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连强悍的卫太子都失败了，最受宠的李夫人的儿子也是功亏一篑，更加不用说是急功近利的燕王旦，皇位就那么一个，有时候争爆头也是无功而返，甚至于丢了卿卿性命。
总之，对于燕王旦的上窜下跳，汉昭帝早已看穿，不就是想坐我的皇位吗？想藉着挑拨我和首辅的关系，让我们自乱阵脚，以便兜售其奸，这样的险恶用心还想骗过我？玩“三人成虎”的把戏啊？我偏不上当。
所以心明眼亮的汉昭帝对这些人攻击霍光的话一概置之不理，有时候这帮家伙喋喋不休地惹烦了他，他还龙颜大怒道：“霍首辅是先王留给我辅政的忠臣，对我从来没二心，你们再出于政治目的来诋毁他，就洗净屁股等着吃牢饭吧。”
皇帝放狠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非常有政治智慧的燕王旦一伙也读出了那种弦外之音，那就是想利用昭帝之手“定点清除”霍光的目的已经泡汤，A计划不行，便只能实施B计划了，那就用暗杀手段把霍光给废了，然后再废掉儿皇帝汉昭帝，绝不能坐以待毙，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吧。
那么，怎样才能把大权独揽的霍光引到指定地点进行定点清除呢？这确实是比传播政治谣言更加有技术含金量的活儿。好在燕王旦一伙人脉也相当广，绝对是能设计或复制一个高质量的“鸿门宴”来引霍光入局，然后成待宰羔羊的。
这就要提到一个关键人物，也就是曾抚育过昭帝的皇帝好姐姐鄂邑公主。而上官桀和桑弘羊的连串政治动作也正是基于她自己的亲爱情夫封列侯泡汤而引发的。所以有着共同政敌的燕王一伙，就让和皇帝关系很好的鄂邑公主亲自出面摆一个鸿门宴单等霍光往里钻，然后趁机干掉他，再废昭帝，这一切就是为了立燕王旦为新帝。
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周密的计划，还很有欺骗性，应该说成事的机率也挺高，可惜千算万算却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保密工作，传忌之道学不到家啊，可能是早已被即将来到的胜利冲昏头脑了，最后是弄巧成拙。
因为这重大的“变天计划”居然被公主的一个舍人所发觉，进而通过层层关节传到了大司农杨敞那里，最后传到了和霍光关系密切的谏大夫杜延年那里，于是阴谋败露，变天计划胎死腹中。
结果是燕王旦一伙遭受灭顶之灾，首恶燕王旦被迫自杀，上官桀和桑弘羊族灭，也为桑弘羊和霍光的经济政策分歧划了一个带血句点，以失败者的血流成河而告终。于年逾古稀之年被霍光杀了头，确实是经济大师桑弘羊一生的最大悲剧。
当然，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霍氏此后也被族诛，报应不爽。
至于汉武帝的统一铸币，基本上也是出自桑弘羊这个古代第一牛的经济人之大手笔。如果说盐铁、平准、均输是桑弘羊整顿和改革财政经济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作为经济重要支柱的金融业管理机制的完善，桑弘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人。
面对西汉初期比较混乱的金融市场和秩序，是桑弘羊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首先提出整顿统一货币的构想，很想弄钱花的汉武帝当然也很乐意采纳桑弘羊的意见。
从此中央统一铸币，也就是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分属的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郡国铸钱的权利被取消，以前的旧钱一律作废、销毁，把铸钱用的铜集中上送，此后统一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指定为全国唯一通用的正式货币。
而桑弘羊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主导了此次的相当大胆的金融改革。据史评家认为：“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
一种通用了七百余年长盛不衰的稳定货币，是得益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和大力倡导，你不说他是经济界的巨人都没人信了，难怪非常自负的王安石也对桑弘羊佩服得五体投地，封为偶像，在自己主导的世纪经济大改革上也不忘“抄袭”一下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果然也是事出有因。
因此，很多经济学人都认为桑弘羊这次币制改革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稳定了市场，驱逐了“劣币”，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皇权经济实力也因垄断而大大增强，为巩固封建统治准备了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由于统一铸币，铸造技术和标准大大提高，再加上原材料统一管制，也大大提高了假币盗铸的门槛和成本，昂贵的代价让盗铸者望而却步，因此也很大程度地稳定了新货币的流通，以至于达几百年之久，桑弘羊这个经济巨匠功不可没。
所以，正因为劳苦功高，后来感觉良好的桑弘羊不免有点沾沾自喜，甚至于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以至于连堪称当时第一经济牛人的他，也不能很好地预见汉武帝晚年经济思想的明显转变，这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是十分悲哀的事情。
更加悲哀的是，他居然在政治上也因利欲薰心而经常找不着北，最后竟然斗胆和权倾朝野的霍去病宝贝弟弟、“摄政王”霍光面对面硬碰硬，这是一种性格悲剧，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结果，也由此埋下一家被杀的祸根，
而汉武帝晚年经济思想的转变，是因为当时穷兵黩武所造成的民不聊生，国内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引起并促成，因为再不转变，便有亡国之虞，可见当时汉武帝的严重经济垄断对社会秩序和管治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当然，铁血皇帝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保住刘姓江山的终极考量，不然钱收得那么爽，谁会愿意在自己身上割肉？那肯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啊。
因为作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汉武帝经济改革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和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改革中很多政策明显不利于民间,告缗令使得“中家以上大抵破”，均输平准令又是“贾贵,或强令民买卖”，强买强卖的结果当然是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发生影响政局稳定的农民起义当然也不可避免。
所以，为了大汉江山万万年计，汉武帝晚年对这段时间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进行的急进经济改革，进行了一番比较清醒的反思，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一番“经济纠偏”。
史载，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有的说第一个“罪己”的是汉文帝），也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矣。”这诏上都承认自己的政策如狼似虎有点苛暴，要制止苛捐杂税，让老百姓大养其马，即可免除徭役，总之是痛痛快快地承认了自己的施政错误，即使是常人也算是一条汉子，何况他是九五之尊。从这一点上来说，汉武帝不失为一代英主，很多史学家都有这样的观感。
所以，在进行一番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汉武帝也重新检讨了经济政策，有意恢复先辈管理经济的宽松政策，还任命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同时下令赵过推行“代田法”，恢复生产。
这一政策转变还比较及时，从而很好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紧张形势,并为此后的“昭宣中兴”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可谓是明智的抉择，也玉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达130年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到昭宣中兴，善莫大焉。
而这边厢，作为汉武帝的主要经济官员的古代第一牛经济学家桑弘羊，却没有对主子的思想转变保持敏感的观察，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或者说已经利令智昏的桑弘羊假装没有看到）。
面对最高当权者内外政策的改变，也就是对内恢复休养生息，对外转攻为守，桑弘羊却还奉行以前的那一套积极财政政策，这样的积极进取态势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因为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还伙同其他大臣上书汉武帝，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目的就是保持对匈奴的进攻态势。
就这样，原本合作甚欢的君臣便有了裂缝，汉武帝甚至于强硬地驳回了桑弘羊等人的屯田奏请，脸都撕破了，从此不再事事听他的，让桑弘羊很没面子，从此他们之间也不再有那种如鱼得水、亲密无间的君臣合作，直到汉武帝死去。
对此，很多经济观察家都猜不透“经济天才”桑弘羊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颇有一种“顶风作案”的况味，如果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创立的经济制度的连续性的话，这个政治冒险代价也太大了。
当时，桑弘羊认为轮台一带是军事要冲，是打击匈奴的必争之地，在那里屯田开荒，既可丰衣足食，也可成为对匈奴作战的前线阵地，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这就抵触了汉武帝既有的“弃轮台之地”的构想，尽管桑弘羊的屯田建议不无历史穿透力。
而且从长远来看，还真是征服匈奴的“灵丹妙药”。因为从后来的几任皇帝的施政方针来说，基本上都是采用桑弘羊的这一政策。不仅汉昭帝时在轮台屯田，而且到了宣帝、元帝的时候，也是如此操作，效果还挺好的。
所以，如果跳出了汉武帝当时也算是很及时有效的经济调整政策，单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桑弘羊的“舍命坚守”也是获得了很多历史分的，只不过汉武帝考虑的是更重要的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桑弘羊考虑的更多是外部问题），不然任由农民起义冲击，像秦末乱世一样，保不准汉朝立亡，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因为思考角度和层次不同，于是君臣之间的纷争就不可避免了。
基于以上理由，桑弘羊被自己曾经的恩主“秋扇见弃”也是情有可原的，思想上的差距也是离间这对曾经合作无间的君臣的“罪魁祸首”。
事实上，在汉武帝下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之后，就雷厉风行地要改变内外政策。汉武帝甚至点名批评了桑弘羊的建议是故意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目前压倒一切的就是不再扰民，让老百姓好好休养生息，大养其马，免除徭役。百姓富了，国家才能富起来，所以才特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干的就是富国强民的事。
于是由政策施行的相左，汉武帝和桑弘羊便像两股道上用力的快车，越走越远，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好在当时已经是汉武这位铁血皇帝生命的最后岁月，不然的话曾经十分受宠的桑弘羊是不是被无情打击也未可知。反正桑弘羊这样做，失宠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在他很受宠幸、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被降职“炖冬菇”的失意时刻，官场从来都是高风险的，尤其是在那种“伴君如伴虎”的专制时代，有时候怎样死都不知道，高官更是一种高危险性职业，一夜之间可能会失去一切，包括生命的尊严，正所谓现代人所说“12年的经营经不住12秒的折腾”。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呜呼哀哉！
桑弘羊之所以被降职，据说是因为亲属的牵连，让他从威风八面的最高财爷位上跌下来，从大司农被降为搜粟都尉。因为按照大汉律例，“子弟犯法，父兄要连坐。”管你是不是大汉的财神爷，撸你没商量。
而关于桑弘羊家谁犯的罪株连到他，史无明确记载，语焉不详，且这个案件相当复杂，牵涉面很广，甚至于其中卫皇后的昆弟（兄弟）子赫然在列。桑弘羊家摊上的这件大事，大约发生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由于桑弘羊昆弟子（也就是兄弟的儿子）和卫青的儿子因为犯了法，同被西汉著名酷吏执金吾(负责京师的治安)杜周所逮捕。皇帝还认为杜周“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哼，你当我是政治 花瓶，不识分谁是敌友啊？你们全打错算盘了，我能坐在这个九五 至尊宝座上，当然不是吃素的，轻视对手你们将会输得很惨。刘弗陵那时候分明这样自信地对自己说。
虽然不知这两个著名家族的子弟犯了什么法，不过从当时的办案层面来说，肯定是惊动了汉武帝，而且亲自督办了此案，应该是非法重视的大案要案。且从杜周的火箭式升官来说，说明案子破了之后皇帝的满意程度。
虽然史书不明说，或为尊者讳，却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这班显贵子弟犯的绝对不是一般的法。不然的话，以卫皇后和桑弘羊当时的能量，也绝对是能较轻易地摆平的，如果不是皇帝亲自督办的重案，这班纨绔子弟一定能开溜，作为财神爷的桑弘羊也不会为此而受到牵连，倒霉透顶。
因为在这件大案审结之后（大概是在案发后第二年），非常得宠的桑弘羊便由大司农降为搜粟都尉，这对于他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妄之灾。
所幸的是，可能因为桑弘羊在政府中的经济角儿和作用永远是NO.1，无人可以取代，所以桑弘羊被贬职之后，作为最高财政经济官的大司农也一直空缺，颇有桑弘羊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况味。因为史料显示，从桑弘羊被“炖冬菇”之后，一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杨敞被任命为大司农止，这中间足足有十六年大司农的职务是空缺着的，而次年桑弘羊就死了。
这样一来，大司农这种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职务长期悬空，也只能证明了桑弘羊在经济方面的牛B，因为作为搜粟都尉的桑弘羊一直在行使着大司农职权（代理大司农的职务），也说明汉武帝在经济方面根本离不开他，或者说根本就找不到更加合适的人选来取代桑弘羊，只不过是因为要堵住别人的口，在尊重大汉律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想出的一种无奈折中方案，或许因为没有桑弘羊为天子理财，地球还真不转了呢。
这既显示汉武帝一直信任桑弘羊，也从一个侧面表示桑弘羊在经济方面的巨大能量，牛得不能再牛的那种，少了他还真不是闹着玩的。
只可惜，可能是自信心太过自我感觉良好，最终没有领会主子的经济思想的转变，这多少也算是他在经济生涯中的唯一“败笔”了。
第二十三篇 祸从口出：司马迁外孙杨恽之死缘于一条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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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历史牛人司马迁虽然因为多嘴多舌受了宫刑，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叫司马英，最奇的是司马英生的儿子杨恽，居然也和他的外公一样祸从口出，最后竟然死于一条成语“一丘之貉”上，令人嘘唏。
查实这和英主汉宣帝有关，虽然这是一个贬义词，英明的汉宣帝在里面也扮演了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人生本来就有点儿无奈，有时好好的都会“躺着中枪”。
说汉宣帝时代，有一个有名的士大夫叫做杨恽。这人还颇有来头，他的父亲就是曾出任汉昭帝相国的杨敞，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是“史圣”司马迁的外孙（前文曾说他母亲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还遗传了其外祖父的桀骜不驯的文风，也正是他的努力，才使汉宣帝把历史名著《史记》公开刊行，“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无意中为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只是，也因为他的桀骜不驯、锋芒毕露，最终也像其外祖父一样锒铛入狱，还被判处死刑，呜呼哀哉！
那么，他是怎样为一条成语而被腰斩冤死的呢？
杨恽因为出身世家，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文才颇为了得，有些学者还认为其文章《报孙会宗书》颇有司马迁的著名檄文《报任安书》的风骨。据说杨恽为人轻财重义，奉公守法，廉洁无私，曾力主革除官场贪污受贿的弊端，整顿吏治，这正与励精图治的英主汉宣帝的治国方略不谋而合，颇得好评。
他还因告发霍氏家族作乱有功，封平通侯，后又因有治绩，位列九卿。史载他“全家担任公卿、两千石以上的十人”。这样的显赫身世也养成了其恃才傲物、不能容人的性格缺陷，往往激扬文字之间得罪了很多朝中显贵，埋下了被杀的祸根。
要说杨恽的轻财重义，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据《汉书•杨恽传》载，其母司马英去世之后，其父杨敞续弦，而杨恽对后母很好，像亲娘一样孝敬，后母后来也死了，因为膝下无子，留下财产数百万让杨恽继承，杨恽却没有将这笔财产独吞，而分给了后母的几位家人。
同样地，视钱财如粪土的杨恽，在父亲死后，其本人又将继承的500万的财物，全部用来资助有困难的宗亲，就这样把上千万财物散作浮云，一点也不心痛。
保持着这份视富贵如浮云的心，步入仕途的杨恽当然也是嫉恶如仇，颇有其外祖父司马迁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铁骨铮铮，一身正气地与大小贪官过招，大胆地进行揭发，敢于向皇帝死谏。
这样，便落下了得罪人多、称呼人少的尴尬局面。
而且性格耿直不会转弯的杨恽（不愧是太史公的好外孙），“每有忤己者必欲害之”，恃才傲物、争强好胜的结果，当然是被朝廷显贵们当作靶子，明枪暗箭一齐射击。
尤其是与之失和的九卿之一太仆（近似乎皇帝的车队长）戴长乐的致命一击，可谓是不死都脱层皮。这就顺利诞生了一条令人哭笑不得的成语：一丘之貉。
话说有一次，作为著名士大夫的杨恽在朝中开会，商量国是，很像司马迁一样敢言的“炮筒子” 杨恽听说匈奴单于被人残害，他居然借题发挥有感而发：“这个残暴匈奴单于也是罪有应得，该死的家伙！我听说他专门听信谗言，残害忠良，不虚心纳谏，是一个是非不分的君王，结果是死于非命，国家也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从来都是昏君误国。秦朝就是一个榜样，要不是秦始皇、秦二世专横跋扈，就不会那么快就亡国，也许现在我们还是秦朝的人，汉国甚至于没有立国的可能也。正因为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君王就像从同一座山丘里出来的貉一样，大都喜欢听信谗言，最终也全都逃不脱亡国的宿命。”于是一条著名的成语由此落地生根（这爷孙俩也真不是盖的，都是创造成语的历史牛人，“重于泰山”就源自司马迁之手）。
不愧是历史世家熏陶出来的猛人，说话一套一套的，杨恽这话当然在理论上没有一点错误，错在真小人因此而进谗言要搞死他。
因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恽的政敌早就想找碴收拾他，尤其是“草根皇帝”刘询在民间流落时结识的铁哥们太仆戴长乐，一直怀疑杨恽在背后说其坏话要暗算他，也早就想找个机会参杨恽一本，顺便让杨恽下油锅，以一泄私愤。
所以一听到这种“腹谤”意味甚浓的议政话题，简直是如获至宝，立马就上书告发杨恽没大没小，借商量国是之机诽谤朝廷，无人臣之礼。史曰“以主上为戏（即拿皇帝开玩笑），语近悖逆”，当然是想让杨恽以言入罪，说他近乎大逆不道。
这一下，杨恽想不倒血霉都不可能了，祸从口出也，和他外祖父司马迁如出一辙。
因为再淡定的皇帝，也是不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戏说为专门听信谗言的昏君，虽然杨恽本意也许并不如此。
而汉宣帝虽说是一个英主，曾不幸流落民间也能体察民间疾苦的他，甚至上位之后也基本上能励精图治、虚心纳谏，有容人的肚量，更加不会像古代的昏君一样随意骄奢淫逸、残害忠良。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是那种昏君的同类（不是一丘之貉也），而是大大有为的皇帝，以他接纳龚遂直言不讳的治乱言语的肚量来做参照系，原本对杨恽此种没有特定含义的议政言论，也应该是有免疫力的才对，那怎么就在此种子虚乌有的“议论入罪”上犯迷糊并中招了呢？
这个，问题当然就出在了他的宠臣身上，于是也在“听信谗言”上像古代昏君一样阴沟翻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