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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一向随和的三野司令员陈毅突然对自己的部队发了脾气。
原因就是那个，他向中央上报的《入城十项守则》。鉴于前期我党在攻克石家庄等城市之后发生的混乱，这一次在打上海之前专门拟定了严格的攻城和入城纪律。
一、无故不得打枪。
二、不住民房店铺。
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
四、车马不得在街上乱跑。
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
六、买卖要公平。
七、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八、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
九、不准封建结合，徇私舞弊。
十、不准在墙壁上乱写乱画。
这个守则受到了中央的大力表扬，教员在陈毅电报稿上，直接批了八个字。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然而，这份“很好”的守则，在部队的反应却不好，尤其是其中一条——不住民房店铺。士兵们发出疑问：淮海战役，咱都住的是老百姓家，挑水扫院子，上门板割麦子，哪点做的不好，为啥上海住不得？
陈毅也不废话——
野战军，到了上海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要严！
因为，我不想去做第二个“刘宗敏”。
于是，在上海解放的那几天里，市民推开自己的大门，看到的则是成排的解放军抱着枪在街上合衣而眠，虽然他们不知道刘宗敏是谁，但他们从首长的要求中知道了一个道理——上海，这座城市，是中国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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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上海解放。
在那场全国唯一不能使用重炮、炸药的解放战争攻城战中，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然而，上海的解放，却让一个上海人犯了愁。
这个人就是陈云，上海青浦人，印刷工人出身，被毛主席誉为我党的“红色掌柜”，时任全国财经委员会主任，相当于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1949年，负责接收上海的陈云，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情况。
当时支撑上海能源和物资的结构中，汽油80%，煤炭20%需要进口，甚至全上海500万人的粮食，一半以上都要靠美国进口的洋米阳面，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
然而，和下面三个问题相比，更是不能忽视。
第一就是安全。
当时由于我军尚无空军，虽然上海的土地属于共和国，但是领空依然被国民党政府控制，时不时有空袭来临，对上海所有市民生活和生产造成了相当不利的情况。
尤其是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出动轰炸机战斗机17架，四次空袭上海，重点是上海杨树浦、闸北等几个主力发电站，这次轰炸造成当时上海发电设备被毁三分之二，发电量从15万千瓦降至4000千瓦，造成全市规模的大停电。
第二就是投机
新解放的上海，投机盛行，银元投机，粮食投机，棉布投机，从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月(即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仅仅8个月的时间普通物价就上涨了20倍，老百姓叫苦不迭。
第三就是生产和失业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作为旧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上海本该不愁生产，然而1949年下半年的上海却面临着严重的生产问题，由于战争造成的民族资本家出逃，上海解放第一个月能开工的工厂仅有四分之一，设备利用率不足30%。
即使是这四分之一的企业，实际上也面临极大的生产问题，比如上海棉纺厂一半的机器只能纺织20支以上的细纱，但是这种细纱只有美国才产。上海毛纺厂拥有的设备，大部分只能纺长羊毛，但是这种羊毛80%需要进口。
这造成了上海开埠以来，最大的失业问题，将近十几万的熟练工人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吃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上海虽然解放，但是上海的经济依然是我党说了不算的外循环。
这三个问题，我党必须一一解决，因为他现在就是上海的主人，而不是那个28年前被法国巡警赶着跑的不知名组织。
首先就是空袭问题。
为了应对空袭，中国向苏联请求了3000名混合航空兵，82架飞机的支援，当时北京都没有领空防卫，除了留给天津200人警戒海口之外，把其中的2800人派给上海防空，在之后大约一年的防空战中一共击毁敌机数百架。
而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到了1950年5月解放军攻克舟山群岛，拿下近海国民党机场为止。
然后就是投机和失业。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短时间内筹集大量的物资，包括生产物资棉花和生活物资煤炭和大米。
第一步，陈云当机立断，发起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中央调运天量大米、棉花和布匹，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直接掌握，在适当的时候集中抛售，给投机资本家以毁灭性的打击。
事后教员说——这场经济之战的胜利，不亚于拿下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后来，这场共和国的经济战役，被写入了历史课本，相信大家都读过，陈云如何运筹帷幄，国家如何巧妙安排，然而书上却没写一个问题——天量物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说到这个问题，你必须佩服这个红色掌柜，因为陈云在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就开始筹划。
1949年，7月22日，刚刚从东北后方赶到解放一个月的上海的陈云，马上主持召开了上海财经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两个：
第一、如何克服上海现在的困难。
第二、如何利用上海的优势帮助马上成立的新中国克服困难。
最后，会议形成一个十二字决定——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即，首先集中全国之力支援上海克服暂时的困难局面，二等上海困境扭转之后，则发挥上海固有工业、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反过来支援全国经济建设。
不过没想到的是，这便成了以后70年上海和国家的主要关系，包括2022年那场疫情的当下也是如此。
说回1950年，为了打赢米面之战，陈云从四川调来大米四亿斤东运，从东北调来稻子七千吨北下，甚至调来了从苏浙皖三省仓库预留的种子粮一亿斤，就连一向也不富裕的江西省也主动调来稻米2000万斤。
而全国总工会和军队，更是号召全国工人每月捐一天工资，解放军每月捐一斤口粮支援上海。
另外，全国在1950年掀起了救助上海失业工人的捐助活动，截止1950年夏天，仅仅当时的东北六个省，四个直辖市以及旅大区，共捐助东北旧币960亿元，一个沈阳市就捐助了250亿元，而当年全年沈阳的生产总值，不过旧币800亿元。
在全国上下的捐助下，上海的投机和物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生产也恢复了正常。
1949年底，上海工业总产值为30.9亿，到了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期，已经增长了93%，到了1957年，差不多是1949年的两倍半，上海这个新中国最重要的工业马达，终于在停摆半年之后，又转了起来。
在1949年到1952年期间，上海应该感谢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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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形容解放初期，上海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呢？
如果除去东北，当时的上海职工53万人，上海工业资产占全国40%，职工占全国的43%，工业产值占全国50%，可以说对于关内的中国的工业生产，上海就是中国（庆幸我们还有东北）。
然而，如此优势的上海，在当时的中央领导的眼中却有着一个严重的缺点。
——地处东南沿海。
这本来是个极大的优势，但是1950年却变成上海极大的劣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国的独立与国防安全都遭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极大威胁，除了北方旅顺大连，整个天津以南沿海区域都陷入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链型封锁，而那边的台湾，又时不时掀起反攻大陆的高潮。
1950年教员就要求“华东地区的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假想为基础进行布置”，同时西方的封锁让上海的一切物资无法从海外获得，只能从我国内陆运输（运输也没了优势），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上海靠东海的区位成了中央最为头疼的因素。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当时苏联一共支持了我们156个工程，然而一个都没有落地上海，甚至上海在内的华东地区在整个一五计划内，均不得作为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区域。
因为上海成了前沿，而又是中国大陆工业最为集中地地区，聚集大量人口和财富，所以在当时环境下，中央不得不对上海采用二个政策。
第一个政策叫做“缩”
在上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要求，上海必须坚决服从国家巩固国防、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对现有企业不做新建和扩建，对于城市畸形臃肿的不合理状态，要逐步紧缩。
对于人口也不能增加，总人口要控制在500万人之内。
第二个政策叫做“援”
而上海毕竟底子厚，人才多，上海投资不能用，自然国家想着别的地方可以用，因此国家要求上海充分发挥工业基地作用，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力争出产品，出资金、出技术、出人才。
说白了，就是上海当时的战略任务就是两个字——援助。
可以说，在整个国家的一五、二五期间，上海为全国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承担了国家建设、国防建设的很大比例，所输出的工业制品，设施设备，几乎遍及全国所有的省市和所有的重点项目。
举几个典型例子，在一五期间（1953年——1957年）。
建设鞍钢，上海为鞍钢生产78种设备，占了设备总量47%。
建设长春一汽，提供了43种设备，占了设备总量55%。
建设玉门油田，提供400多种机械设备，更是占了设备总量的76%。
以鞍钢为例，1953 年上海市 100 多家公私营工厂承制了鞍山钢铁公司 1000 多吨机械、电气设备和材料，其中除少数重型的矿山机械外，大部分是精巧细致的电气控制设备、自动记录仪器、管道闸门、讯号以及各种规范的电线、电缆。
另有一部分是工作母机、动力机、电动机和水泵。此外，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薄板厂等新建厂房的苏联式自动开闭的天窗，也全部由上海的钢窗工厂供应。
1957 年，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以及有色金属的建设单位，在上海定制了大批机械配件、电气设备、仪表、橡胶制品。上海电缆厂在上半年供应给冶金工业部的电缆就有260 多公里长。
测定高炉和炼钢炉温度的热电偶，除了一部分进口外，全部靠上海供应，很多在其他地区不能解决的配件，也都请上海来帮助解决
为什么都是上海援建生产，因为这些订货大部分必须按照苏联的设计规范或实物制造，安装在苏联装备的自动化机械化机器上使用，技术要求很高”，其他地方根本生产不了。
而且这些不是上海企业卖给国家的，而是完全国家无偿调拨。
整个一五期间，上海生产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
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万箱、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
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这同样是调拨而非交易。
论资金，这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一五”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以上是上海一五期间的情况，在国家二五期间（1958年-1962年）则更多。
五年内，全市工业商品产值56亿元，其中调出约440亿元，占80％。
其中：生产资料调出220亿元，占生产量90％；
生活资料调出220亿元，占生产量70％。
主要工业产品调出量，以“二五”与“一五”相比较：钢材增长2.9倍，电站汽轮发电机增长8.3倍，交流电动机增长8倍，机床增长86％，汽车外胎增长2.8倍，自行车增长1.5倍，缝纫机增长2.1倍等。
五年内，为国家积累资金430亿元，其中：上缴中央369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40％左右。
除了出产品，出资金之外，上海的出人才也做的很到位。
我刚才讲了整个上海总人口国家初期是控制在500万人，然而就是这500万人中，上海支援外地的劳动力大约150万人，其中包括建设人员40万人，包括干部和技术人员45000人。
如上海市为了支援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建设项目，不仅抽调大量五金技术工人直接参加相关建设施工，还专门动员、组织了国营上海自行车厂、上海新中动力机厂、中国纺织机械厂以及上海锅炉厂等共 21 个国营、公司合营工厂为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培训大批技术工人5000名以上。
再比如长春一汽厂等厂建设，重工业技术力量见长的上海机床厂仅 1955 年一年当中就先后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滚珠轴承厂、东北三厂、西北第一机器厂、湖南机器厂、中央重工业部重型机器厂等 10多家工厂培训学徒、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才达 110 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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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出技术呢？
实际上，上海不是出技术的问题，而是快把半个上海城的工业都搬给了祖国的各个省份。
从50年代开始，上海由于地处沿海，地处中美斗争前沿，那么国家肯定不想把重要的大厂，重要的军工，重要的生产线放在第一线，所以逐步开始内迁。
上海一解放还没有到建国，当时的上海书记饶漱石就提出上海发展六条方针，其中第二条就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
从此，上海全市大动员，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大搬家，为了配合这个工作，1949年9月《文汇报》专门刊登了诗歌一首：
上海解放人民欢，四大家族逃台湾；勾结美帝来封锁，死到临头心不甘。
人民政府有经验，提出号召除困难；发展工商好办法，实行工厂向内搬。
内地粮食到处有，燃料原料用不完；内地需要制成品，农具布匹销路宽。
为了建设新上海，百万市民齐动员；城乡物资交流畅，敌人封锁就完蛋。
虽然，谈不上平仄押韵，但是内容通俗易懂，让所有市民都懂得了内迁的道理。即使是今天的我们读起来，对于政策的解读，对于市民劝告，对于局面的分析，都可以说胜过许多长篇社论。
而且，我们刚才所说的大轰炸，更是从反方向对这次内迁活动进行了助攻。道理很简单，飞机天天炸，用电周周停，你咋生产，不内迁咋办。
所以，从1950年二六大轰炸后，不用政府动员，内迁厂家剧增。
1951年上海的困难局面得以扭转，民间上海工厂内迁的内部动力稍消，但由于前述中央为了调整工业布局和考虑沿海国防安全等因素，上海的工厂内迁计划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快。
不过，和现在的产业转移不同，这一次上海大搬家，全国所有省份可谓“雨露均沾”，基本上所有的内地省份都从这次转移中获益。
下图为1955年到1957年上海迁往安徽迁厂列表。
这是上海迁往湖北迁厂列表
这是上海迁往四川的迁厂列表
而且，当时的口号提的是“老厂生产不停，新厂搬迁不停”，一边搬迁一边生产，所以可以想象出当时上海的难度，人员调配的紧张。
而且不要忘记，我刚才提到的一五、二五期间上海对于整个国家的天量物资供应，才会认识到这座城市的责任、韧性和可贵。
这个搬迁一直到1958——1959年才暂告一个段落，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活动，让国家整个工业计划完全打乱，包括上海，大家统统都在炼钢，都在跃进，搬迁自然要排在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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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就这可以了，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上海更大一次工业搬迁在三线运动中又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60年代的中苏交恶，让我国第一代领导人感觉，北边的威胁甚至要大于东南沿海，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导弹对着我国主要大城市，不管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天天公开叫嚣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的核打击。
相比于老蒋的嘴炮反攻，老苏可能有一天真的会打过来，于是教员就要全国更加彻底执行自己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九字真言。
1964年，教员找了所有的党内高层，周刘邓罗林等开会，说明在原子弹的威胁下，我们不能没有战略后方，不能把工业都放在大城市里，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要搞一线、二线和三线。
用教员自己的话说
——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仗。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才能放心。
于是，改开前的最大一次全国性工业大搬家开始，史称——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重点是重工业，造枪造炮造坦克，而上海又恰恰是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城市之一。
于是，不但纺织厂要搬，这次机器厂，电机厂更要搬。
从 1964 年秋至 1966 年文革，上海先后共迁出工厂 411个、设备 2.6 万多台，输送干部、工人 9.2 万名。
负有搬迁任务的工厂都配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骨干，保证新建厂能顺利生产。如上海大中华轮胎厂抽调领导干部和各工种工人 800 多人，配套去贵阳包建贵州轮胎厂；上海电器工业公司组织华通开关厂、人民电器厂职工 1000 多人，去遵义帮助建设遵义电器开关厂。
可以说，在中国大西北、大西南的重工业基础都是那个时候奠定的。
这是上海支援四川的三线大厂名单。
这是上海支援云贵的三线大厂名单
这是上海援建西北三线大厂名单
和五十年代的工厂搬迁不同，这一次上海的三线搬迁援建更困难，因为厂址、交通条件都非常非常差。
厂址的选择“坚决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要尽量利用天然洞穴，并考虑有打洞的条件”，同时“不要选在水库、大桥、大寺庙、大工厂等明显目标附近”， “不要选在强烈地震区、滑坡地带和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地区”，所以这一批项目基本上都是钻山洞，住山区，走山路，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如何评价这一次三线运动呢？
首先，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我国工业整体布局不甚合理的情况，在长远来看，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持久发展。
而且还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事后统计，那几年从上海内迁三线一共 304 个项目、411 家厂家，数量虽然不及五十年代，然而都是大厂，工人多，影响巨大。
按地理分布来说，迁建江西的有53 家工厂，迁建四川130 家工厂、24000 多职工，迁建贵州的有 89 家工厂、19000多职工，迁建湖北的有 48 家工厂、4500 多名职工，迁建山西的有20 家工厂和 7000 多职工。
这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阿拉”们，很多从此就扎根于祖国西部，而这些城市成为了他们又一个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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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到了中国改开。
1979年之前，尽管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没有一个落在上海，尽管上海向内地迁移了数不清的工厂、高校和技术人员。解放后的30年上海仍然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高地。
钻石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缝纫机，中华牌香烟……上海货的名声传遍大江南北。
然而在改开的前十年，1980年到1990年，，最风光的是广东，而非上海。
因为“上海货”驰名中国的同时，上海本身的建设却慢慢掉队，虽然国家不能再直接调拨上海的物资和设备以及人才，但是上海却需要用另一种形式贡献整个国家——财政余额上缴。
1950到1979年间，上海的税收的87％上缴，向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超过了上海自身市政预算收入的13倍。即使到了21世纪，上海已经连续N年是全国上缴利税最大的城市。
这是2014——2017年 ，国家七省上缴财政盈余的总和。
2014年——25593亿
2015年——24476亿
2016年——24958亿
2017年——23206亿。
而下图则是上海上缴总数，从2014年到17年，从6958亿到8089亿。
可以说，我们这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财政不出亏空，三分之一多都要感谢上海财政的支持。
与此同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却有超过一百多万人生活在棚户区或茅草屋里，直到70年代末，人均居住面积和1949年持平。
在那个中国著名黑边眼镜长者当上海市长之前，上海的市长是国内著名社会活动家汪道涵。
汪老卸任上海市长以后，曾遗憾地回顾：
“在我当上海市长期间，上对得起朝廷，每年上缴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对不起黎民百姓。
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
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浦东新区的发展，才得到逐步解决。
然而即使是这样，北京第一条地铁开通时间是1969年10月1日，而上海第一条地铁开通则是到了30年后的1990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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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多地方的人不喜欢上海人。
认为上海人比较计较，比较小资，有大城优越感，通常会对异乡人有轻微的小视。
说实话，我还专门为这个小话题请教了一下研究城市文化的老师。
他们没有分析人，而是从一个更有趣的角度给出一个解释，写下来大家可以讨论。
解放前上海在中国的版图上，是非常奇特的城市。
上海开埠就有华界和租借之分，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自不必说，即使是华界里面，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西方势力的存在，租界的影响，很多事务多由地方自行决定，这与全国其他城市大不相同。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海人总是和普通别的城市国人，总有一层小小的距离，有一点小小的另类，一点小小的高级。
另外，由于我刚刚提及的上海收缩战略，从 1958 年开始，上海实行全国最严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迁入。从此，上海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外地人进入上海的闸门被关住，上海人成了相对固定的群体，这就是为什么上海人思想中“除了上海，都是乡下人”的历史根源。
然而，上海人的斤斤计较，更多的来源于上海与生俱来的商业城市文化，如果你和上海人经常打交道就会发现，上海人在协约谈定之前总是毫发必争，然而在协约签字之后确实严格执行。
事前争，事后行，有规矩，要遵守，有契约，要履行，这就是上海精神的一个缩影。
上海本地报纸曾经报道了这样一个小事。
在徐汇区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送孩子上学的车主，把车停在了路边，留了一张纸条：“尊敬的民警同志，我是去对面幼儿园接送我孩子的，5分钟就回来，请不要给我贴罚单。谢谢您的理解！”
民警在车旁等了10分钟，没等到车主回来，才开了罚单，并留言：我等了10分钟。
这则故事可以生动的说明了什么是上海人的“计较”，高情商的说法叫做“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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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具体点说就是疫情和疫情引发的各种矛盾。
四月的中国，上海的消息铺天盖地，而且负面居多，比如上海生活物资集体涨价，某经济学家母亲因疫情治疗不及时去世，以及某上海老太所说的“为我们来服务”的话，更有人拿出了当年《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台词“我们上海市还是要和美国人做生意的”，来映射上海人当年和今天如此相似。
对于上海在2022年抗疫表现的不佳，人们看法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城市。
因为，在中国人心中，上海一直是学霸，不但经济好，而且管理好，尤其是抗疫，是经济抗疫两手抓的标杆，是全国所有城市学习的榜样。
然而，奥密克戎一来，学霸秒变学渣，不要说考的优秀还是良好，这回连抄作业都没有及格。
你不是全国最有钱的城市吗？
你不是全国管理水平最高，国际化程度最好的城市吗？
你不是最爱搞“精准防疫”，疫情不伤经济的城市吗？
原来，你也有今天，一向自视甚高的上海人，你也有今天。这恐怕，是全国群嘲上海吃瓜群众的小心思。
然而，我想说的是，这些人可能忘记了，上海在成为远东经济中心，世界金融中心的前提是它是中国上海。
1949年之前，它诞生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49年之后，它仍然是中国最有活力，最有发展，最能代表中国精神面貌的城市。
从49年到79年，它一直是全国生产日用品最多的中国城市。
从49年到79年，它一直是外出支援兄弟城市，资金、人才和力度最大的中国城市
从49年到79年，它一直是全国援建、迁建工厂到其他落后城市力度最大的中国城市（没有之一），差不多中国三分之一工业基础是这个城市奠定。
而，同时，它又是那个时代老百姓人均居住面积最小，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居的中国城市。
而从79年到现在，它又变成了全国永远上缴财税和利润的冠军城市。
所以，对于今天的上海，我想依旧应该用70多年前，红色掌柜陈云的战略——
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用尽快的速度帮助上海消灭疫情，恢复秩序，然后用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生产和消费马达，拉动全国经济，国家摆脱困境，才是我们中国最好的选择。
一句话总结本文，上海，这个城市离不开中国，但中国同样离不开上海。
因为，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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