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的夏天，在日本决意弃医从文的鲁迅，突然收到绍兴老家发来“母病速归”的消息。函信促归，一日两封，鲁迅忧心忡忡，不得不踏上归途。
然而心情焦急的鲁迅一进家门，面对的却是张灯结彩、喜气盈盈的场面。他当场愣住了，母亲鲁瑞不仅没生病，而且为了他的婚事正在前前后后地忙碌着。
鲁迅虽然有些生气，然而面对寡母的安排，他还是无言地接受了。他的新娘子朱安，是一个远房亲戚的内侄女。
01
朱家祖上曾经做过知府，朱安的父亲曾在外地经商，后来客死道上。和很多旧式家庭的子女一样，朱安从小被教育成一个契合传统的小女人：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裹小脚。
在媒人的撮合下，鲁瑞觉得两家门当户对。朱安比鲁迅大了3岁，女大三抱金砖，鲁瑞对朱安听话顺从、能烧一手好菜很满意。
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鲁瑞去朱家订下了这门亲事。订婚时鲁迅正在日本求学，他写信给家人强烈反对这门婚事，提出让朱家姑娘另嫁他人。
但是鲁瑞觉得，既然已经订下了婚事又悔婚，对两家名声都不好，朱家姑娘就没人要了，于是托人写信给鲁迅进行规劝。
鲁迅心里很矛盾，虽然已是民国，但婚姻问题上历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一权否决父母的安排。何况鲁迅十分孝顺自己的母亲，他不愿母亲伤心，于是勉强答应了婚事。
当时正值革命年代，鲁迅他认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陪伴，也就随她去了。他回信提出：要娶朱家姑娘也行，但一定要她放足，还要她进学堂读书。
但是朱安是个旧式妇女，思想保守，认为脚已经定型放不大了；女人进学堂，也不符合习俗，所以对鲁迅的要求置之不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人前来催促希望尽快完婚。转眼到了1906年，鲁迅已经25岁，朱安更是28岁的“大龄女青年”。
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鲁迅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了，还生了小孩。这个流言，给鲁瑞和朱家都带来了极大的不安。鲁瑞无法可想，于是托人写信，称病将鲁迅从日本骗了回来。
木已成舟，鲁迅还有什么办法来逃脱命运的摆布呢？他只能像小说《孤独者》中描写的魏连殳一样：“什么都可以的，不吵不闹，乖乖走完了所有的婚礼流程。”
7月26日，是结婚的日子。鲁迅说：“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当有人说起婚事，鲁迅冷冷地回答说：“母亲要娶儿媳妇。”
让鲁迅深感失望的是，朱安的娘家人知道他不喜欢小脚女人，在上花轿前给朱安换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往鞋子里塞了很多棉花。然而在走出花轿时，朱安一时踏空鞋掉了出来，露出了小脚。
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希望的落空，让鲁迅表现得十分决绝。
拜堂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有人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娘，鲁迅照样一声不响，脸色阴郁，很沉闷。
新婚之夜，灯灭了，身边睡着一个陌生的女人，鲁迅在幽暗中辗转反侧，痛哭了一夜。按照旧俗新婚夫妇应该去拜祠堂，但鲁迅没有去。
结婚的次日，鲁迅就住到了母亲的房间。晚上挑灯夜读，然后睡在母亲的屋里。婚后的第四天，他怀着满腹的忧愁和痛苦离开家门，继续去走他的人生之路。
02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浙江杭州、绍兴等地任教，担任学监、校长等职务。虽然离家不远，鲁迅却很少回家。偶尔回去，也主要为了看望母亲，或是通宵批改作业、抄书、整理古籍。
从日本回国后的两年时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看上去很苍老，而他实际上不过30岁。这一时期的鲁迅，对朱安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不接触的。
1912年初，鲁迅应蔡元培的邀请前往北平任教，他孤身一人前往，开始了长达14年在北平的生活。朱安只能留在绍兴老家，照顾老太太。
1919年11月，鲁迅在北平西直门八道湾购置了一套院子，将一家人从绍兴搬到了北平，开始了新的生活。朱安得以和鲁迅的母亲一起，前往这个新家。
当然，鲁迅对朱安的态度依旧冷漠，两人之间除了必要的交流，没有任何的亲密交谈。同在一个屋檐下，为了减少和朱安的接触，鲁迅甚至连衣服都不让她碰。
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情，只是把她当成母亲的儿媳，像对待客人一样尊重她，也不愿伤害她。他说：
“在女性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又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怪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鲁迅同情朱安的不幸，朱安本身没有什么错，她不过是旧礼教的牺牲品。所以鲁迅并不责怪她，更不忍心弃她而去。
鲁迅只好保持着夫妻的名义，实际上过着凄苦而寂寞的独身生活。他的一些学生和朋友都为他感到难过，比如章川岛，孙伏园等。
有人建议：“既然没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这是很客气也很合理的办法。何必苦恼着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呢？”
1923年，鲁迅因兄弟失和搬出八道湾时，曾把这个打算和朱安谈过：“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要回，我一定按月给你寄钱的。”
但朱安的回答：“和你一起搬出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这是多么朴实可怜的弱者的哀鸣！鲁迅还能说什么呢？
在绍兴老家的旧俗中，一个嫁出去的女人被退回娘家，就没脸再做人了。家族的歧视，旁人的闲言，会让她抬不起头来。
鲁迅没有拒绝朱安的请求，在当天的日记上，鲁迅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鲁迅妥协了，他打算“陪着做一世的牺牲”。
无性无爱的婚姻，为什么不离婚？鲁迅后来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是钟爱鲁迅、却又被封建旧习所束缚的鲁迅母亲，始料不及的终身憾事。日后她不无懊悔地说：
“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03
鲁迅与朱安，这桩包办婚姻的悲剧，就这样一直延续着，直到“五四运动”，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才发生了改变。
当鲁迅倍感孤寂，经常一个人喝闷酒时，许广平闯入了他的生活，带来了青春的热力和女性的柔情。许广平向他请教学问，和他倾谈，帮他抄稿子，劝他爱惜身体。
鲁迅从她那里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但世俗的障碍也困扰着他。他和许广平相差17岁，一个已婚，一个未婚，他不得不有所顾虑。
1925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的结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包括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年龄的差距或许并不算什么，最大的障碍是鲁迅已有妻室。
鲁迅和朱安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而朱安的牺牲更是无可挽回的。作为一个旧式女子，她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只能依靠鲁迅。
鲁迅与朱安虽然是名义上的夫妻，但却从未生活在一起，两人甚至都没有任何交流。到了北平之后，鲁迅下决心供养她一辈子，但是也决意不与她做真正的夫妻。
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回忆：“鲁迅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是个人私事，只要两厢情愿，就可以结合。按道理周作人跟随鲁迅多年，了解鲁迅受到旧式婚姻之苦，甚为深重。对于兄长的选择，应该给予同情和理解。
但是周作人却坚决反对鲁迅和许广平恋爱，认为那是在纳妾、是多妻行为。甚至发文章讽刺鲁迅，兄弟之间的积怨，更加难以消除。
1926年8月，为了躲避舆论的非议，鲁迅和许广平不得不离开北平南下。从厦门到广州，许广平始终陪伴在鲁迅的左右。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1930年，周海婴在上海出生，鲁迅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平。
朱安看到照片后态度友善，然而无人处，她却感到绝望和痛苦。她曾对人说：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直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在鲁迅去世前，朱安和鲁迅的母亲一直住在北平。鲁迅自从离开北平后，每月汇款100元供养母亲和朱安两人的生活，全由朱安支配。
此外，对于朱安绍兴的娘家，鲁迅也时有资助和关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鲁迅在物质上尽了一个“名义上的丈夫”的责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得到消息的朱安悲痛异常。
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鲁迅的七条遗嘱，对自己的后事及家人作了交代，唯独没有给原配夫人朱安留下一个字。
即便如此，朱安还是几次欲南下给先生料理后事，但考虑到鲁迅母亲年迈，需要陪伴和照顾，最后她选择在南屋给鲁迅布置灵堂。年近花甲的她全身戴孝，祭奠亡夫。
04
鲁迅去世后，兵荒马乱的年月，许广平带着海婴在日寇占领的商上海艰难度日，还要挤出钱来接济北平的朱安和鲁迅的母亲，实为难得。
1941年，日军开进上海的租界，许广平在家中被捕。许广平身陷囹圄76天，失去与朱安的联系，没能按时寄钱。
1943年，鲁迅的母亲鲁瑞去世。当时正值北平战乱，物价飞涨，独居的朱安一下子陷入了极大的生活困境。
1944年，朱安的生活无以为继，只能每天窝窝头就咸菜，配白开水度日。眼看着走投无路，朱安只好托人登出广告，预备将鲁迅留下的书籍卖掉，换成粮食。
许广平得知后，立刻托人找到了朱安，告诉她：“鲁迅的任何遗物都要好好保护，那些书更不能轻易卖掉。”
朱安回答了一句令人落泪的话：“你们都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可是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怎么就不好好保存呢！”
许广平跟朱安解释了自己的困境，换来的是朱安沉重的一声叹息。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鲁迅生前的好友、学生们纷纷伸出援手，但是朱安始终没有拿一分钱。许广平得知后禁不住说：“她是个有骨气的人！”
1946年10月，许广平北上和朱安见面。离别后，朱安托人写信说：“你走以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
朱安心里，是感念许广平的。病逝之前，她曾对人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能这么说，说明两人之间并无芥蒂，更多的是宽容和理解。两人本不容易相处好的关系，彼此都能克己待人，难能可贵。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平逝世，终年69岁。临死前，她说自己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朱安留下遗言，希望“死后能葬在大先生墓旁边”，也就是鲁迅的墓边。
然而，她生前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愿望并没能得到满足。死后三日，她便被葬在了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她的灵魂和肉体永远地留在了异乡，与“她的大先生”相隔千里之遥。朱安的坟前连块不像样的墓碑也没有，仿佛这个世界她从未来过。
朱安28岁嫁入周家，与鲁迅做了30年的名义夫妻，却无性无爱。她以一个儿媳的身份，任劳任怨服侍了鲁迅母亲一场，然而终究还是不曾等到鲁迅回头望她一眼。
鲁迅去世后，她作为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在清贫中又艰难生活了11年，直到凄凉离世。她41年的人生，除了“鲁迅原配”之外徒留一片空白。
她是鲁迅的遗物，更是旧式婚姻时代下的悲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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