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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中国文物命途多舛，什么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军等侵略者自不必说，那些私自变卖的中国人也是不胜枚举。故宫博物院的上百万件藏品也如同那个时代一样，动荡不安。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或遭毁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开这两种命运。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马彦祥（馆长马衡的儿子）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尽管反对声不绝于耳，但易培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马衡等南迁派还是坚持己见。
日本人在报纸上亦发表言论，“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1933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
故宫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尽管时间紧迫，但装箱工作一丝不苟、极为繁复。为了给南迁文物提供一个防震防摔、绝对安全的“移动仓库”，故宫职工专门从琉璃厂的古玩商店学来文物装箱的窍门，还把从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的瓷器箱打开，只见每10只碗用草绳紧紧捆成一束，每束之间用谷壳隔开，整箱瓷器无任何松动，把箱子从城墙上扔下，里面的瓷器毫发未伤。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故宫文物南迁议案，故宫文物编号、点查、挑选、装箱工作随之展开。每件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来自坤宁宫。
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单位的19557箱文物在军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分5批南迁。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不管是日机的轰炸、土匪的拦截、敌特的跟踪，还是激流的冲击、山道的险峻、生活的困苦，故宫人从未退缩。他们的价值天平上，国宝的分量重于个体的生命。
19557箱文物抵沪后在上海法租界暂存，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故宫文物从南京分三路向西迁移，曾和父亲作对的马彦祥主动报名，要求加入押运队伍。马衡、马彦祥成了护送文物的父子兵。
80箱文物走“南线”，经长沙、贵阳，1938年抵安顺，1944年12月接运到四川巴县境内；
7286箱文物走“北线”，经宝鸡、汉中、成都，1939年7月抵峨眉；
9369箱文物走“中线”，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1939年7月抵乐山。
日军当年占领南京后，朝天宫库房还有少量来不及抢运的文物。这些文物最后都被日军接管了，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时期的西洋贡品和清宫玉牌、内务府档案等南迁文物。相较之下，故宫文物的损失几乎微乎其微，堪称奇迹。
在百万文物大迁移路途中，故宫人还挑选了数百件精品，在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等地举办展览。重庆展览期间，敌机经常来袭，展览说明书上提示：“如遇敌机空袭，大家依次撤退。”文物南迁不只是故宫人的倡行，更是政府、军队、老百姓共同参与的全民护宝的壮举，是中华民族文化反侵略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抗战胜利后，四川各地文物先汇于重庆，后东归南京，拟返回北平。1948年底，国民党败退，部分精品文物，共带走了总计2972箱文物（占南迁故宫文物总件数的22%），又被转运台湾，经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多方周旋和拖延，北平文物得以保留在中国大陆。之后以这批去台文物为主，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不管这些文物何时再回故里，它们终究还是中国的文物。但如果当时不及时南迁，这些国宝还会不会留在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