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汤恩伯暴病而亡,恩师陈仪投共因他出卖被处决,蒋介石:都该死


1954年5月27日,台北松山机场,昔日国民党“十大上将”之一汤恩伯步履蹒跚地登上飞往东京的航班,他是去治病的。踏进机舱的那一刻,神情哀戚的他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离开台湾孤岛了。”
早在一年前,汤恩伯就被查出肝有问题,向蒋介石申请去日本治病。没想到蒋介石对其冷嘲热讽:“哼,有大过的人,还想到国外治病,浪费国币!”老蒋只是在他的报告上签了“就地医治”4 个字。汤恩伯有苦难言,牢骚满腹地说:“总裁不同意我出国治病,没有办法,只有在岛上等死!”
1954年4月,汤恩伯突感腹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有一个肿瘤,可能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汤恩伯的家人立即打报告,蒋介石这次同意了。汤恩伯乘飞机抵达日本东京,住进庆应大学医院,几天后便做了肿瘤切除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汤恩伯逢人便高兴地说,十二指肠的瘤已经割去,感觉良好。正常恢复的话,7月底就能出院了。谁料6月29日,庆应大学医院突然宣布:“汤恩伯因手术失败过世。”
这一年,汤恩伯年仅54岁。汤恩伯病死在日本,国民党内举众哗然,很多人都纷纷猜测其死因。唯有蒋介石态度冷淡,只说了句:“他要是战死在上海就好了。”
众所周知,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爱将,更是其发动内战期间鞍前马后的急先锋。那么败退台湾后,汤恩伯为何受到老蒋的如此冷遇?甚至一病而亡,在蒋介石的眼中都是死不足惜呢?

01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1899生于浙江武义县的一户殷实之家。早年间的汤恩伯是个不折不扣的混子。他天性顽劣,不学无术,16岁就做下案子,为乡人所不容,迫不得已外出闯荡。
汤恩伯别无所长,身体壮实。机缘巧合下,他给一位叫董维祥的富商当保镖,后来跟他去日本开了一家小饭馆。董维祥回国期间,把这间饭馆交给了汤恩伯代为打理。就这样,汤恩伯从一个小流氓混到了饭堂经理。
也是在这个饭馆里,汤恩伯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他后来的妻子黄竞白。黄竞白是留日女学生,当时在日本学习桑蚕,她本人不是什么名女人,但其义父陈仪却鼎鼎有名。
陈仪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官至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浙江省长、闽绥靖公署主任等要职,是国民党内响当当的权势人物。
1925年初,汤恩伯想进入日本军校学习,先后求助浙江督办孙传芳和浙江省长夏超未果,最后还是黄小姐把他推荐给了义父陈仪。
汤恩伯没什么背景,陈仪却看中了这个年轻人的一腔热情和执着,让他在自己任职的陆军小学做了旁听生。后来陈仪见其发奋,又两次资助汤恩伯进入日本明治大学跟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汤恩伯对黄竞白这种有学识、有才貌的新女性本就一见钟情。加之有她相助自己的这层恩情,对其更是大献殷勤。两人你来我往,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
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其实已经结婚,早在老家的时候,他就尊父母之命娶了同村一个叫做马阿谦的姑娘,两人还育有一个儿子。
可是在黄竞白面前,汤恩伯却隐瞒了自己的情史。汤恩伯一直以来想进入军界,苦无门路,早就想攀附陈仪这样一棵大树;此外,相对于老家的小脚媳妇,黄竞白的确在各方各面都更吸引他。
1926年,汤伯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向黄竞白求婚。此时黄竞白才得知汤恩伯已有婚姻,偏偏自己又对汤情根深种。黄竞白父母早逝,眼下面对婚姻大事,只好找义父拿主意。
陈仪膝下无子,对黄竞白这个干女儿很是疼爱。加上素日里对汤恩伯这个学生印象颇佳,便同意汤恩伯离婚再娶她的义女。
为了靠牢陈仪这座靠山,汤恩伯对新夫人更加敬重。据说当他与前妻所生之子从家乡来看他时,汤恩伯竟不无冷漠地对旁人说:“这孩子哪里像我?根本就不像!”
汤恩伯的讨好果真没有白费,凭借新夫人这个“升官梯”,他很快被陈仪推荐给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
汤恩伯跪拜在陈仪面前,感激涕零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陈老也,学生愿拜您为恩师,生死与共!”为了感念陈仪的再造之恩,汤恩伯对陈仪一直以长辈事之,还将自己的原名“克勤”改为了“恩伯”。

02
由于汤恩伯和蒋介石先后都在日本留学,并且同校同科,加上又都是浙江同乡,汤恩伯很受蒋的青睐和器重,官运亨通,一路从参谋、师长,做到了集团军总司令,很快成为蒋介石反共阵营里的一名重要爪牙。
作为老蒋的反共先锋,汤恩伯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中,汤恩伯对共军根据地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抗战时期,汤恩伯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守河南。为了取悦蒋介石,创建中正学院,他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加之治军无度,军纪废弛,被批为“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之一。
河南人恨死了这支嗜杀成性的国民党军队,坊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让日军来烧杀,不愿汤恩伯来驻扎。”
汤恩伯生性凶蛮残暴,不过在打仗方面,却是个出了名的“长腿将军”。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中原会战,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汤恩伯部望风而逃,连夜渡过伊河,幸遇山洪爆发,才抵挡住了日军的追击。直至5月末,汤恩伯在36天内丢了豫中的37座县城,手下的30万军队也被日军击溃。
撤退途中,豫西民众因对汤恩伯恨之入骨,竟自发组织起来围攻汤部,甚至枪杀官兵。面对民怨深重的浩大地方武装,汤恩伯胆战心惊,化装成了一个伙夫狼狈逃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时任第一绥靖区主任的汤恩伯充当先锋。他指挥5个整编师15个旅 12万人马,向解放区进犯。汤恩伯气势汹汹,自以为稳操胜券,没想到在粟裕手下七战七败,5.3万人马被歼灭。
1947年5月,汤恩伯还未从几个月前惨败的阴影中走出,就又奉命向山东解放区推进,和华野主力决战。因汤恩伯指挥失误,他的第一兵团主力——张灵甫的整编74师孤军深入,被陈粟大军全歼于孟良崮高地,师长张灵甫阵亡。
整编74师覆灭,蒋介石极为震怒。在汤恩伯回来面见当日,他当着众将领的面勒令其跪下,举起手杖就打。汤恩伯被打得满头是血,颜面尽失,最后狼狈地爬出客厅。事后,蒋介石下令撤了汤恩伯的职。
自视甚高的汤恩伯受此大辱,痛不欲生,找到了恩师陈仪哭诉,还扬言要自杀,表现出了对老蒋的极端不满。陈仪极力安慰,找到了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元老代为说情,不久汤恩伯果然被重新启用,被委任为沪杭警备总司令。
期间,汤恩伯多次向陈仪表明反蒋的决心,还信誓旦旦地表明:“只要共产党能原谅他的过去,他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为其效力。”
陈仪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早有弃暗投明之心。不过他虽为封疆大吏,手中兵力却很有限,于是陈仪想到了义子汤恩伯。如果他能和自己统一战线,临阵起义,杭州还能免于战祸,岂不是两全其美。

03
1949年1月27日,陈仪派人带亲笔信赶赴上海,劝汤恩伯起义。可是拿到信的汤恩伯却犹豫了,他虽然对时局、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但很多时候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如果真要彻底背叛蒋介石,弄不好是要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投鼠忌器的汤恩伯还是选择效忠蒋介石。在陈仪还在翘首以盼他赴杭之际,汤恩伯将陈仪的亲笔信交给了蒋经国,并一口咬定是陈仪在策反自己。
陈仪被出卖的消息,很快被我党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特工得知。消息传出后,组织派人第一时间去杭州通知了陈仪。陈仪却怎么都不相信:汤恩伯会向蒋氏父子出卖自己!他还一心认为这是特务造谣,离间他和女婿汤恩伯之间的关系。
可在几天之后,陈仪就被免去了浙江省主席一职。当他满怀不解地去上海见汤恩伯时,一下车便被特务从上海押到了浙江衢州囚禁。
面对这无情的残酷现实,陈仪还想不明白是汤恩伯出卖了自己。汤恩伯多次在人前称他为父亲,试想世上哪有儿子出卖老子的道理?
陈仪被抓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国民党内反应强烈,有人大骂汤恩伯不仁不义,连何应钦得知此事后,也不无遗憾地说:“公洽(陈仪字) 好糊涂!”

1949年3月,陈仪的女儿陈文瑛去衢州探望,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此时的陈仪才明白了一切,他后悔当初没有相信共产党的忠告,以至今日不仅浙江起义计划流产,还使自己身陷囹圄。
4月后,解放军先后发起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汤恩伯奉蒋介石的旨意,抢运大批黄金和白银到台湾。不过他使尽一切手段,也未能按照蒋介石期待的那样在上海坚守6个月,仅仅守卫16天就丢了上海。
撤退之际,他丢下江湾的数万大军,独自登上停泊在吴淞口的军舰逃跑。继南京、上海的战败后,汤恩伯早已被解放军吓破了胆,此后又三败福州、四败厦门,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金门之战前夕,汤恩伯的怯战情绪达到顶峰,他早早将指挥权交给了搭档,战事激烈之际,又躲在军舰上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并未亲自指挥战斗。
后来蒋介石在台湾特意召开会议,检讨上海战役的责任问题,目的就是为了追责汤恩伯。除了对汤恩伯不战而逃、丢城失地不满,还有一件事让蒋介石大为光火。
1949年7月,汤恩伯密令亲信花了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买了一栋有22个房间的豪宅,消息不慎走漏。路透社不久后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通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
蒋介石得知后大骂:“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就做了逃往日本的准备!”汤恩伯知道蒋介石对他不满,台湾也不是久居之地,于是开始盘算着去日本。

04
随着老蒋对自己的积怨越来越深,汤恩伯知道,继续留在台湾,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1950年3月,他编了一个谎言,打算私自逃往日本。汤恩伯上了飞机后,机组人员让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谎称自己要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证件。
工作人员赶他下飞机,他坚决不走,双方发生争执。有人报告了蒋介石,老蒋得知汤恩伯想逃到日本,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最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飞机。
困囿台湾的日子里,汤恩伯虽被蒋介石冷落,但心中最过不去的坎儿,到底是恩师陈仪。
上海战役军事检讨会后,汤恩伯收到了一张军事法庭的传票。不过不是要追究他丢失上海,而是审判“陈仪谋叛案”,要他出庭作证。
1950年4月,陈仪被特务押到台湾,囚禁在隆基。6月9日,国民党成立了“特别法庭”审理陈仪“阴谋叛乱”。汤恩伯在庭上可耻辩解:“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
在出卖陈仪之初,汤恩伯以为蒋介石会看在自己的情分上对陈仪从轻发落,顶多对其撤职处分,没想到蒋介石出尔反尔,要对陈仪进行军法会审。为此,汤恩伯惶恐不安,四下求情。

但是6月18日,军事庭审的结果出来,陈仪还是被判了死刑,凌晨就执行了枪决。陈仪被枪毙的消息传来,汤恩伯痛哭失声。受良知的谴责,他在家中为恩师设下灵堂,每日跪拜祭奠。
即便如此,汤恩伯还是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为人不齿,朋友们都很少与他来往。夫人王竞白更是因为陈仪之死,对丈夫产生了极大的怨恨。除了把四女汤国丽留在台湾外,带着其他的三女一子,定居到美国去了。
刻薄寡恩的汤恩伯,最终为自己的小人行径付出了代价。晚年的他妻离子散,没有朋友,又因恩师之死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日渐消瘦,患上十二指肠癌。
1954年5月,汤恩伯获准到日本治疗,一个月后就因手术失败死了。据目击者称:“汤恩伯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哀嚎不止,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生活中,汤恩伯一生惜命。作为将军,他在战场上贪生怕死,抛弃部下逃命;作为义子,他对恩师薄情寡义,卖师求荣。最后病死他乡,凄然而死,所谓报应不爽,也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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