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南政法学院学生众多，一届法科学生大概有3000多人，分在经济法、法律系、公安与行政法系、法律外语系、法二系（录取标准略低的法律系）等多个院系中。如此庞大的学生队伍，专业课程大致一样，因此选课系统特别发达，老师之间的竞争也就异常激烈。
据当时民法老师高飞介绍，当年老师的工资是直接与听课人数相挂钩的（现在不一定了，讲课的教师收入进一步下滑，积极性不高）。同一门课程，也许有近20个老师开课，学生自由选择去听其中一个老师的课堂。其中声望高的，也许有400多人选课，连当时最大的教室北教105或者锅教都容纳不下，声望低的，也许进场来上课的就不到二十个人。声望低的老师往往考试给分特别高，但学生的对策是：选给分高的老师的课堂，并在参加其考试，但平时自己溜过去蹭声望高的老师的课。这就是蹭课行为极端流行的制度基础。
当然，学生爱蹭课、学校容许学生蹭课，是与学校的思想气质与学术氛围有密切关系的。我思考再三，才发现蹭课制度的发达往往与一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缺一不可。
首先，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要高，可供选择的课程要多。如果没有一批特立独行的名师，学生们自然无课可蹭；其次是学生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对学习环境、老师的授课水平要求很高；毕竟蹭不蹭课其好处都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无法摆在台面上来说，如果你只想看韩剧玩魔兽，别人是无法拉你去蹭课的；再次是学校兼容并蓄的品格。学生如何学，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要强制干涉，考试制度也不要太严，自然有一批学生在自由蹭课中成长的。
蹭课生与按课表去上课的学生，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由自主学习的，而后者是被人被动灌输与洗脑。改改某哲学家的话，你到底是愿意冒着不及格的危险做一个经常蹭课的苏格拉底呢，还是愿意做一个在课程表下面打瞌睡但不会挂课的猪呢？如果现在的学生绝大多数还是愿意做后者。哪关于学生见面“你今天蹭到了吗”之类的问候语也就难免逐渐成为当代法学教育史上的绝响了。
但是，现实的就业压力逼得猪都睡不着觉了，因此蹭课制度依旧是薪火不绝啊，甚至在一些地方逐渐具备燎原之势。君不见，一些北大、武大等一流高校BBS上都流行所谓的“蹭课指南”之类的新人手册。
可能有人认为蹭课现象往往是出现在二三流的学校，一流的学校老师质量高，学生自觉遵守教学管理制度，一般不会出现逃课蹭课的现象。应该来说，在一流法学院里，学生的思想活跃程度以及对知识的热爱程度是与蹭课的兴趣、机会、水平成正比的。再好的学校，也会有一些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于不想上不用上的课程，这在当代中国法学教育中更是如此。毕竟法学本科教学体系庞大，现行的课程体系中颇有一些是与增加知识、提升智慧、指导实践关联不大的课程，把年纪轻轻的宝贵时间与经历浪费在听一些枯燥无味的老师讲解的陈腐教条上，既不可惜与可悲。
蹭课还是面对高昂的教育成本的一种个体化反抗。想当年1996年高校并轨、扩招以前，普通本科生一年的学费不会超过一千，但1998年我入学的时候，学费涨到3千多元，2008年武汉大学法学院本科生一年的学费与住宿费涨到8500元，一些二三流的学校学费更高。
更可恨的是，花了这么多钱，毕业后就业形势还是极端严峻的。据当年师兄介绍，1997年之前，原中南政法学院的图书馆晚上基本上是没有人自习的，因为工作太好找了，我现在的博士师弟，是当年政法94级的，明确无误的告诉我，97年初他在春节后向南方旅行找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居然带回了近10个offer，最后还顺利地推荐几个同学去就业了。
到我2002年本科毕业的时候，就业行情开始萎靡不振，以至于老图书馆由2层加高到了3层。但毕竟比现在还是强多了。全班60个人，至少有10多个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做好吃好喝年薪十万以上的公务员。我毕业后，偶尔回校买书，发现就业行情已经开始暴跌了，图书馆门前没到周一，不到早晨6点半，已经挤满了来占座位的学生，还有一次人太多，把图书馆的玻璃门都挤破了。
到了2008年，我估计就业市场已经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彻底崩盘了。据报载与官方发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超过600万，加上截至2008底年尚未就业的110万左右‘老毕业生’，今年将有700多万大学生同时抢‘饭碗’”，而2008年全国共有应届高校毕业生559万人，这意味着对于2008年毕业的559万高校学生来说，20%的人是一年后还是找不到工作的。
也难怪近几年来，考研的学生越来越多，当年名誉江城的政法类图书大鳄“继红法律书店”，把在武大前的分店关了，并转业经营考试书籍改名为“金红考试书店”，学术类图书的折扣有7.5折上升到8.5折，到考试类的书籍，出现了大规模的质量精美的盗版，普遍折扣低于2折。
但考研并不是诺亚方舟啊，2008年，3000名硕士研究生，角逐30名卖肉师傅的岗位。这正是百年来教育史上最滑稽的一页啊，如此斯文扫地真会让孔子孟子痛苦于九泉啊。
在如此高昂的教育成本以及如此惨淡的就业行情下，如果是以为依据课程表来学习，你的命运可能是极端悲惨的，很可能就是哪20%或者顺利的考上研但2-3年后又以1%的几率去竞争那可怜的卖肉岗位的一群。因此，有危机意识的学生不得不展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自救活动。即使可能会挂科、可能会惹老师不高兴，我作为一个学生必须要处于自己的人生规划自由地去蹭课。
听说某知名大学学生当作老师的面逃课并与老师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以前做为学生时我早就听说过类似的，当时我非常理解学生的心态；如今我做为人民教师了，我更是非常同情与支持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到自己想学的东西，没有蹭到自己该蹭的课，正是太奢华与浪费了。
老师教得怎样，学生心目中自有口碑，骗不了人。依据常理，所有学生都去选声望高的老师的课程才对啊，但正是由于大部分学生都是想得高分的投机分子，但有的时候又担心给分高的老师点名导致阴谋落空而不敢随便溜出去蹭课听，因此我等宁愿得低分也要听好课的学生才能得逞，因此名师的课堂也就300-400人，不用麻烦大家到操场上露天上课，再少的课堂是也有20多个学生。
这是原中南政法学院课程市场的基本格局。然而， 1998年，是政院蹭课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曾经的徐国栋、张明楷等才子已经离去，但范忠信等新学术偶像还没有加盟，留下的吴汉东等往往又身兼要职给本科生开课不多，因此当时出现周天子缺席、群雄并起的局面。
一些在学界没有占据权威地位但在课堂和学生心目中占据绝佳位置的乱世枭雄开始称霸中南。其中包括民法的赵金龙、徐迪宇、刑法的刘代华等等。据说当时校报在表达新年愿望与祝福的时候，有这么一句，“我希望在赵金龙老师的民法课堂上，能找到一个位置”。
对与对着现在高耸如云的教学楼群，你肯定不能理解这句经典祈祷。想当年最大的教室就是北教105，不过容纳300人，想要一个位置，做梦去吧，你带板凳来的时候，能够在过道或者窗台上找个角落放下就不错了。
平心而论，我当时完全是学而无术的那类，整天跑图书馆，顺着书架乱翻书，经常背着书包当作老师的面穿过讲台从前面逃课。这样的学生缺乏良师与益友的关照，自然难以学好，因此期末考试成绩一直不高，民诉与体育居然挂课了，花心痛的花了200元重修。
当时有一段时间想突击外语，经常在哪不到15个平方的外文阅览室乱翻TIME杂志。哪里的人一直很少，经常只有一个漂亮姐姐。整整一个房间，满屋异域风情的外文期刊，只有孤男寡女两个人（管理员经常长时间去打水去了），有点像富家情侣阅览室包场。
我那时学人生哲学不消化，学外语又看不懂，因而经常发愁地凝视前方长时间做深思装，有时说不定有有意无意一动不动地盯住了对面的漂亮姐姐。当然她是坐怀不乱一心向学的才女啊，不以为怪还善意地向我借文曲星。我现在不敢肯定但当时确实误认为她是我们外国法制史李艳华老师课堂上那个课间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溜出去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的那个法律系后来留校的才女，但她给我留的影响极佳啊。
但因为当时本人虽学无术，虽然心比天高但胆比包子小，只能经常自惭形秽孤独寂寞地登临南教4楼楼顶临风看三栋、四栋与五栋打开水或者打饭的姐姐妹妹，而不敢对她表达丝毫的爱意。现不知道她身在何方，也不知等她看了我的这个回忆录是否会感叹“何不相逢未嫁时”？但我的英语确实一直就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啊，难道是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看阅读数时必然心猿意马左顾右盼寻找漂亮姐姐的习惯而不能集中精力？
即使是这样，进校外语成绩较差、口语和听力更差、发音重复两遍但外语老师还是听不懂的我，居然也在大二期间顺利地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叫那些许多外语天资极好但始终过不了六级的优等生无地自容？且慢，我当时确实遇到了名师，而她确实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试想想，在少林寺的老方丈的指点下，即使如同朽木的你我是不是可以武功进展飞快一年时间就能够越过全国武学统考六级？这位名师就是周小平老师。
关于周小平老师的回忆，下文继续。
本文原发2009年1月天涯社区
作者占红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