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香港、澳门和大陆已经能间接通邮。期间，88岁的张学良接到了一封来自大陆老友的信函，感慨万千。不久后，他激动地寄出了通往睽违四十年之久的大陆的第一封信：
“御之夫人惠鉴：十一月十日来信和相片八张，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抚养子女成人，重远有知，当亦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愿上帝祝福你们！”
张学良在信中称呼的这位“御之夫人”，正是他阔别多年的老友侯御之。也许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但是这位女性的履历却让人过目难忘。
侯御之是民国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女学霸，不仅8岁就考取“庚子赔款赴日公费留学生”，能说七国语言，而且极具音乐才华，她被在日本的各国外交官尊称为“公主殿下”。除此之外，她还是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是当年燕京大学最年轻的女教授。
按理说，这样一位才貌超群的女性，一生定然精彩无限，前途无量。但是谁能想到，在她寄信给张学良的这一年，她已经告别法学工作50年有余。她的丈夫也已经离开她46年之久，唯一的儿子先她一步心梗离世，而风烛残年的她还患上了癌症。
那时她的左肺全切，右肺肺气气肿，加上喉返神经被切除，她的气管已经不能正常闭合，每吃一顿饭，都要被呛得汗淋窒息。这样的晚景常常让人忘了，在她昔年的风华里，她曾是个能弹善唱的才女……而她所有人生轨迹的改变，都要从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说起。
01
侯御之，1912年生于北京的一个传教士家庭。除了母病早逝，从小缺乏母爱这一点外，她是一个被上帝开了无数扇窗的女孩。由于父亲重视教育，加上侯御之天资聪颖，她的成才之路实属一帆风顺。
8岁那年，侯御之便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赴日留学；在日本读书期间，她不仅门门功课第一，还习得了七国语言；与此同时，侯御之的音乐天赋十分出众，唱歌剧、做指挥、奏钢琴，样样出色。因此，她常常在聚会中震惊四座。
优异的成绩、出众的才华、典雅的气质……这个集万千荣耀于一身的中国女孩，在日期间赢得了很多日本人的青眼与尊重。只不过彼时的侯御之身在东洋，却心系祖国。
当时适逢日本号召国民大批定居旅顺和大连，其侵华野心昭然若揭，不少留学生常常上街进行爱国游行活动，这些人当中就有侯御之。侯御之的歌声悲壮、指挥有力，她的加入常常能将抗议活动推向高潮。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侯御之结识了这些游行活动的实际组织者杜重远。杜重远和侯御之一样，同为在日的爱国留学生。当时杜学习的是陶瓷制造，一心希望有朝一日通过实业救国。
侯御之对这个身怀抱负又才华横溢的青年很是敬佩，常常去听他的爱国演讲，参加他组织的活动。而她没想到，不久之后，杜重远竟对自己表白了。当时由于两人之间存在十几岁的年龄差距，加上杜重远身上负有一段包办婚姻，侯御之很自然地拒绝了对方的求爱。
只不过，侯御之的决绝，带给杜重远的反而是更多的不舍。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杜重远还是锲而不舍地给侯御之写信。一直到1930年，18岁的侯御之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京都大学毕业。而此时的杜重远已经毕业7年，回国后他在沈阳创办了肇新窑业，开启了自己的实业救国梦。
侯御之毕业领奖那日，杜重远不畏路途遥遥，特意赶到学校为她拍了照片。这份情意在侯御之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毕业后，她虽然没有和杜重远走到一起，却深受其救国理想的影响。为此，侯御之放弃了擅长的音乐，全心攻读法学博士，以求将来为祖国挽回丧失的权益。
1932年秋，侯御之学成归来，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女法学博士。当时日本高等学府、各国使馆纷纷带着优厚的条件来函聘职，侯御之却一一拒绝了。而后她选择回到北平的燕京大学工作。其间，她一边任教，一边撰写《刑法学》，声名在外，颇受好评。
一日，侯御之站在宿舍窗前，看到了一只别致的雁形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上的字是“我在这里等你”。
原来一晃几年过去，是杜重远再次回来找她了。这一次，杜重远已经解除了早年的包办婚约。并且再见之时，杜已经是《生活》周刊的撰稿，并以记者的全新身份投入到了抗日活动。
兜兜转转，侯御之终是为杜重远的一片真心打动了。这个执着于救国理想的年轻人，原来同样执着于自己。杭州西子湖畔，他们缘定三生。那一日，张学良为他们送去一枚心形金盾作为订婚贺礼，并致贺词：
“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山河。”
由于日寇不断进犯，侯御之逐渐意识到，在这些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们面前，所谓法律也不过一纸空文。从那时起，她决定走下讲坛，和丈夫一同奔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之路。
1933年初，杜重远与侯御之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当时，杜重远买下了位于淮海路的上千平方的大豪宅，光是花园就有六亩地。当然，这不仅是想给妻子一个惊喜，更是出于斗争环境的需要。
当时的杜重远已经秘密加入了地下抗日工作，他常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人在此联系、开会，因此需要这样一个豪宅作为掩体。而侯御之也将配合工作做得很好。
一次深夜，杜重远以麻将桌作为掩护，正和潘汉年等人密谈，却突然有一队人气势汹汹地上门查问。面对这群不速之客，逃跑已经来不及，好在侯御之急中生智。她当即换上了一身尊贵的和服，一脸愠怒地走下了楼，随即用一口流利的日语道出了自己和许多日本军界高层的关系，吓得对方连连道歉，仓皇撤走。为此，朋友们都称她为“女诸葛”。
是年年底，由于《生活》周刊被查禁，主编流亡海外，杜重远选择顶着白色恐怖，挺身而出重新创办《新生》周刊。期间，侯御之全力协助丈夫修改、编发稿件。
为了给前线供应物资，杜重远四下奔走，开办瓷厂，侯御之就帮着丈夫应付催款单、筹集资金。紧锣密鼓的抗日工作，让两人的心挨得更近了。可是不久后，噩耗传来。
1935年，杜重远因涉嫌在《新生》周刊上“侮辱天皇”，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被捕入狱。当时的侯御之已经身怀六甲。为了营救丈夫，她顶着骄阳，四处奔波；为了照顾丈夫，她不顾饥鼠绕床、蝙蝠飞舞，住在监狱附近的破庙里，以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将强加在丈夫身上的罪状一一驳回。
她用多种语言翻译了洋洋洒洒的《抗告书》，发表在海内外的各大刊物上，为丈夫争取舆论的支持。终于，经过一年的奔走，杜重远被准许保外就医。遗憾的是，侯御之却因为劳累过度，永远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
杜重远出狱后，随即借前往南京开会的机会，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做联共抗日的工作，共商救国大计。短短两周后，“西安事变”爆发。而杜重远不出意外地被以“幕后策划者”的罪名逮捕，再次入狱。
侯御之来到机场送行时，十分清楚丈夫此次一去，生死难料，但她还是竭力克制自己的悲伤，含泪把时间留给丈夫和他的同时安排陶厂后事。
等侯御之再次见到丈夫，已经是8个月以后了。此时国共已经再次合作，杜重远经过同志们的营救也再度获释。然而，作为一个著名企业家，一个积极抗日分子，杜重远的处境依旧危险，日本人对他的通缉从未停止过。
为了躲避暗杀，侯御之不得不改名换姓，不断更换住处，后又流亡到香港。其间，侯御之同他相依相偎，形影不离。
后来，杜重远决定带着举家前往新疆，因为当时的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他在留日期间的同学。他见盛世才在新疆高举抗日旗帜，广纳英才，因而产生了帮助老同学将新疆建设为抗日基地的想法。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却成了一家人噩梦的开始。
03
对于侯御之这样一个贵族小姐而言，从香港花园洋房到新疆的粗陋毡屋，这样的物质生活落差是非常明显的，但侯御之还是十分平静地留了下来。
杜重远曾饱含愧疚地问妻子：“在上海没让你过上安稳生活，现在你又要随我去新疆过更苦的日子，要我怎样回报你？”
侯御之笑了笑，又不无期待地说：“抗战胜利了，你一定要陪我去伦敦喝一次下午茶。”
就这样，新疆虽然环境艰苦，但是侯御之守着丈夫和子女在这里，倒也甘之如饴。杜重远时任新疆学院院长，主要在外培养人才，创办进步刊物，而侯御之则在家全心哺育儿女。闲暇时光，她喜欢把这个小家描进她笔下的五彩世界里，尽显温馨浪漫。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里的疾风暴雨却在悄悄酝酿。
随着新疆学院在当地越办越好，办学卓有成效的杜重远的社会威望越来越高，老同学盛世才对他的态度慢慢从接纳变成了嫉恨。更糟糕的是，随着革命环境的变化，盛世才开始公然背叛革命，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杜重远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多年后，那次惨痛的经历还让侯御之历历在目：“重远被捕后，夜间，厨师佣人全部撤退，席卷一空。家中粒米无存，我想烧壶开水，还要到远处打水。孩子幼小，邻里不敢同情我这个‘叛逆家属’，我喊叫一夜，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侯御之一度前往特务机关找人。只是每一次，她都会被侦缉队粗暴地拖回。不久后，她和孩子们也被捕入狱。在监狱中，小女儿才刚刚出生，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精神折磨让侯御之一度陷入晕厥。而丧心病狂的盛世才竟趁机派人来夺她的孩子，将其刚出生的女儿扔到了零下四十多度的雪地中，好在被一名白俄助产护士救下。
迫于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压力，盛世才不敢将杜重远一家在监狱中处决。于是，他又惨无人道地将侯御之和孩子们关进了当地的肺结核医院，试图用疾病这把软刀子杀人。
由于医院里经常有病人大口吐出鲜血，侯御之的大女儿在入院不久后就因惊吓过度，患上了小儿精神紊乱。两个月后，盛世才在确定母子几人全部患上了肺结核后，才重新将他们软禁在家里。
那段时间，盛世才不允许他们一家与外界的人有任何接触，不仅不给他们任何的衣食供给，还冻结了他们的全部账户。在这种绝境下，侯御之和她的几个孩子，又病又饿，三五日吃不得一顿饱饭，已经游离在死亡的边缘。
那时唯一让一息尚存的侯御之坚持活着的理由只有一个——孩子。她的三个孩子们，一个三岁，一个两岁，最小的一个还在襁褓之中。面对孩子们可怜的目光，她想起了狱中的丈夫最后对她说的话：“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望你好好照顾孩子，务必抚养他们长大……”
想到这里，她又强打精神，挣扎着起来给孩子们喂几口奶，喂一点发霉的果酱。在母性的支持下，身染重病的她一度强闯戒备森严的督办公署，恳求他们公正处理，放过自己年幼的孩子。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徒劳。侯御之的苦难一直持续到1944年，盛世才被调往重庆。
04
也是在盛世才离开以后，侯御之才得到那个让她感到天崩地裂的噩耗：杜重远已经遇害了。这一年，侯御之不过32岁。
在那之后，她一直强忍着悲痛，四处打探丈夫遇害的消息。她要知道，丈夫是如何遇害的，最后究竟又殒命何处。可惜她查探了新疆大大小小的监狱，均无所获。为此，她一度以为丈夫尚在人世。直到有一天，杜重远的狱友来访，含泪向她说出了杜重远生前忍受种种酷刑的经过。
那一刻，侯御之确信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从此，她开始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说话，以各种方式折磨自己。有人说她疯了，她也不在乎。直到孩子后来的一声哭泣，把她拉回了现实。
“万一我遇害了，你千万这样想，离散了一家，团圆了万家。”这是丈夫生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如今，丈夫为爱国而死，她却要为爱他而生！
在经历四个多月的煎熬之后，侯御之接到监狱的通知，前去认领丈夫的遗物。为了不让那些冷酷的狱卒们看笑话，她一路上显得十分平静，没有流一滴眼泪。走出牢房后，她翻开了丈夫最后留下的日记本，扉页上血迹斑斑，最后一句话写的是：
“抗战必胜，原谅我，最远的下午茶，我却失约了。”
看到这句话，侯御之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戚，倒在了自家门口。
在复仇之心的支撑下，侯御之带着三个生病的孩子回到重庆，一纸诉状向国民政府控告了盛世才“杀人枉法”的罪过，请求申冤。然而，乱世之中的一纸呈文，哪里抵得上盛世才的黄金万两。病痛、失望和情绪的折磨接连击垮了侯御之。
当时，侯御之的大女儿因胸膜结核恶化，已经命在旦夕。所幸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家人被送回上海治疗。回到昔日的这栋花园别墅，一切物是人非。侯御之也不免触景伤怀，几个孩子常常问她爸爸去哪儿了，她只能一日一日地哄着：“爸爸就快回来了。”
但是孩子们不理解，为什么妈妈每次说到爸爸快要回来了，就很伤心。后来，为了给孩子们治病，继续维持生计，侯御之卖掉了这栋丈夫曾为她买下的别墅。母子四人从此东一处、西一处地，或门楼、或弄堂，四处租住、流落。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一家人的生活才实现了稳定。余生，侯御之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对几个孩子的培养上。但是几个孩子因为肺病的后遗症，免疫力低下，动不动就要发烧，入学也只好一再推迟。
为了解决孩子上学困难的问题，侯御之在病床前亲自给几个孩子授课。三个孩子在她的教导下，仅用三年就学完了中小学的全部课程，而且成绩相当出色。
1963年，这三个没有正式上过一天学的孩子分别被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对侯御之来说，这是对丈夫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侯御之晚年最大的遗憾，其实是自己一生所学未能用于社会，因此她常常勉励三个子女完成父亲未竟之事业。两个女儿后期在母亲的感召下，全部在大陆创办了公司。她们奔走海内外，为国内吸引了诸多实力雄厚的外资，还促成了多个能源大项目，很好地继承了父亲实业兴国的遗志。
1998年6月21日，侯御之在与癌症抗争了十八年后，在病床上平静结束了自己苦难而辉煌的一生。弥留之际，她说自己的遗愿是希望能把丈夫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
何止是杜重远呢，其实是杜重远和侯御之的烽火人生，作为后辈的我们，世代不敢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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