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这样，金军仍然不敢轻易出击。到了十一月初，辽军各路兵马会师，从驼门（今农安县南部）向东进军。由于天祚帝已经提前跑路，副将谋反被诛，这只辽军临时由驸马萧特末率领，士气极为低落。
辽军虽然士气低落，但所部骑兵五万，步兵四十万，号称总兵力七十万出征，仍然颇具威胁。阿骨打当时把金国全部兵力动员下来，也只有两万兵力，强弱悬殊明显。
但在战前阿骨打得到消息，天祚帝跑回去平叛了，对面这只御驾亲征的辽军里根本就没有皇帝。但为了维持“御驾亲征”的幌子，辽军封锁消息，仍然护卫着天祚帝的车驾随行，装出一副皇帝还在的样子。
除了核心将领外，辽军不知道天祚帝已经跑了，金军知道天祚帝已经跑了，辽军不知道金军知道天祚帝已经跑了，阿骨打找到了辽军的七寸。
没有皇帝，那我们就撕下辽军御驾亲征的新衣，阿骨打率军直扑辽军，两军终于在护步达岗（今黑龙江五常市西北）遭遇。
在之前多次战争中我们都了解过，战争打的是国力，但一场战斗或者一场战役往往受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甚至有时候比的就是看谁先犯错。
辽国军制是斡鲁朵军制，每个亲王每个将领都有自己的斡鲁朵，类似于一种中央认可的合法军阀。除了皇帝直属的皮室军外，全靠各斡鲁朵来协同作战。有天祚帝在，各斡鲁朵肯定拼死为皇帝作战，天祚帝不在，你萧特末算哪个葱？凭啥让我们大军为你卖命？
护步达岗之战打的就是一场信息战，只要戳破天祚帝不在军中这个谎言，辽军几十万大军就是一盘散沙，必败无疑
阿骨打派完颜宗雄率全军精锐直取辽军中军，因为如果天祚帝如果在，那么有皇帝坐镇的中军就是战斗力最强悍的力量，但现在天祚帝不在了，中军就是纸老虎，击之必破。
果然，在金军不要命的进攻下，辽军中军很快被打蔫了，连天祚帝的车驾舆辇都被金军俘获了，也确实根本不见天祚帝的踪影。
中军一乱，连天祚帝的指挥车都被金军俘获，皇帝丢下大军自己先跑了的谎言再也瞒不住，辽军各部大乱，完全无心恋战，各部将只顾逃命，金军在后面穷追不舍，辽军死伤无数，尸体辎重散落了一百多里，金军大获全胜。
护步达岗一战辽国元气大伤，几十万大军被两万金军打垮，御驾亲征的天祚帝在最后时刻撂下前线将士任由辽军自生自灭，自此以后辽在东北地区再也无力组织对金的大规模军事作战。
打不过也就算了，可就连祖宗留下来的国土辽军也守不住了，护步达岗之战后的天庆六年正月，辽国东京（今辽宁辽阳县）发生群众暴乱，东京留守萧保先被杀。东京守军将领高永昌趁平乱之机控制东京府，以其渤海人身份传檄四方，附近渤海人纷纷来归附，高永昌自认为时机已成熟，于是就在当月建国称帝。
女真阿骨打还没消停，又来个渤海高永昌，天祚帝又派驸马萧特末率军前去平叛。
高永昌手底下的治安军捉拿百姓可以，要是遇上正规军根本没胜算，他自己也知道辽军若来自己必被剿灭，于是派人向阿骨打求援。
女真渤海同源同种，阿骨打同意救援高永昌，但有个前置条件，必须去帝号，想当官可以，归顺我大金授予王爵。
阿骨打开出的条件并不寒酸，按照当时高永昌的处境，仅凭东京府几千渤海军根本无法在辽末乱世立足，去抱金国大腿才是最好出路。可高永昌实力虽然弱，气节却一点儿都不弱，明确拒绝降金，绝不放弃自己的渤海国皇帝身份。
乱世里比拼的不是气节，而是拳头，既然高永昌不愿投降，阿骨打便派部将完颜斡鲁前去攻打，让高永昌见识见识到底谁的拳头硬。
完颜斡鲁领兵出征，走到半路的沈州（今辽宁沈阳）遭遇同样前来平叛的辽军，就顺便把辽军击败顺手拿下沈州，走到接近东京时高永昌派人请和，完颜斡鲁拒绝了请和继续进军。
高永昌率军迎战，过程毫无悬念，先败于沙河、后败于东京城下，高永昌无奈之下率军向北逃往，东京城内剩下的守军抓了高永昌的家眷开城投降。
逃亡的高永昌没逃多久之后就被部将背叛，将其绑住送到了金军营中，高永昌最终被处死。
高永昌的叛乱再次打乱了辽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原本东北北部黄龙府一带被金国攻占，但至少东北南部东京道一带还在辽国控制下，可高永昌一叛乱东京道一带大乱，金军趁机把东京道全部占领。
当年阿骨打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渤海国领土已经丢完了，辽国在辽东再无立足之地，天祚帝眼看局势越来越恶化，想了个点子，派人去找阿骨打议和。
天庆七年九月，辽国使者带着国书来到金国上京会宁府见到阿骨打，带来了天祚帝的停战提议，打不过了大兄弟，咱议和吧。
金国刚刚拿下辽东京尽收东北，也需要时间来消化，阿骨打表示原则性同意议和，但有三个条件：
一、遣返女真战犯阿疏；
二、遣还金国使者赛剌；
三、天祚帝自己退位，辽国另选明君即位
金国要阿疏回来治罪这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了，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战争局势，把阿疏遣送回去也没什么大不了，本身就是女真族内部事务，辽国最多就是丢点儿面子，曾经的天朝上国已经管不了女真的事务了，但女真毕竟崛起金国都建国了，面子上虽然有些挂不住道义上并不亏欠。
使者赛剌就属于辽国内部犯浑了，两国交战使者往来频繁，现实情况是辽国更需要妥协而不是金国，你莫名其妙把人家使者扣留了，不妥协那就打，打又打不过最终还得把人家使者还回去，简直自讨苦吃。
最后一条纯粹是阿骨打在恶心辽国，天祚帝在昏庸那也是皇帝，辽国不是南宋，金国一声令下皇帝就可以去帝号称臣的。其实阿骨打也明知天祚帝不可能退位，不过没关系，不是你找我和谈吗？我把筹码提高，现在皮球给你了，就看你怎么接了。
使者回来后，辽国朝廷一商量，还真就又拟了国书有找上门来了，问题二三避而不谈，只说阿疏的问题，提出只要金国肯交还辽国战犯，辽国就同意遣返阿疏。
死到临头了还在讨价还价，阿骨打知道辽国统治者一时之间还是放不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为了进一步休整军队稳定国内局势，在谋士的建议下，又提出了两国皇帝长幼兄弟关系、每年岁贡、两国对外与宋、夏、高丽国书文牒等一系列具体事务要求，每一条都很苛刻，尤其是第一条，阿骨打年纪比天祚帝大，要求天祚帝称自己为兄长，要像侍奉兄长一样对待自己。
在天祚帝眼里，阿骨打就是个反贼，只不过做大了不得不承认对方地位，天祚帝最多也就是容忍金国存在，想让天祚帝以兄礼侍奉阿骨打，显然不可能。
金国暗中蓄力，只提条件不想打；辽国不同意，又不敢打。于是从天庆七年到天庆九年三年间就出现了相当搞笑的一幕，敌对的辽金两国始终在极限拉扯，扯来扯去，就是不打。
在这宝贵的三年里，实际上是辽国最后的机会，如果天祚帝能够幡然醒悟收拾国内残局，即便阻止不了金国做大，起码还能守住辽国半壁江山。
实际上直到天庆七年为止，金国占据的也不过辽国黄龙府和东京道两处，辽国五京里还有四京控制在自己手中，纸面实力仍然远强于金国，然而翻开史书，天庆七年、八年、九年里，我看到的天祚帝仍然处于：
天庆七年七月，猎秋山。八月，猎斯那里山。九月，猎辋子山。八年正月东路诸州盗贼蜂起，掠民自随以充食。天庆八年七月，猎秋山。天庆九年二月，至鸳鸯泺。七月，猎南山。十年二月，幸鸳鸯泺。
凡此种种，不胜其数。大辽都要亡了，你还在到处游猎，合适吗？辽国皇帝四时捺钵是传统，可作为对比，辽国公认的明君辽圣宗也打猎，但除了打猎人家还处理朝政，把打猎拿掉，辽圣宗的日常跟同时期的宋真宗没什么区别。
但天祚帝就不一样了，史书记录中很多前后打猎的两个月中人家是空白的，也就是说除了打猎，啥也不干。
皇帝不理朝政，军政大事就没人管，天庆七年到九年这三年，虽然金国没有打过来，但辽国其他地区叛乱仍然频发，狼烟四起。
天祚帝在作死的道路上一条路要走到黑，阿骨打却在不断地为大金积蓄力量，除了安置新征服领土的百官、百姓外，还要改编辽国降兵降将，此消彼长之下，辽国已经完全丧失了对金国的国力优势。此外，阿骨打还跟东边的高丽达成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之前高丽是辽的附属国，金国建国后与高丽达成和平协议，不再向辽国臣服，与金国和平相处，为辽金战争的提供了稳固的大后方。
自己的后方高枕无忧，最好能让辽国的后方有人背刺，天庆七年正月，阿骨打在上京接见了来自遥远南方宋朝的国书，与自己相约共同夹攻辽国，辽国灭亡后宋朝仅想收回被辽国侵略的幽云故地。
收到国书的阿骨打非常重视，经过与朝中大臣商议，正式的回复了南方盟友，两国共同夹击辽国，各自攻取想要的领土即可。
由于间隔辽国无法直达，北宋与金国之间的使者都是从山东渡海到辽东半岛往来的，故两国缔结的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只是北宋君臣不知道，表面上趁辽国落魄来收回幽云十六州，实际上他们以为天赐良机的海上之盟是与虎谋皮，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北宋之所以会不远千里渡海跑到东北找金国结盟，都源自于童贯同志的一次出使辽国。
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八月，童贯陪翰林学士郑允中一道出使辽国，没想到在上京见到了天祚帝及其臣属，因为自己宦官的身份备受嘲讽奚落。郁闷的童贯例行公事完之后便与郑允中打道回府，走到半路上卢沟桥处住宿时，一个叫做马植的辽国官员敲开了童贯的门。
马植家族世居幽州，本人担任辽国光禄卿，对辽国上上下下内政外交了解的一清二楚，虽然早在北宋政和元年、辽国天庆元年，辽国还未显示出亡国的征兆，但东北的女真部落已经开始逐步坐大。
平定萧海里叛乱时女真兵就已经表现出远胜于辽军的战斗力，后来几年辽国对女真诸部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完颜部逐渐统一女真各部，马植判断，完颜部必将成为辽国心腹大患，而北宋完全可以趁此良机夺回幽云十六州，就凭天祚帝这种昏君，肯定无法阻止北宋和女真两面夹攻。
童贯心动了。
在神宗的战略规划中，尽复汉唐旧疆是他的终极梦想，而这其中收复幽云十六州就是重要的战略节点。甚至在在驾崩前，神宗都没忘记这些战略规划，并且留下遗训，能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封王爵，即使非皇室也应封异姓王。
什么宰相枢相太师太尉的，能异姓封王那才是天下至高无上的荣耀，政和元年的童贯已经官至检校太尉，统管西北诸路军政事务，作为一个宦官已经升无可升了。再往上升进入宰执，去朝中担任宰相或者枢相机会渺茫，不如收复幽云封个异姓王，童贯有了新的追求。
童贯人在辽国，不方便直接带马植回北宋，于是就在与马植长谈后选定了其他的时间“约期来归”，让马植对辽国形势审时度势，约定归宋之日，便是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行动之日。
辽天庆五年、北宋政和五年三月，马植派人送密信给北宋朝廷，详细介绍了阿骨打建国以及辽金对峙局势，并准确的判断了辽国必亡的结局，表示时机已到，希望大宋接纳自己前来投奔。
徽宗收到密信犯难了，接收吧，宋辽两国关系一直友好，突然接收对方降官道义上说不过去，不接收吧，马植是辽国汉人，北宋想要完成终极统一大业就不能不管这些汉人，不能丢了人心。
拿不定主意的徽宗朝会上说出了他的顾虑，没想到宰相蔡京和军界大佬童贯两人一致主张接收马植-辽国眼看着要完犊子了，这时候还跟他讲什么仁义道德？
于是在蔡京童贯的力主之下，北宋政和五年四月，马植终于来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国北宋，进入到北宋京城开封，见到了宋徽宗。
徽宗朝堂上亲自接见了马植，并与马植就辽国的形势做了深入的讨论，在马植的陈述下，北宋君臣终于了解到了辽国的真实形势，远比外交途径得到的情况要恶化的多，介绍完辽国最新形势后马植建议，应当尽早起兵征伐，收复幽云。
是否直接出兵，朝廷分成了两派，蔡京童贯主张直接出兵征伐幽云，而枢相邓洵武坚决反对出兵，并且拿太祖太宗朝举例，当时曹彬潘美哪个不是一等一的名将？曹彬潘美尚且拿不下幽云，现在又有哪名将领能带兵拿下幽云？
邓洵武挺幽默的，徽宗朝政和年间军界最大的大佬就是童贯了，虽然枢密院总管所有武将，但枢密院毕竟是个朝廷机构不亲自去前线打仗，童贯你不是很想打吗？你不是自认为很能打吗？我说你不如曹彬潘美你不反对吧？
童贯恨得咬牙切齿却没办法，因为徽宗经过考虑还是觉得轻易起兵伐辽太过冒险，最后拍板决定，河北诸军严加防备不可轻举妄动。
徽宗要等待时机，没想到时机很快就来了，政和七年六月，辽国辽东一批老百姓因为坚决不肯降金，乘船逃出老家，在海上漂流数日后来到了山东半岛的登州。北宋朝廷也从辽国这批老百姓口中得知，阿骨打起兵以来屡战屡胜，辽国辽东地区已尽数被金国占领，国家危在旦夕。
金国既然打辽国一打一个准儿，那何不与金国结成同盟，借金国之力来消灭辽国，大宋坐收渔人之利？大聪明徽宗派遣使者经过数次接触，终于与阿骨打达成了初步协议，即各自攻伐辽国，取其土地，幽云十六州由北宋自行攻打。
面对北宋的热情结盟，阿骨打的态度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态度，女真人世居东北，对中原汉地本身也没什么兴趣，你要收复幽云你自己去打就行了，你要想结盟那咱就结盟，毕竟多个朋友比多个敌人强。
而北宋这边，徽宗却对阿骨打的态度非常重视，感觉阿骨打这意思就是幽云十六州已经许诺归还给自己了，马上派马植带着国书前去签订正式的盟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金两国数次往来使者过程中，高丽听说了北宋要与金国结盟共同对付辽国，派人给徽宗进谏，说金国虎狼之国，绝不可交往，劝说徽宗不要招惹金国。
当时高丽已经与金国达成了和平协议，实际上金国给高丽的条件甚至要比辽国的条件要好，当年辽国占领的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市）也归还给了高丽。
可高丽朝廷却依然认为，金国不如辽国，金国不值得交往。
金国到底咋样，徽宗不知道，蔡京和童贯不知道，北宋满朝文武没一个人知道，但是与金国打了多年交道的高丽是知道的。然而高丽反对无效，徽宗吃了秤砣一般一定要跟金国交这个朋友，谁也拦不住。
宣和二年四月，带着国书的马植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金上京见到了阿骨打，在呈递了北宋国书并得到阿骨打首肯后，金国交换了本国的盟约国书，两国盟约正式签订。
完成任务的马植刚想松一口气，留了个心多看了一眼金国国书，谁知这一眼看的马植急火攻心，原来金国的国书里写了“许燕京七州，不许云州”。
幽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光给幽州不给云州这算什么事儿？金国官员却不这么想，而是拿出徽宗御笔亲自写的国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大宋要收回“燕京旧地”。
幽州治所幽州城又称燕京，与云州相隔数百里，写国书就是签合同，合同里不把条款写清楚，等签完约了才发现吃亏，这时候想反悔就难了。
徽宗这个轻佻天子，历代祖宗反复念叨的幽云十六州，到他这儿都能简写成燕京旧地，可问题是你北宋人知道指代的幽云十六州，人家金国凭啥就也默认是幽云十六州呢？
马植身负皇命，虽然徽宗捅了个大篓子但还是据理力争，拼命跟阿骨打反复扯皮，最终在马植的不懈努力下，阿骨打同意：
一、宋金两国联合灭辽，金国攻取辽上京、中京，北宋攻取辽南京，待天祚帝被俘后，辽西京一带可交还给北宋；
二、灭辽之后两国以榆关为界，和平相处；
三、北宋将给辽国的岁币悉数移交金国；
四、延边榷场正常开放以利于两国贸易。
至此，宋金“海上之盟”正式签订。平心而论，这份协议勉强也算是份平等协议，尤其是其中的“以榆关为界”，榆关就是后来的山海关，关内有一部分领土属于当时辽南京道管辖却又非原幽云十六州地区。要是真能以榆关为界，北宋当时的疆域就是低配版明朝，从幽州一带到辽东除了走榆关外其他地方全是大山无路可走，榆关重要性不言而喻。
后来明朝控制着山海关，国家都亡了清军愣是打不进来，一旦北宋能占领榆关，对国家的安全形势而言无异于天大的利好。
然而这些条约却有着致命的问题-都是阿骨打口头答应的。
根据阿骨打生平和后来表现，可以知道阿骨打是个言出必行的真君子，可问题是阿骨打活着肯定没问题，金国都听阿骨打的，阿骨打要是死了呢？
宣和二年，阿骨打已经五十三岁了，这在宋代已经是不小的年龄了，万一阿骨打病逝，其他人能承认口头条约吗？
承不承认其实也不重要，国与国的交往中，条约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能够起决定因素的只有一个，就是国力。
那么堂堂大宋帝国在自作聪明连国书里领土都写错的宋徽宗的领导下，国力又怎么样呢？
答案是国力相当之垃圾，两国结盟之后金国很快便信守盟约进攻辽国，而此时北宋却无法出兵，因为国内方腊起义了。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北）人方腊在青溪县聚众起义，以反对花石纲，讨伐奸臣朱勔为口号，响应者云集。数月之间攻陷东南几十个州县，声震天下。
延绵数年的花石纲是方腊起义的导火索，而方腊的起义正是北宋徽宗朝社会底层老百姓最愤怒的呐喊。
说起花石纲，可以算得上是蔡京与徽宗两人互相成就的结果了。
自从崇宁四年应奉局开张营业，徽宗身边不断有大型奇珍异宝进献，怪石嶙峋奇花异草，琳琅满目好不惬意。
皇帝只顾享受，却根本不管无休无止的大型货运给沿途百姓带来的负担。其实自应奉局设立、花石纲开始以来，台谏官的弹劾就没停过，即使在蔡京的一轮轮政治清洗过后，依然有不少谏官秉公直言应当尽快废除花石纲。
徽宗根本不管，国库充盈朝政稳定，有什么可担心的？况且宰相都已经给自己说过了，大宋现在是丰亨豫大，就是该享受的时候。
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出西方，徽宗紧张了。
彗星又叫“扫把星”，不是现代人给起的扫把星的外号，而是老早在古代就有这种说法。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讲究“天人感应”，即使经过了王安石破除封建迷信的改革运动，但天变警醒世人的思想依然根植在民众心中，尤其是皇帝格外重视。在之前真宗、仁宗朝都曾出现过彗星，也都引起了两位皇帝的高度紧张，现在换到徽宗头上来了彗星，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
扫把星现世意思是皇帝德行有失，皇帝德行有失总不能惩罚皇帝吧，那就只好找个替罪羊，崇宁五年二月，首相蔡京罢相。
把皇帝伺候的美美的，百官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可没想到却被一颗彗星给干掉，蔡京无奈离开。但这次的彗星毕竟只是个偶然事件，徽宗对蔡京的宠信并没有消除，一年后的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官复原职，仍出任首相。
经历了一年的赋闲时光，蔡京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别看担任首相无限风光，皇帝想拿掉你的时候根本不会给你说话的机会。
只有让皇帝离不开你，你才能永保不败之地。
想透这一点的蔡京开始了更大力度的逢迎谄媚，花石纲艮岳已经在做了，那么该怎么加大谄媚的力度呢？
既然物质追求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那么就搞点儿精神追求。蔡京同志不愧为人精，对徽宗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当初修艮岳的时候是听信了道士的话在皇城东北角修建，后来徽宗也曾多次表达了对道教的推崇，那还等什么，投其所好就完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大观、政和年间，在蔡京的怂恿和支持下，朝廷开始铸九鼎、建明堂、立道观。尤其是到了政和年间，道士林灵素得宠，在他的建议下，徽宗仿佛当年真宗佞道一般，在全国大兴土木道教楼堂场馆、道君雕像，就差再次上演天书闹剧了。
北宋君臣就这样生活在一片喧嚣繁华、歌舞升平的盛世之中，大观三年五月，宫中一名叫做孟翊的学官向徽宗呈上了一副所画卦象，告诉徽宗，大宋将中道衰微。
孟翊到底是何来头，卦象又是因何而来，又怎么从卦象中就推断出了宋朝将中衰，这一切史书中都没有记载。但史书记载了徽宗接下来的反应“帝不乐，诏窜远方”。
徽宗非常生气，把孟翊贬到了偏远地区。
孟翊的卦象来龙去脉没人知道，但马上司天监报告又发生星变，再一次触动了徽宗敏感的神经。加之孟翊是蔡京推荐到宫中任学官的，谏官趁机以星变弹劾蔡京，蔡京再次下台。
一次次的星变，孟翊的卦象，徽宗和蔡京都以为纯属倒霉，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是大宋将亡的征兆，徽宗看不到民间的人怨，上天专门出现天怒给他看，他却看不懂。
蔡京虽然下台，但与徽宗形成的默契还在，星变引起的宰相下台原本也不是宰相之过，政和二年二月，蔡京再一次起复官复原职，回到朝中再任首相。
按说蔡京祸国殃民，根据宋朝制度，早该被谏官弹劾的待不下去了，可奇怪的是蔡京一直稳坐钓鱼台，即便是短暂的下台之后也能很快起复，难道说徽宗一朝的谏官们都忘了初心了吗？
并非谏官忘记初心，实际上早在蔡京回朝之初还未担任首相之时，就有谏官强烈反对蔡京回来，当年连续弹劾蔡卞、章惇和曾布的谏官陈瓘就上梳说蔡京满口谎言且曾出卖章惇和蔡卞，根本不值得信任。但由于徽宗的信任，根本未能动摇蔡京地位，反而是陈瓘自己被贬出京。
而后来的御史中丞石公弼更是秉持公心，坚持与蔡京战斗甚至一度斗倒了蔡京。一开始石公弼担任御史，只是一名普通的台谏官，但他对当时的应奉局异常反感，多次上梳说应奉局扰民应当裁撤，言辞太过激烈以致于徽宗不得不叮嘱朱勔稍微收敛。
后来石公弼升任御史中丞，面对蔡京借方田均税法偷偷加赋的行为深恶痛绝并且持续弹劾蔡京，终于在大观三年五月接着孟翊的卦象和又一次的星变把蔡京弹劾下了台。
可即便如此，能够短期斗的赢甚至跟蔡京过过招的谏官仍然屈指可数，不是因为台谏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徽宗自己在带着头的破坏台谏制度。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北宋的政令下达是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实现的，根据诏书拟定制度，需要由宰执商议形成初步意见报呈皇帝，然后由皇帝批准，交由中书舍人或者翰林学士撰写诏书，再由门下省复审，执行完以上所有操作后再由一个叫做通进银台司的部门最后复核，才能最终下达给有关部门执行诏书。
以上这么多步骤中，只要有任何一个节点上任何一个责任人认为诏书不妥，都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将诏书封驳，由宰执和皇帝重新拟定。而台谏官员又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梳提出意见，诏书流转的全流程都在谏官监督下执行，只要谏官弹劾而且弹劾言之有理，诏书就要重新拟定。
诏书从制定到下达之所以要经历如此复杂的流程，台谏的监督又是如此严密，就是要规避因宰执成员个人或皇帝个人好恶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务必使得诏书经过大多数人的拟定和审阅，从最大程度上防止任何人专权。
没错，皇帝专权也不行，大宋可是民主国家，皇帝想搞独裁门儿都没有。
我们现代很多学者、读书人对于宋朝的向往也多与宋朝这种极其民主的制度有关，大臣上梳言事、国家不杀文官、任何人不会因言获罪。
汉朝党锢之祸、唐朝周兴来俊臣冤狱杀人、明朝御史不听话直接廷仗伺候、清朝更不用说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话就可以杀人。
无论对比之前或之后的历朝历代，宋朝的民主程度和对文官士大夫的尊重程度独一档。
但这一切在徽宗朝被破坏了。
蔡京上台以后，虽然经过设置讲议司筛选党羽打击异己，可朝廷毕竟还是有不少正直的官员他笼络不了，台谏系统历来都是硬骨头集中营，蔡京根本搞不定。
为了绕开谏官的掣肘，蔡京找到徽宗商议，君臣二人采用内降来对付谏官。
所谓内降，就是皇帝从宫里直接发出来的命令，又称内降手诏，可以政事不经中书、军事不经枢密院直接发出，得到内降的部门或个人必须立即无条件执行，原则上内降的法律效力等同于诏书。
其实内降原本也并非完全合法，最早开始于刘娥时期，由于其太后身份不能随意的接见大臣议事，处理朝政不方便，于是很多事项决策就以内降的形式进行决策。后来仁宗亲政以后专门下诏禁止使用内降，可到了神宗朝后，为了雷厉风行变法方便，很多政令在王安石和神宗商量好之后也直接以内降的形式发布实施。
到了徽宗朝，内降这样不合法的灰色施政方式被徽宗改革成为合法方式。大观三年五月朝廷下诏，明确朝廷各部门和各地方应当严格执行内降御笔的要求，有违背的以大不敬论处。
事实证明，内降手诏没一点儿好处，人不是机器，是人就会犯错，集合大家的智慧来商量着来就是为了防止皇帝一个人犯错给国家带来灾难。神宗内降手诏推进熙宁改革造福国家，可后来跟西夏打仗要不是他胡乱发手诏打乱前线的行军部署，搞不好西夏早被灭了。
我们经常强调读史书了解历史一定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绝对论调，但即便如此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比如独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好处。
蔡京依靠皇权既实现了徽宗的独裁，也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独裁，朝堂上百官噤声，没人敢对他提出反对意见，一时之间颇有些东方不败的味道。
东方不败的蔡京未曾想到，真正能威胁自己的地位的人物就在自己的党羽之中。
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王黼受诏命任职次相，蔡京独相的时代结束了。
王黼是开封本地人，崇宁年间进士及第后先后在相州等地方做官，原本北宋每一科的进士那么多，王黼也不是高榜进士，入朝做京官这事儿跟他基本上也就无缘了，一辈子大概也就是个地方官。可人家王黼有个独门的核心竞争力，帅。
史书记载王黼本来长得就帅，而且除了基础的帅还搭配了白皙的皮肤、一头金发和一双金色瞳孔的眼睛，看起来简直就是帅中之帅。
自古以来与女色相比，男色更是一种稀缺资源，寇准、章惇都是个人能力出众又加上帅，后来的仕途才如虎添翼平步青云。而王黼同志更是帅出了新花样，不仅有基础帅还有金眸子，更是迷倒一片群众。除了不同凡响的帅之外，王黼还特别能说，口才好，大帅哥再加上口才好，还是进士及第，差不多就跟撒贝宁一样了。
地方任职没多久，王黼果然引起了别人的重视，在兼职编修书籍的时候王黼认识了一个叫做何志的官员，被他的外表和口才吸引，将王黼推荐给了父亲何执中。何执中当时任职副宰相，见到王黼之后也是一百个喜欢，很快，经过何执中的推荐，王黼进入馆阁任职，步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得益于王黼出色的口才，进入馆阁后的王黼提拔的很快，到了大观年间不到三十岁的王黼已经担任谏官。
按照北宋的官场潜规则，谏官品级不高，但政治地位极高，很多人都是四五十岁才做到谏官，王黼年纪轻轻就任职谏官简直前途不可限量。但王黼对这样的升迁速度仍然不满意，为了更快的更进一步，他需要找到靠山做政治投机。
经过缜密的盘算，王黼把宝押在了当时失势的前宰相蔡京身上。
大观三年五月蔡京因星变被罢相后一直谪居在杭州，朝中由张商英担任首相。事实证明只要不尽心逢迎徽宗的首相都做不长，张商英上任后对徽宗的艮岳、花石纲、道观之类的乱七八糟的非常反感，多次劝谏徽宗不要搞这些劳民伤财的破事儿，时间长了徽宗逐渐产生了不满，怎么以前蔡京在的时候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换个宰相居然开始管我了？
失落的徽宗想起蔡京的好，开始频频派人去杭州慰问蔡京，并且还给蔡京赐了玉环聊表心意。聪明的王黼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机遇，皇帝这是想让蔡京回来，那就顺水推舟给徽宗和蔡京一个机会，给自己挣个人情。
参透了局势的王黼开始攻击首相张商英，把元佑党争的那些破事儿又拿出来大做文章，接着又上梳建议朝廷仍然诏蔡京回朝担任首相。
王黼自己的奏疏肯定成不了气候，但奏疏上去了之后徽宗并未有任何斥责，这下子其他谏官一看知道首相这是失势了，大家一窝蜂一样弹劾张商英，张商英终于被贬出京。
张商英走了，宰执不能群龙无首，徽宗思来想去决定从谏如流，听谏官的意思诏蔡京回来接着干吧。
王黼的这番动作蔡京看在眼里，知道这人主动投靠应该投桃报李，于是蔡京回朝之后，王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拔，担任御史中丞。
王黼在御史中丞任上没多久改任翰林学士，当时的枢相郑居中原来也是蔡京的党羽，由于其郑贵妃家外戚的身份蔡京一直没提议让他进入宰执，他便怀恨在心。后来郑居中终于通过郑贵妃的关系给徽宗吹足了枕头风当上了枢相，便开始跟蔡京斗法。
郑居中安排人对蔡京又是弹劾又是诬告，无奈徽宗对蔡京非常信任，多次都没有追究。
蔡京稳坐钓鱼台，郑居中却柳明花暗，郑贵妃没过多久当上了皇后，开始对郑居中避起嫌来。也可以理解，人的观点往往要与自己的位置相匹配，郑贵妃原来只是一届妃子在宫里无依无靠，需要朝廷里有外戚来帮衬，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郑皇后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后母仪天下全天下都是她的子民，不能光盯着自家外戚那一亩三分地。
侧封完皇后之后，郑皇后马上建议，基于郑居中敏感的外戚身份，免去其枢相职位。
虽然后来郑居中又有起复，但蔡京还是在两人直接斗争中先下一城，可先下一城的蔡京发现，王黼这小子居然一直和郑居中私下来往，妄图串通一气来对付自己。
自己提拔起来的爪牙一个个的背叛自己，蔡京怒不可遏，将王黼从翰林学士院踢了出去，改任为户部尚书。
户部尚书虽然也是朝廷重要部门的一把手，但是政治地位比翰林学士差远了，翰林学士那是宰执预备队，户部尚书只是普通高级官员，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正巧王黼当时父亲去世，户部尚书任职不久就回家丁忧去了。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背叛我的人更是要彻底打倒，郑居中出局王黼回家，不管是后宫干预还是皇帝信任的结果，蔡京对这样的结果都很满意。可他没想到刚刚满意了还不到五个月，王黼就回来了。
正常丁忧需要三年，王黼五个月就回来，而且还是官复翰林学士的原职，令蔡京吃惊不已。
多番打听之下，原来王黼这时候已经攀附上了大宦官梁师成，在梁师成的帮助下，王黼不仅提前结束丁忧，更是重新回归翰林学士行列。
梁师成可不是普通的宦官，北宋宣和年间，得宠的梁师成权势滔天，人称“隐相”，其政治实力与蔡京也不遑多让。
除了“隐相”外，梁师成还有个荣誉称号，跟蔡京童贯朱勔王黼还有后来自己的一位下属李彦一起被称为“六贼”。
贼人梁师成一开始只是宫里的一名跑腿儿的，但跟其他宦官不一样，梁师成是个有文化的宦官，也是因为他有文化能书写，被宫里的书艺局主管贾详选中进入书艺局做事。
梁师成在书艺局干了几年，因为聪明活络会来事儿，逐渐赢得大家的欢迎，后来贾详病死，推荐梁师成去睿思殿文字外库做事。
睿思殿文字外库有个重要的职能，传递圣旨。
之前我们讲过，宋代的圣旨必须经过复杂的流程形成诏书才能生效，但徽宗朝破坏政治规矩，开始频频的把圣旨以内降的形式传出直接生效。内降用的多了，内降的传旨官就成了香饽饽，大家想象一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就类似于那种感觉。
如果仅仅是传旨倒也不至于让梁师成成为一支政治力量，但徽宗到了大观、政和年间越来越懒，常常连圣旨都懒得自己写了，正好梁师成会写字，那就由梁师成来代笔了。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宦官干政的，但在北宋宦官竟然能染指圣旨的撰写这还是头一回，圣旨干系重大，每一字的不同都可能导致政策完全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朝廷里所有人在关心徽宗对于某些事件看法的同时，还要格外关注最终圣旨的下达，毕竟表达意思和撰写圣旨的不是一个人，梁师成表面上是替徽宗撰写圣旨，实际上掌握了无限大的权力。
我们经常说坏人臭味相投蛇鼠一窝，同为六贼的梁师成，按道理说应该跟蔡京情投意合才对，但出乎大家意料，梁师成跟蔡京非常不对付，而且原因还要追溯到苏轼身上去。
梁师成得势之后，也许是附庸风雅也许是确有其事，对外号称自己的苏轼的儿子，为了维护苏轼儿子的格调，派人到处搜寻苏轼和其他名家的书画作品用于收藏，还邀请宾客来参观评论，意思是呐都来看看，我这些高雅情调都是我爹苏轼教的，要不是我是苏轼的儿子我会对这些感兴趣吗？
徽宗朝到了大观年间，苏轼早已病逝多年，梁师成虽然极力拥戴苏轼但朝廷上毕竟是蔡京当道，蔡京自诩为新法派，对旧党苏轼当然是不待见的，而且不仅是不待见，为了防止苏轼的作品给旧党人士带来精神支持，不让旧党人睹物思情，蔡京下令在全国全面禁止苏轼作品流传，凡苏轼作品一经发现立即销毁。
蔡京的这种做法激起了梁师成的强烈不满，找到徽宗哀求保留苏轼的作品。梁师成也是人精，非常了解徽宗的心思，文艺青年徽宗一听说蔡京要销毁苏轼的作品哪可能同意，马上就制止了蔡京的毁书行为。
这一局梁师成是斗赢了，蔡京也没有跟梁师成继续争下去，可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你是六贼我也是六贼，咱们贼逢对手旗鼓相当，走着瞧吧蔡京。
得到梁师成暗中帮助的王黼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样，重合元年（公元1118年）正月，王黼终于进入宰执，任职尚书左丞。