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怀疑探索者”在一个群中的发言。有删减。）
朋友：说实话很好，我们都讨厌人说谎话。只是说实话的时候，只说一部分，不说另一部分，这就是问题了。
莫言
怀疑探索者：问题不在于其作品是否讲述了实话，而在于他的目的。如果使用量化分析，其实可以得出精确结论。换言之，我可以对莫言的作品无所谓有鲜明看法，因为文艺作品应该予以创造很大的自由，无论其格调高低，但是我对莫言这个人本身具有的格调有看法。而这种认识，是我运用了数学量化分析对莫言所有作品进行属性判断后，得出的自然结论。莫言的作品，我阅读过绝大多数，所以可以下属性判断。
朋友：什么是真相？可以看图。
什么是真相？
朋友：装腔作势与低调朴实，我想莫言不是前者。
怀疑探索者：如何看待莫言，关键要看量化分析。理科思维，一是利弊权衡，一是测量量化。有此二法门，即就可以剥开云雾。比如，通过量化分析，就会发现莫言是为了利用忆苦促使国家更好，还是纯粹为了发泄个人不满。很简单，将他的所有作品进行统计学的计算和归纳。再参考作品发表年代与作者本人的年龄，就可以得出精确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在大概率上并不支持莫言“利用忆苦促使国家更好”的猜测。
朋友：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量化的。
怀疑探索者：是的。但绝大多数事物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莫言的作品。
朋友：难道就不会是：他有的作品就是瞄准诺奖得主去的呢？诺奖文学作品的标准，他又不是不知道。
怀疑探索者：莫言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获诺贝尔奖。考量他写作的第一目的，是为了国家更好而揭露，还是单纯发泄不满，用量化可以看出来。
一个时代的人，做一个时代的事情。鲁迅可以写纪念刘和珍的文章用于批判段祺瑞政府，而如果周海婴如果也写刘和珍，而且批判一辈子段祺瑞政府中的某一天，显然就不合适。莫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某一个狭窄的历史时空，而他发表全部作品的年代，距离这个狭窄的历史时空相距甚远。如果是莫言的父辈来做这种事情，那么就顺理成章，但是莫言这样做，则有不同寻常的味道。
一个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人，他可以一辈子写30～70年代的苦，没有任何问题。因为30～70年代，就是他生命中的最重要记忆和绝大多数。
而一个出生在1955年的人，如果一辈子沉溺在20世纪50年代的末期的特殊历史时空，则很有问题。
而且，他发表所有作品的年龄段，可以统计出基本上是在1980～2010年之间。
有这么一个人，他于1955年出生，他在1980～2010年的人生最主要经历阶段，全部沉溺于1950年代末期的特殊历史时空，一辈子不能自拔，还要满世界的扩大化宣传，这……
司马南批评莫言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莫言具有他父亲的年龄段，他写上一辈子中国的贫困和黑暗，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莫言的父亲，享受新中国的福利，概率上比较少一点。他有资格这样写。
而莫言与他的父辈不同。以莫言当兵为命运的分水岭，当兵后生活质量出现跃升，继而上军校，当编辑，人生进入漫长的上升通道。而在他当兵以前，以记事年龄来计算，满打满算为14年“忆苦期”，这14年中，真正的苦日子为50年代末期，大约为3年。
一个人，他在几乎全部人生中已经享受了98％较好福利，却用100％的作品，去描绘2％较差福利中的3/14。
这……是不是很有问题呢？
即使我无所谓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一个人投入如此狂热激情去描述人生经历中早期微不足道的、不具备代表性的某个特殊历史时空，他……
通过量化计算，确实可以推算一些事实。这个事实直指向人的内心。
朋友：那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这话有错吗？
怀疑探索者：有错。因为我们看不见任何有可能治愈的倾向性。而仅仅是为了仇恨。莫言的问题，不在于“否认前30年”，而是在于一辈子用对“50年代末期特殊历史时空”的仇恨情绪，既贯穿“前30年”，也贯穿“后30年”。莫言成年后享受了48年的比较好的福利，却在享受福利期，投入所有的情绪和作品，去描述3/14的童年。换言之，他一辈子生活在童年时期3/14特殊历史时空的仇恨中。
这显然看不见任何治愈的倾向性。
朋友：粉饰太平PK割痈疗伤。歌功颂德PK描绘现实。
怀疑探索者：从概率论上说，其第一目的不太可能是为了揭黑向好，而是单纯发泄不满。当然，这个是他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治愈，而是单纯发泄。
在其作品《丰乳肥臀》中，代表高密农民的“母亲”上官鲁氏和她的八个子女，居然全部是在“新时代”无一善终，遭遇各种不测，可见其对历史全局的把握能力很有缺陷。
莫言的作品
朋友：发泄本来就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如果不让发泄，心理更扭曲。不要揣测动机。
怀疑探索者：充其量，是为了治愈他本人。从量化分析看与治愈国家无关。这样的文艺作品，格调可想而知。一个人一辈子想着自己，充其量是文字匠。
我不认为莫言是为了给西方递刀，纯粹是为了个人发泄。当然，你有发泄的自由，我也有不满的自由。
对比分析，依然可以得出结论。我父亲一辈，比莫言大5岁，莫言童年的苦，他们都经历过，但心态就不一样。相较而言，莫言陷入了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庸俗哲学，沉迷于静态的世界观。我们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可以比文艺评论家更加超脱地看到实质。
朋友：当有一天，我们的思维跳出东方和西方，不再臆测对方，站在人的角度看待所有人，那就会少了许多的偏见，也少了许多的谎言，更少了无端的猜疑。
朋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艺术这东西本来就没个统一标准。
怀疑探索者：文艺无标准，但人的格调有标准。
朋友：如果文艺无标准，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也没有标准？
怀疑探索者：当然有标准。倾向性非常明显。
当然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分标准，这也是人家的自由，也谈不上绝对的好，也谈不上绝对的坏，这是评奖委员会的自由。他们的这种倾向性呢，如果跳出意识形态来说呢，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我作为中国人呢，我也确实不喜欢他们这种评价标准。毕竟这种标准不符合东方国家的利益，也充满了不少偏见。
当然呢，中国人自己不喜欢，不代表这个作品就一定有问题。我并没有说莫言的作品一定有问题，我不有说他的作品好与坏，但是从这个概率学的上来说，从统计分析法来说，确实看出莫言作品的这种倾向性就是单纯为了格调不高的个人发泄，而不太可能是“批判促进步”。
朋友：感觉有点太机械，用量化分析思想情感文学艺术，会不会陷入程式化与简单化。
怀疑探索者：使用这个量化分析，我并不评价这个作品的好与坏，它到底是美好的还是丑陋或者黑暗的，是为了揭露，还是为了向好，我并没有去评判。只是从这个概率学上来说啊，看出他的这种作品观点对应的作者经历的年代背景，会发现脱节性严重。我们用数学模型分析具体的细节，填入参数，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创作作品的第一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使用量化分析，是不论作品思想性的好坏，只推导作品所要表达的目的，再将他所有作品的目的进行统计学概算。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好用的一种工具，我们不评判他的这类作品的好与坏，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我们只看他所要达到的一种目的。
从现有的资料看，莫言的目的很明确，“批判促进步”的可能性几乎倾向于无限小。
朋友：会不会，莫言是写他熟悉与感触最深的生活。
怀疑探索者：您说的这种他写“感触和接触到最熟悉的生活”的这个可能性，从概率学上来说，也不大可靠。因为他这个1955年出生的人，他最熟悉的生活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他的少年一直到中晚年时期。也就是说，15岁到60岁之间才应该是他感触最深的，接触最广泛的生活。
而他的作品呢，投入的那种倾向性的情绪，显然是七岁到十岁之间的一个儿童所具备的，而与15岁到这60岁之间的人格格格不入，这个就让批评者有所怀疑。
朋友：您这样分析，也有一定道理。只能说人生的某段时间或历史的某段场景让作者刻骨铭心。
怀疑探索者：我们假设，如果一个作家用一辈子，比如说他活了80岁，一共写了200部作品，全部是对社会不满的情绪，而且永远集中在童年时间段的2/14中的特殊历史时空的几个非典型片段……就可以推断其动机。用数学统计法，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更倾向于事实。
朋友：其实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平淡的。
怀疑探索者：总而言之，莫言只是一个凡人，不是思想家。不过他有做凡人的权利。不宜因为获得了诺奖，就认为他是思想家。他仅是文学匠，不是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是真正的思想家。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也是这样，不一定具有较高的思想性。
朋友：很少有什么文学作品里完全没有赞美。就算是《1984》这样的纯悲剧作品，至少还给无产者留下了一点希望。
怀疑探索者：我举一个例子，像《透明的红萝卜》，如果只看文字，请问，这篇作品描绘的是哪个年代？
20-50年代，有可能。50-70年代，则不太像。
莫言是1955年出生的人，他写了一辈子背景类似20-50年代背景的作品，显然没有他父亲来写更有说服力。
而他1955年出生，黄金时间是1973-2012年，用100/100的情绪感情，去描绘3/14那段非典型时间段中的一小截片段。这显然看出他的个人水平。文坛的地位，不能证明其思想性如何。
朋友：我父亲是1958年出生，我母亲1956年出生。他们给我讲述的故事，大多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85年我基本记事之间的故事，1966年以前的事情基本没有提起过。
怀疑探索者：所以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态。用自己的非典型经历，去创作非典型作品，当然会遭遇质疑。莫言毕竟不是1920年出生的人。
我继续推导———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毫无知识的外国人，如果他看见了《透明的红萝卜》，他会怎么判断故事发生的背景？
显然，他几乎会立即认为，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现代中国。
莫言之所以被诟病，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味混淆了年代背景，容易让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一直都这样。
加上他的作品几乎都是类似20～50年代背景，作者本人却是1955年出生，就让人怀疑他的写作动机。比如，张艺谋依照《妻妾成群》创作了一部电影，但是新中国是没有姨太太的。如果一个出生于新中国70年代的人写了类似《妻妾成群》的作品，偶尔为之尚可。但他如果一辈子写民国的不堪，却从来不标注背景“发生在民国”，则很容易给外国人造成误导，让他们以为——中国很愚昧和落后，现在还有姨太太。
莫言就是这种情况。他的作品总是混淆年代背景，让不懂中国国情的外国人分不清新中国和民国。
比如说，《透明的红萝卜》这篇作品，说的是一个人被苦难生活折磨的失去了正常人应该有的人性和知觉。作品中，一个人已经被完全扭曲、麻木了，他用血肉之手握住好几百摄氏度高温的通红的铁棍，皮肉都被烧焦，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如果作者标注说，这是解放前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大问题。但问题在于，其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有意无意的模糊年代，就容易让国际上认为他描绘的这种“非人间”就是现代中国，而且自古就没有变化。他的作品，经常不加任何年代背景说明。外国人看了，会以为这就是现代中国。
莫言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也是这个毛病，八千字发言稿，一律是喋喋不休的回忆自己童年的苦，什么母亲挨打云云。就算你描述的是事实，我们无需你“遮丑”，但通篇全部是“诉苦”，却对自己获奖前已经享受了接近40年改革开放的较好福利生活一字未提，似乎中国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希望和进步，这其实也是一种混淆年代背景的做法。可能莫言并不是故意为之，但起码也看出他的思想格调不高，似乎永远在念叨“苦海无涯”，且会让外国人产生误解——中国人就应该是苦日子，且一直苦到现在，并没有改变过。
说实话，我不在乎莫言是否在作品中一定要表达赞美，但我觉得他的作品单纯是为了个人发泄，而不是“批判促进步”。
作者：怀疑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