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郑洞国想回乡当农民,周总理:你是起义将领,怎能种地?


1948年的东北战场,已经不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国民党精锐的新5军被解放军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攻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至此,国民党在东北只剩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城市。
3月25日,45岁的郑洞国接受了一项他极不情愿的任命——接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员、吉林省主席,驻守孤城长春,与解放军对峙。
在这之前,郑洞国曾力劝蒋介石弃守长春,将主力撤到沈阳和锦州之间,以保存国军在东北最后的有生力量。然而,蒋介石认为放弃长春于国际影响不利,始终没有采纳郑洞国的意见。
此时郑洞国和党内其他将领再清楚不过,国民党在东北败局已定。身边的许多好友、幕僚都劝郑洞国不要从命,但是本着数十年来对党国、对委员长的忠诚,他还是悲壮领命了。
在接下来驻守长春的7个多月里,他内无粮草、外无援助,四面受困。长春城内,物价飞涨,饿殍遍地。郑洞国后来称那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
最后的日子里,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郑洞国为自己准备了一颗子弹,谁知手枪又不翼而飞。在身边的将士纷纷投诚,内外交困中,他没想到自己会走上一条被迫“起义”的路……

01-辞掉军长当师长
郑洞国,字桂庭,1903年出生于湖南石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加入了国民党。
北伐期间,郑洞国由于作战骁勇、指挥出色,不到24岁便升任团长。
在国民党黄埔系中,郑洞国向来有“长者”之称,这并非因为他年长,而是因为他心胸宽厚,用兵稳健大胆。与此同时,郑洞国也是国民党阵营中数一数二的抗日名将。
从1933年到1945年,在这10余年的征战生涯中,郑洞国的大多数时间都驰骋在抗日疆场,几乎参加了整个抗战时期的战役。
1933年,长城抗战,时任中央军第17军第2师第4旅旅长的郑洞国率部参加古北口战役。在古老的长城上,郑洞国和部下以血肉之躯与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鏖战两月余,狠狠打击了对方的气焰。
抗战爆发后,升任师长的郑洞国带领第二师在保定战役、漳河战役、徐州战役中屡建战功。台儿庄大捷之后,功勋卓著的他由汤恩伯推荐,出任三十七军军长。但是委任状还没下来,郑洞国就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
因为原三十七军的军长黄国梁是郑洞国在北伐时期的老长官,郑洞国感激汤恩伯对自己的赏识,却不愿以这种方式“暗算”故旧。
不知内情的黄国梁对郑洞国的离开十分不舍,一再挽留,但是郑洞国担心夜长梦多,执意要走。汤恩伯身边的幕僚调侃他“放着军长不干,跑回去做个光杆参议”,郑洞国也不以为意。

不过这个“光杆参议”没做多久,郑洞国就被再次擢升为第九十八军军长。可是到任不到一个月,郑洞国却又不干了。
此前他收到了同窗好友杜聿明的一封电报。杜聿明说“国民政府在战车部队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第十一军,荣誉第一师师长一职空缺”,问他是否愿意屈就。
也许在别人看来,“弃高就低”是一件傻事,但是郑洞国恰恰做了这件“傻事”。郑洞国认为比起成员复杂、班底差的第九十八军,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第十一军将来会在抗日战争中更有作为。
事实证明,郑洞国非常有远见。他麾下的荣一师主要是由抗战中伤愈的老兵组成,意志坚决,作战经验丰富。在郑洞国的整顿下,这支部队很快被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善打硬仗、恶仗的抗日劲旅。
在1938年的昆仑关之役中,郑洞国带领这支部队与号称“钢军”的日本第五师团血战20余日,在友军配合下全歼日军第五师第十二旅团,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及部属5000余人,一举攻克昆仑关天险,取得了正面战场攻坚战的空前胜利。
在这之后的抗日战场上,无论是鄂西会战、长江防务,还是宜昌反攻战,都有郑洞国带领部队出生入死、歼敌甚众的英姿。

02-出征缅甸,扬我国威
1943年春节过后,蒋介石一封急电将郑洞国召回了重庆,任命他为中国驻印度军新一军军长。时值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跟史迪威闹翻了,蒋介石后来想到了为人忠厚、温文尔雅的郑洞国。
对于郑洞国来说,这不可谓不是个考验。他面临的困难有二:
其一,当时中国十万远征军已有半数以上牺牲在缅甸战场,戴安澜出师未捷,血洒异国,杜聿明上了野人山,差点有去无还,可见战事之严峻险恶。
其二,担任驻印军总指挥的美军将领史迪威霸道地把持着军队指挥权,对中国将领颇多苛责,可见军中政治环境之复杂。
郑洞国到了缅甸,首先就感受到了后者的压迫。虽说他是以军长的身份赴缅,但这个军衔却是有名无实,向来轻视中方将领的史迪威只肯让他管管军风纪律。
为了扭转史迪威对中国将领的看法,郑洞国只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搞好与盟方的关系”,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利益”。与此同时,他还要顾全大局,努力调解和平息部队中对盟方的不满情绪。

当时常有人来找他诉苦说“班超当年扬威异域,我们今天到印度来却领略海外洋威,实在愧对祖宗”,还有人表示忍不下去了要回国,郑洞国劝解道,“忍辱负重也是一种为国牺牲”。
基于史迪威对日作战的坚决态度,郑洞国对他十分尊重,始终积极配合他的工作。久而久之,史迪威逐渐看到了这位中国将领宽大的格局、坚韧的姿态以及不凡的指挥才干,两人的合作逐渐融洽。史迪威多次称赞他是“一位标准的中国军人”。
1943年10月,在驻印军与盟军协同作战,收复缅北重镇密支那的战役中,由于前线指挥官梅利尔的失误,本可一举成功的奇袭战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史迪威先后三次换了美军指挥官,最终决定将指挥权交给郑洞国。
郑洞国亲赴前线,在距敌仅50码的坑道内观察敌阵,重新布置兵力,终于攻下了这座缅北重镇。1944年9月,郑洞国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率部发动缅北反攻战,为后来打通中印公路、收复缅甸立下了不朽功勋。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洞国奉命回国,担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这时刚从战场上下来的郑洞国其实早已厌倦了战争,一心希望能够和平建国。可是蒋介石却信心满满地要打内战
郑洞国害怕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了。

03-杀身不成,被迫起义
1948年初,郑洞国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已经陷入被动的僵局。
特别是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后,国民党在东北仅剩沈阳、长春、锦州这三大孤立据点。其中,长春距离主力太远,再守也是坐以待毙,郑洞国向“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提出放弃长春,却未能得到回应。
打不能打,撤无可撤,面对这座“死城”,郑洞国对东北战场彻底失去了信心,加上他又身染胃疾,便索性向卫立煌告假,前往北平治病。
然而,就在郑洞国准备离开的当口,他接到了卫立煌要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与吉林省主席的电报。这一突然的委任让原本温和的郑洞国也不由得大动肝火。可是不久后,蒋介石的电令也随即传到,一向忠诚的郑洞国只得“临危受命”。
廖耀湘私下为郑洞国感到不平:“桂公为人也太厚道了,长春是不该您去的。卫总司令这样决定,这不是把您往虎口里送么?”郑洞国听了只是摇头苦笑。
1948年10月10日,在郑洞国困守长春半年后,锦州告急,蒋介石在长春城内空投亲笔信,要求郑洞国率部突围。郑洞国含泪给蒋拍电报,告诉他通往关内的道路已经全部封锁,无法突围。
10月15日,锦州城破,守军全军覆没,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陆上退路已经完全被切断。蒋介石于次日又投下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要求郑洞国立即率部突围,否则军法处置。

面对眼下这群饥寒交迫、面黄腿肿的手下,郑洞国知道突围已是不可能。但是作为军人,他不能不服从命令,于是只好再次召集新七军军长李鸿、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等人开会。
事实上,曾泽生当时已经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决定率部起义。当晚,当郑洞国得到这个消息,沮丧不已。
17日上午,郑洞国接到了曾泽生劝他一起起义的来信。他沉吟半晌后,对信使说:“请你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同他一路,我不能干!”
18日早晨,沈阳方面派来了一队轰炸机欲接应郑洞国突围,郑洞国劝阻道:“算了吧,那些以前都是自己的人,况且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不要轰炸了。”
到了19日,国民党驻长春的其他各部队,也都纷纷放下了武器。21日凌晨,在听到临时司令部外传来一阵枪响后,和衣而卧的郑洞国意识到最后的时刻来临。他将手伸入枕下,去摸自己的手枪,已有“杀身成仁”之心,关键时刻却发现枕头底下空空如也。
这时门外的士兵破门而入,死死将他抱住。郑洞国顿悟这是下属们不愿看他赴死,便设法强迫他“起义”。一时之间,感动、不忍、无奈在他心头激荡。一番心理挣扎,郑洞国选择了投诚。

04-只想解甲归田当农民
事实上,早在辽沈战役前,西柏坡政治局的常委会上,几位常委就曾讨论过“动员郑洞国起义”的话题。朱德表示:“郑洞国这个人政治上不坏”,周恩来说:“这个人我还了解,属于比较老实本分的人”,最终,毛主席拍板要“争取他起义”,还特意让周恩来以老师的名义给郑洞国去了信。
可惜当时长春城内一片混乱,郑洞国到头来没有看到那封信。但是出于郑洞国当时对蒋介石的忠心,他即使看到信,想来也未必会起义,这从他出城后的情绪也能窥见一二。
当时面对肖劲光、肖华两位将军的问候和关心,郑洞国虽然心情稍有放松,却掩饰不住自己的沮丧,他提出“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宴会,表示只想解甲归田,当个老百姓。”
不过当肖华将军委婉地问他是否愿意到哈尔滨后方看看,休息或学习一段时间时,郑洞国同意了。一直以来,他都想看看共产党的天下是怎样的,想知道为什么是共产党能得人心、打胜仗的。
在哈尔滨居住期间,郑洞国想到自己的老师邵力子、张治中,还有同学陈明仁,这么多人都拥戴共产党,肯定有道理,于是也开始读《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思想上渐渐发生了转变。

1950年8月,郑洞国因胃病回上海就医,途经北京时,周总理邀请他到中南海的家中吃饭。席间,周总理问郑洞国未来有何打算,郑洞国说:“我别无所长,人也老了,打算回老家种地去。”
当时郑洞国在黄埔一期的同学、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奇中也在席上,他听了不由得打趣道:“好啊,你在老师面前还敢称老?”话音刚落,大家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亲切地说:“你是起义将领,怎么能让你回去种地呢?洞国,你还不到50岁嘛,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为人民做贡献。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呀。”周总理一番诚恳的邀请让郑洞国很少感动,他沉吟一下表示:先回上海治病,病愈后一切听从老师安排。
1952年6月,郑洞国应周总理之邀迁居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开始参加新中国建设。
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经毛主席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出任国防委员不久,郑洞国收到了一张套红金字请帖,打开一看,才知道是毛主席要在家中宴请他,这让他既激动又紧张。

05-毛主席亲自给他点烟
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家中,郑洞国一进门,主席便迎上来与他握手。毛主席用湖南话说道:“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呦!”
熟悉乡音,让郑洞国倍感亲切。毛泽东的诙谐,让在座的贺龙、叶剑英等人都跟着笑了起来,郑洞国也放松了一颗紧张的心。毛泽东问他吸不吸烟,郑洞国回答“吸”。毛泽东的烟就在茶几上,他取了一支烟还没来得及点上,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擦燃了一根火柴给他点烟。
这个细节让郑洞国百感交集。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说过蒋校长给谁点过烟,毛主席这种平易近人的姿态也让他顿生敬意。
在这之后,毛主席又关心起了郑洞国的家庭、生活……随着两人越聊越随意,郑洞国问出了自己心里想请教已久的一个问题:“您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学的?”毛主席告诉他:
“当初做工人运动时,开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里特别痛苦,也着急。后来明白了,脸还是娃娃脸,身上还是学生装,所以工人跟你有距离。一个人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思想转变了,立场才能转变。”
郑洞国知道,毛主席这是在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开导他,鼓励他进一步转变立场,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这番话后来也影响了郑洞国的后半生。从那以后,他开始真正改变立场,努力改造世界。

自1979年起,郑洞国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期间,他不顾多病年老的身体,积极工作,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
郑洞国尤其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曾多次接待从台湾、海外归来的故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共同努力。
一直到晚年,郑洞国还坚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88岁的郑洞国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告诉家人:“我是个军人,对生死都看得很淡,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好好生活,我这一生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看到祖国统一,如果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作为戎马半生、积极抗战的名将,我想国家统一、人民幸福正是郑洞国投身军旅的初衷。不管过程如何,这个初衷已然值得后世的敬重。况且,对于有生之年见证了从战乱到和平的将军而言,我想他应当也为祖国的今天而欣慰、自豪!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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