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醉长云 2020-07-30 12: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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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晚秋-两宋繁华往事（第一部 最爱东京）我用心写 你认真读
（123）
韩忠彦走了、曾布走了，蔡京来了。
宋徽宗、蔡京，终于君臣联袂出场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能称得上是君臣之遇的，正面的例子有刘备、诸葛亮，唐太宗、魏征等，反例则必有宋徽宗、蔡京，再往后，或还有嘉靖、严嵩，乾隆、和珅可比。
无论如何，他们的联手，的确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站在帝王的角度，徽宗之所以选择蔡京，还是遵循着权力的逻辑。那种将一切归之于徽宗轻佻、以书画之友择人的想法，不仅过于简单，也是对权力的逻辑缺乏清晰的认知。
人，生来对权力就是敏感的，这几乎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特点。历史上，那些大字不识的人，风云际会之下，一样能将权力玩的虎虎生风。何况，像宋徽宗这样，生于帝王家、长在皇宫里，耳濡目染之下，对于权力更是有着深入骨髓的理解。人们总是强化他书画天子的特性，更多是受戏剧、艺术影响过深。他首先是帝王，其次才是艺术家，而绝不是相反。
不错，是徽宗选择了蔡京。
做端王时，赵佶接触蔡京，起初应该只是书画之事。不过，在哲宗病重之后，他再与蔡京相交，谈的话题就未必那么纯粹了。很多人提出，蔡京在赵佶继位过程中是出过力的。当然，这样的实锤证据，后来为君的徽宗和为相多年的蔡京，都是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时间将其从历史中抹去的。
端王府里，在几番深入交流之后，赵佶发现了书画之外的另一个蔡京，那就是胸怀天下之志、长于地方治理、精于行政管理、擅长理财聚财的蔡京。而蔡京，在敏锐意识到赵佶有登基的可能时，应该曾极力的、全方位的、带着炫耀的，向赵佶推荐和展示过他的政治才华。
一个是潜在的储君，一个是朝廷的重臣，这两个人的思想碰撞，注定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在徽宗继位之初，因为有向太后垂帘，便隐藏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好曾布提出所谓的中间路线，他也就顺水推舟了。他选择重用、信任曾布，疏远了蔡京。很显然，蔡京曾经向赵佶规划过的宏图大志，还远没到着手实施的时机。
向太后去世，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后，徽宗迅速展现出全面绍述父兄事业的志向。这时候，曾布的路线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或许，曾布还在诧异皇帝翻脸如此之快。这只能说明，从头到尾，他都误读懂了这位少年。
仔细想想，其实也好理解。一个少年天子，正是血气方刚、挥斥方遒的年岁，怎么能接受调和新旧、老气横秋、无为而治的执政路线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徽宗继位的心结。
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比兄弟们有更强的登基合法性，大家都是神宗的儿子、哲宗的兄弟。甚至，比起哲宗的同母弟弟，他的合法性似乎还欠缺那么一点。这个心结纠缠着徽宗。
他迫切需要重拾父亲、兄长的事业，向天下人表明，只有他才是最好的接班人和继任者，是真正的天子。唯有如此，才能堵住朝野上下的幽幽之口，更要让他的兄弟们彻底臣服。
所以，蔡京离京、进京，看似是曾布、韩忠彦等人的谋划，实际上最终拍板的人，都是徽宗。这位少年天子，懂得隐忍、知道迂回，该退的时候退、改进的时候进。
亲政后，他便无所顾忌，要全面推行新法。选择蔡京，就是顺理成章了。这背后起作用的，没有多少老友之情、更没有什么诗画之意，遵循的只有冰冷的、现实的权力逻辑。
韩忠彦走了、曾布走了，蔡京来了。
宋徽宗、蔡京，终于君臣联袂出场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能称得上是君臣之遇的，正面的例子有刘备、诸葛亮，唐太宗、魏征等，反例则必有宋徽宗、蔡京，再往后，或还有嘉靖、严嵩，乾隆、和珅可比。
无论如何，他们的联手，的确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站在帝王的角度，徽宗之所以选择蔡京，还是遵循着权力的逻辑。那种将一切归之于徽宗轻佻、以书画之友择人的想法，不仅过于简单，也是对权力的逻辑缺乏清晰的认知。
人，生来对权力就是敏感的，这几乎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特点。历史上，那些大字不识的人，风云际会之下，一样能将权力玩的虎虎生风。何况，像宋徽宗这样，生于帝王家、长在皇宫里，耳濡目染之下，对于权力更是有着深入骨髓的理解。人们总是强化他书画天子的特性，更多是受戏剧、艺术影响过深。他首先是帝王，其次才是艺术家，而绝不是相反。
不错，是徽宗选择了蔡京。
做端王时，赵佶接触蔡京，起初应该只是书画之事。不过，在哲宗病重之后，他再与蔡京相交，谈的话题就未必那么纯粹了。很多人提出，蔡京在赵佶继位过程中是出过力的。当然，这样的实锤证据，后来为君的徽宗和为相多年的蔡京，都是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时间将其从历史中抹去的。
端王府里，在几番深入交流之后，赵佶发现了书画之外的另一个蔡京，那就是胸怀天下之志、长于地方治理、精于行政管理、擅长理财聚财的蔡京。而蔡京，在敏锐意识到赵佶有登基的可能时，应该曾极力的、全方位的、带着炫耀的，向赵佶推荐和展示过他的政治才华。
一个是潜在的储君，一个是朝廷的重臣，这两个人的思想碰撞，注定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在徽宗继位之初，因为有向太后垂帘，便隐藏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好曾布提出所谓的中间路线，他也就顺水推舟了。他选择重用、信任曾布，疏远了蔡京。很显然，蔡京曾经向赵佶规划过的宏图大志，还远没到着手实施的时机。
向太后去世，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后，徽宗迅速展现出全面绍述父兄事业的志向。这时候，曾布的路线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或许，曾布还在诧异皇帝翻脸如此之快。这只能说明，从头到尾，他都误读懂了这位少年。
仔细想想，其实也好理解。一个少年天子，正是血气方刚、挥斥方遒的年岁，怎么能接受调和新旧、老气横秋、无为而治的执政路线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徽宗继位的心结。
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比兄弟们有更强的登基合法性，大家都是神宗的儿子、哲宗的兄弟。甚至，比起哲宗的同母弟弟，他的合法性似乎还欠缺那么一点。这个心结纠缠着徽宗。
他迫切需要重拾父亲、兄长的事业，向天下人表明，只有他才是最好的接班人和继任者，是真正的天子。唯有如此，才能堵住朝野上下的幽幽之口，更要让他的兄弟们彻底臣服。
所以，蔡京离京、进京，看似是曾布、韩忠彦等人的谋划，实际上最终拍板的人，都是徽宗。这位少年天子，懂得隐忍、知道迂回，该退的时候退、改进的时候进。
亲政后，他便无所顾忌，要全面推行新法。选择蔡京，就是顺理成章了。这背后起作用的，没有多少老友之情、更没有什么诗画之意，遵循的只有冰冷的、现实的权力逻辑。
（124）
蔡京回京不久，徽宗便要召见他。
接到旨意的蔡京，内心既欣喜，又有几分不安。他想起了本朝很多往事以及类似的召见。比如，宋神宗见王安石，宋哲宗见章惇。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蔡京知道，这几乎是他人生最后的机会了。入仕以来，他已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从王安石、司马光到章惇、曾布等等，一路走来，他始终没有站在舞台中央、更没有机会全面展示自己的才干，大好的年华都在党争中被蹉跎、被消磨了。
无数次，他几乎已经放弃了。是的，相比较先祖们，相比较出生的那片土地上的乡亲，他已经超越了太多太多的人，他已是很多人心中的丰碑了。即便在政治上就此到头，木兰陂的功绩、地方治理的业绩、出使辽国的荣光，已足以让他青史留名。即便，所有的这些都不足为道，他还有书法。他的书法成就，别说在大宋朝，就是再往前追溯百年千年，也少有匹敌者，这注定是能流芳百世的。
如此，他还求什么呢？
他曾在深夜里多次扪心自问。思来想去，答案只有三个字，掌控感。是的，就是掌控感。他要彻底摆脱这么多年来，被别人的权力所挟持的痛苦，他要真正掌控权力、掌控人生、掌控朝政，他要将大宋朝打上自己的烙印。
比起书法，他更在意这个。这些年，无论新党还是旧党，来来回回的人，他见多了，他自信将超越之前所有的人，开创属于他的时代。
而这一切，都要抓住一个人，那就是年轻的徽宗皇帝。
他能抓住这个年轻人吗？
皇宫，延和殿，君臣终于再见面。
虽然时隔不久，却已是翻天覆地。
徽宗，早已不是无忧的少年端王，也不再是初登基时的稚嫩天子。向太后归天，徽宗已是大宋的无上天子、真正的天下一人，他年轻而饱满的脸上，更多了皇帝的威严。
蔡京，历经波折辗转，更多了白发和沧桑。
见到殿下的蔡京，徽宗有些恍惚，只见眼前人须发多白，步履间已依稀可见衰态。确实，这年蔡京入仕32年，55岁，已近花甲之年。
想起昔日端王府里旧事，徽宗心有不忍，指示赐座。御前赐座，这便是当年王安石见神宗的待遇。蔡京遂心安。
君臣二人，有了一番长谈。
徽宗问，先皇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当如何？
蔡京答，自当绍述先皇和先帝遗志，锐意向前。
徽宗又问，如何向前？
蔡京答，贵在用人。
徽宗又问，卿如何？
蔡京，离坐叩首，朗声答，愿尽死。
是的，为了徽宗的志向，蔡京愿意去死。虽然混迹官场多年，说话多是滴水不漏的官话，但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蔡京清楚，要圆了自己的梦想，就得先实现徽宗的志向。
年近花甲，还有为梦想拼搏的机会，死又算什么呢?
蔡京回京不久，徽宗便要召见他。
接到旨意的蔡京，内心既欣喜，又有几分不安。他想起了本朝很多往事以及类似的召见。比如，宋神宗见王安石，宋哲宗见章惇。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蔡京知道，这几乎是他人生最后的机会了。入仕以来，他已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从王安石、司马光到章惇、曾布等等，一路走来，他始终没有站在舞台中央、更没有机会全面展示自己的才干，大好的年华都在党争中被蹉跎、被消磨了。
无数次，他几乎已经放弃了。是的，相比较先祖们，相比较出生的那片土地上的乡亲，他已经超越了太多太多的人，他已是很多人心中的丰碑了。即便在政治上就此到头，木兰陂的功绩、地方治理的业绩、出使辽国的荣光，已足以让他青史留名。即便，所有的这些都不足为道，他还有书法。他的书法成就，别说在大宋朝，就是再往前追溯百年千年，也少有匹敌者，这注定是能流芳百世的。
如此，他还求什么呢？
他曾在深夜里多次扪心自问。思来想去，答案只有三个字，掌控感。是的，就是掌控感。他要彻底摆脱这么多年来，被别人的权力所挟持的痛苦，他要真正掌控权力、掌控人生、掌控朝政，他要将大宋朝打上自己的烙印。
比起书法，他更在意这个。这些年，无论新党还是旧党，来来回回的人，他见多了，他自信将超越之前所有的人，开创属于他的时代。
而这一切，都要抓住一个人，那就是年轻的徽宗皇帝。
他能抓住这个年轻人吗？
皇宫，延和殿，君臣终于再见面。
虽然时隔不久，却已是翻天覆地。
徽宗，早已不是无忧的少年端王，也不再是初登基时的稚嫩天子。向太后归天，徽宗已是大宋的无上天子、真正的天下一人，他年轻而饱满的脸上，更多了皇帝的威严。
蔡京，历经波折辗转，更多了白发和沧桑。
见到殿下的蔡京，徽宗有些恍惚，只见眼前人须发多白，步履间已依稀可见衰态。确实，这年蔡京入仕32年，55岁，已近花甲之年。
想起昔日端王府里旧事，徽宗心有不忍，指示赐座。御前赐座，这便是当年王安石见神宗的待遇。蔡京遂心安。
君臣二人，有了一番长谈。
徽宗问，先皇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当如何？
蔡京答，自当绍述先皇和先帝遗志，锐意向前。
徽宗又问，如何向前？
蔡京答，贵在用人。
徽宗又问，卿如何？
蔡京，离坐叩首，朗声答，愿尽死。
是的，为了徽宗的志向，蔡京愿意去死。虽然混迹官场多年，说话多是滴水不漏的官话，但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蔡京清楚，要圆了自己的梦想，就得先实现徽宗的志向。
年近花甲，还有为梦想拼搏的机会，死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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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新君，当然要有新政。
少年天子，自然有宏图大志。
更重要的是，徽宗和父亲神宗，都是十八岁继承大统。莫非这是天意，至少徽宗肯定是这样认为的。神宗少年时，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宗室，靠着父亲幸运地过继给仁宗，他才登上太子之位，并在父亲英宗为帝四年驾崩后登上了皇位。
和父亲一样，徽宗在做端王时，也是看不到任何为帝希望的。相似的人生经历，让徽宗在心里跟父亲更加亲近，也更加有了追随父亲道路的心理认同。尽管他三岁时，神宗就去世了，父亲的形象是极其模糊的，但登上帝位后，他却想时时事事以父亲为榜样。这是情感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更是证明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需要。
当然，毕竟父子血脉相连，他们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都渴望证明自己，希望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建立不世功勋。对徽宗来说，除了父亲，还有哥哥哲宗，在他身上肩负着父兄两代人的志向，建功立业的心情只能是更加迫切。
这点，庸碌的韩忠彦看不出来，糊涂的曾布没看出来。
然而，蔡京却是洞若观火，他紧紧地抓住这一点。
父子两代人，神宗遇到的是王安石，哲宗亲政后遇到的是章惇，徽宗遇到的是蔡京。父子三人，如出一辙。王安石、章惇、蔡京，似乎也是一脉相承。
在君臣见面长谈时，蔡京为徽宗献上了他精心谋划的新政之策。这是个一揽子的振兴计划，从政治到军事、从财政到民生、从教育到艺术，等等。这样的计划，王安石和章惇都曾提过，蔡京的计划不仅毫不逊色，似乎还更胜一筹，更完善、更宏大。听完之后，徽宗如同父兄一般热血沸腾。
这是公元1102年，此后蔡京四次拜相，前后长达14年，这在徽宗26年的皇帝生涯里，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即便不在相位，蔡京利用他的权势和门生故吏，也深深地影响着朝局，虽屡次被罢、却又能屡次重登相位。
换句话说，蔡京利用他推动的系统化的改革措施，实现了对朝政、对大宋的牢牢掌控，让徽宗离不开他，也让大宋离不开他。从这点来说，蔡京几乎实现了他的梦想。
单纯就实施新政来说，后来北宋的朝局虽有变迁，蔡京的仕途有所起伏，新政的有些措施随之有兴废，但主要政策大体坚持了下来。仅论此点，蔡京对新政的掌控力，似乎超过了王安石、更超过了章惇。
而且，终徽宗一朝，在蔡京主政下，虽然对新政公然不满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但朝野上下并没有形成，如同过往旧党般的强大反对派集团。这也是蔡京的过人之处。当然，也可以说是蔡京打击政敌的手段更为高明、也更有效率。
实际上，如果足够客观的、冷静的看待蔡京主政的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蔡京是大奸臣无疑，但必须承认，在奸臣之外，他也是不折不扣的能臣。
能臣，不是说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新君，当然要有新政。
少年天子，自然有宏图大志。
更重要的是，徽宗和父亲神宗，都是十八岁继承大统。莫非这是天意，至少徽宗肯定是这样认为的。神宗少年时，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宗室，靠着父亲幸运地过继给仁宗，他才登上太子之位，并在父亲英宗为帝四年驾崩后登上了皇位。
和父亲一样，徽宗在做端王时，也是看不到任何为帝希望的。相似的人生经历，让徽宗在心里跟父亲更加亲近，也更加有了追随父亲道路的心理认同。尽管他三岁时，神宗就去世了，父亲的形象是极其模糊的，但登上帝位后，他却想时时事事以父亲为榜样。这是情感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更是证明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需要。
当然，毕竟父子血脉相连，他们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都渴望证明自己，希望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建立不世功勋。对徽宗来说，除了父亲，还有哥哥哲宗，在他身上肩负着父兄两代人的志向，建功立业的心情只能是更加迫切。
这点，庸碌的韩忠彦看不出来，糊涂的曾布没看出来。
然而，蔡京却是洞若观火，他紧紧地抓住这一点。
父子两代人，神宗遇到的是王安石，哲宗亲政后遇到的是章惇，徽宗遇到的是蔡京。父子三人，如出一辙。王安石、章惇、蔡京，似乎也是一脉相承。
在君臣见面长谈时，蔡京为徽宗献上了他精心谋划的新政之策。这是个一揽子的振兴计划，从政治到军事、从财政到民生、从教育到艺术，等等。这样的计划，王安石和章惇都曾提过，蔡京的计划不仅毫不逊色，似乎还更胜一筹，更完善、更宏大。听完之后，徽宗如同父兄一般热血沸腾。
这是公元1102年，此后蔡京四次拜相，前后长达14年，这在徽宗26年的皇帝生涯里，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即便不在相位，蔡京利用他的权势和门生故吏，也深深地影响着朝局，虽屡次被罢、却又能屡次重登相位。
换句话说，蔡京利用他推动的系统化的改革措施，实现了对朝政、对大宋的牢牢掌控，让徽宗离不开他，也让大宋离不开他。从这点来说，蔡京几乎实现了他的梦想。
单纯就实施新政来说，后来北宋的朝局虽有变迁，蔡京的仕途有所起伏，新政的有些措施随之有兴废，但主要政策大体坚持了下来。仅论此点，蔡京对新政的掌控力，似乎超过了王安石、更超过了章惇。
而且，终徽宗一朝，在蔡京主政下，虽然对新政公然不满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但朝野上下并没有形成，如同过往旧党般的强大反对派集团。这也是蔡京的过人之处。当然，也可以说是蔡京打击政敌的手段更为高明、也更有效率。
实际上，如果足够客观的、冷静的看待蔡京主政的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蔡京是大奸臣无疑，但必须承认，在奸臣之外，他也是不折不扣的能臣。
能臣，不是说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126）
蔡京首先做的，便是设置讲义司。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王安石变法，首先设立就是三司条例司。简单地说，这就是改革或者说新政的最核心机构。
至于为什么要先设立这样的机构，值得说一说。任何朝政，时间久了，都会形成一套固化的官僚机构，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指望这样的机构来改革创新，甚至革自己的命，无异于挥刀自宫，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但凡要改革，在现行系统之外新设一个机构，直接对最高权力负责，绕开繁文缛节、如臂使指，把改革措施一竿子捅到底，就非常的必要。
从根本上说，改革之难，难在人。
自古以来，为君为臣者，想要革故鼎新，设立新机构，自然要用新人。而新人的枪口，对的正是老人或者说是旧人。旧人，也是当年的新人。如今新人胜旧人，旧人自然不痛快。
这些旧人们，打着为国家、为君主、为百姓服务的旗号，既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旧体制的坚定捍卫者。悠游岁月、承平日久，这些人尸位素餐者众，不敢也不愿越雷池一步，却自诩是遵章守纪、维护祖宗家法。
想要从这些旧人里，杀出一条路来进行改革，可谓难以上青天。原因在于，这些人混迹官场多年，最善于看风向、揣摩上意，上面要改革，他们嘴上都支持，甚至摇旗呐喊帮着造势。可是，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他们马上就变脸。
当然，他们之中，公然跳出来成为拦路虎的还是少数。不过，他们也有绝招，那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体制的惯性，一拖二磨三赖四踢，最终将改革者释放的动力消耗殆尽，也将改革者的热情耗尽。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改革如此之难，在现有机构之外，重新弄一套班子、重用新人，对改革者来说，既是无奈之举，也是现实所需。
蔡京，人在官场多年，这其中的关节，他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他在上任右仆射也就是副宰相六天后，便迫不及待地着手设置讲义司。而此时，左仆射空缺，他这个副宰相，实际上已经是宰相了。
相比较王安石，蔡京为徽宗皇帝构建的蓝图更加宏伟，要革新的事项也更加宽泛，他设立的这个讲义司，也远比当年的三司条例司更加庞杂。下设负责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事务的七个部门。
有人做过统计，讲义司前后研究了十四项重要改革内容，包括：议盐、议学校、议市舶、议茶、议学田、议坊场入纳、议私自讲学、议学校制度、议礼乐、议医学、议税务、议锡、议麦钞及博易、议军事等。
说起来，这每个事项，牵扯的都是千万人的利益，干系的都是大宋的国本，也都是无可争议的难啃的硬骨头。
有了讲义司，徽宗的新政有了舞台，蔡京的权力也有了地基。初掌权柄的蔡京，可谓意气风发，那些年在宦海沉浮中几乎被消磨殆尽的锐气，又重新被激发的喷薄而出。
加之，徽宗格外的信任宠幸，蔡京更加信心满满。
蔡京，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
蔡京首先做的，便是设置讲义司。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王安石变法，首先设立就是三司条例司。简单地说，这就是改革或者说新政的最核心机构。
至于为什么要先设立这样的机构，值得说一说。任何朝政，时间久了，都会形成一套固化的官僚机构，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指望这样的机构来改革创新，甚至革自己的命，无异于挥刀自宫，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但凡要改革，在现行系统之外新设一个机构，直接对最高权力负责，绕开繁文缛节、如臂使指，把改革措施一竿子捅到底，就非常的必要。
从根本上说，改革之难，难在人。
自古以来，为君为臣者，想要革故鼎新，设立新机构，自然要用新人。而新人的枪口，对的正是老人或者说是旧人。旧人，也是当年的新人。如今新人胜旧人，旧人自然不痛快。
这些旧人们，打着为国家、为君主、为百姓服务的旗号，既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旧体制的坚定捍卫者。悠游岁月、承平日久，这些人尸位素餐者众，不敢也不愿越雷池一步，却自诩是遵章守纪、维护祖宗家法。
想要从这些旧人里，杀出一条路来进行改革，可谓难以上青天。原因在于，这些人混迹官场多年，最善于看风向、揣摩上意，上面要改革，他们嘴上都支持，甚至摇旗呐喊帮着造势。可是，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他们马上就变脸。
当然，他们之中，公然跳出来成为拦路虎的还是少数。不过，他们也有绝招，那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体制的惯性，一拖二磨三赖四踢，最终将改革者释放的动力消耗殆尽，也将改革者的热情耗尽。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改革如此之难，在现有机构之外，重新弄一套班子、重用新人，对改革者来说，既是无奈之举，也是现实所需。
蔡京，人在官场多年，这其中的关节，他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他在上任右仆射也就是副宰相六天后，便迫不及待地着手设置讲义司。而此时，左仆射空缺，他这个副宰相，实际上已经是宰相了。
相比较王安石，蔡京为徽宗皇帝构建的蓝图更加宏伟，要革新的事项也更加宽泛，他设立的这个讲义司，也远比当年的三司条例司更加庞杂。下设负责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事务的七个部门。
有人做过统计，讲义司前后研究了十四项重要改革内容，包括：议盐、议学校、议市舶、议茶、议学田、议坊场入纳、议私自讲学、议学校制度、议礼乐、议医学、议税务、议锡、议麦钞及博易、议军事等。
说起来，这每个事项，牵扯的都是千万人的利益，干系的都是大宋的国本，也都是无可争议的难啃的硬骨头。
有了讲义司，徽宗的新政有了舞台，蔡京的权力也有了地基。初掌权柄的蔡京，可谓意气风发，那些年在宦海沉浮中几乎被消磨殆尽的锐气，又重新被激发的喷薄而出。
加之，徽宗格外的信任宠幸，蔡京更加信心满满。
蔡京，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
（127）
路线确定之后，就得思想先行。
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蔡京的思路是尊圣。这里的圣人，包括两个人，除了神宗，还有王安石。
在蔡京的策划下，王安石的塑像被放进了景灵西宫。这是徽宗继位后，为供奉神宗灵位而专门修建的宫殿。同时，徽宗下诏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地位仅次于孟子，并且下令国子监绘制和雕印王安石的画像，颁发全国。
至此，王安石成了不容挑战，甚至不能议论，即便是帝王，也得跪拜的圣人。其地位崇高如此，天下学儒读儒尊儒的读书人，对他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又岂有不从之理？
从个人情感上来说，蔡京对这位弟弟的岳父，未必有多深的情义，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政治上考量。这些年，眼看着新党、旧党你来我往，像翻烧饼一样翻来覆去，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是个重要原因。他就是要借着尊崇王安石，将新法思想上升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成为大宋朝新的祖宗家法，以后无论权力怎么交替，这局面永远翻不过来。
这般操作，显示了蔡京娴熟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超越单纯的斗争，直接抓住事情的本质，不愧为资深老政客。
确定了意识形态，接下来就是人事了。
放眼这时的朝堂，有实力能够叫板蔡京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想想蔡京曾经的上司、同僚吧，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到王珪、蔡确、章惇、曾布、蔡卞等等，这些人，或早已离世，或正受贬天涯海角且垂垂老矣、或已经边缘化。蔡京，这个历经三朝的老臣，已是无可争议的朝堂霸主。
不过，蔡京依然放心不下，这些年咸鱼翻身的例子太多，大意不得。他决定来一招釜底抽薪，这便有了后世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经过几轮筛选，朝廷公布了一份119人的惩戒名单。名单上的人，大部分曾在哲宗元祐时期担任显赫官职，包括司马光、苏轼兄弟、程颐等人。
具体惩戒措施是：凡故去之人，追夺谥号、革除爵位、移除太庙画像、磨平墓碑敕封文字等；凡活着的人，一律贬官到边陲之地，后世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甚至不得进京。
为体现朝廷坚决的态度，名单由徽宗本人书写并刻在石碑上，就立在皇宫文德殿的南侧。朝廷还下令，全国各州县复制御碑立于道旁，广而告之，确保朝廷严惩的旨意贯彻无误。
放眼历史，打击政治对手到这般程度，还真是头一遭。
蔡京，心狠手黑，且有创意。
路线确定之后，就得思想先行。
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蔡京的思路是尊圣。这里的圣人，包括两个人，除了神宗，还有王安石。
在蔡京的策划下，王安石的塑像被放进了景灵西宫。这是徽宗继位后，为供奉神宗灵位而专门修建的宫殿。同时，徽宗下诏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地位仅次于孟子，并且下令国子监绘制和雕印王安石的画像，颁发全国。
至此，王安石成了不容挑战，甚至不能议论，即便是帝王，也得跪拜的圣人。其地位崇高如此，天下学儒读儒尊儒的读书人，对他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又岂有不从之理？
从个人情感上来说，蔡京对这位弟弟的岳父，未必有多深的情义，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政治上考量。这些年，眼看着新党、旧党你来我往，像翻烧饼一样翻来覆去，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是个重要原因。他就是要借着尊崇王安石，将新法思想上升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成为大宋朝新的祖宗家法，以后无论权力怎么交替，这局面永远翻不过来。
这般操作，显示了蔡京娴熟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超越单纯的斗争，直接抓住事情的本质，不愧为资深老政客。
确定了意识形态，接下来就是人事了。
放眼这时的朝堂，有实力能够叫板蔡京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想想蔡京曾经的上司、同僚吧，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到王珪、蔡确、章惇、曾布、蔡卞等等，这些人，或早已离世，或正受贬天涯海角且垂垂老矣、或已经边缘化。蔡京，这个历经三朝的老臣，已是无可争议的朝堂霸主。
不过，蔡京依然放心不下，这些年咸鱼翻身的例子太多，大意不得。他决定来一招釜底抽薪，这便有了后世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经过几轮筛选，朝廷公布了一份119人的惩戒名单。名单上的人，大部分曾在哲宗元祐时期担任显赫官职，包括司马光、苏轼兄弟、程颐等人。
具体惩戒措施是：凡故去之人，追夺谥号、革除爵位、移除太庙画像、磨平墓碑敕封文字等；凡活着的人，一律贬官到边陲之地，后世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甚至不得进京。
为体现朝廷坚决的态度，名单由徽宗本人书写并刻在石碑上，就立在皇宫文德殿的南侧。朝廷还下令，全国各州县复制御碑立于道旁，广而告之，确保朝廷严惩的旨意贯彻无误。
放眼历史，打击政治对手到这般程度，还真是头一遭。
蔡京，心狠手黑，且有创意。
（127）
路线确定之后，就得思想先行。
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蔡京的思路是尊圣。这里的圣人，包括两个人，除了神宗，还有王安石。
在蔡京的策划下，王安石的塑像被放进了景灵西宫。这是徽宗继位后，为供奉神宗灵位而专门修建的宫殿。同时，徽宗下诏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地位仅次于孟子，并且下令国子监绘制和雕印王安石的画像，颁发全国。
至此，王安石成了不容挑战，甚至不能议论，即便是帝王，也得跪拜的圣人。其地位崇高如此，天下学儒读儒尊儒的读书人，对他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又岂有不从之理？
从个人情感上来说，蔡京对这位弟弟的岳父，未必有多深的情义，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政治上考量。这些年，眼看着新党、旧党你来我往，像翻烧饼一样翻来覆去，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是个重要原因。他就是要借着尊崇王安石，将新法思想上升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成为大宋朝新的祖宗家法，以后无论权力怎么交替，这局面永远翻不过来。
这般操作，显示了蔡京娴熟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超越单纯的斗争，直接抓住事情的本质，不愧为资深老政客。
确定了意识形态，接下来就是人事了。
放眼这时的朝堂，有实力能够叫板蔡京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想想蔡京曾经的上司、同僚吧，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到王珪、蔡确、章惇、曾布、蔡卞等等，这些人，或早已离世，或正受贬天涯海角且垂垂老矣、或已经边缘化。蔡京，这个历经三朝的老臣，已是无可争议的朝堂霸主。
不过，蔡京依然放心不下，这些年咸鱼翻身的例子太多，大意不得。他决定来一招釜底抽薪，这便有了后世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经过几轮筛选，朝廷公布了一份119人的惩戒名单。名单上的人，大部分曾在哲宗元祐时期担任显赫官职，包括司马光、苏轼兄弟、程颐等人。
具体惩戒措施是：凡故去之人，追夺谥号、革除爵位、移除太庙画像、磨平墓碑敕封文字等；凡活着的人，一律贬官到边陲之地，后世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甚至不得进京。
为体现朝廷坚决的态度，名单由徽宗本人书写并刻在石碑上，就立在皇宫文德殿的南侧。朝廷还下令，全国各州县复制御碑立于道旁，广而告之，确保朝廷严惩的旨意贯彻无误。
放眼历史，打击政治对手到这般程度，还真是头一遭。
蔡京，心狠手黑，且有创意。
路线确定之后，就得思想先行。
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蔡京的思路是尊圣。这里的圣人，包括两个人，除了神宗，还有王安石。
在蔡京的策划下，王安石的塑像被放进了景灵西宫。这是徽宗继位后，为供奉神宗灵位而专门修建的宫殿。同时，徽宗下诏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地位仅次于孟子，并且下令国子监绘制和雕印王安石的画像，颁发全国。
至此，王安石成了不容挑战，甚至不能议论，即便是帝王，也得跪拜的圣人。其地位崇高如此，天下学儒读儒尊儒的读书人，对他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又岂有不从之理？
从个人情感上来说，蔡京对这位弟弟的岳父，未必有多深的情义，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政治上考量。这些年，眼看着新党、旧党你来我往，像翻烧饼一样翻来覆去，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是个重要原因。他就是要借着尊崇王安石，将新法思想上升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成为大宋朝新的祖宗家法，以后无论权力怎么交替，这局面永远翻不过来。
这般操作，显示了蔡京娴熟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超越单纯的斗争，直接抓住事情的本质，不愧为资深老政客。
确定了意识形态，接下来就是人事了。
放眼这时的朝堂，有实力能够叫板蔡京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想想蔡京曾经的上司、同僚吧，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到王珪、蔡确、章惇、曾布、蔡卞等等，这些人，或早已离世，或正受贬天涯海角且垂垂老矣、或已经边缘化。蔡京，这个历经三朝的老臣，已是无可争议的朝堂霸主。
不过，蔡京依然放心不下，这些年咸鱼翻身的例子太多，大意不得。他决定来一招釜底抽薪，这便有了后世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经过几轮筛选，朝廷公布了一份119人的惩戒名单。名单上的人，大部分曾在哲宗元祐时期担任显赫官职，包括司马光、苏轼兄弟、程颐等人。
具体惩戒措施是：凡故去之人，追夺谥号、革除爵位、移除太庙画像、磨平墓碑敕封文字等；凡活着的人，一律贬官到边陲之地，后世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甚至不得进京。
为体现朝廷坚决的态度，名单由徽宗本人书写并刻在石碑上，就立在皇宫文德殿的南侧。朝廷还下令，全国各州县复制御碑立于道旁，广而告之，确保朝廷严惩的旨意贯彻无误。
放眼历史，打击政治对手到这般程度，还真是头一遭。
蔡京，心狠手黑，且有创意。
（128）
蔡京，经历几十年的新旧党争，深知不出手则已，出手必须彻底击溃对手。这些年，让对方反手报复的教训太惨痛了。
因此，他选择了持续打击，不断加码。
仅仅一年后，朝廷再次公布奸党名单，扩充到309人。这次分的更细，包括6个级别，由司马光开始，甚至还包括了王珪和章惇、韩忠彦和曾布等人。名单出来后，仍旧由徽宗御笔书写，并刻石立碑于皇宫大内。天下州县，皆复刻立碑。
从名单来看，里面的人有新有旧，而且时间跨度很大，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一直延续到徽宗登基。很显然，这已经超越了过往层面的新旧党争。
很显然，这份蔡京策划、徽宗首肯的名单，是他们君臣精心炮制出来的。他们以徽宗登基为关键节点，有意地混淆了以往泾渭分明的新旧两党。名单上的人，不仅有传统的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也包括对徽宗新政的异议者。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但凡反对新法、不满徽宗新政的，一律纳入黑名单。
当然，这里面蔡京夹杂了很多的私货。比如，章惇、曾布等人，可能并没有反对徽宗的新政，但他们是蔡京的政敌，便也上榜了。逮着这个机会，蔡京终于将多年的怨气发泄了出来。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蔡京的肆意妄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件事的主导者，依然是徽宗。不过，徽宗弄出这份名单来，可能并非出于报复。他不是亲政后的哲宗，没有那种被压抑、被忽视、被冷落多年的怨气。换句话说，徽宗心里没有仇恨。
既然如此，为何徽宗会同意蔡京的名单，如此大范围的整肃朝纲，并且亲自御笔书写呢？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他刚登基，立足未稳，又想做事，就必须先立威。
说到底，他想将新政的拦路虎们统统搬走，但也仅此而已。我们可以看到，在颁布黑名单的同时，徽宗有过多次谕旨，虽然语气或是严厉的，但却并没有多少杀气，甚至还有一些温婉的劝慰之语，劝这些人放弃党争，停止几十年来彼此的争斗。
事实上，对名单上人及其亲属的严厉惩戒措施，也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那块立在宫中的石碑，一年后就被徽宗下令毁掉了。后来，朝廷不仅销毁了黑名单的名册，甚至连印刷名单的雕版都砸烂了。至于，这些名单上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孙们，后来也都陆续由边陲之地回到中原，甚至回到了京城。
这就更加说明，徽宗对这些人的惩戒，更多是从政治路线出发，没有夹杂太多的私人情感，更没有当年哲宗那种刻骨的痛恨。至于蔡京，除了对曾布等极少数人穷追猛打之外，其他多数人，他也放过了。毕竟，他也只是为了巩固权力。
单就效果来看，经此雷霆重击，朝堂上的反对力量着实为之一空。徽宗的皇位更加稳固，而蔡京的权力也无人可以挑战了。
君臣二人，都选择了见好就好。
如此，徽宗的新政正式开始，蔡京也可以放手做事了。
蔡京，经历几十年的新旧党争，深知不出手则已，出手必须彻底击溃对手。这些年，让对方反手报复的教训太惨痛了。
因此，他选择了持续打击，不断加码。
仅仅一年后，朝廷再次公布奸党名单，扩充到309人。这次分的更细，包括6个级别，由司马光开始，甚至还包括了王珪和章惇、韩忠彦和曾布等人。名单出来后，仍旧由徽宗御笔书写，并刻石立碑于皇宫大内。天下州县，皆复刻立碑。
从名单来看，里面的人有新有旧，而且时间跨度很大，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一直延续到徽宗登基。很显然，这已经超越了过往层面的新旧党争。
很显然，这份蔡京策划、徽宗首肯的名单，是他们君臣精心炮制出来的。他们以徽宗登基为关键节点，有意地混淆了以往泾渭分明的新旧两党。名单上的人，不仅有传统的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也包括对徽宗新政的异议者。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但凡反对新法、不满徽宗新政的，一律纳入黑名单。
当然，这里面蔡京夹杂了很多的私货。比如，章惇、曾布等人，可能并没有反对徽宗的新政，但他们是蔡京的政敌，便也上榜了。逮着这个机会，蔡京终于将多年的怨气发泄了出来。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蔡京的肆意妄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件事的主导者，依然是徽宗。不过，徽宗弄出这份名单来，可能并非出于报复。他不是亲政后的哲宗，没有那种被压抑、被忽视、被冷落多年的怨气。换句话说，徽宗心里没有仇恨。
既然如此，为何徽宗会同意蔡京的名单，如此大范围的整肃朝纲，并且亲自御笔书写呢？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他刚登基，立足未稳，又想做事，就必须先立威。
说到底，他想将新政的拦路虎们统统搬走，但也仅此而已。我们可以看到，在颁布黑名单的同时，徽宗有过多次谕旨，虽然语气或是严厉的，但却并没有多少杀气，甚至还有一些温婉的劝慰之语，劝这些人放弃党争，停止几十年来彼此的争斗。
事实上，对名单上人及其亲属的严厉惩戒措施，也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那块立在宫中的石碑，一年后就被徽宗下令毁掉了。后来，朝廷不仅销毁了黑名单的名册，甚至连印刷名单的雕版都砸烂了。至于，这些名单上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孙们，后来也都陆续由边陲之地回到中原，甚至回到了京城。
这就更加说明，徽宗对这些人的惩戒，更多是从政治路线出发，没有夹杂太多的私人情感，更没有当年哲宗那种刻骨的痛恨。至于蔡京，除了对曾布等极少数人穷追猛打之外，其他多数人，他也放过了。毕竟，他也只是为了巩固权力。
单就效果来看，经此雷霆重击，朝堂上的反对力量着实为之一空。徽宗的皇位更加稳固，而蔡京的权力也无人可以挑战了。
君臣二人，都选择了见好就好。
如此，徽宗的新政正式开始，蔡京也可以放手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