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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第7天
第7篇原创文章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但在中国，有上百万的家庭却面临着同样的不幸：在人们的身边生存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年龄大都在50开外，疾病或意外却让他们遭遇独子夭折的厄运。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
这些人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失独者。失独者年龄大都在50开外，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再生育能力。
每个”失独者“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失独家庭”。”失独家庭“指的是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据社科院研究，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万多个失独家庭。而根据卫生部的数据，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7.6万的速度在增加。
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1000万。根据中国致公党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
数字具象化后，是一个个在现实和情感上分崩离析的中国家庭。
在点击进入百度贴吧“失独吧”之前，每个人都能看到这句话“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愿逝者安息，生者珍惜。”
但在这个现代媒介迅速更迭的时代里，有那么一群中老年人，始终认为逝去的生命才是意义所在，执着地在这个少有人问津的网络空间里，反复回忆、思念，痛苦地循环。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过年过节的时候，别家都是儿孙满堂，外面爆竹声声，我们只愿待在家里，连灯也不愿意点亮。”
凌晨三点多醒来，王丽春不敢再睡去。
干躺半个小时后，她折叠好被褥，煮了一杯牛奶。这是为爱人徐成良准备的早餐，他高位截瘫，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
王丽春看着他喝完牛奶，又嘱咐其吃下降压药，才安心出门。
四点半的牡丹江寒气阵阵。
王丽春穿着羽绒服行走在街道上，路灯并排亮着光，周围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独身夜行，她并不感到害怕，毕竟这条二里长的路，她已经走了四五年。
过去的每一天，王丽春都在这样的时间点出发。与其他两位开车送货的男人在肉店碰面后，他们装上几百斤的猪肉和豆腐，送往当地一些单位的食堂。
不同的是，以往是骑自行车，近两年，她怕摔，大多时候选择步行。“岁数大了，有点闪失，我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67岁的王丽春感叹。
自从儿子徐铁明1991年去世后，两个人相互搀扶着，度过了30年“看不着光亮的生活”。
他们一度认为自己过不下去，直到发现更多相同境地的人。
年轻的时候，徐成良是一家企业的厂长，他富有责任心，遇事爱张罗。认识的失独父母多了，他建了微信群，把大家聚拢在一起，意在相互慰藉、抱团取暖。
2016年，徐成良建立的失独群成员已超过80人。
同病相怜的人做开导工作，往往更有说服力。为更好地帮助新成员摆脱丧子的悲痛，他决定带头，向相关部门申请成立失独协会。
2017年6月，历经一年的努力，牡丹江市失独特殊家庭关爱互助协会正式成立（以下简称“协会”），目前已有300多位失独父母加入。
他们是一群经历了丧子之痛的老人，最大的70多岁，最小55岁。随着年岁的增长，有些人身患绝症，也有人为救治孩子，因病返贫。
如何有效帮助到这一部分失独人群？徐成良思虑过后，决定开店。
他从家里拿出20万元开了爱心豆制品店和爱心肉店，由协会成员轮流负责销售工作，赚来的钱，则用来购买米、面、粮、油，逢过年过节的时候，看望这一部分人。
四年多以来，徐成良负责制定协会里的各项计划，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则需要妻子王丽春跑进跑出。关于这项工作，王丽春多年奔波，毫无怨言，“他做不了，我就给他当腿。”
疫情期间，店里的销路并不可观，好在有政府的帮助，爱心店里的货品得以供给到当地的三甲医院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维持了店铺的正常运转。
儿子离开的这30年，王丽春反复做着同一个梦。
她总在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看到一个模糊的画面，有时是一条大狗，有时是小狗，或者是大狗领着一帮小狗。
徐铁明是属狗的，也因此，王丽春认为梦里的大狗就是儿子的化身。
“看来我们儿子可能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了。”她对徐成良这样讲。
这是为数不多，让她感到安慰的时刻，但每次梦醒后，王丽春总会掉一阵眼泪，“如果他活着，今年就是40岁了。”她在电话里感慨。
王丽春是牡丹江市一所专科学校的老师，教理工专业。由于热爱音乐，会弹奏一些乐器，她也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音乐老师。
“我儿子非常喜欢听我弹电子琴，一到我没有课的时候，他就拽着其他老师过来唱歌，让我弹琴。”她记得儿子当时最爱听的曲子是蒋大为的《敢问路在何方》，另外还有一些《红楼梦》里的插曲。
意外总是来得那么不经意。
长到8岁的时候，徐铁明因感冒引起了一系列并发症。
看病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带着儿子从牡丹江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北京，又从北京返回到哈尔滨。
王丽春从没想过儿子会病得那么严重，她没有办法将死跟儿子联系在一起，尽管医生们纷纷表示束手无策。
在夫妻二人眼里，小小年纪的儿子懂事、孝顺、爱看书，从来没有让他们操过心。
有什么好吃的，他会拿回家里，给爷爷奶奶先吃。好玩的，跟来家里玩的小朋友一起分享。在学校，他会把自己带的午饭给同学吃。
读学前班时，午饭需要从家里带。有些困难的家庭常给孩子带土豆丝和白菜，徐铁明的家庭条件还算不错，每顿菜里都放肉，有时妈妈还会给他做荷包蛋。
看到有位同学天天吃土豆丝，徐铁明把菜让了出来，自己则去吃对方的土豆丝。
这件事还是老师看到后，讲给徐成良夫妇听的。
就连病重的日子里，他也是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样。王丽春回忆，儿子去世的前7天，突然跟自己说，“妈妈，外面多好啊，让我去外面待一会儿。”
她抱他在外面待了片刻，回来后，儿子对她说，“妈妈，我不行了，你再生一个……”
王丽春抱着10岁的儿子，哭得不能自己，“儿子你说什么，都会好的，你病都好这么多了。”
如今提起这段往事，电话那端又传来她的啜泣声。
这些年，王丽春从来没忘记过儿子，那张稚嫩的脸时常会涌到她的脑海。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别人不经意间的一句话，都会让他联想到徐铁明。
她想起2020年参加同事儿子的婚礼，看着那样热闹的场面，总觉得跟其他人比起来，自己缺了点什么。眼泪不由自主溢出眼眶，王丽春极力掩饰。
她已经很久没参加过这样的喜宴了，连葬礼也很少出席。王丽春惧怕遇见同龄人，“因为他们会跟你唠爱人，唠孩子，唠孙子孙女。”
这样的时刻，她总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想逃避。
问她最近一次想起儿子是什么时候，王丽春的语气突然变得有几分轻快，像同人分享近期的一件开心事，“就今天中午。我拉窗帘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他。”
对徐成良来说，带儿子看病的那一年多，是父子相处最久的一段时光。
那之前，他刚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公司，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这也成为他后来最大的一个遗憾。
徐成良告诉记者，每天晚上回到家时，儿子已经入睡，第二天上班走得早，儿子通常还没醒来，“感觉欠他挺多的，陪他最长的一段时间竟是他生病的那一年零四个月。”
他始终记得儿子去世时的场景，爱人和妈妈在跟前握着儿子的手，他则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刚筹钱回来。此时的徐铁明只剩下一口气，“他已经不认识我了，瞅着我的眼睛已经呆滞。”
而就在当天早上，儿子还能开口说话。徐成良说，他当时端着爱人做的鸡蛋羹，喂儿子吃，却听到一句，“爸爸，我不想吃。”
没曾想，这竟是儿子最后一次叫爸爸。
他们形容那几年的状态：没有光。就像掉到深渊里头似的，看不着光明。
多年前，一位失独妈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埋葬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埋葬了我们自己。作为ta的妈妈，我死了，可是作为一个失独者，我还活着，无可奈何地活着，绝望地活着。”
这句话放在每一位失独者身上，都是成立的。
王丽春回忆儿子的后事——没有立墓碑，直接把骨灰撒进了松花江——她至今记得儿子的骨灰是撒在桥洞的哪一个孔。
“因为儿子喜欢哈尔滨。”她补充道。
今年68岁的徐成良，老家就在哈尔滨。早年的时候，他因上山下乡留在了牡丹江，后来就在当地安家落户。爱人生下铁明后，由于晋升职称，无暇照顾孩子，就把他送到了哈尔滨的爷爷奶奶身旁。
一直长到六七岁的时候，徐铁明才被父母接回牡丹江。
“有时候我真觉得都是命，孩子那么喜欢哈尔滨，最后真的就葬在那边了。”说完这些，王丽春长久地沉默。
儿子是六一儿童节那天走的，这成为她忧惧的日子，每年的六月份前后，就开始难受，后来，她干脆把它冠名为“黑色六月”。
王丽春的日记
刚失去儿子时，王丽春因伤心过度，看起来像“疯了一样”，徐成良看着爱人不对劲儿，带她去大连散心。
结果，“三天就回来了，我不行啊，几乎到处都是孩子的影子。”王丽春感到无奈。
为了转移情绪，她向学校申请了更多的课程，每天把自己“困”在课堂，从早晨到晚自习，有时还辅导学生。工作上忙一点，悲痛的情绪就会减轻一些。
极度思念儿子的时候，王丽春会跟爱人回到哈尔滨，去江边上走一走。
2002年，徐成良因脊椎手术失败，高位截瘫，从此只能安坐在轮椅上。那之后，江边并排行走的两个人，变成了“王丽春推着轮椅上的爱人行走”的身影。
后来，上了年纪的她去的次数渐渐少了，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去看孩子一眼。”
漫长的往后余生，老人们却多用来抽丝剥茧地回忆。一位失独母亲在网上留言：“每每想到女儿受的罪吃的苦，便是撕心裂肺的疼。余生也只能在回忆中苟且前行。”
回过头，我们再问：一个失独的家庭，今后的几十年要如何度过？
我们承认，这是一道在情感上无解的题目。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或许也是一个失独家庭必须接受的残酷现实：
失独父母在自我拯救的道路上，没有神明，也没有奇迹。
但仅存的自己，也能给余生一个答案。
资料来源：
失独家庭的殇，谁能补偿她们？
失独家庭：比漠河舞厅，悲伤10000倍的故事中国“失独家庭”现状与困境
中国有那么多的失独家庭，失独家庭最后的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