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期间，实时更新的疫情数据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数据的背后，凝聚着城市规划部门的辛劳，他们常年积累的城市基础数据对制定抗疫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城市规划部门是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此次疫情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城市空间治理还面临哪些短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尹稚认为，城市规划部门积累的人口和空间数据，在疫情来临时，可以为公共政策、公共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但目前城市空间治理还缺乏一套高度数字化、细颗粒度的空间编码系统；如果能建立个人信息与精细空间的精准对应关系，我们的空间治理水平会提高很多。
近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搜狐城市作为全渠道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联合策划的系列访谈节目《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变革》正式上线，第十期嘉宾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尹稚。
细颗粒度空间编码系统的缺乏
抑制了空间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搜狐城市：在非典过后，至新冠疫情爆发，城市规划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上有哪些作为，在此次疫情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尹稚：城市规划如果只按照国家体系化的静态规划方案去理解，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当城市规划变成公共政策、公共决策与空间治理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发挥更多作用。比如城市规划部门需要常年累积数据才能对疫情中人的活动规律进行识别。
具体来说，历年春节前后和春节期间武汉人口流动状况的数据，对疫情后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有效掌握和控制主要人口流向和流出人口到达地区的情况。
另外，我们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会积累很多空间数据，这些数据对风险地区的识别意义重大。比如在规划图、现状图上可以很容易查到一个城市有多少农贸市场，再结合一些工商数据，查出哪些农贸市场有活禽交易，就能立马生成一个高风险地图。
再比如空间治理网络员可通过城市规划的日常情报系统大量积累人员信息，每个网格里人口的基本状况是什么、有多少外来人口、以及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什么等等。
根据这些积累我们可以勾画出哪些社区、地段在早中晚不同时段、季节或节假日是高风险易感染的人群聚集地。疫情发生后，如果要防社区传播、聚集性传播，也比较容易识别到这些高风险地区。
当然，一些具体的选址布局问题，比如和公共卫生系统、医疗系统有关的规划选址问题，网络识别问题，其实都会为抗击疫情提供参考。
搜狐城市：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哪些短板？
尹稚：目前我们国家在空间治理过程中，通过各种数据采集，对人的识别能力较强，但对空间定位标识的颗粒度还远远不够。因为疫情防控、传染源控制，包括后续的疫情分区隔离和控制，其实都需要把人和空间对应起来。中国的邮编区划很大，我们不可能根据邮编找到具体地址，而在新加坡，一个邮编号精确到可以准确定位一栋楼。
我们讲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其实都需要排查，排查就是建立个人跟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现在大部分人有手机，所以个人定位很好解决，但如果要精确化地控制人的流动、位置跟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还缺一个高度数字化、细颗粒度的空间编码系统。如果有了这套系统，空间治理水平能提高很多。
流动性医用方舱车可代替临时性医院
搜狐城市：此次疫情期间有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大型公共设施改造的方舱医院，您认为应当如何平战结合地合理使用城市的各项资源？
尹稚：利用室内的大跨度空间来搭建方舱医院，是一条新思路。这次疫情期间，一些会展中心、体育馆被改造成方舱医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这种大型场所也不是多多益善，除了特大城市和大都会地区，平时这些场馆在其它大部分城市的利用率并不高，这种大型公共设施一旦太多，就会成为财政负担。另外，利用近似野战系统的、流动性的医用方舱车来替代临时性的医院，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再一个，我们的城市需要更多开放性的场地和空间。比如这些年露天菜市场越来越少，大部分菜场转移到了室内。但其实露天菜场本身是自带排水设施和供电系统的，如果它的日常利用率比较高，设施保持通畅，在战时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些有良好基础设施的空旷场地迅速布置起大型野战医院。
还有这些年兴起的自驾车营地也是平时光板一块、水电齐全的一套系统。如果在相对边远的城市近郊区出现疫情，这种场地利用起来非常方便。
未来，这种平战结合的系统会是室内和室外环境利用的相互结合，室外的这两个场地日常利用率很高，维护费并不高，平时正常维护就可以了，可能比室内成本还低。
社区医院应具备独立通风系统和负压病房
搜狐城市：疫情传播突破地域限制，城市区域间的联合防疫成为常态。这将对中小城市、乡镇应急体系提出怎样的要求？他们将如何匹配大城市较成熟的应急体系？
尹稚：目前在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一级的地方普及完备的、能对抗、并治疗疫病的体系不太现实。甚至像武汉这种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它常备的医疗资源也没能扛住这次疫情，需要全国的支援。
但中等城市至少要保障有比较合格的综合性医院。从这次疫情的治愈程度看，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专科医院或传染病医院，而是综合性医院，因为它具备多种方案并举、中西医结合的救治条件。所以中等城市有合乎规范、能够截止传染病、带负压病房的综合性医院很有必要。
小城市、城镇、乡村具有对疫情基本的检测能力，普通的核酸检测没必要跑到大医院去做。随着技术发展，社区医院也应该具备这种基本检测能力。
另外，我们国家发热门诊、负压病房、负压诊室的配备还远远不够。疫情爆发的时候，有专家提出，能不能让社区医院先承担第一道检测，事后发现绝大部分社区医院不具备独立通风系统、独立负压的诊室和病房，那么多人挤在一个社区医院里检测，万一其中有人感染，结果不堪设想。所以在基层，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医院可以没有治疗能力，但在检测过程中，至少要常备负压诊室、发热门诊这种基本隔离条件，这样才能开展最底层的检测。
从长远看，我们应当多做一点移动医疗，在应对疫情时，这种移动性的医用方舱就相当于一个小型集装箱，可以随时带出来，并迅速向基层网点布置、布局。
中国国土面积非常大，大量偏远地区、分散性农村地区本身医疗条件差，并非所有事情都要靠突击性的工程建设手段来解决。如果利用这次国家对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投资机会，大力发展可移动病房医疗设备，对以后的平战结合战略也有好处，平时可以用它来解决偏远农村的医疗服务问题；到了疫情爆发的战时阶段，可以根据地区分布来强化配置这些移动性设备，更快地形成防疫能力。
这个理念其实是由军事概念演变过来的，效仿了战地医院的概念。我们可以在十天内突击一个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但军级甚至集团军级的高水准野战医院布置比十天还要短，甚至最短在几小时内就完成布局，长一点在一两天就可以完成。
公共卫生宣传与基层防疫检疫仍是弱项
搜狐城市：此次中国能够较快速的控制疫情，人的防疫意识至关重要。您认为应当如何将公共卫生理念渗透入城市社区的治理之中，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尹稚：公共卫生体系跟医疗体系其实是两种体系，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里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记得在我小时候，基层的公共卫生站点是比较完善的，社区一级的站点叫防疫站，防疫站会发各种各样的公共卫生习惯手册，内容从最简单的不能随地吐痰，勤洗手，到养成各种卫生习惯。虽然这些小册子很多是油印的，没那么精良，但发放得很频繁。而这些年，大家已经习惯于医疗服务的高档化、高端化，反而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宣传工作和基层的防疫检疫工作是一个弱项。
下一步向公众普及公共卫生常识、和各种类型疫情下应该了解的常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中国，禽流感、各种跟动物有关的感染性疫情经常发生，如何让公众了解人跟动物之间的基本关系，改变一些恶习，建立更多和疫情有关的公共卫生常识等等，这些都是要从基层做起的工作。
搜狐城市：您认为此次疫情给您未来的城市规划工作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启示和新的方向？
尹稚：总体上，国家这些年对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投入，依然是不足的。无论是投资还是做城市规划，总是把它们排在末尾，在一个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十几个或二十几个专项中经常排倒数第一、第二；政府在对它的组织管理和干部资源配置上，也被排到了后面。我们到了一个需要高强度投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时候，相应的舆情管控、医疗水平、公共卫生能力，都需要高度提升。公共卫生到了一个无论从硬件到软件都需要升级换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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