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

　　西方列强对埃及的控制和掠夺及其所实行的文化沙文主义阻碍了埃及学在埃及的诞生和发展。
　　伊斯梅尔提在担任埃及总督期间，曾提倡振兴埃及的文化和传统，试图扮演一个开明君主的角色，希望把埃及建设成非洲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
　　但由于地方财政濒临破产，法国和英国没收了他的个人财产；而贷款期满时，伊斯梅尔不得不向英国廉价出售苏伊士运河股份。
　　不仅如此，英法两国让自己国家的政客进入埃及政府，埃及内阁成员中财政大臣是个英国人，而负责公共建设的大臣则是个法国人。

　　--和现在的西乌政府好有一比的。总督的私人财产都可以因为政府财政危机而被没收的，如此保护，呵呵。
　　--老百姓只能当苦力，挖宝时候跳坑，滚蛋时候欢送，果然欧洲拥趸的好逻辑。

　　回到所谓的金字塔。

　　1842年，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一书，是中华域内第一个提及金字塔的。注意时间。

　　中华历史上即使是在张骞之后，也有着极其频繁的中西交流，中华的丝绸和瓷器均流播到了埃及区域，问题是，金字塔呢？
　　140米高的建筑物被沙漠全部掩埋在城市附近？乃以为这是流沙还是混凝土？
　　注意，三大金字塔是建筑在石灰岩高地上的。

　　还有所谓雪松木船，千年水中松，是指松木富含松脂防水，可惜这里是沙漠，埋在地下也是有干湿变化的，那个所谓木船也是可疑得很。

　　开凿石灰岩下料可用水火交激法，精细加工平面和雕刻，乃是用宝贵的陨铁工具还是大路的青铜工具啊？两个都是不行的！

　　据说，公元820年，一个阿拉伯王子曾经凿洞进入了大金字塔，据说公元10世纪，有阿拉伯旅行家记载了大金字塔，说明那时候金字塔好好地树在那里的哦！
　　新约，旧约，古兰，没一个字提到金字塔！包括古希腊！

　　真正大段介绍金字塔的，就是希罗多德的那本吹牛故事，所谓的“历史”，他说看到金字塔上面的刻字由翻译告诉他，是工匠们吃的萝卜、洋葱和大蒜耗费了一千六百塔兰同的白银！！！还不算用铁、食品和服装费用！！！
　　问题来了，据说法老胡夫是在公元前2570年修筑大金字塔的，工具的材质呢？

　　铁？据说赫梯发明冶铁技术还要过上千年！

　　可惜这部书可靠的来源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本。其后才出现了最早到公元10世纪的所谓抄本，断代的理由是抄写的习惯和用词，羊皮和墨水均未经现代科技检测过。这书里也没有历法和纪年，充其量只是故事。当然，在俺前面说过的几个沙漠露天垃圾堆里挖出了不少篇章，呵呵。

　　商博良解读古埃及文字是把象形文字当做表音文字来看的。今天我们能听到的古埃及文字的发音是为了方便学者研究，而不是古埃及人就这样发音。
　　现存的王表之间并不统一。在曼涅托王表中，第三王朝的首位法老被称为纳克罗弗，而在都灵王表中，叫尼布卡。在墓门上解读出来的则是尼特杰里赫特。
　　欧洲学者则通过后期的所谓文献，如塞黑勒岛上的饥荒碑等推定尼特杰里赫特即为左塞尔。尼特杰里赫特被认为是他的荷鲁斯名。
　　问题是，那些石刻拿什么工具来刻的？

　　补充一下，实际上这一百余座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基本上是建筑在尼罗河岸边高耸的石灰岩台地上的，原本很可能是剥蚀残丘。之所以说是可能，因为按现存金字塔遗迹，有的是在残丘上堆砌成形，有的小型金字塔直接是堆积砂土后包砌砂浆砌块成形。

　　Senusret II金字塔，是埃及最南的法老金字塔，其建筑核心是一座12米高的天然石灰岩残丘，大量减少了建造时所需的工程量。

　　胡夫（Khufu）、卡夫拉、曼卡拉，在希腊文中分别称作基奥普斯（Cheops）、基夫拉恩（Chephren）、麦西里努斯（Mycerinus），不论我们用埃及还是希腊名称呼这些第四王朝（公元前2575～公元前2467年）的法老王，均以在基沙建造了三座金字塔而为后世所知。至少，2000多年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名著《历史》（History）中，认定大金字塔的建造者为胡夫王，从此以后，历史就这么决定了。希罗多德至埃及一游后，将他在旅途中获得的资讯，写进这本现存最古老的金字塔相关文献，并陈述道：

　　基奥普斯，据说在位50年后驾崩。其弟基夫拉恩成为新法老，并同样地建造了一个金字塔……除比其兄的金字塔矮40英尺外，一切规模照旧。……基夫拉恩在位56年后，王位由基奥普斯之子麦西里努斯继承……麦西里努斯留下的金字塔比其父王在规模上要小甚多①。
　　希罗多德看到金字塔的时候为公元前5世纪，也就是金字塔建造完成后的2000年。但是往后有关金字塔的历史，都是以希罗多德的证言为基准，全盘接受他的说法。直至今日，所有的评论家仍谨遵这位伟大希腊历史学家的教诲，不敢逾越。尽管希罗多德的叙述得自道听途说，但是时至今日，“大金字塔由胡夫王、第二金字塔由卡夫拉王、第三金字塔由曼卡拉王建造完成”的说法，却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史实了。

　　被矮化的谜团
　　与阿里分手后，桑莎与我继续在沙漠中漫步。绕过第二金字塔的西南角后，我们的眼光被它的顶部所吸引，并且发现，从顶上往下数的第22层石块，石面上仍然保留有原来的覆面石。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从基座往上的数层，每层面积都至少延绵数英亩，所使用的石灰岩块，每块大概有20英尺宽、6英尺高，巨大到几乎无法攀爬的地步。我后来才发现，这种巨石每块达200吨重，需经过一种非常独特的石工技术切割而成，而基沙一带的古迹，到处都可散见这种切工。
　　第二金字塔建立在切取岩床而造的平台上，西面与北面形成一壕沟状凹槽，有的地方深度超过15英尺。沿着塔西面，往壕沟的南方走去，不需多远，便可看见400米外，耸立于沙漠中的第三金字塔。
　　胡夫……卡夫拉……曼卡拉……根据所有正统古埃及学者的说法，建造金字塔惟一的目的，便是分别作为这三代法老的坟墓。但显然这种主张有许多不尽之处。例如，1818年，当欧洲探险家吉奥维尼·贝索尼（GiovanniBelzoni）打开卡夫拉金字塔中旷阔的停棺室时，发现室内空无一物，不仅没有棺材，房间装饰极为朴素，不见任何饰品，仅有一具嵌在地板内的大理石棺，外表打磨得十分光亮，但内部也是空的。棺盖已被敲成两半，丢弃在棺材附近。这一切应做何解释？
　　对古埃及学者而言，这似乎很容易解释。他们认为在非常早年，或许卡夫拉驾崩后的几百年之内，盗墓者已经进入过停棺间，把包括做成木乃伊的法老王在内的所有物品横扫一空。
　　显然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比较小的第三金字塔上。我和桑莎一面思考着这个问题，一面前往这个为祭祀曼卡拉王而建的小金字塔。最先踏入这个金字塔内的欧洲人，是一位名叫豪尔·卫斯（Howard　Vyse）的英国上校。他在1837年进入停棺室时，看到的只有空无一物的玄武岩石棺，木棺盖上有人形的浮雕，棺旁残留着少数的骨骸。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将那些骨骸视为曼卡拉的遗物。但是我们利用现代科学的验证，发现骨骸和木棺盖，都是公元早期金字塔年代后2500年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金字塔时代的许多年后，有人“闯入”金字塔，并将死者埋葬在那洞穴中（在古埃及历史中相当常见的一种行为）。至于那玄武岩的石棺，则可能属于曼卡拉王。这种假设是否属实，现在已无法证实，因为卫斯将石棺从西班牙运送回英国时，船只中途翻覆，石棺也因此沉入海底。既然根据卫斯的记录，石棺被发现时为空的，因此大家再度假设法老的尸体已被盗墓者移走。
　　同样的假设也被用在胡夫的身上。由于胡夫的尸体在打开金字塔时早已不在，一般古埃及学者的看法，可以大英博物馆的乔治·哈特（George　Hart）的见解为代表。哈特认为，在胡夫“被埋葬后的500年内”，盗墓者就已打开了大金字塔，并且窃取了所有“陪葬的宝物”。根据这种说法，盗墓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因为胡夫王驾崩于公元前2528年。而且这一方面权威的爱德华兹教授更进一步假设：所有陪葬的宝物可能都是从现在我们称之为“王殿”（King’S　Chamber）中盗走的，而且被安置在“王殿”西侧的玄武岩石棺，“就是以前放置法者遗体的棺材，很可能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木制的内棺”。
　　上面说的，都是正统的而且是主流的学者的意见。这些学者显然毫不怀疑地认定他们的意见就是史实，并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中广布他们的学说②。
　　但是，万一这些意见并非史实的话，怎么办？

　　里面空无一物
　　有关胡夫王的木乃伊遗失的谜团，早在公元9世纪，开罗伊斯兰教总督卡利夫·阿尔玛门（Caliph　Al-Ma’mun）的记录中便已有记载。当时他率领一队石工师傅，从金字塔的北面掘了一条隧道进去挖宝，经过一连串幸运的巧合，找到了这条现代考古学家所称的“玛门穴”（Ma’mun’s　Hole）的通路。玛门穴可直接衔接金字塔内部几条通路，其中一条为从北面入口进入金字塔以后，便往下行的“下坡道”（入口的位置在古代虽广为人知，但是到玛门时期早已被人遗忘）。更幸运的是，作业时，因石锤、钻岩机等的振动，致使下坡道屋顶上的部分岩石掉落，而暴露出金字塔内部入口处原来便有的“上坡道”。
　　不过，虽然找到通路，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坡道入口处，也就是坡道中最狭窄的一部分，被几块硕大而坚硬的玄武岩塞住，路被完全堵死。堵塞工程很明显地是在金字塔建造时做的。阿拉伯工人在尝试击碎那块硬石却失败以后，便着手从周围硬度比较低的石灰岩上凿起隧道。经过好几个星期，总算清除掉进入金字塔最大的障碍，而为前进金字塔铺好了路。
　　清除障碍的工作本身的意义非常明显，它代表过去从来没有盗墓者能够成功地打开过入口，金字塔内部应该仍为一片处女地。石工师傅们充满期待地进入金字塔，准备大大地丰收一场金银财宝。而或许动机不同，玛门总督想必也在金字塔大门开放的刹那，迫不及待地进入，以便成为第一个在金字塔内登堂入室的人吧。根据记录，玛门阻止金字塔探险队的目的，并非为增加他原本已经可观的财富，而是为了发掘远古文明中不为人知的智慧与技术。根据古老的传说，金字塔的建造者，在塔内放了很多“坚硬而不会生锈的铁制工具与武器，可以弯曲但不会打破的玻璃器皿，不可思议的符咒……”。
　　然而，当玛门和他的手下进入房间时，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既没有世俗所谓的宝物，更没有高科技的机器、超越时代的塑料材料、不会生锈的铁器，更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符咒。
　　其中一间被错误命名为“王后殿”（Queen’s　Chamber）（在从上坡道分叉出来的一条水平走廊的尾端），里面更是空无一物，只是一间非常朴素，但充满几何趣味设计的房间而已。
　　更令人失望的是王殿（玛门等阿拉伯人显然通过壮丽堂皇的大甬道［Grand　Gallery］后才到达此房间）内，也没能找到任何能引起一般人兴趣的东西。房间内唯一的家具，便是一具大理石棺材，大小正好一个人身，也只因尺寸凑巧的理由，这个箱状石盒后来便被命名为“石棺”。我们可以想象，当初玛门和他的手下走近这个未经任何修饰的石盒时，内心是何等的失望，因为石盒里，就如同整个金字塔一般，空空如也。
　　为什么大金字塔里会如此空洞？如果曾经有宝藏的话，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法消失的？古埃及学家宣称的法老驾崩后500年内宝藏便已被窃的说法可信吗？或者，如现在比较多的证据所显示的，其实金字塔从一被封死的那一天开始，从来就没藏有任何宝物？我们已经知道，在玛门和他手下进入金字塔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如何经上坡道到达塔的上部，而且，可以确定的是，从来没有人能够通过大理石封口的障碍，堂堂进入金字塔。
　　因此，从常理推断，至少在玛门以前，应该不会有任何人曾经侵入金字塔内部——当然如果曾经有人发现过其他入口，并且进入金字塔的话，又另当别论。

　　秘密坑洞
　　的确还有其他入口。
　　在离堵住的通道口下方200多英尺处，还有一个秘密通道。这个通道深深地被埋藏在基沙高地基盘的地下。如果玛门当时发现这条可以绕过坡道障碍的现成通道的话，可以省不少时间和麻烦，可惜他当时一心只想到如何破除障碍，将堵塞在坡道上的石块移走，而没有先下功夫调查另外一条下坡道附近的地形（不但没有调查，而且还将那块地方作为堆积从金字塔中挖出的石头的垃圾场）。
　　其实在更早的时代，早已有人知道，并针对这一条下坡道做过详细的调查。希腊罗马地理学者史特拉保（Strabo），在进入金字塔内地下大殿堂（从金字塔顶点计算大约有600英尺深）后，曾经留下详细的记录。房间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罗马人占领埃及时的涂鸦，显然当时人进出这房间相当频繁。但是从西面往下的通路，大约2/3的地方，有一个秘密入口机关，因为设计过分地精巧，所以一直到19世纪都没有被人发现，也因此从来没有人通过这个机关，进入过金字塔的另外这边③。
　　打开机关的入口，立刻进入一条如水井一般窄而深的通道，全长160英尺左右，几乎纵向地穿入地基和大金字塔内部20层的石灰岩石块，一直到大甬道的起点，与主要内部走廊系统会合为止。虽然也有学者曾经做过各种大胆的推测，不过我们至今仍看不出来，为什么古埃及人要在大金字塔内建造一条如此奇特的纵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坑洞的确为古埃及人在建金字塔的同时建造，而非盗墓者在后来挖掘出来的④。果真如此的话，是否有可能盗墓者发现这条隐秘的通路，而将王殿及王后殿内的宝物一扫而空？
　　这当然是一个可能。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此种可能性非常小。
　　例如，井穴上方出口，牛津的天文学者约翰·格理维斯（John　Greaves）1638年曾进入过，但仅下了60英尺就无法继续了。1765年，另外一个英国人，纳坦尼尔·达魏生（Nathaniel　Davidson），往下走了150英尺后，因遭遇到大量的沙石无法前进，只好退出。1830年，意大利冒险家卡维利亚（G．B．Cavghia）也因同样的问题，到达相同的深度。但是意志坚定的卡维利亚并不就此知难而退，他雇用了阿拉伯工人，开始清理坑洞中的碎石，希望能够看到下面的东西。在几乎要得恐狭室症的环境内猛挖了几天后，他果然发现了一条往下的纵向通道。
　　从这样一条被废物塞满的狭小通道，有可能将传说中第四王朝最伟大的法老的全部宝藏都搬运出去吗？
　　这条如水井一般的纵穴，就算没有被碎石瓦砾掩埋，从下到上都非常通畅，但是以它只有3英尺的宽度，以及在好几个地方几乎完全垂直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它运出去的，顶多只是古代帝王典型坟墓中宝藏的零头罢了。
　　至少，公元820年，玛门总督和他的手下打开大金字塔时，显然期待里面会有许多厚重、大件的宝物。因为在外观上不如胡夫王金字塔甚多的后期图坦卡门（Tuankhamen）王坟，打开时都找到许多神像、神器等宝物，怎么会想到胡夫王坟墓内却什么也没有？卡夫拉的金字塔内也是一样。如果有盗墓者的话，这两个坟的盗墓者必定是历史上惟一的一个，能把坟墓清得一干二净，连一片碎布、一块陶片、一个不要的人像雕塑、一件遗漏的珠宝首饰，都没有留下。留下的只是光秃秃的墙壁与地板，和一口连盖子都没有阖上的石棺。

　　不一样的陵墓
　　时间已过早晨6时。阳光从胡夫王和卡夫拉王的金字塔顶上注下，将金字塔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曼卡拉的金字塔比另外两个金字塔要矮上200英尺，在我和桑莎通过西北角，往周围沙漠的沙丘方向走去时，它仍然躲藏在阴影中。
　　盗墓者之说萦绕在我脑中不去。我惟一能够想出支持确有盗墓者说法的“证据”，便是坟墓内空无一物，连木乃伊都一并不见了。但是这说法的前提是，坟墓内必须先有东西，才能够被盗。其他，尤其是金字塔内现场的所有证据，明白地显示出来的是，其实从来就没有盗墓者进入过金字塔，不仅因为纵向坑道太狭窄，真正的宝物无法通过，更因为胡夫王的金字塔有一项非常大的特色：在回廊或通道或房间的墙壁上，我们看不见任何的碑文或装饰。卡夫拉王和曼卡拉王金字塔的情形也相去不远。换句话说，三座外形伟大、令人惊异的金字塔内，竟然没有一个文字称颂那理论上永眠其中的法老。
　　这种作法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埃及其他的王墓，没有一个不装饰得富丽堂皇。走过埃及历史，没有一个法老的王墓不是大量地、彻底地被华丽装饰（例如，路瑟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at　Luxor］便是如此），而且墙壁上更画满了各种仪式性语言和祈祷文，以送死者一路上天，得到永生（例如在基沙南方20英里沙卡拉［Saqqara］地方的第五王朝的金字塔就是如此）。
　　为什么胡夫、卡夫拉、曼卡拉要与众不同呢？难道那几个金字塔并非要建来当坟墓，而另有更深沉、令人难解的用意？难道基沙金字塔为传承某种阿拉伯深远传统，其实在第四王朝开始前便早已建筑完成？难道负责建筑基沙金字塔的，是一些很早期便从更高度文明地方来的建筑师？
　　上述所有的假设，古埃及学者一概无法接受。他们根据的理由也很简单。尽管第二和第三金字塔的内部，包括卡夫拉及曼卡拉等法老的名字在内，什么文字记号都没有，但是学者却有办法在大金字塔内部找到一些象形文字的“石工记号”（也就是石块从切割场出来以前，工人画的涂鸦），学者们的解释，那些记号的意思，就是“胡夫”。

　　启人疑窦的证据
　　找到石工记号的是英国探险家豪尔·卫斯上校。1837年，他强行在基沙的金字塔内开挖，为扩大原来既已存在的空间，将4个连续的狭窄空洞挖掘成隧道。这几个取名为“减压室”（relieving　Chambers）的房间，位置就在王殿的上方，石工记号就是在这四个房间连接而成的减压室天花板上发现的。据说，记号的内容如下：

　　石工群，库姆胡夫的白王冠具有强大力量
　　胡夫
　　库姆胡夫
　　第17年

　　以上便是石工记号发现的过程。不过，这一切的发生也未免太过巧合了。就在一次大型考古活动快要结束之际，大家正需要一些证据，来证明挖掘行动投注下的大笔钞票是值得的时候，卫斯便端出了他的当代最大发现，无可反驳地证明了：盖大金字塔的是胡夫法老。
　　理论上来说，经过这么伟大的发现，大金字塔到底是谁盖的、为什么而盖的等疑问，应该终于有了答案才是。但是，谜底揭晓，谜题依然存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卫斯的证据，有许多令人起疑之处：
　　①胡夫的名字，除了减压室以外，大金字塔的任何地方都不曾看到。
　　②胡夫的名字，竟然出现在如此庞大建筑物中如此偏僻、不为人注意的角落。
　　③如此一个什么碑文都没有的建筑物中，居然会发现这样的涂鸦记号。
　　④只有在五个减压室的上面四个中，找到文字记号。因此，问题意识旺盛者不禁要怀疑，如果最下面的减压室也是卫斯发现的话，他是否也会顺便发现上面有文字记号（事实上，最下面一间是在卫斯70年前，由纳坦尼尔·达魏生发现）？
　　⑤石工记号的象形文字中，有好几个写反的，还有几个无法辨识意义，另外，还出现文法和拼字的错误。

　　--一个英国上校，涉嫌伪造文字，用来证明希罗多德那本故事书里特别的一章埃及的导游介绍中的胡夫造金字塔内容。可惜，所谓公元前27世纪的古埃及钢制工具呢？哪怕是公元前15世纪-13世纪的所谓赫梯，如果真实的话，也只是没有渗碳工艺的原始熟铁，呵呵。

　　石工记号有可能是卫斯捏造的证据吗？
　　虽然要找出决定性证据来证明卫斯是伪造者相当困难，但是古埃及学者毫不起疑地全盘接受卫斯的说法，也颇令人感到泄气。根据在开罗博物馆中的一块显然不像膺品的长方形石碑上的象形文字记载，显示胡夫不可能建造大金字塔。但是学者们不但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卫斯的说法，而且对凡与卫斯的说法互相抵触的证据，完全不屑一顾。
　　这块用石灰岩做成的石碑，一般称为“库存表石碑”（Inventory　Stela），是19世纪一位法国考古学者奥古斯特·玛利艾特（Auguste　Mariette）在基沙发现的。石碑的文字给当时学者相当大的震撼，因为根据它上面的记载，狮身人面像（Grand　Sphinx）和大金字塔早在胡夫继位以前便已经存在，不可能为胡夫所建造。碑文还提到魔法女神爱瑟丝（Isis），并称呼她为“金字塔女王”，暗示金字塔其实是为了献给她，而非为胡夫而建。另外，碑文还强烈暗示，胡夫王的金字塔其实为大金字塔东侧三座附属建筑之一⑥。
　　“库存表石碑”中的说法不但和正统派学者所编纂起来的古埃及年代史相去甚远，而且还正面挑战了过去正统派“金字塔就是王墓，而且它们惟一功能便为王墓”的理论，难怪学者们不愿意采信，也不经深入调查，便直接贬低“库存表石碑”的历史价值。美国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詹姆士·亨利·伯烈斯特（James　Henry　Breasted）表示：“如果这石碑是胡夫时代的作品的话，无可讳言的，其意义必定非常重大。但是从内文中不难看出，其文字为后代撰成……”
　　伯烈斯特所谓的“后代撰成”，是因为从象形文字的书写系统，他判定石碑上的文字并不在第四王朝，而在更后的时代中写成的。所有古埃及学者都同意伯烈斯特的分析与结论。今天学者之间的共识是库存表石碑，应该是在第二十一王朝，也就是胡夫王朝的1500年以后刻成，因此应该把它当作一件历史幻想来处理。
　　就这样，正统学派只因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式有问题，就对“库存表石碑”内记载的冲击性文字视而不见地一脚踢开，完全不考虑这个石碑为第四王朝时代真品的可能性（就如同新英文《圣经》为从旧有《圣经》版本翻译而成的一样）。但就这同一批学者，却对疑云重重的“石工记号”中所传达出的讯息全盘接受，对那些记号中许多启人疑窦之处视而不见，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学者们为什么如此公然地采取双重标准？是因为“石工记号”传达出来的讯息与正统学派对大金字塔的见解完全相同，两者皆认定大金字塔就是胡夫的陵墓；而“库存表石碑”传达出来的讯息驳逆了正统学派的理论吗？
　　--引自（英）格雷汉姆.汉考克《上帝的指纹》

　　科尔德威与巴比伦城的考古发掘
　　原载于《大众考古》2015年第3期
　　作者：刘昌玉，海德堡大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亚述学、世界古代史。

　　何为巴比伦
　　巴比伦（Babylon），既是城名，又是国名，还是地区名。本文所讲的巴比伦专指城名，即巴比伦城。“巴比伦”一词在苏美尔语中叫做KA2.DINGIR.RAki（意为“神之门”），其对应的阿卡德语为Bābilim。今天的称呼“Babylon”来源于古希腊语Βαβυλ?ν的拉丁化转写。巴比伦城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巴比伦省希拉市（Hillah,Babil），首都巴格达以南85公里处。这里不再生活着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了，而是生活着阿拉伯人。

　　--作者有意无意忽略了《圣经》中的《创世纪：十》说：名叫尼姆罗德的国王是巴别（巴比伦）的最初建立者。希（不良字词，就是所谓古以色列文字）文的巴别，或希腊文的巴比伦，意思都是混乱。巴别是宁录之父古实所建。尼布甲尼撒将巴别扩大，巴别就成了旧约圣经中闻名的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领导下，巴比伦人毁坏了神的殿，并且夺走了殿中事奉神的圣别器皿，（但一1～2，王下二五8～9，14～15，）。旧约祭司以斯拉将这些器皿带回耶路撒冷，摆在重建的殿中。（拉一7～11，五14，六5。）因此按照圣经的思想，巴比伦是邪恶之地，因为她毁坏了圣殿，掳掠了神的百姓和圣别的器皿。

　　圣经旧约中多次提到巴比伦或米索博达米亚，在圣经中至少确定巴比伦是：
　　1巴别塔的建立地
　　2亚伯拉罕家族的故乡（迦勒底的吾尔，就是所谓的乌尔古城，呵呵）
　　3消灭并掳掠犹大国的国家
　　4旧约先知但以理所在的国家
　　5被掳掠的以色列民需要脱离的国家

　　--耶经考古学，如假包换。萨达姆就是原址重建了尼布甲尼撒的宫殿，虽然俺揣测，那个遗址可能是清真寺，或者是更早一点的某个文明的台基，尼某？何以证明？
　　--人骨的DNA检测结果可以证明古代两河诸多文明的族群和现代阿拉伯族群的传承关系吗？

　　巴比伦城史
　　巴比伦城在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2334-前2193年）、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时期，是隶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城邦。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之后，两河流域陷入分裂局面，来自西北叙利亚地区的阿摩利人的一个首领苏穆阿布占领巴比伦城，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历史上的巴比伦第一王朝（即古巴比伦王国），历经五世不断的对外扩张，到第六王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继位后，南征北战，历经三四十年完成统一两河流域的伟业，并颁布了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

　　--古巴比伦历尽磨难，最终在公元前689年被亚述夷平之后，开始缓慢的重建工作。都城都夷平了，如此重要的法典居然不去毁坏，那是消灭一个自居神祗王权的最佳手段之一。何况该法典如果是真实的文物，其文字根本无法如欧洲那样去破译，只能如季羡林大师释读吐火罗文字那样，短短一小篇文章需要长期的考释，仍然无法定论！
　　--如果是假货，或者欧洲就是在凑译，那就容易解释了，破译十分畅快，内容十分符合欧洲对于所谓奴隶社会的近代诠释，俺的重点在最后4字，呵呵。
　　--所以不少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会感觉西方描述的古代文明体系如此先进发达，俺当年也是如此。至于这些历史，仅仅只是西方专家当年的一种假说和猜测。

　　从阿摩利人的古巴比伦，到后来加喜特人的中巴比伦，直到迦勒底人的新巴比伦，这些王国王朝都以巴比伦城作为中心。甚至到古波斯帝国、希腊化时代和萨珊波斯时期，巴比伦城也是国家的重要城市之一。据史料记载，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梦想将巴比伦城作为他的帝国的首都、世界之都。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接管两河流域后，巴比伦城逐渐被遗弃，成为废墟。巴比伦城，在茫茫荒漠之下沉睡了千余年，等待着重启它大门的那个德国佬。

　　--族群，语言都变化了，文字却变化很小，因为欧洲认为这些楔形文字是字母文字，却全然不顾即使是莎士比亚时期的早期现代英语也和19世纪初的英文有很大差别。由此而生的推论很多，值得深思。

　　科尔德威发掘巴比伦城
　　科尔德威并不是近代第一个发现和发掘巴比伦城的人。在19世纪，英国人里奇（ClaudiusRich，1787-1821）和莱亚德（AustenHenryLayard，1817-1894），法国人福莱斯内尔（FulgenceFresnel，1795-1855）和奥佩尔（JuliusOppert，1825-1905）等人都曾先后发掘过巴比伦城。但是，这些发掘无一例外都带有“寻宝”、“掠夺”式的性质。后来，严谨的德国人开创性的采用科学考古的方法，完成了这座古老城市的发掘，并开创了近东考古的“科学时代”。这位严谨的德国人名叫罗伯特·科尔德威。

　　--“寻宝”、“掠夺”，就是破坏。汉斯佬就不是在如法炮制？当然，他们想的做的更多，下面提到的那座城门，就是这样“保护”到了柏林，然后再“复原”成为现在博物馆里的样貌。

　　罗伯特·科尔德威（RobertKoldewey，1855-1925）

　　出生于当时的布伦瑞克公国布兰肯堡市（BlankenburgamHarz）的一个海关官员家庭。早年曾在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学习建筑学和艺术史，没有取得学位。
　　1882年，他意外获得了去土耳其古城阿苏斯（Assus）参与考古发掘的机会。借助这次考古实践，他学到了许多考古知识，这为他以后科学发掘巴比伦城奠定了基础。

　　1892年至1894年间，他两次赴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考察，绘制了当地神庙遗址的图册。由于他的这些调查成就，1894年德国弗莱堡大学授予了他荣誉博士，次年（1895）他得到了格尔利茨（G?rlitz）一所学校的教师职位，这使他生活有了保障。

　　在此之前，1887年6月3-4日，他首次到达巴比伦城实地考察，大约半年后的12月29-31日，他第二次到巴比伦城考察，发现了土堆里露出一些砖浮雕碎片，他把这些碎片带回了德国柏林。这些碎片引起了德国政府和柏林博物馆人员的极大兴趣，它们对于研究古代近东艺术和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1897年，德国政府决定发掘巴比伦城遗址。次年（1898），德国东方学会成立，领导了这次发掘工作。新组建的考古队中，科尔德威担任队长，此外还有铭文学家迈斯纳（B.Meissner，后来成为柏林大学亚述学教授），建筑师安德烈（W.Andrae）和管理财政的“毛毯商”迈埃尔（H.Meyer）。
　　发掘经费也不是个大问题：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II，1888-1918年在位）拨款87000马克，加上德国东方学会主要筹建者西蒙（J.Simon）捐赠3000马克，足够供发掘所需。

　　--又是一位业余天才出道，关键是资助者，当时的德国至今，在西亚北非古文明研究上占据了相当大的话语权。

　　1898年严冬的一天（12月12日），考古队正式出发，于次年（1899）3月5日到达巴比伦，调整休息之后，考古队于当月26日正式开始发掘工作。
　　发掘中首次使用了有轨翻车搬运废土，极大地加快了发掘进程。

　　除此之外，此次考古发掘一改过去纯粹为了“掠夺”文物的做法，并确立了三个目标：一是深入了解巴比伦城墙表面上釉的技术，二是加深对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历史的了解，三是采用科学方法研究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的宫殿的建筑特点。这些举措开启了“科学考古”的新时代。
　　自1899年到1917年近二十年里，科尔德威领导的考古队，在伊拉克严酷的沙漠环境下，克服种种磨难，发掘出了一批举世瞩目的精美艺术品，其中以通天塔、伊什塔尔门和空中花园最为著名。

　　--有轨翻车搬运废土，极大地加快了发掘进程。快？这么搞，是咱搞土建的兄弟最喜欢的，后墙不倒啊！考古也这么玩？和茶叶贩子在所谓特洛伊挖宝时候的贯通全遗址的大沟异曲同工不是？俺琢磨是不是回老家叫退休的考古队老师出门看欧洲的挖宝施工队去。

　　--城墙上釉，应该是那么一座献给女神的城门有釉面砖，这是个奇怪的逻辑，在城市设计中是一个疯狂的方案，诸位想象一下，泥砖砌筑的灰头土脸的大城市，唯独一座城门上是蓝色的釉面砖和金色的浮雕，这是在炫富还是在犯傻？

　　通天塔（巴别塔、马尔杜克塔庙）

　　通天塔（TowerofBabel），或意译为巴别塔，又叫马尔杜克塔庙。
　　《圣经·创世纪》第11章记载，当时人类希望兴建能够与天沟通的高塔，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这一计划，于是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他们之间无法沟通，阻止通天塔的建造。
　　关于“巴别塔”一名，大致有两种解释：一是“巴别”一词在希伯来语有“变乱”之意，二是“巴别”一词源于“巴比伦”（阿卡德语：bābilim），因此又叫“巴比伦塔”。

　　1917年，科尔德威领导的考古队发掘出了一个高约90米的巨大塔庙。从发掘的楔形文字铭文知道，这个塔庙叫做埃台门安基（Etemenanki，苏美尔语：é.TEMEN.AN.KI“天地之基庙”），献给巴比伦城的保护神马尔杜克，它首建于何年不得而知，在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得到重建。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从印度回到巴比伦城，决定推倒重建马尔杜克塔庙，但是随着他的早逝，这一计划也最终夭折。
　　马尔杜克塔庙历经历史沧桑，最终逃不了被历史尘土埋没的命运。

　　科尔德威通过论证研究，宣称他发现的这个马尔杜克塔庙就是《圣经》中记载的通天塔（或巴别塔），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现在可以看到地面遗迹的面积很小，主要集中在东城最北侧，包括南宫、北宫、伊什塔尔门等。尼布甲尼撒南宫那堵雄伟的复建城墙——这是萨达姆时期重建巴比伦城的一大“功绩”，其实却是破坏了遗址。所以俺说他是在伪造，因为没有可靠的建筑溯源。南宫以南1公里，曾经是城里最高的塔庙建筑，被很多人认为是巴别塔的原型，然而现在只有一个方形的略高于地面的土台。高约90米？诺曼砖家的想象力着实非凡。

　　--在此，哪位愿意否认这个汉斯佬不是耶经考古学的忠实打手呢？方法论再好，抵不过坐歪的屁股。

　　伊什塔尔门

　　伊什塔尔门（IshtarGate）是巴比伦内城的第八个城门。公元前575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建成此门，献给女神伊什塔尔（苏美尔语的伊南娜女神），故名伊什塔尔门。城门高14米，宽30米。
　　1902年至1914年，科尔德威考古队首次发掘伊什塔尔城门，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才最终结束。城门由标准的砖块建成，最初每块砖头上都有精美的釉画，可是由于年代久远，釉色已经褪掉。
　　德国人将这些砖块细心地包装后，运回欧洲，按照原样重新组装起来，藏于柏林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Museum）。
　　为了进一步复原当时的原貌，城门砖墙又重新绘制了精美的釉画，在蓝色主色调的衬托下，绘有各种神奇动物形象（以飞龙、狮子居多）。
　　据说伊什塔尔城门原来有双层，这个只是内层的小门，而大门由于太高大无法搬运，故遭废弃。

　　--伊什塔尔门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后期，在原泥砖城门的基础上向上加垒而成的。科尔德威收集所有散落的釉砖，完成拼图。
　　--釉画是需要烧制的，如何重新绘制？还烧不烧？这些砖可是文物阿！你拿来施釉煅烧？
　　--推测，就如当年考古照片一样，就是土坯砖的建筑墙体，上部结构早已荡然无存。所谓釉面砖是散落各地的，不一定就是这座建筑的。但汉斯佬的创造力继续非凡，于是就。。。
　　--参考所谓克里特建筑遗址的壁画和马赛克拼图的创造史。欧洲的这种复原，和萨达姆的伪造和破坏是一丘之貉。
　　--提示，在亚洲，中世纪清真寺喜欢采用釉陶面砖装饰的。包括拱顶。

　　从发现至今，从欧洲到萨达姆，一座座古风建筑拔地而起，例如所谓的塔庙和尼某宫殿，可惜，按古建筑修复的施工与复原过程来看，缺乏对考古起码的尊重。
　　按所谓古巴比伦泥砖建筑现状，面临着地下水的浸淫，盐碱的腐蚀，那么以前就没有么？盐碱地每年都“返晕”，腐蚀基部主体，“爬盐”现象大大缩短砌体使用寿命，何况是泥砖。
　　按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土地盐碱化问题探析一文，此地盐碱化问题导致了文明的衰落。然后呢？埋在盐碱地里的泥砖古城就不受盐碱侵蚀了？到了现代，盐碱又重新开始侵蚀了？呵呵。
　　联合国报告说，遗址早期考古挖掘带来重要发现。不过，由于缺乏维护，遗址遭受风雨、地下水、盐碱等侵害，受损严重。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上世纪80年代下令整修、重建巴比伦遗址，也给古迹带来破坏。现代建筑材料的使用导致古代土制砖块不堪重负。萨达姆还下令在遗址地带建造一座行宫，改变地貌。
　　对待古代文明遗址，必须从新世纪考古学出发，去探寻古代文明的社会场景和生活百态，不能拿着现有的史料去一一对应。欧洲当年就是故意用牵强附会的破译和肆无忌惮的伪造去验证欧洲自造历史体系的正确和正统的。

　　西方列强对埃及的控制和掠夺及其所实行的文化沙文主义阻碍了埃及学在埃及的诞生和发展。
　　伊斯梅尔提在担任埃及总督期间，曾提倡振兴埃及的文化和传统，试图扮演一个开明君主的角色，希望把埃及建设成非洲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
　　但由于地方财政濒临破产，法国和英国没收了他的个人财产；而贷款期满时，伊斯梅尔不得不向英国廉价出售苏伊士运河股份。
　　不仅如此，英法两国让自己国家的政客进入埃及政府，埃及内阁成员中财政大臣是个英国人，而负责公共建设的大臣则是个法国人。

　　--和现在的西乌政府好有一比的。总督的私人财产都可以因为政府财政危机而被没收的，如此保护，呵呵。老百姓只能当苦力，挖宝时候跳坑，滚蛋时候欢送，果然欧洲拥趸的好逻辑。

　　对于现代埃及人来说，不管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还是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他们都面临着双重严峻的问题。
　　其一，如何看待和摆正自己与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持和加强自己身份的同时继承古老的传统。
　　其二，如何应对西方人一手创建的埃及学。

　　毋庸置疑，阿拉伯语与古代埃及语之间的渊源关系绝不是西方语言所能比拟的，更不用说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后一个阶段。
　　但是，埃及学是由西方，特别是欧洲学者一手建立起来的学科。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和思想模式。

　　--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和思想模式。
　　--这句话不错，以上内容大多摘引自埃及学教授金寿福的论文。
　　--俺还琢磨，所谓科普特语究竟和所谓古埃及圣书体代表的古代埃及地域政权的语言有什么关系，依旧是个值得探索的谜，当然，前提是可靠的考古佐证。

　　回到金字塔。

　　1842年，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一书，是中华域内第一个提及金字塔的。注意时间。中华历史上即使是在张骞之后，也有着极其频繁的中西交流，中华的丝绸和瓷器均流播到了埃及区域，问题是，金字塔呢？140米高的建筑物被沙漠全部掩埋在城市附近？乃以为这是流沙还是混凝土？注意，三大金字塔是建筑在石灰岩高地上的。

　　还有所谓雪松木船，千年水中松，是指松木富含松脂防水，可惜这里是沙漠，埋在地下也是有干湿变化的，那个所谓木船也是可疑得很。

　　开凿石灰岩下料可用水火交激法，精细加工平面和雕刻，乃是用宝贵的陨铁工具还是大路的青铜工具啊？两个都是不行的！

　　据说，公元820年，一个阿拉伯王子曾经凿洞进入了大金字塔，据说公元10世纪，有阿拉伯旅行家记载了大金字塔，说明那时候金字塔好好地树在那里的哦！新约，旧约，古兰，没一个字提到金字塔！包括古希腊！

　　真正大段介绍金字塔的，就是希罗多德的那本吹牛故事，所谓的“历史”，他说看到金字塔上面的刻字由翻译告诉他，是工匠们吃的萝卜、洋葱和大蒜耗费了一千六百塔兰同的白银！！！还不算用铁、食品和服装费用！！！

　　问题来了，据说法老胡夫是在公元前2570年修筑大金字塔的，工具的材质呢？铁？据说赫梯发明冶铁技术还要过上千年！

　　可惜这部书可靠的来源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本。其后才出现了最早到公元10世纪的所谓抄本，断代的理由是抄写的习惯和用词，羊皮和墨水均未经现代科技检测过。这书里也没有历法和纪年，充其量只是故事。
　　当然，在俺前面说过的几个沙漠露天垃圾堆里挖出了不少篇章，呵呵。

　　商博良解读古埃及文字是把象形文字当做表音文字来看的。今天我们能听到的古埃及文字的发音是为了方便学者研究，而不是古埃及人就这样发音。

　　现存的王表之间并不统一。在曼涅托王表中，第三王朝的首位法老被称为纳克罗弗，而在都灵王表中，叫尼布卡。在墓门上解读出来的则是尼特杰里赫特。
　　欧洲学者则通过后期的所谓文献，如塞黑勒岛上的饥荒碑等推定尼特杰里赫特即为左塞尔。尼特杰里赫特被认为是他的荷鲁斯名。问题是，那些石刻拿什么工具来刻的？

　　补充一下，实际上这一百余座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基本上是建筑在尼罗河岸边高耸的石灰岩台地上的，原本很可能是剥蚀残丘。之所以说是可能，因为按现存金字塔遗迹，有的是在残丘上堆砌成形，有的小型金字塔直接是堆积砂土后包砌砂浆砌块成形。

　　Senusret II金字塔，是埃及最南的法老金字塔，其建筑核心是一座12米高的天然石灰岩残丘，大量减少了建造时所需的工程量。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6-28 19:45:48
　　从发现至今，从欧洲到萨达姆，一座座古风建筑拔地而起，例如所谓的塔庙和尼某宫殿，可惜，按古建筑修复的施工与复原过程来看，缺乏对考古起码的尊重。
　　按所谓古巴比伦泥砖建筑现状，面临着地下水的浸淫，盐碱的腐蚀，那么以前就没有么？盐碱地每年都“返晕”，腐蚀基部主体，“爬盐”现象大大缩短砌体使用寿命，何况是泥砖。
　　按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土地盐碱化问题探析一文，此地盐碱化问题导致了文明的衰落。然后呢？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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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7-02 20:42:39
　　帕特农神庙的重建和重修问题
　　帕特农神庙的重建（reconstruction）和重修（restoration）的问题。19世纪近两百年以前，在考古学还远远没有今天严谨的条件下，当时的考古历史学家通过猜测和想象而重构的这一历史和实物遗址给世界观众带来的引导作用更加不能忽视。这一重建和重修，包括历史演变的故事，近两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
　　LeoVonKlenze,利奥·冯·克伦泽，全名弗朗茨·卡尔·利奥波德·冯·克伦泽。德国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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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以来，以约翰·温克尔曼（JohannJoachimWinckelmann）为先驱的希腊学家（hellenist）推动的新古典主义运动，致力于在文字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借用考古学的“合理”猜想，“复原”出一个古希腊文明的现代形象。帕特农神庙重建（reconstruction）和修复（restoration）就是其众多工程中的一项
　　纽约时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提到这个问题。


　　文中引述两个希腊历史学家的话：
　　【“这都是那个德国人的错，”迪默（Dimou）先生谈到有关这项（古典希腊复兴）事业的希腊骄傲。他指的是18世纪的德国艺术史学家约翰·温克尔曼，他将古希腊想象为“居住着美丽、高大、金发、聪明的人，代表着完美，”迪默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为了塑造现代希腊的身份而强加给这个国家的。】
　　【NikosDimou，1935年出生于雅典，著名作家，历史学家。】

　　【这个（伟大古希腊的）神话要求19世纪的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所在）上的考古挖掘者抹去奥托曼帝国的痕迹，将卫城遗址净化为希腊古典主义的锻造炉。伊瑞克希恩(Erechtheion)原来是个伊斯兰教女眷的闺房，帕特农神庙(Parthenon)是个清真寺。“但希腊考古学一直是一种臆想。”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安东尼斯·利亚科斯（AntonisLiakos）日前指出。】
　　【AntonisLiakos，1947年出生于雅典，雅典大学的当代史及史料史教授，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理事。】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帕特农神庙建造于公元前5世纪，并且如此信誓旦旦，准确地从前477年开始到前438年结束。
　　都是在传说（！）基础上，合乎考古学规范的合理推测，猜测，想象而来。
　　通过什么方法“考古”出来的？上述确定巨石阵年代的考古方法已经给我们以清晰的提示。
　　西方古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发掘文物+猜测年代+猜想/想象/诠释文物的意义
　　今天人们关于巴特农神庙的历史知识和实物外形都是这一历经两百年，规模宏大的历史考古学猜想和修复的产物。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6-28 19:45:48
　　从发现至今，从欧洲到萨达姆，一座座古风建筑拔地而起，例如所谓的塔庙和尼某宫殿，可惜，按古建筑修复的施工与复原过程来看，缺乏对考古起码的尊重。
　　按所谓古巴比伦泥砖建筑现状，面临着地下水的浸淫，盐碱的腐蚀，那么以前就没有么？盐碱地每年都“返晕”，腐蚀基部主体，“爬盐”现象大大缩短砌体使用寿命，何况是泥砖。
　　按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土地盐碱化问题探析一文，此地盐碱化问题导致了文明的衰落。然后呢？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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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7-02 20:42:39
　　帕特农神庙的重建和重修问题
　　帕特农神庙的重建（reconstruction）和重修（restoration）的问题。19世纪近两百年以前，在考古学还远远没有今天严谨的条件下，当时的考古历史学家通过猜测和想象而重构的这一历史和实物遗址给世界观众带来的引导作用更加不能忽视。这一重建和重修，包括历史演变的故事，近两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
　　LeoVonKlenze,利奥·冯·克伦泽，全名弗朗茨·卡尔·利奥波德·冯·克伦泽。德国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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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7-02 20:43:30
　　18世纪以来，以约翰·温克尔曼（JohannJoachimWinckelmann）为先驱的希腊学家（hellenist）推动的新古典主义运动，致力于在文字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借用考古学的“合理”猜想，“复原”出一个古希腊文明的现代形象。帕特农神庙重建（reconstruction）和修复（restoration）就是其众多工程中的一项
　　纽约时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提到这个问题。
　　文中引述两个希腊历史学家的话：
　　【“这都是那个德国人的错，”迪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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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对西方历史的重建
　　例如西欧的各种巨石阵遗址。
　　一堆巨石，关于它的时代，原貌，人文意义，原本没有任何原始记录。经过考古学家在学术规范内，大胆而又富于创造力的“合理”推断/猜测，从无数可能性中，脱颖而出了一个最具高大上的话题：宗教崇拜。
　　按照这个话题，考古学家与艺术家们重新编排了巨石的阵势，使得它完美地展现了这一考古学家心中想象的场景。
　　原本对今人没有任何意义的远古遗迹，沉寂无数年，猛然间就在考古学家和艺术家（文物修复专家）的创造性发掘中，获得了鲜活的当代人文生命。
　　一个辉煌的历史里程碑就此诞生。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片段，就这样创造出来了。

　　帕特农神庙的诞生过程也一样。
　　它们的诞生过程折射了今天教科书中的西方古代史的发明。
　　在今天的西方古代史叙述中，历史重建问题，历史年代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学术弱点。这涉及到西方古代史基本架构可信度的根本问题。
　　但却在西方主流历史学界成功地回避了。
　　也在世界，包括中国学生/读者的心理中成功回避了。
　　好在从事考古的人士中，包括为古建修复添砖加瓦的兄弟们，还是有坚持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的大多数，其中又有相对了解西方考古史和古建史的少数人。造假，骗得了普罗大众，忽悠不了专业人士。

　　回到帕特农神庙，没有可信的原始历史资料，基于不可考的传说，没有明确旁证的遗迹，缺乏历史时间框架，在德国为首的西方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两百多年来，形成了目前的历史故事和遗迹外形
　　西方古代当然有过去的遗迹，和传说，和文物。这些来自过去的痕迹经过考古学家的重建，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历史教科书里描述的西方古代史。

　　但是，过去并不等于历史；有过去并不代表有历史。
　　很多过去被遗忘了，于是在人们的印象和知识体系中消失；一些过去留下了遗迹，但由于缺乏历史记录只能作为遗迹存在，无法成为历史。
　　严格来说，历史，应该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记录。而不是后来者根据传说，对遗迹/文物的猜想重构而来。
　　至少中国历史是这样的：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记录。大致历史框架完整：时间框架和事件框架。
　　西方，有过去；古代西方，有古代西方的过去。
　　但是，古代西方没有系统的关于过去的记录流传下来，也没有一个确切而又完整的时间框架，直到1582年格里高利历的诞生。
　　这个时间点，也是俺一直强调的。然而，这也只是欧洲文化真正认识到历法概念的起始，伪史的时间脉络还要到后面才能逐渐伪造成形，例如斯卡利杰等人的系统性编制伪史世系表，所谓古埃及曼涅托的王表、两河的诸多王表则更是层累式造史的绝妙范例。

　　欧洲那时候，只有不成系统的，类似中国历史学概念中的野史和传说，在文艺复兴时期面世，并在之后的格里高利历提供的时间框架中，由后世历史学家安置了历史年代的位置。
　　今天我们关于古代西方的历史知识，是通过18-19世纪兴起的考古学，加上过去的传说和著作（包括著名的希罗多德“历史”，翻译自阿拉伯世界的“古典希腊文献”等），在二百多年的构建中逐渐完善起来的。
　　强调一下，包括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李维的罗马史，从它的问世过程，材料性质，描述方式等诸多方面来看，都可以归纳进中国历史概念系统中的野史和传说一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蒙森的罗马史等，从形式和内容以及创作过程来看，都属于演义小说，也许是严肃的演义小说，因为有精彩的历史政治分析。
　　西方古代史：
　　考古学家将他们野外调查所获文物，加以对其年代的猜想和意义的诠释，结合传说故事，文学艺术创作，以历史的形式讲述给世界；是相对于18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和全世界而言，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
　　这一点，斯宾格勒，汤因比，罗素等均承认不讳。

　　考古博物馆有两种文物：一种是实物；一种是复原物。
　　实物不用多解释。复原物就是，比如说，基于几块有限的陶瓷残片，在考古学界行业内可以接受的“合理想象”（考古学规范）中，用粘土，将这几块陶瓷残片，构造成一件完全的陶器。
　　考古学家们所构建出来的“西方古代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复原物”，而且残片比较少，粘土成分居多。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资料，仅仅基于对文物的年代和意义“合乎原则”的猜想而来的考古，我们称为单相型文物考古。基于单相文物考古推测和想象而来的历史叙述可信性比较低。

　　从此次抗疫的历程来看，伪造历史是欧洲土著文化的传统技能，有动机，有基础，有需求，有现实案例。

　　看了几篇欧洲号称从意大利、希腊、埃及等地发掘出来的所谓古代马赛克镶嵌画的神话，引述一下中华文明在彩釉瓷于唐代出现之前，由印纹硬陶与原始瓷长期发展融合而在东汉发展出青瓷工艺的最新考古证据链：

　　湖南衡阳大浦洋塘山墓群与窑址位于湖南衡东县大浦镇湘江东岸的丘陵地带，2017年2月至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队对洋塘山墓群和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45座，发现窑址22座，取得了重要收获。

　　东汉至西晋时期印纹硬陶和青瓷窑址均位于墓葬区的周围，共发现6座，除Y4为青瓷窑址外，其余均为印纹硬陶窑址。
　　其中Y10分为火膛、窑床、排烟系统。火膛呈长方形，左侧间隔出两个窄小的出灰孔，孔外连接一宽约0.30米的排水沟。右侧有宽约0.36米的火门。窑内堆积中有少量叶脉纹墓砖及印纹硬陶片，不见青瓷。从窑床倒塌堆积中摆放有规律的砖坯可以看出窑炉的顶部为券顶。
　　Y4由火膛和窑床组成，废弃堆积含沙，较疏松，有大量的细方格纹陶片和青瓷片。
　　从碳十四测年结果及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种类可知，Y21和Y10为西汉末年至东汉早中期，Y4为东汉末年至孙吴西晋时期，其年代相互衔接，正处于长江中游由陶向成熟青瓷转变的关键时期。
　　从窑炉的形态来看，这几座窑炉的火膛两侧分别设置出灰和焚烧口的特征一脉相承，窑炉的长度在7～12米，窑尾烧结面多呈红褐色，表明当时仍未解决分段投柴的技术。
　　从装烧方法来看，均未发现垫烧具，器物直接置于窑床上裸烧，青瓷窑址Y4的废弃堆积中发现大量变形的产品，部分硬陶因生烧而呈黄褐色，这一系列特征都表明当时此处的窑址正处在龙窑结构的探索期，青瓷的烧造技术还不够成熟。

　　--（点评）东汉到三国，青瓷工艺从发明到进步，但“还不够成熟”。这恰恰证明了中华青瓷技术是一项长期不断探索进步的原创性的发明。
　　--反观欧洲所谓的古文明马赛克类似的考古证据链在哪里？那些构图与光影描绘现代气息浓郁的玩意在“发现”之时有没有满周岁啊？

　　形制独特的唐宋“平底龙窑”
　　平底龙窑位于洋塘山北麓西侧，共发现6座，按窑炉形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平面形状呈梭形，仅发现一座（Y19），灰烬层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430±30BP，校正后年代为公元574-657年（95.4％概率），即南朝末年至唐早期。
　　另一类平面形状呈葵花子形，尾大头小，均由火门、窑床、烟囱、出灰孔构成。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这类平底龙窑的年代集中在中晚唐时期，其中Y2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160±30BP，校正后年代为773～906年（71.8%概率）。

　　--（点评）窑址也是工具的一种高级形式，正如俺前述关于中华冶铁工艺进步导致了石材大规模精细加工水平的飞跃与突破一样，窑炉结构的发展进步，带来了冶炼与烧造水平的提升与革命，从陶到瓷，从青瓷到彩瓷；从铜到铁，从铸铁到碳钢，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史。
　　--反观欧洲的所谓考古，大批所谓的石材建筑，露出来的是现代混凝土的马脚，所谓的石矿开采遗迹，充斥着现代机械工具高速切削加工的痕迹。旧约出埃及记里的埃及法老反复强调的是停止供应以色列人用来做砖的草，这恰恰是晒干土坯砌体的明显特征，烧砖可不能混杂秸秆的，一把火就是海绵了。

　　宋元龙窑
　　发现一座（Y1）,Y1为长斜坡龙窑，废弃产品堆积主要分布于窑北侧，以青瓷碗为大宗，兼烧小罐、盏、高足杯，多素面无纹饰。产品一般施釉不及底，下部露胎，碗底及圈足均有泥钉痕迹，部分泥钉与产品粘连。从产品装烧方法和特征来看，Y1年代为宋末元初，属于衡山窑系统，处于其衰落阶段。
　　印纹硬陶和青瓷窑址的发现为了解长江中游青瓷的起源提供了新材料以往湘江流域早期青瓷的窑址均发现于湘江下游，比如东汉青竹寺窑、百梅窑、石门矶窑等，此次发现的三国时期青瓷窑址系湘江中游首次发现的早期青瓷窑址。印纹硬陶窑址和青瓷窑址年代前后衔接，窑炉演变序列清晰完整，初步勾勒出湘江中游青瓷起源的脉络，为长江中游汉晋时期窑业技术体系及由陶向瓷的过渡提供了新的材料。
　　烧制墓砖的马蹄形窑位于墓葬区内，墓砖特征与砖室墓的墓砖一致，证明洋塘山墓群的墓砖均为就地烧制。烧制印纹硬陶的龙窑均位于墓葬区周围，显示出龙窑选址时已有规划。从东汉龙窑所烧造的产品类型来看，既有模型明器，也有日常实用器，显示出洋塘山一带曾经是一处重要的窑场，对于研究汉晋时期湘江流域甚至是长江中游地区的窑业经济、商业贸易等提供了材料。

　　--简述一下早期瓷器的历史：

　　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因器表均施有一层薄薄的青釉而得名。商代青瓷已具备了胎质灰白、火候达1100℃以上、胎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等瓷的基本特征，但它在原料加工、器物成型以及烧窑技术上还比较原始，故称它为原始青瓷。
　　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内部进一步分工，原始青瓷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城邑规模扩大，瓷器的烧制更加集中和专业化。此时烧制的瓷器，在胎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技术等方面已不同于原始青瓷。在造型上有精致的加工，多仿青铜器，如提梁三足鼎、整套编钟等。
　　秦汉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瓷器生产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长期制陶烧瓷的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坯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窑等技术，都有明显的改进和提高，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
　　到东汉晚期，终于烧成了成熟的青瓷。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的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河南省濮阳市北齐车骑将军李云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两件铅黄釉绿彩莲瓣纹四系罐，器身上半部施黄色透明釉，又于八等分处各施绿彩一道，下部露胎，造形优美，绿彩艳丽，开唐三彩之先声，为中国最早的彩釉瓷器考古证据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据出土墓志记载，该墓为李云夫妇合葬墓，葬于北齐后主武平七年（576年），由此可断定此罐年代的下限。因有确切年代可考，其造型和纹饰对研究北齐时期的宗教观念及艺术等均有重要意义。该墓出土的另一件黄釉绿彩罐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造型及釉色与这件相同，唯四系是方形的，与之有别。
　　其后的考古证据链便是唐代长沙民间瓷窑,大量的发掘证实它是唐代著名的外销瓷产地,陶瓷远销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国,使其成为9世纪以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見证之一。长沙窑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之后,至中晚唐发展到鼎盛时期,其瓷器釉色由青釉发展到颜色釉,后由颜色釉发展到单色釉和多色釉,同时又出现釉下彩工艺技术,并开创了以铜及其氧化物着色的高温釉工艺,值得一提的是铜红彩釉的出现,铜的着色不仅是红、绿共存,交映增辉,或红中散布点点绿色小圆斑点,更难得的是出现通体红色的红釉。

　　--（点评）就地烧造，有森林以供燃料，有黏土以供原料，有墓葬以供用场。特别是高温窑炉结构的发展直接促进了釉面的烧制成功，从青瓷到白瓷，再到三彩瓷，三彩陶，循序渐进，传承提高，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令人信服。
　　--反观欧美欧洲的那些所谓古代遗址，特别是两河与埃及，燃料呢？窑址呢？享受工程院院士待遇的所谓工匠村倒是配置了百科全书式的私人图书馆，呵呵。
　　--还有汉斯佬搬回德国柏林国立美术馆的那座所谓新巴比伦王国的伊斯塔尔门（IshtarGate），2500多年前的彩色釉面砖！哪天欧洲不会说中华瓷器特别是彩瓷工艺是亚历山大大神手下的古希腊工匠教授的吧？
　　--推测，20世纪初的德国佬就是把废弃的清真寺里的釉面砖拼凑篡改伪造了一座所谓的新巴比伦城门，因为“迦勒底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闪米特的子孙之一就是犹太人，源头便是“旧约”。
　　--上文主要内容摘引自《长江中游青瓷起源的新材料——湖南衡阳大浦洋塘山墓群与窑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古代最早的长沙铜红釉》《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士的瓷器和墓志》等。

　　看过几本西方作者的历史著作，其中提到了伊朗西南部靠近伊拉克的所谓古代埃兰王国的遗址，又是所谓的塔庙，还有整齐排列的晒干的砖几千块在一旁说明未建成。这就是妥妥的土坯，砖是要烧制的。土坯建筑3000多年，晒干的土坯棱角清晰，排列整齐，问题是附近的居民点延续至今，这么上好的建材不利用一下实在是暴殄天物啊。

　　还有前几年伊朗东南部地震毁坏的那座古堡，也是号称几千年的玩艺，可惜那也是土坯建筑！当地使用直至今日，撑死也就是近几百年苏丹的城堡，一到雨季就大面积塌陷毁坏，又没钱包砖砌石，说明这地方的统治者就那点实力。

　　呵呵，这伪造的智商也太糗了阿。

　　新旧约和古兰都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金字塔以及所谓七大奇迹，当然后世的那些神父牧师牵强附会的布道文章里硬说旧约里某些人就算希腊人，和学术论文又无法同日而语。
　　还好，古兰虽有多次结集修订，但主体可能还是四大哈里发时期的。又规定不能修改，欧洲想作乱就只好另辟蹊径了，例如近年来“发现”的那些所谓手抄本古兰就很可疑。
　　即使是少得可怜的几处提及对金字塔的探险打洞，相关文献也是出处不清、发现较晚、源流可疑、缺乏阿拉伯语原始文本的。
　　所有的一神教限于教义，对待其它教派的理念和办法就是消灭，实在无法消灭的就限制公开展示的，这又是俺质疑那些异教偶像和文字能够在露天完好遗存至今的一个抓手。具体的内容可以去看相关历史和考古报告。

　　举例说明哈，俺向来不喜欢没有依据乱说的，拿古兰汉译版第二八章“故事（改赛素）”出来：

　　3.我本着真理，为信道的民众而对你叙述穆萨和法老的事迹。

　　--（点评）就是摩西和法老的故事。

　　38.法老说：“臣仆们啊！我不知道除我外还有别的神灵。哈曼啊！你应当替我烧砖，然后替我建筑一座高楼，也许我得窥见穆萨的主宰。我的确猜想他是一个说谎者。”

　　--（点评）有人附会说这就是金字塔。可惜，这里说的是烧砖，按话意，高楼用来瞭望的，烧制的红砖砌筑的瞭望塔和据说是几百万块巨石雕凿砌筑的金字塔之间的关系，呵呵。
　　--另外，“哈曼”这个名字在古兰中多次和“菲尔奥尼”(法老)这个名字一并出现，并且作为法老的亲信大臣分别在不同的六节经文中被提到。而与此相反的是，在《旧约》关于摩西传教生活的章节中根本没有提到过“哈曼”这个名字，倒是在《旧约》的最后部分，这个名字及其作为巴比伦王的宰辅之身份只被提到过一次，而这位王要比摩西晚大约十一个世纪。再说了，“菲尔奥尼”与“法老”是否对应，还是后世的牵强附会，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学术疑问。优素福生活在古王国时代，其国君的名号为“国王”（“麦利克”）而非“法老”，穆萨生活在新王国时代，其国君的名号为“法老”（意思是宫殿，或是算“殿下”）而非“国王”。这与《古兰经》的叙述完全一致。呵呵。

　　另外，这种神论里面前后矛盾可笑的地方很多，还有不少“纳斯赫(废止)”和“曼苏赫(被废止)”的经文，一位伊朗的前什叶派高级知识分子AliSina，精通古兰经、圣训和阿拉伯语，也有学术上的意见。俺就不说了，免得又要闭嘴，说不定还要违法的，呵呵。

　　参考书目
　　1.参考Smit***heBibleandQur'an一个更全面的研究，在http://debate.org.uk
　　2.布哈里圣训，卷6，510号，478－80页
　　3.例如见在大英图书馆展示的Ma'il古兰经
　　4.更全面的记载在GilchristJ.Jam'Al-Qur'an.Benoni.JesustotheMuslims,1989
　　5.Saarbrucken大学GerdPuin博士等的研究，至今仅以德文出版
　　6.McDowellJ.EvidencethatDemandsaVerdict（铁证待判），卷1.SanBernadino，学园传道会，1972，49，59页
　　7.McDowellJ同上，47,48页
　　8.MontgomeryJW.HistoryandChristianity.DownersGrove.IVP,1971，29页
　　9.NevoYD.TowardsaPrehistoryofIslam.JerusalemStudiesinArabicandIslam.1994;17:108–141
　　10.取自TheBibleandtheQur'anbyJaySmith，1998年6月，27,28页
　　11.McDowellJ.同上，53–5页
　　12.McDowellJ.EvidencethatDemandsaVerdict（铁证待判），SanBernardino，学园传道会，1972，84–88页
　　13.列王记下18和19；历代志下32；以赛亚书36和37
　　14.拿鸿书3:13,15
　　15.但以理书5
　　16.CresswellKAC.EarlyMuslimArchitecture，卷1part1.Oxford,1969，137页以后
　　17.CresswellKAC.AShortAccountofEarlyMuslimArchitecture.RevisionbyAllanJW.Aldershot.ScolarPress,1989，41页
　　RohlD.ATestofTime–PharaohsandKings.London.Century,1995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7-13 20:36:39
　　参考书目
　　1.参考Smit***heBibleandQur'an一个更全面的研究，在http://debate.org.uk
　　2.布哈里圣训，卷6，510号，478－80页
　　3.例如见在大英图书馆展示的Ma'il古兰经
　　4.更全面的记载在GilchristJ.Jam'Al-Qur'an.Benoni.JesustotheMuslims,1989
　　5.Saarbrucken大学GerdPuin博士等的研究，至今仅以德文出版
　　6.McDowellJ.EvidencethatDemandsaVerdict（铁证待判），卷1.SanBernadino，学园传道会，1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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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的历史印证

　　作者：TobyJepson

　　穆斯林这个普遍的断言，即认为古兰经被广泛地记忆在心就证明它是真实的。除了说所有穆斯林今天都读的是同样的经文外，这几乎证明不了甚么东西。它告诉不了我们七世纪的任何情况。
　　我们从圣训中得知，穆罕默德死后不久，艾布伯克尔（AbuBakr）是第一个将古兰经内容整理成典的人。据说这项工作被传递给了欧麦尔（Umar），然后再到哈芙赛（Hafsa）。我们被告知，在奥斯曼（Uthman）主政时期，舍姆（Sha’m）和伊拉克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征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军的将军因他们颂念的古兰经有差异而担心，于是求助于奥斯曼。奥斯曼拿来哈芙赛版的古兰经，指示将其制定完整的抄本。我们读到：
　　奥斯曼向每一个穆斯林省份送去了一本他们汇集的古兰经，并下令将所有其他的古兰经资料，不管是零零散散的手抄本还是完整本，全部烧毁。[2]
　　上面的话告诉我们古兰经原来就已经有许多的异本。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们到底是甚么样子的，因为证据已经被烧毁。穆斯林可能会回应说不同的地方只是那些韵母，不是带辅音的经文。然而，最早的手抄本清楚地告诉我们元音很少出现在里面，而且不同的辅音之间甚至缺乏区分的标记[3]。因此，这些不同之处一定很明显，以至于即使在原始的辅音经文里都足以显露出来。

　　下一个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任何奥斯曼的完整抄本。穆斯林经常回答说现今存有两本，一本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博物馆（Topkapimuseum），另一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然而，大部份学者鉴定它们的成书日期是在九世纪[4]。其实，非穆斯林学者一般认为最古老的完整古兰经是陈列在大不列颠图书馆的Ma’il本古兰经，这本古兰经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790年。
　　有关在也门的萨那（Sana’a）被发现的古兰经的手抄本，最近的研究表明自从奥斯曼世代起，古兰经原文仍然有相当大的修改。这些大约为八世纪早期的手抄本跟今天使用的古兰经有很大的不同。整段整段被丢失，后来的人大段大段加上去。今天读到有「说…」（给穆罕默德下的神圣指令）的章节在这个手抄本里一直用的是「他说…」或者「他们说…」，这预示着可能给安拉赋予了人类的语言。光开头的八十三章里面就找到了一千多处不同的地方[5]。

　　在耶稣和穆罕默德之间的年月里，事情发生了改变。羊皮纸成了主要的书写媒介，比起草纸要耐久得多。对伊斯兰来说，如果奥斯曼的手抄本没能够保存下来，真是件尴尬的事情。
　　我们所知道的古兰经异本都是最早期的手抄本。上面提到的也门手抄本也许是现存最早的手抄本之一，而且圣训资料显示奥斯曼铲除了许多异本，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它们是甚么样子的。在古兰经里，我们看到经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标准化。

　　伊斯兰从圣迁（hijrah，希吉拉）之后起就有了权势，至少在某些地方是这样的。穆斯林不可能采用基督徒的有理申辩说迫害可能摧毁了许多重要的手抄本。
　　到目前为止，关于穆罕默德时期阿拉伯的信息最多地是来自于穆斯林的传统。然而，最有权威的圣训集布哈里圣训和穆斯林圣训出现于穆罕默德之后的200年间，同时伊本希沙姆（IbnHisham）的穆罕默德传记（sira）也是在第九世纪早期成书的。不能保证它不是后来补上去的。早期文献的缺乏大大削弱了这种材料的可靠性。

　　再看其他文献，也许最有启发性的就是希伯来大学YehudaNevo教授所研究的石碑文[9]。在内盖夫（Negev）发现的这些阿拉伯石碑文可追溯到七世纪和八世纪。有些内容是宗教性的，有一神论的教条，但不是有关伊斯兰的。在公元691年以前，对穆罕默德没有任何的提及。实际上，在691年之前没有任何地方提及穆罕默德是先知，说穆罕默德是先知的事是691年才开始出现在钱币上和圣岩圆顶寺的圆顶上[10]。这是一个有相当大打击性的事实，因为一旦我们走出了相对较晚的穆斯林传统时，同时代的证据都似乎直接否定了许多有关古兰经起源－穆罕默德的生命和活动－的事情。

　　遗憾的是，不知道在麦加或麦地那出土过任何的文物。有意思的是，在阿拉伯之外，有最早期的清真寺，其中几座的确不像预期的那样朝向麦加[16,17]。如果回应说那是因为七世纪的时候还没有能力判断方向的话，那似乎并不可信，因为当时阿拉伯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享誉全世界。

　　如前所述，我们的历史观往往是主观性的，我们总是企图将证据朝着符合我们自己的预期方向来解释，尤其在宗教方面更是如此。然而，真相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虽然经常被隐没。总结一下。
　　关于手抄本，古兰经乍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背诵记录和传统，似乎一切都是穆罕默德时代的样子。然而仔细看来，背诵记录跟它的可靠性是不相关的，而且有很充份的证据证明在最早期的时候原文就有重大的不同，后来才被标准化了。甚至也门的手抄本还表明后来时期古兰经内容仍然有许多的异读。而且，书写材料的改变和穆斯林自我决定的地位使缺乏早期抄本的藉口完全站不住脚。
　　古兰经从穆斯林传统上看表面上似乎也有很吸引的历史印证，然而这大部份是后期加上去的，同时非穆斯林非常接近于这一时期的资料却勾画出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幅画面。
　　最后，看看其他的考古学证据，文物证据在这方面没有过多的支持或是反对古兰经的，但有许多事实比如早期清真寺的座向引发重大的疑问。

　　关于早期绿教起源的材料发不出来，算了。

　　问题一：地理
　　古兰仅65处提及地方，仅提到九个地名
　　阿德（'Ad）23次，圣经称乌斯。
　　赛莫德（Thamud，即纳巴泰人Nabateans）24次，将山岳凿成房屋。
　　麦德彦（Midian）7次，即米甸人。
　　三处地方必然重要，然而这三个文明都不在阿拉伯，却在麦加北部600多里远之处。

　　问题二：麦加
　　麦加非山谷，也没有古兰所描述的地貌。
　　麦加应是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但7世纪阿拉伯人经商路线并不经过麦加。
　　提及麦加的最早文献，属公元741年作品。
　　早期地图并无显示麦加，要至公元900年的地图才有。

　　问题三：祷告方向（据古兰2：143－145，穆斯林须面向喀尔巴祷告）
　　祷告方向曾改变（公元624年），经书并未说明原本面向哪裡。
　　考古学印证的确有此改变，但非如穆斯林所说，是从耶路撒冷转向麦加，却是从皮特拉（Petra）转向麦加！而且是较后期才发生的。

　　考古证据：
　　1.伊拉克的瓦西德清真寺（Wassitmosque，即库法清真寺Kufamosque）面向西边。
　　2.埃及开罗外的福斯塔清真寺（Fustat）面向东边，若是圣城在麦加，两所寺都应面向南边。（Creswell1969:37,137ff,150&1989:40;Fehervari1961:89;Crone-Cook1977:23,173;al-Baladhuri'sFutuh,ed.bydeGoeje1866:276;Crone1980:1）
　　文献记录证据：基督徒作者埃德萨的雅各（JacobofEdessa，公元705）曾提到马格里人（Mahgraye）说：「由此可见，叙利亚地区的犹太人与马格里人并非面南祷告，却是面向耶路撒冷或喀尔巴祷告，是从前他们父祖之所在。」（Crone-Cook1977:24）
　　图片证据：DanGibson曾为所有早期清真寺拍摄太空鸟瞰照片，皆非面向麦加而建（祷告方向）。

　　古兰经四大问题：
　　古兰经是永恒的吗？（参古兰经85：22所自称）
　　据称古兰经于公元650由奥斯曼彙编抄录经文，成书后送往麦地那、巴士拉、巴格达，及大马士革（布哈里圣训卷6：509－510），此言属实？
　　古兰经是否自公元650后就没有改变过（正如1989年IbnFahd法典）？
　　是否有奥斯曼时期成书后的全本抄本，证明经书1400年来从未改变？（例如：图加碧／撒马罕古本〔Topkapi/Sammarkand〕）

　　公元650年的奥斯曼版本在哪裡？

　　图加碧古本（TopkapiMushaf，土耳其伊斯坦堡，8世纪早期至中叶）
　　伊斯兰历史、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IRCICA）创办人、事务总监，伊斯兰会议研究中心组织常任秘书Ekmeleddin?hsano?lu教授称：
　　「我们并没有奥斯曼时期的修订版（抄本）。」
　　「我们也没有源于该修订版本的誊本。」
　　「现有古本属于以后的伍麦叶时期。」
　　古兰经研究顶尖专家、前土耳其宗教事务部长、土耳其国会议员TayyarAlt?kula?博士称：
　　「目前并未有严谨学术研究探讨相关古本。」
　　「这些古本属8世纪早至中期。」
　　「它们不属奥斯曼时期，也非该时期誊本。」
　　「图加碧古本有2,270处子音差异。」
　　「有22%古兰经内容散佚。」

　　撒马罕古本（SammarqandManuscript，塔什罕，8世纪早至中期）
　　TayyarAlt?kula?博士称：「这不属奥斯曼时期，是8世纪中期作品。」有六大理据：
　　拼字方法不严谨
　　书写风格有别
　　有书写错漏
　　有誊写错漏
　　写的文士欠经验
　　有后来加上的部份（原版本内文仅至古兰经43章）
　　古兰经66%内容散佚

　　侯赛尼－开罗抄本（al-Mashhadal-Husayni，埃及开罗）
　　TayyarAlt?kula?博士称：
　　「此非奥斯曼时期作品。」
　　「这是8世纪早至中期作品。」
　　DerocheFrancois：「标志性的抄本属较后期…版本愈全，时期愈后。」

　　巴黎圣彼得堡抄本（ParisPetropolitanus，8世纪早期）
　　rancoisDeroche（Deroche2009:172-177）：
　　内文经修订
　　与开罗古本（CaireenMushaf）有93处差异
　　「有五名文本抄写员。」
　　「有后来修订及增删。」
　　74%古兰经内容散佚

　　马阿尔抄本（Ma'ilManuscript,2165MS，大英图书馆，8世纪晚期〔790年〕）
　　以更早期的汉志抄本（Hajazi）叠写，属8世纪晚期。
　　只录至古兰经43章，全书未完。
　　25%古兰经内容散佚。

　　萨那抄本（Sana'aManuscript，也门萨那，7世纪晚期至8世纪早期）
　　GerdPuin博士（1981－现在）：
　　「是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抄本皮卷。」
　　内文近半因缺标音符号而意思不明。
　　须附加元音符号，以纠正错误。
　　内文包含地理传统学派所作字体改动。
　　若干差异为后来版本所无。

　　创教后200年内为何并没有任何穆斯林文献？
　　为何穆斯林所言不吻合历史记载？
　　古兰经所载地方名为何那麽少，而且含糊？
　　所载地貌为何更吻合麦加以北600里的情况？
　　为何经书常提绿洲，但麦加根本没有绿洲？
　　为何在公元741年后的文献、及公元900后的地图，才载有麦加城之名？
　　麦加并非商旅枢纽，与古兰经所载有异，为甚麽？
　　为何伊斯兰创教后首100年所建清真寺皆面向皮持拉，继后100年建筑方向混乱，至公元822年后才统一面向麦加？

　　我们所知有关早期伊斯兰之说皆成疑。
　　古兰经成书问题亦成疑：
　　早期抄本皆非奥斯曼时期产物。
　　全都自8世纪马立克哈里发左右才面世。
　　可见穆罕默德与古兰经无关。

　　和两河类似，所谓古埃及尼罗河畔的那些神庙也一样缺乏对考古起码的尊重。

　　所谓卢克索神庙之上，原本是清真寺。13世纪，当地人为了纪念哈加格，便着手修建了这座清真寺，哈加格的陵墓也安放在清真寺内。在修建清真寺的时候，卢克索神庙几乎埋在地下，因此就成了该清真寺的地基。不过，当时的阿拉伯人并非有意将清真寺建在神庙之上。由于该地紧邻尼罗河，卢克索神庙早就被泛滥的泥沙湮没1000多年了。人们不仅在神庙遗址之上盖了清真寺，还建了大量民居和街道。
　　直到1884年，法国考古学家加斯顿·马斯伯乐在此处发掘出卢克索神庙后，人们才发现哈加格清真寺突兀地矗立在神庙庭院的废墟之上，大门离地有8米之高。原先建在神庙遗址之上的民居和街道悉数被拆除。但为了尊重当地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哈加格清真寺被保留了下来，由此成就了一道奇观。直到如今，虔诚的卢克索人每天仍然会前往哈加格清真寺做5次礼拜。只不过清真寺的大门从原先位于神庙庭院上方，改到了另一侧地势较高的卢克索广场。
　　--民居不算，大型基建是要挖深基础的，15世纪出现的所谓古罗马建筑十书里都有打木桩基础的章节。泥土里乱七八糟的原始基础更是要清理的，没人敢保证地里埋藏的老墙壁下面不是歪斜的。
　　--8米深的尼罗河边泥土，地下水，盐碱的侵蚀，建筑的多次扰动，这神庙保存如此完好，墙壁可以直接用作清真寺的基础！特别是那些文字和壁画才是神奇的细节！
　　--看现场清真寺的照片，推测当年法国考古学家就是把位于高台的清真寺周边的基础清理了出来，至于这座神庙的可靠性，难说。

　　不断上涨的尼罗河水正在威胁卢克索和卡纳克的神庙。由于该地区附近的农田习惯粗放式灌溉，尼罗河水水位上涨，加上建筑盐碱化程度加深，卢克索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神庙群正被不断侵蚀。在卢克索的某些地区，尼罗河水已经上涨1.5米之多。同时，盐碱化正在侵蚀立柱和雕像所使用的颜料。

　　按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首席工程师卡尔德-阿布代尔·哈迪说的原因，自从5000年前,卢克索建筑群完成以来，季节性的尼罗河泛滥会把神庙立柱上的盐分洗刷掉。这些盐分是在旱季形成的。但是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尼罗河水位就经年维持在相同水平，这造成了神庙积累的盐分越来越多。

　　--（点评）首先盐碱化不是俺的发明，两河与尼罗河都有的是建筑盐碱灾害，然后这文物委员会的首席工程师居然说季节性的泛滥会洗刷掉神庙的盐分，你这庙喜欢年年被水淹着玩？如果真有古埃及王国的话，高贵神圣的神像、国王像、雕刻、铭文每年都要在肥沃泥泞的大洪水中泡几个月，然后冬季退水之后，法老是不是要派大批人员去洗地呢？这智商实在是酸爽！

　　--再说，旱季形成盐碱，洪水泛滥再去冲刷，这盐碱在旱季就不腐蚀石料和颜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警告难道是泡澡的古建筑？还有后来深埋8米的地下水位升降导致的盐碱危害呢？这回没洪水了，盐碱也休眠了？和两河流域的盐碱土一样听19世纪欧洲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的话？至于水位，别忘了阿斯旺大坝。

　　--这些家伙是专家就可以盲信么？俺扒皮了这么多著名专家在贩子手里买古董、政治性或宗教性搞学术以及人品道德的故事，略见一斑而已。

　　下面科普一下建筑的泛碱危害，也算是盐风化的一种类型吧。看了这些，会明白干旱区域建筑的保存不是那么容易的。

　　泛碱是我国大部分盐渍土地区建筑物普遍存在的一种病害现象，其危害有：
　　⑴影响建筑物的立面观感效果及建筑工程观感质量评定等级且给人以不安全感。
　　⑵影响粉刷的质量，基层与表面粉刷层粘结力不够，贴面粘贴不牢固，影响装饰工程的质量甚至引起质量事故。
　　⑶造成结构安全隐患，水分在墙身内迁移的过程中对砖体和砂浆的冲刷、溶蚀作用使得墙身的抗压承载力降低，墙身表面的粉化剥落使得墙身的结构断面不断的减小，单位面积承受荷载加大，增加了结构的不安全因素。

　　泛碱是建筑物表面的一种常见的病害，根据其不同成因和表现方式，有泛霜、泛白、析白、起霜、墙身和装饰面侵蚀等多种叫法，是土、土坯、砖体、水泥、砂浆、混凝土、砌体、瓷砖、涂料等建筑材料的内可溶性盐碱随温度、湿度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吸收水分、水分迁移、水分蒸发过程中随着物理、化学变化的发生而使原建筑材料破坏的一种病害现象，侵蚀破坏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常见的有返潮、起泡、粉化、起鼓、空鼓、开裂、剥落、发霉、结晶等现象。某项目外墙、门庭、围廊、大厅内等多处墙身均有不同程度的泛碱现象。

　　现分述如下：
　　⑴墙自西北角往南22.70m距地面高1.50m-3.25m处，病害部位上界由北至南高度降低，中部有白色晶体析出（既泛碱），析出物大致呈带状，有水渍，在析出带的上面和下面，砖和石灰砂浆都有相当严重的粉化、剥落，上部颜色较浅，下部较深，砖的表皮已经松胀，轻微的击打即成层剥落，剥落物可用手捻碎，有砂的质感，下部修复的水泥砂浆抹面再次出现泛碱。
　　⑵墙自西南角向南2.5m，下部墙与上部墙之间的4-5cm厚、约20cm（三皮砖）高的石灰砂浆和水泥砂浆已剥落，裸露出内部结构部分，部分砖体表面已经剥落，剥落物呈片状、粉末状，裸露的砖表面上有一层“白霜”，砂浆已经失去胶结强度。
　　⑶入口北侧窗台下，有一皮砖，长度有20cm，表面疏松，有片状的剥落物，周围的砖体无明显的破损。
　　⑷墙外修复时用的是水泥砂浆抹面，在水泥砂浆与墙身交接的地方和抹面上再次出现了结晶体。泛碱病害的重复性可见一斑。
　　⑸东面、北面和西面作为勒脚1.5m高的水刷石有70%-80%的已经空鼓，西墙自西北角向南有11.5m，西入口向南有3.0m；整个北墙自西北角向东有2.7m未空鼓，其余的都已经空鼓。东入口的水刷石上沿已经与墙身产生裂缝，裂缝长度可达7.5m，最大宽度可达12.2cm，到了一触即倒的地步。裂缝内的墙身有大量的白色晶体析出，在潮湿的环境中有滑腻感，有咸味和涩味。
　　⑹门厅内山墙有高度小于80cm的仿瓷涂料起皮现象。门厅的三个入口中间的墙身上有高度小于1.10m的涂料起皮现象，有轻微棉絮状结晶体出现。
　　⑺围廊西侧窗台以上0.80m及以下1.20m处，有严重的结晶析白现象，结晶层厚度可达3cm，有严重鼓起，大量的棉絮状结晶体聚集在墙身表面，白色的结晶体有咸味和涩味，鼓起的涂料形状如被蚕食的桑叶，已经完全脆性。有水渍。
　　⑻围廊窗台为木结构，没有明显析白，墙身上的仿瓷涂料在2.5m以下的均失去光泽，有点状和不连续线状浅蓝色斑点（是返潮所致）。
　　⑼一层墙身上有严重的泛碱现象。30-40cm墙身以下最为严重，水泥砂浆墙裙已经脱离墙身。4mm厚的仿瓷涂料鼓起约2cm,面上有棉絮状结晶体，揭开鼓起的涂料，内有粉化的砂浆和针状的结晶体。40-90cm处墙身表层覆盖一层水膜，涂料紧贴墙身，呈浅蓝色，有少许的黄豆粒大的突起。向上至2m涂料失去光泽，有连续的高度不一的鼓起，最高鼓起约1cm。
　　⑽楼梯间北墙2.7m以下墙身长度范围内出现小块起皮、棉絮状的结晶体呈环形，如月球上的环形山，有不规则线状不连续小突起，呈浅蓝色，为仿瓷涂料被溶后涨起所致。
　　⑾男厕东侧房间。房顶上的涂料大块的开裂，裂口呈人字型三岔口状，开裂的涂料自岔口卷起、下垂。背靠大厅临近厕所的墙身上，高2.5-2.9m墙身长度范围内涂料空鼓。
　　⑿大厅内采用的是麻刀灰抹面，60cm以下墙身长度范围内的抹面变成棉絮状，砂浆失去胶结强度，只有少量的麻纤维起联系作用，轻轻的触动变纷纷坠落。
　　⒀对于清水墙来说，泛碱的发生有向某一区域集中的趋势。楼南面，下面是水泥砂浆抹面，上面仅有一两皮砖发生粉化，其中每处都有一块砖粉化深度达到1-2cm，其余的地方只是轻微的白色晶体析出，在项目东面、北面的墙身，还有本地古城墙上多处都是这样。

　　纳芙蒂蒂半身塑像是德国的埃及考古学家路德维希·博哈特1912年在埃及的阿马纳发现的。

　　--注意时间，那时候的考古没有科技元素。

　　埃及尚属英法殖民地，英、法两国有许多考古专家在埃及寻宝，德国人自然也不甘落后。

　　--殖民地，寻宝，考古？你想多了，动机在下面。

　　在柏林地产商詹姆斯·西蒙的赞助下，博哈特加入了寻宝的行列。西蒙每年付给博哈特3万帝国马克，交换条件是所有发现的宝物归其所有。

　　--这就明白了，和那时候所有的欧洲所谓考古一样，一个富豪，出钱赞助，条件是所有发现的宝物归其所有或是分成。还有一个业余天才。
　　--路德维希·博哈特LudwigBorchardt是个学建筑的“initiallystudiedArchitecture”，果然又一个业余天才。

　　在阿马纳的一处土建筑废墟下，博哈特发现了这件塑像。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挖出这件彩色塑像时，就拥有了埃及最生动的艺术品，这件东西几乎完好，只是耳朵碰掉了一点，另外左眼有些缺损。”

　　--按出土的描述和展示来看，这不是密闭或深埋的，就是在沙土里直接挖出来的，色彩如昨，缺口是新鲜的，毫无剥蚀迹象。

　　这件塑像是何时、何人制作的已无法考证，只知道其塑造的是古埃及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570年至约公元前1308年）法老埃赫纳吞的妻子纳芙蒂蒂，纳芙蒂蒂在古埃及语中是“美丽来临”的意思。这座埃及王后的塑像高47厘米，重约20公斤，没有使用任何有机材料，因此破损程度很小。人物右眼瞳孔镶嵌的是黑色天然水晶，眼白是白垩岩石，眼眶用蜂蜡密封。整座塑像由灰、黄、绿、黑、白和肤色六种色彩构成，博哈特在日记中描述道：“色彩应用非常超前，简直无法形容，所有的用词都显得多余。”
　　不得不承认，欧洲在文物保护上的领先，除了出土时候就有的左眼有些缺损，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出这个是3300年前，出土100年的东西。据史料称该像的眼睛是用铜料镶边，雪花石膏填白，并用下面垫了一块磨光的黑檀木的水晶石做眼球，使双目极富神气，显得非常明媚动人。

　　--欧洲在文物保护上的领先，呵呵，1912年的文物保护？
　　--白垩，蜂蜡，雪花石膏，3300年前？蜂蜡的主要成分是高级脂肪酸和一元醇所合成的酯类、脂肪酸和糖类，这33年前的蜂蜡埋在沙子里也完了。
　　--“thebustofNefertitiisanartifactmadeofgypsum”，原来这就是个石膏像，二水硫酸钙，玩过石膏像或是室内装潢的都明白这是个什么玩艺儿，干燥容易失水开裂，潮湿容易粉碎，不能当室外材料的。这原来是低成本造假，比近年来用真白银伪造老银元的奸商黑心多了！
　　--根本看不出这个是3300年前，出土100年的东西。这才是真相。

　　近日，瑞士艺术史学者HenriStierlin则在他的新书《纳芙蒂蒂的雕像——一个埃及古物学骗局》中称这尊半身雕像被制造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古代的颜料，但是没想到雕塑做成后却被一位普鲁士亲王大加赞赏，因此，雕塑者只能假装它是真的。柏林一历史学者也在上周出版的新书《考古学缺少的一环》中称纳芙蒂蒂半身像是赝品。

　　回到所谓的两河文明：

　　《TheOldestDatedRoyalSeal.TheSealofBasha-enzu,B.C.2900I》
　　作者：LeonLegrain

　　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章：最古老的皇室印章，公元前2900年的宝贝。
　　由刻文所知，判断是《苏美王表》上的基什第三王朝库巴巴的儿子，基什第四王朝第一位统治者：basha-enzu，统治了25年。
　　basha-enzu这个名字要么是反写，要么是旧音译。现代拼为：Puzur-Suen。汉译：普祖尔辛。（Suen与辛sin，指的是同一个）
　　enzu在wiki月神的词条里解释到，是智慧之王的意思。然而没有指引资料进行详细解释，整体basha-enzu这个名字的意思，并不是很明朗。
　　但如果以Puzur为参考，通过后期亚述王名字意思的判断，往上推测：Puzur-Suen，名字意思是：苏恩的仆人，或苏恩的管家。
　　故：basha-enzu，意为：“智慧之王的仆人”？
　　这里有个洗三观的疑点：基什第四王朝居然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者定义为公元前2990年左右？是的，这个的确与现代的认识不同。首先要考虑到一点，毕竟是1922年文章。时间上的判断，多少有些过时。
　　虽然时间上的判断已被更新，但有一点，可能是没有错的。这个在当时，可能是人类历史文明上的最古老的皇室印章。放到今天来看，也可能仍是最古老的皇室印章。
　　文中所言：basha-enzu并没有使用'卢伽尔“，但也判断出，可能当时的统治者是库巴巴，basha-enzu是不可能使用王號-卢伽尔。又根据名字判断，当时basha-enzu可能是乌尔城的总督。
　　似乎没有将其列入《苏美王表》中得到考古确认的国王。这个相当匪夷所思。自然，以严肃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的话：一颗滚印，仅能作为孤证。毕竟没有王號。而且也难保指的不是其他人。（例如：萨尔贡历史上就有三个人使用这名字）
　　--论证了一堆，有理有据。这玩艺哪里来的呢？
　　--这是一颗由Haynes博士于1890年在巴格达市场上购买的滚印。也就是传世品，就是从古董贩子手里拿来的。那时候离开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宣布破译楔形文字体系已经多少年了？俺可没说这一定是按照欧洲处心积虑、胡拼乱凑搞出来的所谓楔形文字破译规则制造出来的假货哦！
　　--参考斯坦因在喀什市场上买的那几枚所谓古罗马钱币用以证明中国新疆希腊化的桥段，还有最近的那个哈佛女教授拿到的耶稣结婚莎草文书残卷，呵呵。
　　--所以说，看看欧洲伪造历史体系时候的矫情和纠结，和阿三一样的餐后笑话。
　　--对了，同样可笑的是某些论坛的ID，什么样的理由都编得出来，果然创造性，和当年那些欧洲业余天才如出一辙。

　　@老陈买酱油 2021-07-23 17:53:47
　　铁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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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引述并点评了一点两河文明与耶经考古学的关系，下面是耶经考古学者文章的节选：

　　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与耶经（章节名）

　　罗林森等人解读楔形文字的最初成果之一是在欧洲高级考据学派似乎无人应战的时候有力地维护了耶经。他们发现了当时只在耶经里提到亚述国王撒珥根的名字（旧约-赛20:1）。由于古典作者都没有提到过他，一些高级考据学者就认为撒珥根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也有人认为他是撒曼以色的另一个名字。如今，这位自称征服过撒玛利亚并掳走其居民的撒珥根已被确认为亚述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
　　--就是那个在印度受训几年、对梵文依旧一窍不通的英国青年军官，著名的三语摩崖铭文的破译者，受封为爵士的业余天才。不论是亚述，还是波斯，都是旧约的内容，于是，一个个死去的、毫无传承迹象的古代文明，就这样冠上了旧约里面国度的名头。问题是，真相究竟是什么？

　　乔治·史密斯于1872年发现巴比伦洪水的故事，巴比伦洪水的故事要比其他民族的洪水传说更加接近于耶经的记载。
　　--还是为旧约-创世纪的大洪水故事找考古佐证。

　　巴比伦洪水的故事是长篇史诗的一部分。这部史诗描写主人公吉尔伽美什追求永生。在寻找“长生草”的过程中，他探访了阴间，遇见了遭遇过洪水的巴比伦英雄犹他纳皮舒提姆，听他讲述洪水和他从洪水中得救的故事，以及他如何在众神之中获一席之地的经历。巴比伦的故事与耶经记载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巴比伦传说中的英雄没有象挪亚那样向同胞传道多年，而是被神明利用去欺骗洪水以前的人类，使他们更易成为灾难的受害者。
　　犹他纳皮舒提姆造好船并在其中安置好各种用品，动物和他的家人之后，就把航行的任务交给船长普苏尔·亚穆利。洪水很快就来临了。风暴和洪水甚为猛烈，连诸神都因他们带给世界的灾难而惊恐不已。诸神因洪水而害怕。他们升到阿奴的天庭。诸神象狗那样蜷缩在外墙上。”
　　暴风雨持续了六天六夜，毁灭了一切生物，使之“回归尘土”。犹他纳皮舒提姆看到这么大毁灭的场面时，就跪下哭泣。过了一天，一个小岛出现了。船停在尼西尔山顶上。犹他纳皮舒提姆等了一周。到第七日，他放出一只鸽子，鸽子没有歇脚的地方就回来了。他又放出一只麻雀。麻雀也回来了。他再放出第三只鸟——乌鸦。它再也没有回来了。犹他纳皮舒提姆既知道地面已经干了，就离开了船献祭。诸神闻到祭物的香气十分高兴。他们就赐给他永生并列入众神之中。
　　这个故事在整体上甚至在一些细节上与耶经中的记述（包括《创始记》和《新约》中的一些记载）惊人地相似。下面列出其共同之处：
　　（1）洪水的主人公，即耶经的挪亚和巴比伦文故事中的犹他纳皮舒提姆，都得到了神关于洪水危险的警告。
　　（2）洪水是神对罪恶的惩罚。
　　（3）蒙拣选的主人公必须建造一只船，并放弃自己的财物以救他的命。
　　（4）他们奉命把动物和家人带到船里。
　　（5）他们得到了有关船只大小和建造方法的指示。
　　（6）主人公都得到并服从了有关其同胞的信息，尽管信息的内容完全不同。
　　（7）下令进船，并提到一个门。
　　（8）一场可怕的风暴和大雨造成了洪水。
　　（9）不在船里的人都被毁灭了。
　　（10）洪水消退以后，船停到一座山上。
　　（11）把鸟放出去了解地面是否已经干了。
　　（12）下船后献祭。
　　（13）祭物被神悦纳。

　　耶经和巴比伦故事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耶经所记载的上帝是公义的，而巴比伦故事里的神则是彼此争吵的。
　　（2）耶经的挪亚被称为“传义道的”。他警告人即将来临的洪水，使他们有得救的机会；而在巴比伦文的故事中，诸神欺骗了世人，以便毁灭他们。
　　（3）上帝与挪亚立约是耶经故事的重要部分，巴比伦的故事中却没有提到。
　　（4）还存许多细节方面的微小差异。如方舟的尺寸不同，放出去鸟类的次序不同，着陆的地名不同，时间不同，还有其他一些故事情节也不同。

　　但两个故事之间的相似处足以证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关于这种明显的联系，学者们提出了三种主要的解释：
　　（1）许多现代学者认为犹太人在被掳期间抄袭了巴比伦的故事，并按他们的思维方式进其改写。凡是相信《创世记》是摩西在以色列民被掳前一千年前受上帝启示所写的人完全不接受这种解释。
　　（2）一些保守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巴比伦人抄袭了希伯来人的故事。然而，由于现存最古老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要比摩西的时代早好几个世纪，这种解释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3）第三种观点认为两个故事最初出于同一来源。这无疑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关于一场全球性洪水而只有一家人得救的故事流传了许多世代。当巴比伦人用文字进行记录的时候，这个故事经过口头多次转述和受巴比伦异教多神论的影响已大为改观了。反之，耶经故事则是在圣灵默示下写成的，故表现出一位一神论作者纯洁高尚的情操。
　　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异同大都是因此而造成的。由于洪水后最早的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或其附近地区，故当地的居民对洪水比较了解，所保留的故事也要比其他较远民族更加准确。另一个因素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最早用文字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但我们把它与耶经的故事相比一下，就会发现它的格调要低得多。耶经故事的道德内涵在巴比伦的传说中是完全没有的。耶经为我们提供的是历史，而巴比伦人则把历史变成了传说。
　　--反正就是那些泥板上刻下的在古代应当是最为神圣的文字或是符号，欧洲对其肆意破译，那就是耶经的源头哦。反正就是死无对证，随便欧洲的语言学家搓揉改编。鹿野兄关于古希腊可能是伪史的短文中也涉及到这一点。还好，中华文字流传演化至今，还有我们这些炎黄子嗣把关，欧洲骗子无法玩弄“破译”的把戏。

　　1901-1902年冬天，一支法国考察队在耶经中的书珊城（就是所谓的苏萨）废墟上进行发掘。这是犹太女子以斯帖成为波斯帝国皇后的地方（斯2:5等）。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断为三截的八英尺长的黑色闪长岩石柱。上面有三十九段碑文，共记录了3,624行法规。这些法规是公元前十八世纪先祖时代巴比伦帝国的一位伟大的亚摩利国王汉穆拉比所搜集，并发布在这个石柱上的。这部古老民法的发现引起了神学界的轰动。《摩西五经》的司法制度一直受人质疑，因为人们认为在摩西的时代不可能存在如此高水准的制度。但《汉穆拉比法典》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摩西的时代以前就已拥有类似的法典了。我们仔细对照耶经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制度，就会发现这些法律最初源于那位神圣立律者。只是它们在异教拜偶像的人手中败坏了。

　　--要么这是高卢佬伪造或部分伪造的假货，楔形文字大辞典都出版几十年了，和近百年前的那块罗塞塔石碑一样的伏藏。要么就是胡乱破译凑译，见下文。

　　《汉穆拉比法典》还表明，耶经先祖的故事所反映的生活方式，在许多细节上与当时近东所存在的状况吻合。撒拉把她的使女给了亚伯拉罕，想通过使女得到上帝似乎不让她生育的后代（创16:1），这在今天看来好象不可理喻，但她的做法却符合当地的风俗，是完全合法的。法律规定了成为妾的使女以及她所生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见《汉穆拉比法典》第144、145、170、171条）。当夏甲因将要为主人生子就小看她的主母时（创16:4），受到了撒拉的惩罚，这也是是完全合法的，见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第146条的规定。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特别重大的发现对于了解先祖时代大有帮助，并证实了耶经故事的可信性。这部法典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所提供的第一个伟大的见证，证明众先祖并不是神话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的；耶经所描写先祖的生活环境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事实完全相符。

　　--这些译文不仅是旧约的翻版，还参杂了大量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法律的内容，典型的托古拼凑。

　　当高级考据家，亚述学家阿尔弗莱德·耶利米亚斯在研究了《汉穆拉比法典》的法规，将之与耶经先祖故事所反映的习俗进行比较，得出了以下惊人的结论：
　　“正如碑文所证实的，我们已经说明了先祖故事中的环境与当时古代东方文明的状况完全相符。……威尔豪森曾认为先祖的故事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的。但现在证明它们都是可能的。如果亚伯拉罕确实存在过，他只能生活在耶经所描绘的环境之中。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与此相符。威尔豪森可以想一下他自己所说过的话（《旧约头六卷的写作》第346页）：‘如果（以色列的传说）是真实的话，只有傻瓜才会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古代东方背景下的旧约》，第2卷，第45页）。

　　在对努斯的发掘中，发现了更多这方面的证据。有一份文献说一个人为了得到三只羊解除眼下的困难而卖掉了将来的继承权。这马上会使人想起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卖掉长子名分的故事（创25:33）。其他的努斯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与雅各在哈兰的经历类似的记录，包括他与其岳父拉班的关系，还说明每一个女儿，象利亚和拉结一样，在出嫁时会得到父亲所送的一个婢女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创29:24,29）。努斯文献就这样为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奇异风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先祖的故事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不是根据含糊不清的传说或神话。

　　--又是泥板文书，是否考古发掘时候还扛着羊皮版的手抄本旧约呢？

　　W·F·阿尔布莱特在提到这些对了解先祖时期大有帮助的大量考古文献资料时强调说：
　　“我们可以列举许多知名的学者。他们都认为《创世记》11至50章的内容是后人编造的，或至少是把列王时期所发生的事，推到了后来的作者所无可考证的远古。
　　“过去世代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切。这些资深学者中除了极少数顽固者之外，几乎没有一位耶经历史学家不对支持先祖传说历史真实性的资料迅速增加而赞叹不已”（《犹太人的历史，文化与宗教》中的“耶经时期”，路易·芬克勒斯坦编，第3页）

　　--这是一位著名的犹太考古和历史学家，看过俺帖子的可能会想起这个名字的多次出现。

　　由美索不达米亚的发现提供了大量佐证的另一个时期是以色列和犹大列王时代。在亚述碑文中提到的第一位以色列国王是亚哈。他是与先知以利亚同时代的。撒曼以色三世说亚哈在夸夸战役中率两千辆战车和一万名士兵与亚述国王交战，其兵力超过当时与他结盟的任何其他国王的军队。这位亚述国王后来还描述另一位以色列国王耶户向他纳贡。亚述碑文中提到的以色列国王还有约阿施，米拿现，比加和乌西雅。乌西雅在位期间，撒玛利亚被攻克，居民被掳走。这一事件也在一位亚述国王的编年史和碑文中留下详细的记录。
　　出现在亚述碑文中的犹大国王有约阿施，亚撒利雅，西底家和玛拿西。亚述国王西拿基立为我们留下了公元前701年他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他夸口说把犹大国王（西底家）围困在他的京城里象笼中之鸟。但他却不敢说自己攻占了耶路撒冷或俘虏了国王。后来他再次入侵犹大时，军队遭受了惨痛的损失（在《旧约》中提到过三次：王下19:35；代下32:21；赛37:36）。西拿基立只吹嘘自己的战功，自然不会提他的军队在巴勒斯坦所的惨败了。
　　一些尼布甲尼撒帝国首都巴比伦的不显眼的收据证实了年轻的约雅斤王被掳到巴比伦的事。这些泥板上的收据只是说该国王和他的儿子们收到了王宫库房所配给的油。还有其他许多文献记载了犹太人被掳时期和回归后所发生的事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博物馆内的一块泥板经检验发现提到了苏萨城（即耶经的书珊）薛西斯宫廷中的一位高官末底改。这表明《以斯帖记》的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甚至枯燥的私人商务文书也为耶经的故事提供了佐证。从尼普尔出土了“穆拉舒之子”大商行的一批会计记录，表明该商行与犹太人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他们中有许多是波斯王治下有地位和财富的人。这证明了耶经记录的正确性。耶经记载许多犹太人在被掳回归后变得富有并拥有地位。
　　上述佐证耶经的发现只是那些再现耶经画面的大量美索不达米亚出土文物中的一小部分。耶经中所提到的每一位亚述，巴比伦或波斯统治者几乎出现在当时代的文献之中，使我们得以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我们拥有撒曼以色，提革拉毗尼色，尼布甲尼撒，久已失传的伯沙撒，居鲁士，大流士大帝，薛西斯和其他许多帝王的碑文。甚至耶经里所提到的一些官员的名字，如尼布撒拉旦（王下25:8）和尼甲沙利薛（耶39:3）也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有出现。

　　--是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么？恰恰是耶经中的旧约考古学，一向是质疑所谓古希腊典籍的真实性的，信谁好呢？

　　--有学者研究认为，所谓新约出自公元后10-12世纪之间，和真正的耶稣以及十字军东征有关。而所谓旧约，却是其后才出现的。拭目以待。所谓“死海古卷”的水，和耶经中的旧约考古学一样多。

　　还是要提及神秘的古埃及：

　　中国人没有资格参与古埃及、古希腊和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其实，即便是埃及人、希腊人和伊拉克人的学者，研究自己国家的古代历史也是因水平不高而参与有限。
　　于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上古文明的历史，便由欧洲人来把握住话语权了，他们说什么，全世界人就得相信是什么，谁有能力去挑战欧洲人的结论？
　　现在所有的断代信息都是后人的一种解读结果，而这些解读的方法是否合理正确，谁能保证？就如同中国四川的三星堆青铜文物来源，也在被后人解读着，谁能保证现在的解读方式是完全无误的？
　　至于那个古埃及年表，是否真的符合历史真实？一个人试着解读出来，全世界的人都深信不疑，那个人穿越到古代去过了吗？
　　当然，也会有一些欧洲人会去质疑另外一部分欧洲人的结论，但是，这些质疑声显然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并没有成为主流的声音。
　　然后，西方世界的古代文明历史结论依然如故地被写入了全世界的历史书籍里（包括中小学历史课本里），给全世界的人民洗脑！
　　中国人所能做的，就是找出西方人曾有过的那些质疑声，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些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不同观点，有助于打破现有的西方历史“一言堂”的局面。
　　须知，欧洲中心论的幽灵至今还在游荡，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便是现实的范例。参考马克垚教授的文章《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

　　这就是质疑的意义所在。

　　西方在埃及和近东的“考古”主要是为考证耶经服务的，西方的“考古”本来就起源于“耶经考古学”。后者延续到1940年代的死海古卷大发现是个高潮。

　　西方的“埃及学家”用不靠谱的耶经、谬误百出的曼涅托王表、拉美西斯三世的天狼星定年再倒推，将拉美西斯二世的时期定为西元前十三世纪。
　　拉美西斯二世最出名的一项事迹，是他与赫梯的哈图西里三世打了一仗，然后双方签订了和约。埃及与赫梯都城遗址各自出土了内容一致的和约，埃及学家想当然，把赫梯都城遗址也定在西元前十三世纪。
　　不过，在另一处西元前七世纪的墓穴中，却找到了38个神祗小金像，这些金像与被假定为西元前十三世纪的赫梯都城遗址发现的浮雕非常相似。（来源：不列颠博物馆）

　　另外，考古学者根据耶经出埃及记的记载，寻找传说中的“比东”城。他们还真发现了一处遗址，而且发现了献给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但最终检测却发现，即便最古老的地层也不早于西元前七世纪。“埃及学家”说，雕像是被后人搬过去的。（来源：不列颠百科全书）

　　--这个解释果然不错。
　　拉美西斯二世所在的年代，到底是西元前十三世纪还是西元前七世纪，“埃及学家”至今未能给出完美的解释或圆谎。
　　西方的“考古”，一向是别有目的的靠估。
　　--这个，俺没啥评论，反正俺和拉美西斯几世都不熟。旧约，破译，铭文，历史，呵呵。

　　需要请诸位爱好者注意的是，耶经考古学都是一些业内大拿领衔的，他们的论文不综合分析的话，很难看出其问题来。好在大师们也有利益冲突，耶经以外的东西他们还是比较严谨的。
　　值得一提的是，从19世纪起当“埃及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时候，对圣经史实性的研究也从一个跨文化的独特角度得到了很大的促进，诸如古代犹太人与埃及的各种隐秘联系，甚至包括摩西的民族渊源及真实身份等，类似的研究都在努力追究圣经的史实性。包括美国纽约圣经考古学会会长加利·格林伯格教授的《圣经之谜：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TheMosesMystery:TheAfricanOriginsoftheJewishPeople)，以及英国苏塞克斯埃及学会会长戴维·罗尔博士的《圣经：从神话到历史》②(TheBible:FromMythtoHistory)等都有相当影响。
　　下面俺就来摘选一段戴维·罗尔博士的《时间的检验·卷一·圣经－从神话到历史·第五章：四大支柱》2000年汉译版的内容。

　　埃及历史年表的四大支柱
　　--俺和其它爱好者曾经指出过古埃及年表的疑问，特别是载体和源流，现在看看实际上创造了埃及学的基础--耶经考古学大拿的看法。

　　确定法老文明体系的年代是以一些关键的支点为基础的，他们乍看上去显得环环相扣，相互支撑。埃及的年表大厦有四大支柱，现在我们就来检查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像外表那样牢固。

　　支柱一底比斯的劫掠
　　这些支柱中的第一个作为一个确实的历史年代是无可争议的——而且也不在这个论题的争论范围之内。公元前664年，亚述国王巴尼拔带了一支军队来到埃及并劫掠了圣城底比斯，作为对法老塔哈卡领导的反抗亚述占领的惩罚。公元前664年这个年代受到了来源不同的一整套相互契合的资料的支撑，这些资料包括贝罗索斯、曼涅托的作品，亚述和巴比伦的编年史，阿匹斯石碑以及重要建筑上的埃及君主年代。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个埃及年表上至关重要的支柱是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历史“固定点”。
　　公元前664年亚述巴尼拔对底比斯的劫掠标志着法老塔哈卡统治的最后一年（他的第26年），并宣告了埃及历史后期的开始。
　　--这些泥板和铭文来源可疑，解读可疑，但是，在旧约全书中，亚述巴尼拔被称做亚斯那巴。见以斯拉记4:10。“和尊大的亚斯那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这“尊大的亚斯那巴”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说的是“约旦河”），于是就和那个古城遗址硬凑上去，尼尼微，亚述巴尼拔。就是俺前述拿旧约去考古的典故。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大量泥板因隐没在废墟中而得以保存下来﹐1845～1854年被发掘。约20720块泥板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院。这是关键，不承认第一支柱，这泥板就难以按旧约要求解释，应该是破译，欧洲惯用的手法。但这只能追溯到公元前664年，虽然这一年也是可疑的。

　　即经明确地接受了埃及年表大厦的这第一根大支柱，现在让我们在仔细研究一下目前被接受的年表在公元前664年之前的其他支柱。

　　支柱二示撒和塞桑克
　　第二十二王朝的创建者塞桑克一世被认为就是《圣经》中的“埃及王示撒”，按照《列王纪上》第14章25－26节和《历代志下》第12章2－9节的说法，他于罗波安第五年抢劫了耶路撒冷的所罗门殿。根据广为接受的埃德温·悌勒的圣经年表，这个事件的年代可定为公元前925年。
　　维多利亚时代的圣经学者和他们的同事——新生的埃及学家们，尽管仍受着对于圣经经文所承担的义务的束缚，还是很快又发现了埃及和圣经之间另一个重要的年代联系——这个联系似乎肯定了他们在将拉美西斯大帝定为压迫时期的法老的基础上所设计的年表。
　　--将拉美西斯大帝定为压迫时期的法老，不提读音的3000年变化，这还是拿旧约来凑阿！俺前述有考古发现两个拉大法老差距600年的趣事，谁是真的？下面要看所谓的破译天才商某人的手段了。

　　1828年，商博良终于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访问了埃及，同行的有他的旅伴比萨大学的伊波利托·罗塞利尼教授（1800－1843）。他也终于能在法老与众神们神庙和坟墓的不朽碑文下直接记录墙上的言词了。
　　--那时候商某已经因为拿着拓本破译了圣书体成名了。可惜，这个据说未及弱冠便精通十多种语言包括汉语的业余天才，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中国古代文字辨识的一个字母。俺琢磨，要么是根本不懂，要么是没那胆子。

　　于是就是这位商博良，站在了刻在卡纳克的布巴斯提斯大门南墙上的赫德吉克佩尔·塞桑克一世的凯旋图前。在他的右面，他能辨出法老模糊的轮廓——戴着一顶上埃及的白色高冠，右手高举，在他的拳头里，王室权杖正准备砸向湖面中央那些被捆着的俘虏们的头。在墙的左面立着卡纳克神阿蒙庄严的形象，在他下面是“胜利底比斯”女神，两位各在将一排上有俘虏首领头颅的椭圆形名字环拽向国王。每一个名字都被圈在形如城墙的垛状界线里面。环中的象形文字拼写着塞桑克国王在其统治第20年对巴勒斯坦的战争中所攻取的城市和乡镇的名字。
　　商博良开始读城市的名字：亚雅伦……基遍、玛哈念……伯珊、书念、塔纳赫、米吉多——都是圣经故事里常见的地名。接着他又读到了第29号地名环上的符号：y－w－d－h－m－l－k。这难道是真的吗？他开始读出辅音字母（古埃及文字不写出元音）：Iouda－ha－malek——“Judah”（犹大），接下来是“王国”。难道塞桑克法老征服过犹大王国吗？的确是这样！正如《列王纪上》14章25－26节和《历代志下》12章2－9节所证实的，埃及国王示撒在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王统治第五年入侵犹大，作为不洗劫耶路撒冷的交换条件，他掠走了耶和华殿里的宝物。商博良非常高兴又找到了一条圣经故事与法老历史之间重要的年代联系。从那时候起，第二十二王朝的创建者塞桑克一世便被确定为圣经上在罗波安王第五年劫掠了所罗门神庙的示撒。这个事件——根据圣经年表——被确定为发生在公元前10世纪的前半叶。
　　--因为据说古犹太文字无元音，所以古埃及文字也不写元音，把几千年不变的图画当作字母文字来破译，这就是样板，元来如此！俺没有错字。旧约阿，旧约，没有旧约，欧洲天才会读出啥呢？

　　《列王纪》和《历代志》详细载明了王国分裂时期以色列和犹大诸王统治期间的年代联系，这些（以及亚述史册中提到了希伯来统治者）使得学者们能以相当的准确度确定后所罗门时代的圣经年表。作为美国圣经年代学家埃德温·悌勒的又一项敏锐研究的直接成果，现代学术界将《旧约》上的时间减去了50年，于是罗波安第五年就被定在了公元前925年。因此塞桑克一世的第20年也就与此固定的年代连在了一起，他的统治元年（即第二十二王朝的创建年）定在了公元前945年。这就是埃及年表的第二大支柱。
　　--亚述史册中提到了希伯来统治者，见俺前述，亚述必须存在，至于是哪里，凑呗。现代学术界将《旧约》上的时间减去了50年，补充一点，欧洲对于那些钱币和铭文的破译也是可以加减改变字母的，据说是工匠水平参差不齐。
　　--现在，前推了约260年。

　　看来，埃及的纪念物似乎又一次证实了圣经上的故事——但是当我们更进一步地细察塞桑克的战争碑文后，整座大厦就开始倾颓了。
　　首先，商博良将第29号地名环读作Iouda－ha－malek（“犹大这个王国”）是完全错误的，正如韦尔赫姆·马克斯－穆勒（1862－1919）早在1888年就指出的，第29号地名环应该读作Yad－ha－melek，意为“国王之手”，可以理解为“纪念碑”或“国王的石碑”。换句话说就是在巴勒斯坦某个不知名的统治者曾立起一座纪念碑的地方。
　　商博良的匆忙认读造成的进一步损害是对这个Yadhamelek（雅得哈默莱克）的地理定位；它在地名表上的位置使得它应该在以色列北部，完全是在犹大疆域之外，因此第29号地名环不可能理解为“犹大王国”。
　　--俺是门外汉，只知道这里有学术歧见，对错不知道。

　　回想一下我们从相关的圣经段落中所确知的有关示撒战争的情况：（比较复杂，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买书看。）如果塞桑克一世就是《圣经》中的示撒，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的盟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却小心翼翼地避免侵入他的敌人犹大国王罗波安的领土呢？事情完全弄颠倒了：示撒攻击的是犹大，他进入了耶路撒冷劫掠了耶和华神殿，而塞桑克攻击的是以色列，在他的战争记录中根本没有提及耶路撒冷是战败的城市之一；示撒与以色列结盟而征服了犹大，塞桑克则征服了以色列而避免与犹大交锋。那么我们还能坦然地继续争辩说塞桑克一世的巴勒斯坦战争就是《列王纪》和《历代志》中提到的示撒战争吗？
　　这里有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学者们通过与《圣经》的对照来证实埃及的年表。他们乐于接受塞桑克＝示撒这一名字的等式，并相应地宣称塞桑克一世第20年的战争与示撒攻取耶路撒冷是等同的。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否认了两个资料所载事实之间明显的差异。如果你想用圣经的资料既建设埃及年表又建设黎凡特考古的地层学框架，你就不能武断地漠视包含在圣经资料中经过挑选的史料，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你的理论。毫无疑问，如果这个对照性历史年表是可靠的，那么两份资料中记载的据推测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事实，就应该大体上是一致的。照现在这个样子，它们却根本不相符。相信这个关键的对照性年代以及相应产生的年表的固定点便会误入歧途，是危险的。
　　要证明我们在确定埃及第三中间期的年代长短时是多么依赖于这个对照性年代，只要引用埃及年代学主要权威之一肯尼思·基琛教授的一段话就行了。首先他采用了为那些库希特人法老在位所估计的最高年限，从我们可以放心的固定点公元前664年（塔哈卡的卒年）往回计算，为第二十五王朝的起始确立了一个时间。他算出的年代于是便是在公元前716年至前712年之间，这便成为该朝代的创始人沙巴卡的元年。然后基琛揭示了传统年表在决定第三中间期年代时对《圣经》至关紧要的依赖。
　　在两个世纪前，第二十二王朝创建者塞桑克一世的21年统治期可被定为大约公元前945～前924年；这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可与犹大和以色列详细年表相对照的历史年代，其本身是与一个已确认的亚述年表密切相连的……其次要归功于一系列已知的其继承人的统治年代，它们几乎完整地填补了公元前924～前716/712年间的空白……
　　请注意塞桑克一世后继者们的统治年代是用来“填补”其长短完全是根据塞桑克一世（＝示撒）和罗波安之间的圣经对照年代所决定的一段时间的——这个对照性年代反过来又是由埃德温·悌勒的圣经年表所确定的。难怪基琛将塞桑克和罗波安之间的联系视作“至关重要的对照性年代”！
　　--只要知道一点即可，第二支柱的重要性，古埃及第三中间期年表依赖于旧约。问题来了，是先有旧约，还是先有年表？
　　--有兴趣的爱好者可以仔细看看引述段落。如果旧约可以改掉50年，呵呵。
　　--回到所谓的破译，如果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欧洲的破译就是胡扯，拿来破译甲骨文六书中的象形类试试？如果是字母文字，欧洲不论在字形的变化和读音的演变上都是一本正经的放屁。
　　--犹太和诺曼之间还是有打有拉的，所以会有这些斗争。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7-29 20:08:23
　　回想一下我们从相关的圣经段落中所确知的有关示撒战争的情况：（比较复杂，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买书看。）如果塞桑克一世就是《圣经》中的示撒，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的盟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却小心翼翼地避免侵入他的敌人犹大国王罗波安的领土呢？事情完全弄颠倒了：示撒攻击的是犹大，他进入了耶路撒冷劫掠了耶和华神殿，而塞桑克攻击的是以色列，在他的战争记录中根本没有提及耶路撒冷是战败的城市之一；示撒与以色列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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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支柱，就是埃伯斯日历和闻名遐迩或是臭名昭著的“天狼星纪年”

　　埃及新王国的七十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6世纪中叶（公元前1550年）——这是通过用天狼星纪年法得出埃伯斯纸莎草纸文件所载的阿蒙霍特普一世第9年为公元前1517年后推算出来的。
　　古代埃及年的基础，一年分三季——阿赫特（洪水）、佩雷特（复苏）、谢穆（干旱）。这些主要时期又依次分为4个月，每月30天，每10天一个星期。12个月总天数为360天，因此埃及人在每年末加上五个“年日”，或叫“闰日”，这就将他们的民用历提到所需要的365天。在这里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埃及人显然没做到加上每四年一次的闰年日，就是说应该每年多给四分之一天才能与地球回到每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的同一点的时间相符。没有计算天文年（365.25天）的这一额外长度的最终结果是，古埃及的民用历每四年就要比地球的自然钟落后一天。让我们看看，这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
　　从最早的时候起，埃及的祭司兼天文学家们便观测到洪水季节的来临伴随着一种天文现象。在7月21日（根据现代日历），埃及的天穹中金星（太阳、月亮除外）之后最亮的天狼星，在黎明时分与日偕升。古代埃及人将天狼星和女神索普德特（希腊语的天狼星）相等同，因此有“天狼星纪年”这一名词。
　　这个以天狼星的升起和洪水来临开始的民用历是如何被埃及官方制定的，已湮灭在时间的迷雾中了，但是这套办法似乎至少早在古王国时期就已经在使用了。
　　当这个民用历刚刚产生时，对于头几代人来说，似乎一切都好，但是迟早有一天，由于没有给每年加上额外的四分之一天，就会看出官方的纪年法滑离了自然的天文年。四年后，天狼星的偕日升会晚一天到来——在阿赫特季第一个月的第二天才来。又过了四年，其出现就会发生在第三天，八年后又成了第五天，依此类推，到了40年后（大约过了两代人）这个天上的灰姑娘就会晚了10天才赴舞会——这还不算什么大问题，只不过让祭司－天文学家们有些尴尬而已。然而，再过上800年，埃及的人们怕是就要乱成一团了，阿赫特季（正常应该是洪水季节）竟然到了播种季节才来！只是过了1461年后天狼星才会在洪水季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再次偕日同升，这时民用历才再次与自然年吻合。这个1461年的周期就成了“大天狼周”。
　　现在如果能找到一份当时的文献上，上面载明在某位法老统治的某一确切年代有天狼星偕日升起的日期，那事情就要简单多了，只要使用天狼星纪年法就能直截了当地计算出那一年的绝对时间。在19世纪70年代恰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时正好在底比斯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日历（由乔治·埃伯斯发现的）。这本“埃伯斯的日历”被确定为阿蒙霍特普一世第9年的，它记录了天狼星偕日升起是在谢穆特季第三个月的第9天，1950年经历法大学者理查德·派克（1906－1993）用天狼星纪年法计算得出绝对时间为公元前1542年（假定观察点在孟斐斯），据此又算出新王国的开始是在公元前1575年。

　　--（孙小淳曾如此评价说：“用天狼星偕日出定年代的方法是基于一个非常根本的假设之上，就是古埃及的民用太阳历从未有过调整。……古埃及民用历明明分一年为三季，为尼罗河泛滥期、冬季和夏季，如果不作置闰的调整，那历法上的三季很少是和实际季节符合的，……严格说来，只有天狼星周期1460年起始的那一年季节才真正地名副其实，这对注重农业的古埃及人来说同样也是很奇怪的。然而，埃及的年代学正是建立在这种不变的民用太阳历的假设之上。自从1904年德国学者梅耶尔提出这种假设之后，埃及年代学的大厦就逐步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推翻这种假设，于是假设竟成为公理一般；而如果没有这个假设，就无从谈埃及的天文年代学。”）

　　--1904年汉斯佬的假设，俺琢磨是德国佬挖空心思找历法计算依据好证明所谓的古埃及有先进的历法，否则就会如俺所言，无历法，没信史！至于这个莎草书，又臭又长的长卷，里面包罗万象，但只是据说在1862年左右发现，其后的主子是买来的！直到1920年才由遗孀捐赠给博物馆，才证明了汉斯佬的假设！此前的描述仅仅是故事，而已。俺前述提过，法国佬著名考古学家也干过购买所谓泥板文书冒充出土文物的好事。

　　观察到天狼星偕日升的年代后来又被往下调整了25年，这是因为学者们一致认为观测点可能是在底比斯（即找到纸莎草纸的地方），而不是在孟斐斯。

　　--这只是假设好不好！这个逻辑很生硬的。好在欧洲历史定论一贯如此。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7-29 20:08:23
　　回想一下我们从相关的圣经段落中所确知的有关示撒战争的情况：（比较复杂，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买书看。）如果塞桑克一世就是《圣经》中的示撒，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的盟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却小心翼翼地避免侵入他的敌人犹大国王罗波安的领土呢？事情完全弄颠倒了：示撒攻击的是犹大，他进入了耶路撒冷劫掠了耶和华神殿，而塞桑克攻击的是以色列，在他的战争记录中根本没有提及耶路撒冷是战败的城市之一；示撒与以色列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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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7-30 20:33:30
　　第三大支柱，就是埃伯斯日历和闻名遐迩或是臭名昭著的“天狼星纪年”
　　埃及新王国的七十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6世纪中叶（公元前1550年）——这是通过用天狼星纪年法得出埃伯斯纸莎草纸文件所载的阿蒙霍特普一世第9年为公元前1517年后推算出来的。
　　古代埃及年的基础，一年分三季——阿赫特（洪水）、佩雷特（复苏）、谢穆（干旱）。这些主要时期又依次分为4个月，每月30天，每10天一个星期。12个月总天数为360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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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柱四拉美西斯二世的阴历年代
　　拉美西斯二世于公元前1279年开始统治埃及，因为莱顿Ⅰ350纸莎草纸文件提供的阴历年代证明他的第52年正好是在公元前1228年。
　　这个对第十九王朝日期定的调子现在成为许多古代世界的考古学赖以构筑的埃及年表的一个主要支柱。
　　第四支柱也是建立在天文学基础上的。使用所有第十八王朝国王们墓碑上的即位年代（从确立公元前1550年为王朝的起始年代开始计算），第十九王朝起始时间可定在公元前13世纪初（公元前1295年）。
　　●莱顿Ⅰ350纸莎草纸文件（左页第Ⅲ页，第6行）的时间为拉美西斯二世52年，它根据月亮的周期（埃及使用的第二种历法）记录了一系列月份的长度。与民用历的每月固定30天不同——全以观察到新月之间的时间长短而定。每年阴历月的长短次序以每25年一个周期反复一次，每过25年就能看到同一个类型。作为结果，使用天文学上的倒算，我们只能将拉美西斯第52年放在下列几个年份上，公元前1278年，前1253，前1228或者前1203——但是除非我们已决定将第十九王朝放在公元前十三世纪。
　　●考虑到纪念碑上的王国年代表明第十八王朝持续了约250年，第十九王朝则一定始于公元前1300左右，根据埃伯斯纸莎草纸文件证明，第十八王朝始于公元前1550年。
　　●鉴于拉美西斯一世的统治只有一年多，其子赛提一世至少统治了11年，那么拉美西斯二世的登基不可能在约公元前1288年前。他的第52年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公元前1278年或1253年，学者们还认为1203年似乎太晚了点，如果接受的话，就会使赛提一世的统治年代比碑文所证明的长得多（他的最高即位年代为11年）。
　　●这就使得公元前1228年成为拉美西斯二世的第52年——由此算出的这位压迫时期的法老的即位时间便是公元前1279年。

　　--莱顿纸草(亦称伊浦味陈辞或伊浦味箴言)因藏于荷兰莱顿博物馆而得名。发现于孟斐斯附近的萨卡拉墓地。（还有都灵纸草、哈里斯大纸草等，和埃伯斯纸草差不多，都是以收藏者命名的，然后都是据说在1880年莎草文书最早出现在阿拉伯集市上以前的某年发现于某处墓葬，但都只是古董贩子或是收藏者自己天花乱坠的故事，哪个墓葬？谁发掘的？字迹和画面如同上周的制作，呵呵。）

　　测试回复

　　@一个小小马甲吐槽 2021-07-30 18:07:14
　　今天看到有人提这本书
　　Arthur Freeman, Bibliotheca Fictiva: A Collection of Books &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Literary Forgery 400 bc—ad 2000
　　说1499年首次出版的古希腊哲学文集两卷本巨著，第一次录有柏拉图等哲学家书信文集，还有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书信集，是Markos Musuros伪造。
　　不过我之看到了别人的一个截图，没有搜到这本书的电子版。
　　关于Bibliotheca Fictiva的信息可以参考这里：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magazine/2012/fall/sham-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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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曾属于19世纪最伟大的手稿收藏家托马斯·菲利普爵士的书。这本书由52片人工老化的牛皮书页组成，每页都是手写的希腊小字，表面上是伪托阿托斯山传教士基奥斯的梅莱蒂奥斯写的。
　　事实上，它是由康斯坦丁·西蒙尼德斯（Constantine Simonides）写的，他是托马斯·菲利普爵士的同时代人，也是一位伪造专家。
　　为了愚弄菲利普爵士，西蒙尼德斯、用非常罕见的羊皮书页，伪造表面上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的重要希腊文本，包括这本，这是已知的唯一从古代保存下来的拜占庭绘画“历史”。

　　@一个小小马甲吐槽 2021-07-30 18:07:14
　　今天看到有人提这本书
　　Arthur Freeman, Bibliotheca Fictiva: A Collection of Books &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Literary Forgery 400 bc—ad 2000
　　说1499年首次出版的古希腊哲学文集两卷本巨著，第一次录有柏拉图等哲学家书信文集，还有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书信集，是Markos Musuros伪造。
　　不过我之看到了别人的一个截图，没有搜到这本书的电子版。
　　关于Bibliotheca Fictiva的信息可以参考这里：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magazine/2012/fall/sham-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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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21-07-30 21:10:26
　　一本曾属于19世纪最伟大的手稿收藏家托马斯·菲利普爵士的书。这本书由52片人工老化的牛皮书页组成，每页都是手写的希腊小字，表面上是伪托阿托斯山传教士基奥斯的梅莱蒂奥斯写的。
　　事实上，它是由康斯坦丁·西蒙尼德斯（Constantine Simonides）写的，他是托马斯·菲利普爵士的同时代人，也是一位伪造专家。
　　为了愚弄菲利普爵士，西蒙尼德斯、用非常罕见的羊皮书页，伪造表面上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的重要希腊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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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的伪造者Vrain Denis Lucas在16年的时间里伪造了27345封信和文件，这些信和文件都是你可能听说过的人写的，包括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阿提拉、克利奥帕特拉、维辛格托里斯、抹大拉的玛丽、加略人犹大、但丁、莎士比亚、蒙田、帕斯卡，还有牛顿。

　　首先，应该注意到支柱四的年代是取决于支柱三和支柱二的，前者是直接从天狼星年表推算出来的，后者则是由《圣经》提供的时间。我已经证明了塞桑克＝示撒的公式是不牢靠的，因而不能放心地使用它来决定埃及公元前1000年代的年表。同样，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叶的年表是由埃伯斯纸莎草纸天狼星日历来决定的。那么，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个文件，看看它是否真的说明了阿蒙霍特普一世第9年就是公元前1517年。
　　图151的说明文字详细描述了学者们对埃伯斯纸莎草纸日历提出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主要问题：（a）“索普德特现象”（意即天狼星偕日升）这句话在日历上每一个月都出现了——但偕日升这种现象每年只能有一次；（b）新年节日是在阿蒙霍特普加冕纪念日，进一步看就是第9年第三季第三月的第9日，与实际观察到天狼星偕日升根本无关。
　　对这份古怪文件引起这样的争论和混乱，难怪像如下这些可敬的埃及学家们，如尤尔根·冯·贝克拉斯、沃尔夫冈·赫尔克、埃立克·霍伦、乌尔里希·勒夫特、温弗奈德·巴他和杰克·詹森等教授，都对将埃伯斯的所谓“天狼星日期”作为埃及年表支柱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
　　因此，我将以维也纳的奥地利埃及学研究所所长曼弗雷德·比特克教授的一段结论，来解开这根长久使用但现已腐朽并且很不牢靠的埃及历史之锚上的绳子：
　　纪念碑上的即位年代体系连同宗谱资料已可靠得足以从安全的固定点往回计算，其不确定性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因此新王国的年表不应再依赖阿蒙霍特普一世第9年的天狼星日期，这个日期是不可靠的，不应该再使用它了。

　　结论五
　　埃及历史的四个年代支柱中只有支柱一——公元前664年亚述人劫掠底比斯——是可靠的。支柱二——示撒／塞桑克的同一性——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支柱三——埃伯斯日历天狼星日期——其价值被许多可尊敬的埃及学家提出质疑；支柱四——拉美西斯二世第52年的阴历年代——完全是依赖于支柱三的。因此在早于公元前664年的埃及年表上没有安全的固定点。
　　--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学者的意见成立，如果文物真实，如果破译正确无争议，早于公元前664年的埃及年表就是不可靠的，只是猜测和假说，还有不少矛盾。实际上，这样一来，前期的历史都成为神话传说了，其可靠性远远不如中华夏代的记载，如果后者也算传说的话。
　　--问题还在于，俺一直强调的，文物是真实的考古佐证，还是处心积虑伪造的伏藏？所谓破译是认真深入的探索假说，还是硬设前提精心打造的凑译？

　　补充一点来自于《时间的检验·卷二·传说——文明的起源·绪论·文明和历史记载》的内容：

　　最早的文字首先是在乌鲁克第四王朝时期被发现的，当时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建筑。乌鲁克的文书是由削尖的芦杆刻在小泥版上的。其内容主要是基本的账目——例如向寺庙献祭的牲畜头数。
　　--献祭的账目是神圣的，泥板，呵呵。

　　早时期的苏美尔国王被记载在后来的文件上，出于很明显的原因，被称作“苏美尔国王表”。这份楔形字文件的最好版本在现藏于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一根五角形大泥柱上。该版本是在伊新王朝（传统年表上为约公元前1816年）国王辛马吉尔第11年（或稍晚）时完成的。这份重要文件上列的王朝分布在不同城市。从后来的文件我们看到其中有些王朝是同时存在的。但是，由于考古发现的记有国王名字的文件非常少，所以很难精确断定某一国王是属于哪个考古地层学或陶器时代的。在这方面，苏美尔人历史很像以色列人历史，其考古学位置都很难确定，许多苏美尔著名的统治者——如恩麦卡尔、卢加尔班达、杜木兹和吉加美士等英雄——在上面的早期历史年表中都很难确定其位置。
　　--苏美尔人历史很像以色列人历史，其考古学位置都很难确定，那么这年表就是在胡扯，不，可，信。这里漏出了马脚，都是传说故事，而已。

　　最早的苏美尔口述史诗才被文字记载下来。它们包括对乌鲁克和基什伟大的英雄国王们统治时期事件的传奇叙述。这种史诗文学非常受欢迎，很快被翻译成阿卡得语，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代代相传，直到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衰落时。这些故事的许多流传下来的版本是在尼尼微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遗迹中发现的。它们包括被称作《吉加美士史诗》的12块泥板，其中有讲述苏美尔大洪水的著名故事，还有关于基什的伊塔纳、乌鲁克第一王朝的恩麦卡尔和卢加尔班达的传奇故事。
　　--这就是欧洲论文里，特别是新闻里喜欢用的，可以追溯到啥啥年代。即使是巴尼拔的事情真实可靠，也只能证明这是当时的记载。上溯2000年？面目全非。还代代相传，那只能是神话。同理，女娲和盘古也是可以找到墓葬，铭文啥的。

　　这几段就是在叙述，按照著名耶经历史学者的著作意见，所谓古埃及年表只有公元前7世纪的那个年代是可以复合证明的，此前的历史只是传说或拼凑。俺连那唯一的支柱也质疑。

　　按欧洲说法：

　　吉萨金字塔位于开罗近郊的一个多岩石地区，在一个开采石灰石的采石场上面。这些石灰石的质量不高，主要用于金字塔的中心部分。白色石灰石墙面来自逆尼罗河南上的突拉采石场；修筑通道和墓室的花岗岩取自800公里外的阿斯旺。这些金字塔位于尼罗河西岸，而且都通过石头铺成的高架路与尼罗河相连。修筑这些石头路主要是便于运输来自采石场的块石。
　　用建造吉萨这三座金字塔的块石可围绕法国修建一道高3米、厚30公分的城墙，其中最大的金字塔总共用了230万块石灰石，每块石头的重量在2到15吨之间。这座金字塔四边的宽度均为230米，高146米。吉奥普斯的儿子卡弗雷的金字塔稍小：每边宽215米，高143米。吉奥普斯的孙子蒙克弗雷的金字塔是最小的：每边宽103米，高66米。
　　吉奥普斯的金字塔是用石头修筑的最大的陵墓。金字塔内部可容纳五座大教堂，即佛罗伦萨大教堂、米兰大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以及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可能在建造金字塔前，按比例做过一些实验，因人们发现了一些用石头制作的模型。前期工作是平整地面。最引人注目的极高的几何精确度，每块石头之间都严丝合缝（而斯内菲鲁的金字塔就不是这样）。每边长230米，并正好面向东、南、西、北这四个基本方向。
　　人们估计，建造吉奥普斯的金字塔花费了20年的时间来准备块石，并用另外10年的时间来放置这些石头。仅仅在尼罗河涨潮时期才可工作，因在这期间不能种田。至于谁以及用了多少时间建造了这些金字塔，有好几种理论。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于公元前五世纪到过埃及）认为，有10万人之众参加了大金字塔的修筑，每人每年工作三个月。但最新的理论认为，仅有4000人参加了这些工程。

　　--（点评）这是建造。

　　石灰石岩层都是横向分布的。古埃及人只开采质量最高的岩层。精心挑选在露天中最坚硬的材料。为此，他们经常借助矿井和巷道。仅仅在岩石开采层很接近地表，或正好在岩石覆盖层下面的地面工作。
　　根据用途的不同，先将石灰石和砂岩切割成底部为方形或矩形的大石块。采石场从上而下进行开采，先凿出分离缝，之后从底部将石头取出，以此切割石头。劳动工具为木质大锤和金属工具。一开始是黄铜的，后来改用青铜。在晚期古埃及（公元前十至八世纪），已经开始使用铁制凿子和楔子。在采石场的壁上，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工具的痕迹。在最早的采石场里，小榫眼依稀可见：在晚期古埃及的采石场，这些榫眼的长度达50厘米，而且非常整齐平行。由此可推测出使用了长铁凿子。但吉萨金字塔的建造几乎早2000年，所以那时还没有这样“尖端”的开采技术。
　　直到不久前，人们持以下理论，即将木楔子浸湿，从而使之膨胀，以此将石块分开。现在看来，这种分割石块的方法不适用于任何一种石头。实际上，分离石块的过程为嵌入凿子，之后再嵌入一个楔子，加大压力，通过这种方法分割石块。如果是花岗岩，要找到最好的石料，就必须向更深的地方挖掘。一种理论认为，为了达到最低层，方法之一是火烧岩层。遇热后，花岗岩便很容易开裂。当深入到高质量的岩层时，将火扑灭。
　　在加工坚硬石头时，例如花岗岩，埃及人使用灰绿岩制成的工具。这种石头非常坚硬，抗敲击力强。因石头具有很高的坚硬度，所以不能用凿子。其过程如下：选择最合适的块石，用灰绿岩石头敲击，让碎石片掉落，直到出现所需要的形状。然后用金属凿子塑造表面，并雕刻出碑文。最后用石英粉末和削尖石头进行磨光。
　　古埃及的采石场很象雕塑作坊，因里面除了有大量的工人劳作外，还有采石师傅、雕塑家和编年史家。从采石场出来的块石基本上是已完成的成品，碑文已刻好，并用尼罗河的沙子和泥土将块石包好。在运输这些巨大石材时，人们修建一个坡道，将块石放在木质的类似雪橇的一种工具上，用牛或人力拖曳。我们也能在一些莎草纸和浮雕中看到所绘画的当时的这一场景。

　　--（点评）石材加工。不作分析，大家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逻辑来分析一下建造和加工里面的大量猫腻。可笑的石材加工法。结论，不是推论：三大金字塔属于近代伪造。工业革命以后的成果。

　　所谓古埃及的南部敌人--努比亚文明，也是有疑问的：

　　在麦罗埃城外的两条沙脊上，麦罗埃历代国王和王后们建造了几十座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与埃及金字塔不同的是，它的侧面是陡峭的斜坡，金字塔前还附设祠堂，里面装饰着浮雕与题字。自从公元4世纪麦罗埃衰亡后，其踪迹也无从查考，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才被西方的考古学家重新发现。
　　因为现代学者至今无法解读麦罗埃文，如今人们所了解的有关库施君主的故事大多来自于一些古埃及文的铭文传记，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散布于博尔戈尔山周围的遗址中发现的，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博尔戈尔山附近的库鲁皇陵。在那里，埃及第25王朝的法老们及其王后，还有此后的努比亚历代国君都被埋葬在坡度陡峭的小型石筑金字塔中，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世纪初直至公元4世纪。
　　与博尔戈尔山的金字塔一样，这里的金字塔相互之间距离很近，估计是因为沙脊顶部面积有限。沙脊顶部本身地势起伏，各座塔的高度也不相同，形成高低错落的格局。这些金字塔都用砂岩建造，里边都用沙子和碎石填充，塔的高度大致在一二十米之间，最高的可能超过30米，最低的只留下几米高的残基。这些金字塔都没有顶，即使看似有顶的塔，实际上顶也是平的。大部分塔前还保留着祠堂，但完整的很少，有的只剩下一圈墙基。2000多年的岁月风霜，已使他们表面风化，难见全貌，有的地方已部分倾塌，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所刻大多是墓主的形象。在一些祠堂的残基上还能看到用努比亚文字刻的铭文或题记。
　　这些金字塔多数已被发掘，有的墓室中的全部物品、包括壁画在内都已被运往英国、美国的博物馆。这些金字塔及神庙内所书的碑铭，为了解麦罗埃王国统治者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从这些碑铭之中，考古学家们不仅获得了许多君主的姓名，而且还了解到某些君主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
　　1834年，一个名叫弗里尼的意大利探险者来到此地寻宝。他以为墓室就在塔中(其实是在塔下)，于是将其中的5座金字塔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到了一些马鞍、金属铃铛、一些人和动物的尸骨。弗里尼几次想要离开，心又不甘，后来，他在墓葬与神庙内的浮雕中，看到阿玛尼托王后和另一位名叫阿玛尼莎科海托的王后（公元前1世纪最后十年期间麦罗埃的统治者）的形象被刻画得极为刚硬、强悍，便想到了去发掘阿玛尼莎科海托王后的金字塔。果然，在她的金字塔内，弗里尼终于发现了一个藏宝之处，里面珍藏着各种精美的黄金玉石等珠宝首饰。更令这位探险家惊异的是，他在金字塔内发现了一些巨大的石块。他以为此地有可能蕴藏着更大的财富。为了保密，他辞退了大多数帮工。然而这群帮工觉得事情蹊跷，不但没有远走，还预备了长矛，准备用武力强行分享这些宝藏。为了保命，弗里尼带着阿玛尼莎科海托王后的黄金珠宝连夜逃脱，回到欧洲后，将这些不义之财分别卖给了柏林和慕尼黑的博物馆。直到1992年，这些稀世珍品才又获得团聚。

　　在努比亚的墓葬里，居然出土了据说是古埃及3800年前的一吨多重的花岗闪长岩贵族夫人雕像，现存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妥妥的假货。

　　证据显示，小米可能是东南亚第一种实际栽培的谷类作物。稻米可从野外采集，以补充在热带生长较易且产量较高的块根作物。
　　小米不是本地的，而是从中国西北部或中亚引进的，因而只能由人工种植。
　　作为一种旱地作物或类似小麦的干草原禾草作物，小米更适于种在高原或地势较高的地块而非洪泛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迄今发现的东南亚最早的农业遗址何以都在这类地方。
　　显然，一直要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可控灌溉技术获得发展、洪水受到防范以及水稻上升为最优势作物后，农民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并日益集中在较低的河谷和三角洲。从那以后，这些地方已成为主要农业区。

　　--（点评）注意东南亚农业考古的论见。“东南亚最早的农业遗址”何以都在这类地方“高原或地势较高的地块而非洪泛区。”说明那时候东南亚人民还不会解决灌溉、防洪和水稻的驯化问题，所以最早的农业是小米！
　　--较低的区域，也不是经常性的洪泛区。也是需要防洪、灌溉和良种三结合才可以。
　　--问题来了，所谓的古埃及8千年，其洪泛区如何解决以上问题的？旁边就是沙漠哦！不然欧洲就无法解释露天垃圾堆保存超级图书馆的神迹了！

　　作者：cai960

　　据说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把第一个首都定都于缺乏淡水的孟菲斯，而不是定都于20来公里以外的尼罗河畔的开罗，从今天看来，其原因估计就是因为当时孟菲斯就正好处于陆地与海边滩涂之间，之所以不选择尼罗河畔的开罗，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尼罗河三角洲还没有形成，开罗所在的地方要么是一片汪洋，要么是一片沼泽。
　　而从后世有信史记载的资料来看，开罗的前身叫福斯塔特城，是641年由阿拉伯人创建。969年，从突尼斯入侵的一支柏柏尔人在其北建立了一个长方形新城——曼苏里耶城。估计这个时候，尼罗河三角洲在这个地区的地质发育已经稳定下来，所以在这里建城也才有坚实的陆地基础。
　　从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来看，尼罗河三角洲是支撑古埃及文明的最重要的基础，甚至是支撑整个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庞大框架（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的最重要的基石，因为在公元元年前后数百年，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没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农业发达地区来为庞大的“希腊化”地带提供必要的粮食供应，而只有尼罗河三角洲才有可能成为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大粮仓”。
　　于是，“繁荣的尼罗河三角洲”便应运而生，而且在前334年，传说中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还专门为此修筑了一座港口城市，以方便这里向整个希腊化地区运送粮食。尼罗河三角洲被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鱼米之乡”，公元前后几百年以内，都在不停地在为雅典人、马其顿人、塞琉古人、迦太基人、古罗马人、西哥特人乃至汪达尔人输送永不枯竭的面包、橄榄油、葡萄酒、金币和努比亚奴隶。
　　假如，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时间、形成速度和形成规模，在现代科技的再探索和再认识下，产生了跟历史认知体系严重背离的新认知和新事件，那么，地中海古文明的庞大框架就会发生严重动摇，从而导致一系列历史既定事实的被证伪和被推翻，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再到古罗马，乃至整个欧洲、北非和西亚地区，15世纪以前的历史都必须要改写重写。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古地中海文明的大厦就变成了建立在尼罗河三角洲沙滩之上的“泥足巨人”。
　　可以这样认为，以尼罗河三角洲地质勘探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科技成果，正在从根本上撼动15—19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地中海沿岸沙滩上所建立的那座恢弘无比的“人造文明大厦”，而且很可能会改写15世纪以来形成的关于南欧、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很大部分“古代历史”。

　　这一位历史发明家路易先生说，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的下埃及农业落后，是靠出口纸莎草来换取黑海地区的粮食——真不知道别人买纸莎草去干什么，是造纸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最早发明纸莎草的就不是埃及人了。
　　然而，另一位历史发明家约翰先生又说，由于古埃及农业发达，所以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国家都到埃及去买粮食，尼罗河三角洲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巨大的粮食集散中心。
　　埃及的粮食就成了魔术师的小球，需要他当买家的时候出现在左手，需要他当卖家的时候又出现在右手，就这么神鬼莫测地养活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上千万人，哺育了灿烂伟大的地中海文明，而且一养就是几千年，直到现代农业时代的来临。
　　距今2000-30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后，尼罗河三角洲才逐渐开始稳定，可以种粮食。这时候，古希腊早就过了。
　　古希腊这点人还到处开殖民地呢，奴隶时代搞殖民地，闻所未闻，一看就是西方殖民时代编的，让殖民成为“文艺复兴”合理合法的重大举措。

　　刚形成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很美，但是是无法种粮食的，和大家印象中的长三角珠三角的富饶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三角洲是沉积形成的，沼泽、盐碱化、贫瘠使得粮食作物很难生长，只能种芦苇。现在的长三角珠三角，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筚路蓝缕，不断改造才形成的。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三角洲就一定富饶，其实刚开始是贫瘠的代名词。光是沼泽区的蚊虫疾病泛滥、饮用水缺乏，就足以消灭绝大多数的人类。三角洲是“芦苇杂草沙漠”，没想到吧？
　　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亚马逊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几个三角洲，为什么还那么穷了。现代文明条件下孟加拉地区恒河三角洲的人民生活与农业生产：可能也就比绝对沙漠要好一点，什么文明建设、财富积累，通通不用想。大水一来，全部给你冲掉。雨季泛滥大水一来，汪洋一片，皆为鱼鳖矣。种庄稼？毛都不给你留一根。还什么房子、文明…痴人说梦，想都不要想。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方大量土地还没有开垦出来，像"湖广熟天下足"，那是很后来的事，都到明朝清朝了。还有东北的土地，大量开发成耕地也是很晚的。

　　尼罗河三角洲全新世海平面的变动过程，结果显示潟湖样品比泥炭更为有效地反映出海平面变动特征：距今7000a时海平面约位于现今－10m，距今5000a时约为－5m，距离2000a时已接近现代。
　　——4000-5000年前尼罗河三角洲只是一片和胶州湾一样的浅海（–5米），全是滩涂和泥泞，别说粮食，连海草都种不出。

　　而且，即使到今天，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面积也才2.4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海南岛面积的2/3。即使到中世纪，尼罗河三角洲的面积可能还不到1万平方公里（开罗649年相当于唐朝建城就是明证，说明到那时三角洲的地面才刚刚硬化到可以建城的程度。而且开罗是在三角洲的顶点，当时今天的三角洲还有大量的面积还是海面，沉在水底。开罗的前身是福斯塔特城，641年由阿拉伯人创建。969年，从突尼斯入侵的一支伊斯兰人在其北建立了一个长方形新城——曼苏里耶城。而埃及的古都孟菲斯还要往南20公里，说明在开罗建城1000年前的海岸线还要更往南），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亩产不到100斤，还要除掉大量的泻湖、盐碱地、河面、沼泽、人类居住地、芦苇地（纸莎草），算算能打多少粮食。养活埃及自己都成问题。
　　对比一下，现代粮食的主产区，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面积是21万平方公里，9倍；华北平原31万，12倍；东北平原35万，14倍；密西西比平原120万平方公里，50倍；乌克兰平原190万平方公里，80倍。2.4万平方公里浅海滩涂泥面能养活多少人？冬摸螺蛳夏摸扇贝，估计能养活200个人，也就是一个村庄的规模。
　　现在想一想，5000年前的法老，有钱修金字塔（先不说是不是真的），没钱修河堤，这是何等的卧槽——5000年前失败的国家，到了今天，还是失败。要不怎么说人是有种的呢？
　　人种，树木，粮食，三大铁证，足以证伪。

　　5000年前尼罗河三角洲还是海底，别说粮食，海草都种不出来：地质勘探已经证明了。三角洲刚形成是杂草沙漠，不长粮食。没有堤防的三角洲是人间炼狱，不是天堂，旱涝两全，不产粮食：
　　孟加拉坐拥恒河三角洲，现在还得进口粮食：孟加拉粮食部长在会上表示，该国每年进口约450-500万吨粮食，与此同时，国家采购约为100万吨。

　　住在水边的都知道：刚泛滥过的土地，是不适合种粮食的：种子都得烂掉。疏松、透气、pH值和含水量都适中的土壤才是好土。除了富含有机质，淤泥地别的都不如熟土，得改造晾干加入熟田才好使用。
　　洪泛区看起来肥沃，但其实作不了良田的。种花家是种田宗师，有话告诫“有钱莫买河边地”。洪水过后的淤泥，不经过耕作、处理，是无法种庄稼的。
　　洪水带来的只有淤泥吗？像洒胡椒面那样、给土地薄薄的施上一层肥，均匀无比、恰到好处？错！洪水带来的不仅有淤泥，还有大量的砂石、枯枝、草皮、垃圾、动植物尸体，所到之处，把一切的灌溉沟渠、水利工程、道路设施都给填平了。洪水过后的乱石垃圾堆烂泥地谁能种庄稼？
　　所以洪水过后，入门要耕作，就得把洪水浸泡过的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处理一遍；这个工作量，远远大于每年新筑、修补堤坝的工作量。
　　淤泥湿润的时候密闭、含水量高、不透气、含氧量低，种子得不到氧气不能出芽，很容易腐烂；承载力又低，没有稳固的地基，无法建房子；干燥以后，板结、硬化、缺水，铁锤够呛砸碎，植物也无法生长，很容易枯死。尼罗河每年泛滥3-5个月，沙漠气候干燥炎热7-9个月，洪泛区怎么种粮食？
　　所以“每年一度的泛滥带来丰收”，不是科学客观的事实，而是来自于诗人的浪漫想象，或是精神病人的梦幻呓语。不修堤坝不是因为成本高，而是因为没有能力。因为修堤坝的成本，远小于每年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部重新来过一遍平整农田、重建沟渠、重修道路、处理淤泥、填平水洼、修筑房屋、繁衍牲畜……的成本。
　　成都金堂洪水消退后，要出动上万人清理淤泥。这还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几平方公里，有现成的道路下水道基础设施硬化路面，有现代化的机械工具汽车铲车水车大卡，有全套的现代化组织四套班子警察武警加政党，以古埃及的人力物力和人口，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恒河口的孟加拉人，现在还在天天玩泥巴。
　　另外，洪水这东西不可控，只需稍大点，淹上两天，地里所有的庄稼都得死。旧社会灾害，过一遍洪水，当地十几年不能恢复，牲畜基本死光，比如说黄泛区。还“一年一度的泛滥带来丰收”？零散小村庄还能靠逃荒，一个帝国靠什么？
　　如果真有所谓“古埃及帝国”，五十年一遇的洪水就能把它灭了。河滩地种东西不过是个补充，能收成自然好，没收成也不怕。谁真能指着河滩地过活？而“古埃及”居然全靠洪泛区土地养活，哪家地主喜欢河滩地、洪泛田的？
　　“位于林区、草原、河滩地、沙漠化等区域,属于难以稳定利用的耕地”，不能稳定利用的耕地，能够建立辉煌的农业文明？

　　回到建筑本业。
　　《古代埃及农业耕作方式及农作物》“每年尼罗河洪水的定期泛滥,为尼罗河流域内的耕地带来肥沃的淤泥.使耕地获得丰富的有机质,并且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丰沛的灌溉水源”
　　这尼罗河的一年一次大水漫灌还得是“肥沃的淤泥”，不就是泥浆水么？
　　俺以前扒的，尊贵的神庙和神圣的雕像居然每年都要洗几个月的泥水澡，会有多厚的淤泥啊？
　　法老每年洪水过后还要带着大臣和卫士打扫卫生铲泥巴么？
　　不说亵渎的问题，单从建筑安全性来说，这些神庙建筑敢建造在一年一遇的常态洪泛区？

　　有的国家将洪泛区划分成三个区域：
　　①严禁区。低于五年一遇的洪水位地区，不准修建永久性建筑物，已建的不准继续发展;
　　②限制区。低于五年至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位地区，只允许修建一些经济价值比较小的建筑物，并要求这些建筑物有防洪措施;
　　③警报区。高于二十年至五十年一遇的洪水位地区，要求区内居民保持警惕，收到洪水预报、警报后，具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条件。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洪泛区管理计划提出：由政府投资的建筑高程应高于100年一遇的洪水位，行洪道泄洪应不受阻碍，低于20年一遇洪水位的地面应无建筑物等。
　　《重庆市主城区防洪规划（2016—2030年）》“10年一遇洪水位以下为河道主行洪区，不允许任意侵占、开发；10年一遇至20年一遇洪水位为城市建设限制使用区，该区域内应以保持天然河岸为主，经论证、批准也可适当修建湿地、生态工程；20年一遇至50年一遇洪水位之间为城市建设控制使用区，在此区域内不得修建住宅、办公楼、仓库等永久性建筑物。”

　　欧洲砖家们说卢克索的神庙被洪水带来的泥土层层掩埋，以至于近代的清真寺就以神庙的门墙作为基础了，这怎么洗啊？
　　注：由于该地紧邻尼罗河，卢克索神庙早就被泛滥的泥沙湮没1000多年了。因为19世纪时整座神殿被尼罗河泥沙掩盖,当时居民便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建了这座清真寺，还建了大量民居和街道。直到1884年，法国考古学家加斯顿·马斯伯乐在此处发掘出卢克索神庙后，人们才发现哈加格清真寺突兀地矗立在神庙庭院的废墟之上，大门离地有8米之高。原先建在神庙遗址之上的民居和街道悉数被拆除。但为了尊重当地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哈加格清真寺被保留了下来，由此成就了一道奇观。直到如今，虔诚的卢克索人每天仍然会前往哈加格清真寺做5次礼拜。只不过清真寺的大门从原先位于神庙庭院上方，改到了另一侧地势较高的卢克索广场。
　　呵呵，看来啊，这座神庙一准儿是在19世纪清真寺以后由高卢佬修建的了，这个国家在西方伪史体系构建的历史中占据了大部分的项目，著名的古建法国学派就是代表。

　　说到尼罗河的洪水，欧洲那些伪史和论文里常常论及天狼星历法与洪水之间的关系，编造了关于天狼星与尼罗河每年汛期的关系，这方面早已为诸多欧洲现代埃及学家所驳斥，俺前面曾经引述过的，一干洋奴走狗基本上是转进加打滚。

　　不过，气象学家又有说法，这下子天狼星就更尴尬了，呵呵：

　　关于古埃及覆灭的原因，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说法。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可能是这变化的推手之一。古代世界各地的火山爆发可能改变了尼罗河的流量，影响到了每年的农业洪水。这些突然出现的气候异变对于农业社会而言是危险的，引发了税收骚乱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动荡。
　　布朗大学的历史学家格雷厄姆·奥利弗表示，这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科学研究的一个了不起的组合，让我们对古代世界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古气候学家弗朗西斯·路德洛指出，尼罗河的水流量是单调的——它在中下游没有大规模的支流，而尼罗河的农业洪水依赖于埃塞尔比亚高原的夏季降雨。在没有开始使用复杂的灌溉设备之前，只能依靠洪水将水和肥沃的沉积物输送到他们种植农作物的洪泛区。没有洪水，干旱就随之到来，作物就面临歉收的风险。
　　平均来说，尼罗河流量的85％来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降雨。这意味着埃塞尔比亚高原的降雨一旦出现异常，尼罗河便将受到极大影响。研究人员研究了降雨和火山喷发之间的联系，发现在火山喷发的年份，高原降雨往往偏少220毫米。由此，研究人员认为，世界其他地方的火山喷发可能触发了埃塞尔比亚高原的降雨稀少，导致尼罗河枯水，从而引发了古埃及的骚乱。
　　大型火山喷发会将大量灼热的二氧化硫和硫化物输送进入大气层，从而阻止阳光到达地面，从而使得全球短暂降温，在这种情况下，热带地区的降水模式将发生改变，从而出现干旱。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曼宁认为，火山爆发抑制了尼罗河的流量。从古埃及碑铭文、税务记录、诗歌和信件中都可以看出，古埃及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多方骚乱，平民与领主之间的紧张关系，饥荒和瘟疫，农民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
　　不过，一些科学家也认为，火山爆发并不是直接引起社会动荡的原因，而是已经酝酿多年的紧张局势的触发钥匙。因为虽然农业社会的社会基础是脆弱的，但真正让一个古国颠覆必然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科学家们可以肯定是，火山喷发的天灾加速了古代埃及的覆灭。

　　好了，说好的古埃及人依靠观测天狼星预测汛期并建立历法的桥段呢？这火山也来凑热闹啊？
　　还有据说的大量超级水利工程及其施工技术呢？都失传了？
　　咱都江堰的“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2000多年了，这埃及区域就要到19世纪才引进所谓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水利整治和蒸汽排灌机的影响下，“埃及农业逐步建立起了两年三熟的轮作体系，粮食实现自给自足”
　　这才能解决粮食自给导致人口翻番，1850年人口突破450万。
　　按欧洲伪史与论文，埃及在19世纪人口只有500万，与公元二世纪持平。

　　按照欧洲错漏百出并且充斥着欧洲中心论的所谓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中的记述：

　　公元一世纪，埃及向罗马每年出口小麦500万蒲式耳（注：按英制合27千克，合计约14万吨），相当于总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注：公元6世纪），埃及向罗马每年出口小麦700万蒲式耳（注：合计约17万吨）。

　　埃及在19世纪人口只有500万，与公元二世纪持平（注意，1800年仅有250万人口，在工业革命带来的水利整治和蒸汽排灌机的影响下，人口在1850年达到450万。1821年有30座近代化纺织厂，数千台进口纺织机械，1831年第一艘自制军舰下水，海军舰船自制达到了一半。）
　　历经百年，修阿斯旺之前可耕地不到三千万亩，埃及耕地主要来源就是尼罗河沉积，就算两千多年前的耕地数和肥力是差于现在的……埃及的气候也是在变差的，尼罗河支流干涸了不少。然而，原本难以耕作的尼罗河三角洲以及其它泥沼地也可以耕作了，算它打平。按照理想状态下产量就是四十亿斤，这个数据实际上不可能达到，所以埃及作为粮仓，不外运纯种地也就能够养活数百万人，如果考虑别的作物和外运，呵呵。

　　由于19世纪以前灌溉技术的落后，埃及每年利用尼罗河泛滥所提供的水源补给对秋冬农作物进行灌溉。随着自19世纪初欧洲先进技术的传入，埃及农业逐步建立起了两年三熟的轮作体系，粮食实现自给自足，一度被誉为‘尼罗河的粮仓’。

　　问题来了，19世纪初的埃及欧洲先进技术刚刚进来的时候，埃及“粮食实现自给自足”了吗？此时每年出口多少粮食？

　　2006年《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古埃及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对150个考古发掘点进行了放射性定年，并恢复出了古气候带的时间演化序列。埃及彻底进入全沙漠的时间在公元前3500年（距今5500年），这与尼罗河流域法老文明的开始时间一致。今天的埃及，气候控制下的东撒哈拉干旱程度再次达到极致，人口主要都居住在了尼罗河流域、绿洲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就是说，古埃及文明时期的埃及气候，与现代埃及的气候，差别不是很大，还是比较接近的。
　　--加上前面俺引述的“由于19世纪以前灌溉技术的落后，埃及每年利用尼罗河泛滥所提供的水源补给对秋冬农作物进行灌溉。随着自19世纪初欧洲先进技术的传入，埃及农业逐步建立起了两年三熟的轮作体系，粮食实现自给自足，一度被誉为‘尼罗河的粮仓’。”
　　--按新近的基因证据，埃及现代人口主体还是当年的那波，其中明显受到了相当于唐代时期的阿拉伯入侵的影响，可是耕作与灌溉技术居然也忘光了么？
　　--个人推测，欧洲欧洲根本就是拿工业革命影响后的埃及数据冒充了所谓古埃及文明的数据。按照阿拉伯时期的经济和人口数据250万人，工具水平还要落后的所谓古埃及时代的人口数据可想而知，进而说明在所谓古罗马时代，埃及区域的商品粮是否出口达到欧洲所编造的那种数量也是虚幻的。至于什么古希腊文明，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世界农业》1989年06期吴景社《埃及的农业》：19世纪以前,埃及的灌溉技术还比较落后,人们利用每年的尼罗河汛期,对秋冬季作物进行一次蓄水灌溉。19世纪初,欧洲的灌溉技术传到了这里。埃及也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了独立,开始发展近代农业。19世纪末,埃及因财政破产,成了英国殖民地。这个时期,英国人帮助埃及在尼罗河上建起堤坝,建立了保存至今的灌溉系统。

　　【非洲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张帅的《埃及粮食安全：困境与归因》：自19世纪初欧洲农业先进技术传入以来，埃及农业逐步建立起了两年三熟的轮作体系，粮食实现自给自足，一度被誉为“尼罗河的粮仓”。

　　另外，同样是这本洋洋巨著，所谓罗马的先进农业技术为什么到了中世纪就失传了？到了文艺复兴前后又从所谓的两本农业志之类的“文献”里挖出来了？
　　汉代也就供养了6000万，建立在亩产比罗马高，耕地比罗马多的情况下。尽管后者的数据基本上是杜撰。即使是欧洲中世纪的亩产，也就汉代一半水平，就这还是剑桥欧洲史所谓的技术进步的体现。还用到了一堆罗马时候存在，没有大规模使用的技术。顺便说一句，意大利工业革命前的农业亩产和11世纪时候相比也是提高有限的（每英亩9蒲式耳）。这里还没研讨大量廉价的铁制工具对农业生产的促进因素。（剑桥插图中世纪史，剑桥欧洲经济史，英国庄园生活等提到的中世纪的农业水平不管是畜力、农具、耕作方式，甚至农作物品种数量都超过了罗马时期。）
　　中国清代踩在明朝肩膀上，亩产也就提高60斤，这还是番薯土豆玉米等多种外来作物驯化后轮流上，才玩出的数量。

　　网友说起的“东亚建筑是印度建筑的本土化，印度建筑又源于希腊传统？”

　　俺的回答是：
　　请回去看考工记。
　　倭国建筑根本源自于中华汉唐，这方面日本相关业界是有过业务和学术往来的，后世的改变另说。就像江南某地的古风景区，溜达了半圈就指出了其中的相关元素是和风，并非唐代基本架构，但塔更近于唐代风格。相关技术总监和总工的回复应该不会是奉承吧？
　　中华建筑还有更早的记载，《礼记·曲礼》：“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夯土结构，三合土类似混凝土的组分，都是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用不着从大地湾、米家崖开始一个个科普了吧？欧洲可靠的最早的夯土结构在哪里？
　　即使是佛教的造像和石窟、塔刹，按关于工具和石刻关系的引文和评论，都是中华文明的成果。北印度的浮屠是堆土包土坯，后世改为烧砖还是红砖的，我们的塔是如何演变的？再说，这佛教也可能是中华文明圈的产物。
　　还有木作，石作，斗拱，拱券，都是中华文明的创作。东学西渐，西方还没学好，倒是可能性更大一些。
　　至于什么印度建筑来源于希腊建筑，俺已经举过案例了，所谓亚历山大远征抢劫时候带去的古希腊工匠，首先要在油纸包里休眠百年，一批穿越到秦始皇那里学习陶俑烧造技艺，顺便给裸体像穿上衣服，然后就继续休眠几百年，到公元一世纪晚期指导北印度两个地方的造像艺术，一开始还是泥塑，对不住，烧造陶俑的技术忘记咧，改石刻！又是上百年过去，东汉的炼钢技术都传过来了。
　　从建材性质、结构形制到工艺工具，欧洲建筑形式东传的唯一证据就是在工业革命以后。

　　所谓“东方建筑西源论”这个名词很多年以前就在学校图书馆看到过了。

　　一八九六年，英国建筑家弗莱彻(BanisterFletcher)主编的《比较建筑史》，后来几十种版本的《世界建筑史》(AHistoryofArchitecture),其末章非历史的样式,其中包括回教、印度、中国各系之建筑。
　　一百多年前，在西方建筑学者的眼里，中国及日本建筑不过是早期文明的一个次要的分支而已。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人心目中，世界的中心和科技历史的“主流”在欧洲，自然视世界建筑的中心和历史的主流也是西方建筑。因此在西方人撰写的建筑史中，称西方建筑为“历史传统的”正宗，把东方建筑称为“非历史传统的”，这说明当时欧洲人对东方建筑科学文化艺术的无知。
　　对于这种“无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梁思成到日本的伊东忠太等东方建筑史学者均有驳斥和纠正。其实无知并不可怕，科学本身便是从“无知”变“有知”的过程，问题的严重在于“无知的偏见”传播很广，甚至不少东方人(包括中国人)也毫不怀疑地接受这种“无知”的看法，成为中国民族建筑科学文化的虚无主义者。因此重提“建筑之树”也就有了极大的意义。
　　“建筑之树”梳理了当时欧洲人对世界建筑科学文化的认识程度与观念形态。大概由于中日等国建筑学者的异议，这幅“建筑之树”插图被《比较世界建筑史》的后继编者撤掉了。
　　近版的《比较建筑史》虽然拿掉了这幅图，但现在的欧洲或西方人对于中国建筑的看法有多大改进，仍然很值得思考。从这本《比较建筑史》中和许多西方建筑学的评论中仍可以看到，轻视和低估中国古建筑的观念和行为并不少见。这甚至影响了中国许多年轻的建筑工作者。他们对于古代言必称希腊、罗马，对于现代言必称欧洲、美国，热衷于照抄照搬西方建筑理论、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使我们的城市与建筑不仅丧失特色，出现“特色危机”，而且失去了优秀的传统，为舶来的“二流货”“三流货”甚至让不入流的货色所充斥我们的建筑界。
　　“建筑之树”的另一价值在于，它明确表达了建筑之树要想顺利成长和结出丰硕的果实，必须深深植根于“地理、地质、天气、宗教、社会、历史”的土壤之中。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到说明建筑之树的果实时，这幅图的绘制者又回到把建筑只当作“艺术”对待，仍然用美术风格史的简单化、标签化的方法研究对待建筑，只强调建筑形式的风格特征，从而表现了编著者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对中国、日本如此，对于自己的成果也是如此。在这里，地理、地质、气候、宗教、社会、历史等这些人文、科学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全看不清楚了，似乎是建筑师作为艺术家决定着建筑发展的方向，这是极大的误导。

　　--（点评）欧洲在考古和历史的伪造过程中只是关注艺术风格，却忘记了物质基础的本质。所以我们才可以如此简便地质疑这些水平低劣的伪造。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西方的史书可以信吗？
　　从本次疫情西方的宣传来看，从英美对二战的话语权的抢夺来看，西方史学不是以事实为基础建立的，而是以“对我有利”为基础建立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史为鉴”，那么必须要认识真实的历史，否则无以为鉴；
　　而西方的文化是求新、求变，崇尚冒险，对历史的描述和解释必须对我未来的行动有利，否则就篡改一下。被骗的人多了，时间长了，就成了真历史。
　　在所谓西方史学界看来，历史都是胜利者写就的，为的就是推广他们的宗教、法律、文化和制度。方便他们攫取更多的利益。历史学家们就是干这个的推手，穿上一件又一件华丽的外衣，其实全脱光了才是真相。
　　苏联覆灭才28年，看看二战历史都给改成什么了？由此可知，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如何了。
　　中国的官史传统和西方私史泛滥相比，在保存历史真相方面，完全是两个世界。
　　此外，所谓西方，并不是一个精确 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很多问题。
　　从族群的角度讲，比如斯拉夫人有些属于西方，有些不属于西方。
　　从时间来看，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时间是有先后的。
　　从国家来看，西方到底包含哪些国家，现在也没人说清。
　　既然西方本来就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那么西方历史，就更加呵呵了。
　　以近现代史为标准，所谓的西方历史，耶经实为宗教，其史多为伪史。
　　西方伪史学，实至名归。

　　有网友说：“靠“河水泛滥”得到耕地来种植，可以肯定这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突然想起我老家有一片地，地势低，淹水，时间不长，每年就十几二十天，但就是这样，这块地没法种了。为什么这样，很简单，因为它淹水的时间不固定。尼罗河靠的是雨季的降水泛滥，时间约为每年的6月-9月。这意味着，春季（1-2月份）完全无法种植作物，否则你只能收获泥巴（春季作物收获时间8-9月份）。也就是说，只能靠10月份后种植的冬季作物，但是，冬季作物的收获季节，呵呵呵呵，是次年6月份，还是只能收获泥巴。注意：这雨季可不是月圆月缺那么固定，提早、推迟、过量、过少那是家常便饭。在种花家，“洪水泛滥”历来都是农业的大敌，“古埃及”哪来这么多神特殊。个人断言：现代水利设施应用之前，“古埃及”那块就是不毛之地，除了野人，没有文明能活在那里。”
　　现在埃及播种和收获是在不受洪水影响的水利设施保护下的，作不得参考。如果洪水期是7月到11月，那更加完蛋了，12月份播种都还只能是侥幸。至于12月、1月没法播种都不提了……
　　“洪水漫灌法”？种花家漫灌那是挖水渠控制水量才能漫灌，靠洪水漫灌那是找死的行为。如果洪水高了那么一点点，把种子漂没了、把苗淹没了咋办？这槽多得都不想吐了。

　　抛砖引玉：

　　按埃及气象水文资料，开罗洪水期是7月到11月，9-10月是最大洪峰期，卢克索一带略早一点，这段时间河边的那些神庙必须被洪水泡澡，否则埃及首席文物工程师的解释就完蛋了，致命的盐碱需要每年肥沃的洪水冲刷啊！多么可爱的谎言！
　　埃及据说自古以来种植小麦，大麦单产较低，多用于古埃及啤酒，春小麦3-4月播种，7-8月收获，洪水期，矛盾。
　　在19世纪工业革命技术影响埃及水利工程以后，埃及才实现两年三熟，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难题，人口迅速增加到500万级别。也就是说，埃及原来就是一年一熟，春小麦不能种，那就只能种冬小麦了。
　　冬小麦在中华，从西北到山东到长江流域，均在10-11月播种，第二年5月收获。
　　埃及的冬小麦今年的收获日是5月初，有新闻报道和照片。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料也说过，埃及冬小麦在5月-6月收获。经过土地休耕期1-2个月，汛期到来。播种期本应在10-11月。那么应该在洪水退去之后的11-12月份才行。

　　粗看貌似可以推测古代埃及能够种植冬小麦，但最致命的就是泛滥时间和时期的不确定。形成稳定的出口简直是梦想。古罗马三大粮仓？全都是假造的。以后有空慢慢扒。
　　再来看埃及河谷地带诸城市的气温。开罗到卢克索，冬季的日平均气温在6-11摄氏度，有霜冻，甚至还有下雪。总体上，夏季在7度-43度，冬季在0度-18度。按积温水平，冬小麦的播种收获时间和我国是相近的。
　　利用尼罗河每年一季的洪水漫灌方法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400年。直到19世纪以后，才出现沟灌法和畦灌法,并逐步得到推广。19世纪以前都只能拼人品的。

　　对了，开罗夏季湿度77%，对文物的危害，呵呵。
　　除了盐碱对文物和建筑的损害外，著名的西洛克热风，自3月-5月，一刮好几天，时速140公里，2小时升温20摄氏度，严重危害农业、牧业，甚至损害房屋和基础设施。
　　干燥的埃及保存文物？欧洲家的保管箱连美国独立宣言的羊皮书抄本都只管了40年就字迹模糊不清、书面如何如何，只能改印刷制版了。

　　帝王谷中拉美西斯三世墓穴雕刻展示的皇家面包作坊，面包形状多样，其中包括一个动物形状的面包。
　　埃及人的面包绝大部分是用二粒小麦制造的。与其他品种相比，二粒小麦较难打出麦粉。
　　古埃及人不使用脱粒的方式获取麦粒，他们首先将麦穗浸湿后用杵冲打，然后再晒干、簸扬、过筛，最后将麦粒送入磨坊。
　　与一般回转形式的磨盘不同的是，埃及人使用的是前后往复运动的磨石来磨制麦粉。

　　古埃及人的面包烘烤技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展。
　　在古王国时代，人们把面团填入陶罐模具中，埋入火堆余烬里烘烤；在中王国时代，人们使用高筒形的模具在方形的烤炉上烘烤；到新王国时代，人们开始使用一种新型的、用厚土砖和砂浆包裹的圆柱形敞顶烤炉，在烘烤时将面团拍在烤炉内壁上，烤制完成后面包会自然脱落。
　　新王国时期的墓穴壁画中展现了许多不同造型和大小的面包，其中有些被制成人物、鱼类、各种动物的形状，表面饰有不同花纹。
　　面包通常用芫荽籽和椰枣来调味。
　　目前尚不清楚普通大众食用的面包是否与上述形制相同。
　　与二粒小麦不同，古埃及人种植大麦除了用于制作面包之外，还可以用来酿造啤酒。

　　这是大众普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