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

　　对《汉穆拉比法典》的看法。这个玩艺如果是真实的文物，其破译就只能是假说，这种死去符号的释读几乎无解，可能是汉姆拉比，也可能是孟德新书，断代有问题。

　　具体发掘过程，出土情况不清，磨平内容由其它地方泥板补足，也是有疑问的。

　　通过希伯来法对西方法律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该作品的关键作用，也可能是动机。

　　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政权把这玩艺当战利品保存了千年，然后掩埋2000年，字迹刻画如新，还是磨光的玄武岩，火山流出岩的一类，风化剥蚀呢？

　　还有，亚历山大为什么不运走这宝贝？

　　亚伯拉罕或许就是和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同时代的人，法律的由来便是如此。那时候的欧洲考古学者，俺已经举例不少了。即使是现在，照样有耶经考古和哈佛女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互相辉映成趣。

　　让正义的统治降临大地，使强者不克不及凌辱弱者。

　　--这就是那个神话年代破译出来的穿越式论调。神，经，病。

　　如果它是真实的文物，其破译就只能是假说，这句话是有限制条件的，虽然实际上比较普遍，参考我国对于死文字的释读，例如西夏文字、萨珊波斯文字等。

　　继续介绍对欧洲涉嫌伪造两河文明遗址的内容，前面提到过乌尔，说过萨达姆伪造古建筑造爹，接下来对以前内容提及的尼姆鲁德及其发现者作一介绍：

　　伊拉克古城尼姆鲁德

　　前一阵看到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对伊拉克境内的古城池、文物等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在过去数月，ISIS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多个古城，包括亚述帝国的古都尼尼微、有三千年历史的尼姆鲁德古城、有二千年历史的哈特拉古城等进行破坏。
　　世界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苏美尔地区，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那里是古巴比伦（Babylon）的所在，在今伊拉克境内。所以这个地区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古迹，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在那个地区出土的大量泥板图书，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同我们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文字一起，并称人类最早的3种古文字。伊拉克的尼姆鲁德，就是一座有悠久历史而且出土了丰富文物的古城池。
　　尼姆鲁德兴建于公元前13世纪，位于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Mosul)东南方约18英里的底格里斯河(Tigris)沿岸，公元前13世由纪撒缦以色一世建立，亚述纳西拔二世时期选此为王室驻地和军事首府，此后日渐重要。古代的亚述是一个尚武好战的民族，依靠军事扩展曾先后征服了巴比伦、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埃及，地中海沿岸几乎全被它占领了。亚述的国都曾几度搬迁，先是从亚述尔搬迁至卡拉胡(今尼穆鲁德)，后又迁至杜尔沙鲁金(今霍尔萨巴德)，最后迁至尼尼微(今库云吉克)。但亚述帝国也因其残暴被邻国痛恨，加上内乱不断而渐渐衰落，公元前612年，当时的亚述国都尼尼微被巴比伦和米底的联军所破，庞大的亚述帝国从此消失。而曾经繁华风光的几个古城池也被掩埋在一大厚层冲积土下面，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考古学家们发现。
　　亚述帝国灭亡以后，其主要城市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当年被亚述残忍对待的邻国用同样方式回报它，昔日雄伟的宫殿和私人住宅倒塌成无名的土丘，亚述人的后裔和外来移民就在这些土丘上建造新的村镇。随着时间的推移，亚述帝国的辉煌业绩和雄伟建筑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日渐淡薄。

　　--以上都是众所周知的高大上，都是欧洲的历史学著作告诉我们的，貌似是定论了。但是当年考古发掘的真相呢？

　　对尼姆鲁德进行大规模挖掘的是一个名叫亨利·奥斯丁·莱亚德的英国人。莱亚德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度过，学习绘画和意大利历史与艺术。热衷冒险，热爱旅行，他从小爱读《一千零一夜》，对游历东方早就梦寐以求。
　　1839年，年仅22岁的莱亚德游历中东，在两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1841年春天，莱亚德渡过幼发拉底河，在古代亚述的土地上考察大大小小的土丘，他于1840年和1842年曾两次亲自考察过尼姆鲁德遗址。
　　终于在筹措到一笔经费以后的1845年11月，莱亚德一行爬上这里的土丘，很快发现尘埃中破碎的壶罐和刻有铭文的砖块，通过几块埋藏在土里的大理石，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有门的房间上面。莱亚德的发现并非偶然，此前他已经两次来这里考察，判断这里就是古代的尼尼微（事实证明他判断并不准确）。
　　莱亚德很快发现西南宫殿中的一些石板雕刻，不幸的是大火烧过的石头非常脆弱，几乎没有办法移动，莱亚德只能尽力把这些描画下来。

　　--这里的描述有些关键点没有提及，后面会专门补充。至少在这里，莱某貌似是个考古学者，少年成才。

　　--石板曾经被战火烧过，非常脆弱，难以移动，留下的是莱某的描绘，这和其学习绘画相关，原物呢？据说都是复制或是修复品了。这和所谓的数千册古希腊铭文抄本却没有原物佐证的桥段有点异曲同工。

　　莱亚德指挥着6个工人，正式开始发掘尼姆鲁德。莱亚德的运气很好，他们刚刚干了几个小时，就发现了宫殿的城墙。
　　24个小时之后，莱亚德就已经挖到了两座亚述宫殿的宫墙。在一个有一小截雪花石膏板露在土层外面的地方他们开始挖掘，很快就在土丘上挖出了一条长长的坑道。没几个小时，他们就有了第一批发现，那是几块垂直立在土里的雪花石膏板，这些是墙体基座的残垣，上面雕刻有图案，也就是房间的护墙，从上面雕饰的华丽程度可以看出，只有宫殿才可能有这样的房间。很快他又发现了一堵墙，上面有浮雕饰层，每两组浮雕由刻着铭文的装饰板隔开。莱亚德断定这是另一座宫殿的墙脚。

　　--哪怕是业余考古爱好者都明白，上述的挖掘进度以及方法和盗宝没有差异，后来的茶叶、古董走私贩子、伪造商业凭证败诉破产的盗宝者施利曼在挖掘所谓特洛伊和迈锡尼遗址时候也是这么做的，疯狂快速的大开挖，目标就是市场上值钱的珍宝和艺术品。

　　--2500年前的雪花石膏护板就垂直立在土里，这可是2500年前就已经据说在泥板文书上提及盐碱化的两河平原，现在这些所谓的土坯遗址依旧遭到了盐碱化的损害，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文要求保护。

　　搞过建筑装饰的都明白，石膏板怕水也怕干，二水硫酸钙，俺小时候也做过石膏模型的。还雪花石膏，华丽的雕饰，难道这两河的盐碱地2500年变成了文物保藏库？这里还要补充一下20世纪初汉斯佬在埃及沙地里挖出的那个纳芙蒂蒂王后头像，据说也是雪花石膏的，色彩鲜艳，果然是上周的宝货。

　　--莱某的断定厉害，又是一个20来岁的业余天才！和那些商博良之流“破译”天才一样的年青、业余和背后有人。

　　接着，精美的牙雕、刻有楔形文字的砖块、石碑一个接一个地露出地面，这令莱亚德欣喜若狂。工人们逐渐发现了不完整的公牛雕像和遭到严重损害的浮雕，这些足以说明尼姆鲁德是具有装饰华丽的建筑物，但这些不完整的碎片无法令莱亚德满意。

　　几天之后，第一个完整的浮雕出现，是一幅巨大的公牛图。大英博物馆随后任命莱亚德为代理人，他们从土中挖出许多飞狮和飞牛和各种文物，最后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土丘西北角慢慢挖出了一座雄伟的建筑，这一建筑后来被考证为亚述纳西帕尔二世(前883一前859)的宫殿，就是这位国王将都城从亚述古城迁到了卡拉胡这个地方。

　　数千件牙雕，多为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制品，是当前世界上最丰富的牙雕宝藏。

　　莱亚德还在这里发现了著名的“黑色方尖碑”，这次考古最重要的文物黑色方尖碑最后的归宿就是入藏大英博物馆。黑色方尖碑高2米，竖立于萨尔玛那萨尔三世统治时期，它刻画了亚述国王接受以色列君主带着大象、犀牛、骆驼、狮子、牡鹿朝贡的场面，其中有以色列王耶户的名字，这对于理解亚述文物和《圣经·旧约》中相关历史的联系具有重大意义。

　　--这里的描述有点问题，象牙雕刻在盐碱地里的保存，浮雕的真实性，断代测年的依据，一堆疑问。即使是这个代理人的资格，也有问题。

　　--看看，俺一直坚持的，耶经考古学就是欧洲近代考古学的根基。以色列王耶户按据说的年代，正好是西周共和纪年时期，蹊跷还是巧合？
　　当时以色列分裂，南边是犹大国。北边才是以色列，定都撒玛利亚，其居民主体为前1400年由阿拉伯沙漠地区迁入的希伯来人。
　　耶户在位时期内战屠杀，按照当时的国力和地方出产，居然可以进贡大象、犀牛、骆驼、狮子、牡鹿！
　　“因为以色列的地域所限，物资不是太丰富”哦！
　　“所罗门给希兰麦子二万歌珥，清油二十歌珥，作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希兰。”

　　自从1842年人们发掘亚述古城，就时常有大量浅浮雕被发现，这些浅浮雕无一例外的都是大型宫殿、神庙的外墙及室内墙面装饰。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考古学家、尼姆鲁德的发掘者奥斯丁·亨利·莱亚德曾这样描述：“在这座宏伟的建筑里，我打开了多达71个大厅、室和走廊。它们的墙壁无一例外都用雕刻过的雪花石膏板装饰，刻画战争、凯旋和亚述国王的伟大事迹。根据粗略估算，仅在我所发掘的那一部分，就有约9880英尺或者说将近2英里的浅浮雕。”

　　然而，这还是一次以寻宝为目的的发掘，由于记录不够充分，西南宫的结构到现在也不甚清楚。

　　--71个大厅、室和走廊的雕刻过的雪花石膏板！看来不论是沙漠地带类似敦煌的密室或墓葬密闭，还是南方类似马王堆、海昏侯的水坑密闭，都比不上两河平原盐碱地的文物保存效果阿，时间长，保存佳，要不要在现代博物馆推广一下？

　　--还是要提一下，当时20岁出头的莱某学过意大利绘画和艺术，却没有学过考古，但短短5年多的挖宝生涯并不妨碍其成为下面要提到的伟大的啥啥，呵呵。

　　尼姆鲁德考古或是艺术品挖宝或是伪造的始作俑者：

　　奥斯丁·亨利·莱亚德
　　（AustenHenryLayard，1817年3月5日——1894年7月5日），一译赖尔德。
　　英国考古学家、近东考古学的创建者、楔形文字专家、艺术史专家、绘图家、收藏家、旅行家、作家及外交家。他以发掘尼尼微（Nineveh，今伊拉克北部）以南的亚述文化遗址尼姆鲁德（Nimrud，又译作宁录）而闻名于世。对揭示巴比伦和亚述的古代文明有重要贡献，被称为“英国西亚考古学之父”。

　　--一大堆头衔，高大上不是？区区6年挖宝，当中数十年当外交官，除意大利时尚绘画艺术外长期断档考古成果，其教育基础如何呢？

　　1817年3月5日，莱亚德出生于法国巴黎，具有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的血统。他的父亲亨利·彼得·约翰·莱亚德（HenryPeterJohnLayard）是一名锡兰公务员（CeylonCivilService）。祖父查尔斯·彼得·莱亚德（CharlesPeterLayard）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学院（Bristol）的院长。曾祖父丹尼尔·彼得·莱亚德（DanielPeterLayard）是一名内科医师。他的外祖父是英国东南部拉姆斯盖特（Ramsgate）的银行家纳撒尼尔·奥斯汀（NathanielAusten）。莱亚德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部分法国血统。他的舅舅本杰明·奥斯汀（BenjaminAusten）是伦敦的一名事务律师，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英国后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的好友。兰亚德的兄弟埃德加·利奥波德·莱亚德（EdgarLeopoldLayard）是一位研究鸟类的学者。

　　--妥妥的富豪与官僚子弟，和历史、考古毫无关联，当然有可能自学成才，和10多岁就能精通包括不知道哪门子汉语的语言学天才商某一样哦。

　　莱亚德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度过，学习绘画和意大利历史与艺术。热衷冒险，热爱旅行。
　　1833年，16岁的莱亚德来到英国攻读法律。后来在他舅舅的办公室工作了近6年。他从小爱读《一千零一夜》，对游历东方早就梦寐以求。自从读了英国的里奇“发掘”巴比伦和尼尼微的报告后，对东方更加憧憬。他是个天生好动和不甘寂寞的人。

　　--16岁以前学习绘画、艺术，还有意大利历史，然后是律师助手生涯，还是和东方考古学及其历史学无干。不过为挖宝艺术品打下了基础。

　　1839年，他离开对他来说寂寞得不能容忍的伦敦，准备到锡兰去当律师。取道陆地，沿路访古。
　　1840年5月，到达伊拉克的摩苏尔（Mosul，尼尼微省首府），然后南下考察巴比伦遗址和泰西封遗址（Ctesiphon）。
　　1840年6月，他来到波斯考察贝希斯敦（Behistun），然后又考察南部的苏萨（Susa）等地。这期间，莱亚德已放弃去锡兰做律师的打算，准备投身于西亚考古发掘。他到处争取资金，但收获不大。

　　--一个毫无考古经验和学识基础的文科青年，放弃了律师道路，准备挖宝了，这才是目的。

　　1842年，他被巴格达的英国长驻代表派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伊斯坦布尔）完成一项外交使命时，在途中结识法国驻摩苏尔副领事博塔，方知博塔正在做他梦寐以求刚又尚未做到的事。从此，他开始密切注视博塔的发掘活动。博塔在豪尔萨巴德的成功发掘，使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参与激情。
　　此时他认识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坎宁（SirStratfordCanning）。于是屡次劝说，请求坎宁为他争取发掘执照。坎宁开始时有些犹豫，后来还是从土耳其政府那里为他弄到发掘执照，并为莱亚德提供了一笔启动经费——60英镑。这笔钱在当时来说也少得可怜，所以，莱亚德不得不继续在朋友中筹款，以补不足。由于是以坎宁的名义申请的发掘执照，所以，名义上是坎宁在进行发掘，而莱亚德是受雇于坎宁，为他执行考古任务。

　　--正是由于前面的背景出身，一介青年律师就可以干外交使命，还有大使搞到的执照，焉知这不是白手套啊？

　　1845年10月，在坎宁的鼓励和协助下，莱亚德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骑马南下。当他到达摩苏尔时，发现法国的普拉斯已开始发掘库雍基克（Kuyunjik，尼尼微遗址）。于是，莱亚德停留在此，并也立即开始在这里进行发掘。
　　由于普拉斯已经得到发掘权，所以，他对莱亚德的行为极为不满，提出强烈抗议。统治摩苏尔地区的帕夏也对莱亚德进行了种种威胁和阻挠，但莱亚德不甘示弱，一边抗争，一边继续发掘。从此，英法两国在库雍基克（尼尼微）的发掘权和所有权问题上陷入长期纠纷之中。
　　莱亚德在遗址的一侧发掘，普拉斯在另一侧发掘，不过，不久他们就都放弃了这里的发掘。普拉斯放弃发掘是由于他认为这个遗址没有发掘前途，莱亚德放弃这里的发掘则是由于他急于发掘尼姆鲁德。尼姆鲁德地处库雍基克以南约20英里，莱亚德确信那里就是尼尼微。

　　--列强的挖宝是肆无忌惮的，所谓抗争纯属利益交换。在这里，双方就是拿着旧约去挖宝的，这里一定是尼尼微！问题是，欧洲基本上都是预设前提，然后就宣布证实了，这不是考古，这是靠估和伪造。

　　莱亚德选择了尼姆鲁德作为发掘地点，其原因大概是由于他熟悉里奇对尼姆鲁德遗址的描述，认为有发掘价值；另外，他于1840年和1842年曾两次亲自考察过尼姆鲁德遗址，亲眼目睹了其所具备发掘潜力；再有，他错把尼姆鲁德（亚述首都之一的卡拉赫）当作《圣经》所载的大城尼尼微，显然有心想做尼尼微的发现者。起初，他的发掘受到当地穆夫提和迪卡的阻挠，他不得不再次向坎宁求援，让坎宁为他从土耳其政府那里办理“特殊许可证”，以排除这些阻挠。坎宁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从这一事实中我们看到，政治势力的参与是西亚早期考古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政治势力的参与！欧洲欧洲中心论，伪造一个高大上的祖宗，以至于在当代中华，依旧活跃着大把坚信欧洲文明是源远流长、一以贯之的慕洋犬。


　　莱亚德发现的文物都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尤其是他发现的亚述石板浮雕，迄今仍是大英博物馆亚述文物收藏的主体和亮点。1849—1851年间，他曾骑马遍访两河流域南部遗址，目的是为了查明哪个遗址还可能出土浮雕石板或类似人面飞牛石雕一样的大型艺术品。
　　1850年，他来到巴比伦遗址，发掘了遗址北部的一部分，发现一些帕提亚（安息）时期的棺葬和其他遗存，但因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放弃。随后，他又试掘了其他一些遗址，都没有发现他想要发现的东西。他甚至得出南部的土丘不值得发掘的结论，由于这样的错误结论，他也像里奇一样，站在古代基什（Kish）的遗址丘上，却不知脚下就是古代名城，埋藏着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错误结论，他于1851年告别考古生涯，永远离开了亚述，返回伦敦，开始从政。

　　--挖宝的情况在上一篇已经介绍了，此处就是看看莱某的目的，就是挖宝，和他16岁以前的教育经验密切相关的哦。推测这个巴比伦遗址可能就是安息的遗存。这里提一下，北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古城遗址的著名法国考古学家也是在仅仅挖掘了安息时期的古城后就认为下面还有希腊化时期的古城，但却没有继续挖掘，至今。参见其个人专著序言内容。


　　19世纪50年代起，莱亚德转入政界，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兰亚德退休后到了意大利威尼斯，投入大量时间收集威尼斯画派的作品，并就意大利艺术执笔写作。
　　1887年，他将第一次东方旅行时所记的见闻整理出版《波斯、苏泽阿拿和巴比伦的早期探险》（EarlyAdventuresinPersia,SusianaandBabylonia）一书。1894年7月5日，兰亚德在英国伦敦去世。不久，此书关于旅行的精简版发行，比之前内容更加令人兴奋，阿伯丁勋爵（LordAberdare）为之代写前言。

　　--这是首段介绍的那位高大上？探险，挖宝，然后就是艺术！最后才出书赚钱。英国考古学家、近东考古学的创建者、楔形文字专家，呵呵。

　　跑了一周，虽然酒店都是市中心，但是核心区对小店的管理，导致名店排队很长，一早上跑了三家，最后还是回到酒店早餐。
　　关于历史保护建筑的修缮案例，作为VIP还是可以直接进入保护区域指指点点的。某些建材和工艺的问题，就要劳动相关专家面议了。不过，某饰件据说是乾隆时期的皇家做工还是没看出来，算是见仁见智。

　　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法典是真的吗？

　　克莱默发现的《乌尔纳姆法典》(约前2012年—前2095年)被视作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法典。
　　“如果不是一封偶然的信,我也许就错过了《乌尔纳姆法典》的发现。莱顿大学楔形文字学教授克劳斯,在给我的 中提到,在他担任伊斯坦布尔博物馆馆长期间,曾将两片刻有苏美尔文法律的泥板拼在一起,并将其编号为“尼普尔文献集第3191号”。苏美尔文的法律文献非常罕见,因此,当我来到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开展研究时,我特意查阅了这块泥板。那是一块20厘米长、10厘米宽的泥板。因为大约一半的文字都已损毁,泥板的释读最初令人绝望。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研究后,它的内容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时,我无比兴奋地意识到,拿在我手中的泥板,正是人类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法典……”
　　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克莱默(S.N.　Kramer)发现《乌尔纳姆法典》时的兴奋之情依然令人激动。克莱默教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楔形文字学家和苏美尔史专家。1952年的一段看似偶然的经历,使克莱默遇见了一个载入世界法制史的大发现。
　　自《汉穆拉比法典》在1901年在伊朗苏撒遗址被发现以来,一直被视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法典。直到1947年,伊新国王的《李比特伊什塔尔法典》(约前1934年)问世,人类制定法律的历史才被推前约一百五十年。1948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埃什努那的《俾拉拉马法典》(约前1984年),成文法的历史又被提前约五十年。而克莱默在1952年的这次发现,将这一历史再度提前了一百余年。尽管时间已过去了六十三年,但克莱默发现的《乌尔纳姆法典》(约前2012年—前2095年)依然被视作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法典。
　　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是乌尔纳姆，统治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2113年至前2096年。在他统治的这段时期，乌尔建造了许多庙宇，包括今天留下来的神庙，农业灌溉也获得改善。而《乌尔纳姆法典》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类似的文件，1952年考古学家在伊斯坦布尔发现了它的残片，比《汉穆拉比法典》还早。

　　--（点评）不是克某考古的产品，是博物馆的货架产品哦。来源呢？
　　--《旧约·创世纪》中曾提到一句：“迦勒底的吾珥”(创世纪11:28-31),,这“吾珥”即是指乌尔城哦，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就诞生在这里，以色列人始祖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就出生在乌尔城。如假包换的耶经考古学，呵呵。

　　1952年9月,克莱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了他的发现,并于1954年在《东方学杂志》公布了当时所知的法典全文。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克莱默这次发现的泥板,并非《乌尔纳姆法典》的原件(据说刻在石柱上),而是大约写成于公元前1800年至1700年间的复抄本。这一抄本的形成距离乌尔纳姆的时代已有三百余年。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所藏的尼普尔泥板共分八栏,正反面各四栏。泥板正面为序言部分,保存较完整；反面为条文部分,记载了第4条至第20条的内容,但缺损严重,保存较完整的仅有5条。

　　--（点评）序言很完整，条文很骨感，前面是务虚的，只要表明立法依据即可，证明高大上的文明法制，后者编太多会穿帮的，例如汉谟拉比石头法典。
　　--复抄本？300多年里，此地族群、语言、文字、法条的变化呢？英国佬一贯喜欢这么干，法国、德国也没闲着。

　　此后,历史学家一直努力寻找《乌尔纳姆法典》的更多内容。1965年,古尔内(O.R.Gurney)和克莱默又发现了另外两块刻有法典的来自乌尔遗址的泥板,编号为乌尔泥板7739号和7740号。和尼普尔泥板一样,这两块泥板也是复抄本,年代估计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乌尔泥板在许多地方补充了尼普尔泥板,使较完整的条文从5条增至23条。此后,在西帕尔(Sippar)遗址也发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法典残片。目前,据学者的最新研究,在法典可能的57个条文中,已有40个条文基本复原。
　　关于西帕尔(Sippar)遗址的泥板文书，比利时学者DekiereLuc在1994-1997年出版的6卷本《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不动产经济文献》中提及其所依据的泥板均为大英博物馆收藏，均来自于西帕尔(Sippar)遗址。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西帕尔泥板主要有两个来源:
　　1.来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英国考古学家腊萨姆HormuzdRassam对西帕尔的考古发掘。
　　2.从伊拉克的古物市场里所购买。十九世纪末期,伊拉克的古物市场存在着大量私人盗挖的泥板文书。大英博物馆大量购买了这些泥板文书，例如在1876年，SmithG仅在巴格达就购买了来自于西帕尔的2000多块泥板文书；1890-1891年，BadgeEAW购买了9500多块泥板文书。

　　--（点评）“破译”这些所谓的楔形文字的办法自然很“学术”，所谓的拉丁化“转写”可以恣意臆断古代书吏刻字时候有错漏有加字的，然后一定是拼音文字，发音自然要设法往欧洲身上靠，不然即使是伪造的假货，还有个作者水平与成本问题的限制，硬凑也要有规矩的。

　　--伪造泥板文书经济文献，绝对是一个不容易穿帮的手段，可以吹嘘伟大发达的经济与文明，却是死无对证。

　　--另外，究其来源，按欧洲学者和大英博物馆的说法，大部分是从贩子手里买来的玩意，注意购买的时间，那时候的断代、来源和是否真货，不言而喻。

　　--顺便提一下，1902年，大英博物馆又买了块据说来自于Sippar的泥板文书BM96974号，正好补齐了所谓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当中缺失的第九块泥板内容，呵呵。

　　--那么Hormuzd Rassam对西帕尔的考古发掘呢？这是可靠的考古过程么？

　　--俺曾经提到过耶经考古学的大拿之一莱亚德Layard A H，他在1850年代考古尼尼微和尼姆鲁德两大遗址的助手之一，后来独当一面的Hormuzd Rassam先是接受了政治任命，从事亚述考古，注意所谓亚述的年代。在1880-1881年间，再次受命在Sippar为大英博物馆挖掘了18个月，当时是河边的几座土丘，中西亚古代遗址的特征之一。最近咱中国考古队在伊朗东北部的类似土丘考古，与所谓的希腊化同时期的遗址里究竟有没有希腊化的铁证呢？呵呵。

　　--补充一下，Hormuzd Rassam的目的是当时一群英国亚述学研究大师们需要找到为《旧约》里大洪水提供记载的考古证据，俺经常提及的耶经考古学。丫还在那一堆泥板里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的世界地图。顺便再提一下，HormuzdRassam那会儿还不懂啥楔形文字，呵呵。

　　Aswasoftenthecaseintheearlydaysofarchaeology,excavationrecordswerenotmade,particularlyfindspots.ThismakesitdifficulttotellwhichtabletscamefromSippar-AmnanumasopposedtoSippar.
　　OthertabletsfromSipparwereboughtontheopenmarketduringthattimeandendedupatplacesliketheBritishMuseumandth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点评）原来如此！Hormuzd Rassam和那些所谓的欧洲早期考古一个套路，没有考古发掘报告，没有注明确切发掘地点，地层学呢？这已经是1881年了！其余的泥板文书，又是bought on the openmarket during that time！买买买！当然，7万块泥板文书现在都进了the British Museum and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后一家是外甥的母校，还好他是理科的，呵呵。

　　SipparhasbeensuggestedasthelocationoftheBiblicalSepharvaimintheOldTestament,whichalludestothetwopartsofthecityinitsdualform.
　　Thecitywalls,beingtypicallymadeofmudbricks,requiredmuchattention.

　　--（点评）耶经，旧约，《列王纪》提到过的Sepharvaim，就是这座Sippar哦！【王下十七24】「亞述王從巴比倫、古他、亞瓦、哈馬,和西法瓦音遷移人來,安置在撒瑪利亞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們就得了撒瑪利亞,住在其中。」......

　　--俺早就说过耶经考古学的问题了，这座遗址是叫这个名字么？证据呢？

　　--所谓的城墙是泥砖，就是如假包换的土坯块！和旧约里埃及王命令大臣建造的用来偷窥以色列人动向的建筑一个建材，泥加草。以前农村三大累，盖房子脱坯是其一，工程业内观察过北方土坯房子的都知道，这玩意儿的耐久性究竟如何，呵呵。还没完，接着来。

　　AndaccordingtoAbydenus,NebuchadnezzarIIexcavatedagreatreservoirintheneighbourhood.

　　--（点评）尼布甲尼撒二世在附近建了一座水库哦！地图上看该区域地形，这地下水啊，杠杠的，还有两河的洪水季节，还有旺盛的蒸发量，不用俺转载伊拉克中部的气候数据了。盐碱，乃是此地的亲爹。

　　--注意，在1862-1865年，SelbyWB和BewsherJB在巴格达西南45公里的Sippar考古期间，首先发现这一区域的几座土丘在大雨磅礴时候，大量的陶罐碎片从土丘上滑落，就命名此地为AbuHubba,意为“坛子之父”。问题来了，大雨，土丘，泥板，呵呵。

　　《乌尔纳姆法典》的制定者据说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开创者乌尔纳姆。公元前2193年,阿卡德王国灭亡,在经历库提人的短暂征服后,乌鲁克王乌图赫伽尔重新恢复苏美尔人的统治。乌图赫伽尔死后,乌尔纳姆继续征战,统一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2112年建立乌尔第三王朝,并制定了一部适用乌尔王国全境的法典。当然,对于法典的制定者,也有学者根据最新发现的序言内容,认为法典实际的制定者是乌尔纳姆之子舒尔吉(Shulgi,前2094年—前2047年),只不过为了颂扬其父亲的功绩,命名为《乌尔纳姆法典》。
　　从法典的内容来看,这部法典开创了后世法典制定的基本模式。法典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构成,不过尚未发现楔形文字法中常见的结语部分。法典的序言主要是对于法律权威来源的宣告,强调乌尔纳姆的权力和法律来自于神的授予。为了保证苏美尔的安定与秩序,乌尔纳姆根据月亮神南那确立的公正原则,在全国建立平等的秩序,消除诅咒、暴力和斗争。同时,序言也列举了他在保护贫弱、抑制豪强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这些观念的宣扬当然是君权神授的最初表达,但也同样包含了法律与正义的原初观念,这一点同样为《汉穆拉比法典》与后世的诸多立法所普遍继承。

　　--（点评）前面一概都是欧洲学者的扯淡铺垫，为的是最后一句“包含了法律与正义的原初观念,这一点同样为《汉穆拉比法典》与后世的诸多立法所普遍继承。”
　　也就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才从中华学习到的概念伪托到一个又一个更久远的祖宗之上，老子也是传承有序的哦！

　　可惜，伪造的时间恰恰是在19-20世纪之交，欧洲短暂勃起的势力如日中天之后造爹的蓄意。

　　正文条目虽不多,但内容涵盖民法、刑法等诸领域,亦有其特色。
　　在民法方面,对所有权的规定远多于债。至少七个以上条文与所有权相关,而债的种类却很贫乏,只有第29条涉及土地出租和第2条的疑似出租果园。这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落后的状况,也与后来的楔形文字法中债法的发达形成反差。
　　在婚姻家庭方面,透露出浓厚的家长制与男权制。婚姻的缔结以男方交付聘金为要件；离婚主动权掌握在男方手中,只需给予女方金钱补偿。男女双方通奸,女方将被处死,而男方则被释放。
　　最后,涉及刑法的部分,除了前述通奸女性被处死刑外,其他侵权或犯罪,都只被处以罚金。法典中也没有出现类似《汉穆拉比法典》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亦由此可见同态复仇并非人类早期法律的普遍特征。

　　当然,在人类探寻法律历史的道路上,《乌尔纳姆法典》也并非最终的答案。或许正如克莱默所说,“很多迹象表明在乌尔纳姆降生之前就有过立法者,或早或迟,一位幸运的发掘者将会找到早于乌尔纳姆一个世纪或更早时期的法典抄本”。

　　--（网友点评）《法典》一旦解释了，就会演绎出当时的社会状况的描述，进一步就需要考古实况来印证，如此才能勾勒出当时社会“实景”，成为信史。
　　（中国历史是文献、文物可互文的）
　　不过苏美尔人来无踪、去无影，怎么弄都是死无对证了。也不会有人来争坟头。

　　这剧本，妙。

　　如同来自冰岛的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历史系教授伯恩哈德松（MagnusBernhardsson）所言，早期西方旅行家和考古学家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文明的）幼年时代……他们发掘的大多是与圣经记载直接相关的遗址，而这是一段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文物本身一样属于自己；这段历史的代表，就是他们自己”。

　　将巴比伦等古代文明与西方直接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要切断这些遗迹与这片土地当代居民的关联。

　　哥伦比亚大学中东裔亚述艺术史教授巴赫拉尼（Z.Bahrani）敏锐地指出：“在正统的中东历史教科书中，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绝不能与公元七世纪（注：阿拉伯征服）之后的伊拉克文化有任何关系；取而代之的是，这段过往被移植到"文明演进"的大树上，而这种演进在定义上就排斥了"东方"，因为它恰恰因为和这个"他者"的对比才能够为人们所感知。”

　　芝加哥大学著名的东方学研究所的建筑上有一块著名的浮雕（网址略，网管要删帖的）：
　　左侧的埃及法老将象征“生命”的象形文字符号交给右侧的西方年轻人；站在“东方”一侧的汉穆拉比、大流士的等近东国王，而站在西方一侧包括希罗多德、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以及一排十字军战士。

　　用这个场面来代表东西方的在历史上或和平或暴力的对话无可厚非，然而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东方阵营”的最末一位代表是波斯萨珊王朝国王霍思劳二世（KhosrauII），而他恰恰是阿拉伯征服和中东伊斯兰化之前的最后一位波斯国王。换言之，“东方”文明与现代中东及其文化上的直系祖先无关，两者间甚至存在一种对立；
　　第二，古代近东文明的“生命”最终传递给了现代西方，而“西方阵营”里还刻画了考古学家的形象。也就是说，当今能够解读、欣赏乃至重新赋予古代东方以活力的，正是西方人。
　　“虽然迦勒底巴比伦的记忆还在，但他们和波斯人已被混为一谈。而迦勒底之前两千多年政权更迭，看来已经不存于哪怕最博闻的学者的记忆中了。”

　　--（点评）“在西方人眼中，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却未必属于现代伊拉克。总体上，西方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文物发掘，与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莫高窟的故事别无二致。这种行为里交织着近现代西方强国为了拓展经济和政治空间、了解并从而控制其他国家、传教、划分势力范围以及传统意义上获取战利品等不同目的。”

　　--最容易伪造的就是艺术史、法律史、经济史等社科历史，但相关文物最大的死穴就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欧洲伪史的画皮正在逐渐剥落。

　　--除注明外，部分资料来源：于明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梅华龙（哈佛大学近东(中东)语言文明系）

　　看看国内相关领域学者对所谓两河古代史诗的论见，涉及到饭碗问题：

　　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等民族先后生活在两河流域，他们在泥版上用楔形文字书写下了许多珍贵文献。某大学历史学系欧副教授表示，古代史诗，尤其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样的经典作品，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史诗可以发挥作为古代文明“名片”的作用，它们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受众的注意,并激发起他们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这些史诗往往浓缩了其所处古代文明的根本特性，其内容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灵的互动、社会结构以及道德价值观念等，通过史诗可以了解孕育史诗的古代文明，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点评）说白了就是民间说唱故事。这位副教授是一位女士，颇具感性色彩，发表的学术见解让俺真的有点小激动的。
　　问题是这些泥板文书是真实的文物么？
　　俺前面扒过泥板作为书写介质的制作、保存等诸多问题和欧洲学者们涉嫌伪造以及胡说八道牵强附会的“破译”死文字的段子。
　　“专家只能依靠对于古文字的经验和感觉”
　　何况这个所谓史诗居然还是据说公元前7世纪的新巴比伦国王图书馆里的抄录泥板，反映的是“据信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的故事。
　　据信，追溯，这类词儿很常见的。咱中华契丹文字专家前辈20多年才释读了20来个词或词组，呵呵。

　　--然而，这玩意儿的关键在于，“《吉尔伽美什》有很多与希伯莱《圣经》相对应的地方。事实上，《吉尔伽美什》是《圣经》的先驱，很明显希伯莱《圣经》中几个关键主题是来自《吉尔伽美什》的。”
　　原来，耶经实在是当初编造时候没注意时间上的有限，看到中华历史源远流长，索性再造一个祖先：
　　“在19世纪中叶，由大英博物馆的乔治·史密斯从亚述古都尼尼微亚述巴尼拔国王的泥板图书馆中发掘出这部史诗，共11块泥板。”

　　--为什么是亚述？因为“亚述帝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军事帝国。”
　　“以铁制武器装备，又有战车和骑兵，成为两河劲旅，所向披靡。”

　　--最后，“属于闪米特族的亚述人”，这就是关键。
　　闪米特人一词由德国人AugustLudwigvonSchlözer（1735—1809）于1781年提出，用来表示特定人群（语言学上属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的人群），灵感出自《圣经》Noah（诺亚）的长子Shem（闪）。
　　按照希伯来人在耶经中对各种族来由的记载，凡文化与语言上跟他们接近的种族即被认为是闪的子孙。
　　akkadû人（阿卡德人）、迦南人（发明迦南字母）、阿拉伯人都属于闪米特人。
　　闪米特人的的一支：阿卡德人迁徙到两河流域北部，他们在萨尔贡一世的带领下征服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建立阿卡德王国。
　　闪米特人的一支—阿摩利人开始建立巴比伦，他们在汉谟拉比的领导下经过征战，统一了两河流域，留下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

　　--为什么是亚述巴尼拔？那就是耶经考古学的需要了，旧约耶经中,亚述巴尼拔被称做亚斯那巴。见以斯拉记4:10和拿鸿书3:8-10。呵呵。

　　对于《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中的一些关键情节，国际亚述学界一直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经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吴某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在这部史诗中，基什和乌鲁克这两大城邦争霸的缘由，是位处河流上游的基什控制了苏美尔的经济命脉——幼发拉底河的水利资源，进而要求下游的乌鲁克臣服。

　　--（点评）教授的独到见解俺很佩服的。就是有个疑问，按照两河的三角洲冲积速率，在5000-5500年前的所谓乌鲁克区域，究竟是海滩还是盐沼呢？

　　没有可靠的水利与灌溉考古证据，靠洪泛区发展的文明，呵呵。

　　良渚，那可是有超级水利工程的，草包泥和竹筏运输天然毛石，和工具水平相适应，又体现出良渚先民非凡的智慧与组织力。
　　俺就不扯那些出土文物中工具的缺乏问题了。

　　欧教授表示，我国这方面研究进展相对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成熟的、能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多数古代两河流域史诗的汉语译本（包括评注本和普及本）面世。这些史诗作品如果都有成熟完整的汉译本，那么掌握楔形文字就不再构成研究的严重壁垒。国内亚述学研究者很少将包括史诗在内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而文学研究者往往又不懂楔形文字。为改变目前国内古代两河流域史诗研究相对冷清的局面，学界需要在人才培养等方面下大力气，同时做好普及工作。首先，要培养既懂楔形文字又懂文学的人才，以从事古代两河流域文学研究或比较文学研究。其次，要解决学科归属问题。目前，在国内高校，亚述学基本被归入历史学领域，学者多研究历史领域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专门的亚述学研究机构。最后，加强宣传教育以及高质量普及读物的编制工作。国内有一些群体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感兴趣，但该群体比较分散。许多人接受的相关知识多来自普及读物，此类读物中的错误可能以讹传讹，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点评）这方面的意见还是很中肯的，抓住了关键。要“既懂楔形文字又懂文学的人才”，俺这种搬砖的肯定没资格的。

　　不过，那些楔形文字是真实的文字么？
　　即使是真文字，其真实的使用年代是什么？
　　是2000-5500年前？还是500-1500年前？
　　欧洲学者对楔形文字体系的所谓“破译”是科学的么？
　　俺前面已经扒过一些段子了。“

　　普及读物，此类读物中的错误可能以讹传讹”，学术著作自然是权威，但如果材料本身就是后世编造或篡改的，教授们能够研究出什么？
　　楔形文字的破译逻辑体系就是欧洲一手炮制的，教授们又能够破译出什么？

　　近年来，欧教授一直将《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其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重点之一。她建议，在高中和大学本科教育阶段，应加强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等古代两河流域著名史诗作品的普及。阅读和了解这类作品的受众人数的增多，也会促进将来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学者数量的上升。此外，国内亚述学学者也可以考虑相互合作，把史诗从楔形文字原文翻译为汉语。

　　--（点评）“一直将《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其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重点之一。在高中和大学本科教育阶段，应加强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等古代两河流域著名史诗作品的普及。”

　　曾几何时，小学语文以及品德与社会课本里就有了大把华盛顿的华，阿基米德铜镜烧战舰以及欧洲伪史的诸多文物证据，这会子连史诗都要出来了。

　　继承悠久历史传统的炎黄子孙，打小儿学习欧洲一手打造的伪史，这倒是新时代的饭碗佳作。

　　科普一下。

　　中国古代土结构建筑

　　土结构是人类最早应用的居住结构类型之一。原始人类以石器、棍棒等简单工具，模拟天然岩洞，掏挖洞穴作为栖身之所。随着工具与技术的改进，继掏挖方式之后，又出现了夯筑、制墼等技术，推动了中国古代以土结构为主的城市、水利、房屋建筑的发展。土结构大体上可分为掏挖式、夯筑式与砌筑式。

　　掏挖式土结构　
　　由掏挖而成的各种洞穴。其形式主要有横穴与竖穴两种。
　　横穴（后来发展为窑洞）一般就土崖开挖，洞穴的上部挖成半圆拱形，拱上土重和其他荷载沿拱趾传递于基土。这种土窑洞适用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地带,至今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土窑洞仍然是民居形式之一。小洞穴只有几平方米，大洞穴可达几十平方米。其规模大小,主要取决于土质和使用要求,即拱的跨度大小随土的性质而不同。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延长使用年限,在土窑洞口安装门窗，加砌砖脸,也有在土拱内加砌拱形砖衬的。
　　竖穴是由地面向下开挖而成，口小下大，截面呈袋状穴，穴边土的侧压力沿环状穴壁分布于周围土层。在使用中穴口覆以遮盖物，以防雨雪侵入。竖穴在使用中逐步演变成半穴，继而成浅穴，最后完全上升到地面，形成了各种地上建筑的原型。但用作贮藏物品的竖穴（井窖），至今在中国北方农村中仍在使用。掏挖式土结构，简便易行，经济实用，并具有保温、节能、隔声等优点，所以具有很好的使用价值。

　　夯筑式土结构
　　使用夯杵，将土捣筑坚固，加大密实度，改善土的结构，以提高其承载能力，可作为房屋的承重结构，也可作为围护结构。夯筑式土结构，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原始夯土都是无模夯筑，工具也无定型。从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夯土遗迹来看，可能是用石块、棍棒等夯筑的。氏族社会晚期至奴隶社会早期的夯土城垣，采用先将土分层夯筑后再将两侧面加以整削成型。甘肃敦煌石窟区仍保存有夯筑土塔。
　　河南淮阳贮粮台留存有新石器时代用版筑的古城遗址，城内有土坯垒砌的房址。河南郑州一带商朝中期遗址中，发现有采用版筑的墙体。所谓版筑，即在夯土墙的两侧及两端以木板或圆木为模、并将两端锁紧，然后填土夯实；根据夯筑体需要的长度，将模板水平移动；夯实一层后,再将模板提升,夯筑另一层；直至需要的夯筑高度为止。可见中国古代已有提升模板施工的原始雏型。
　　由无模夯土发展到版筑，是夯土结构的一个演变过程，不仅节约了工程量,加快了施工进展,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夯筑结构的强度。自氏族社会出现夯筑式结构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改进,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直至明代以前的数千年中，除历代城市的城墙外，秦、汉朝的长城大都用夯土筑成。宫室或民居的墙体、高大而坚实的台基和古代水利工程中的堤坝等，也是用夯土结构建筑。明、清两代,在福建、两广部分地区的住宅,也有用夯土作为承重结构的三层土筑楼房，夯土承重外墙厚约1米左右，福建永安住宅即是一例。直至近代，某些地区也仍然有用夯土建造的房屋和墙垣。

　　砌筑式土结构　
　　土砌体所用的砌块分为“土墼”和“土坯”两种。土墼是用最佳含水量的潮湿土，放入木模中经夯筑形成。土坯则是用水和好的湿泥，放入木模中经抹平形成；在制作中也往往有加入草筋者；它们经自然干燥后即可用来砌筑。
　　墼或坯大约产生在龙山文化晚期，在商、周时期的建筑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墼或坯的砌体；敦煌、西安等地汉朝的土坯墙也多有发现；新疆发现有唐、五代时期用土坯砌筑的圆形穹窿结构，直径达10米以上；不仅说明中国古代砌筑式土结构的广泛使用，更可看出当时砌筑技术的水平。
　　墼或坯的规格虽然因时代、地区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是以便于制作、搬运和砌筑决定其尺度。墼或坯一般多以立砌为主，间以平卧的砌筑方法，这是因为墼或坯平卧砌筑较易折断；立砌时仅在上下两端用泥浆粘结，砌块的吸水面小，不致因吸水过多而软化降低结构的承载能力。

　　下面是我国最早的土坯砌体实例，湖北。

　　湖北省应城市屈家岭文化门板湾遗址

　　位于湖北省应城市区西南2公里城北街道办事处星光村。海拔高26—37米。门板湾遗址的城墙与城濠以及大型房屋建筑皆保存较好，为迄今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之罕见，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象征之一，是中国南方水稻农业聚落的典型遗存，也是江汉地区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突出表现了长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鼎盛时期，文化发展和社会分化等方面的特征，在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演进、文明的起源以及文化交流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该遗址为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城址为中心，城外分布有数个半从属聚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遗址的中部，有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一座，呈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西垣保存完好，至今高出地面3～4米，城内东北部和西北部各有一个面积较大的高台地，城垣外有壕沟。城址内发现大型房屋建筑，面积为115.5平方米。房屋内分4室，外有走廊，门窗等皆保存较好。房子周围有由围墙构成的面积达45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
　　门板湾遗址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用于防洪的城池。门板湾古城残存城墙高出地面4至5米、顶宽20多米、底宽30至40米。早在5500年前就在富水河边台地上建房，到距今约5000年时形成了超过1平方公里的特大中心聚落群并建筑城池。古城依丘傍河而筑，城南、东、北三面环水，城墙底部有洪水浸泡痕迹。被城墙叠压的房屋，紧靠河道，地势低洼，室内器物被搬空且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屋保存完好，不是通常在考古发掘中看到的废弃房屋状态，当为遇到突然事件而有组织的搬迁。
　　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带走廊的“四室一厅”
　　在110多万平方米的特大聚落群中央，雄踞着一座占地22万多平方米的古城。城内一处建有围墙的400多平方米院落中，带走廊的“四室一厅”宽敞明亮，高出地面2米多的墙壁上门窗布局合理。各室内火塘中柴薪灰烬尚存，插在墙上火种“插座”中的火种，8米多宽的古城西门。
　　该遗址多项考古发现在我国考古史上居首位。
　　——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用于防洪的城池。根据城墙与房屋的打破关系（“打破关系”是考古学上用于判断年代先后的专用术语），城墙与房屋为同时代建筑，房屋建筑时间略早于城墙，城墙直接填压房屋。门板湾古城当为有组织建设的防洪设施。
　　——首次发现结构完整、墙壁和门窗保存完好的原始社会房屋。在门板湾遗址被发现之前，我国从未发现过保存如此完好的同时代房屋。考古界以前发现的我国原始社会房屋中，绝大多数仅存基础遗迹，极少数有残存墙壁，其高度不超过0．5米，考古工作者无法直接看清房屋结构，只能从残留的房基遗迹上推测房屋的上层构建概貌。而门板湾遗址出土的房屋，所保存的房屋建筑结构较为完整，以土坯砖筑成的墙壁高出地面2米多，门、窗、走廊等建筑物保存完好。这是我国考古界迄今发现的建筑年代最早、保存空前完好的原始社会房屋，为研究我国远古建筑史首次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完整实物“标本”，具有极其重大的史学和科学研究价值。
　　——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院落式房屋。在一处400多平方米的建有围墙的院落里，房屋为“四室一厅”带走廊结构，“四室”呈“一”字形排列，各房之间有门相通。和4个房间等长的走廊与各房有门相通，“厅”位于走廊的另一边。墙外建有形状规整的散水，用于排除渍水。这座院落的建筑技术水平之高，为同时代遗址中前所未见。
　　——首次发现我国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土坯房屋建筑。厚度38厘米－55厘米的土坯砖墙体，以红黏泥为灰浆，采用我国至今沿用的条砌与侧砌结合技术，形成错缝，牢固性好。用黄白色涂料粉刷的墙体和室内居住面平整光洁，局部可见编织物铺垫痕迹，当为远古人类“席地而坐”之“席”，展示了江汉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和同时代较高的生活水平。
　　——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屋落地窗。在4个房间里，共有7扇窗户，其中5扇为高1米、宽90厘米左右的落地窗。窗框底边离地面10厘米，窗框、窗楣、窗台和窗扇轴枢等保存完好。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建筑年代最早的窗户。
　　——首次发现室内火塘。在3个房间内靠落地窗边均有约1平方米的火塘，其周边筑有宽5厘米、高2至5厘米的围边，塘中有柴薪灰烬。
　　——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保存火种的“插座”。3个大房间内各有1个布满蜂窝孔状的鹅蛋形泥巴坨，贴在靠近火塘的墙壁上，形如“插座”，火燎烟熏痕迹明显。由于前所未见，不知为何物，专家们认为应是先民保存火种的工具。
　　同时出土的彩陶纺轮、彩陶鼎足、喇叭形厚胎陶杯、高柄杯、高领罐、鸭嘴状鼎足等大量器物及其残片，均为屈家岭文化早期典型器物，展示了江汉先民的聪明才智。
　　这次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我国远古城池发展史，具有特别重大意义。此前，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原始社会人类所筑城池通常作为军事据点，其首要功能是防御外敌。省考古所所长王红星等专家根据门板湾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研究认为，门板湾古城的建筑似乎与洪水有直接关系。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门板湾先民傍河而居，以稻作农业为主，长年累月与水打交道，屡受洪水之害。早期分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力抗御洪水灾害，而当这里发展成为中心聚落群时，人们就有集体力量来修筑防洪设施了。因此，他们主动舍弃包括“四室一厅”院落在内的家园，在房屋密集的河边台地上建筑大坝以抵挡洪水，围建成了一座底宽40多米、高10多米的规模宏大的城墙，所筑城池的防洪功能不言而喻。这一发现，给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提出了新的重大研究课题。此外，门板湾遗址还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活动史、建筑史和文明进步史等具有重大意义。

　　继续科普早期土坯建筑。

　　土坯建筑的早期历史简述

　　按AH丹尼和VM马松合著的《中亚文明史》第一卷2002年版和杨建华的《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2014年版以及李晓扬的《中国早期土坯建筑发展概述》2016年版，还有杨鸿勋老前辈的相关建筑考古学论文集资料所述：

　　中亚和西亚的土坯建筑最早是在土库曼南部距今8000-9000年的，安诺文化的据说还要早，还有俺提过的安诺石印，都是欧洲的说法。我国专家的意见是看上去是汉代的文物，呵呵。

　　随后就是两河的大把所谓古文明的土坯建筑，其真实性，只有欧洲知道。

　　中亚和西亚的土坯建筑普遍为平地起建、叠砌和晾晒土坯，从未出现夯土技术。

　　中国最早的是前5500年铜石并用时代的仰韶、屈家岭和良渚文化遗址土坯建筑，例如湖北孝感门板湾古城遗址。
　　一路发展下来，青铜时代（前4000-3300年）的四坝文化等甘青遗址的土坯建筑则是与中原、东北、华东一样的开挖基槽，夯打制坯，但叠砌形式与中西亚类似，例如甘肃省张掖市西城驿遗址。

　　也就是说，中西亚的土坯建筑工艺要到青铜时代才和甘肃青海一带的文化有了交集。但从构筑制作技术来看，没有基槽，简单晾晒，没有夯筑捣实，属于比较落后的工艺。

　　新疆一带的土坯建筑和中西亚相似，最早是在和硕新塔拉遗址（公元前1900-1300年）。
　　新疆的土坯建筑保存较差，考古发现的完整土坯较少。比不上高大上的两河、埃及和中亚啊！

　　土坯建筑最大的问题就是防水性能差、结构强度低。
　　由于土坯砌块及土坯砌体自身的结构性能过低,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和地震作用下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破坏，还有就是干燥时强度很大，淋湿强度锐减。落后的工艺更甚。

　　现实中的案例就是汶川和玉树地震，最为惨烈的就是土坯建筑，抗震性能极差。

　　通过对近几年来历次大地震中土坯房屋的震害总结发现，土坯房结构在地震中易于受损，其原因有构件强度不足、节点连接弱、结构体系稳定性差等。

　　土坯建筑的抗震国外案例：

　　2003年12月26日凌晨，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巴姆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3.1万人死亡占该城人口四分之一，5万多人受伤。历史悠久的巴姆城堡在地震中已被夷为平地。

　　伊朗处于欧亚地震带，历史上就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中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里氏7.0级，震中距巴姆城不足50公里。况且这次地震属于浅源地震，因而破坏性比较大。
　　专家指出，伊朗全境都面临地震的威胁，而伊朗建筑物的抗震性能一般都比较差。
　　以巴姆城为例，当地房屋多数是有很多年历史的土坯房，在地震中极易倒塌。
　　巴姆城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人口密度相对较大。
　　另外，这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5时28分，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所以地震中伤亡的人数相对就多。

　　--（点评）问题来了，地震带的土坯建筑，环地中海、黎凡特和中亚，哪些地方是地震带呢？呵呵。

　　巴姆古城所在的克尔曼省名字的由来，美国著名伊朗学家福瑞（R．Frye）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遗产》中提出这个地名最初来自居住在这里的克尔曼人，而“克尔曼人”这个词可能就是“日耳曼人”的异读，这也印证了古波斯人的印欧民族属性。

　　--（点评）自古以来，哪个还要洗中西亚史与欧洲无关的，滚回家面壁去。

　　补充一点：
　　硬山屋顶在宋朝的《营造法式》中未见记载。
　　可能随着明、清时期广泛使用砖石构建房屋,硬山顶才得以大量采用。
　　宋代陕西缺乏硬山屋顶建筑，这与煤的开采有关。
　　元代后陕西发现了大量煤炭，煤的大量开采，使砖的大批量生产成为现实。
　　山墙改用砖不怕雨水，原来使用土坯，怕雨水，所以不能采用硬山，而只能是悬山屋顶以保护山墙。

　　旧约创世纪19章论到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倾覆。1968年前，除旧约之外并未发现关于二城的记录，因而许多反对圣经的学者认为这是捏造的传说。但是，一名研究近东文化的罗马大学生柏提那都(GiovanniPettinato)发掘了一个被人遗忘多年的文化城都“埃卜拉”(Ebla)，随之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泥版，所论及的众多古城中提到了所多玛和蛾摩拉。其中，有一块泥版是埃卜拉与所多玛买卖谷物的单据，可见这两座城确实存在。

　　--可惜，应该伪造点古代以色列文字泥板的，参看俄克喜林库斯的沙漠露天垃圾堆里面占据莎草书7成江山的大约50万片碎片，90%是单据契约，还有克里特线形文字，亦然，俺琢磨，无他，造起来方便。

　　埃卜拉泥板所具有的《圣经》性意义非常重要。因为批评家认为摩西时代是文字制定之前的时代，但是存在于摩西曾生活过之地区的埃卜拉泥板，所记录的却是摩西之前1000年左右的法律和风俗。由此，批评家的主张被证明为只是单纯的假想。特别是泥板上记录的法律和《申命记》中记录的律例有着相似的形态，所以就证明这种认为具有法律性构造的旧约《申命记》出现时间晚于比其它书卷的主张就是错误的。

　　而且埃卜拉泥板向人们阐明的另一个重要事实，证明了《创世记》十四章。“当暗拉非作示拿王、亚略作以拉撒王、基大老玛作以拦王、提达作戈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所多玛王比拉、蛾摩拉王比沙、押玛王示纳、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琐珥。”【创14:1，2】即使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创世记》十四章是错误的，亚伯拉罕为五王争战得胜的故事一直被当作一种神话。然而在埃卜拉泥板上所记述的五王的名字是按照《创世记》的顺序记录下来的，而且也记录了这些国家所在地区的风俗和年代，这就证明了《创世记》14章的内容是多么的准确。

　　--懒得评论了，爱谁信谁信。

　　--康熙时期的在华传教士仍然拿不出任何一本耶经文本。第一本天主教传教小册子就是所谓的《天主圣教实录》在崇祯十年即1633年后的某一年才出版，其中主要是天主耶稣，没错，就是耶稣的开创造人，降临人间传教救人。旧约那套犹太史还没编出来。中文版和满文版的耶经居然是为了满足侨民传教需要在19世纪20年代才在孟买和圣彼得堡翻译出来。耶经文本的颠覆可以推翻欧洲伪史了。

　　补充一下亚述都城尼尼微的来由：

　　19世纪中叶出版的一本百科全书[1]指出：“在过去，亚述帝国的历史可说是世界史上最模糊的时期之一。”“我们对古尼尼微所知的一切，若非来自圣经的零星间接论述和预言，便是来自狄奥多罗斯……和其他学者随笔写下的亚述历史的残存片断。”

　　--按，去掉前述耶经的内容，这个狄某和其著作也是俺一直质疑的诸多所谓古希腊著作之一。

　　--据说，狄某生于西西里的Agyrium（今Agira），是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Bibliothecahistorica（《历史丛书》）四十卷。除了他自己的著作Bibliothecahistorica，古文献中关于其生平活动鲜有记载。

　　--只有耶柔米在Chronicon（《纪年史》）中亚伯拉罕1968年（前49年）下记有：“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希腊历史作家，享盛名”。其作品的英译者CharlesHenryOldfather则提到古Agyrium留下的仅有的两块碑铭中的有一块（I.G.XIV,588）即“狄奥多罗斯，阿波罗尼奥斯之子”的墓志。
　　--（说明，所谓亚伯拉罕1968年，参看关于耶经纪年的诸多论文，反正不是定论，只是，神论。）

　　Bibliothecahistorica（《历史丛书》）四十卷，共三部分。首六卷按国别分别介绍古埃及（卷一）、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塞西亚、阿拉伯（卷二）、北非（卷三）、希腊及欧洲（卷四至卷六）的历史与文化。第二部分（卷七至卷十七）记述自特洛伊战争以来下至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历史。第三部分（卷十七以后）记述亚历山大以后的继业者至前60年或前45年恺撒发动高卢战争。

　　--不错的世界史阿，哪来的呢？
　　--首先是1472年，15世纪晚期了，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出版的前五卷拉丁文印刷版！时间，地点，文字，诸位看看，是否似曾相识的桥段？
　　--然后，1535年，在巴塞尔终于出版了古希腊语的16-20卷出版本。后来就是据认为是10世纪的羊皮书图画本，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插画中纹章与人物服饰的时代特征，检测？欧洲那是私家藏品，恕不外借。

　　两个世纪以来，圣经考古学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它们使人类对《圣经》的认知不断步入更科学、更严谨的轨道。一度质疑圣经可靠性的学者都因自己所发现的概叹：

　　“考古资料和铭文资料证明了旧约中无数的章节和论述的历史真实性。”——《考古学与圣经鉴别学》(ArchaeologyConfrontsBiblicalCriticism)

　　“事实上，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至今没有任何考古发掘曾与任何一处圣经记载抵触。许多考古发掘出来的，不论在大纲领域或在细目上，都证实了圣经中的历史记载。”——《荒漠江河》(RiversintheDesert)

　　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最具代表的学者Albright曾经这样记述：“依据考古学不得不承认《旧约》传承的大部分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无法否认，考古学切实地证明了《旧约圣经》的历史。”

　　考古专家尼尔森格鲁伊克博士也做出了以下结论：“可以明确地说，考古学的发现从未否认过《圣经》的记录。无数的考古学发现都概括或详细确证了《圣经》历史性的陈述，这是很明白的。”

　　--专家都这么说的，不管诸位信不信，俺先怀疑一下。

　　耶经考古学至今依旧生命旺盛，除了俺以前提过的圣殿山犹太金币的纷争，还有：

　　2008年8月19日《耶路撒冷日报》的一个版面报导了在耶路撒冷发掘到刻有《圣经》人物基大利名字的印章，且形态完整。日报中说，希伯来大学EilatMazar教授所率领的考察队伍最近在耶路撒冷城墙南部出入口粪门(DungGate)附近的地下，找到了一枚黏土的印章，这是出现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三十八章1节的基大利黏土印章。这枚2600年前使用的半径为1厘米的印章，其出土地区正是Mazar教授的考察队曾在2005年找到犹甲印章的地方。

　　同时出现在《耶利米书》中的基大利和犹甲，是在古犹大国最后的王西底家麾下任长官职位的人物。Mazar教授自评说：“刻有《圣经》同一章节中登场的两个人物名字的印章，在同一地方出土，这在以色列考古学发掘史上是第一次。”犹甲的印章是在被推定为大卫王宫殿的石结构物下发现的，基大利的印章也出土于同样石结构物的外壁。


　　--耶路撒冷城墙南部出入口粪门(DungGate)在近代只是一个小洞，以色列建国后已经被重建得面目全非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该城近代诸门的变迁与建筑史，就会明白以色列的重建极具创造性，呵呵。石墙下面有私章，私章是个人随身携带的，一般见于墓葬或是战场乱葬坑。喜欢考古的可以琢磨一下可能的推论。

　　按：《耶利米书》三十八章1节的基大利（GEDALIAH）是巴施户珥的儿子，耶路撒冷的公民领袖之一，与先知耶利米敌对。首都的豪强之一的黏土印章，很便宜阿。当然，还有当过7个月省长的那个基大利，也一样有印章出土。

　　继续来看耶经考古在挖了地方以后再去挖人物的故事：

　　在1992年，有些学者非常自信地断言，“没有文学上的标准使人相信大卫在历史上比约书亚来得真实、或约书亚比亚伯拉罕更真实、或亚伯拉罕比亚当更真实”（见：“大卫的家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圣经》考古评论》，1994年7/8月刊，54-55页）。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之后，考古学家在加利利上部挖掘到一个公元前9世纪的关于“大卫的家”的碑文。杰弗里．希勒尔是一名得过奖的新闻工作者，也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写宗教题材的撰稿人，他写道：“这个关于大卫的残缺资料是历史上出乎意料的。我们所熟悉的犹大的远古勇士国王的名字是从未…在《圣经》以外的古记载里找到的”（《《圣经》是真实的吗？》，60页）。

　　--有西方学者的质疑，只要一年，就可以挖出来大卫的家的碑铭，宗教经卷的孤证照样会有文物佐证的，考古出来的，不是市场上买的哦。大卫那是国王，没有发达以前的家里在夺位以后至少也得改造成为宫殿和祭祀场所的。

　　几十年来，批判家将《圣经》里关于大卫和歌利亚的叙述看作是一个虚构的宗教幻想故事。但最近“考古学家们在传说是圣经里歌利亚的家〔迦特，见：撒母耳记上17：4〕挖掘出一件陶器碎片，它的上面刻着这个非利士人的名字；他们断言这个发现给大卫与巨人战斗的《圣经》叙述提供历史真实性”（《伦敦时报》，2005年11月13日）。这是迄今所发现到的最古老的非利士人的铭刻；它的年代为公元前950年-在《圣经》的叙述70年以内。

　　--21世纪了，巨人歌利亚的家也有了，名字也有了，还是考古佐证。断代明确。呵呵。

　　那些持着怀疑态度的学者多年来认为，“在亚伯拉罕的年代里，赫人是不存在的，因为除了《旧约》以外，没有任何他们存在的记载。他们必定是虚构的”（《需要作结论的证据》，麦道卫，第1卷，11页）。但是，后来的“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到超过1200年的赫人的文明”（同上）。

　　--俺就不提汉斯佬把土耳其中部的疑似公元后5-7世纪的哥特人遗址乱挖一气以前，就是拿着旧约去找传说中会用铁器的赫梯人遗迹的，然后自然搞定，连符号“破译”也是按照２０世纪初期的英语和所谓古高地德语的发音和意义去硬凑的。
　　--因为欧洲武断地假设了前提，一定是首先发明冶铁技术的赫梯一定是印欧语系的语言一定是字母文字的体系，和黑森林猪猡们是同一个老爹，而且语音、语义３０００余年基本一致，这智商，呵呵。

　　同样的，批判家认为《圣经》中的家长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是从希伯来人的民间传说里所虚构的人物。
　　然而，在叙利亚北部发现了马里宫殿，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750年间，马里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马里宫殿是这一时期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宫殿。它用泥砖建成，当中是一个庭院，四周围绕着300多个房间。宫殿隔壁是庙宇群落。
　　在这里的皇家档案还发现了约1.75万块泥版文书。这使我们了解到宫殿和城市生活的许多细节。看起来，马里的财富来自于农业生产和向幼发拉底河上行驶的船只征收的通行税。马里有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水经过沟渠流入田间。
　　泥版文书告诉我们，皇家贵妇们在宫廷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们掌握着库房的钥匙，还控制着许多宫廷官员。其中楔形文字碑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的（大致上是这些家长的年代），它们上面写着“亚班兰（亚伯拉罕），雅各布尔和便雅悯人之类的名字”（《当怀疑论者问时》，格斯勒与布鲁克斯，186-187页）。
　　所有这些发现证实《圣经》里所记载的，并否定了批判家们的指责。

　　－－发达的文明就喜欢拿泥板来当档案文件的，全然不顾建筑毁坏倒塌以后大河农业环境的影响。这次是晒干的还是继续遭遇大火烤干的呢？

　　在埃卜拉（现今叙利亚境内）所发现的年代始于公元前2500年的逾17000块泥板文书，推翻了批判家的理论。
　　埃卜拉的碑（它们比巴比伦的创世史诗早了600年左右）有着“《圣经》以外已知的最古老的创世叙述…这些碑上所记载的显著地与创世记里所记载的相似，它们讲述了一个创造天、月亮、星星和地球的生物。相似的古物显示出，《圣经》有着更悠久的，更少加以渲染的说法…它们〔埃卜拉的碑〕推翻了一神论是从假设的早期的多神论演变过来的不稳定的信念”（《贝克基督教义辩解百科全书》，格斯勒，208页）。

　　--还是以埃卜拉作为小结。现在俺说耶经考古学是西方考古学的基础，这个也是个人的推测与假说，并非定论哦。
　　--至于有不信的，自己去找一下，那些耳熟能详的古代文明遗址和铭文中的人物，包括商博良之流的业余天才们“破译”不知真假的古代符号时候的什么人名啦、地名啦，其源头在哪里。

　　以前扒耶经旧约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欧洲伪史的体系主要是建基于旧约传说故事的整体之上，从框架到细节，甚至从几个名词就可以演绎出一个历史体系，辅之以近代以来伪造和篡改的大堆所谓遗址、文物佐证。那么问题就来了，旧约疑问重重，新约呢？
　　正好看了一部《使徒保罗》电影，抛开文艺的演绎，翻开故纸堆，顺便扒一扒耶经新约的小段子也是有趣的。

　　看过《耶经·新约》的兄弟姊妹们，都应当明白中的《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等为其所撰，被称为保罗书信，构成了《新约》的主要内容，是阐释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文献。

　　--（点评）这里借用一下传教者的习惯用语，话说俺还是高中就看了繁体版耶经的，那会儿主要是琢磨旧约里的那些战争史以及战利品的内容了，现在总算琢磨出都是故事的内涵来，不提。

　　保罗：Paul（英语）；Paulus（拉丁语），（公元3年—公元67年），《耶经》中人物，亦称为使徒保罗，天主教翻译作圣保禄。此人物从迫害基督徒的犹太裔罗马帝国官员蜕变为殉道的传教士的生平不提，单说宗教地位，不是历史地位哦。
　　保罗是耶稣基督的同时代人，年龄稍小于耶稣，他是基督教最伟大的传教士。他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比任何一位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都要持久和深远。他被基督教史学家公认是对于早期基督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可称为基督教的第一个神学家，第一代基督徒的领导者之一，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之一，史上最伟大的宗教领导者之一。
　　保罗对基督教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以下3个方面：（1）他在传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2）他的书信，构成了《新约》的重要组成部分；（3）他在基督教神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是保罗，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把基督教从一个犹太人的小教派转变而成世界性的宗教。他的那种认为上帝是神、上帝审判世人的观点成为基督教各派普遍接受的教义。许多基督教神学家都曾受到保罗的影响，如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事实上，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基督教的创始人应当是保罗，而不是耶稣。这尽管有些偏颇，然而，即使保罗的影响不能与耶稣等同，但却比其他基督教思想家的影响要大得多。
　　在《新约》二十七部书中，至少有十四部被认为是保罗所作。即使现代学者认为这些书中有四、五部实际上是其他人写的，也可以看出保罗显然是《新约》最重要的作者。

　　--（点评）这地位，还有文章的重要性，有的是数百年来连篇累牍的论文和专著加以阐述，包括中华的某些学者们。不过这些文章，是跟随着耶经的出现而出现的，印刷本不提，所谓手抄本的断代俺也是扒过的，不可靠的羊皮书最早也就是千年以前的抄本，按照文献源流的要求，更早的证据才是更加可靠的，这一点，即使是西方的宗教或世俗学者们也明白，没办法，有着中华考据文化的见证，糊弄世人，比较难。

　　《罗马书》等在381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被列入新约正典，有七封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保罗作品。这些文章在新约中的地位。如“以赛亚书”在旧约中的地位一样，是涌现救恩的河流，或谓全部圣经为人所带的戒指，罗马书等正如戒指上的宝石，是基督徒的信仰章程，也是福音的根基，让诵读的人不但能使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又能获得更丰盛的救恩，故称之为“世界上最深奥的作品”。
　　保罗的《罗马书》等九封书信一并在称为切斯特·贝蒂希腊文纸莎草抄本第2号第46页中被发现。凯尼恩爵士论及这份早期抄本说：“我们在此拥有一部近乎完整的保罗书信的手抄本，这部抄本看来写成于第三世纪初左右。”相关文献由凯尼恩爵士编辑翻译并出版。

　　--（点评）凯尼恩爵士FredericG.Kenyon大名鼎鼎（或是臭名昭著），就是那位1890年代初在伦敦买了一份据说是在埃及某地挖出来辗转倒卖过来的古希腊文莎草书，在短短一周还是两周后就公开发布了号称是古希腊大神仙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的英译版的大英博物馆馆员，后来自然成为大英博物馆馆长，也是论功行赏的最佳范例。亏得俺当年还学习这伏藏来着，19世纪不列颠的政治制度果然是传承自2500年前的古希腊神仙的啊！这就叫，自古以来。

　　老是有些对欧洲蛮夷编造的伪史体系一无所知的跳出来扯什么两河、埃及与欧洲无关的鬼话，这就是在打欧洲伪史的脸么！


　　所谓帕尔米拉古城就是阿拉伯时代的泰德穆尔，地震毁坏。直到1924年，欧洲才出动开始发掘，或者说开始伪造，一边挖一边造。一开始只有一根柱子，然后法国人在1960年前后改造修葺之后，便成为了一大片宏伟的建筑群体。18世纪才废弃的一座城市，只剩下一根柱子了，欧洲人居然给创造出来宏大宫殿和城市出来……
　　1964年，高潮来了，所谓芝诺比亚女王的完整石雕像现世了。伪史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古罗马强盗对这所谓的完整石像视而不见也真是一个神迹。

　　在这里，又要扒一下这些伪史的真正源头，那就是旧约。

　　旧约按中文耶经的源流考证，应该晚于天启年间的新约四福音书一部分。18世纪初在开封伪造了所谓旧约十三经，最著名的就是摩西五经。参考中华历史和一些古籍伪造出来的发家史。

　　其后，才会有所谓希伯来正典中被列在圣卷之一的所谓但以理书。

　　但以理为公元前605年被尼布甲尼撒王掳至巴比伦的犹太青年。他在异邦朝廷历任大臣、曾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伯沙撒以及波斯王古列（前539至530年）。耶稣称他为先知（参太24:15）。但因他实际的身分为政治家，故本书在希伯来正典中被列在圣卷的部分。但以理一生对神顺服忠诚，对异教环境毫不妥协，用生命见证神的大能。
　　但以理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表明以色列的神仙耶和华如何在异教国家中得荣耀。虽然耶和华曾藉外邦国家来惩罚以色列，但「被掳」不是永久的：反之，那些征服以色列的国家却在历史的过程中自行瓦解。时候到了，耶和华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耶和华是掌管人类历史、列国兴衰的主宰。

　　注：把这个耶和华换成真主安拉也是说得通的。看过耶经和古兰经的童子应该明白俺的意思。当然，在明末的一大堆在华传教士及其数十万教徒那儿，还没人明白啥叫耶和华。那时候的天主就是耶稣。

　　这是一部预言书。
　　“但以理书是旧约的启示录，因内中的异象、预言与新约的启示录前后吻合，首尾呼应，象天衣无缝，因为启示但以理的灵亦是启示约翰的神，正如基督说：「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5:18)。本书中各项预言在历史上皆有详尽的应验，可见神言之不虚，伟大无匹。”

　　所以，“一般所认为但以理书大部分是虚构的这种看法，最主要是根据现代哲学上的假定：人类不可能预言长远以后的事。因此他们认为但以理书中一切已应验的预言，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写的，所以时间上一定不会在马加比时期（公元前二世纪）之前。”

　　那么，这帕尔米拉古城和芝诺比娅女王和旧约的但以理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以理书》共12章357节经文，其中有162节(占45%多)是预言。下面是第11章的预言。

　　“他手下的一个领袖，也就是南方王，将会强盛起来。但另一个人会胜过这个国王，统治的权势极大*，比这个国王有更大的权力。
　　6“若干年后，他们会结盟。南方王的女儿会去北方王那里，订立公平的协议。可是她的势力*不能维持下去。国王不能立足，丧失一切势力。她和带她来的人，还有生她的，以及在那段时期使她有势力的人都会被交在别人手里。

　　“北方王会来筑起围城的土垒，夺取一个有防御工事的城。南方王的军队*抵挡不了，连他的精兵也战败，无力对抗。16他*会来攻击南方王，任意行事，在他面前谁也不能立足。他会站在荣美之地+，手中有能力灭尽敌人。17他会决心倾尽全国的军力而来，却会订立公平的协议。他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有一个做女儿的会被他所误，后来无法坚持下去，不再属于他。

　　按照旧约编造古罗马伪史，从奥勒留大帝到芝诺比娅女王，一帮子17-18世纪的强盗二代们编造小说式的伪史，19-20世纪征服东方后跑到当地大肆伪造和篡改古遗址，有的索性新建一个，例如巴勒斯坦的所谓古罗马凯撒尼亚海港城，那就是一座富商家族在1950年代以色列建国后用混凝土为主材建造的现代主题乐园。

　　Chester Beatty Papyri切斯特·贝蒂纸草

　　1930年前后，埃及又发现一批纸草文献，当中意义重大的是纸草圣经。1931年，有人宣布买下了这批文献。这批希腊语抄本，有的鉴定为公元2-4世纪的文献，内容包含《希伯来语经卷》8卷书的部分内容（创世记、民数记、申命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以斯帖记），有3份抄本包含《希腊语经卷》15卷书的部分经文。这些纸草圣经，大部分被美国抄本收藏家切斯特·贝蒂买下来，现藏于爱尔兰都柏林。其余的抄本被密歇根大学和其他人收购了。
　　国际上标示纸草圣经的方法是在大写“P”后面的右上角标上一个小小的数字。《切斯特·贝蒂纸草残片1号》（P45）包含一份抄本当中30页的残片，这份抄本原有的纸页可能达220张。P45有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部分经文。《切斯特·贝蒂纸草残片3号》（P47）是启示录的一个残缺抄本，包含了十页的残片。人们相信，这两份纸草残片是公元3世纪的文献。
　　另外，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切斯特·贝蒂纸草残片2号》（P46）。人们相信，这份抄本写于公元200年前后，原有页很可能达104张，现存其中86页的残片，但仍包含了保罗其中9封受圣灵启示的书信：罗马书、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早期抄本收录了希伯来书。由于希伯来书没有写明执笔者的名字，所以常常有人争议这封信是否由保罗所写。可是，既然P46收录了希伯来书，而P46又显然只收录保罗的书信，那就表示在公元200年前后，早期基督徒接纳希伯来书是使徒保罗在上帝启示下写的。这份抄本收录了以弗所书，也否定了以弗所书不是由保罗执笔的说法。

　　--（点评）这次可不是1899年开始的俩牛津大学的初生牛犊在各方面资助下，在埃及沙漠的阿拉伯谢赫圆顶墓室周围新鲜出炉的大大小小的露天垃圾堆里刨出来的货色，不是包鱼的，也不是擦屁股的。就是从二道贩子手里买来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忽悠，有利可图的事儿，呵呵。科技测年，那会儿也没有，只要“人们?相信”、“显然”，那就是神迹了，谁敢反对？

　　--还有断代晚近一些的抄本，那发现的时间一定是比这次更早的，例如西奈山抄本和梵蒂冈抄本，越是晚发现的，稿本断代越是早，完美符合19世纪末期欧洲学者以及中国的高足们“层累”造史观的标准要求。
　　--按照中华疑古派的标准，这欧洲伪史啊，就连大把的传说都是伪造和篡改的，伟大的古啥啥，说不定就是“一条虫”。

　　--这八卦随便一点啊，就要参考十多种资料来源，某些非英文版的还要转译，够累的。哪像某些ID，只会转进栽赃，一点儿文物文献的佐证都拿不出来，空炮倒是山响。

　　目前所知，这批文献最有可能是古董商非法获取的。正因为如此，确切的发现时间、地点等情况尚不清楚。学者的一种解释是，手稿在aphroditopolis古城遗址（今埃及吉萨省的Atfih镇）附近的科普特人墓地发现的一些罐子里被发现。其他的解释提出，应该是Fayum古城遗址而不是Aphroditopolis遗址，或者说是在一个基督教教堂或修道院的位置发现，而不是一处墓地。

　　--（点评）究竟是哪里来的，俺真不知道。
　　--注意美国抄本收藏家切斯特·贝蒂，这就是这批文献的命名来源。这家伙是干啥的呢？继续扒。

　　Alfred Chester Beatty爵士（1875年-1968年）
　　是爱尔兰裔美国矿业大亨、慈善家和那一代最成功的商人。他在1933年加入英国籍，在1954年荣获爵士，1957年获得爱尔兰荣誉市民，死后荣膺国葬待遇。他收藏欧洲和中东的手稿，罕见的印刷品和艺术品。
　　他是一个金融家族的成员，经过自身的努力，成为最优秀的采矿工程师，并创立了矿业公司，涵盖了俄罗斯、加纳、赞比亚、刚果等多个区域的矿场，特别是垄断性地控制了铜矿带，被世人称为“Kingofcopper”铜矿之王。
　　作为伟大的收藏家，他不仅收集最好的亚非艺术作品、文献和文物，还与大英博物馆开展了密切友好的合作，有平分账单的买卖，还有慷慨大度的赠送。

　　--（点评）和欧美欧洲列强的思路一致，仓廪足而知礼节，在非洲血腥掠夺的铜矿大王钱多了，就要玩高雅的，例如十年前的那些煤老板们的做派。当年某些小老板也是在俺面前炫耀假货来着，呵呵。
　　--至于这位爵士与大英博物馆之间如何亲密友好，如何把收藏品卖给其他的富豪们，俺真没有兴趣。
　　--对了，这好几十捆莎草席子里，绝不会只是耶经章节，要伪造文明，也是需要配套工程的，其中就有Chester Beatty MedicalPapyrus，所谓的3200年前的古埃及医学莎草席子，主治头痛和肛肠疾病。
　　无他，这医学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那也是高大上的存在，例如放血疗法。呵呵。

　　--（延伸）顺便提一下和Chester Beatty Papyri年代相近并且略早一点的Bodmer Papyri，发现时间自然再晚一点，据说是1952年在埃及中南部尼罗河大拐弯处的基纳省西部的Dishna迪什纳镇附近的Pabau出现的。这个Bodmer纸草由二十二份纸草卷组成，没说是残片，因为实在是太完整了，墨迹清晰，说这是残片，丢不起那人。

　　--命名原则自然还是MartinBodmer，就是从无名氏古董商手里买下这批伏藏的富翁。该富翁是瑞士富豪家族的公子哥儿，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学过德语，不过放弃了，后来学哲学，然后搞收藏。其宣称，这玩意是从埃及的古都Pabau遗址的某座图书馆附近出土，转卖走私到了瑞士，然后被其慧眼识宝，慷慨解囊，买了下来，又是好几十捆席子。不过，其后人已经于2007年将其收藏文献的大部分转卖给梵蒂冈。

　　--Bodmer纸草的内容自然要包括新旧约耶经，这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早期基督教文学，对了，还得有荷马史诗和米南德的喜剧文艺作品。最古老的P六十六残片，特完整特清晰的书页，被认为是公元200年的约翰福音作品。信不信由你。呵呵。

　　顺便再看看耶经考古学对后辈的看法：

　　艾萨克·牛顿爵士1728年在撰写《古王国年代》的时候，他的素材包括圣经和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他从圣经的历史部分所得出的结论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直至今日也只需作细微的改动。但他根据世俗古典著作所复原的古代历史则是完全错误的。
　　牛顿写道，示撒（圣经记载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位时曾洗劫耶路撒冷圣殿的埃及国王）不仅入侵了非洲和西班牙，还跨越了希腊平原，进军至印度，在印度的恒河边立起了凯旋石柱。
　　据我们现今所知，除了圣经中所记载的之外，示撒的所有这些征战都是虚构的。牛顿说拉美西斯二世生活在公元前九世纪而不是十三世纪，然后才是吉萨大金字塔的建造者齐奥普斯，切夫拉和米凯里努斯。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埃及第四王朝的国王生活的年代要比拉美西斯早好几个世纪。他们所建造的金字塔在摩西的时代就已是这些建筑者们光荣的纪念碑了。

　　--俺前面提过拉美西斯二世的断代问题，旧约的年代和考古佐证之间相差甚远，不论是牛某还是拿某，都没有真正可靠的考古依据，然而，就这么定论了，然后成为百科全书和教材的课文。话说商某“破译”所谓罗塞塔三语石碑，拉法老的姓名可是关键，问题是，真的吗？

　　十九世纪初的圣经注释家如亚当·克拉克等人重蹈了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覆辙。当他们试图依据古代的历史记录来解释前波斯时期的圣经历史时，他们无法决定是以圣经故事作为历史背景，还是采用相反的历史记录。结果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往往是错误的。
　　十九世纪初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们手中的资料很少，况且内容含糊，歪曲事实和甚至是错误的，留下了无法认定的重大空白。一些传说中的人物被当作历史人物，因此无法复原古代世界的真实历史。
　　即使到了今日，我们对古代的历史有了更多的材料，仍远远不能准确地了解古代民族之间发生的所有相关事件，识别古典作者们所描述的全部人物和史实。

　　--上面的描述还是在19世纪初，众所周知，那时候已经有海量的伪造或篡改文献流传，有的干脆就是类似蒙森的罗马史之类的全面创造品，和古罗马骨灰级粉丝盐野七生老太太的那几大部罗马人物语的性质没什么本质的差异。
　　--特别是那些充斥着长篇大论的演说词和法庭辩护词的所谓古代著作，可以认为就是文艺复兴以后一大批有名或无名的作者的无限演绎。
　　--而那些各式各样的单据契约，更像是19-20世纪无脑伪造者的当代抄袭物。
　　--问题是，在此基础上对于这些古代文明的研究探讨又属于什么样的游戏呢？职称，薪酬，还有版税，呵呵。

　　当代证据的发现，表明希腊和罗马作者们所保存下来的古代资料是不可靠的。当学者们发现古代作者的许多资料都曾被误解或是完全错误的时候，他们开始对所有的古代文献产生怀疑，例如不仅称荷马史诗《伊利亚德》为虚构，甚至否定特洛伊城的存在，直到海因里希·施利曼发掘出该城，才证实了它的存在。

　　--没有耶经考古学的奠基和因此对古文明符号的“破译”，就没有西方古典史学体系的总体构建。不信的可以自己去看19世纪以来至今不绝的考古验证过程。
　　--补充一句，那个所谓的特洛伊遗址，没有一个字和一件可靠的文物能够证实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特洛伊，相反，当地充斥着现代的伪造建筑，这不是仿古风，根本没有严谨的建筑风格、材料、工艺的传承与考证。

　　这种对古代文献的怀疑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根据的。于是这种态度也延伸到对圣经的作品上。许多人认为圣经中古代世界的历史，先祖、先知、士师和国王的故事大都是杜撰的，和希腊与拉丁文献流传下来的古代民族的传说并没有什么两样。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都对圣经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极大的怀疑。他们也是圣经最激烈的批评者。

　　--这里要涉及到犹太商业资本势力与日尔曼-盎格鲁撒克逊资本势力有打有和的问题，不作谈论。

　　帮助现代学者解读已被遗忘之文字的钥匙已经找到。如埃及人和赫梯人的象形文字，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古代居民的字母文字。已消亡了数千年的语言得以恢复。它们的词汇得以确认。埃及的沙漠和西亚的废墟出土了已掩埋几千年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帮助现代学者重新了解那些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许多在圣经和其他古代文献中提到，但其地点完全不为人知的城市，如拉吉，夏琐，米吉多和尼尼微等，也被发现和发掘出来了。出土了庙宇和宫殿的废墟，发现了学校，图书馆和坟墓。长期隐藏的秘密揭开了，使人们迅速积累了古代世界的知识。这是圣经人物所生活的世界。

　　--于是，古代文明的描述和解释体系就这样在耶经考古学的基础上验证并重构了，然而，这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那些即使在耶经里面也只是泛泛而谈的人物和城市，在欧洲的挖掘和“重建”中迅速营造起大量的典籍和伟大的建筑，百科全书和课本一次次更新，越来越久远的找爹史的内核却还是耶经的条文。

　　圣经考古学，特别是埃及考古学是在1798年诞生的。那时拿破仑进军埃及，带着大批学者，建筑师和画家。他们奉命去研究和记录古埃及的遗迹。这些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们出版了洋洋二十四大卷研究成果。这些书籍至今仍非常宝贵，因为这些法国学者所描绘的许多纪念性建筑和碑文后来都毁掉了。

　　--就是所谓的埃及描述，埃及学伪史及其伪造古迹的设计总方案。在帝国时期和波旁复辟各印刷了一版。东方学的开山之作和里程碑。扒皮古埃及伪史，这就是根基。
　　--和那位意大利教士一样，据说从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地方运回来几百万字的所谓古希腊铭文抄录本，有同好也去探寻却没有任何发现，回来问渠，其称已经亲手毁弃，据说动机是预防异教徒篡改内容。呵呵。

　　轮到所谓埃及文字了，这方面不熟悉，引述段子加以点评。

　　在商博良开拓性的工作过后近七十年，出版了第一部令人满意的埃及象形文字语法。在他以后一百多年，产生了一部4,200页的翔实的埃及语词典。埃及语是一种图形文字，几百个字符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

　　--一种绵延3000多年的图形文字，居然基本只有几百个字符，还只有辅音没有元音。参考鹿野等对于古文字释读的疑问，怀疑欧洲在凑译的同时夹杂大量的伪造，把死文明的符号体系用伪造的文物和近代字母文字关联起来，然后进行以欧洲中心论为前提的“破译”，其基础就是耶经，辅之以其它所谓文献的专有名称。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没有进行任何系统性的发掘。只有一些当地居民挖掘和贩卖大量的古董给欧洲各国大博物馆的代表们。这些博物馆在当时积累了大量的珍藏品。
　　后来马利艾特被任命刚建立的埃及政府文物局，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寻找科普特人文献的时候，他幸运地发现了饲养和埋葬圣牛的塞拉皮犹姆圣殿。
　　他采用铁腕的手段，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取缔了非法的发掘，并将所有的发掘活动置于他本人和他下属的控制之下。
　　在这段时期，古埃及的瑰宝源源不断地流入开罗博物馆，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古埃及艺术品收藏馆。

　　--被埃及人称为“埃及博物馆之父”的法国著名考古学家马利艾特于1863年担任埃及文物局长官，在此之前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不考古，而是以购买传世品玩积累呢？
　　--此后，马某及英法政府之间关于倒卖走私文物的桥段上演了不止一出了。

　　在马利艾特管理的三十一年时间里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一个秘密隐藏许多著名法老达三千多年的地方。
　　他们的坟墓曾在古时被盗。一位虔诚的国王将他著名先辈的木乃伊收集起来，存放在上埃及首都底比斯附近西部沙漠悬崖上的一个人工洞穴里。
　　其中有军事霸主图特摩斯三世的尸体，他在公元前十五世纪曾征服整个巴勒斯坦，很可能就是压迫以色列民的法老；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尸体，他是抵抗赫梯人的加低斯战役的英雄；有拉美西斯三世的木乃伊，他是公元前十二世纪面临海上民族威胁时挽救埃及的国王。

　　--所谓的“帝王谷”那些木乃伊就这样和旧约联系到了一起，成为耶经考古学的现实例证，问题是真的是那些旧约里的人物吗？为什么不公开法老木乃伊的人种属性呢？

　　我们还拥有公元前十四世纪完整的王室档案。

　　其中有数百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藩王写给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四世的信函。这些信函被称为亚玛拿书信，是1887年一位农妇在无意中发现的。这些书信证明为埃及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令学术界感到惊讶的是，这些书信证明当时的外交语言是巴比伦语。而埃及宫廷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藩王之间的通信也是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后面将解释）写的。
　　这些书信证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埃及在政治上十分脆弱。据认为就是在这段时期，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和众长老的率领下占领了迦南。
　　其中有些书信是耶路撒冷王、赫人阿布杜希巴所写的。他请求埃及援助武器和士兵，用以抵御前来进攻的哈皮鲁人（Habiru）。哈皮鲁人当时已经占领了国家的许多地区，并且威胁着要侵占全地。
　　这些书信中的哈皮鲁人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人。许多学者都这样认为。若是这样，我们在这些亚玛拿书信中就有了迦南人视野中希伯来人征服迦南的故事了。
　　这些文件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巴勒斯坦在约书亚笔下征战时期的状况。

　　--亚玛拿对于圣经研究相当重要，因为于1887年，该处偶然发现了一系列写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书信。以后的年间不断有新的发现，至今所得的文件共380件。楔形文字是外交语言，欧洲还是在折腾19世纪的欧洲语言体系阿。

　　--至于还有石刻、字母文字以及新约莎草书抄本的发现，内容可以说是量大管够。有兴趣的可以去宗教网站下载。哈佛大学的那位早期基督教史女教授也是以所谓考古材料去演绎的，呵呵。

　　1902年，法国考察队在圣经中的书珊城废墟上进行发掘。这是犹太女子以斯帖成为波斯帝国皇后的地方（斯2:5等）。他们发现了断为三截的八英尺长的黑色闪长岩石柱，就是《汉穆拉比法典》，验证了《摩西五经》。

　　亚述文书中提到的第一位以色列国王是亚哈。他是与先知以利亚同时代的。其他以色列国王有亚撒利雅，西底家和玛拿西，还有约阿施，米拿现，比加和乌西雅。泥板上的收据证实了年轻的约雅斤王被掳到巴比伦的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博物馆内的一块泥板经检验发现提到了苏萨城（即圣经的书珊）薛西斯宫廷中的一位高官末底改。这表明《以斯帖记》的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甚至枯燥的私人商务文书也为圣经的故事提供了佐证。从尼普尔出土了“穆拉舒之子”大商行的一批会计记录，表明该商行与犹太人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

　　圣经中所提到的每一位亚述，巴比伦或波斯统治者几乎出现在当时代的文献之中，使我们得以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甚至圣经提到的一些官员，如尼布撒拉旦（王下25:8）和尼甲沙利薛（耶39:3）也在当时官方文件里存在.

　　对于马里埃特这个法国佬当埃及文物局长的事情再来扒一扒，学习八卦精神啊：

　　（在19世纪的老照片中）整个画面上看不到开罗城及其伊斯兰建筑。这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对埃及进行重塑的开端，这种以自我（欧洲）为中心对埃及进行有失公允的建构实际上至今未能完全停止。

　　--重塑，自我为中心，有失公允，建构，至今未能完全停止。官方式的语言表达，换成口语，大家都懂的。
　　--说好的修旧如旧呢？伊斯兰，奥斯曼，当地的老建筑呢？莫非，一神教徒都是虔诚的文物建筑保护者么？

　　埃及总督萨义德(Said)委托马里埃特（就是前述那个法国佬）寻找和发掘文物，并且为他提供了充足的劳力。马里埃特在吉萨、萨卡拉、卢克索和阿斯旺几个蕴藏古代文物最为丰富的地方同时进行发掘。萨义德把马里埃特发掘出来的文物赠予罗浮宫。
　　拿破仑三世对马里埃特的褒奖使他无意中赢得了掌管埃及文物部的大权。从此，他可以在埃及任何地方进行发掘，同时还有权征集埃及农民。据说为他扛沙运石的埃及农民最多时曾多达7000人。
　　马里埃特拥有一艘出行时使用和用来运输文物的蒸汽船。
　　马里埃特的目标是猎取尽可能多的艺术品和刻写着象形文字的器物，至于发掘时的考古层、文物所在的确切位置和此后的发掘报告则完全受到忽视。

　　--还有权征集埃及农民。话说，那些埃及民工有没有留下点如何发掘或“修复”的生活点滴啊？这就是话语权！有的人要扯保密么？
　　--发掘时的考古层、文物所在的确切位置和此后的发掘报告则完全受到忽视。这不是考古，是挖宝，是破坏，后世断代就更难了。参考测年法断代的问题。
　　--问题来了，当时的断代依据可靠吗？为什么至今没有验证的？

　　埃及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上，埃及人既无决定权，也没有参与中标的权利。决定设计方案的审核小组由来自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专家组成。
　　场馆的设计由欧洲人来承担。与欧洲早些或者同时期的博物馆一样，埃及博物馆也显现出古希腊罗马风格，因为构思和设计埃及博物馆的法国人杜赫诺恩同欧洲大多数建筑师一样从古希腊和罗马建筑中获得灵感。
　　1902年，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它的正面墙上刻写了埃及学创建者的名字，其中有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丹麦人以及瑞典人，唯独没有埃及人。
　　虽然这反映了当时的现状，但是博物馆上的拉丁文字与馆内收藏的古代埃及文物毕竟让人产生一丝不和谐感。

　　--埃及学和那时候的埃及人没啥关系，撑死几个苦力。这就是话语权。
　　--设想如果有个中国学，没中华子嗣啥事的，尽是由一帮子欧洲折腾，会搞出来什么？
　　--即使是中华传承不绝，照样有一帮子所谓汉学家蓄意篡改，新清史的幺蛾子还少了么？
　　--这里要指出，所谓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中东世界的历史桥段，就是把虚构的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文明与中东古文明搭桥的主要手段，借此与古罗马和阿拉伯联系上。

　　13和14世纪，埃及频繁遭受战争、瘟疫和灾荒，结果宗教狂热获得立足之地，旧开罗附近的一座伊西斯雕像、孟菲斯普塔神庙、阿赫敏的神庙都成为一神教信仰和反偶像狂潮的牺牲品，位于吉萨的狮身人面像也在这时受到了破坏。
　　1817年，热那亚的探险家乔瓦尼·巴蒂斯塔·卡维利亚上尉带领160人想把石像挖出来，但沙子快速填回挖开的沙坑，这次近现代史上对斯芬克斯的首次挖掘失败了。
　　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末，埃及考古学家萨利姆·哈桑最终将巨像从黄沙中解放出来，当时《纽约时报》宣称：“斯芬克斯终于从无法穿透的遗忘阴影中走出来，成为地标。”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访问埃及时，对金字塔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而只字未提近在咫尺的狮身人面像。
　　很可能，这时它已完全被沙丘盖住了。人们把它从沙土中最后一次刨出来重见天日，是几十年前的事。

　　--古埃及神庙都成为一神教信仰和反偶像狂潮的牺牲品，至于什么狮身人面像、上游的卡纳克神庙群，请拿破仑以后的欧洲殖民者去解释吧，那是他们发现的玩意。
　　--拿破仑1798年抵达之时，这个雕像颈部以下的部分还依然被沙掩埋着，直到1817年，才得到局部清理，到1858年和1885年就露出更多，等到了1926年，它的整个身躯才完全浮出沙面。这样看来，它能够受到风蚀的时间实在不多，是不足以造成那么多侵蚀痕迹的。
　　--但是即便它被沙覆盖了那么久，如果哈瓦斯博士提供的侵蚀率是准确的话，这雕像就应该彻底被侵蚀掉了，就算没有彻底消失，也只会剩下如同薄脆饼一般的残余。
　　--还有一个令人不解之处在于，那些深深的纵向裂隙，明显是来自暴露在外而受到的长期的大量雨水侵蚀。
　　--当然，这些可以作为时间证据的裂隙，正在被如火如荼的“修复”工程迅速而及时地遮盖起来。
　　--这样的“修复”工程可不是少数。参考叙利亚帕尔米拉的那头可爱的狮子，像不像绿野仙踪里面的那个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