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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填一个大坑，我们继续聊聊关于中国人口的问题。
新中国建国70年，人口政策可谓变动最为频繁的国策之一。
概括四句话：
建国初期，自然生育，甚至短暂时间提出“人多好办事”的鼓励性政策。
建国中期：“晚、少、稀”节制生育，粮食不够吃，不节制怎么办？
80、90年代：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这是40年前最大基本国策
2010年：逐步放开生育，对，就是我们现在处于的时代。
新中国不过70年，然而就是这70年，在人口问题上多次变化，而且都是180度的大转弯，这其中根本性、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未来我们会不会再次转变，今天咱们一下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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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建国那会儿，百废待兴。
然而，论生娃这件事，我国却一直很积极，1949年到1952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在3.6%。
算高吗？
当然高，2021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请注意一个是千分数，一个是百分数，73年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是现在的5倍。
不过，那时候人口死亡率也比较高，1949年人口死亡率大约2%。
高吗？一样很高，2021年我国，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1949年是2021年的3倍。
不过，和所有国家一样，战争一停止，死亡率马上下降。
1949年人口死亡率2%，1950年1.8%，1951年1.7%，一直下降到1957年1.08%，逐年递减，不打战争嘛，人们生活条件改善了，医疗条件变好了，死亡率下降，这件事不难理解。
不过，和平让人口死亡率快速降低，但和平不能让人口出生率也同步下降甚至会有所提高。
49年之后初期，我国出生率一直就没低过，都是在3%到-4%徘徊。
对于这样一个出生率高位不变，死亡率快速下降，人口增长率快速上升的形势，国家是怎么看的呢？
两字——好事。
1949年，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政策彻底失败，那么花了几百亿美元的援华军费总的有个说法吧，于是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一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目标就一个——甩锅，谈到国民党为啥崩溃，其中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太多，温饱问题解决难度太大，民怨沸腾，所以失败。
当然，这是P话，就像老板问你这个月业绩为啥这么差，你说这个月公司开会太多，耽误时间工作，这不是找抽吗？
于是，教员马上反怼，1949年9月16日，发表了一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直接批驳。
我们来看看教员的原话：
1、世间一切事物，人是第一宝贵的。
2、只要有人，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3、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
最后，一个概括的观点就是——人多是好事，人多好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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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教员很显然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人手”和“人嘴”矛盾的复杂性。
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生得多，死的少，三年增长了21%。
然而，粮食呢？三年增长了13%。
人口增长，差不多是粮食增长快一倍。
意识到了马尔萨斯陷阱，教员开始改口，1957年2月，在全国学联会议上就开始辩证看问题
——中国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
同年，在一次南京部队会议上，也深有感慨
——1949年我们缺粮食，现在还是不够，不是由于农业没进步，就是因为人多嘴巴多。
不过，教员还是乐观的，当1958年开始大跃进的时候，由于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建设，许多地方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教员马上又改口，“现在还是人多，好一点”。
于是，人口方面，教员思想反复“辩证”，直到1970年见到了老朋友斯诺，又表示了对人口的担心。
——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女孩，就想要一个男孩，就生了第二个，第三个，一共生了九个，只好算了。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1970年12月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
终于，在这以后，直到老人家病逝，对于人口问题基本看法就没有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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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多变，自然下头也得跟着变。
建国初期，我国是禁止妇女打胎的，请注意不是控制，是禁止。
不过，政策主要目标是保护妇女身体健康，而不是鼓励人口，这个要明白
当时，1950年直接规定所有部队女干部打胎，必须是六种情况，有严重身体疾病，心脏病、贫血，发生了流产、遗传出现问题，总之如果不是出现威胁生命的问题，严禁打胎。
而且流程异常复杂，必须本人和丈夫签字，公立医院大夫证明，最后还要请卫生局局长签字。
这流程走下来，估计比生个孩子还复杂。
如果违法这些规定打胎呢？对，就是犯罪行为，叫做非法堕胎罪，被手术者及实施手术者均要被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可以坐牢喽。
另外，避孕药品和工具，严格管控，一律禁止市场自由购买，必须持医师证明去国营药房限量购买，而且严禁进口。
比起现代那些满大街的无痛人流广告，不知道现在的小姑娘是不幸还是幸运。
不过，这个政策没过几年，国家高层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却出现了明显不同。
比如，我们的邓公1954年写给邓颖超的信中，就表示：
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不理解卫生部为何很不积极。
还有刘少奇，屡次在会议上说，
“苏联要学，但是不要学英雄母亲，中国应提倡节育”
于是，关于人口，有人要多生，有人要少生，终于发生了1957年关于“新人口论”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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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新人口论，就不能不提一个人——马寅初教授。
这人大家现在不熟了，但是往前推30年，可以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口学泰斗。
这个马老师出生在1882年，根红苗正的留美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然后回国各个大学任教。不过马老师骨头很硬，解放战争坚决站在我党一边，抨击国党。
解放之后，北大教书，最后担任校长，同时多次在江浙、上海调研人口问题，写出了“新人口论”，中心思想我们都很熟悉——计划生育，控制人口。
而原因也很简单易懂，若人口无限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直接影响轻工业积累，间接影响重工业建设，我国的工业化会为此大大推迟。
对于他的理论，教员一开始是欢迎的，1957年在卫生部会议上，专门说——实行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老（寅初）讲的特别好。
1957年7月5日，马寅初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第一次公开表明了我国政府要开始控制人口，计划人口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58年马老师被打成右派，自然新人口论也被打入冷宫。
而且新人口论被定为三大罪状，第一是资本主义马尔萨斯人口论余孽。第二、篡改马克思主义原理。第三、对中国六亿人口没感情，仇视人民。
不过，纯学术批评也就罢了，很快这种批评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程度，当年那个号称党内理论家的康某人直接在北大说“马寅初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而是马尔萨斯的马”，这种文人骂人更恶毒。
于是，1960年1月，北大校园贴满了批判马寅初和新人口论的大字报，马老师被迫辞职校长，离开北大。
倡导计划生育第一人被批了，那谁敢再提“计划生育”，于是1962年，刚更度过三年自然灾害，能吃饱饭的中国人立马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造人小高潮，这个高峰一直持续了12年不降。
1966年到1970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2500万到2700万，年平均生育率在3.4%以上，1969年，我国人口总量超过8个亿。
1949年到1969年，人口整整翻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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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被打倒，但是“人嘴”的压力对于整个中国却越来越大，虽然没人再提系统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然而零星对于人口问题的调整却不断出现。
1963年，国务院改变政策，以后凡是职工做节育和结扎手术，一律免费，休养期间，工资照发。1965年，商业部将避孕套价格大幅度下调，从3分钱一个变成一分钱一个，后来干脆改为福利发放。
原来严格的堕胎条件，也做了宽松——任何妻子一方要求手术，经医师检查，无手术禁忌，可马上实施。
和10年前的政策相比，别说卫生局长，就连丈夫也不用签字确认。
不过，下面的零星改变，还是无法抑制中国总人口的蒙眼狂奔，1969年我国人口8个亿，1970年达到了8.3个亿，终于终于，天天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最高领导层，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可能比走资派反攻倒算更可怕。
1970年，周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直接就说
“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计划经济”，
“老人多活几年，总是好事，婴儿死亡率下降，也是好事，两头增加，人口压力就大了”。
不过，大方向总是教员要做，终于1975年，他在《关于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七个大字——“人口非控制不行”，算是定了大调。
领导定了调，下面抓落实，国务院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为人口定了一个总目标，争取城市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农村下降到1.5%。
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像是未来计划生育国策的一种彩排。
因为多数政策并不是强制，而是指导和倡导，这个时间和80年代计划生育有本质区别。
那个时候，总的宣传思想是三个字“晚、稀、少”。
啥是“晚”？鼓励男女青年晚婚晚育，提倡女23，男25，才去要孩子。
啥是“稀”？鼓励拉长两胎之间的间隔，生育间隔最好在三年以上。
啥是“少”？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孩子，最多两个（你要是生三个，好像也没啥惩罚）。
当然，凡是遵守“晚稀少”的夫妇，在住房分配，婚育假期，农村口粮、福利待遇方面都受到优待，可以理解为国家有奖励不惩罚的人口家庭考核。
坦率的说，这个期间政策，我国的人口计划政策并不激进，和同一时间段邻国印度英吉拉甘地夫人800万男人绝育，韩国朴正熙总统不绝育就坐牢的政策相比已经温和了很多。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1980年，那个标志性《公开信》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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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进行。
而计划生育是我国极少的继承文革，同时在文革后强化的国家政策。
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国经济建设越来越被人口问题拖累。
举个例子，1980年，解放三十年，全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比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少0.9个平方。1979年比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70%，然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只增加了6%，而棉花、油料、猪肉等农产品甚至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而且，人口就业越来越成为压力，1979年国家安排了800万人就业，然而仍然有400万人待业，这是城市情况。农村问题也很大，建国初期我国人均耕地2.7亩，到了1979年变成了1.6亩，然而世界平均水平当时是5.5亩。
1979年3月30日，邓公在党内会上，提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两个大问题，第一底子薄，第二人口多，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情况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了严重问题。
1979年底，我国总人口已经达到了9.7亿，出生率1.7%，死亡率0.6%，人口增长率为1.1%，说实话这个数据现在看还好，但是从当时看还是太高。
因为，按照当时测算，从1979年开始我国20年后总人口将达到13亿，40年后达到14亿，而当时不管是资源和财富，都无法想象我国能支撑这样一个人口增长量（从现在看，这个测算还是比较准确的）。
而且当时有个特别情况，由于“晚稀少”属于弹性奖励性政策，不属于硬性指标，对于城市有单位的职工还好，但是对于农村这个办法似乎没啥用处。
再加上包产到户让很多农民吃饱了饭，生活水平又得到了很大提高。
所以让经历过1949年第一次生育高峰，1962年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国家领导人，觉得包产到户会促成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生育高峰。
于是，觉得不能再等了，也不能再拖了，1980年7月，全国人大总理报告，明确要求：
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一定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个亿。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标志着我国“只生一个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出台。
虽然当时公开信在这个问题上用的词是“提倡”，然而实事上却变成了一种规定，除了特殊情况外，都必须硬性规定，生育从“提倡一胎”变成“必须一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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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农村和城镇推行难度是不一样的。
1980年，中国城市生育率在“晚稀少”政策提倡下，每个育龄妇女生育量已经降到了1.25个，而且所有人都被单位管着，每个单位都有计划生育主管人员，所以推行起来相对容易。
然而，农村却面临极大的挑战。
1980年，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数量还是维持在2.68个，这就要求每个家庭必须从三个孩子变成一个孩子，执行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不少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执行粗暴，拆房子牵牛问题屡见不鲜，一时间干部和群众，农民和政府关系非常紧张，而计划生育工作则被认为是“天下第一难事”。
结果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一年，偷生、强生问题严重，人口增长率反而从1980年的1.18%变成了1981年的1.45%。
一看强制政策不佳，国家赶快调整政策，城市除特批毫不动摇坚持一胎，农村有特殊情况可以二胎，坚决杜绝第三胎。然而，这个“特殊情况”可就特殊了。
各地都不一样，各地都互相吐槽，广东说广西太松，河北说河南太宽，反正都是吐槽别人太松，自己太严。
于是，国家又重新出台了一个解释政策的政策，目标就是规范——啥是特殊情况。
第一版是三种：
1、第一个孩子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
2、重组家庭有一个孩子，可以生第二个（后来打补丁又要求一方必须是初婚）
3、婚后多年不育，抱养一个后又怀孕可以生。
不过，后来这个政策补丁打了七八次，最后弄得异常复杂。
比如：两代或三代单传的，兄弟两儿只有一个能生育的，男方到女方倒插门的，残疾军人的，夫妇都属于华侨的，边远山区贫困户的，总之，比现在的购房政策，人才引入还复杂，还难懂。
这些情况中央统统称为“开口子”，对于开口子问题，中央又定了一个总原则——“开小口，堵大口，私自开口受处分”。
不过后来口子越开越大，直到1986年，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口子——“要求生育头胎的独女户，间隔若干年后可以允许第二胎”，并且出了公开文件。
憋了许久，大家发现了这个口子，压抑已久的生育愿望如开闸洪水倾泻而出，结果那一年强生、抢生、超生，偷生问题严重。
于是，中央1986年之后，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是不是管的太一刀切，所以计划生育也开始了我们所熟悉“因城施策”，不对，应该叫“因省施策”，一个省一个政策，一个省一个标准。
所以，有些情况，在一些省可以勉强生，在一些省就绝对不能生。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有了超生户流动到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的省份去生，于是乎就诞生了1990年，黄宏、宋丹丹那个经典的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队》。
当然，这个游击队的出现，一方面是躲避家乡计生部门的罚款，另一个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因省而生”的形势。
为啥小品中的男主人公前两个丫头起名“海南岛”和“吐鲁番”，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些地方的省份计生政策是相对比较宽松的，而涌入大量的游击队
不过之后，情况有所好转，虽然各省情况都有差别，但是基本遵循共同的一个底线，一胎男孩不能生，一胎女孩可以再赌一把的“独女开放”政策，但是这也酝酿了未来中国二十年“女少男多”人口另一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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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截止当年7月1日零时，我国大陆总人口1133682501人，按照当时测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1.439%，我国人口21世纪达到13亿基本定局。
显然，这没有完成当年确定的20世纪末人口12亿的目标，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怎么办？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十年，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
而且，这个数据存在严重漏报问题，当年计委主任彭佩云在全国计生工作座谈会上，直接讲了明话——当前人口统计“水分”还比较大，每年大概漏报190万人，所以必须对人口形势估计留有余地。
于是，开始再次调研，而调研的结论就是——当年我国总人口中，年龄结构轻和育龄妇女比例偏高是原因，说句人话就是——能生的人还是太多。
1990年，往前推25年就是1965年，现在生人的人，就是当年中国第二次人口高峰的被生者，从根本上讲这是个历史问题，是个积累问题。
不过，1990年，再往后推25年，就是2015年，却没有啥人口高峰，甚至现在的中国还要为人口生育进行鼓励，只能说世事难料。
从这张表中，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当时领导人的压力，1980年出生率算是勉强压了下去，然而1982年又上升，1984年压了下去，1987年又上升，甚至88年，89年，90年持续在2%徘徊，这就理解了1990年《超生游击队》小品的初心。
不过，在1992年，这个问题终于迎来了拐点。
因为从当年开始，我国统计显示育龄妇女总体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9（就是平均一个生育女性的生育数），大家都知道一个女人生两个娃才能保证人口增长（学术叫更替水平），所以被人口问题困扰将近百年的中国在九十年代中期看到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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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第一个10年，在人口问题上国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2000年我国人口12.67亿，虽然没有完成当年世纪末控制12亿的目标，但是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出生率算是下来了，因此2000年到2010年，整个人口是处于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
而同期，中国经济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国内GDP在2000年是将近10000亿，到了2010年达到4万亿，人均GDP从不到1000美元，到了2010年的3000美元。
究竟是人口少，负担少，拖累小，促进了经济快速上涨？还是经济增长，工业化加速了人口增长率的降低？恐怕这是一个很难说清“鸡和蛋”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口太多问题终于不再成为困扰整个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
人少了，钱多了，国家就开始调整，或者说逐渐放松人口生育的限制。
实际上，从2000年以后，放松的声音一直都有，并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
2004年，18名人口研究学者经过计算之后，联名建议调整生育政策，建议从2005年开始实行“单独二孩”，国家没有采纳。
2009年，再次上书，国家没有采纳。
转折点在2012年，当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学者们再次上书——实行单独二孩，这一次国家采纳了，2013年底人大立法同意，我国开始“二孩时代”。
不过当时估计放开二孩，会有一个人口小高峰，但是事实上2014年出生人口1897万，仅较2013年增加100多万，之后的2015年出生人口为1654万人，重回下降区间。
于是，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直到去年2021年“二孩变成了三孩”，当然也不能说二孩政策全然没有效果，国家统计局说由“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全国十年间多出生“二孩”数量达到1000多万人。
“全面二孩”后的头两年，也就是2016年和2017年，每年出生人口均出现了增长——两年都高于1700万。但从2018年开始，却再次进入逐年下降的通道——2018年和2019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523万、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更是下降到了1200万，2021年106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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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比较生育率的下降，人们更加担心下面的问题。
第一、人口红利问题
有人说，中国能快速发展，主要就是靠人口多，劳动力便宜的人口红利，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发展，还是应该多生。但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还是靠人口红利发展，靠人口密集型产业赚钱，而不靠创新，不靠科技，是不是会成为一种“人口依赖症”的病态发展。
老子是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赚血汗钱，儿子还是流水线工人赚加班费，中国高速发展对于我们普通人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靠人口红利维持高速经济，反而是个伪命题，经常这样打算，会降低我们升级科技树，提升产业水平的动力。
第二、国家性别比例失调。
由于只让生一个，所以生男不生女成为很多传统家庭的选择，再加上B超等医疗条件的辅助，从80年代开始，我国人口性别比一直在拉大。
在90年代前还属于正常，但是到了2000年，已经达到了118（国际上认为100女婴应该对应103到107的男婴）。
到了2005年，更是高达118，有些省份更高，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农村光棍，天价彩礼的问题，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靠人口的自然修复。
不过，这几年似乎问题好了一些，毕竟现在“建设银行”的代价，让那些重男轻女者已经望而却步，我相信一两代人之后，中国这个问题也会逐步解决。
第三、老龄化问题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1982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是总人口的5%，到了1999年变成10%，到了2010年到了13%，有人预测2050年这个比例可能达到23%。
这牵扯到很多问题，养老金、劳动效率等等。
我们当然可以重奖年轻人多生（比如像某位经济学家那样建议印钱促生），来降低这个比例，但是等现在的孩子50岁以后怎么办？
印更多的钱，让更多人生，为他们养老？如果这样，整个人类就变成了一个人口庞氏骗局。
这个问题，比前两个更难解决，因为毕竟每个国家，每个省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是已富后老，有的是未富先老，有的还没有进入老年化时期。
所以，暂时没有好办法，但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认真思考。
以上三个问题，是我个人的思考，讲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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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小心又写了8000字，超过了上回7000字的记录，我没写完，估计大家也看烦了。
赶紧收个尾吧，要不然又该有人说，看富贵的文章，腿都蹲麻了。
回顾从1980年到2015年，30多年严格甚至饱受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必须承认三点：
第一、它的确压住了我国当年控制不住的人口增长趋势，按照官方的口径叫做“，执行30年，少生四亿人”.
这四亿人的减少，无疑大大减轻了中国当时不管是吃饭、就业，住房甚至工业化资金的压力。
毕竟改开初期我们就那么点钱，买粮食就不能买机器，这个很现实。
第二、人口素质提高，有了保证。
这也好理解，国家能花在教育上的钱也是一定的（往往是GDP的一个比例），所以解放初期我们只能让10个人变成初中生。但是，人口少了，钱多了，2000年后我们能让10个初中生，其中5个人变成高中生，3个大学生。
人口数量的低增长，让国家有了胆子开始了90年代末那场高校大扩招。
第三、减少低层次劳动力内卷。
大家现在都在抱怨“内卷”的问题，然而你敢想象中国劳动力再增加4个亿，能卷成啥。
当然，这35年的严格计划生育问题也很大， 国际上批评我们没有人权，民间搞的基层干部老百姓关系紧张，现在更有公知批评我们弄得现在劳动力成本升高，养老金紧张，巴拉巴拉。
但是，我认为，能说这样观点的人只能送他一个词——无知。
因为他们不知道，人口在国家发展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人口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发生正向的作用，人嘴和人手是什么辩证的关系。
说白了，从经济学上讲，“人”是一种生产要素，就和资金、土地、技术是一样的。
这种要素太少，自然影响生产的进行，影响经济的进步。
比如俄罗斯就是这种情况，二战之后苏俄一直有这个问题，资源丰富，但是人口稀少，尤其是男性，所以俄国妇女能生五个孩子，国家就会给与极大的荣誉，被称为英雄母亲。
反之，其他几个要素太少，土地、技术、资金都不足的情况下，人太多，反而会成为累赘，比如我们旁边的三哥印度。
因为人和其他要素不同，人不但是人手，更是人嘴，而且人手可以停，但是这个嘴不能停，不敢停，停了就会出大事。我们70年代，80年代就是这个问题。
同样十几亿人，为什么30年前，我们人口压力巨大，而现在我们反而觉得有点不够用了。
说白了，就是我国这30年经济其他条件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资金和技术。
先说农业，虽然我们耕地数量增长不多，但是我们粮食产量以及粮食技术已经今非昔比，感谢一下以袁隆平爷爷为代表的新中国农业科技人员。
现在，我们是世界上外资利用最好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全品类的工业国，是世界上公认的世界工厂，另外也是世界上产业技术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他生产要素巨量供应，让人手这个因素反而有点不足。
但，反观40年前，甚至30年前，我国技术、资金又是什么样的，经过那段岁月的人们都应该有印象，资金极度缺乏，只能靠出卖各种木材、煤矿等换点外汇，技术比较落后，基本上和国外同类产业有一到二代的差距，所以那时候“人”就表现在“人嘴”的压力了。
有人批评，为什么国家现在只是放松了人口限制，为什么不是完全放开，生几个也不要管。
这个问题，如果你从经济，从生产要素搭配的角度就好理解了。
可以说，2012年之后，国际局势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中美关系谁都明白，中欧关系也一般，中韩中日忽冷忽热，这些都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说句“万一”的话，哪天我国经济突然陷入低谷，哪天外资大规模撤离我国，哪天我国发生不可预知的经济困难，GDP增速从5个点，变成4,3,2,1，甚至负数，人口红利立刻变成“人嘴压力”。
所以不是不想放，而是不敢放，因为70年的建设经验，70年的斗争经验，40年的人口压力，让中国的领导人明白一个道理，人（人口问题）无远虑，必有近忧。
★扩展阅读：中国人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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