力的诱惑。实际上,坐上副宰相的位子,曾布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扳倒韩忠彦,当上宰相。
  韩忠彦,又岂能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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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忠彦,前朝宰相韩琦长子,驸马都尉韩嘉彦之兄。
  他生于1038年,小曾布两岁,长蔡京九岁。
  韩忠彦,生于宰相之家,锦衣玉食之外,深受韩氏家风的熏陶,诗学才名盛于一时。先以恩荫进入官场,后又通过科举拿到进士出身,在父亲的庇护下,仕途平坦、顺风顺水。
  受父亲韩琦的影响,韩忠彦也是坚定的旧党人士。在哲宗朝早期,曾任户部尚书,后来官至知枢密院事,成为朝廷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是旧党的核心骨干。哲宗亲政后,新党上台,韩忠彦被贬官,以观文殿学士身份知真定府,后来移知定州,后来又改知大名府,辗转地方数年之久。
  徽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召韩忠彦回京。随即,他便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先以吏部尚书,后拜门下侍郎,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终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就是当宰相了,晋封仪国公。而这一切,不过发生在数月之间。
  对韩忠彦的火速晋升,最咬牙切齿的莫过曾布了。
  想想也好理解,他和章惇、蔡卞等人恶斗多年,眼看扳倒了章、蔡,却被韩忠彦半路赶来,捡了桃子,当了宰相,这他如何咽下这口恶气?曾、韩之斗,几乎不可避免。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斗。曾布的身后,站着恩宠他的徽宗;韩忠彦的背后,则是垂帘听政的向太后。
  这里,就得说说向太后的政治取向了。和婆婆高氏一样,向太后也是支持旧党的。所以,向太后垂帘以来,大批旧党人士陆续回朝为官。这里面,最突出、最耀眼的就是韩忠彦。很难想象,没有向太后的力挺,韩忠彦能以如此速度蹿升,直至接任宰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向太后的取态如此明显,徽宗又岂能坐视不顾?
  如此看来,徽宗登基初年,接受曾布的建议,采用持平守中、调和新旧的政策,既是徽宗出于对党争危害的反思,也可能是他迫于形势的违心之举。甚至,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如此的话,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更合乎逻辑了。
  世事难料,徽宗登基刚一年,向太后就离世了。
  权力平衡被打破,朝局再次迎来大洗牌。
  没有太后羁绊,曾布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了;而韩忠彦,失去了太后庇护,更觉得势单力薄。此消彼长,曾、韩的实力相差越发明显。无奈之下,韩忠彦想到了引入外援。
  不错,他的意中人正是蔡京。
  南方水灾严重
  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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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忠彦的选择,让后世很多人大为不解。
  他是旧党人物,理应选择旧党为援,却为何选择新党的蔡京?要知道,当其时,即便旧党人物有所凋零,但还是有位名望极高的旧党领袖,离京不远。
  是的,那人正是苏辙。
  哲宗亲政以后,苏轼、苏辙兄弟,便被章惇、蔡卞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到哲宗驾崩时,哥哥在海南、弟弟在广东,中间隔着大海。徽宗继位后,两人获赦。
  朝廷赦免的诏书,接连而下,不断恢复职务、不断调整安置的地点,总归就是官职越来越高、安置地点离京越来越近,直到朝廷下旨,让苏轼、苏辙兄弟自行选择居住之地。
  很显然,这是朝廷即将启用他们的重大信号。
  相比较东坡先生的意兴阑珊、行动迟缓,静如处子的苏辙表现出动若脱兔的一面,他迅速启程北归,并在数月内到达了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东京城依稀可见了。
  苏辙,61岁了,虽已逾花甲,历经波折,却依然怀揣雄心。可惜,虽一箭之地,苏辙终未能迈进东京城。
  个中缘由,一言难尽。
  曾布,或许是最大的坎。他的口头禅,“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徽宗和向太后听的多,都入心了。
  所以,太后宁愿用能力威望远逊的韩忠彦,也没选苏辙。
  而韩忠彦,虽同为旧党,却也不是苏辙的盟友。
  这里面,又涉及到元祐年间的“蜀洛党争”。当年,旧党上台赶走了新党,在领军人物司马光死后,内部又起了纷争。一派以苏轼、苏辙为首,称为蜀党;一派以程颐为首,称为洛党;还有一派以刘安世等人为首,力量稍小,称“朔党”。三党同为旧党,虽在反对新法上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政见上又各有一套,相互间口诛笔伐,斗争之激烈丝毫不让新旧党争。
  时人称,蜀党领袖,苏轼挂名而已,实际主导者正是苏辙;而韩忠彦,则是洛党大将。有此芥蒂在前,韩忠彦,又怎会让苏辙进京?
  如此看来,朝廷三股力量,无论是皇帝徽宗,还是代表新党的曾布、代表旧党的韩忠彦,都无意苏辙,他也只能望京兴叹了。
  而实际上,即便韩忠彦不计前嫌,力请苏辙进京,他已未必再有兴致。因为,他刚刚遭受重击,正悲痛万分,且已心神俱散。
  不久前,他的哥哥,东坡先生,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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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东坡先生,公元1101年,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病逝于今江苏常州,终年六十四岁。
  据说,当东坡先生由南而北,跨过海峡、翻过高山,“初复中原日,人争拜马蹄”,人们给予了这位才情卓著、命运坎坷的大文豪极大的关注。
  当他行至江南,乘坐的小舟临近常州时,虽正值暑中,运河两岸仍有成千上万的百姓争相观之。东坡此时身体已有不适,他戴着小帽,披着夏衣,对坐在身边的朋友玩笑说,莫非这些人要看杀苏轼不可?
  岂料,一语成谶。
  到常州后,东坡病情开始加重。尽管这样,他还想硬撑着赶往颖昌府与苏辙会聚。这时,京城传来朝廷要起用蔡京的消息,东坡原本就对建中靖国的年号琢磨不透,此时更加心生退意,毕竟颖昌府离京太近易惹是非,便放弃了抱病北上的念头,留在常州养病。
  不料,病势竟日渐沉重,渐有不起之态。
  临终前五日,其好友云门宗长老径山维琳来访。此时,东坡神志尚清醒,能与人交谈。维琳之前已了解东坡病情,他是专程为东坡的生死大事来的。临终前两日,维琳以偈语问疾,东坡做诗回答,是为《答径山琳长老》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东坡一生诗文无数,此为绝笔。
  从诗中,我们可清晰读出,他在生命的尽头,那份对生死的淡然。实际上,到了弥留之际,他除不能与苏辙面辞而感到痛苦以外,已了无牵挂。
  倒是维琳长老不放心,到二十八日,东坡将去之时,他凑到先生耳畔大声地说,先生勿忘西方。他是提醒东坡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以便能超生。
  东坡闻之,不作言语、闭上双眼,淡然而去。
  后来,苏辙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提及,东坡在临终前曾对家人说:我一生没有作恶,死后必不会坠落于万劫不复之地,你们不要过于悲伤。
  就这样,一身才情、一生坎坷,生性豁达、风趣乐观,早已洞悉人世、看穿生死的千古东坡,带着无憾走到生命的终点,羽化登仙而去。
  东坡去后,苏辙按兄遗愿,葬其在汝州颊城县小眉山(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颊县小峨眉)。
  兄长的去世,似乎带走了苏辙所有的雄心壮志。此后,朝廷对他虽有任用,但其终再无心仕途,几次三番请辞。后来,他定居颖川,因感元祐时人所剩无几,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颖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不谈时事。
  东坡去后11年,苏辙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苏辙死后,也葬在了小眉山,在兄之侧。
  至此,这对患难与共、荣辱半生的兄弟,再无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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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兄弟,一人登仙、一人归隐。
  这对旧党来说,当然是重大的损失。对蔡京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好消息,他少了一对强劲的对手。
  那就再来说说蔡京。
  他自从被贬知永兴军后,还未及到任,便又改知江宁府。
  蔡京心中有些不满,脚下的步伐就慢了些。这又让曾布抓住把柄,在他授意下,台谏官们继续猛烈攻击蔡京、蔡卞兄弟。于是,蔡京再被贬,提举杭州洞霄宫。
  大宋天子多崇道,杭州洞霄宫虽号称天下道观之首,但毕竟只是道观而已。如此官职,章惇被贬时也曾担任过。看来旧党对他们的打击,连程序都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在旧党眼里,章惇、蔡京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此前,蔡卞,已由知江宁府贬为太中大夫、太平州居住,后又贬为中大夫、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池州居住。
  蔡京,又回到了杭州,他上次为官杭州,还是入仕初年。岁月如梭,转眼已是三十年,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早已是面沉似水的政坛老人。
  再回杭州,沧海桑田、风吹雨打去,飞来峰下西湖如故;翻天覆地、人事有代谢,为官杭州的父亲早已驾鹤西去,就连诗画风流、曾教授他书法的苏轼,也在这年羽化登仙了,惟留苏堤上垂柳依依。
  杭州市井繁华,美景冠绝天下,可蔡京却没有赏景的兴致。漫步在西湖之畔,徘徊在道观树下,蔡京心烦意乱。
  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重返京城。
  然而回京,又谈何容易?
  这年,蔡京54岁了,人生已强过半,他还有机会吗?
  蔡京,当然不会放弃。实际上,他一直在想法设法、挖空心思地,收集来自京城的信息,更是细心梳理、多方打点,寻找与京城权贵勾兑的一切机会。
  正当事情有些眉目之时,又有了韩忠彦的神助攻。这虽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确实让他的归京路更加顺遂了。
  也许,韩忠彦正是蔡京的另一条线。虽然历史没有提供证据,这样的事,当事人是不会留下痕迹的。不过,后来蔡京权倾天下,韩虽被贬地方却过的逍遥自在,蔡京并没有为难他,难道只是因为韩忠彦为人忠厚,这中间是否有曲折呢?
  再说,久历宦海浮沉、身居庙堂高位,又有几人是真正忠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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