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文化或言论是开放自由还是专制呢?


相比其它朝代,明朝言论文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专Z,否则也出现不了那么多野史文化类丛书。众所周知,一般都是官方修史料,但在明朝出现了很多私修明史的浪潮。私家修史者众多。在当时涌现出了很多私修明史的著作:如张岱的《石匮书》及《后集》,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傅维麟的《明书》,万斯同的《明史稿》,潘柽章、吴炎的《明史纪》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明清朝更史,有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黄宗羲的《行朝录》、《海外恸哭记》,王夫之的《永历实录》,顾炎武的《圣安纪事》、孙逢奇的《甲中大难录》,钱澄之的《所知录》,邵廷采的《东南纪事》,杨英的《先王实录》,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等数不胜数。

我们一般看《明史》,除了《明实录》就是《国榷》了,《国榷》的特点是比《明实录》、《明史》某些纪事更详细,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明太祖实录三次曾经改修过,对于功臣之死,说的不是怎么详细;尤其是建文朝事则悉引洪武纪年,而有关燕王的部分记录很多都是编制出来的,这个是为了粉饰,有碍成祖者悉加裁革,而《国榷》在直书思想指导下对明太祖的杀戮功臣,建文朝史事的都记录的比较详细,尤其是清代建真女真部,不仅见证建真的兴起,奴尔干都司的设立,而且详记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各位首领的承袭更代,填补了史料的不足,《国榷》十分注重万历以后的明代历史,尤其是天启,崇祯、弘光三朝的史事,对于明末时期,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也有较为详细的记录。那么《国榷》记载的就一定真实吗?个人觉得,未必,国榷里内容同一件事记录就不一样,有的甚至张冠李戴,书中记述灾异祥瑞繁多都是其缺点。
除了这些历史记录书,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就是明朝的野史,明朝的野史有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朱元璋消灭元朝时期,第二个是洪熙、宣德时期,第三个是正德,嘉靖时期,也是明朝的野史笔记极为兴盛的时期,第四个就是明末清初时期。明朝野史有如陶宗仪的《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权衡的《庚申外史》、还有什么《平胡录》《北平录》《平汉录》《龙兴慈记》《翦胜遗闻》王琼的《双溪杂记》、宋端仪《立斋闲录》,祝允明的《罪知录》,包括谢肇淛著的《五杂俎》和沈德符的《野获编》等等,这里面记述着从明初朱元璋时代一直到明朝嘉靖万历以来的社会风俗,经济状况,以及典章制度,包括对外关系尤为详实,可以这样毫不夸张的说,明朝的野史真的非常的泛滥。如果明朝真是某些人说的那么专制,怎么会有这么多文人敢评论时政,要知道在古代随便评论前朝都会定罪,何况有的还骂当今皇帝,哪个朝代敢把太祖画像画的那么难看,还能留传到现代,明朝很多黑料都是野史书记载最后加到明朝史料里的,真以为只有明朝权贵黑,难道其它朝代那些高高在上的都是善男信女,没有记载,才是最可怕的。


结语:“防民之口,胜于遏川”,人民前进的思想是不可遏制的。那么私修史风是在什么时候冷却下来的,是在康熙时期,为什么在康熙中期期,因为康熙时满清天下已经基本坐稳,反清势力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康熙五十年发生了《南山集》案,这件事对后来的文人私撰历史是不小的打击,从此文人不敢私撰历史,私撰之风彻底消失。清朝野史一直到太平天国才重新崛起,出现了不少如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和钱仪吉的《碑传集》等书。明朝野史泛滥,我认为只有一条原因就是统治者对民间的文化打压是比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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