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看过之前的内容，欢迎开始从第一篇开始阅读：刺杀希特勒（1）
施陶芬伯格降落在柏林后，立刻赶到了位于本得勒大街的预备军司令部。这里将是此次政变的指挥中心，他在这里安排了好几个同谋者来执行政变中的所有行动。
施陶芬伯格是在下午四点钟抵达司令部的，这时距离发生在狼穴指挥部的爆炸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按照计划，这些身处柏林的同伴应该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才对。政府大楼应该已经被包围了，纳粹高官们应该已经被悉数逮捕了，电台里应该在循环广播政权变更的消息了。
但当施陶芬伯格踏入司令部时，他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他的同谋者们压根还没开始行动，而是在办公室里犹豫不决、争论不休。
当施陶芬伯格离开狼穴的时候，他在里面其实还留了一个内应，此人就是58岁的国防军通信局负责人费尔吉贝尔（Fellgiebell）。费尔吉贝尔的任务很简单，他需要做的就是在确认希特勒死亡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柏林的政变者，让他们开始占领政府大楼和逮捕纳粹官员。
但不知为什么，柏林的政变者们一直没有接到到来自费尔吉贝尔的电话。当他们试着打电话去狼穴指挥部时，却发现连接指挥部的一切通信线路都被人为切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变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有人坚持一定要确认希特勒的死亡后才能开始行动。
在一场政变中，敌对的双方就像两个手持匕首在铁笼中搏斗的人。能活着离开铁笼的注定只有一个人。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没有第三种选择。哪怕是一分钟的迟疑都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和不可避免的死亡。而施陶芬伯格面前的这些人已经浪费了整整三个小时。
施陶芬伯格催促大家立刻行动起来。他告诉大家他亲手在会议室里安放了炸弹，并在爆炸后亲眼看到士兵们把希特勒的尸体从会议室抬了出来。在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施陶芬伯格撒了谎。不过他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那个会议室里的人反正都已经全部被炸死了。
但是他错了。
三个小时前，当炸弹在会议室中爆炸时，巨大的冲击力瞬间把房间里的橡木会议桌撕成了碎片。屋顶的木制横梁被冲击波震断后直插入地面。会议室里杂物纷飞，黑烟弥漫，到处都是受伤的人的呻吟声。几分钟后，赶来的卫兵冲进会议室，把伤者逐个抬了出来。
爆炸发生后的会议室
施陶芬伯格放置在会议室里的炸弹威力不可谓不大：参会者中有一人当场死亡，三人在随后的抢救中死去，另有六人身受重伤。但神奇的是，希特勒在爆炸中只受了一点皮外伤。
据参会者后来回忆，当施陶芬伯格离开会议室后，另一个人马上占据了他的座位。这个人嫌脚下的公文包碍事，于是把它挪到了桌腿的另一侧。这个无心的动作使得希特勒和炸弹之间又多了一层厚重的橡木桌腿作为保护。
7月20日爆炸发生时的会议室场景还原图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会有无数的历史学家和爆炸物专家反复论证，如果没有人挪动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或者施陶芬伯格没有忘记把另外一枚炸弹放进公文包、或者会议是在没有窗户的钢筋混凝土地下掩体中召开的话，房间里所有的人都会被当场炸死。但正是现实中发生的这一连串不起眼的小细节，让希特勒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安然走出会议室。
当希特勒走出会议室时，他的裤子已经被炸成了碎布条，大腿中嵌入了无数的木头碎片。爆炸的冲击波让希特勒暂时失去了听觉，这让他看起来有些呆滞和滑稽。一名前来帮忙的秘书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除了这些轻伤以外，希特勒并无大碍。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就恢复了常态，重新变成了那个手握第三帝国最高权力的人。他将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权力来找到那个在会议室里放置炸弹的人。
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幸存的参会者很快就回忆起在爆炸前几分钟，施陶芬伯格独自离开了会议室。哨兵的报告显示施陶芬伯格在离开后立刻赶去了机场。机场管理处证明，施陶芬伯格不久之前刚刚登上了一架飞机前往柏林了。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希特勒下令暂停指挥部通往外界的一切通信线路，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对外联系。
在500公里外的柏林，戈培尔被柏林警卫营的士兵们包围在了宣传部大楼里。警卫营营长雷默（Remer）在下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雷默被告知希特勒已经被刺杀身亡，党卫军正在发动一场叛变，他需要立刻封锁政府办公区，并逮捕所有身处柏林的党卫军官员。尽管雷默按照命令封锁了各大办公楼，但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逮捕这些平日手握大权的高官们。这给了戈培尔翻盘的机会。
被困在办公室里的戈培尔不停地试着用电话联系狼穴指挥部。终于，在下午五点钟，他接通了希特勒的电话。戈培尔立刻要求雷默来自己的办公室进行面谈。当雷默走进办公室后，戈培尔直接把电话听筒递给了他。
电话那头的人问雷默，是否能辨认出自己的声音。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后，雷默立刻下意识地脚后跟并拢，回答说：“是，我的元首！”
“很好，”电话另一头的希特勒继续说，“有一小撮卑劣的政变者造谣说我已经死了。我现在授予你柏林地区所有警卫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命令你用一切方式和手段粉碎这次政变的所有参与者。”
雷默再次大声回答：“是，我的元首！”
按照元首的命令，雷默调转兵力，转而包围了位于本德勒大街的预备军司令部。差不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预备军都收到了最高指挥部的电文：
“元首还活着，身体无比健康！即时起只有元首发布的命令有效。停止执行来自弗洛姆将军、维茨莱本元帅、霍普纳将军的一切命令。”
从这一刻开始，施陶芬伯格策划的政变已经是注定要失败的了。
在预备军司令部大楼里，政变者之间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施陶芬伯格坚持按照原计划继续行动，但一些人开始动摇了，另一些人则开始偷偷考虑如何让自己跟整件事撇清关系。
预备军总司令弗洛姆在政变一开始就被软禁在了自己的办公室。在得知希特勒还活着之后，有人偷偷地把他又放了出来。接下来，支持弗洛姆的士兵与政变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所有的政变者都被弗洛姆抓了起来，一切都结束了。
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所有的政变者都应该被逮捕起来进行审问，以确保揪出参与到这次政变的每一个人。但弗洛姆这时却在心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在过去大半年里，他对于施陶芬伯格策划的政变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头下注的态度。如果把这几个人交给盖世太保进行审问，搞不好会把自己也牵扯进去。所以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刚过，弗洛姆就把施陶芬伯格和他的三名同伴拉到司令部大楼下的院子里集体枪毙掉了。
不过，弗洛姆的小聪明并没有能够拯救他。在第二天，他就被逮捕了。经过细致的调查后，弗洛姆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玩忽职守和对下属监督不力。由于没有证据表明他主动参与了政变，因此希特勒亲自把他的死刑方式由绞刑改成了了更加体面的枪决。
对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政变的人，希特勒就没有这么仁慈了。他要求党卫军把参与了这次政变的每一个人“像畜生一样绞死”。毫无疑问，这是第三帝国优先级最高的第一大案。希姆莱麾下的盖世太保迅速行动了起来。在爆炸案发生一周内，就有数百人遭到了逮捕。在经过酷刑审问之后，他们又供出了更多的人。最终被盖世太保逮捕的人超过了7000人，其中4980人最终被处决。
在查办此案的过程中，盖世太保拥有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在被逮捕和处决的人中，有不少将军甚至是元帅。
在施陶芬伯格的政变计划中，国防军元帅冯·维茨莱本是要在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德国军事力量最高统帅的。在得知政变失败后，冯·维茨莱本当天夜里从位于佐森的陆军总司令部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知道等待的自己的将会是什么，因此他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家人道别。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被盖世太保带走了。
在两周后，昔日的元帅冯·维茨莱本被判处死刑。按照希特勒亲自下达的命令，刽子手用屠宰场的肉勾子和麻绳对他执行了绞刑。行刑过程被完整地拍摄了下来，供希特勒日后观赏之用。
特雷斯科曾经的上司冯·克鲁格元帅在爆炸案发生时正在法国担任西线总司令。他对于政变曾经一直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但在1944年7月，他最终答应政变的军官们，如果希特勒被刺杀身亡，就会加入政变者的阵营。在得知希特勒并没有死亡后，冯·克鲁格就立刻退出了政变。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他开始担心盖世太保最终会查到自己头上。在八月中旬，希特勒突然解除了克鲁格的职务，并要求他立刻返回德国本土。克鲁格猜测自己在回到德国后会立刻被盖世太保逮捕。这位62岁的军人不愿意在监狱里接受羞辱，因此在返回德国的途中吞服氰化物自杀。在自杀前，他在一封信中表达了对希特勒的忠诚，并建议希特勒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据说希特勒在读完这封信后，对身边的人评论说：“这封信证明克鲁格应该被处死。”
即使是德国最知名的元帅隆美尔也没能躲过这次大清洗。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希特勒怀疑隆美尔在暗中支持了政变分子。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中，来自元首的怀疑就已经足以给一个人定罪了。由于隆美尔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把他送上法庭进行审判的话，纳粹政府在国际社会也会颜面扫地。所以，希特勒决定让隆美尔自杀。
1944年10月14日，在爆炸案发生将近三个月后，希特勒派出的两名特使来到了隆美尔的家中。他们首先列出了隆美尔现在面对的指控，然后为他提供了两个选项：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或者自杀。
特使继续补充说，如果他选择第一个选项，那么他的家人、他的下级也会遭到逮捕和审讯。如果他选择自杀的话，政府会按照对待战争英雄的方式为他举办隆重的葬礼，他的家人也可以按时领取抚恤金，继续过正常的生活。在解释完这些内容之后，特使让隆美尔仔细考虑自己的选择，同时拿出了一个装着氰化物的小瓶子放在了桌子上。
隆美尔最后选择了自杀的选项。他向妻子和孩子解释了自己的决定，然后穿上军装，拿着他的元帅仗跟着两名特使上了车。在开出城之后，隆美尔在车中服下了毒药。
秘密反抗组织的核心成员、曾经多次尝试行刺希特勒的特雷斯科后来怎么样了呢？他知道自己无法承受盖世太保的酷刑，但又不愿意供出他所知道的组织成员。他在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让司机把他送到前线，然后找了个借口独自走到了与苏联红军的交火线附近。他在这里拉响了一颗手榴弹自杀了。
一开始，国防军认为特雷斯科是在战斗中牺牲的，随后为他举行了军人的葬礼。但没过多久，他针对元首的数次密谋就被盖世太保发现了。他的尸体被党卫军从墓穴里挖了出来，送到集中营里的焚尸炉里烧掉了。
让人意外的是，尽管纳粹政府在这次爆炸案后的大清洗中疯狂地处决了将近五千人，但仍然有极少数几名秘密抵抗组织的成员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大清洗。这包括把炸弹藏在口袋里打算在兵器展上炸死希特勒的格斯多夫、要借着展示新军服的机会刺杀希特勒的布施、还有想要在会议中开枪射死希特勒但被拦在会议室门外的布莱藤布赫。他们被捕的同伴在酷刑的折磨下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这使得他们三人都活到了战后。他们都是在七十几岁时在病床上去世。
那个在1943年的飞机炸弹刺杀失败后，第二天冒险飞到狼穴去取回炸弹的施拉布伦多夫（Schlabrendorff）倒是被盖世太保抓了起来。在监狱里，他忍受了盖世太保的酷刑，一个字也没有交待。1945年2月，他被带到法庭上接受审判，但美军丢下的一枚炸弹炸死了法官。在3月，他在新的法庭上第二次接受了审判，这一次的法官非常罕见地以证据不足为由判他无罪。希特勒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亲自下令要求处决施拉布伦多夫。但纳粹政府还没来得及对他执行死刑，他所在的集中营就在1945年5月份被美军解放了。施拉布伦多夫也成了此次事件中极少数被盖世太保逮捕后还能活下来的幸运儿之一。
在1944年的爆炸案发生后，希特勒深信他之所以能够毫发无伤地离开会议室，是因为上帝选中了他来带领德意志民族战胜全世界。这让他变得更加固执和不可理喻。这导致德国在没有任何希望取胜的情况下又抵抗了十个月之久，并付出了上百万人死亡的代价。
有很多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1944年7月20日这一天，有一名多事的军官把那个装着炸药的公文包挪动了一米。如果这个公文包没有被挪动的话，希特勒当场就会被炸死，政变的结果也会完全不同了。
在爆炸案发生后的很多年里，有无数人曾经设想如果希特勒被当场炸死的话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进而创造出了无数个架空历史宇宙。
有人认为，如果希特勒在爆炸中死亡，施陶芬伯格等人在成立新政府之后会很快结束战争。这样一来，原本发生在1944年8月到1945年5月之间的大约1000万士兵和平民的死亡就可以被避免了。在爆炸案发生时，划定二战结束后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会议还没有召开。如果德国新政府率先在西线向英美投降，那么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势力范围分界线也会随之改变，数以亿计的人们的生活也会大有不同。而这一切都取决于1944年7月那个炎热的夏天，一名军官有没有随手把地上的公文包往远离希特勒的方向移动了一米。
也有人认为，即使希特勒在7月20日这一天被炸死，这些政变者也无法顺利夺取政权。这些秘密抵抗组织的成员普遍缺乏成功政变者所需要的那种决断力、以及必要时大开杀戒的凶悍作风。他们这些中级军官根本不是心狠手辣的纳粹高官们的对手。
戈培尔在事后都忍不住评价说，这些政变者的表现过于幼稚和天真。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纠结于希特勒是不是真的死了？戈培尔说，如果让他来操纵这次政变的话，他会第一时间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同时加油添醋编织更多的谎言。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下，只要嗓门足够大，人们就会相信他所说的话。戈培尔也不理解，政变者为什么不切断他办公室的电话线路，而是给了他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试着与希特勒联系。最后，正是元首打来的一个电话成功地扭转了局势。用戈培尔的话来说，这些政变者是“一群菜鸟”。
如果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这样的政变注定会失败的话，那么施陶芬伯格、特雷斯科还有其他几千名被处决的人的牺牲是否还有意义呢？
多年后，施陶芬伯格的大儿子贝特霍尔德·施陶芬伯格在采访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父亲牺牲的意义在于让德国人民在世人面前挽回了那么一点点尊严。他们这一代德国人可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底气跟别人说：不，即使在二战时期的德国，也并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支持希特勒和他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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