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会被挨打”，这是近代以来给中国的最深刻的教训。正是这一教训促成了1980年代开始的开放政策，正是开放政策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强大。现在，国家好不容易强大起来了，但可惜的是又开始“复古”了。不过，很显然，“复古”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文明复兴”。
（一）“复古”与现代化——“五四运动”百年再反思
郑永年
今年迎来了“五四运动”100周年。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人们一改以往每年都会高调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做法。从政治上说，这种微妙的变化不难理解。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正是“五四运动”使得两大政党成为了革命性政党，所不同的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革命性，这也决定了日后两党的命运。
郑永年
“五四运动”触发了中国的革命，但革命之后，政党就必然需要作出调整，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持有不同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中国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复古”的社会现象。这也可以理解成为“否定之否定”。“五四运动”的主题是通过否定“传统”而追求方方面面启蒙和现代化。1980年代在知识界所发生的被视为是另一场“五四新启蒙运动”。因为这场新启蒙运动很快导向了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政治激进化。1990年代以后，各方都力图从传统中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资源。这便是复古式“国学”崛起的大背景。
从对《论语》的现代式解读开始，中国很快进入了一个国学“复兴”阶段。这些年来，所谓的“国学”复兴令人眼花缭乱。适龄学童进入了形式多样的国学班（“读经班”）、妇女进入了“女德班”、教师重返各式“古装”、博士开始用古语答辩、一些管理人员（不乏高级管理人员）出现各种形式的“妻妾成群”……各种现象层出不穷，不一一而足。
这些大多发生在城市，还算包装得不错了，至少有些“知识”的含量。如果到广大的农村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更显得触目惊心。各种邪教横行，只要有些钱的人，或者有点“忽悠”能力的，随便可以支撑起一个“庙堂”，进行自己的“传教”或者“讲经”工作。正式的社会秩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各种非正式社会秩序。
“复古”风潮要回归什么
形形色色的当代复古是商业噱头？是在寻找精神寄托？还是在进行文明复兴？人们寻找着各种理由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不过，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假象，就其本质而言，各种现象仅仅表明了中国一些人日渐堕落的精神世界，而堕落的精神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便是机会，无论是追求商业利益还是社会名望。
当然，即使是精神世界的堕落也不难理解。其起源在于当代社会急剧转型期间的行为失范。旧的规范不行了，就需要新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寄托。中国数千年是农业社会，现在面临一次真正的并且异常彻底的商业革命。商业社会就需要符合这个社会的另一形态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依托。历史上，西方也同样几次经历了这个过程，尼采的“上帝之死”近代命题就具有类似的背景。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要塑造什么样的精神和如何塑造这种精神？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今天盛行的这些大概都会被视为“牛鬼蛇神”。
不过，现在这些现象又一一出现了，返回中国社会的舞台。问题在于，“五四运动”之后的种种清除被视为“野蛮”和“落后”的行为都做错了吗？“的确，在清除上述社会行为的同时，很多被视为“中国传统价值”的东西也荡然无存。
不过，在当代全面“复古”的社会运动中，所有这些从前被政治扫荡的“糟粕”都回来了，而被视为积极的“中国传统价值”并没有出现回归的迹象。因此，今天的问题是：需要继续对“五四运动”做全面否定吗？这场运动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呢？对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
“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开放政治，与传统封闭政治相对；科学是理性，与传统的迷信相对。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五四运动”，并无道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的大部分是做对的。
“五四运动”开始时的“新文化运动”，犹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具有非常的先进性。只是后来受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其主题演变成为政治运动。尽管这种转变是历史的遗憾，但也是必然的。但有什么理由否定“新文化运动”呢？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新文化运动”，中国仍然会生活在何种社会情形之下呢？
知识界是新精神世界的主要来源，但可惜的是知识界率先堕落。“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各种思潮进入中国，在中国竞争思想空间。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则变成了唯一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之后，一波又一波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西方的文化或者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那些从前被视为“牛鬼蛇神”的东西就成了科学呢？显然不是。
1980年代之后盛行在中国的西方思想，产生了两个相关层面的问题。在政治上，各种西方思想的竞争产生了消极后果。如同近代，一些人仍然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此西方所有的，中国也必须有，包括思想和制度。这种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的简单等同，不可避免地和现实情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另一方面，在学术上，这些“进口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这是当代中国话语权空白的一个重要根源。西方的不能解释自己，而自己又没有原创，这必然造成话语权的缺失。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至少西方学说本身是“自足”的，因为有其自身的一套逻辑；西方学说是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能够解释西方的实践。只不过是当人们把这套逻辑机械地套用到中国经验的时候，就显得苍白无力。
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一些人开始追求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背景。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努力的本意，但对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人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争论。急于求成，为数不少的学者就拼命地回到了传统，因此，“易经”“风水”“术数”“密码”……一一出来，登上了知识的最高殿堂，充斥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结果，制造出大量的自说自话、谁也看不懂的东西，毒害着年轻人和未来。
当前最大的文化挑战
今天的中国学界，抵制西方已经成为各方“有意识”的努力，并且因为很多西方思想在中国缺失社会根基，浮于表面。在很大程度上，诸多被视为来自“西方化”的压力，实际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或者说，凡是现代化的国家都会经历类似的社会变迁。
无论是面对西方还是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复古”是解决方案吗？“复古”被普遍接受，造成了一种“凡是传统的就是正确的”概念。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加以纠正，这样下去会导致怎样的结局呢？一句话：和世界脱轨。
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第一，中国中产阶层比例仍然偏低，穷人仍然居多，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数，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第二，中国缺少很多国家所具有的“国家宗教”，各种民间宗教一直泛滥成灾，并且层出不穷，源源不绝。第三，中国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哲学，缺失理性分析文化。强调道德过度，经常走向反面，变得极度虚伪，知识人的堕落经常变得毫无底线。第四，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政治启蒙过度。如上所说，“新文化运动”类似于文艺复兴，但时间过短，很快演变成为单纯的政治启蒙运动。第五，当代社交媒体泛滥，各种庸俗的东西总是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传播。
一方面是抵制西方，另一方面是“复古”，两者的结合使得和世界的“脱轨”变得容易。“脱轨”现象是显见的，表现在方方面面。这些年来，迅速上升的“义和团精神”就是一例。很多人，总觉得国家现在实在太了不起了，变得“天不怕、地不怕”和“刀枪不入”了。但问题在于，世界在变化，并且是在加速度地变化。如果这种“义和团精神”横行起来，国家的衰落是必然的。
“落后会被挨打”，这是近代以来给中国的最深刻的教训。正是这一教训促成了1980年代开始的开放政策，正是开放政策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强大。现在，国家好不容易强大起来了，但可惜的是又开始“复古”了。不过，很显然，“复古”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文明复兴”。
“复古”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文明复兴”
怎么办？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验可以参考，因为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并且历史上曾经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主体。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运动类似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不比中国少激进，日本获得了成功。之后，亚洲“四小龙”也获得了成功。成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所有这些社会都承继了传统文化价值，但没有出现这里所说的“复古”现象。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社会被视为是比较“西化”的，但传统文化价值也同样并没有因为“西化”而消失。这些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传统价值的有机结合？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难理解，如何实现文明复兴而非“复古”，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大文化挑战。对我们来说，在这个领域，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我们转型之后，难道不需要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了吗？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环境来重新界定我们的“革命性”？如何维持这种“革命性”？对所有这些，我们没有明显的答案。
尽管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经验地看，失去“革命性”的结果是显然的。“复古”现象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其中不乏高级干部。“迷信”“求神拜佛”、信仰和参与各种邪教等等绝非只是普通民众，而是流行于我们之间，其中更不乏高级干部。看来，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势在必行，这场运动既非“复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绝现代化。它是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
（二）、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纪念五四90周年
2009年04月30日 光明日报
陈独秀和《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
编者按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郑大华、浙江大学教授高力克和洛阳师范学院教授张宝明等三位先生，就五四运动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特邀嘉宾：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教授）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记者：自五四运动发生以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就有着不同的解读，各位认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
郑大华：人们对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以上海“六三”运动为代表的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广义的五四运动，除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外，还包括此前兴起、此后得到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人们一般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而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为其结束的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以1923年为结束年代）。我们今天通常讲的五四运动，根据不同的语境，两种提法都是可以的。
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我认为其精神主要有三点：
一是爱国主义。北京学生之所以要游行示威，就是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英、美、法所主导的巴黎和会没有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交给了日本，使中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侵害。所以，爱国学生呼喊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其游行示威的直接目的是要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背景，是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换言之，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之一。二是思想解放。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非常赞同郑师渠教授提出的观点，即“五四”的思想解放包括两种解放：“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对传统求解放”，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和重新估定其一切价值。“对西方求解放”，主要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国人一方面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另一方面不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而主张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民主与科学。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铸像
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国人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尤须指出的是，“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不仅指的是民主制度，而且还包括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五四”所倡导的科学，除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外，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对民主与科学的倡导，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正是从“五四”起，民主与科学开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
高力克：由于五四运动有广狭二义，人们对五四精神也就难免有不同的解释，这应视为正常现象。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发表署名“毅”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首次将5月4日北京爱国学潮称为“五四运动”，赞誉其为中国学生的创举、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和中国国民的创举，并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最看重五四运动之“直接行动”的精神，并将其视为平民运动的第一步。
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则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运动之嚆矢”，他亦强调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其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以上观点，都将五四精神归为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直接行动精神和牺牲精神。
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五四精神”则以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为精神内核。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高揭之“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阐扬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无疑是“五四精神”之最核心的内涵。“民主”和“科学”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两大现代性目标，“评判的态度”则表征着新文化运动之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批判精神。
“五四”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五四精神”最深刻之内核是思想解放的精神。陈独秀主张：“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这是一种彻底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张宝明：“五四”和“五四精神”是两个既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的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是一个囊括了整个五四精神之来龙去脉的一个思想体系。比如它既包括自《新青年》创刊伊始的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包括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一系列新潮行为和运动；它既包括“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身的言论行为，也包括由《新青年》杂志激活起来的保守主义等的思想和观念；它有西方资源，也有东方资源；既有“导师”一辈的先驱，也有后生一代的崛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五四、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总结和概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进一步说，“五四”和“五四运动”也不是一个概念，如上所说，“五四”是一个系统工程，外延和内涵都可以见仁见智，但“五四运动”一般指的是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导师和学生共驱的“直接行动”。
如果我们把五四系统工程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段，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前一阶段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启蒙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后一阶段则是以爱国、进步之救亡为主题的社会运动。
五四运动高潮之后，主导者陈独秀就发表文章声明“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区别，还专门连续撰写《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对当时各界的误解以及误会予以澄清。现在看来，陈独秀的观点并不过时。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是注重“创造的精神”的运动；而五四运动的精神则是“直接的行动”和“牺牲的精神”两个政治学要素。
不难看出，当时的策划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要求“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也达到了目的。从注重人文思潮到关注社会革命，“五四”所有的一切正是在这一条被先驱设计好的线路上进行的。
“五四”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
记者：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有人说“五四”后期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你们是怎样看的？
高力克：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晚清以降，在西力东侵导致中国深刻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问题的本质是文化冲突与文化再调整，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五四”的精神遗产，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它还包括一组体现启蒙运动成果的现代价值，如“自由”、“人权”、“法治”、“个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
五四运动
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将“人权”和“科学”并列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五四”的另一重大精神遗产，是“评判的态度”，即反思传统的批判精神，它表征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普列汉诺夫将法国启蒙哲学归为“解放哲学”，“五四”启蒙思想亦为一种“解放哲学”。
同时，“五四精神”的丰富性还在于，它并不仅限于启蒙思想，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对立面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杜亚泉、梁漱溟和《学衡》派等对传统的阐扬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亦不乏深邃的思想智慧。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颉颃激荡，构成了“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的文化对话。
“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诠释“五四”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五四”风潮以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逐渐压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此说与胡适晚年的“政治干扰文化”论一脉相承，胡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中断。应该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看到的只是历史的一个表面现象，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
他们的“救亡”概念含混地包括民族救亡运动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而且这种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外在解释，忽略了启蒙的内在矛盾和自我瓦解。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救亡与启蒙难解难分。自严复始，中国的启蒙即源于救亡，救亡是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因。与法国启蒙运动相比，中国启蒙运动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
因而，以“救亡”与“启蒙”对举，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语境错置的问题，似乎中国有一个欧洲式的纯粹的“启蒙”。“五四”以后，新思潮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启蒙到“直接行动”、从“价值重估”到“社会改造”的转变，由此革命运动代新文化运动而兴。这种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消长，是“启蒙转化革命”，它本身亦为启蒙逻辑演化的结果。胡适晚年的学术秘书唐德刚就反对胡适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之说，他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为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阶段。
郑大华：救亡和启蒙不仅是“五四”时期的历史主题，也是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主题。因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过程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之过程的历史。
如果说反帝是为了救亡的话，那么反封就必须进行启蒙。反帝和反封，亦即救亡和启蒙，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个重要的组成方面，始终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关系。
以五四运动而言，如前所述，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青年们的思想获得极大的解放。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了许多宣传和研究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如新潮社和《新潮》杂志）。这些社团和刊物的负责人和成员后来大多成了五四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由此可见，没有新文化运动，便不可能有“五四”和“六三”那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的发生。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正是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契机，新文化运动开始从北京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逐渐发展到全国。以白话报刊为例，五四爱国运动前，全国的白话报刊屈指可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全国的白话报刊猛增到400多家。
说“五四”后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主要是说“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及发展，淡化甚至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前期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宣传。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说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是相对于中国的旧文化而言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属于新文化的范畴。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压倒或中断五四前期的启蒙，因为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实际上五四时期激烈批判封建主义的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民主和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人民民主和阶级解放、民族自由。从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到阶级解放、民族自由，这是启蒙的深化和提高。
第三，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要实现民主和自由就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只能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路。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启蒙的中断，而是以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形式进行的启蒙。
实际上，对于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来说，他们不是从胡适等人那里知道民主、自由的，而是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抗战时期边区的民主改革）知道民主、自由的，并学会了如何行使民主的权利。
如何看待“五四”的历史局限性
记者：目前学界在“五四”研究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论，如“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是否全盘西化等问题。你们怎么看？对“五四”的历史局限性，你们又是怎样看的？
张宝明：自从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天起，就开始有人对此作研究和总结。如同“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一样，90年来学术界关于“五四”思想谱系的论说也可以说是新论迭出，纷至沓来。譬如“五四”是不是全盘反传统、是不是全盘西化，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命题。而且，它并不因为论争已久、论争深入而显得无足轻重。
实际上，“五四”反传统、西化的全盘性命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给予全方位的透视或说一并解决。试想，既然是全盘性，那就有非此即彼的嫌疑。质而言之，如果把传统全盘反了，那还不是要将西方的东西整体位移过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必争论，甚至是不辩自明的问题。有哪一个民族会在自己的废墟上再造一个文明呢？
高力克：上世纪80年代后期，林毓生、余英时关于“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批评传至中国大陆，引发了思想界关于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反思和讨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由此成为“国”学而垂两千年。因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批判是中国文化之典范转换的必要步骤。
“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其远因是儒学作为“国”学的整全性价值系统，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之剧烈；其近因则为民初帝制运动与孔教运动合流之刺激。民国时期思想史家郭湛波赞誉陈独秀是中国近50年思想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其最大贡献，是对笼罩中国思想两千年的孔子思想之破坏。但另一方面，“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偏颇，如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极化思维、轻率蔑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进步主义之迷思和革命崇拜。儒学不能化约为“三纲”和礼教，其仁学、忠恕之道、“五常”等蕴涵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甚至全盘否定儒学价值的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不批评这些道德传统。
“五四”启蒙思想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唯新是尊的进步主义和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诚如张灏所言，“五四”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乌托邦期待，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五四”式的全民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观点，已蕴涵着“民主”和“科学”异化的内在因子。全民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高调民主观，其人民自治的绝对民主理想，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乌托邦倾向。唯科学主义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科学的人生观”，尊科学为笼罩一切的绝对真理，亦违背了怀疑、试错、多元的科学精神。
郑大华：我是不赞成“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观点的。因为就现有资料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特别是它的核心礼教。就是那些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学者，也主要是从“五四”激烈地反儒学、反孔教来立论的。我们且不说“五四”反儒学、反礼教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就其反儒学、反礼教的内容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的现实价值，而非历史价值，对于后者，他们还是承认的。
胡适自己就说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
胡适
假如我们不囿于儒家中心主义的成见，不把儒学看成是唯一传统，更不把儒学之礼教与儒学、与传统等同起来，而是承认传统只是历史的沿袭，是我们先辈们所创造、吸取并发展至今的一切文化形式，那么显而易见，“五四”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没有主张“全盘西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没有其局限性。
由于在时代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因此其比较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百不如人。
由于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的原因，“五四”人大多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以为只要输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前期），或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期），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而缺乏长期启蒙的思想准备，缺乏对有关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持一种教条主义的理解，这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承认“五四”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以此而否定它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比较，“五四”的历史意义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评价“五四”应持的基本态度。
纪念“五四”的现实意义
记者：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五四”有不同的纪念，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纪念“五四”？
郑大华：正如我们谈话的主题所揭示的，我们纪念“五四”，就是要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首先就继承而言，我们要继承“五四”的爱国主义、解放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变化，其具体内容也会有所差异。比如，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以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而当今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思想，也不是像五四时期那样，是“从传统求解放”，“从西方求解放”，而是进一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中，从对西方价值观念的迷信崇拜中，从旧的条条框框、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国家。
民主与科学，在五四时期更多是对它的思想、精神的宣传和倡导，而在今天，除了要继续对广大国民进行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外，我们要把其重点放在制度的建设上，要与一切不民主、不科学，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
其次从超越来讲，我们不仅要克服“五四”的历史局限性，正确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全面认识文化之时代性和民族性，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充分认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有古老文明、小生产者又像汪洋大海的国家进行思想启蒙的艰巨性，而且还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中国所走过的90年历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五四”，审视“五四”，使五四的精神和遗产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高力克：尽管五四运动距今已经90年了，但我们纪念“五四”，仍要继承和发扬“民主”、“科学”、“爱国”等等“五四”的伟大精神遗产，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动力。我们今天尤其需要发扬“五四”思想解放的伟大精神，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正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实现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充分地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纪念“五四”，重温“五四”，我们可以放眼世界，反思传统，从中不断地获得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21世纪的中国，仍然面对着百年中国现代化和文化建设的历史主题。今天，我们需要回到接引世界现代潮流的“五四”，检省中国走过的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回眸90年前的“五四”，我们今天面临的既有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老主题，又有新世纪转型社会的新问题。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整合“五四”多元的精神遗产，超越“五四”的思想局限，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迎来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张宝明：20世纪的风云际会、世事沧桑使得五四精神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都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历史的渐行渐远不但没有让五四精神成为尘封的往事，相反，倒是岁月的冲刷让五四精神积淀出了丰厚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思想价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在时隔多年后回首那场运动时仍然感到那么亲切、直观、生动、鲜活的原因。用“历久弥新”这个成语来形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最为形象。
五四运动提出的问题或说提出的命题不但是过去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也是当下甚至未来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我爱用“精神事件”这个词来概括五四那一代人所做的工作。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思想史上重大的精神事件，它架构在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精神坐标上，其当代性和前瞻性不会因为历史的远去而发生位移，其历史性和民族性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黯然失色。必须看到，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脊梁的铸成则是由多个重大的精神事件作为质料的，而五四运动正是近代以来一代思想先驱以“铁肩”担当“道义”时裸露的精神脊梁。
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提五四运动之精神的根本所在。我们纪念“五四”的本意，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并通过再现过去来映照未来。在中国现代性问题愈来愈受关注的今天，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当下，我们纪念“五四”，确实有其特殊的意义！
附录：
《弟子规》的传播是场骗局？
作者：黄晓丹
节选：
我们讲了这么多，说《弟子规》写出来是到鸦片战争后，流行起来更要到二十一世纪，无外乎就在证明，它并不是“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材料。
那么，“儿童传统文化教育”到底是什么呢？
有同学在写关于传统蒙学的硕士论文时，综合了十位学者的观点，发现他们说得都差不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异议，就是分为五类。用郑振铎先生的命名法，就是“伦理、故事、识字、常识、诗歌”五类。而且在每类之中，都有十分丰富的文本可供使用。
我自己是读古代文学的，我知道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有多么大量的故事、常识、诗歌。我自己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被这种东西迷住了。因此我想说，传统蒙学是非常丰富的，《弟子规》顶多属于其中“伦理类”文本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不大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以为“儿童传统文化教育”就是把一千多字的《弟子规》读个五百遍一千遍的话，不要说不能培养一个合格的现代儿童，也远远不够培养一个合格的古代儿童。这样的小孩就是放到古代，也是一个只会复述一些僵化的道理，而不知道自然知识、生活常识、不会讲故事，不懂得鉴赏诗歌，没有用处，没有趣味的人。他在古代也不会受欢迎的。
结论：为什么说《弟子规》会给现代人带来的心灵冲突？
那么我这部分其实要想讲两个结论：
第一，《弟子规》不能代表传统蒙学的全貌，要防止对传统儿童教育的窄化；
第二，传统中本身存在很多互相对抗互相补充的因素，这是传统不断焕发生机的动力来源，要防止对传统的极端化。因为它极端化的一天，就是死亡的那一天。
有人问：“《弟子规》不属于传统经典，那么有没有可能，它正是因为符合了某种现代性的需要，而具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呢”？就我自己而言，我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觉得一个时代的文化状况中有三个必须得到平衡的诉求：
过去传统文化资源的如实继承；当下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未来发展潜能的酝酿。
首先，说古代的贤达都是读了《弟子规》才成为贤达的，这就不如实；
其次，要谈当下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就要谈到现代的儿童观。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说，“童年”是被发现的，在现代之前，所有国家所有文化，都不认为童年具有独立的价值。在那时候，文化假设童年只是成人的准备期，童年缩得越短越好，儿童越像成人就越得到表彰。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童年”被赋予了独立的价值，随之衍生的，就是儿科学、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心理学等学科的产生，以及专门的童装、儿童语言、儿童游戏场所、儿童保护法案的出现。现代心理学，不管是皮亚杰还是艾瑞克森，他们都认为你人为缩短童年期，就会带来不可更改的创伤，发展就没有后劲，潜能就没法实现。因为这个前提假设是根本不同的，你无法在一个“童年具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假设之下，去执行一种仅仅着眼于训导儿童成为成人的行为规范。
第三，对未来生活的适应性而言，当下社会以及未来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告别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儿童必须学习如何在陌生人社会中与人合理合法相处的技能。
因此我最后要谈到学习《弟子规》这样的文本会给现代人带来的心灵冲突。我并不觉得读《论语》会导致这样的冲突。
当涉及到那些与现代生活相距甚远的内容时，《论语》和《弟子规》带来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论语》不是一个行为规范，而是一个建议。论语基本上是讲一个大致的道理，孔子从来不越出他的时代和处境隔着几千年的社会落差直接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而且《论语》之中具备着多个声部，使得你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一个恰当的建议。所以当现代人读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焦虑觉得不要坐在凳子上了，赶快去弄一张席子铺在地上。但是《弟子规》每句都是在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哪怕他完全不知道你是谁，你的具体处境是怎样委屈的，它依然以强烈的训导口吻和死板规定对你提出种种要求。这使得我们必须歪曲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凑这个文本，导致生命体验的虚假化。
我非常喜欢荣格心理学中对于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可能存在的圣贤之说的堕落化的解释。他们说，所有圣贤的教谕，都来自于他们真诚的生命体验。而当你能真正体验宇宙的真实、生活的本质时，这种觉醒的经验是不需要你额外再提醒自己去记住的。只有当人不能再获得这种体验时，才会希望将它记录下来，甚至变成教条，靠意志来执行。而如果它只是教条，而不能与自己真实的体验结合的话，就会带来道德的虚伪化。这就是所有圣贤之学堕落的轨道。
如果我们谈“儿童传统文化教育”只着重外在的行为规范，不着重内在的心性涵养，那它必然也是堕落的。
我想，无论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能在现代社会实现儿童个人的潜能的最大发展”，还是“如何能传承传统文化中优雅和高贵的内容”我都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千千万万的文本中选择《弟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