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常见的绿皮火车
晓宇/文
如果问我，四年大学给我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我想一定是语言——南腔北调汇集的中南政法。
我出生在70年代，而且还是非常偏远的小山村。上大学前，别说武汉，就是县城都是非常遥远的存在。所以说起来要感谢党，感谢祖国，让我在90年代初实实在在享受了一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公费来到南湖边这所大学。
“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广东人讲普通话”，我想这句话用在我身上是非常贴切的。我老家在粤东，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的结合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老师，而且是方言授课。所以去武汉之前，心里还是很有点自卑的——为我这口乡音。
不过，来到武汉后才发现，原来的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宿舍8个同学，除了一个武汉的兄弟外，其他都来自县城或农村，乡音都很重。那时真有的大跌眼镜的感觉：上大学之前，我竟然傻傻的以为广东以外都讲普通话！
青春的记忆
说说宿舍老大，和我是老乡，广东潮州人。和他比起来，我竟然发现我的普通话高了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学期，不借助肢体语言，我还真很难理解他说的是什么。
有一次上中国革命史，自由发言时，这哥们侃侃而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关注我们的亲娘！亲娘好不好，关系到我们祖国的未来……”老师一脸懵B：“等等等等。对亲娘有孝心是可以的，可是孝敬亲娘和祖国未来有关系吗？”
老大眼睛一瞪：“当然有关系啦！毛主席的老师希特勒曾经说过……”老师被雷得外焦内嫩：“希特勒是毛主席的老师？”
一看老师对这个知识点不掌握，老大自豪地把腰一挺：“老师，你不会真的不知道吧？”老师一看这哥们一口乡音，但一脸认真的表情，好像想起了什么：要不你把刚才说的话写在黑板上吧！
老大大步流星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原来，他口里的“亲娘”指的是“青年”，所谓“希特勒”，原来是“徐特立”。当场，全班笑翻了天。这个笑话在班上流传了4年。
2009年的校园
如果说只有乡音还好，不知怎么回事，老大说普通话最大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家方言不加修饰直译为普通话，搞出一些让人云里雾里的名词。
比如，他会在小炒摊上大声要求：“老板，给我4两果条！”把河南籍的师傅弄得手脚无措，不知该给他炒什么：“你说的厦（啥）？厦厦厦（啥啥啥）？”给大家翻译一下，在潮州，河粉就叫“果条”。
他还可以在小卖部指着肥皂对小姑娘说：“资娘崽，给我一块肥皂？（小姑娘，给我一块肥皂）！”别问我怎么知道，大学四年，宿舍里其余7个兄弟都破译了潮汕话的密码，都能给他当翻译。
老二……虽然这个词现在很有歧义，但在我们当年好像没啥。为了避免误解，还是改称二哥吧！二哥是浙江人，唇红齿白，很有一种江浙才子的风范。可一开口，才气立马削减50％——他的浙江普通话也是塑料感十足。
有一次，班上女生花儿到宿舍打牌，大家玩得还是比较开心的。10点多花儿告辞回单教楼，拉开宿舍门那一阵，二哥非常绅士地说：“花儿同学，你等等。”花儿疑惑地停下脚步，水汪汪的眼睛看了一眼二哥。二哥很真诚地说：“你稍等，我亲你一下就走！”
花儿“啊？”了一声。二哥一边麻利地收拾桌上凌乱的扑克牌，一边说：“马上亲你完，我送你回单教！”这时，大家才回过神来，绅士的二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亲你”啊，人家说的是“清理！”
2009年的校园
还有一次，我们去探望生病住院的同学阿莲。二哥殷勤地嘘寒问暖，然后对着人家小姑娘说：“要不要我帮你削个屁股？”
艾玛！削屁股是啥？敢情和刮痧、拔火罐一样，是中医疗法？
阿莲怯生生地问：“屁股？该怎么削啊？”二哥露出俊美的笑容：“一看小丫头在家就是不干家务。我教教你！”然后从袋子里取出一个苹果，削了起来。正在喝水的阿莲差点笑喷，病也好了大半。
再说说老五，姓林，河南人，口音虽然也很重，但大家都能听得懂。中原地区嘛，和普通话发音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老五口音虽然重，但大家也摸索了一种让他讲标准普通话的途径。
有一段时间，学校流行一种游戏，就是写一张字面上看起来似乎还挺文雅的“诗词”让人念，这些“诗词”其实是用方言谐音写成的。念的人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听的人往往笑翻一片。
一个晚上，下晚自习，老五回到宿舍，一推开门，老大就神秘秘地递给他一张纸条：“我们想考考你的普通话，看看能过几级。”
老五一看纸条，上面赫然写着：卧梅由闻花，卧直会中田，药问卧时睡，卧时达春绿。卧时绿，卧时绿，卧时达春绿！
哎呀，这可是一首好诗啊！醉卧在梅花深处，气沉丹田，一直卧倒在春天的绿色当中……老五还没来得及欣赏诗词的悠远已经，大家已经纷纷催促老五开念了。
老五清了清嗓子读了起来：我没有文化，我只会种田，要问我是谁，我是大蠢驴，我是驴，我是驴，我是大蠢驴……
全宿舍立马笑翻了！纸条是用河南方言谐音写成的，被老五用正宗的河南普通话一读，竟然被成功校正成标准普通话！我发现啊，这是四年大学中，老五普通话念得最标准的一次！
至于我嘛，也是一口塑料普通话。甚至上英语课时，老师也在不断地纠正我的发音：你是英语广东口音太重！
怪不得我，我的英语老师也是广东人。
南苑老市场
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普通话发音，刚到学校那一阵，最苦恼的是很多东西不知道普通话怎么称呼——包括到食堂、餐馆点餐吃饭。
有一次，到食堂吃饭，看见“今日菜牌”上写着一道自己从未吃过的菜：“竹叶菜”。竹叶还能炒菜？这可是前所未闻！可当师傅把菜打到我饭缸里，我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竹叶，那是空心菜好吗？
再有一次，到南苑吃饭，菜单递过来一看，有道“银针菜”。哈，太好了！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金针菇。这银针是什么东东？可得好好尝尝。等菜端上来，我立马傻了眼：所谓的银针，其实就是豆芽啊！
为了能够把名称记得住，我专门买了个本子，写上家乡话和普通话的简明对照：
学春：普通话叫“煎蛋”；
鸡脾：普通话叫“鸡腿”
黄鳅：普通话叫“泥鳅”……
不觉毕业已经20多年了，入校时的那种南腔北调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岁月长河。今天的师弟师妹们的老师，都是由正规的科班出身的老师教育出来的，自然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或许，他们不会想到，曾经有一个年代，寒门也能出贵子。一群在偏远山村的孩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带着浓浓的泥巴味来到这所学校。那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见证了一段历史，也见证了我们不再拥有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